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道法中国

Jinan90

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道法中国

作 者：翟玉忠  出 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http://book.qq.com/s/book/0/15/15604/index.shtml


欣逢中华百家争鸣的盛世，玉忠成就了一家之言。他梳理“中华原生文明”，发掘和弘扬法家的治国理念和方略，如重耕战，社会功勋制，全民监督，常平仓，依法行政，简令谨诛，赏罚当符而重其轻者，独特的外交观，还有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他试图描绘一幅“儒化”之前中华“大黄金时代”的图景，而且毫不掩饰其“托古”的意图是宣扬当代的“新法家”。无论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思想开放的读者必然能获得重要的启示。读过此书，我们至少能同意：欲复兴中华悠久的文明，应当仔细审视诸子百家，而不仅是尊孔读经复兴繁盛了几乎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正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1第一部分：再回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
对大多数国人来说，中华原生文明的黄金时代有如一个被久已遗忘的故事，她显得那么久远，那么陌生：4800年前，伟大的黄帝联合湟河、洮河流域的夏部落组成华夏联盟，法定农桑，法定“尚礼义”，取昆山之铜为兵，历经百战，统一华夏。2400年前，李悝在魏国变法成功，开启了中华文明长达四百年的大黄金时代！

Jinan90

第1节：第一章：伏羲啊，伏羲(1)


　　第一部分：再回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

　　对大多数国人来说，中华原生文明的黄金时代有如一个被久已遗忘的故事，她显得那么久远，那么陌生：

　　4800年前，伟大的黄帝联合湟河、洮河流域的夏部落组成华夏联盟，法定农桑，法定“尚礼义”，取昆山之铜为兵，历经百战，统一华夏。

　　2400年前，李悝在魏国变法成功，开启了中华文明长达四百年的大黄金时代！作为战国法家的先行者，李悝《法经》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突显了中华文明的本色。

　　从黄帝时代到汉宣帝中兴，中华民族信奉规则，崇尚进取；从西北黄土高原到整个东亚大陆，炎黄子孙雄据东方近三千年。

　　第一章：伏羲啊，伏羲

　　礼乐崩坏的春秋末年，当孔子心忧天下，用儒家“义理化”的方法重作鲁史《春秋》时，他或许万万没有想到，董狐、太史简那样秉笔直书的中国史学最终会随着儒学的兴盛走向尽头。这使得今天我们认识中国道/法原生文明时代的历史变得极为困难，因为除了《史记》和残存的《竹书纪年》，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书几乎皆为儒生所作！

　　幸运的是，二十世纪考古学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物和文字材料，这为我们还原了许多真实的历史。王国维先生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相互印证称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是本书梳理历史的主要理论工具。

　　我们不满足于修证某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比如将《旧唐书》中唐玄宗《纪泰山铭》上的 “儒书不足”改回今天山东泰山石刻上的“儒书龌龊”，我们要作的是以时间为主线，让读者对中华原生文明有个整体的印象，特别是道/法文明的制度演进过程。

　　考古学家曾依据河南登封有关王城岗的传说找到了夏代都城遗址，不过很难肯定地说王城岗就是大禹定都之地；笔者引用传说的目的不是为证明这些传说本身，而是证明中华文化、政治经济制度流源远矣！这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需要特别加以区别注意的。

　　黄土高原上的道/法文明之光

　　大地湾遗址揭开伏羲时代的面纱

　　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采集食物到新石器时代生产食物，这种转变带来的远远不仅是生产力方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文明形态上的发展与定型。

　　与其他地区的文明形态不同，中华文明从来没有间断过，哪怕曾经有过儒化和西化的巨大影响，这个文明的认知方式、思维方法、医学，乃至古典政治经济学仍存在于华夏族群的血脉中。

　　我们的先人生产粮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一万多年以前，至今发现最早的农业遗存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碳14测定其距今年代是1.4万年。一万年以内的新石器遗址密布中华大地，从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华夏文明已经飞速发展。

　　早期先民的聚落较小，也没有明显的社会系统阶层分化。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出现大约是在五千年前——华夏文明的太阳渐渐从东方升起。

