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摆擂西湖 1929年的一场武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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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摆擂西湖 1929年的一场武林大会

2013年01月29日 07:57:29
|来源： 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 苏影
   
▲1930年第6期《文华》杂志刊载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图集。

浙江省图书馆现仅存一张当年出版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日刊》。
　
大会后李景林与当世著名武林高手合影。前排左起：杨澄甫、孙禄堂、刘百川、李景林、杜心五、郑佐平、田兆麟。后排左起：苏景曲、钱西樵、高振东、褚桂亭、黄元秀、沈尔乔。

▲李景林的妻女在表演太极剑。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正门前车水马龙。

　　

王家卫十年磨一剑的电影《一代宗师》再一次点燃了国人心中的武侠情结。王家卫说，他要讲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武侠故事，他想表现的是民国武林。民国期间为什么会出现中国武术的最后巅峰？当时武林真实生态如何？传统武人和中国功夫到底啥样？看过影片后，许多人仍意犹未尽。

　

　1929年，在浙江杭州举办过一次国术游艺大会，那场大会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武林人士和武术机构。记者翻阅史料、遍访武术专家，试图为您还原那个中国武术的巅峰时刻，展现一个逝去的武林。

　　从“把式”到“武林”

　　1929年5月，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为筹备西湖博览会忙活了大半年。眼看博览会开幕在即，他又有了一个新想法——再办一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

　　事实上，1928至1929年正是张静江政治上极为失落的两年。张静江不但是国民党元老，而且是孙中山革命背后的主要金主。孙中山曾感叹：“自同盟会成立后，出资最勇最多者张静江也。”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按说，凭资历张静江进入核心权力层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忌惮他树大根深，蒋介石甫掌大权便把他挤出了中央，贬到浙江任省主席。履新后，张静江决心要振兴浙江，一抒胸中闷气。举办西湖博览会就是他振兴浙江经济的第一步。那么怎样才能振奋国人精神呢？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武术。

　　清末民初，不但国家危在旦夕，就连国人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也在外来文明面前溃不成军。儒家被五四新青年打翻在地；社会上废除中医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就连神话般的围棋国手张乐山、汪耘丰也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日本四段……就在传统文化全线溃退时，一直被主流文化瞧不上眼的“武术”却异军突起，成为国人振奋精神、强国强种的一线寄托。

　　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之一徐皓峰对记者说：“‘武林’这个词是民国武侠小说家宫白羽发明的。以前练武的人叫‘把式’、‘武行’。‘林’有高级文化沙龙的意思，像词林、琴林。一沾‘林’档次就高了。”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武术史研究专家周伟良向记者解释，明清时期民间禁武，是武人社会地位低下的直接原因。有清一代，官府曾屡次颁布民间禁拳的法令。在他们眼中，民间习武直接威胁到王朝的统治。当时，习武者往往与民间教门相伴相生，在南方最著名的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也称“洪门”），而北方影响最大的则是白莲教和义和团。“清政府把一切习武的教门，统称为‘拳教’，那都是要严格打击的。”因此，民间习武只能在隐秘的环境下进行。

　　近代，民间武人第一次闯入公众视野，当属义和团运动。虽然义和团中神汉居多，但也不乏身怀绝技的技击高手。率众夜袭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大刀李存义就是著名的形意拳大师；北京沦陷后击毙多名洋兵，最终倒在洋枪之下的程廷华则是八卦掌巨擘；还有曾经谋划营救谭嗣同的大刀王五、精武会创始人霍元甲……这些都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江湖豪侠。不过，今人可能想不到李存义、大刀王五和霍元甲都是开镖局的；程廷华则是崇文门外眼镜铺的老板。

　　徐皓峰告诉记者，虽然清末流传着许多关于大侠的传奇故事，但他们最终被主流文化接受，甚至一跃成为社会名流，还是民国以后的事。

　　清末，日本的崛起对革命党人触动很大。他们感到，全民尚武对提振国民精神有着莫大的影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当时的社会共识。”徐皓峰说。因此，当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向国民政府提议将“武术”改称为“国术”时，很快就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以“国”字命名，足见社会对武术的重视程度。

