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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作家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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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4 03:2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浩然老师,我对您说
by 杨屏


今年春节,我是在郁闷中度过的。对我恩重如山的老师,著名作家浩然因脑血栓屡次发作,瘫卧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病榻上,连陪护在身边的儿女也认不得了。医生说:老师的病情已没有回转的可能……

浩然老师倒下了,在总共5卷的自传体小说已经出版了3卷的时候,在写到文化大革命10年的时候,在写到如何与邓小平等领导人交往的时候,在写到如何被别人指责“上”江青的“贼船”的时候,在写到“8个样板戏1个家”的时候……他,倒下了!抱着巨大的遗憾!

毋庸质疑,这遗憾绝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而且又是除浩然老师外,任何人都不能弥补的!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那段特殊的“文化”历史是不能回避和遗忘的。



浩然与江青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论你是哪行哪业,大概都知道浩然老师,那么也就都知道他那时是多么风光无限。他是江青眼中的“大红人”,曾经是怀揣江青“圣旨”到广州军区慰问西沙之战将士的“钦差大臣”。……可是,江青垮台后,老师很快又写出了作品,还出任北京作协副主席和《北京文学》主编。

为什么?

还是先回顾一些往事吧。

1974年大年初三的晚上,江青派人把浩然接到了钓鱼台,让他带她的信去广州。浩然老师没有选择的权力,只能服从。专机已经安排好了,第二天一早就起飞。这也是浩然老师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专机。

我1993年问到这件事情时,浩然老师是这样对我说的:“说句良心话,江青待我不错,没有她,我不会那么风光。而且我认为江青对文艺也并不是什么都不懂……但是,与江青如何相处是我最头疼的事儿。那年代,中国的文人有一个共同的心病,就是有了拿笔的能力,最怕失去拿笔的权力。能让你失去拿笔权力的时候,往往还会让你失去生命的权力。这样的事情,我是亲眼所见呀!而掌握这个权力的人就是江青。我也怕呀,不为别的,单为4个孩子和老伴儿,再颤颤兢兢,只要不为虎作伥,哪怕是磕头作揖,委曲求全呢,我也得保拿笔的权力呀。去西沙,明摆着不该是我干的事情,但是我不敢不去,别说我了,换谁当时也不敢不去。去是去,别忘记自己是谁,别利令智昏!政治这碗饭,根本就不是我能够吃的。离开江青,我就拿定了主意,到了广州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飞机降落后,机舱门一打开,我真傻眼了,我的天哪!小汽车那么大一片,上百辆。地方的,军队的头头脑脑的,那么一大堆,象欢迎国家元首似的。我现在也记不起来都是谁来接我了,他们把我从机场拉到了什么地方,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了,反正赵紫阳和许世友在门口等着。赵紫阳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许世友是广州军区司令,没说几句话就该吃中午饭了。那时候有规定不许喝酒,看出来许世友想喝,他假装征求我意见,问我能不能喝点酒,我说我是个小不拉子,他是司令,听他的。他笑了,拉开原本挡着的帘子,好家伙,后面就是酒柜,里面什么好酒都有,早就准备好的。喝完了酒,很快就去会场。万人大会,赵紫阳主持。他也没有打招呼,就在主席台上宣布:下面由首长派来的特使浩然同志宣读慰问信。我知道这信的分量,我更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江青让我拿信,我不敢不拿,但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念这封信。下了飞机,见了赵紫阳,我就把信交给了他。赵紫阳非要让我念,还让群众鼓掌,许世友也让我念,我就是不念,而且一句话也不说。那场合,我知道多说一句话都可能要你的命。僵持了好长时间,还是赵紫阳念了。第二天我就去了西沙。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写了本《西沙儿女》。现在回想起来,亏了没有念江青的信,如果念了,真死定了,可真成为江青的小爬虫了。那几年,她让人拿她的信,到河南马振夫中学,到文艺团体,到大寨,各行个业,弄了七八封吧?除了我,别人都是谁带去谁念的,听说还有抢着念的,凡是念的人,没有一个不倒霉的。”

浩然老师在讲这段往事的时候,最后露出的是笑容,但是,他的笑,与其说带点狡黠,不如说充满了苦涩。

在那个年代,多少人想紧跟“旗手”而谋荣华富贵呀,可是,江青三次派他出国(像庄则栋带队访问美国那样),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日本,他都婉言谢绝了,也没有像别的文艺干将那样,在国家某个政府部门当个头头脑脑……

那时侯,浩然老师为什么就知道同江青保持距离呢?

