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三）

辣油

主要的折磨方式 (1)用拳头、棍棒打，用脚踢。 (2)"高帽子"和"游街"。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农民斗争地主的这一方式。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学生读过。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师范学院，上文写到的吴天石和李敬仪夫妇就是因"游街"而被折磨死的。 (3) 挂在被打成"敌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写有"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这个人的被打了红"×"的名字。这一象征手法被使用，是因为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标有红"× "。许多教师被强迫必须在公众场合挂着这种牌子。开始的时候，这种牌子多由两尺见方的硬纸板做成。但是后来有学生制作了沉重的牌子以加深身体攻击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学--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墙的学校--斗争校长刘启明的时候，有学生甚至用细铁丝把一块巨大的城墙砖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飞机"或"坐喷气式"。这两个名词是"文革"中广泛使用的。在"斗争会"上，被斗的人被强迫站在台上，低头，弯腰，双臂后举，身体形状如喷气式飞机。"斗争会"常常持续数小时，长时间保持这种姿式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那些年纪大的人来说。 (5)"阴阳头"，形似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案。学生把教师的头发剃去半边，因而命名。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师身上作为特别的惩罚。不仅中学生，大学生也这样作。 (6)用铜头皮带打。红卫兵的时兴装束是一身黄军装，佩戴红色袖章，腰束皮带。皮带也被用来抽打人。军用皮带有铜头，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有些红卫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样才能"一打一个血窟隆"等等。 (7) "抄家"。学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证便可以老师家中搜查他们的私有财物。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发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师一般都有很多书籍。除了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学书籍外，其他书都被视为"四旧"没收或者烧掉。南京师范学院西方美术史教授秦宣夫的画册全部被来抄家的红卫兵倒上煤油烧掉。一位教师的相当完整的中国象棋藏书，也全部被没收和毁掉了。 (8) 校园"劳改队"，又称"牛鬼蛇神队"或"专政队"。每个学校都有老师被打入其中。这种队被认为是"敌人"集体。队中的人必须做脏的、重的工作。如扫厕所，拾垃圾，等等。他们也必须总是挂着"黑牌"。在"劳改队"里的老师随时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有14个教职员在"劳改队"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三个"劳改队"。这三个"劳改队"是按照所谓"罪行"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其中"劳改一队"6人，"劳改二队"12人，"劳改三队"6人。进"劳改队 "的人占了全校教职员工人数的四分之一。 很多被访者估计，各校被正式赶入"牛鬼蛇神队"的老师的比例普遍超过百分之二十。1985 年前后在北京编写的五所中学的简史显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46名教师曾被赶入"牛鬼蛇神队"中并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学，63名教师进过" 牛鬼蛇神队"。［20］在北京育英学校，二十多名教师进过"劳改队"。［21］在北京育才中学，16名在"劳动队"中的干部和老师都被当作"黑帮分子"毒打。［22］在通县(北京郊区)第一中学，学生剃了四个女教师的头发，76名老师中的53名被强迫进入"牛鬼蛇神队"，在皮鞭下每天劳动14-15小时。［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称作"嚎歌"，因为被强迫唱此歌的教师已不被视为人类而被视为动物。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被强迫一日数次唱这个"歌"。如果唱得不被红卫兵满意，他们可能被打或被罚。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所作并流传全国。此"歌"词曲如下： ｜1 5 1 2 ｜3 1｜1 5 1 2｜3 1 ｜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对人民 有罪，人民对我 专政， ｜6 5 3 3｜2 2｜ 我要低头 认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许老老 实实， 不许乱说 乱动，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我要是乱说 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 砸烂 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录中所列的学校中都几乎都被采用过。还有别的方式在部分学校被采用。其中相当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设立牢房关押教师。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学，一位姓龚的老师被关押在学校几个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个学生看到他时都认不出他来。在北京第五中学，校长吕清寰被关在楼梯下面的小黑屋里几个月。北京第十三中学，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北京清华园中学，北京外国语学校，都设有专门牢房关押人。北京第四中学和第六中学都把原来的音乐教室改建成了监狱。在北京第六中学，如上文已经写到的，红卫兵设立的监狱关押老师和别的人长达三个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学学习"革命经验"。据一位北京景山学校的红卫兵说，他们因被指责为"斗争性不强"而去参观。她看到监狱中遍地都是血迹。两年以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这种牢房建立于中国每一个工作单位，被俗称为"牛棚"。实际上，"牛棚"是在1966年就开始的。 各式各样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红卫兵学生用塑料包的钢丝绳打老师。据一位受害者说，这种塑料包裹的鞭子不会象铜头皮带那样造成皮肤上的明显伤害，但是导致更加严重的疼痛，"疼得钻心"。在南京南市小学，一位女教师被强迫站在一只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听批斗。批斗完后，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这名教师摔到地上。在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有教师被红卫兵强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01中学和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强迫老师打那些已经被打死的同事的尸体。当他们拒绝这样做时，红卫兵责骂他们"同情阶级敌人"，将和被打死的人"同样下场"。 