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科普一下真实的长春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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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红》是中国大陆报告文学作家张正隆的代表作。
诉述了林彪所率的中共军队在东北战场与中华民国国军作战的事迹。作者采访了上百个林彪有工作关系的人整理而成，写得相当纪实，其中加入了大量林彪与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共中央互通的电报内容，书中涉及强制动员参军、长春围困战中長春圍城饿死大量平民等敏感内容，出版后引起轰动[1]。
此书于1990年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发行，出版社遭到牵连，一些人遭到降职和下岗，对张正隆后来出的书内容也审查得更严[2][3]。如今在中国大陆少数图书馆可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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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隆：抢救历史真相


历史的风沙尘土下埋着怎样的真相？

一位搞历史的朋友对张正隆说：历史就像婊子，谁有权势谁就可以弄它一下！

张正隆不信。20年前，他是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宣传处干事，因为写作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很多人说他说出了真话——战争的残酷无情。

这部书是辽沈战役的一幅全景图。真实的历史到底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一位曾参与撰写某军军史的老人，公认“记忆力特别好”，本人也很自信，写完亲身经历的一场战斗，再去当年战地一看，很多都不是那么回事儿。

怎么办？

张正隆很“轴”，那就用庄稼人的方式来吧，一遍遍翻耕查证。祖辈庄稼人是怎么侍弄庄稼的，他就怎么侍弄稿子。公家批给他6000块钱采访经费，他住5块钱一晚上的店，吃方便面加面包，出门坐公交、驴车，最后一算账，才花了2000多块。一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个亲历战争的老人，做了100多万字笔记。采访一个老人，因为关键，不下30次，每次3个小时左右。最后老人说，“哎呀，小张，没有像你这样跟我采访的，你把我的骨髓都敲出来了。”

在他看来，报告文学和小说不同，得确有其事确有其人，一点都不能假。“比如说写一个人，生活中就得有这个人。住在哪座城市、哪条街、哪个小胡同、哪幢楼、哪层、几号，你按门铃出来就是他。报告文学也有文学性，需要形象，你要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习惯动作是什么，口头禅是什么，必须眼到、手到，前提是脚到。我觉得报告文学是用脚写出来的。”

采访的时候“傻”，写的时候也“傻”。别人把历史当避风港，他却把历史当战场。他跟自己较劲：寻找历史中的新闻、真相。

书是1989年出的，一下轰动全国。

那年，他在海南采访完毕，准备去上海，买不到飞机票，给海南军区的宣传处打电话。一位姓邓的干部接了电话，说没有办法解决，突然又问：你们军区有个人写了《雪白血红》，你认识他吗？张正隆说，我就是呀。那人说，真的？你等着，我去接你喝酒。

有一次在北京出差，他和朋友走进一家小书店。朋友介绍说，这就是《雪白血红》作者。老板一听，又让座又倒茶：“张老师，我做梦也没想到您能到我这小店来。不瞒您说，您的书让我赚了几十万，最多一个月卖过5000册。您是我的‘财神爷’。这样，我这里的书，您喜欢哪本就拿哪本，用麻袋装也行呀，我一分钱不要。”

多年前，广东顺德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告诉记者，这是他最喜欢的书，因为它写出了人性。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杨国强”成了全中国人都知道的名字。

而张正隆这个名字渐渐沉寂，20年过去了，没人知道他在写什么，外界甚至还有一些不着边际的猜想。其实他没闲着，作为部队专职作家，仍在写作，仍在追寻消逝中的历史。

2008年，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出版了，写的是辽沈战役之后，四野大军在林彪指挥下，从华北平原狂飙突进到海南岛的过程。

在教科书里，这段历史大概会用几句席卷中南、摧枯拉朽之类的话来概括。可在张正隆笔下，四野大军从零下40度的东北，来到零上40度的江南，深受水土不服之苦：中暑、打摆子、生疥疮、烂裆、夜盲，许多部队非战斗减员竟有一半。在一次强行军中，一个战士用尽最后的力气冲出队列，拉响手榴弹结果了自己。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痛苦了。

他还是想写出尽可能多的事实。

张正隆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儿子买房他也跟着着急上火，老伴和女儿逛街回来闲聊说，衣服真好啊，就是买不起。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觉得这是在扇自己耳光。

他当了35年的兵。前几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民间有股反日浪潮，他跟儿子说：“别人上街游行啥的，你别扯那个淡，如果再来个‘9·18’什么的，不管什么鬼子，老爸只要能扛动枪，我就去干，你干不干！”

