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寫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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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寫作的力量

•作者： 王友琴

更新於︰2012-11-05

繼香港中文版暢銷之後，楊繼繩記錄中國大饑荒著作《墓碑》的英譯本十月下旬在紐約出版。這是第一部全面介紹中國近代最大災難的歷史作品。內容豐富翔實，作者譯者傾注多年心血。

楊繼繩先生所著《墓碑》二○○八年在香港出版。這部關於毛澤東時代大饑荒的八十萬字的大書，已經多次再版。此書不能在中國大陸出售，但在菜市場攤子上可能買到複製本。二○一二年十月，英譯本在紐約出版。依據英文本做出的法文、德文本也都在今年出版。我說到「慶祝」，因為這不僅僅是作者楊繼繩先生個人的成功，而且是關於中國近代悲慘歷史的第一部大規模的系統的歷史作品的成功。

如果不相信這本書中所寫，那麼詢問周圍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活過來的中國人，就會發現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有過饑餓的經驗。這場大得無可比擬的饑荒發生在中國社會最大的改型之後：幾千年的個體農民制度被強行改造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農民的私產被盡可能徹底地沒收。饑餓不像哲學或者政治主張，可能各人有不同的看法，饑餓的痛苦感受是「人皆有之」的，那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應該也一樣。然而，五十年前權力者實行造成大饑荒的政策，五十年後權力者依然禁止關於大饑荒的歷史寫作。殘忍和荒誕這中國近期歷史的兩大主旋律纏結綿延的後果之一是，我們今天在關於大饑荒的文字沙漠中見到了《墓碑》。幸運的是，這本書是一座大廈，而不是個小棚子。

對災難實在而豐富生動的陳述

《墓碑》不但篇幅浩大，而且結構宏偉。這本書至少在四個層面上做出了實在而又豐富的陳述。首先是對事實的描述，書中有十二個省份的大饑荒詳情的描述，有當時一個人每天能得到的食品卡路里數字，也有作者最痛心的個人經驗：他的父親在饑荒中餓死。其次，是對當權者的政策和老百姓的饑餓痛苦的關係作出準確的描述，指出這場饑荒的直接原因。第三，對大饑荒的來龍去脈做了說明，特別是對「人民公社化」以前的政策作了梳理。考察事件時從前看到後，這個歷史學的最基本的古老的方法，在這本書裡得到了最好的運用。第四，這本書雖然是歷史書不是理論書，但是對大饑荒的發生做了多方面的富於說服力的說理性分析。例如，其中提到了極權主義。雖然這個中文詞語，一些學者還在爭論其定義和使用範圍，但是這本書裡精闢的句子如「把無產階級專政專到了每個人的肚子裡」，對極權主義之「極」，作了清晰生動的陳述。

寫出這樣一本大書需要什麼？至少是，第一，作者的道義感。要不然，一個「上面不讓說」就可以把寫作的衝動打消了。幾千萬人被餓死，幾億人長期挨餓，作者感同身受。第二，作者的願景和能力。要不然，不可能認清這樣一個涉及全國人口和地區的長達四年的事件。第三，作者的意志和毅力。寫這樣一本大書，最難的最消耗時間的不僅是寫字本身，而且是調查事實和搜集文獻資料。

三年前我第一次見到楊繼繩先生，聽他提到做調查時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小技巧。我對這些細節印象深刻，不但是因為我一直做文革歷史調查而有過親身體驗，而且是因為這些故事確實獨特而生動。早年傅斯年先生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是提倡，也是對傳統文人的寫作方法的批評。不能「動手動腳」的惰性需要力量克服，而對手腳可被權力當局束縛的當代作者來說就更難了。我不能在這裡複述這些故事，但真的希望楊先生將來會寫一本《墓碑》的書外之書，年輕學者會從中學到很多。

一個沒有架子探討真相的人

我在楊先生的辦公室見到他寫作時搜集、閱讀、引用過的文獻資料的複印件，有一米多高。我心裡嘀咕：居然有位教授沒有讀關於饑荒的歷史資料，就妄稱別人讀不懂。更有些人咒罵說大饑荒是被「編造」出來的。楊先生當然知道這些，不過他沒有提起。不抱怨是他的特色。他只是問我哪裡是適當的地方可以保管這些材料並提供給其他研究者用。我也確實希望他的研究會有後繼者跟上，使得這項已經在他手中規模宏大的歷史寫作有更多的後繼者。

一九八○年代初，我和同學們曾經進城聽過一次作家王蒙演講。那時候王蒙剛結束二十多年「右派分子」身份回到文壇寫作。文革雖然過去，文革建立的文字監牢還相當牆高壁嚴。王蒙說了一句「我們會打擦邊球」，台下發出了一陣會心的笑聲，還有人鼓了掌。這是個生動而俏皮的說法。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王蒙出版了大量的書，內容卻還停留在「擦邊球」水準上。然而，當大廈已經出現，我們為什麼還要視而不見呢？我們應該為直面歷史事實，認真調查研究，嚴肅進行分析的《墓碑》鼓掌贊揚。這也是為了表明，挨過餓的讀者們，不至於精神上也患有永久的價值觀念上的營養不良症，軟弱得好壞不分。