甚至连那些有幸免于进入"劳改队"的老师也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时常有学生来要钱和粮票。据几位被访者说，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老师白天呆在学校附近的农田中，直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骚扰。 4.谁被打? 从1966 年6月初开始，教师成为"文革"的打击目标。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学生遇见老师，不再向老师问好。他们不礼貌地呼叫教师的全名，以代替过去带有敬意的"姓＋老师"。大多数教师都在大字报上和"揭发批判会"上受到语言攻击。被揭发批判的老师不被允许替自己辩护。在8月初"工作组"离开学校之后，学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殴打教师。当老师遭到身体攻击时，他们得不到任何保护。不过，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被打。一般来说，下列四类老师被打： (1) 学校的负责人，包括学校一级(在大学里，系一级也在内)负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指为"反革命黑帮分子"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他们之中，学校的最高负责人以及主管教学工作的人受到更严重的折磨。举例来说，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较低并只主管学校总务工作如建筑物维修的副校长外，其他五名校一级领导干部都被毒打，而学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当时是第一副校长。假使学校当时有正校长在职，这个正校长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学术上较有成就、教学业务上较强的教师，在"文革"中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在大型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不论他们的专业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在一般大学里，一个讲师也会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只因为那里没有多少人有更高级的职称。在1956年以后很少机会有职称提升，所以1966年时级别低的青年教师中学术成就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样被斗。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里，教师中级别相对较高或业务能力较强的老师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加以攻击。每一个学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击目标。 文学艺术界和教育界一样，被规定为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所以在文革前发表过文艺作品的人，都遭到攻击。一些年轻的中学语文老师，仅仅因为在《北京晚报》等处上发表过一两篇短文，就被攻击为"黑作家""小吴晗"遭到"斗争"和殴打。（吴晗是明史专家，京剧《海瑞罢官》的剧作者，1965年10月在报纸上开始"批判"《海瑞罢官》被当作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大动作。） (3)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人，比如有"海外关系"的人，和国民党曾有关系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有意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1957年有相当一大批教师被打成"右派份子"，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当其冲被攻击。有的青年教师仅仅因为曾经听过"***"广播，在文革前就被指为"偷听敌台"而遭到监控，文革开始后受到更加严重的攻击。教师队伍在"文革"前已经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从中找出新的打击目标。 在相当多的地方，当学校的党政负责人自己还没有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先领导攻击了第二和第三部分人，直到他们自己也进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圈子。 以上三类人是在"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设定的目标。他们因此难逃攻击。 (4)一般老师也会挨打 教师是学校制度的主导力量部分。因为整个学校制度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师从整体上被当作文革的打击对象。即使是一般教员，也会为一些原因比如得罪过学生等等被打，甚至不需要任何原因也会被打。 红卫兵拥有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使得个人可以趁机报复私仇。比如，邱庆玉，上文写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是被已经毕业上了中学的学生回到学校报复时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学，副教导主任单承佐被当作"黑帮分子"斗争时，一个学生凶猛地打他并说："你还记得你以前处分了我吗？现在是你倒霉的时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学，一个初二的学生毒打一位女教师，逼她在地上爬行，仅仅因为"文革"前这个女教师到这个学生的班上代课时批评过这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一个七十来岁但相当健康的老校工许占魁，平时对学生比较严厉，被红卫兵打得浑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开始以后，"牛鬼蛇神"一词常被用来指称那些斗争对象。对文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词出自古诗，原意是指化妆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义就成了打击对象的总称。这一词意的模糊性导致了很多老师被打的随意性。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几个红卫兵学生遇到体育老师张敏，问她每月工资多少，然后就按照工资数用铜头皮带在她背上抽打了一百多下。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容貌漂亮并发表过数首诗，因而遭到"斗争"和侮辱。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学，有一位老师因外貌比较丑也被打，因为学生说他像电影中的反派角色，像"特务 "。 在中学里，每个班有一个班主任，管束学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这部分老师比其他老师更易遭到学生的暴力攻击，虽然他们既非学校的"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的一位班主任，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阴阳头"。在北京第二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剃了五十来岁的女班主任的头发。湖南湘潭第一中学初一的一名女班主任，刚从师专毕业不久，二十来岁。男学生把她的蚊帐捅烂，把她的东西砸坏。由于相似的原因，一些曾经给过一些学生不及格分数的老师被打得非常厉害。 访问教师时，笔者曾经问过，被打时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事实上，他们全都无声地忍耐了种种残酷的虐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郭圣铭教授，当他被从家里拖出去游街、头上戴着"高帽子"、脚上没有穿鞋子的时候，他想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胡闹，不要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学帮助他承受了侮辱。