“1974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会见的第一批外宾是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会见的前一天,邓小平把我叫去,是在人民大会堂。他问我罗马尼亚文化方面的情况,问我现在的文艺政策,问我该怎么对罗马尼亚人说。第二天会见的时候由我出席作陪。再傻的人也能够看出来邓小平和江青的主张不一样。他们相互间在斗,我一个平头百姓惹得起谁呀?惹不起,躲得起,1976年过了元旦我就住进了301医院,没有病装病。一直住到江青垮台,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住院,也是住院时间最长的一次。外面有天大的事情我也只当听不见,只要你不是急着往上爬,离大人物远点安全,对江青,我就是这样。”浩然的解释是这样的。

        可是,就我的了解,浩然老师之所以能够不陷进去,起关键作用的是他善良的性格。由于是孤儿,从小总是受气,养成了逆来顺受、委屈求全的习性,虽然老师非常聪明,和骨子里好强,但是,与人交往时,老师无法摆脱其内心的怯弱和自卑。忽然间的大红大紫,让他无所适从。老师性格中本质的东西驱使他与人为善。他从小教育儿女也是这样,只要与别人口角了,即便自己的孩子被欺负了,他也总是向别人道歉,然后批评自己的孩子。孩子觉得委屈,他也坚持,他常说的话是“长记性,离他远点,不就欺负不到你了吗?”长此以往,他真的把4个孩子都培养成了胆小怕事的人,在外面受了气,顶多回家诉诉苦,人前连个大声说话的都没有,在各自单位的人缘都特别好。他们也都和父亲一样,非常相信善有善报。我认为,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文化大革命10年中间,没有一个作家因为与浩然有恩怨而受迫害。反之,在别处受了冲击,慕名躲到浩然家里被保护起来的作家,真的远远不止一个。在许多作家回忆文化大革命遭遇的文章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文革后,大家无记名投票选举他为北京文联和作协副主席,更是对他人品的认同。

在这里,我想说点感想:换成别人,包括现在声嘶力竭攻击浩然老师的人,在能呼风唤雨的机会面前,真不一定能像浩然老师那样独善其身!



          浩然的作品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这是浩然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的第一句话。萧长春是谁?妻子怎么死的?为什么三年没有续上?他打不打算续?续得怎么样了……一连串的问号就诱使读者往下读。《艳阳天》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染着不止一代人。

《艳阳天》的问世是个奇迹!

1932年3月25日,祖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在属于天津市)的浩然老师,出生在开滦赵各庄矿区。10岁那年,当矿工的父亲被怀疑与别的女人有染而被人打死了,母亲带着他和姐姐投奔了他舅舅家所在的蓟县王吉素村。读了3年半书的浩然老师也就失学了。两年后,母亲病故,舅舅又抛弃了他们姐弟,浩然老师实际上成为了孤儿。这样一个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苦孩子出身的人,文化底子薄得可怜的人怎么就能够写出《艳阳天》呢?各类当代文学的教科书上,都把这归于浩然的无比的勤奋上,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此。

        1991年,我曾经跟浩然老师去了北京市顺义县焦庄户村。见到了《艳阳天》中萧长春的原型萧永顺。他比浩然老师大6岁,是一个看上去非常憨厚质朴的农民。浩然老师进了他家的门,擀面杖、和面盆等等,放在哪里都清清楚楚。盘腿往炕上一坐,边包饺子边聊天,张家李家的如数家珍。头锅饺子煮好后,浩然老师像父亲一样,对萧永顺的儿子萧立兵说:你们先吃。结果孩子们就先吃。孩子们吃着,浩然对萧永顺说,你们两口子弄凉菜去,我来煮饺子。在院子里的大铁锅前,浩然挽着袖子,熟练地添着柴禾。等又一锅饺子煮好后,浩然老师就和《艳阳天》中马老四的原型马勤一起,同萧永顺喝酒。他们每人用大碗倒满啤酒,没有喝两口,马勤说这两天肚子不舒服,不想喝了,碗里剩下的酒,就往浩然老师的碗里倒。我赶快去夺,马勤有流口水的习惯,他那碗酒都不能称其为酒了,我想拿过来倒掉。浩然老师看出了我的意思,脚下踢了我,将我制止。把马勤的酒一口气喝了下去。说句良心话,没有喝那酒的我,真的当时都差点吐出来,真不知道浩然老师是怎么咽下去的?他可是出席过数不清的国宴、陪同过多少外宾的人啊。在回去的路上,我表示了对马勤举动的不满。