　　通过对长江和黄河流域古文明的研究，历史学家许倬云将五千年前出现的复杂社会形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古代社会礼法不分的特点。

　　这种社会有相当数量的财富积累，制作礼仪性的贵重物品。同时具备有礼仪性建筑物的礼仪中心，礼仪中心也可能有层级的差异；一些人拥有较别人为多的财富与权威，社群之内遂有层级的分化；社会复杂化到达一定程度时，为了执行管理功能，即会出现权力的层级化，也就是从社会体走向政治体，终于形成国家的组织；聚落之间的层级化，会出现中心聚落，，城市也可能有防卫设施，例如城墙、壕沟；为了礼仪与管理功能，会有专业人员担任这些工作，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可能发展了文字或其他类似的符号。（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

　　为了说明上述文明形态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内涵以及它在中华原文明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我们以甘肃秦安大地湾大型居住遗址为例。


第2节：第一章：伏羲啊，伏羲(2)


　　柏杨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将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代：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信史时代。他认为神话时代显然是虚构的，传说时代含有事实成份，但这种成份很少。到了半信史时代，事实成份就大大增多了，而且这些事实能得到考古发掘物的支持——如果不是渭河上游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中国神话体系中居三皇之首的伏羲或许永远会被认为是几乎没有任何“事实成份”的神话，然而考古学唤回了中华民族的深层记忆。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1958年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该遗址，1978至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为期7年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3800平方米，出土陶、石、骨、角、玉器等各类文物近万件，清理出房址241座，灶址104座，灰坑和窑穴321个，墓葬79座，窑35个，防护和排水用的壕沟9条，大地湾遗址分为五个文明期，从距今约八千年一直持续到四千八百年前：

　　第一期距今8000~7350年，这一时期的大地湾先民制造了中国最早的彩陶，同时种植生产了中国第一种粮食——黍；

　　第二期距今6500~5900年，这时发掘出了较完整的原始氏族村落，村落以广场为中心，房址呈扇形分布，周围以壕沟环绕。这一时期出土了一批绚丽夺目的彩陶，如鱼纹盆等；

　　第三期距今5900~5600年，彩陶艺术达到鼎盛；

　　第四期距今5500~4900年，此时的村落由于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迅速扩大到整个遗址，山坡中轴线上有数座大型会堂式建筑，似乎为“行政中心”，周围为密集的部落或氏族。复杂社会结构在这一阶段形成。

　　第五期距今4900~4800年，此时大地湾的聚落面积更大，达到275万平方米左右。

　　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三足圆底彩陶钵，距今约8170~7370年。

　　三皇之首伏羲的名字最早出现于《易经》、《管子》、《庄子》等先秦典籍中。传说他始画八卦，造书契代替结绳记事，教会人们种田捕鱼，驯养家畜。最早记载伏羲生平的是《易·系辞》，上面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

　　后来唐代史学家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时更详尽地记述了伏羲的生平：“太嗥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

　　谁能想到，上述记述有相当一部分竟为大地湾考古所证实！

　　首先是伏羲的出生地。据《水经注》、《开山图注》、《续汉书·君国志》等史料载，伏羲生成纪。大地湾遗址所在的秦安从西汉时期就称成纪，今天，天水城西有明代兴建供奉“人文始祖”的伏羲庙，秦安县距大地湾7公里处的陇城筑有女娲祠，而且大地湾周围至今还保留着与伏羲“风”姓有关的几个地名——风茔、风谷、风台。

　　其次是伏羲氏的贡献之一——“以田以渔”。以前国际农史界通常认为中国黍源于外国。大地湾一期遗址出土的碳化黍标本在时间上与国外最早发现的希腊阿尔基萨前陶器地层出土的同类标本时代相近，表明早在七千多年前，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就是我国粮食与油料作物的种植地；另外大地湾出土的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和大量鱼纹陶器也说明捕鱼是我们的先民的重要生产活动。

　　然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有直线也有曲线，形状有竖道、箭头形、类 X形和植物关纹样。有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就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郭沫若生前看到这些符号后就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标记，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Jinan90