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他让自己相信种种暴力行为都只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他不是这样做的唯一教师。龚浩然，广州第二十五中学的教员，自称在"文革"前练过武功并知道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自己。当学生打他的时候，他蹲下，双手抱头，以武功的方法调整自己的呼吸。他总算被伤得不算厉害。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学教师孙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关押在家中毒打数日。他说，他的经验是被打时要尽可能保护身体不动，这样可以减少疼痛和伤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被打伤后不能从医院得到治疗。他用"云南白药"-- 一种传统的治疗外伤的中草药--治疗自己。这种药需要与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从未喝过白酒。从1966年夏天之后他便天天喝酒。开始是为了治伤，后来则是因为形成了习惯。他一直喝了下去。 没有一个人采取公开行动抗议或反对这些暴行。这并不是因为老师们全都怯懦，而是因为抗议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三个明显的原因：(1)警察已经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学生的行动。［24］没有人帮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这些打人的学生是受到官方支持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而老师却是些互相隔绝孤立的个人。(3)任何个 人性质的抵抗会带来严厉的报复并导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 日，在北京崇文区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并被打。据红卫兵在当时宣称，李文波用菜刀攻击了来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文革后有当事者透露李文波没有用菜刀攻击红卫兵，只是要求让他的妻子上厕所。红卫兵因此殴打他的妻子。在混乱中发生冲突。李文波被当场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带走，在 9月12日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枪毙。李文波死后，红卫兵在全城发起了以"讨还血债"为借口的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从第二天--8月26日--开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被打者的范围也扩大了。上面写到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26岁的刘树华老师就是在8月26日晚上被毒打后自杀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若没有户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红卫兵却无处不在。一位教师被访者说，秘密逃离北京或中国的念头曾在他头脑中闪过，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这样太困难也太危险，所以不能做。孙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师，在家中被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时，他的姐姐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来跟他道别。她的丈夫是北京铁道学院的教授，在其学校中被打，而且校中已经有人被打死，他们就一起离开了家。孙启坤在弟弟孙菊生的家中被红卫兵抓住。她拒绝说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孙启坤被打死。唯一从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马思聪。在受到侮辱殴打之后，他在1966年11月秘密离开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后，建立了一个专案组作全国性的调查。那些被认为帮助过他甚至仅仅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受到了残酷的审问。这些人中，有的被关押了8年，有的死在关押中。这样一来，没有人敢于帮助别人逃跑，也没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这种情况下，一只锁牢的铁笼子已被造成，教师们无处可逃。面对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师们除了忍耐并把自我欺骗当作心理避难所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地理老师，目击了许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惧中，她跪在家中地上并叫她的儿子打她，来练习如何承受痛苦。她觉得没有这种"彩排"，她将无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师们在6月里曾被"工作组"划为四个类别。在工作组撤离学校后，这种政治身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称强调的要"区别"对待"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敌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师，防止了教师团结起来抗议暴力行为。在卞种耘老师被打死以后，校中一位老师用伪装的笔迹匿名给卞的丈夫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师均保持沉默。 有的被认为"没有问题"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斗争别的老师。在访谈中，听到有老师挑动学生打其他老师以报私仇的故事。 5.谁打老师? 在1966 年夏天，教师随时可以被骂被打。这些行为在当时被当作"革命行动"，不受法律、规定或常规的束缚。然而，通常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而是只有"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被允许参加在学校中打教师及在学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为。在当时，参与打人被认为是一种光荣或者特权。 一位被访者--当时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学生--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够格当红卫兵也不能去抄阶级敌人的家。那时候我为自己觉得很遗憾。" 红卫兵组织规定，只有出身于五种家庭的学生才有资格成为其成员。这五种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但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农民，因为按照政府政策农民在"文革"前和 "文革"期间都是绝对不准搬进北京城里的。北京也没有很多工厂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红卫兵组织的规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那时一般都已经是相当高级的干部）可以算作"革命干部"。