2008年11月他在广州签售《枪杆子：1949》，见到2002年采访过的广州军区的一个老首长。头发花白的老首长是夫人搀扶着来的，最后在椅子上被勤务兵抬走。他已经认不出张正隆了，因为老年痴呆。

采访时老人们经常跟他说，谁谁谁又走了，他心里时不时咯噔一下。现在，大约有一半受访者已经去世了。

“太耽误写东西了！”——这是他的口头禅。除了抽烟、采访、写稿，他没有别的爱好。前两年到点退休，他如释重负：他是个专业作家，除了开会学习，每年固定要去单位值一个月班。一个月能写多少东西！“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这是祖辈庄稼汉传下的家训。他说他要抢救历史。他说自己的身后总有只狼。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像今天的宠物狗一样多。走夜路，最好擎支火把，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狼喜欢从背后偷袭，有时还把前爪搭上人的肩膀。

所以，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狼就会扼住喉咙。老辈人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能快快往前奔。其实，一个身后总跟着狼的人，是不能不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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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死在战场上更壮烈的牺牲

人物周刊：很多人看了《雪白血红》以后，被书里描绘的战争的残酷震惊。之前没人这么写过，您为什么这么写？

张正隆：开头我没想写这个东西。我当了一辈子和平兵，对战争、对前辈军人很陌生。小时候看小说、看电影，八路军、解放军一个冲锋上去就解决战斗，很少有人牺牲，甚至一个都不牺牲。

一采访，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东北人有句不文雅的话，说庄稼佬放屁——照直崩。咱就实话实说呗，报告文学不能玩假的。我也害怕啊，问出版社这么写行不行。那时正赶上提倡“透明度”，说没事没事。由于我政治觉悟和文学修养不够，《雪白血红》有缺点，有错误，有遗憾，这是必须说明的。

人物周刊：揭示出战争的真实、残酷，难道不对么？

张正隆：咱就说美国打伊拉克吧。白宫决定打不打，五角大楼研究怎么打，美国大兵就飘洋过海去杀人，也被杀，还有大量无辜平民被杀——残酷不残酷？

战争就是血淋淋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军装备都不如对手。许多人参军后还没有一支枪，还没有学会射击，就投入战斗，伤亡大是自然的。有的战役，平民的伤亡比军人还大。

听山东老八路讲，1944年以后，主力部队与日本鬼子拼刺刀，一对一没问题，甚至一个人对付他几个。日本没多少人，那兵老的能给小的当爹了。可当初侵华日军素质确实好，枪打得准，拼刺刀，有时咱们一个班、一个排对付他一个人都不容易。山东纵队那八路军，开头就是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那枪五花八门，没刺刀，有的打不响，抡起来不如棍子，有的连这样的武器也没有。

有人认为我的战争观有问题，无原则反战，不分正义非正义。由于是第一次驾驭这样宏大的战争题材，这方面的认识确有分寸把握不妥之处，但宏观上应该未出大格。鸦片战争之后，除了军阀混战，我们打仗都是反侵略的、正义的。但不论正义还是不正义，受苦受难的还不都是老百姓吗？内战是蒋介石发动的，毛泽东说不要枪杆子也必须拿起枪杆子。前辈军人用枪杆子反战，我用笔杆子反战。

人物周刊：《枪杆子：1949》文气不够通畅，很多地方不够透彻，为什么会这样？

张正隆：你说得对，删得狠了。

平津战役，42军打下丰台后，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个老头从屋子里跑出来，说净胡说八道，你们的一个长官正在糟蹋我的儿媳妇。马上把房子包围，把人抓住，召开公审大会。那人是个连长，抗战的战斗英雄。老头一听不干了，向部队求情说：这是民族英雄啊，别杀他了。

42军政委批示：枪毙！枪毙！枪毙！

这个东西完全是正面写的，表现我军铁的纪律。如果没有这类事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7项注意“不调戏妇女”就没必要了。可毕竟有损我军形象，删掉了。

这是违纪的例子，还有自杀的例子。

一些人水土不服，病饿交加，自杀了。这时新中国都快成立了，许多老兵，打过多少大仗，九死一生，不怕死，不怕苦，为什么自杀呀？因为世界上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他们遭不起那份罪，也不想拖累部队。夜行军，有个兵从队列里跑出20多米，把怀里的手榴弹拉响了。现在有人事业不顺或是家庭矛盾，就去危害社会，拿无辜的人发泄，开车撞人什么的。这个兵为了不伤及战友，那是用最后一点气力跑出的20多米呀，高尚、高贵，比战场上的牺牲更壮烈，更震撼人心。