　　1929年5月3日，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223次会议，通过了张静江举办国术游艺大会的议案。虽然张静江身兼浙江省国术馆馆长之职，但他却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举办一场全国性的武术大会，没有个行家主持大局可不行。此时，他想到了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

　　借力中央国术馆

　　在民国武林，李景林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投到张作霖麾下。由于作战勇猛，他很快成为张作霖的手下爱将。不过，1926年他在与西北军将领张之江的大战中一败涂地，从此退出军界，当起了寓公。

　　可谓无巧不成书。两年以后，这对战场上的冤家又聚到一起，不过这次不是因为战争，而是为了武术。

　　1926年，张之江打败李景林后，也因常年的军旅生涯患上了半身不遂。得病后，张之江在周围人的劝说下开始练太极拳。没想到，坚持了半年，病竟然好了。本就出生于武术之乡——河北沧州的张之江，更加感叹中华武术的玄妙。从此，他退出军界，专心致力于推广武术。

　　1928年，在张之江的奔走之下，中央国术馆在南京成立，他亲自担任馆长。让谁来出任副馆长？他想到了正在南京做寓公的李景林。

　　除了军阀之外，李景林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武当剑侠”。关于李景林的武当剑，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据说，当年他主持修铁路时，工兵从地下挖出一本“武林秘籍”——“武当剑谱”。本就有武功功底的李景林依照剑谱，练成了独步天下的武当剑。

　　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当然不足信。不过，李景林的确曾经拜在武当派传人宋唯一门下，学习剑术。“说他的剑法有多高倒谈不上。他在武林中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军政两界广博的人脉。”周伟良说。

　　有感于张之江的诚意，同时也希望为推广武术做点事，李景林欣然就任中央国术馆副馆长之职。

　　中央国术馆建立后，各省市县纷纷建起国术馆。据统计，截至1934年底，全国已有24个省级国术馆，县级国术馆更是数不胜数。国术馆系统的建立，对于弘扬武术、培养武术人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武术最后的巅峰，也跟国术馆系统的建立密不可分。

　　张静江请李景林担任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主任，除了想借助中央国术馆的名气，招揽更多武林人士参与外，还因为只有中央国术馆曾经举办过类似的擂台赛。

　　1928年10月，为了充实人才，中央国术馆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国术考试（简称第一次国考）。这次考试以擂台的形式出现，不分重量级别，不分戴护具，是一拳一脚地真打，三局两胜。

　　比武打擂，争夺武林盟主。这似乎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桥段。然而，徐皓峰告诉记者，现实中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真正的高手不用交手，握握手，一个眼神，就大概知道彼此几斤几两了。如果接不住对方的拳，又何必出丑呢？”

　　就像电影《一代宗师》中宫宝森与叶问在金楼“掰饼”一场戏，交手只在想象中进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传统武人都好面子。一个人比武的输赢，不仅代表着个人，还代表着整个门派的高低。因此，大家都尽量避免这种公开比武。一旦动手，很可能就要见生死。”徐皓峰说。

　　第一次国考可以说是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比武大会。虽然第一次国考打破了门派的限制，选手们也不肩负本门派的荣辱，但场面仍十分惨烈，筋断骨折、头破血流者，比比皆是。第一次国考的优胜者们，许多后来都进入中央国术馆做了教习。第一次国考在组织上并不十分完满，但毕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接到张静江的聘请后，李景林欣然前往杭州，住进了西湖柯庄的筹备委员会会所。1929年10月11日，就在西湖博览会闭幕的当天，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筹备期仅一个月

　　从时间上看，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筹备期仅有一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武术盛会，对于筹备委员会是个不小的挑战。

　　据《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以下简称《汇刊》）记载，筹备委员会分会议部和执行部。执行部下面又分为总务、秘书、交际、场务四个处。总务处负责财务；秘书处负责对外宣传和撰写往来文书；交际处负责全国武林人士的报名和招待工作；场务处则负责大会会场的设计施工。