因此，在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也最为活跃的北京的海淀、西城、东城区，实际上只有"革命干部"子女成为红卫兵成员，这些人只占中学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学生中，红卫兵成员不到三百人。这个比例在其他中学如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也大体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学，这个比例甚至更低，因为这个中学的干部子弟少。构成城市人口主体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员，各种专业工作人员，一般机关工作人员，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如果他们还未被划入"牛鬼蛇神")，等等，他们的子女不被准许参加红卫兵，只可以参加一种叫作"红外围"的组织，支持和协助红卫兵。从"坏家庭"出身的学生则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节中将谈到他们。但是少数红卫兵学生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权力，控制生杀予夺，所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后果。 在多数情况下，打人是一种集体行动。一群红卫兵一起行动，煽起敌意，互相鼓动。有时候，打人发生在几百人几千人面前。在这种场合中，打人者竞相显示对 "敌人"的痛恨与无情。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打死一个人的时候，这一群打人者都不认为是他们中哪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担心犯了杀人罪。比如，卞仲耘， 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是在被许多学生打了以后死的。在数小时长的折磨期间，这个学校的1600名学生中没有人曾试图说服打人者停止这种非人道的行动。在打人过后的那天晚上，在学生食堂中有学生高声谈论他们如何强迫她吃厕所中的脏东西以及如何用开水烫她。那里没有犯罪感，只有兴奋与轻浮的气氛。 有相当多的女红卫兵曾经猛烈地、残酷地鞭打折磨老师。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龄在14-19岁之间的完全是女性的学生打死的。从调查所涉及的学校的名单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发生在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学生不但打死了校长沙坪，而且发明了各种方法折磨在"劳改队"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师，包括跪带沟槽的洗衣板，弯腰到地，脖子上挂着砖头在地上爬，用塑料鞋底打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红卫兵学生命令"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们排成一列，然后用锤子挨个打他们的头。北京第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用绳子把校长李一茹吊起在树上，然后突然松开绳子，把她重重摔在地上多次。李一茹被打断三根肋骨，还留下了小便失禁等后遗症。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十三个把名字改成"卫红""继红""红虎"等等的女红卫兵，当时被称作"十三红"，因打人凶狠而出名。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有一些女红卫兵给自己剃了光头，被称为"光头党"，在北京以打人凶恶而出名。女十中和女四中都有教员被打死。当时在男女合校的学校中，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女学生在打他们的女校长时起了重要作用。据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说，在这个学校中，男女学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师，但是一般来说，男学生比女学生打得凶。 在中学和大学中，"牛鬼蛇神队"通常置于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的分管之下。这个人的年龄在14-24岁之间，有很大的权力控制教师的命运。这个人可以随意决定折磨的等级。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道德和心理状况。另外，据一些被访者说，在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暴力行动中非常活跃，而且似乎欣赏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当作乐趣。在一个学校里，这样的学生越多，老师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据被访者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最早和最严重的暴力行动发生在有较多政府和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一零一中学，北京第六中学和北京外国语学校,上海的复兴中学和外国语学校。南京第13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两名教员，这所中学邻近南京军区大院和南京空军部队指挥部大院，有相当多那里的子弟是该校学生。这一现象明显和红卫兵运动的起源相关。这一运动是由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开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随学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当红卫兵打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时，姜的儿子--这个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亲。在姜被打死后，这个儿子精神失常。据一位在1994年见过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未能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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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01中学和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强迫老师打那些已经被打死的同事的尸体。当他们拒绝这样做时，红卫兵责骂他们"同情阶级敌人"，将和被打死的人"同样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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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若没有户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红卫兵却无处不在。一位教师被访者说，秘密逃离北京或中国的念头曾在他头脑中闪过，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这样太困难也太危险，所以不能做。孙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师，在家中被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时，他的姐姐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来跟他道别。她的丈夫是北京铁道学院的教授，在其学校中被打，而且校中已经有人被打死，他们就一起离开了家。孙启坤在弟弟孙菊生的家中被红卫兵抓住。她拒绝说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孙启坤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