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四）

辣油

四、同时发生的迫害同学 从七月到八月，一副"对联"先在北京的学校、继而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1966年夏天，这副对联意味着那些父亲是"革命干部"的学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汉"，而那些来自"反动家庭"的学生则是"混蛋"。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随后贴遍了各个校园。事实上，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同时，"黑五类子弟""红五类子弟"的新说法在红卫兵的传单和报纸上反复运用，并且立即进入了人们的日常语言。这个说法不但意味着把整个社会的人和他们的年轻子女分成了敌对阶级，而且意味着对"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弟可以随意凌辱甚至殴打杀戮。 一些人有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整个年轻一代在1966年参加了红卫兵运动并且称他们为"红卫兵一代"。这样的看法与发生的事实不相符。在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地北京，多数青少年不被允许参加红卫兵，因为城市的大部分人员不备承认为"红五类"。大批的学生象他们的老师校长一样遭到来自同学的迫害。 1966 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家庭出身坏"的青年。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与此相仿的"斗争会"这一天在其他班级中也发生了。高三的红卫兵负责人还到各班视察进行情况。在同一天，副校长卞仲耘和其他一些老师也遭到欧打。卞仲耘被打死于次日。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红卫兵还在校园里殴打侮辱了所谓"狗崽子"即从"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副对联的产生地，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的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红卫兵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通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 右派分子"。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的"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红卫兵的产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 "。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一星期不准自由行动。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手指。一位名叫郭兰蕙的学生，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以后，她服毒自杀，死时19岁。 8 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之后，不仅仅对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使用的暴力程度大规模升级以及死亡人数剧增，对所谓"非红五类子弟"（这是当时红卫兵文件使用的语言）也如此。位于中共北京西城区委机关后面的太平桥中学，该校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身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该校已经在1970年代迁址。人们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说，她平时"是不起眼的人"。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有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人人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当时常常开大会，一般就坐在地上。）红卫兵在初二的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的眼睛流血，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请告知本文作者。 在北京第一中学，不但有由教师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而且有一个由两百名学生组成的 "狗崽子队"－－"狗崽子"是被广泛使用的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侮辱性称呼。这些学生被强迫"劳改"。一天晚上"劳改"过后，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斗争会"上被斗。会议结束时，几个红卫兵把一只猫放进这个学生的裤子。猫抓他咬他。这个学生惨叫了一夜。很多人听到他的惨叫，但无人为他说话。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远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学生王一民，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被殴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杀。 清华大学建工系五年级学生侯协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三年后被准许回到学校继续读书。文革开始后他遭到"批判""斗争"。1966年8月26日，侯协兴从清华学生宿舍2号楼五层跳下自杀。连住在该楼另一侧的学生都听到了身体落地时的巨大声响。目击者说，他的身体把地面砸出了一个一尺来深的坑。 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杨明爱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停发生活费。1966年9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了所谓"巴黎公社式选举"，选举"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一批人被宣布剥夺选举权--各个小单位先召开全体会议，然后在会场上点名喝斥一些人"滚出去"不准参加选举。杨明爱是被剥夺的人之一。9月11日，他在北大西北角的小湖边上吊自杀。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的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作打死人的借口。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理由"是他"冒充红卫兵"。在上海复兴中学，一个外地来的学生被复兴中学红卫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红卫兵"。这个人被打死后，红卫兵还命令该校一名教师去买豆浆，说可以用豆浆洗掉他们打人时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迹。 