中國人已經討論「為什麼沒有大師」很久了。討論可能別有用意在。但是就問題本身而言，我們為什麼不能說，《墓碑》就是一部大師級的作品？盼望大師而當大師真的出現時為什麼卻沉默了？楊繼繩先生實際上是我在北京見到的最沒有「大師」架勢的人。他是一名朋友形容為「端不起架子來」的那種人。他不裝腔作勢，也不自鳴得意，更不故弄玄虛。談話時，他只是在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探討的道理。

這種關於歷史的談話是複雜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單純，讓我想起大學裡的老師們，其中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們，和研究生、本科生之間展開討論的味道，身份和年齡等等都不是要關注的，要關注的是「truth」， 即真理和真相。請原諒我用了這樣的說法，這很可能是因為我在大學教書二十多年也欣賞大學的這種風尚。大學裡當然也有不合理甚至污穢，但是這種風尚是對社會和個人都很有意義的。

兩位英譯者的文字造詣都很好

楊繼繩先生寫完《墓碑》，開始著手文革歷史研究。聽說我要採訪兩位長者，他說他也有興趣去。兩次，我到達受訪者的辦公室和家的時候，他都先我而到。採訪後我們離開，還同路坐了一段地鐵。北京悶熱擁擠的地鐵裡，大多數乘客是外地來工作的年輕人。楊繼繩先生大概是車廂裡年紀最大的人（他在清華讀書時比胡錦濤低一班）。用北京人愛說的一句話：他的心態很年輕。他沒有「大師味」。但是讀他的書，人會看到這一點。

我也碰巧認識《墓碑》的兩位英譯者。Stacy Mosher 是個低調卻非凡的女士。她在美國北部長大，從大學英文系畢業，然後在香港做了十八年記者。她的中英文造詣都好，做事又特別認真踏實，而且極有原則性。她翻譯此書時，我曾經給她寫信，為她承擔這樣一個沉重浩大的翻譯工程，並且只有很少的報酬，向她致敬。她的回信十分沉穩懇切，她說她為有機會作這個富有意義的工作感到榮幸。郭建教授學問淵博，英文造詣在中國長大的學者中是佼佼者。他為人謙遜有禮，與人為善，從不自矜。他志願加入翻譯工作。如果沒有他，那些中國特別的政治詞彙的翻譯會要困難得多。文革開始時他還是小學生，後來又到北大荒當「知青」，能有今天的學識和成就，付出的努力要比在正常條件下升學、獲得學位的人多得多。前些時候我要查一句莎士比亞的話的出處，寫信去問他，他立刻從他的學習筆記中查到，給我做了清楚的回答。

美國還有不少人否認中國大饑荒

還有兩名中國人朋友，也志願前來幫助做了有關的雜事。他們花費時間，不取報酬，還盡力為作者節省花費。這些關於《墓碑》英譯本的軼事，使我想到中國孔子時代就開始的寫史傳統，有那麼多的能用中文寫作的人，中國人的近期歷史卻沒有寫好，實在是個羞恥。現在我從楊繼繩的書看到了曙光。他的一本好書，吸引了一群好人。不但有學識而且有道德能合作的好人們，一起努力，把這個工作成功完成。歷史寫作不像小說，可以一個人想像和虛構，歷史研究特別需要合作和互助。我希望這本書是一個好的開端，在不久的未來，會見到更多像《墓碑》一樣優秀的歷史作品。

有些中國讀者可能會有誤解，以為像《墓碑》這樣的「反動作品」是很容易得到美國「反動勢力」的支持的。其實他們弄錯了。去年這裡的一個學生寫了畢業論文，關於美國的主流媒體和學術界，怎麼在六十年代沒有報告甚至隱瞞了中國大饑荒。他寫出的事實讓我吃驚。直至今天，否認大饑荒、贊美文革的人，在美國的大學裡不是少數，而且相當有侵略性。

我曾在學術會議上被某教授質問「你怎麼能證明你說的（那位）受難者是真的」，儘管我已經報告了這名受難者的名字住址單位以及丈夫和鄰居的名字（上面提到的作家王蒙是其鄰居）。我知道楊繼繩的書已經和還會遭到這樣不負責任的質問。

不過，在一個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大環境下，說出事實和真理的書，最終會出版流傳，也會取代那些從意識形態出發而不從事實出發的作品。這樣一本中文大部頭的譯本，既難翻譯（工作量很大），也難出售（頁數多了售價就高）。但是沒有補貼的商業出版社接受和出版了。這本書的成功，不是政治操縱和金錢收買的結果，而是學術制度使然的結果，更是作者、譯者努力工作的結果。

我希望自己不是太過樂觀於「歷史寫作的力量」。今天我們慶祝英譯本，還有法譯本，德譯本和日譯本的出版，我們還會慶祝這本書在中國的出版。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寫於芝加哥大學）

来源：开放 2012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