        浩然老师是这么对我说的:“1977年在我受批判的时候,萧永顺骑自行车,来回有小百十公里给我送来一篮子鸡蛋,就说了一句话,不行还住咱村里去,我们大家伙乐意养活你。说完就走了。马勤是挺脏的,可你信不信,遇到困难了,一个馒头他能掰一半儿给我吃,而且肯定是那一大半儿。”浩然老师讲这话的时候,很平和,但是,我感到了震撼。他是真爱这些农民!而且也是装不出来的。有了这些农民,浩然老师写作的底气永远是足的。

我认为,《艳阳天》是这样写出来的!老师把对农民的挚爱倾泻在了纸上,铺就了《艳阳天》、《金光大道》。

“我的所有作品,永远只有一个主题:就是翻身农民团结一心跟党走。我歌颂共产党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共产党来了,我和姐姐才活了下来,共产党让我学习文化,让我当了干部,后来当记者,当作家。我的使命,就是热爱农民,歌颂共产党。”浩然老师对自己的作品是这样定义的。

著名作家蒋子龙,20年前在洛阳,讲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中国很难有传世久远的作品,因为我们的文艺作品要为政治服务,而中国的政治是变幻莫测的。运动不断,今天是对的,下一个运动来了就是错的。政治家说栽就栽了,作家就更别说了。他讲到浩然的《艳阳天》时感慨很深,蒋子龙说,浩然小说写的真不错,一个个人物生动饱满,故事曲折精彩。可是,你是写阶级斗争的,这就局限住了。再那么搞阶级斗争,这个国家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呀?最后,蒋子龙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作家,能够各领风骚三五年就不错了。我非常赞同蒋子龙的观点,按照这样的观点,浩然老师也大可不必为自己的作品难以传世而悲哀了,毕竟也风光无限地“领过风骚三五年”了嘛!

话虽这样说,如果人们真的都这么“阿Q”,这个民族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我想,包括自我解嘲的蒋子龙本人,也不可能不想让自己的作品传世的。只是,作家有作家的无奈。在那个时代搞创作的浩然老师也是如此。

而且只能如此。

浩然老师是1962年初开始写《艳阳天》的,起初是没有马小辫这个人物的,写的过程中,党的8届10中全会召开了,号召全党抓阶级斗争。而且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讲了那句著名的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一句话,打倒了习仲勋16年,让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中险些丧了命。这样的事情,对靠写小说谋生的浩然老师来说,其极大的摧残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就天天武装头脑,认真学习领会;于是,就在作品中加进去了阶级敌人马小辫。这一加,整个结构都乱了。于是,就进行调整,于是小说的结构就出现了一些不协调••••••还有一点,在写作中,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所以浩然老师不敢、而且也不能展开写真实的人物情感,更不敢写人性正常的心理、生理活动。书中恋爱的男女是根本不能有肢体语言的。

那么,那个时期的任何作品就只能够有以下的面孔:正面人物必须是党的书记(萧长春),反面人物当然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马之悦),然后,左中右的群众(马老四、韩百仲、弯弯绕)。任何人的任何作品,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布局,最后的结局当然也只能有一个,党领导群众战胜阶级敌人。

谁敢越雷池一步?



      浩然的人品



说到人品,涵盖面应该说很大,很广。如今“政治第一”不讲了,那么,我们就走进浩然老师的生活,看看他在金钱和女人面前的所作所为吧。

如果我说,浩然老师是全国所有著名作家中最穷的一个,估计没有人相信。可是,你如果去过他在河北省三河县的家,你如果真的了解他的生活,你一定会吃惊的。

原因是什么呢?

        浩然老师的老伴儿叫杨朴桥,比老师大4岁。18岁同浩然(当年14岁)结婚,用伯母的话说,她一直是当家庭妇女,没有参加过工作。又因为浩然老师所在的事业单位没有劳保,所以,伯母的所有医疗费用,自进城那天起,全是自费。“浩然成年价东奔西跑,忙忙碌碌,4个孩子都是我自己带,他啥忙也帮不上,早早地就把我累下了一身的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我都有,最讨厌的就是类风湿,把我折磨得早就不想活了。你看我的手,身上的骨头早就变形了,疼起来,我好几天不睡。浩然那俩钱儿,全给医院了还不够,孩子们还都得往外拿。”

         这是1989年杨朴桥伯母对我说的话。1978年浩然得了高血压,1980年,开始脑血管痉挛,1993年5月17日,患了脑血栓,此后,多次复发,直至今日终于倒下不起了。