前述"对联"传遍了全国。在我调查所及的学校中，"黑五类"子弟学生普遍遭到了来自他们的同学的语言侮辱、暴力攻击甚至凶杀。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没有一个对联的受害者能在公开场合反对这副对联，也没有一个对联的受惠者拒绝参加红卫兵以反对其组织原则。 五、为什么对教师的暴力攻击会产生? 1.毛泽东的引导和推动 从"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决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给三个月后被指定为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文革的"通知"。其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这个"通知 " 一年后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当时只传达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是为什么高级干部子女最早开始攻击学校领导人和教员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高级干部被派往北京大学，动员写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领导。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6年6月1日晚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在后来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6］随着这张大字报的发表，全国的学校停止了日常课程，学生们立即开始了对学校当局和教师们的攻击。 1966年7月，毛泽东下令撤出在各学校的"工作组"并批评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虽然在"工作组"控制学校运动期间暴力行动已经发生了。正式通知于1966年7月28日发出。在那一天，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 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卫兵"的学生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给予他们"热烈的支持"。［27］在这封信里，毛特别提到了"红旗战斗小组"的头头彭小蒙的名字。早在7月26日，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学一万多人面前用铜头皮带打了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始了在大会主席台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如上文提到的，这两所学校比其他学校更早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8月5日，中共中央发文正式撤销了由刘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发的文件。那个文件支持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发生在6月18日的大规模暴力行动。［28］但是毛泽东说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这样一来，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实上直接支持了对教师的暴力行为。（29）就在这个文件下发的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被学生打死。 卞仲耘被打死三天以后，1966年8月8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道："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因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个文件对文革变成群众性暴力迫害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以庆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来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张照片被印刷出来并广泛流传。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时，毛说，"要武嘛"。此后，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毛和她的谈话，她的名字也改为"宋要武"。［30］ 在最高当局绝对控制下的媒体如《人民日报》，每天用极其热情洋溢的语汇赞颂红卫兵的行动。文革领导人动用巨大的财政支出，给红卫兵提供免费交通食宿，让他们作所谓"革命大串连"，把北京的暴力风气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毛泽东在北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报纸报道每次接见人数是一百万。在北京，正是在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间，暴力行为迅速升级并达到了最高峰。 至今还没有一个接近毛泽东的人提供当时毛泽东对直接对红卫兵杀戮发表的评论。明显的是，从上述的公开发表的指示来看，大规模的暴力迫害是他引导推动的结果，也是他赞同欣赏的。 斯大林的大恐怖被揭露以后，有人替斯大林辩护说是下面的人做了这些坏事，斯大林本人并不知道。但是毛泽东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杀人事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在"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况。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苔的母亲闻讯通过特殊关系递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毛泽东接信后作了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因为得到这个批示，董光苔就被从"劳改队"里释放出去。但是只释放了她一个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当作有"大罪恶"的人关在学校里继续遭受红卫兵的殴打折磨。另外，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内部"情报系统也逐日向上书面报告当天北京市内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时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红卫兵杀戮被当作"伟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视为红卫兵的革命功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记录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样的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会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为文革的攻击对象，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遭到暴力攻击。