　　所有筹备工作中，会场建设是重头戏。据《汇刊》记载，会场原本拟建在杭州西大街官地，但财政厅复函称“该处已属民有未便收用”。于是，会场改在了杭州通江桥旧抚署遗址。旧抚署占地面积三十亩，辛亥革命时期被革命军一把火烧得只剩下一圈围墙。场务处只要在围墙内建起一座比试台，就可以投入使用了。从《汇刊》上记载的会场设计图纸可以看出，比赛台为正方形，高4尺，长60尺，宽56尺。台后设有评判席，评判席左侧为军乐队台，右侧为新闻记者席，后面有7间休息室，右边3间为供给室，左边4间是医务室。为了满足各路选手的需求，医务室还分为中医和西医。比赛台前的观众席呈扇形分布，左右两边是特别观览席，正面是普通观览场。为了方便观看，观众席被设计为外高内低，光场内长凳就准备了2万多条。除此之外，会场大门口还设有售票处、职员休息室和停车室，大门外面还建了一溜儿临时商铺。这些设施从设计到施工前后虽然只有一个月时间，但80多年前筹备人员们工作效率之高、设计理念之先进，仍令人惊叹。

　　为了筹措经费，省政府批准发行一期国术参观券。所谓国术参观券，其实是一组套票，定价4元，包括10张票，合4角钱一张，比零售5角钱的门票稍微便宜一点，而且参观券还能参加抽奖，可谓一举两得。5角钱是什么概念呢？周伟良教授告诉记者：“当时5角钱可以买一斤最好的猪肉，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三五十元的样子。”在当时，这样的票价也不算便宜了。

　　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参观券的发行出了岔子。1929年，《上海画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参观券发行内幕》的文章。文章称：国术参观券原定11月13日开奖，可是承包者徐信孚交给大会的10万元保证金却迟迟没有到位，开奖只好改在23日。徐信孚本是在西湖博览会上推销德国肺痨药的商人。看到参观券有利可图，他便承包了9成参观券的销售，并许诺先付10万元保证金。其实，徐本人并没有这么多钱，而是找杭州道胜银行贷的款。可事到临头，贷款的事没谈妥。临到发行日期，保证金还没着落。幸亏此时杭州当地一商号出手，认购了8000张参观券，这才使参观券顺利上市。

　　不过，坊间一直流传着参观券抽奖舞弊的黑幕。记者在中央国术馆主办的杂志《国术周刊》上看到，有人质疑头彩两万元奖金最后竟让李景林得了。有趣的是，《国术周刊》答复：“就是李主任得着，也不见得有什么黑幕吧？”大有此地无银之意。这场参观券风波，让看上去很完满的筹备工作，蒙上了一丝阴影。

　　广撒“英雄帖”

　　这边厢，场务处为修建会场忙得热火朝天；那边厢，筹备委员会广撒“英雄帖”，向各地征集武术人才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从筹备委员会发给各省、特别市政府的电文可以看到，此次国术大会可谓是不拘一格招人才。“不论男女无问僧俗”，只要身怀绝技都欢迎到会一展身手。

　　看过武侠小说的人读到此处，头脑中大概会浮现出各大门派华山论剑的场面。那么，此次国术游艺大会到底来了多少门派的武林高手呢？周伟良教授告诉记者，实际情况与武侠小说中的描写，还是有相当差别的。

　　中国武术中门派的概念不是很明确，并不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组织严密，泾渭分明。“中国武术大概有130多个拳种，拳种下面又产生门派。两者有关系，但又不完全一样。比如，太极是一个拳种，它下面不仅有拳，还有太极剑、太极枪，以及太极的各种功夫，由此组成一个艺业。而太极拳又逐渐形成了五大派，诸如杨式、陈式、孙式、吴式等。这就是门派。”

　　也就是说，同是练一个拳种的人，并不一定属于同一个门派。那么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徐皓峰告诉记者，由于明清600年民间禁武，习武之人只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偷偷传艺、练武。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同一拳种经过不同传人的领悟、演绎，乃至升华，便会演化出不同的特色。不过，这种表面上的隔绝状态也不是绝对的，不同拳种间也会出现嫁接的情况，比如太极梅花门，就是将太极拳和梅花拳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因此，要说清中国武术有多少门派，一个拳师属于哪个门派，还真不是件容易事。

徐皓峰认为，国术游艺大会组织形式的高明之处就是打破门派界限，以各省政府或各地国术馆为单位保举人才。“国术馆是一个国家教育机构，不属于哪个门派。比试者大可以抛开门派的负担，即便某人输了，也不会让人感到是这个门派不行。”