穷困潦倒的浩然老师,本可以非常富有。

文化大革命前稿费收入是很高的,杨沫的《青春之歌》24万元,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7万元,曲波用《林海雪原》的稿费,可以生活一辈子……浩然老师还真赶上那个“好时候”了,他的《艳阳天》第1部是1964年出版的,可以得40多万元稿费。可是,他没有挪地方,办了个手续就全部交了党费。如果说,那个年代他和老伴身体还好,用不着那么多钱养老还算是理由的话,那么,后来发生的事情,就让众人惊讶不已了。在浩然老师得了脑血栓,且久治不愈的情况下,广东一个大型饮料公司的老总请他为公司代言个广告,就说一句“喝了×××饮料,〈艳阳天〉会写的更好”的话,酬金100万元。这个老总,是读着《艳阳天》长大的读者,也是浩然老师的崇拜者,他把电视台摄像的都叫来了,支票也拿来了。

“我可以说你的饮料好,但是我不能要你的钱。”浩然老师用这样的话,谢绝了这位好心人的资助。

“浩然老师,人家都说你傻。我觉得那钱你该拿。”

“不拿,心里更塌实,再说已经傻到这年月了,干脆就傻到底吧。”

这是我和浩然老师事后的对话。除了敬佩和感动,我无话可说了。

如今,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不可能只属于一个女人。然而,这话用在浩然老师身上,就根本错了。

凡是见过浩然老师的人,都会说老年的他慈祥端庄,年轻时的他英俊漂亮!不但是成功的,他还是曾经大红大紫的!在女色面前,毋庸讳言,老师遇到过的诱惑太多了。

1957年,25岁的浩然老师,在文坛上,犹如一颗新星,已经小有名气了。1960至1961年,浩然老师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发表了70多个短篇小说,1962年开始创作《艳阳天》,随后,不断被邀请到著名的高校去作报告。一些女大学生得知他妻子没有文化,还大他4岁,就通过各种渠道向他频送秋波,以期浩然老师能够像许多进了城的老干部那样,抛弃结发妻子,另娶新欢。有写信的,有胆大的径直找到单位的,有以请他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为名,单独约他在公园见面的,竟然也还有独自闯进家门的。

最让浩然的意外的还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个著名的作家,受一个非常漂亮的名牌大学的女学生之托,把浩然叫到自己家里说,只要浩然能够离婚,娶这个女大学生,她愿意捐出10万块钱给杨朴桥作为日后生活的补偿……由此推断,文化大革命中他红边大江南北的时候,又曾经遇到过怎样的诱惑!

几十年来,任何人始终“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因为浩然老师的婚姻十分美满吗?我在这里斗胆说:不是的。

浩然老师曾经有过失败的初恋,那失败对他打击很大。不是说那人的长相和文化都比现在的妻子强,主要是她同浩然两小无猜,朝夕相伴,同吃一锅饭并时常与浩然姐弟同睡在一个炕上,他们情投意合,早已心心相印(浩然老师自传体小说《乐土》里有详尽的描写)。回想起那时的情形,老师在几十年后依然能够羞红了脸。

“我在这儿对你说,人的初恋是难忘的,后来面对漂亮的女大学生,我也是真动过心,还回来同老杨闹过。如果婚姻能够让我再次做出选择,我一定会找个有文化的。1977年我挨斗的时候,这感觉就更强烈。一个男人在外面如果受了委屈,希望回到家里向爱人倾诉出来,她能安慰你,给你温暖,你心里不堵了,一定会轻松许多。可是,面对老杨不行啊,我挨斗,回来根本不敢告诉她,怕吓着她。还得装出没有事的样子。到了晚上,我就睡不着,几个月都睡不了一个囫囵觉。无论什么事都自个憋着,憋着憋着就憋出了高血压。”   

这是浩然老师1993年,在通县医院的病床上对我讲的。

尽管浩然老师也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想法,但是,他这辈子只属于了一个女人,就是现在的妻子杨朴桥。老师用一生遵循了自己立下的原则:“对于家庭来说,男人要把责任心放在头一位。没有了责任心,离一百次婚都能找到理由。”

浩然老师在熟悉他的众人面前,常说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做到了公生活对得起党组织,私生活对得起妻子儿女。”他敢于说这样的话,就是对自己人品的强有力的说明。

