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卡里亚：温家宝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辣油

http://view.news.qq.com/a/20101103/000039.htm

【访谈对象】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家，《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访谈动机】

近日，中国总理温家宝首次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这期封面文章的标题为《来自中国的新挑战》（The new challenge from china），其中刊登了9月23日法里德·扎卡里亚以CNN主持人身份专访温家宝总理的内容。这是他第二次专访温总理，第一次是在2008年。
中国国内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以至于有媒体称：“显然，温家宝总理的回答说服了扎卡里亚，所以他在《时代》的文章中呼吁美国自我反省，不要把美国经济不好的责任都赖到中国头上，要客观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
不过，仔细阅读通篇文章，扎卡里亚着重强调的并非是中美友好，相反，他反复强调到底什么才是中国对美国的真正威胁？他的结论很明确，绝对不是汇率这样情绪性问题，而是中国的教育和人力投资。这样一种认识中美竞争的独特视角，值得我们关注。
【先驱语录】
★中国的各种产业逐渐进入价值链上游，而这些领域至今尚被视为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特权。这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来自中国的挑战。
★美国仍然远远领先，但是一个国家不能等到当它已经落后的时候才开始担忧，而是当一个竞争对手出现的时候就要开始警觉。
★只要我们能把这种竞争维持在经济层面的一种良性的友好竞争，就像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担心过多的问题。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于胜楠 发自北京
温总理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国际先驱导报》：采访中你曾直接对温家宝总理说，“您的坦诚让我感动”，是什么样的坦诚让你感动？
法里德·扎卡里亚：让我感动的是温总理说话的直接和思想的开明。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难以作答的。比如对于言论自由和网络屏蔽的问题。我认为总理的回答很坦诚。他说中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并且在中国，有4亿左右的互联网用户和8亿左右的移动电话用户。他们可以接入网络，表达他们的观点，包括批评意见。温总理还说不但要让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
Q：能谈谈温家宝这位中国领导人给你个人留下的印象吗，毕竟你不只一次专访过他？
A：温总理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他是一个很睿智的人，有着非常丰富的知识。他还能对上述话题做出详细的回答，温总理能够从一个很全面的角度给出很详细的数据和事实来支持他的观点。除此之外，温总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除了身为一国领导人之外，他还是一个亲切和蔼的人。他是一个很有亲和力并且非常仁慈的人，我想很多中国民众在中国发生地震的时候都看到了总理仁慈的这一面。但是我要说，仅仅是坐在他对面，与他面对面的谈话都可以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中国的真正挑战不是汇率问题
Q：对温总理的这次专访对于《来自中国的新挑战》这篇文章的构思有何影响？有的媒体说，温家宝总理的回答说服了扎卡里亚，所以他在《时代》的文章中呼吁美国自我反省，不要把美国经济不好的责任都赖到中国头上，要客观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是这样吗？
A：对于某些人或某些媒体会有这种想法，我表示理解。但是看了我的文章后，你应该知道，我试图做到公平，对于中国做得不好或不对的地方，我会指出来，对于中国做的好的地方，我也会给与肯定。对于这次访问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我都很严肃地对待，温总理与我的观点一致的地方我很感激，因为我非常尊重温总理的观点。但是如果说温家宝总理说的话说服了我，从而影响了我文章中的观点，这是不对的。对于访问中提到的问题，比如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我自己学习了很多个月，并且仔细研究了那些数据和事实，然后做出了我自己的结论。当然，与温家宝总理的对话使我对中国立场有了更好的认识。
Q：你在《时代》的文章中说，未来美国所面对的中国挑战，不是人民币汇率，而是中国正投放巨大资源于教育事业。你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
A：目前，我们的观点是中国非常擅长生产低端商品，而美国则将重点放在制造高端产品和服务领域。因为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建设有形的基础设施上面。它当时尚无对人力进行投资的迫切需要，整个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生产低劳动力成本、低利润率的产品。只要中国的工人成本低廉、工作勤奋，这就已经足够。而如今，中国正在投放巨大的资源于教育事业，这也意味着中国将要从低端制造转向中端制造，然后到高端制造和服务领域。
虽然你不会在一天内看到这些变化，但是却能看到中国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良好的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讲流利的英文，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到在科学、科技、工程等领域先进的培训。中国的各种产业和工作变得越发复杂，并且逐渐进入的价值链上游，而这些领域至今尚被视为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特权。这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来自中国的挑战。而我们必须要适应并且找到我们更为专业的和更有优势的领域来回应这一挑战。最佳和最有效的方式并不是威胁和关税，而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和重大投资，让美国经济重新充满活力，让它的工人具有竞争力。
Q：实际上，中国国内经常讨论教育投入不足和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甚至认为中国的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你的判断是否考虑到这一情况？基于上述情况，你还会觉得中国对美国来说是挑战吗？
A：当然。你说的完全正确，如今中国的教育水平的确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的高等教育受到世界的公认，因此毫无疑问美国的教育远远高于中国。但是我要说的是变化，中国的变化。拿中国的两所知名大学，清华和北大为例，你可以看到当局的重视和巨大的投资，他们引进很精密的仪器设备，并花重金建设研究中心。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转变，而且很多不在清华北大之列的大学也正在开始重视教育投入。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庞大的学习英文的团体。比如，一个50多岁或是更年长的人可能完全不懂英文，但是如果是二三十岁的人，很大一部分人可以讲英文，因为这已经成为他们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我所看到的是这一转变的开始，而这些变化将会影响美国。
当然如今美国仍然远远领先，但是一个国家不能等到当它已经落后的时候才开始担忧，而是当一个竞争对手出现的时候就要开始警觉。但是请理解，我相信这个世界有足够大的空间去容纳美国和中国，但是美国需要去观察一下世界的总体状况，看看别的国家是否一切正常，并且借鉴别国一些好的经验，这就是是我文章的初衷。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明白挑战并不代表威胁，挑战的意思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在经济方面的竞争。我们需要使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去责备别人。
中国是美国走出衰退的兴奋剂
Q：在《时代》周刊同期刊登的另外一篇文章《美国之路》（America from the Road，作者克莱因）中，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妇女说“我们（指美国）甘居平庸，而中国却在蒸蒸日上”，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人存在这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目前在美国国内是不是普遍存在？
A：导致美国人存在这种危机感的原因很明显，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经济一直不景气，经济复苏的速度也很缓慢。16个月内，美国的失业率就上升了近一倍，达到了9.5%。美国人对此感到很苦恼，因此我觉得克莱因在他的文章中真实地展现了这一现象。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实情况是美国有很多卓越中心（Centers of Excellence，也称人才中心），甚至如今奥巴马总统为经济刺激方案做出的政策都还会促使一些新的卓越中心成立。就目前美国当下的情绪，我认为美国人太过悲观了。我们应该看到光明面，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强大的优势。但是一旦经济好转了，这种悲观的情绪也会好转的。
Q：你在《时代》周刊发表《来自中国的新挑战》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美国人走出这种危机感指明方向吗？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实际上成了激励美国人走出本国结构性衰退的兴奋剂？
A：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写那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出美国面临的问题，也指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仅仅指出问题而不去想解决方法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让人们看到光明并从这种危机感中走出。让人们了解危机的存在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有走出危机的方法。美国仍然是一个有1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大约是中国经济的4倍。因此我们还有很多优势，只要我们能够做出像我文章中提到的那些改革，我相信我们还是在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的，我们的未来也是非常乐观的。
把中美竞争控制在经济领域
Q：为什么一定要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两国关系的未来呢？中国其实无意挑战美国或与美国竞争，温家宝总理在你的专访中深入分析了中国自身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这才是中国最关心的。
A：首先我们要看中美两国的地理面积大小，其次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大国。同时像刚才所说，如今中国正在转型，转入到某些领域中。而那些领域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国掌控的，而如今中国却要从低端进入那些高端领域，而且有着更低的成本，因此很自然，这其中就会产生竞争。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竞争是不健康的，只有当竞争变成军事竞争或者是政治竞争才会有危险。但是这里的竞争是经济的竞争，世界经济在扩张、在发展，公司在扩大范围，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个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都是竞争带来的好处。因此只要我们能把这种竞争维持在经济层面的一种良性的友好竞争，就像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担心过多的问题。美国与欧盟每天都在很多领域中竞争。但是如果竞争变成地缘政治，那么就危险了，这也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因为如果中国和美国参与到了地缘政治竞争当中，那么将对中国和美国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对整个世界也没有好处