　　虽然不牵扯门派荣誉问题，武林人士们可以轻装上阵，但是涉及各省市荣誉，各级组织单位还是相当重视。从各省市给国术游艺大会的回函可以看出，有的保举单位是各地国术馆，有的是省、县政府负责征集，北平特别市竟然是市长亲自过问。

　　为了本省荣誉，各省市组织单位可谓煞费苦心。有的南方省市由于武风不盛，还特地派人到甘肃寻找外援。看到此番情景，身为中央国术馆副馆长的李景林坐不住了。在一封给馆长张之江的信中，他写道：

　　此次大会参加者约五十余人，皆系国术老手名家，演习考究不下四十年功夫，向来不肯露面。此番弟以同研剑术之情，纯以私人资格约请，多数允来杭州一游。各省挑选与会者有无好手尚不得知，江苏浙江国术馆内教员全数加入比赛……馆中无可以应赛者，愚见迅速延聘名手，免被各省之讥笑。

　　相比之下，张之江倒表现得相当淡定。在回函中他表示：

　　国内比赛无论胜负谁属，皆系同胞手足，荣辱得失无甚关系。其主要意义在倡导鼓舞提高武化，铲除历来之积弱……本馆虽无名手不要紧，似无需要专为赴会另外延聘之必要。

　　事实证明，李景林的顾虑是多余的。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中央国术馆的年轻教习们抢尽风头，倒是一些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让人大跌眼镜。

　　大会开幕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原定于1929年11月15日14时开幕。无奈天公不作美，下起大雨，筹委会只好改期。记者在11月16日的《杭州民国日报》上看到，筹委会在头版登的“紧要通告”中称，大会改在16日9时开幕。有趣的是，通告末尾组委会还写上了“雨天顺延”四个字，尽显没有天气预报的无奈。

　　还好，11月16日天晴气朗。沉寂多时的杭州旧抚署，车水马龙，万头攒动。国民政府要员张强、浙江省主席张静江、民政厅厅长朱家骅、杭州市长周象贤等政界要员纷纷到场。9时整，会场铃声一震，军乐齐奏，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正式开幕。

　　开幕当天，到场观众达3万余人，可谓盛况空前。1929年11月23日的《浙江商报》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入口处，彩拍牌额，花纸鲜妍。门悬李景林将军之长联。曰：“综吴山浙水之大观，间气所钟，龙虎风雷齐变色。萃北胜南强于一室，四方来回，鸟熊功力屠奇才。”比试台上，满架银屏，以做冠军之赠。台侧附设中西临时医所，以资便利救护受伤人员……是日天气晴和。四方来观者，何止万人。除少数纳一元入座资，及其特殊资格者外，余皆满立台前，类东坑粪蛆，万头攒动，殊好看煞人也。

　　这位记者还发现两名身着呢子大衣的妙龄女郎，被人群挤得花容失色，几欲哭泣。幸亏现场警察及时施以援手，才帮她们挤出人群。

　　大会前四天是表演，第五天才开始比试。虽然表演没有比武场面火爆，但还是吸引了几万名杭州观众前来观看。

　　国术游艺大会，几乎囊括了民国武林所有成名的人物。吴氏太极拳创始人吴鉴泉表演了太极拳，意拳创始人王芗斋表演了沧海龙吟，李景林携妻女舞了太极剑，给孙中山当过保镖的南北大侠杜心五表演鬼头手，“以足尖直立绕场三匝行走如飞……”当年，大会结束后，李景林与一众武术大师们合了一个影，场面蔚为壮观，几乎就是民国武林巅峰的写照。

　　这些顶级高手中被公认为“天下第一手”的要数任大会评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孙禄堂。早年孙禄堂师从“眼镜程”程廷华学习八卦掌。后来，孙禄堂又学习了形意拳、太极拳，成为把形意、八卦、太极三门拳术，融为一身的一代宗师。甚至曾有老拳师评价，孙禄堂是中国近300年第一大高手。坊间有关他的传奇故事也很多。据说，他年近半百时，曾信手击昏挑战的俄国著名格斗家彼得洛夫；年逾花甲，力挫日本天皇钦命大武士板垣一雄；古稀之年，又一举击败5名联合挑战的日本技击高手。如果说，李景林出任大会评判委员会委员长更多地凭借的是政治背景的话，那么孙禄堂出任评判委员会副委员长，则是众望所归。