熟悉浩然老师的人,之所以发自内心地敬重他,当然是与他优秀的人品分不开的。



       浩然的家庭



我是1979年在海南岛当兵的时候,与浩然老师建立通信联系的。第一次见面,是1980年的12月22日中午,在他北京月坛北街的家中。我进门一会儿,浩然老师起身送客。他和客人刚走到门口,刚刚两岁的大孙子梁东山站在床上突然大喊一声:“浩然同志!”听到喊声,浩然老师脸笑得像朵花似的,他满脸讨好地问孙子,什么事情。孙子不无表演性质地唱了起来:“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循着歌声,浩然老师乐得从门口跑到床前,亲了孙子一口,“等会儿再交代爷爷好吗?我先送客人。”转过身,他重新送客。回来以后,他抱着孙子同我说了一阵子话才放手,不大工夫,梁东山突然在门口尖利地哭了起来。浩然老师“腾”地站起,快步跑向孙子。原来东山自己不小心在门边挤了手。这可是如同挤住了浩然老师的心肝,他对着梁东山的父亲训斥:“看把孩子的手挤的!”听浩然老师那口气,好像是红野故意挤了他儿子的手似的。

浩然老师有4个孩子,3男1女。大儿子梁红野,二儿子梁蓝天,老三是女儿梁春水,老四是儿子梁秋川。1980年,除了女儿春水住在通县,3个儿子和2个媳妇都在家住,加上孙子梁东山和浩然夫妇,8口人挤在楼上楼下共4居室的房子里,拥挤是可想而知的。大哥红野在家里是任劳任怨的典范,做饭洗衣服,什么都干。梁东山挤住手的时候,他正在厨房忙碌,但是浩然老师仍把责任归咎于他,红野不敢申辩,带着一脸委屈又回到厨房继续干活。浩然老师把孙子抱在怀里,把孙子小手指头含在嘴里,用手帕为孙子轻轻地擦拭眼泪,嘴里念念有词地哄着,终于见到了孙子的笑容后,他的眉头才解开。过了几分钟,红野从厨房出来叫浩然老师:“爸,该你了。”浩然老师应声进了厨房,一会儿,厨房里面传来他飞快地切菜声儿,等浩然老师出来的时候,一盘切得像细面条般的萝卜丝端了出来。整齐、匀称,无可挑剔!看出我的惊讶,红野大哥自豪地说:“这是我爸的绝活儿。”听了儿子的夸赞,浩然老师脸上瞬间洋溢着笑容,好像是感激地看了红野几眼。想说什么,又未出口。那意思仿佛是:干活去,老爹还用你夸。

浩然老师非常爱自己的儿女们,更爱他的第3代,不是我对老师不恭,就我所见,为了孙子,浩然老师错误地批评儿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儿女们也无法与他计较。因为他们知道,父亲对他们的疼爱,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1977年5月1日上午,北京市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万人大会,批判浩然老师跟随“四人帮”。中午,作完检讨的浩然老师,回家就钻进厨房,他要招待特殊的客人——大儿子红野的岳父母,这天是红野举行婚礼的日子!“感谢你们呀,亲家!在我们家这么困难的时候,你们把女儿送到我们家,请你们相信,我和我们全家一定会好好待你们的女儿,他们小两口,也一定会过好的。来!干杯!”浩然把酒喝了下去,酒里有他的泪。

浩然老师从小是个孤儿,特别渴望家庭的温暖。

尤其是1977年挨整以后,老师把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要把全部的爱都献给儿女们!但是,让他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孩子们提出要分家!他怎么能够同意?坚持拖了一年,孩子们又提出分家,他还是不同意。到了1982年,终于不得不分家的时候,浩然老师亲自做了一桌饭菜,从开始到结束,他几乎一直在哭。哭得一家人都唏嘘不已,但是又不能同情他。为什么?北京太大了,儿女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同,路程也不一样,前后相差可达2小时以上。但是,浩然老师要求全家等所有人到齐后才吃饭,时间长了大家有意见是可想而知的。况且孩子们还得补习文化,上电大夜大。后来我与老师闲聊起这事情的时候,斗胆说他不让分家不对。没有想到,我的话引发他一块心病。他当时说了如下的一段不太“革命”的话:现在说起来都是冒傻气,风光的时候,多少人忙着为我安排孩子啊,我都拒绝了。现在不说后悔吧,心里也挺难受的,4个孩子没有一个好单位的(大儿子红野在一家饭店当电工;二儿子蓝天在新华书店当营业员;女儿春水当中学老师,小儿子秋川大学毕业后在派出所当警察),拿钱少,住房也没有。你说说,他们跟着我,能沾光时,我没让沾光,剩下的只有受牵连的份儿,我不想补偿啊?我让他们都在家吃,谁也不用交钱,能吃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

后来,我把浩然老师的话学给他的孩子们听,我以为孩子们会非常感动,没有想到,他们都不以为然。他们说:咳!老爷子心态不大正常,他总觉得欠了我们似的,恨不能把心切碎了补在我们的肉上,其实根本不用。我们怎么会埋怨他呢?天底下作父亲的,不可能还有谁比他更操心的了。现在跟他一块出去,连过马路都得听他招呼,你走快了点儿,他都急。你说我们也都几十岁的人了,连过马路都不会?