这场红卫兵对教师的杀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毛泽东自己也曾对此作过描述。毛泽东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做了５个小时谈话。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在谈话中，毛说：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斯诺被毛泽东视为"老朋友"，但也许不懂毛泽东说的"开刀"是什么意思。他的英文著述里没有写到文革杀人，没有写到红卫兵打杀教员。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也是知道的。这不是比喻性的说法。真的就是"开刀"，就是杀人见血。 在1966 年8月初，毛泽东已经剥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权力，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林彪得到了一个新的头衔"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成为权力结构中的第二号人物。教师们没有力量也没有表示反对文化革命。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其功能只能是营造进一步的"红色恐怖"。刘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为红卫兵成员参加了暴力行动，几个月后，1967年1月3日，一些人进入刘的住处并召开"斗争会"斗争刘和他的妻子。［31］以后他们遭到进一步的折磨。没有人出来说如此对待"国家主席 "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大量的更严重违反宪法的对平民的暴力攻击和杀戮不久以前刚刚发生过，那时刘少奇和任何别的人都没有说那是犯法的。8月初对教师的凶猛攻击作了暴力行动的开端，后来的种种暴力迫害就顺理成章地长年持续进行，直至十年后毛泽东死亡。 2.红卫兵组织的兴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红卫兵学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击了教师。这些暴力攻击被当作他们的"革命行动"的一部分，并且通常不是由单个的学生而是由一群红卫兵进行的。红卫兵组织在暴力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在1966年6月1日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出现于中学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名义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稍后作的"造反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样的语言是典型的"文革"风格，不但无理、夸张、煽情，而且充满暴力性。这种语言暴力和后来的大规模的行动暴力显然直接相关。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地迅速成立。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对教师的暴力攻击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一撤走，"红旗战斗小组"就在校园里大规模开打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8月 5日。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八次接见一千万来自北京和外省的红卫兵，以及红卫兵在全国进行"革命大串连"，暴力攻击教育工作者的浪潮先在北京普遍传开，继而扩展到了全国。比如，最早打死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曾经到北京经济学院鼓动那里的红卫兵，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说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彭小蒙曾经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学校进行煽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革命串连"到贵阳，打了那里的剧团演员，还剃了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园长的头发，并用铜头皮带把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打得满背血渍。 红卫兵持有强烈的破坏性哲学。他们声称"先破后立"，在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前，必须先把旧世界彻底砸烂。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之前，学生把校园里尚未成熟的梨和苹果都从树上采下并吃掉，甚至连苦涩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从树上打光。校园里弥漫着一片恶毒的气氛。在北京101中学，有一个喷水池，其中有一个白色的仙鹤雕塑。红卫兵砸了白鹤，又在喷水池里杀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红卫兵自称自己的行为是"造反"。在传统的意义上，"造反"当然意味着破坏，但是还意味着反对皇帝和承担风险。红卫兵实际所作，是在最高当局的全力支持下，砸毁文物图书及殴打杀害不能还手反抗的人们。 从打老师开始，红卫兵先掌管了学校，然后，又走向校外。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掌有生杀大权。在北京，红卫兵建立了"纠察队"以确立和完备红卫兵的权力机制。"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发出过十三个"通令"。"西纠"规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驱逐哪类人离开北京城去农村等等。他们的"通令" 用大号铅字印刷出来，到处张贴，像政府法令一样有权威性，而且由他们通过暴力行动来强制执行。上文写到的北京驱逐十万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纠"的第四号和第七号"通令"命令实行的。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和第三号人物周恩来都戴上了他们的袖章，在《人民日报》的新闻照片上清晰可见，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权威性 1966年这场大规模的迫害和驱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动的全过程，包括抄家，注销户口，没收财物，押送上火车，以及处理死尸，主要是由红卫兵执行的。"西纠 "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张贴或散发，指导那儿的红卫兵的行动，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动。在校园里殴打老师实际上是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最初练习和实践。 