    南拳不敌北腿

　　11月21日，比试第一天，杭州观众的观赛热情被彻底点燃了。据媒体报道，这天到场观赛的观众达6万人之众。据大会《汇刊》记载，第一天报名比试者有128人。大会原定11时开幕，显然当时人的时间观念不强，11时还有很多选手没有到场。大会只好将比试时间推迟到13时。

　　为了公平起见，大会采取摇珠的方式进行分组，即先在圆木珠上标明比赛者的号码和姓名，由监察委员们将木珠投入一只大铜球中。从《汇刊》上刊载的照片可以看到，大铜球上布满了比木珠略大一点的圆孔。根据木珠摇出的先后，确定比试次序。13时，实际报到者共有109人，分为四个组，前三组每组32人，第四组13人。分组已毕，比试人员再在组内抽签决定比试对手。

　　比试人员身着统一的灰布短装，腰系红白两色腰带。第一声笛声响，双方站立在台中划定的粉圈里；第二声笛响，双方鞠躬行礼；第三声笛响，比试才正式开始。每对选手比试时，都有两位监察委员持红白旗在台上监督，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及时终止比赛。有“津门二张”之称的天津武术名家张鸿骏，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担任国家武术裁判。他告诉记者，对抗比赛中，裁判的作用很大，必须是行家里手。“他得知道什么时候喊停，否则很可能会出人命。”从监察委员会的名单也可以看出，监察委员们虽不及评判委员名头大，但也都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

　　为了让比试者放开手脚打，国术游艺大会制定的比赛规则相当简单，除不准挖眼、扼喉、打太阳穴、取阴外，其他百无禁忌。与第一次国考一样，采取三局两胜的方式，只不过每次时间以三分钟为限。

　　起初，规则规定双方以点数多少决定胜负。第一天比试下来，竟然出现许多平手。周伟良对记者解释说：“以‘点数’定输赢操作起来十分困难，有选手为了多得点，可能会摸一下就跑。那样比赛就没法看了。”

　　事实上也正如此。看完第一天比赛后，《上海报》一名记者大失所望。他发现对打场面，丝毫没有想象中武林高手对决那样精彩，“往往扭作一团，互相蛮打，与平常人之相打，丝毫无异。”更可笑的是，你打一巴掌，我打一巴掌，打得口血淋漓，劈拍之声，不绝于耳。搞得在现场服务的医护人员，仅医治吃耳光者就忙得不亦乐乎。由于规则不明晰，场上还出现死不认输、拒不下台者，一时间竟引得台上台下一片对骂。

　　此番光景大概是所有看客都预想不到的。《国术游艺大会日刊》编辑潘凤起写道，起初在讨论如何报道对打场面时，他也想像武侠小说一样把来拳去脚写得活灵活现。然而到现场看过后，他发现现实与想象差距甚远，往往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比赛已经结束了。以至于最后，他们只能在报道中列出胜负者名单作罢。

　　那么真实的打斗场景是否如观者回忆的那样，不好看呢？身为武术家的张鸿骏告诉记者：“真打起来，就是不好看。武术练到一定境界是把一切套路都去掉，我不想你出什么拳，你一来我就有。最好的技术是本能反应，最好就是一招制敌。一招制敌自然不会有多好看。”

　　上世纪80年代，浙江武术家凌耀华根据前辈老先生留下的手抄孤本笔记，整理了一篇《千古一会——1929年国术大竞技》，发表在《武魂》杂志上。关于第一天打斗场面为什么没有观赏性，凌耀华给出的解释是，第一天比试除两三对是北拳对打外，其余都是南北对打。“因南北技击差异太大，故习南法者全部败北。南北拳对打往往是一动手即分胜负，所以打得快而利索。”