在儿女们眼中,浩然老师是个慈父,在妻子的眼中,他是一个护士。为什么?浩然老师的妻子杨朴桥是个极为内向的人!少言寡语,长年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她,可以说是个能够不说话就不说话的人。“由于她平日里不说话,生气了别人也不知道,孩子们都看不出来,就我能看出来,该拿药了,该小声说话了,我都会提醒大家别烦着她。长此以往,我就练出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浩然不无戏谑地对我这样说。

老师的付出,伯母是非常感激的。

1993年5月,伯母步履艰难地去通县的一所部队医院,看望患脑血栓的浩然时,我递到她手里一根拐杖,对她说,这是浩然老师让我特意为她买的。她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脸上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但是,说了一段话,让我和浩然老师都愣住了:“这些年,他又要写东西,又要自己个儿照顾我,一丁点儿也不想麻烦孩子们,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好几趟,累得不行了!他这是为我累趴下了!我要是能早死了就好了,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了。”

  “你瞎说啥呢?没有你,我能有这么好的4个孩子吗?没有你伺候几十年,我能写出7百多万字的作品吗?老伴儿,你是咱们家最大的功臣,我在这里有礼了。”浩然老师拱手作揖,故意做出滑稽的样子。任何一个在场的人见状,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因为浩然老师刚得脑血栓,说话和抬右胳膊都非常吃力。

        没有能够忍住,我当时流下泪来。



       浩然的性格



著名女作家张洁说,浩然是个悲剧人物,是性格的悲剧!

对此,浩然老师不予否认。

为什么浩然老师的性格会带来命运的悲剧呢?老师是有着怎样性格的人呢?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引用他说过的一些话。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写得真好,最起码是个非常精美的艺术品。我绝对写不出来,尽管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这与张洁的性格有关,在专门讨论张洁入党的会上,有的同志给张洁提意见,发言的人说的话,张洁不爱听,人家没有说完,她站起来就走了,什么都不怕。我真佩服她的勇气!”

“嘿!老舍的文字真是老辣到家了,谁不服都不行。可是,他的东西不允许编辑改一个字,谁改了他就冲谁发火,我真佩服他的自信。真是有大才能的人有大性格。”

  “我姐姐的性格真好,啥时候,人家想说就说,想笑就笑,敢做敢为,是村子里的党支部书记,没有人不听她的,都怕她。”

浩然老师非常佩服别人的勇气和自信!然而,非常矛盾和纠结的是,这些老师真心羡慕的东西,往往又让他觉得害怕。非但学不来,而且根本不敢学。由此,我想就我的了解,概括一下浩然老师的性格特征:渴望成为强者,但是,又害怕别人嫉妒,更不敢与人为敌。内心的怯弱无法支撑外表的坚强,所以,这样的人一生只能在胆小怕事,委曲求全中渡过。

任何一个人的性格往往都有两面性,我认为,浩然老师性格的两面性可以这样界定:一方面是向往成大事的志气;另一方面是不敢面对风险的懦弱。

从老师自传体小说《乐土》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小总是遭人白眼的他,比其他人更渴望受到别人的尊敬,更渴望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这是老师努力奋斗的原始动力。那么,没有靠山,没有门路的他,自然知道只有比别人付出得更多,才能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才有可能出人头地。天资聪明的他,是苦孩子出身,根本不怕吃苦,再加上无比地勤奋,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工作,很快就会做出成绩。这是他非常自信的,也是大家公认的。但让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是,由于他生活在中国,又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老师想当大作家的雄心壮志,被迫要嫁接到文学以外的东西上去,那就是政治。“历史的责任”,逼迫老师必须拿起笔墨作刀枪,“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当他还不曾体 会到“其乐无穷”的时候,命运却高高地把他抛到了风口浪尖上。一夜之间,亿万人民只在看8个样板戏,读一个作家的书,这个特殊的作家偏偏就是他。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得意的,我们梁家的祖上,谁有我这样的风光?过了些日子,我真的就傻眼了。本来吗,作家靠作品活着,你死了,作品活着,你就还活着,你想流芳千古,就去写作品。文化大革命一来,作家不写东西,学整人了,那还叫作家吗?老舍死的时候,我比他家里人先赶到湖边,一确信是他的尸体,我就掉泪了。可是,转眼看公安局的人看我,吓得我马上止住了泪。我是代表组织去的,不能哭,老舍是自杀,那时候叫自绝于人民。等他爱人和孩子来的时候,那个哭哭啼啼的场面,让谁看了也受不了。回去我就给老杨说,我要是死了,你跟孩子可怎么活呀。我真的好些日子睡不着觉,眼前一出现老舍最后的样子,就浑身直发冷。”