红卫兵把学生家庭背景的所谓"阶级成分"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实际上，这是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红卫兵把家庭出身当作成为其成员的首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并且绝对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学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二的一些学生组成了一个活动小组，起名"梅花"，因其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被指控为"阶级阵线不清"，被红卫兵强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思想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平等的同学关系被破坏了，一些年轻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轻人。如上文所写，最早和最厉害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那些有较多高级干部子女的学校中，那里的红卫兵也比别的学校更为活跃。对家庭出身的绝对强调给了某些年轻人巨大的特权。这特权甚至包括打死同学和别的人的权力。这种特权刺激了暴力行为的产生。如果每个学生都被允许平等地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个组织可能不会如此狂热与暴力化。 "红卫兵"的名称说明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兵并要保卫他。这里不讨论当时毛泽东是否需要被保卫，而是要指出红卫兵确实掀起了"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群众性崇拜的第一波。他们也开始了普遍实践一套新的社会礼仪：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本，跳赞颂毛的舞蹈，到处张挂毛的画像及语录，每一次讲话都以毛的一段语录开头，并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结束。 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红卫兵的三个主要特点--把家庭出身这样一种先天性的条件当作组织成员的资格审定标准、强烈的领袖崇拜以及集体性的暴力行为--的结合，在历史上有过先例。比如，希特勒的青年组织就有这样的三个特点。因此这也更值得思考。 3.人性恶 上述的两个原因--毛泽东的文革计划以及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并不能给予学生打老师的残酷性充分的解释。事实上，残酷程度在各地各学校有所不同，暴力折磨是学生自己发明和施行的。所以，个人的因素必须被考虑。 一个在1966年是初中一年级学生的被访者说，6月开始停课时他很高兴，因为他当时欠了三篇作文未交。文革后来给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当时豁免了他的功课，使得这三篇作文不必再写。这种心理相当普遍。从一开始文革就相当成功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没有老师管束，没有作业和考试的生活使学生感到高兴并拥护文革。等他们自己身受迫害，后悔已经太晚。 随着文革的发展，到1966年8月，当攻击老师被当作"革命行动"来鼓励的时候，当法律已经不起作用，人性中的攻击性与恶意释放调动出来，成为残暴行动施加在老师和更多的人身上。上文只是写出了一些暴力事件，并未描述大量的拷打折磨的细节。这些拷打折磨十分残酷而且明显地威胁生命，可是施行者却并不在乎。很多被访者注意到，在1966年夏天的校园中，红卫兵中有一种亢奋的气氛。他们把头抬得高高的，大声说话，大步行走，容光焕发。他们从暴力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尽管人性之恶这一角度对于解释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可能是过于笼统了，但这一角度至少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66年8月中学红卫兵打人比大学红卫兵残酷得多。年轻而受教育较少的中学学生更缺乏能力来抵御或抑制人的兽性的一面。 六、在打老师的第一恶浪之后 随着打老师发生的是整个社会中更大规模的暴力行为。然而，当迫害触及到"5.16通知"攻击的"五界"以外，即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和出版界之外的高级干部时，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开始反对那些正在攻击他们的父母的一些大学生组织。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改变了他们对早期红卫兵的无条件支持的态度并开始支持红卫兵的对立派--那些正在攻击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的"党内走资派"的大学生组织。当他们的父母被新起的群众组织批斗时，一部分早期红卫兵成了他们自己发起的运动的受害者。这些早期的红卫兵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批判了一段时间。但是，部分早期红卫兵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暴力迫害的结束。 1967 年，文革的主要矛头对准了高层党政干部，实行了所谓"夺权"并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然后，在1968年春天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教师再次成为主要打击目标。新建立的各层"革命委员会" 领导了这新一轮的迫害高潮。这一轮迫害比1966年夏天的迫害更系统化、更漫长。 全中国的每个学校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老师干部关押在其中，当时的官方术语称此为"隔离审查"，民间口语则把这种设在本单位的牢房叫做"牛棚"，因为其中所关的人，当时被称为"牛鬼蛇神"而不被当作人。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学1990年代所建的赛克勒博物馆所在地皮上，建立了一座庞大的校园监狱。有200多人曾被关在那里。这座监狱存在了十个月。而且北大当时还有一些相比较小的"牛棚"同时存在。 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更多的是在关紧的门背后，持续发生。很多教师被拘押在学校里"隔离审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大量的人死了。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却被谎报是自杀。还有很多人受尽了身体与心理的折磨而自杀。跳楼，服毒，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 上文写到，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场面，这一事件后来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称为"革命事件"。两年之后， 1968年6月18日那一天，在北京大学，被关在"牛棚"中的二百名教师和干部被拉出来"斗争"。他们排队经过校园的时候，通道两边站满了学生，手拿棍棒和鞭子，痛打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的"牛鬼蛇神"们。