　　这样的解释确实有历史依据。经过第一次国考和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两次较量后，南方武术界看到了南北方拳术的差距，曾有过一次规模很大的“北拳南传”的活动。电影《一代宗师》就是以“北拳南传”为背景的。徐皓峰告诉记者，所谓“北拳”指的是发源于北方的拳种，当时盛行的“北拳”主要有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等；“南拳”主要指发源于南方的“洪拳”等。“咏春”就是典型的南拳。周伟良告诉记者，虽然明代史料里就有“咏春人擅技击”的记载，但“咏春”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拳种。如今它能暴得大名，完全是因为叶问教出了一个好徒弟——李小龙。

　　徐皓峰认为，当时南北拳的差距并不是拳种本身的差异，而是时势使然。“清末主要战事大都发生在北方。义和团打老龙头火车站那场战役，就是形意拳宗师李存义带着打的。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八卦门就拿着大砍刀和外国人打。相比之下，南方没有那么多实战的机会。哪个拳种直接与战争有关系，哪个拳种在一两代人中，实战能力就会迅速提高。”

　　老拳师不敌小学员

　　鉴于第一天比试观赏性不够，评判委员会决定调整规则，以打倒为胜。不过，在后几天的比赛中，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成名的老拳师竟然让国术馆出身的后生晚辈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央国术馆教授班学员曹宴海对战上海永安、先施公司总镖头刘高升一场。

　　据《中央国术馆史》记载，刘高升身高体壮，练就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硬功，手下有三千弟子，外号“铜头铁臂镇江南”，是著名的上海“三刘”（刘百川、刘小辫、刘高升）之一。大赛前，刘高升就是夺魁呼声很高的选手之一。赛前他曾带着几十名徒弟一路从上海徒步走到西安，一路上打着“以武会友”的大旗，过关斩将，好不威风。回来路过南京，他还在中央国术馆表演，碗口粗的竹竿用手一劈就是两半。来杭州比赛，他有必胜的信心。从上海火车站出发时，徒弟们前呼后拥，鞭炮齐鸣。据说，他还特意带了两只空箱子，专门为装奖金用。传说好些选手怕与刘高升相遇，都弃权不赛了。

　　比试第二天，第一对出场的就是曹宴海与刘高升。曹宴海是武术大师“郭燕子”郭长生的高足。据《中央国术馆史》记载，赛前郭长生对他面授机宜：“刘高升虽有硬功，劲毕竟是僵劲、笨劲，绝没你快，就在‘快’字上来胜他。”

　　比赛开始，曹宴海想用“激步钩子”把刘高升踢翻在地，但他踢在刘高升腿上，却震得自己腿脚发麻。第二回合，刘抱住曹的右腿想把他掀翻在地，曹将右腿抽出别在刘的右小腿外侧，向左一拧身，把刘高升摔了个仰面朝天。就在全场为曹宴海喝彩时，刘高升却大喊：“不算！”李景林离席问刘高升：“为什么不算？”刘高升说：“这是摔倒的，不是打倒的。”休息了几分钟，第三回合开始。曹宴海围着刘高升转了几圈，一个拧身，又把刘高升摔出两丈开外。曹宴海问：“刘老师，这回算不算？”三局两胜，刘高升只得认输。

　　对于这场曹刘大战，不同文章中有不同版本的记载，但大致情节相似。不过有文章提到，次日《当代日报》和《大公报》以《曹宴海打开刘高升的铁门，内中一无所有》为题报道了这场对决。然而，记者在图书馆并没有查到1929年的《当代日报》，相反杭州本地倒是有一份创刊于1949年6月的《当代日报》。此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期间的《大公报》上，也从未刊登过这篇文章。这场曹刘大战，真实情况到底怎样，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了。

　　不过据《汇刊》记载，曹宴海战胜刘高升是确凿无疑的。至于老师傅为什么打不过后生晚辈。张鸿骏解释说：“老师傅可能硬功深，但缺乏实战经验。劈石劈砖行，真打起来不一定行。”张鸿骏的师傅赵道新当年也参加过国术游艺大会。赵道新曾经对他说，一个成名拳师被后生晚辈给打败了。第二天，他们纷纷问这个拳师是怎么回事，拳师“嘿”的一声一拍桌子，桌角立刻掉了一块。“可打人不是打死物。你就算打个女同志，她也不能站在那儿等着你打吧？”张鸿骏说。