你们这年纪觉得自杀没什么，我这把年纪一听自杀，条件反射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这个例子肯定不是，可为什么过去没人写这类事？思来想去，这个例子留下了，有些就删掉了。

人物周刊：这本书2002年就完成了，可今天才出版，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容易？

张正隆：2002年基本就写完了，之后是补充采访，再改写，反复修改。作品是改出来的，修改自己的作品，有时是最难最痛苦的，不容易。但那些采访对象，打江山的老人，也不容易呀。

徐芳春和张实杰，当年都是主力军主力师的主力团长。解放广州，张实杰第一个冲进来，徐芳春第二个，都是山东人，豪爽，快人快语。徐芳春80多岁，肌肉松弛了，讲话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最后一次采访结束，他拄着拐杖，颤巍巍地非送我到大门外不可，说，小张呀，听说你写起东西来不要命，别累坏了，但还得抓紧时间，不然我看不到了。这次来广州，徐芳春去世了。

5年前，采访张实杰时，山东人的大嗓门，让人觉得虎老雄风在。每次他都送出挺远，喊着：小张来呀！这次见面老人一句话没说，目光直呆呆的，认不出我了。这仅仅是自然法则吗？我抱着老人，紧紧握着他的手，心在淌血。

感谢人民出版社和相关单位，使这本书得以出版，白纸黑字留下些历史的痕迹。而我，首先把它献给徐芳春、张实杰他们这些打下共和国江山的前辈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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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进步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红色故事”不感兴趣，为什么？

张正隆： 古今中外，军事文学拥有众多读者。四大名著，《水浒》、《三国演义》是军事题材，《西游记》降妖伏魔，也有点军事文学味道。一些人对军事文学、红色故事不大感兴趣，那不是读者、观众的错。

《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老年人说好，年轻人也挺喜欢，为什么？因为那画面、动作、对话的氛围，比较原汁原味，很贴近那个时代，石光荣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部分老干部。

儿子让我去看《集结号》，我说我忙。儿子说，对你肯定有好处。我都20来年没看电影了，一看，真好哇。不是情节多么好，我了解到的战争比那个还残酷，而是编导能够把它搞出来，那么逼真，使我震撼、振奋、鼓舞。《亮剑》、《士兵突击》也是一样，军事文学也在突击。

红色经典是好题材，大有文章可作。要严肃、严谨、认真去做，趁一些老革命还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抢救历史，尽量走近历史，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实事求是。

人物周刊：《集结号》里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不朽的，在您的作品里，生命在战争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

张正隆：汶川地震，地方的青年，愿意去可以当志愿者，不愿去在家呆着。一支部队，一声令下，没二话，都去。军人是什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那一时，服从命令听指挥，包括去死。

《集结号》那个连，没听见号前，打剩一个人也不准离开阵地。都是娘生爹养的，一把屎一把尿拉扯成精壮的小伙子，几十号鲜活的生命就消逝了。残酷吗？残酷。非人性吗？不是。古今中外，为了全局、战略的利益牺牲局部，常有的事。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放在那儿，注定就是要打光的。这就是战争，这就是军人。

改革开放30年，国家越来越富强。但我觉得最大的发展、进步是对只有一次的人的生命的尊重。像矿难、溃坝什么的，责任人被拘捕，领导者辞职。生命是最宝贵的，对生命的尊重，是最伟大、最根本的。

人物周刊：很多互联网上的军事爱好者常提林彪，能不能谈谈您对林彪的印象？

张正隆：林彪这个人的一生，应该分两个阶段。我对战争年代的林彪的认识也有两个阶段。起先，脑子里对这个人虽然也有问号，基本印象就是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不会打仗，是大军阀、大党阀，投机革命，好像娘胎里就不是个好东西。

一采访，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呀？采访了林彪身边工作的不下10位，有的除林彪抗战负伤后到苏联疗养外，从红军到解放战争结束，一直在林彪身边。这些人都这么说，这不就是历史吗？从红28团、红4军、红1军团，到115师、四野，应该说，战争年代的林彪是军事家，能打仗，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是很信任的。后来黄克诚、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也是肯定的，不然我也不会那样写。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国共对峙，为什么胜利者会是共产党？

