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根勤：学者与体制之间的迷惘

辣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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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18周年诞辰。当天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微博上有些人在纪念。但翌日清晨，收到好友、《南方周末》读书版编辑刘小磊短信：高华老师昨晚去世。

　　高华先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一生的志业研究中共党史，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名山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

　　高华教授病逝的消息传开后，以新浪微博为阵地，掀起了一阵“纪念高华先生”的热潮。华语世界举凡较具独立性的知名学者，包括余英时、杨奎松、沈志华等学者纷纷表达哀思。其中章诒和先生所致的悼词最为悲怆。

　　我印象当中，多年以来，很少有学者的去世能像高华教授这样，几乎成为一起“公共事件”。即使2008年王元化先生去世，也没有这么大的反响。原因大体有二：第一，王先生虽有波折，但中年以后威望尊隆，为学界领袖，而高华教授作为晚辈，遭逢坎坷甚至过于前辈，具有强烈的悲情色彩；第二，是因为微博对话题的推动作用。

　　众多回忆性文章和网帖，大多缅怀高华教授的学术造诣。也有回避不开的话题，那就是高华教授“治病”过程中，为使用“国产”还是“进口”针以及用药量与学校产生冲突，学校当然只允许使用国产，尽量少用。而更引发争议的是，高华教授去世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在微博上声称，南京大学党委要求审查他准备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这就构成了一个“元问题”般的话题：学者与体制之间有没有可能共赢？尤其是当学者是具有自由精神独立品质的人文学者时，有没有可能与一个在所谓新形势下愈发坚固强势且自以为是的体制实现“和平共处”？从高华教授去世这一事件上，我们得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而驱使我作这篇文章的更大原因，并非我对体制有多了解，而在于，我是他的学生，1997-2000年间，我在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我的导师史全生教授，以前也是他的老师。我们过从甚密，我跟他学习不止一门课，更能每月有一次以上去他家请教。研究生毕业时，他对我的工作颇多关注。他说过一句：根勤，就冲《南方周末》在广州，你也应该过去。

　　他说这话时的温暖而浑厚的中音，我念兹在兹。几天前在网上看到他在香港作毛泽东与“文革”专题讲座的视频，我仿佛又回到南大校园，课堂上、梧桐树下还有上海路他的筒子楼家中，他的慷慨陈词，他的艰难治学，他夫人刘晓红女士的温婉笑容，他儿子高兴的调皮……

　　那时，他还是副教授，但我们同学无论男女，都极其钦服他的形象、气质与学识。10多年来，我一直说，教授就应该是他这个样子。但我真正了解的，是他在体制内的抑郁。这种抑郁，几乎构成了他魅力的重要部分。这也是尼采所说的，读书人要有适度的贫困。而高老师一辈子所摆脱不了的，是“穷”和“贫”。

　　可能是他自己说过或者是身边朋友说起，他的父亲是“地下党”。这本是一个神秘的词，但现在已经证明了，这是一个“边缘”的势力。这些，他在近年的《革命年代》后记中也屡有述及。1978年他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4年后毕业读研究生，导师姜云教授在系里是“非主流”。他当年作为青年学生跟张宪文教授编纂《中华民国史纲》。书后有一张照片，他和几位同学合营，那里面他斯文瘦弱，表情忧郁，与旁人迥然不同。他的穿着也颇独特，上穿白色短袖，下面是黑色西式短裤，踩一双凉鞋。我拿他的穿着与他开玩笑，说很有时代特色。

　　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来读了在职博士。多年后，我听好朋友、也是高老师知交的单世联教授说，他在历史系连读书加教书待了33年，没拿到系里一分钱。我深表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去世前后学校对他的态度，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我去读研究生时，他刚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访学回来。当时就听说，他有机会留在那边教书，但领导强令他回来。我一直没有深究，领导怎么就能强令他回来？多年以后，他在媒体上署名，经常是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联署”，但最终没有调入上海。有人简单提及，说即使没有调入，他也没有怨恨。也有朋友说，“上面”说了，这样的人怎么能进上海呢？但我不解的是，天下之大，尽可去得，为什么非得羁留在沪宁两地？

　　他是1999年评上教授的，这事是历史系学生最关心的。那时我在北京拜访钱理群教授，也被问及他是不是博导。我说他评教授就在今年，博导要稍晚。钱老师很纳闷，我说这很正常。后来听说杨振宁先生在校长面前说，高华这样的人不是教授，谁是教授？我便问他有无此事，他说有，但自己当年评上教授却是没有悬念的，与杨先生的话无关。

　　他原来与系里两位副教授一起挤筒子楼的悲惨生活，到2000年搬到了龙江小区宣告终结。但却一直“贫”。我始终不理解。他夫人是公务员。儿子高兴后来读的学校不是很好，但我想就业应该不是问题。而他这10年声名鹊起，在海外学界、在国内的舆论界尤其是南方报系备受推崇，却到最终因为治疗问题还要乞助于学校。

　　他当时给我们上课，曾经以他特有的温和而激烈的方式，指出中国其实就是一个“单位社会”，大部分人都是“组织型人格”，南京大学是江苏教育最大的体制堡垒。他也说，无论南京哪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去分析它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都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他是如此的深刻而有力，但遗憾的是，他一直“受制”于这顽固的体制。每到压抑时，他一般都会到广州、香港和国外去散心。因为这边是“内地”学者和媒体人的“气眼”。

　　高华老师以纯粹的学者、悲凉的气质结束了他的一生。我总会联想起前辈史家陈旭麓先生的葬礼上，茅海建、熊月之等高足哭声一片，因为先生一生压抑。高老师的成就自然不凡，而他所处的时代，尽管有种种不堪之处，但在选择与流动空间上，无论如何比旭麓先生那时要好得多。每念及此，我总是不得其解。

　　这样令人悲哀的事情，一定还会延续。这才是更悲哀的事情。

　　我为高华老师骄傲，也为他悲哀和迷惘！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来源日期：2012-01-08 | 责任编辑：左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