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辛亥革命和“救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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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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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新亥年中国发生的民族主义革命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历史，使中国走上探索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在过去100年间对于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不同理想的冲突引发政治斗争乃至战争。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期间对当场革命不同角度的历史回顾和评价反映出人们对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和政治共同体概念的分歧。
作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以往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其间中国民族主义者参照欧洲民族国家建立共和国家，和后来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涉及了两种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概念: 前者是中华民族概念，后者是阶级国家概念。
汉民族主义

中华现代民族概念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即以明确的主权疆界代替了传统的中央之国和天下的概念，以有权利之公民观代替了传统的臣民，以主权在民的共和思想代替了君权神授和天命观。
在民族观念上，孙中山早期沿用朱元璋种族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来这种反满种族主义立场转变为民族同化立场。
孙中山认为民族和国家统一应该通过同化满蒙藏等不同民族实现。虽然后来表示尊重少数民族自治，但一般认为这是孙中山照搬苏联的民族政策，借以争取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孙中山的继承者蒋介石后来进一步阐述同化思想，认为中国不同民族源远古时期的共同祖先，实为血缘相连的同一民族。
像社会阶级差异被中共利用来发动社会下层起来反对民族主义政权一样，国民党的民族同化主义也被中共利用来争取边疆少数民族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
此种民族观和同化主义观点一般会认为中共后来借鉴苏联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失败的，并且为今天的西藏和新疆等民族问题埋下了伏笔。他们反思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对共和和民国时期表现出留恋，认为中共领导的阶级革命和激进社会改革打断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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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共同体

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历史一直认为1949年建立的阶级国家是近代屈辱历史唤醒中国民族的结果，数千年“自在”的中国民族变成了“自觉”的民族。虽然根据中共理论，民族国家只是通往世界大同的过渡阶段，但是中共建立的阶级国家却和1840年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一脉相承，而且是民族利益的最高体现。
在阶级国家的概念中，民族只具有过渡性质，民族主义不可能成为终极目标，所以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都没有政治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负面”的民族平等在1949年后的头30年当中促进了民族融合。

孙中山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得到不同评价
认为阶级国家加速了中国强大的看法往往认为领导辛亥革命的旧社会精英以其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能实现民族融和，不能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中国立国30年过后，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开始了去意识形态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标志着中共发生根本转变，中共这个号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变成了全民党，阶级国家的概念又被同辛亥革命相关的旧的民族概念取代。
今年中共党报国庆社论提到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却回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此举招致中国左派人士的批评。辛亥百年纪念前传出消息还有，中国私营资本家，亿万富翁梁稳根将被吸纳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反民族主义

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国家的概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后来的苏联和东欧政治剧变已经不再是中国主流的政治议题，在旧的民族主义概念抬头的同时，反民族主义的普世观点也开始为许多人接受。
根据这种普世观点，中国面临的外部世界，不是列强环视的丛林，而是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中国只须自我完善、对外接轨并融入国际社会。此种观点在反思历史的时候就会得出反民族主义的结论，认为民族主义多余，激进革命更无必要；只要搞好宪政，确立民主制度，完成工业化，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们在解释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时候，往往侧重其民权思想而忽视其强调民族凝聚力的一面。不过历史上的孙中山似乎并不赞成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
孙中山一直将其三民主义视作“救国主义”，以此激发中国人思想和信仰的力量，实现建立世界强国的目标。孙中山虽然强调民权，但认为人民当中的大多不知不觉，需要先知先觉的人引导。
孙中山本人也强调过必先实现民族主义，而后才能实现世界大同。有学者（A.D. Smith）认为孙中山的国家主义在教条上接近欧洲的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