经过几百米长的"夹鞭刑"后，这些人又分送到各系，遭到各式各样的体罚和折磨。整个北大校园充满狂野、残酷和邪恶的气氛。在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攻击行动发生两年之后，北大文革当局用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来"纪念"和"庆祝"这个日子。这种方式的目的和效果之一，显然是把文革的暴力迫害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生活中长久化和深入化。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进驻所有的的学校。他们接手领导"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不能讳言，尽管在1968年8月后，学校由外来的"军代表"和"工宣队"领导，而不再由"革命造反派"学生（外加"革命干部"）主导控制，但是一大批学生充当了"专案组"成员等等，仍然是迫害的驱动力量中的一股。 在相当多的学校，在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军代表"和"工宣队"领导期间被迫害死的人数多于他们进校之前。但也并不都如此。在北京农业大学，后一阶段有四人被害死；在前一阶段，有12人被害死，其中主要是教员。北农大从1967年开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是一个学生，该校名叫"东方红"的" 革命造反派组织" 的领导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本文第三节开始所写的1966年8月5日事件的幸存者、副校长胡志涛，被强迫站在"批斗会"上长达48个小时不准休息，而学生则轮班睡觉来斗她。在这所中学，有四位教师--化学教师胡秀正，地理教师赵寿琪，历史老师梁希孔，语文老师周学敏--被迫害致死。其中最年轻的是胡秀正，1968年8月11日她被关押在学校中时，从学生宿舍楼五楼坠楼身亡，时年35岁，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8年8月9日，体育教员赵晓东在教学楼五楼对他的"斗争会"后，从楼梯拐角处窗口跳了下去，血和脑浆迸溅在楼前的水泥地上。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一名教授被用布条蒙起眼睛遭到毒打。在上海育才中学，1966年有两名教员被迫自杀，1968年又有语文教员林丽珍和俄语教员胡叔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在江苏仪征实验小学，除了校长，有七名教师因"黑五类"家庭出身等原因而被"斗争"和挨打，其中一人剪刀喉管自杀，剪断了声带，未死致残。 一名被访者说，在她住过的北京农业大学教工宿舍9号楼1门洞，从一层到四层共住11 家人，文革中有三家的五口人自杀了。另一名被访者说，在她住过的长沙中南矿冶学院教师宿舍"甘棠四楼"，每个单元有两个房间没有厅。文革中18户人家的大人三分之二被"斗争"，被剃了"阴阳头"的是多数；两人"自杀"，都是教员。 据笔者了解，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清华大学有52人被害死；北京农业大学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36人被害死；北京师大女附中有五人（一名副校长和四名教员）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一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学有三名教员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学有四名教员被害死；北京宽街小学有三人被害死（一名教员和校长及教导主任。校长的丈夫也同时被打死）；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职员的乡村初中，有两名教员被害死。迫害在全中国各个地方同时同步发生，受难者的总数量和分布密度都是骇人听闻的。校园迫害和杀戮，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之一。教育工作者，是受到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1976年毛泽东死亡，1977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1978年后，本文写到的受难者们都陆续得到了"平反"。这时候，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法院控告一个1966年时的成年人制造伪证煽动学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尧收到了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的"不起诉"的决定。［32］这一案子被拒绝，理由是"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但是，实际上王晶尧根本不可能在死亡发生的当时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间，"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最严重的" 反革命罪"之一。假如王晶尧在那时控告，他自己也会变成"现行反革命份子"遭到严重惩罚。王晶尧不服，多方上书，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2月 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支持北京西城区检察院1981年的"不起诉"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说："1966年6 月21、22日师大女附中批斗校领导时，学生对卞仲耘同志的武斗行为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的结果"，"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为"，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个人的罪。［33］ 既然是仿效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作法，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行为是否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呢？最高检察院的决定没有说。上文已述，毛泽东于1966年8月1日写信支持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革命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决定虽然未提毛泽东的这封信，但是多少讲明了暴力是从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开始并传播的。 如上所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1966年8月打死了吴素芬、陈彦荣和另一老年女人共三人，为此没有任何打人者受到惩处。1979年，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的名义，发给陈彦荣的家属两千五百元作为"补助"。（陈家有年幼的孩子们，经济上特别困难。一般的受难者家庭则未能得到这样多的钱，规定的标准数额是420元。）但是，文革后法院未因卞仲耘或陈彦荣的案件或者其他类似案件审判或者惩罚任何人。这些死亡的发生，既未被书报记载，也未被追究责任。 