第3节：第一章：伏羲啊，伏羲(3)


　　最后是“养牺牲以庖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饲养家畜。大地湾出土兽骨17000余件，其中猪骨约占1/3，经鉴定，1~2龄的幼猪比例高达78.9％，这与现代人宰杀的猪的年龄大体相当；另外考古学家在大地湾发现有随葬猪下鄂骨的现象，说明当时人类与猪这种家畜的关系密切。

　　谈到伏羲时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世本·作篇》载：“伏羲创以俪皮嫁娶之礼”。宋朝罗泌《路史》上说：“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 伏羲是否规定婚礼中用两张鹿皮（即俪皮）表示成双成对的意思我们已经很难考证了，但他“正姓氏、别婚姻”，以及后人对同姓结婚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近亲繁殖的认识（《国语·晋语四》：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在制度上保证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遗传健康。想想在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世界有些地区直到20世纪尚未普遍使用姓氏——华夏姓氏制度，以及后来的家谱体系之伟大着实令人惊叹！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难道我们没有必要将中国科学严谨的姓氏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吗？哪能作为“封建遗毒”弃如敝履！

　　大地湾延续整整三千年的壮丽历史画卷告诉我们，那里的社会政治结构正在向一个层级化的文明社会演化。据考古资料，在距今五千五百至四千九百年的大地湾四期，聚落面积分布巨大，密集分布区达50万平方米，已初步显示出了城镇化的迹象。被称为“原始人大会堂”的F901巨型房址应是大地湾先民进行祭祀、议事等公共活动的场所。许倬云认为，901号大型房屋是第一级首领召集各级首领聚会之所，前面十二个柱洞及六块石板也许是竖立旗帜之用。

　　中国其他地方，考古学家曾发现比大地湾更早的同样高度发达的人类遗存，但大地湾却能和中华原生文明形态紧紧地联系到一起。伏羲作为中华民族远古的伟大领袖已经成为一种文明符号，他“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建立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通过对宇宙的宏观考察，取象比类，再形象化抽象的整体思维，正是华夏原文明的核心特征。

　　伏羲啊伏羲，他开创的哲学思维方法一直延伸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影响至今！

　　黄帝和《黄帝四经》

　　我们发现中国有两个上古史体系。一个是鲁国为中心的东部儒家体系，以孔子编辑的《尚书》为代表，“祖述尧舜”；一个是以晋为中心的西部体系，以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为代表，由黄帝始。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比材料，东西方学者对儒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孔子）在编辑史书的过程中究竟发挥过什么作用认识不清，一般认为孔子隐瞒事实肯定是有的，但那种修正应该微不足道。事实是，由于儒家随意删节和篡改历史，甚至直接灭纪废典，导致秦汉律，黄老书等反映中华原文明基本史实和政治经济特征的原始文献大量消失，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学者根据儒家道统始于尧断言，根本就没有黄帝这个历史人物。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儒家将尧舜作为道德人治的典范，如果涉及黄帝必然引出华夏道/法家原文明的本质特征，所以孔子在删《尚书》的时侯就干脆从尧开始。据《大戴礼记·五帝德》（即《宰予问五帝德》），孔子甚至不想回答弟子问及的关于黄帝的历史，推崇黄老的司马迁写《史记》才将黄帝的事迹引入正史。

　　司马迁是个严肃的学者，他看到了排斥黄帝的儒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同，为此他作了大量实际调查工作。《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写道：“《尚书》只记载着尧以来的史实，而各家叙说黄帝，文字粗疏而不规范，士大夫们也很难说得清楚。孔子传下来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读书人有的也不传习。我曾经往西到过空桐，往北路过涿鹿，往东到过大海，往南渡过长江、淮水，所到过的地方，那里的老前辈们都往往谈到他们各自所听说的黄帝、尧、舜的事迹，风俗教化都有不同，总起来说，我认为那些与古文经籍记载相符的说法，接近正确。”（原文：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第4节：第一章：伏羲啊，伏羲(4)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像法国人发掘出三千八百年前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石柱一样发现“黄帝法典”，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没有重要的发现，比如1973年，约两千一百多年前抄写的《黄帝四经》（也有学者称之为《黄帝书》）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它间接地证明了历史上的黄学——黄帝治世理念的核心是法家。

