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亲自审读 默许傅高义出书破六四政治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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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亲自审读 默许傅高义出书破六四政治禁区

2013-01-25 08:03:49
文章来源: 多维

日前，一直对邓小平赞誉万分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F. Vogel）在中国出版其作品《邓小平时代》的简体中文版，傅高义本人一时间受到中国媒体争相采访。2月7日将出版的《亚洲周刊》透露习近平曾在十八大前审读了这一包含大篇幅六四内容的书稿，并认为该书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是对大陆政治禁区的“重大突破”。

　　1月18日，距离1989年“六四”事件24周年尚有4个多月，一部对邓小平一生完整回顾、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作全景式描述的65万字简体中文版《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书名：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年出版），在北京公开出版发行，书中以单列章节“北京：一九八九”近3万字，虽与香港出版的未经删节的完整版少了1万字，却依然详细描述“六四”事件经过。


　　《亚洲周刊》报道说，这部书稿经北京当局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多个部门审稿，反覆删改，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前也阅读了送审书稿，令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这部中国大陆简体版书，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有趣的是，出版方在18日首发式前，打破常规，没有提前给传媒和有关方面赠送样书，一副“保密”状态。或许是出版方担心样书外流，一旦被中共高层某些保守派人士或社会上反改革阵营人士看了书后，向当局举报而令出版节外生枝，乃至夭折。

　　对于六四“禁区”重大突破的意义，傅高义说：“我很高兴有这样的说法，希望中国读者有共同感受。一个国家的百姓应该正确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这么重要的事件，不应该视为秘密而隐瞒。逐步公开真相，人民对领导人就有自信。”

　　大陆版《邓小平时代》1月18日在北京举办首发式，《人民日报》16日在要闻二版刊登出版消息，6天后即22日发表记者对傅高义的三千字专访《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邓小平》。1月18日，新华社发文《“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此外，傅高义还出席了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演讲，数日间受到包括中新社、南方报系等其他媒体的专访。《亚洲周刊》说中共的最高喉舌如此报道外国学者一本书，较为少见，不过，中国传媒对这部书的所有报道都未提及“六四”内容。

　　1月18日，是纪念邓小平视察深圳南巡讲话21周年的日子。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有关邓小平的完整传记”，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更是对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其英文版于2011年9月问世，之后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中译本。

　　82岁的美国人傅高义有“中国先生”称号，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写作持续了四十年，从哈佛大学教学职位上退休后，他决定写一本能向美国人介绍亚洲发展的书，最终他把目标锁定于邓小平。

　　傅高义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原本不是为中国人写的，是为美国人写的，应该让他们多了解中国。现在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二十一世纪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但美国人还不太了解中国。”他倾10年心力完成这部书。

　　至于中国大陆中文版和香港中文版的差异，北京出版方承认，大陆中文版还是做了“必要处理”，“按照国内出版管理办法，通过专家审稿。

　　主要处理还是集中在史料方面”，“而由此史料所产生的观点也需要做一些处理”。

　　经过对照发现删节或修改的主要部分是涉及中共高层党内斗争的内容，不过，大陆中文版以前所未有的篇幅保留了香港中文版的六四故事，这二十多年来的禁区，此书无疑具有历史性突破，尽管删节或改动，但事实部分基本保留，论述部分则部分保留。

　　香港版第二十章“北京之春：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第二十一章“天安门悲剧：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六月四日”，在内地版合并为第二十章“北京：一九八九”。以下文字是书中这一章的两节，黑体字为删除，括弧内文字为增加。

　骚动的根源　

　　1989年春天，（在）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赵紫阳与李鹏—之间（中）的政治分歧，加上邓小平逐渐退出对日常工作的领导，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和困惑（混乱）。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19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大学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征。这些给学生写报告的政治辅导员的教育水平很少赶得上学生，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权影响学生的前程（能影响学生前程的权利）。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取消这些政治辅导员，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知识分子，不论年轻年长，仍对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耿耿于怀。大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1980年代末播放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被保守派封杀），它批判象征传统中国的黄河，赞扬给中国带来国外新思想和现代行为方式的蓝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愤怒（不满）。这个问题又因腐败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农民工开始纷纷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资、过去30年来一直有著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

　　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愤怒（不满）变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著时尚，买得起摩托车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一些愤怒的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他们）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情绪）。

　　中国民众提到“贪官”时，并不是在说犯法的人，因为当时法制的观念并不强；他们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没有的职务或个人关系谋取私利的人。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女的金钱来源。1966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1989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1980年代中期，随著经济的增长，很多农民工涌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机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筑业。但是1988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采取的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他们深感(愤愤)不平。除了这些不满的来源，还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迁徙之外的更多的权利。他们厌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错误”而挨整和受罚的恐惧之中。自由民主的呼声和对胡耀邦的赞美凝聚成了一种诉求，要摆脱国家的监管，摆脱官方强加的批评会。

　　从悼念到抗议：4月15至22日

　　4月15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时后，北京大学的墙上(一些地方)就贴满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报。次日，大约800名学生从学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对于从大学前来悼念的人并未进行干预。

　　随著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动也开始有了政治意味。4月18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1986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

　　当晚11点左右，数千名愤怒的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进入中南海(让他们进去)。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点，警察才终于将其驱散。自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如李鹏所说，在4月18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

　　中南海里很容易听到新华门外人声鼎沸，这使高层领导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作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

　　4月21日的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广场上的演讲者也开始要求更多的民主。为了使学生平息下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指示大学干部维持校园的各项正常活动，对学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以防学生冲进大门。《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误以为是软弱”。但是领导层严重错估了形势，学生们夸示著自己的力量，拒绝平复下来。4月22 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大约有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广播喇叭仔细聆听20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安葬高级干部的八宝山(八宝山火化)。追悼会过后，三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了大约三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后来抱怨说，他们受到怂恿，相信(认为)李鹏或另一名高级干部会出来见他们，但李鹏和其他官员声称李鹏对此并不知情。当时李鹏不同意接见任何非官方的学生团体，因为他担心这会使这些团体获得他所不愿给予的合法性。李鹏还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党所支持并具有更强控制力的官方学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