六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反思 在1990年代，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怎样想呢？ 1，从历史的角度：文革前的教育是否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 在1990 年代，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他遭到长期迫害，在12年后重新担任了该校校长）说，现在是检讨文革前的教育方式的时候了。在文革开始以前，在1964年以后，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这里的教训应该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赞同他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得到机会发表。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一段历史本身就不准提起。 2，从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一代？ 1993年夏天，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涛说，她收到过一个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来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另一名教师不同意。她说，道歉不道歉，对老师们来说现在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在于，这些学生参与了打死老师的事件却不道歉，他们还有没有良心？中国的老师不教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但是人应该对自己作了的坏事有内疚感和负罪感。 3，是革命还是犯罪？ 多年之后，少数文革参与者仍然认为红卫兵当时所做的并不太错，因为那是一场"革命"，方向正确，手段不那么重要。但是多数身临其境的被访者都认为，那场"运动"无论方向还是手段都是错的。打人和打死人，都是犯罪。 七、结语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1966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的特征。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一、普遍发生。二、伤亡严重。 学校在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须指出，在1966年发生的对教师的暴力迫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学校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建立了学校以及相伴随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体制性的方法如授课、考试、评分等连结起来。在历史上，师生冲突从未发展成大规模的暴力事件。1966年夏天的对教师的暴力攻击不能简单地用中国的"传统"来解释。 在"文革"初期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以及从"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发现使其得以进行的条件。没有那些条件，不可能在短短两个月间把所有的学校变成暴力场。但是，没有"文革" 的发动，那些条件不足以造成上文所记录的由红卫兵学生执行的对教师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园暴力和红卫兵杀戮的实际产生，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实践的产物。 长期以来，这场杀戮一直被排除了关于文革的记叙的框架之外，主要原因之一，是文革后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无法解释这一事件。"决议"把文革归结为林彪和"四人帮"要"篡党夺权"。"打倒"刘少奇和高层干部或许还可能用这一条来解释，打死中小学教员却不能用这个原因解释。另外，"决议"把大批文革受难者受到的迫害，称之为"冤假错案"，而上文所写的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迫害，人数如此多，密度如此高，分布如此之广，显然不属"冤假错案"，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

辣油

据笔者了解，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清华大学有52人被害死；北京农业大学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36人被害死；北京师大女附中有五人（一名副校长和四名教员）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一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学有三名教员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学有四名教员被害死；北京宽街小学有三人被害死（一名教员和校长及教导主任。校长的丈夫也同时被打死）；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职员的乡村初中，有两名教员被害死。迫害在全中国各个地方同时同步发生，受难者的总数量和分布密度都是骇人听闻的。校园迫害和杀戮，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之一。教育工作者，是受到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1976年毛泽东死亡，1977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1978年后，本文写到的受难者们都陆续得到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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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初期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可以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以及从"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发现使其得以进行的条件。没有那些条件，不可能在短短两个月间把所有的学校变成暴力场。但是，没有"文革" 的发动，那些条件不足以造成上文所记录的由红卫兵学生执行的对教师的血腥迫害。1966年的校园暴力和红卫兵杀戮的实际产生，是"文革"的思想及其实践的产物。 长期以来，这场杀戮一直被排除了关于文革的记叙的框架之外，主要原因之一，是文革后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无法解释这一事件。"决议"把文革归结为林彪和"四人帮"要"篡党夺权"。"打倒"刘少奇和高层干部或许还可能用这一条来解释，打死中小学教员却不能用这个原因解释。另外，"决议"把大批文革受难者受到的迫害，称之为"冤假错案"，而上文所写的教育工作者受到的迫害，人数如此多，密度如此高，分布如此之广，显然不属"冤假错案"，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