　　帛书《黄帝四经》出土时抄写在《老子》乙本前，可以认定是汉时治国理念黄老经典无疑，其中法家思想倾向极为明显，以至于著名历史学家唐兰在《考古学报》1975年1期发文明确指出：“古佚书四篇是法家重要著作”。1996年，王德有先生在《哲学研究》上再次肯定了唐兰的观点，该文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学派的分水岭——兼论〈黄帝四经〉的法家归属》（《哲学研究》1996年10期，p43-49）；事实上，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曾断言：“稷下黄老之学是齐法家思想的核心”。

　　传说黄帝曾取昆吾山铜，制青铜兵器。1975年甘肃省东乡县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单范铸青铜刀，时间正好是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时代；黄帝发展农业，推广种黍谷、稻米，2004年，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在甘肃省临洮县购得一件约四千八百年前的半山类型彩陶，上面描绘着人们农耕的图案，说明黄帝时期中国农业文明已经相当发达。

　　五千年前黄帝时代的青铜刀，长12.5厘米，甘肃东乡县出土。

　　从周代开始，诸多学者就将黄帝视为中国法律的创制者。《管子·任法》上说：“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淮南子·主术训》载：“黄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暗；”《北堂书钞》引太史公《素王妙论》说：“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商君书·画策》中有：“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这里的“刀锯”代指法律。从法定农桑到法定“尚礼义”，显然黄帝是用法律作为统治国家的手段的。

　　今天，我们不能一窥 “黄帝法典”的全貌，只有《汉书·胡建传》收录了一条军事方面的法令：壁垒结成以后，穿洞违反结营规定，这就是奸邪的事，奸邪的人处死。（原文：《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繇（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

　　2.道/法原文明的发展期

　　儒家的德治神话

　　为了论证德治和人治的合理性，早期儒家从尧舜时代至西周的历史中树立了许多德治盛世和尽乎完美无缺的道德典范，这些都是以否定历史真实为高昂代价的。

　　举例说，儒家大力推崇的尧禅让舜一事远非那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舜很可能是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之后才夺取得皇位的。

　　据《竹书纪年》记载，尧晚年德行衰弱，舜囚禁了尧，并为难丹朱，使丹朱不能见到其父。（原文：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

　　舜铲除异己，可谓杀人如草，据《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等史籍载，正是在舜的劝说下，尧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杀死（一说流放）在羽山。

　　舜为什么要建言杀鲧呢？很简单，鲧曾经反对舜继位。《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中记述说尧想把天下传让给舜，鲧劝谏道：“不吉利啊！谁会把天下传让给平民呢？”尧不听，起兵在羽山郊外诛杀了鲧。共工又劝谏道：“谁会把天下传让给平民呢？”尧不听，又起兵在幽州都城杀了共工。于是天下没有人敢说不要把天下传让给舜了。（原文：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多年以后，正直的楚国大夫屈原还在为鲧鸣不平。他慨叹：鲧因为刚直不阿而忘掉自身，终于被杀戮在羽山的荒野；（《离骚》原文：鲧婞直以忘身兮，终然妖乎羽之野。）就是由于行为耿直而不随波逐流，鲧的治理洪水才因其被杀而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九章》原文：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

Jinan90

第5节：第一章：伏羲啊，伏羲(5)


　　抛开儒家编造的上古德治神话，尧舜禹时代中华法制体系逐步成形，其中一个不可不提及的人物是皋陶。

　　皋陶又名咎繇，生于尧帝之时，卒于夏禹之前，是古代东夷部落少昊氏的首领。皋陶历经尧舜禹三世，历史传说他的主要功绩是制定刑法和对教育有所贡献，曾帮助尧舜禹推行“五刑”、“五教”。其中“五刑”是指“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甲兵即对外来侵犯和内部叛乱的讨伐；斧钺系军内之刑，属军法；刀锯系死刑和重肉刑；钻笮是轻肉刑；鞭扑是对轻罪所施的薄刑。