辣油

政治人物谁没几个追随者？

haigez

纽约时报再揭温家宝平安洗钱路线图



new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2/11/2 ... ders-family.html?hp





Lobbying, a Windfall and a Leader’s Family



Published: November 24, 2012 18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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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stance, the rules barred party officials in charge of a state-owned company from using their parents, children — or even their children’s spouse’s relatives — to trade stocks of a listed state-own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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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An’s Hidden Shareholders: Friends and Family of Wen Jia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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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s found no indication that Mr. Wen shared inside information with family members.

But there are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ves’ holdings, analysts consulted by The Times said, like who might have known about the relatives’ purchases and whether anyone had a legal obligation to disclose that information.

Executives at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say they were unaware of the share purchases and were not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s.

The companies also said that a typical I.P.O. process is unlikely to uncover the ultimate identity of shareholders who are hiding behind layers of investment vehicles using unrecognizable names.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ir professional partners who help sell shares to the public are legally obligated to disclose the identities of only those shareholders controlling a stake larger than 5 percent. The Times found that at its peak, Taihong, the investment vehicle tied to the Wen family, never held more than a 3.2 percent stake.

Another question that remains unanswered is how Taihong was able to buy shares of Ping An at a price that appears to have been highly discounted. By late 2002, Ping An had already become a hot I.P.O. prospect following a big investment by HSBC.

The answers to some of the questions, legal experts say, may turn on who was involved in brokering the deal that led to the relatives’ acquiring shares in Ping An in the period before the company’s public offering in 2004, and whether the deal-makers were seeking to gain favors from the regulators.

“The key questions are: why were these people chosen, and on what terms did they get the shares?” said Jerome A. Cohen, a professo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 and an expert on China’s legal system. “Obviously, everyone would like to get in before a hot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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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print on November 25, 2012, on page A1 of the New York edition with the headline: Lobbying, a Windfall and a Leader’s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