面对政治,浩然老师的志气找不到北了!面对政治任务,浩然老师的志气演义成了狡黠。他不想整人,也不想被人整。

但是,文化大革命后,老师还是挨了整。“我用我的人格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做过恶,没有整过一个人。文化大革命后,我挨了整,我真的能够想得通。在那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时候,你浩然风风光光,凭什么?就是出口气,或者妒忌,人家也该整整你。这,我真的理解。”对于他的挨整,浩然老师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不相信老师这话说的全是真的。老师内心肯定觉得挨整很委屈!

因为老师说过这样两件事情:1977年5月1日上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受批判后,回家给儿子举行婚礼的晚上,“亲家走了,孩子和老杨都睡了。我两眼睁着盯着屋顶看了一夜,我不敢动,怕总是翻身把老杨弄醒。一旦醒了,她马上就会看见我满眼的泪。我真是哭了一夜。从那以后,我得了个爱哭的毛病,但是我从来不让家里人看见……”

“……那天晚上看电视,突然看见纪登奎宣布取消我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我浑身气得直哆嗦!当着孩子的面,我抓起床上的一条半烟,推开窗就扔了下去,根本不管窗下有人没人。也就是从这天起,我一下子把烟戒了,我原来抽烟多厉害呀!”

对于挨整,浩然老师必然觉得委屈,但是,老师怯弱的性格注定他不会抗争,不敢申辩。除了自己偷偷地哭之外,他选择了逃避。1977年夏天,老师就跑了,跑到了通县。和在那里下乡插队的女儿春水相依为命。呼啸的寒风里,老师在前面拉车,女儿在后面推,父女俩买回烤火的媒;大雪纷飞的夜晚,冻得无法入眠的浩然老师,抱着些碎木头,跑到楼外去生炉子,结果,炉子没有生着,自己发起了高烧。“生活条件比在北京差多了,可是那里安生。吃着春水做的饭,我又可以写东西了。我这辈子没有别的奢望,有张桌子,能安心写东西就心满意足了。”浩然在回忆那段生活的时候,这样说到:“我离开北京,就决心不再回去了,我连党费都是在下面交的,开始是在通县,后来我就去了三河,离北京更远了。我给自己写了个条幅:‘安于贫困,甘于寂寞,埋头苦写,讴歌苍生。’这16个字激励着我重新站起来,我又写出了《男婚女嫁》、《苍生》等三百多万字。”

尽管浩然老师对自己后期的作品非常珍爱,创作中的付出也非常的大,但是,读者要少得多了。为什么?我以为,仍然与老师的性格有关,就是他的那个“志气”。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作家写了富裕起来的农民的事情,而且非常走红。有几个出版社找浩然约稿,让他写写农民怎么发家致富。浩然老师拒绝了。“我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写出三四十万字的东西,发出来肯定很真实生动,我脑子里装的弯弯绕这样的人物太多了。但是,我不会歌颂这样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萧长春永远比弯弯绕可爱,我不能用弯弯绕去否定萧长春。”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保全了他的志气。

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事不敢惹事,有了事,吓得乱跑的这种性格,对浩然老师本人来说,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也好也不好。好的是(从政治的角度说),老师胆小怕事的性格救了他的命,没有在江青的贼船上走的太远;坏的是(从生活的角度说),老师的郁闷压抑损害了健康。到去年的3月25日,他才70周岁。



浩然的遗憾



写完<苍生>之后,浩然老师开始写5部自传体的小说,第1部写他出生到成为孤儿,已经出版,书名为《乐土》;第2部从他14岁参加儿童团到干记者,成为文学青年,已经出版,书名为《活泉》;第3部,写他成为专业作家到文化大革命前,也已经出版,书名为《圆梦》。第4部,是他重头的作品,即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0年;第5部写他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在写第4部的时候,浩然老师病倒了。