　　皋陶是黄帝之子少昊之后，生于公元前21世纪，是中华民族的司法鼻祖。

　　史书中记载的夏朝法规多些，还出现了表征中华文明先进形态的“环境保护法”。《左传》昭公六年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晋书·刑法志》载：“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汉朝经学家郑玄指出所谓五刑三千条，即“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礼·秋官·司刑》郑氏注）。

　　另外《逸周书·大聚解第三十》借周公之口收录了一条禹时期的环境保护法，上面说：“我听说禹的禁令：春季三个月，山林中不准用斧子砍伐，以成就草木的生长；夏季三个月，江湖中不准下网罟，以成就鱼类的生长。并且聚合农民努力操作，以成就男耕女织之事。”（原文：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 [桑]，成男女之功。）

　　商、周中华道/法原文明

　　商、周是中华道/法家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伊尹·九主》是帛书《老子》甲本后四种古佚书之第三种，一般被认为是《汉书·艺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中之佚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商初重臣伊尹的法家治国理念。《伊尹·九主》崇尚法家治国，明分守，绳法则，审名命，对《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著作都有深度的影响。佚篇的重要概念和用语，可与西周金文、《国语》、《左传》相印证，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不晚于春秋末期。

　　历史上的伊尹不是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圣人，韩非子早就将伊尹看作与管仲、商鞅并列的法家人物。《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 》中有：“伊尹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商汤因此称王；管仲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齐桓公因此称霸；商鞅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秦国因此强大。这三个人，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术，熟悉治国强兵的方法，而不拘泥于世俗的说教。”（原文：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

　　据说商对在街上倒灰的人处以刑罚（“刑弃灰于公道”），可知商朝及商初重臣伊尹在法家“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形成过程中有重要影响。蒙文通先生指出：“非子以伊尹、管仲、商君为皆尚法术，则法家之从商，不亦宜乎！”（蒙文通《古学甄微》第230页，巴蜀书社，1978年）荀子也说“刑名从商”（《荀子·正名》），据文献记载，当时常用的刑名主要有墨、劓、刖、宫、大辟等五种，在殷墟甲骨文中这些刑名得到了印证。

　　西周已经是一个法治社会，从西周治国理念的经典文献《逸周书》中我们能明显看到来。地下资料证实，《逸周书》多篇为西周文献。她不仅篇章比《尚书》多，涉及内容也比《尚书》文泛，在某种意义上，其学术价值显然比《尚书》大，但世人皆研治《尚书》、很少有人知道《逸周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本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不合儒家思想，当然就无人问津。

　　事实是，《逸周书》是西周政治的百科全书，是中华道/法原文明的核心，后面读者将会看到，我们在研究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时常常以《逸周书》为起点。被儒家编辑过的，大讲以德治国的《尚书》更多作伪之嫌。



第6节：第一章：伏羲啊，伏羲(6)