张正隆：共产党闯到关东的部队，几乎囊括了长江以北大小根据地的人员，各有各的作风，也有各自的利益。但是很快就统一在党的旗帜下，万众一心跟国民党打。而国民党的山头是绝症，中央军与杂牌军、主力与非主力，互相看笑话，你叫共产党吃掉才好——这样的党和军队能不败？

从将军到士兵，应该说国民党军队文化素质比共产党高，也不能说没有战斗经验。但是，从杜聿明、陈诚到卫立煌，都不是林彪的对手。更高的层面上，毛泽东与蒋介石，其高下也是明显的。

最根本的还是共产党廉洁高效、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国民党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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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往往意识不到和平珍贵

人物周刊：您的下一个题目是抗联，您会怎么写？会写到金日成么？

张正隆：会啊！有一节的小标题就叫《金日成》。

金日成绝顶聪明，中国话说得呱呱叫，抗联退到苏联去，两个月后他就能用俄语和人家对话。东北抗战14年，他打日本绝对是这个（竖起大拇指），有血性的男子汉，抗战英雄、民族英雄。

人物周刊：抗联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似乎很遥远，在您的笔下，抗联会是个什么样子？

张正隆：“9·18”事变，东北军不是不抵抗吗？抗联抵抗。知道光凭抗联这些人打不过关东军，那也打。能叫你打死，不能叫你吓死，宁死不屈，万难不屈——这就是抗联和抗联精神，生生不息的民族魂。

反法西斯战争中，再找不到一支武装力量像抗联那样，面对那样恶劣的环境、那样强大的敌人以及自身的弱点，进行那样不屈不挠的抗争。

红军长征是伟大的，长征中最艰难的是爬雪山、过草地，那才多长时间？东北抗战14年，黑龙江每年有半年冬天。1938年后，抗联被逼入山林，“天大房子地大炕，火是生命，森林是故乡，树皮野菜是食粮”。

如今说，湖北神农架有野人，总也找不到。那时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野人”有的是，破衣烂衫，头发老长，脸像锅底色，惟一能分辨性别的就是长没长胡子。多少人战死、冻死、饿死，实在没办法，吃烈士遗体。

这部长篇应该是我最好的东西——这是因为题材本身的魅力。

人物周刊：像您这样的年纪，又根正苗红，您今天的历史观是怎么形成的？

张正隆：第一次看到鲜血淋漓的战争画面，是70年代末一部日本电影，讲日俄战争，日军尸横遍野。我吓了一跳，这日本人怎么这么整呀？能行吗？

稍后还是部日本电影。一个青年日本警官，跟个50来岁的美国警官联合办案。日本警官从美国警官胳膊上的刺青，认出他就是当年强奸自己母亲的美国大兵。他忍无可忍，照穿衣镜里美国警官的身影就是一枪，碎玻璃稀里哗啦散了一地。

你猜我当时怎么想的？完了，日美关系肯定完蛋了！这么整，美国能不急眼吗？我就留心报上的消息，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像我这把子年纪的人，写东西难免会有心理障碍、有坎，但迈过去不难。首先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而我作为父亲，教育孩子要诚实，大人自己首先要诚实。为人为文，都要诚实。

人物周刊：您觉得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么？

张正隆：怎么说呢？举个例子，还说美伊战争。美国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把一个主权国家打了。结果呢？布什承认他误信了情报部门。但血淋淋的历史已经明摆在那里了。谁决定并创造了这段历史？是那些美国大兵吗？

当然，历史在被白宫和五角大楼创造着的同时，那个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像拖条狗一样拖着个赤身裸体的伊拉克囚犯的美国女兵，也在创造历史。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一支残暴军队攻入一座城市，除烧杀抢掠外，通常是男人糟蹋女人。而今一个超级大国的女人可以肆无忌惮凌辱被征服国的虎背熊腰的男人。人类战争史上，无论怎样血腥的场面，都没有这幅不见血腥的照片更令人惊悚。我觉得这幅照片对美国的损害很难弥补，对这个超级大国的总体实力的杀伤力，甚至比击沉几艘航母都大、都可怕。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战争与和平的关系？

张正隆：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强大。强大的前提是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建设发展、强国富民。

和平太美好太珍贵了，只是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以为空气原本就该这样没有硝烟和血腥。想想我们的前辈在战乱中颠簸，看看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能多少明白些。而我们能拥有近60年的和平，都源自共和国元年。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够创造包括孩子的家庭。大街小巷中那些匆匆的、悠闲的行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岗位和角色，都在一方天地中创造历史。而《枪杆子：1949》中的军人，创造了一个新中国，使我们拥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

我写的是战争，关切的是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