老师曾经有个想法,不按顺序写,先写第4部。把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见闻公之于众。因为老师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人物,只有他亲身经历了许多特殊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全国一定会拥有众多的读者。比如著名作家老舍投湖自尽后,作为北京文联的负责人,公安局的人当时是怎么交代的,上层的领导人是怎么指示的,他又是怎么与家属商量安排善后工作的。再比如,江青是怎么带他和著名电影演员张平等去大寨的,在大寨都干了些什么……

“那段历史我要如实地写,事情的本身是怎么发生的我就怎么写,不光是写我本人,我要写在那个年代接触到的人,当年谁是什么样子,说了什么话,表了什么态,参与整了什么人,我都如实地写,拿出证据地写。可能会引起有的人的不满,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与他自己后来的描绘并不相符,不真实!我这辈子最怕得罪人,这回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的目的不是在与什么人斗狠,而是想借文化大革命来探讨一个问题,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疯狂的民族,为什么会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么疯狂的事情,而且一直疯狂了10年。在这10年当中,妻子揭发丈夫,儿子出卖父母,下级斗上级,上级整下级,人与人之间相互提防,哪还有信任可言。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以后还能不能确保不再发生?”浩然老师在对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很激动,有如一个战士待命冲击出发阵地。可是,他没有按这个计划实施。

我觉得,浩然老师就是没有病倒,即便体力和精力都支持他继续写作,在写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坛时,老师自己的事情会如实地写,只要牵扯到别人,只要写出来的东西,会对别人的名誉带来损害(尽管是真实的),老师肯定就不会写,或者说绝对不敢写。如前所述,这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



学生的忏悔



浩然老师对我恩重如山,老师的儿女们可以作证,老师对我的希望和扶持,远远地超出了其他所有的人!但是,我辜负了老师,或者说伤透了老师的心。说我是不孝之子,也不算过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里非常不安,真觉着老师的病,也有因我而得的成分。

从小,我对文学非常爱好,1974年17岁时,作为高中生开始发表作品。1976年底参军到了广州军区,经历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1980年,我退伍以后,在河南洛阳的检察院当了半年法警,搜过家,抓过人,去监狱提审过犯人。这年9月,我到洛阳日报当了记者。我把自己的采访笔记和一些小的稿件寄给浩然老师,他在回信中给了我热情的鼓励,约我去北京通县的家里见面。怕我找不到,老师还给我画了非常详细的图。凑巧的是,我到了北京那天,老师也在,我们就在北京月坛见了面。从那以后,老师就手把手教我写作。每篇文章,老师都仔细地提出诚恳地意见,觉得好一点的,就推荐给杂志社发表。1989年6月,应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之约,浩然老师带领现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夏林、天津专业作家王家斌等,一行9人到山西晋城的大阳镇去写本书。老师把在洛阳的我叫去了,并给我留了一个题目,我写了。这样,在后来出版的书中也有了我的文章。1990年,通俗文学学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活动,李瑞环、薄一波、宋任穷、李铁映等出席,浩然老师也把我带了去。类似这样可以露脸、见世面的机会,老师总带着我。为了能够让我安心写作,老师出面给我联系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又在通县游泳馆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子住宿。累了,下楼就是游泳池。我出差从长春飞北京,他亲自从100公里外的三河县赶到机场接我……

老师期望我能够做出成绩,并鼓励我将来超过他。可是,我没有写出好的作品来,阴差阳错的机缘,让我下海经商了,而且规模不小。那时候的我飘飘欲仙,在家闹离婚,外面领着小姑娘到处转……细心的浩然老师早已觉察出来,以闲聊的方式与我谈了次话,让我终生难忘。

“你一定知道莎士比亚。”

“知道。”

“知道莎士比亚同时代的百万富翁吗?”

“不知道。”

“你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情,也是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学习,工作。”

“我觉得是找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就你这个子,一天24小时不睡觉,练打篮球,能有出息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身高166公分。

浩然老师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批评我迷失了方向,在追求一些不该追求的东西。看见我当时的表情不好,老师并没有给我留情面,说出了一句份量很重的话:“你浑身都是刀,可没有一把是快的。”

浩然老师在说这话的时候,盯着我看了半天。我知道老师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你让我失望。”

我知道,只有爱得深,才能恨得切。浩然老师对我有如父亲对儿子,他“恨铁不成钢”。我当然心里也很难受。

现在,我也快46岁了,也不年轻了。我想对病榻上的浩然老师说句话:我知道错了,正在改。

浩然老师,学生衷心地祝福您!





2003年3月10日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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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7 05:0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艳阳天》(张连文主演) 和《火红的年代》(于洋主演) 同时上映的. 那时觉得前者没有后者好看.  但《艳》还是很耐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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