　　西北师范大学的赵逵夫先生在为罗家湘《<逸周书>研究 》作序时直接了当地指出：“《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使我们看到在《尚书》中所显示的文、武、周公的仁政、仁德、诚信、礼仪之外思想与作为的另外一面：文王、武王夺取天下，既用了诡诈，也显示了凶残，并不如孔子以来儒家学者所粉饰的那样，所以，从某一方面说，《逸周书》有比《尚书·周书》更可珍贵的地方。”（罗家湘，《<逸周书>研究·序言》，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通过对金文的研究，学者们知道《周礼》是对西周政制的追述。其中我们能看到，周初“礼”已经和“法”分离，孔子所谓的礼不过是“礼仪法”，法制而非礼制才是西周政治的基本特色。《周礼》中春官是礼官，其重要职官肆师专门负责依禁令惩罚怠慢礼事的人，可见当时的礼是靠法制来维系的。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肆师》叙述肆师的职责是：掌管建立王国的祭祀之礼，协助大宗伯。建立大祭祀之礼，[规定]用玉、束帛和纯色完好的牲；建立次一等祭祀之礼，[规定]用牲和束帛；建立小祭祀之礼，[规定]用牲。按照一年四季安排祭祀的次序，以及[对新落成的庙]行衅礼。举行大祭祀时，负责察看牺牲，[将符合要求的牲]拴系在栏圈中，交付给充人和监门[喂养]。凡祭祀占卜日期、[祭前三日]重申对百官的告诫，以及[祭祀前夕]确定明日开始祭祀的时间，告教并协助[大宗伯]行礼事。视察祭器是否洗涤干净时也这样做。祭祀那天，[用标签]标明器物中所盛的谷物，报告谷物洁净；察看所陈列的馔具，报告陈列齐备；到将行裸礼时，筑捣郁金香草并煮[而用以调和鬯酒]。告教并协助[群臣]行祭祀的小礼，责罚怠慢礼事的人。掌管各祭坛兆域中以及庙中的禁令。（原文：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以岁时序其祭礼，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牺牲，系于牢，颁于职人。凡祭祀之卜日，宿为期，诏相其礼；□涤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陈，告备。及果，筑鬻，相治小礼诛其慢怠者。掌兆中庙中之禁令。）

　　著名史学家杨向奎从土地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赋役制度、兵车制度考证，法家经典《管子》同于《周礼》，皆出于齐国。杨向奎在《〈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文中这样写道：“《周礼》虽然近于杂家的作品，然而也有它的中心思想，是一部重视刑法而有儒家气息的书，因此有人以为出于荀子学派，这虽然有待证明，它出于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是可以肯定的。”（《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

　　杨向奎先生的论断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周初姜太公吕尚封于齐，他的治国理念不仅会影响到西周王朝，还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齐相管仲以及西汉以刘邦为核心的齐法家集团。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司马迁曾评价吕尚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谋计居多。”吕尚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后人编辑的《六韬》一书中，1972年发掘的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年一号墓和1973年河北定州发掘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都出土了竹简《六韬》，足见西汉时人们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

　　齐法家的开创者姜太公

　　学者们在论述吕尚思想时常常把道、法、儒等拆开来从多角度研究，我们不防也用这样的方法。当然最后还是要同其他学者一样得出结论——吕尚的思想“介于黄老之间”——实际上就是齐法家思想核心黄老之学。

　　《六韬》的思想内核包括：

　　1. 道家思想。道家是法家的哲学基础，这是因为后世法家继承了道家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同时法家还将道提高到最高领袖所应达到的修养的高度。

　　《六韬·文韬·大礼第四》中记录了太公回答文王的一段话：“文王问：君主应该怎样临朝执政呢?太公说：君主要安详稳健而气质宁静，要柔和有节而胸有成竹，要善于与臣民协商问题而不固执己见，对人要谦虚而无私，处事要公正而不偏。文王问：君主应该怎样倾听意见呢？太公说：不要轻率接受，不要简单拒绝。轻率接受，容易丧失主见；反面拒绝，容易闭塞言路。君主要像高山那样，使人仰慕效法，要像深渊那样，使人莫测其深。英明正确，镇静公正，就是准则。”（原文：文王曰，主位如何?太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听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止，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

第7节：第一章：伏羲啊，伏羲(7)


　　2．法家思想。人皆趋利避害，人情论是法家政治哲学基础之一。吕尚在《六韬·文韬·文师第一》中开篇就说：“鱼要贪吃香饵，就会被钓丝牵着；人要食君俸禄，就会服从君主使用。所以用香饵钓鱼，鱼可供烹食；以爵禄取人，人可竭尽其力；以家为基础而取国，国可为你所有；以国为基础而取天下，天下可全部被征服。”（原文：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

　　吕尚认为奖惩贵在“赏信罚必”，《六韬·文韬·赏罚第十一》载：“文王问太公说：奖赏是为了鼓励好人好事，惩罚是为了惩戒坏人坏事。我想奖赏一人以鼓励百人，惩罚一人以警戒众人，应该怎么办?太公说：用赏贵在守信，用罚贵在必行。如能对于你所见、所闻的事都做到赏信罚必，那么，那些你所未见未闻的事，也都自然会潜移默化了。”（原文：文王问太公曰：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另据《说苑》，武王曾向太公提出有关治国之道的问题，太公特别指出要“不公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

　　另外，《六韬》还认为尧舜时代就是法家治国，这值得我们关注。姜太公说帝尧为君主时，约束心志而清静无为。官吏中正守法的就升迁爵位，廉洁爱民的就增加禄。人民中有孝敬父母、抚爱幼小的就敬重他，尽力从事农桑的就慰勉他。区别善恶良莠，表彰善良人家，提倡公正节操，以法制禁止奸邪诈伪。对厌恶的人，他有功必赏；对喜爱的人，他有罪必罚。赡养鳏寡孤独的人，救济祸患伤亡的家。（《六韬·文韬·盈虚第二》原文：“帝尧王天下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善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

　　3.经济思想。姜太公将社会分为农工商三个阶层，重视农工商专业化，各阶层利益均衡，强调货币稳定，流通顺畅，主张耕战合一，富国强兵。从管仲到范蠡、计然，从商鞅再到桑弘羊，我们都能发现吕尚经济学思想的影响。

　　太公将农工商并称三宝，《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说：这三件大事就是大农、大工、大商。把农民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助合作，粮食自然会充足；把工人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相协作，用具自然会充足；把商人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通有无，财货自然会充足。三种行业，各得其所，人民无忧无虑。”（原文：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

　　据说太公还出台了“九府圜法”的经济金融政策，具体内容已不可考。《汉书·食货志》对“九府圜法”的记载过于简略，颜师古作注说，九府为：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尺府、职内、职金、职币等九个掌管财币之官；圜法者“均而通也”。从颜师古注看，“九府圜法”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货币流通思想——“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政策实践。

　　一个国家居安不忘思危，寓兵于农，这是法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姜太公主张耕战合一，国家在和平环境中不忘战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十分宝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六韬·龙韬·农器第三十》。

　　姜太公吕尚是西周道/法思想的领军人物，是中华原文明的一个巨人。经过春秋时代管仲相齐和郭偃易晋，中华原文明迎来了她的顶峰——大黄金时代！

　　参考阅读：

　　中国的蒙娜丽莎——大地湾女神

　　这是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的大地湾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堪称远古时期的雕塑杰作。

　　该瓶为细泥红陶，通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圆鼓腹，平底。两侧器耳缺失，上腹开裂。器口为圆雕头像，短发齐额，五官端正，挺鼻小嘴，面庞秀丽。瓶体从上到下饰三层大体相同的黑彩图案，其主题花纹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两个弧边三角纹构成一空白圆圈，内中填充弧线和垂弧；其二构图较复杂，由斜直线、侧弧及凹边三角纹组成。从头部形象分析，多数人认为是一女性形象，有人从整体造型着眼，推测应是一位衣着华丽的孕妇，先民们借以寄托人丁兴旺的良好意愿，有学者称之为“大地湾女神”。

　　围绕“大地湾女神”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甘肃秦安五营邵店村二队农民张德禄同社员们一起搞农田基建，一镢头下去掘出个“物件”，他仔细地擦掉上面的泥土，彩陶瓶显露出了本来面目。既有泥捏的人头，还有好看的花纹，不忍丢弃就拿回家当摆设。十多天后，家里的两个猪娃突然死了，张德禄的母亲就埋怨他拿回的这“物件”，给家里带来了晦气和灾难。最后张德禄只好找来阴阳先生，经阴阳先生掐算之后，说放在家里并无大碍，猪是得瘟病死的，这“物件”才幸免于难。后来他找来水泥将上腹部的裂缝粘牢，继续把它摆放在家里的柜子上。直到1978年，大地湾考古发掘开始，这位农民终于把这个珍藏多年的“宝贝”交给了省城来的考古人员，自此，这件后来名扬四海的国宝才得以为世人所知。

九天

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的大地湾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不知哪位胡友见过照片。

这个意义重大，许多学者不承认中华5000年的历史，现在友考古发现我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