　　《千古一会》中还记载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比试第三天，一名江西老僧带着两名徒弟前来观摩。“二徒技痒，屡欲出头，老僧知二徒不济，即自挺身上前要求一比。”然而，老僧与选手胡凤山一交手，就被胡击中头部，顿时头骨塌陷，流血不止，被停在一旁的急救车拉走了。不过，如此火爆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在当时的报纸和《汇刊》中。据《汇刊》记载，大会只有一名出家人报名参加，即僧拾得。不过，这位出家人的功夫并不怎么出众，第二轮就被淘汰了。

　　“前三名优胜者皆河北人”

　　26、27两日，大会进入最后决赛。连日比赛决出的最后26名选手，进入最后一轮。决赛前，大会组织者特意在杭州的通衢要道张贴布告《今日上午十二时准定决赛》。决赛这天到场观赛者达6万人之众。

　　12时后，比试人员均身穿白色短袖，上印红色“国术”二字，来到会场。因邱景炎、高守武弃权，决赛选手被分为十二对。

　　有一种说法认为，大赛进行到此时，出现了暗箱操作的嫌疑。据说，有人给比赛中夺魁呼声很高的曹宴海递话，嘱咐曹要让一让章殿卿。章殿卿既是李景林的旧部，当时又正在跟李的爱女谈恋爱。所以，“要让李老师的面子好看一些。”

　　《汇刊》中自然不会记录这些稗官野史，但从当天记录的对打场面看，曹宴海的确没有了之前的勇猛。他两次遇到章殿卿不是自动退却，就是一触便即倒地。在队员名单中，记者也发现，旁人多是由武术机构或政府保举，而章殿卿却是由李景林私人保举的，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这样想来，关于章殿卿的蜚短流长，也并非空穴来风。

　　坊间还传说，为了让中央国术馆出身的选手垄断前几名，比试中也存在同门之间互相放水的情况。据《千古一会》记载，李景林见胡凤山表现神勇，马承智、高作霖、李庆从等人都被他所伤，恐王子庆、朱国禄、章殿卿等人不是他的对手，曾对他说：“凤山，明天就算你得第一，不要打了，前六名排排名次算了。”胡凤山说：“不打怎行，算我第一多难听，我打了第一得五千元，还要在西湖边为老师盖座大洋房，让他养老哩。”可能是太过自信，第二天胡凤山输给了朱国禄和王子庆，仅排名第五。文中解释，虽然胡凤山也是中央国术馆教授班的学员，“但因各有师承，不同派系，也是判若冰炭，相互保守。”武林中各派系、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即便当时也很难让外人看清，时过境迁，今人就更加无法了然了。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说法，姑妄听之。

　　不论台下有多少暗箱操作，决赛还是相当精彩的。《汇刊》记载，章殿卿与朱国禄均人高马大、势均力敌，一交手即如猛虎相扑。后来章殿卿一条腿被朱国禄抱住，欲使章倒地，章殿卿仍独腿苦撑数分钟才扑倒。到章殿卿与王子庆交手时，王子庆面部带伤，章殿卿腿部带伤。二人碰面恐怕会再受重创，于是章殿卿向王子庆一拱手，让王子庆夺了头魁。

　　王子庆、朱国禄、章殿卿分获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前三名。第一名王子庆获奖金5000元，第二名朱国禄奖金1500元，第三名章殿卿奖金1000元。王、朱、章三人高风亮节，当场表示奖金给进入决赛的26名选手均分。

　　几日后，《大公报》以“前三名优胜者皆河北人”报道了这次大会的战果。

　　最后的巅峰

　　轰动一时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圆满落幕。通过这次盛会，弘扬国术、吸引民众参与的效果也实现了。这次大会还让江南人士认识了北拳的威力。后来，孙禄堂等武术名家纷纷到江南设馆授徒，带动了整个南中国武术的发展。电影《一代宗师》中提到的“五虎下江南”，也与这次武林盛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前几名均由中央国术馆出身的选手包揽，这使得中央国术馆威名大震。借着这股东风，中央国术馆开办了不少面向普通民众和学生的训练班。上世纪30年代，中央国术馆的教官和指导员分赴机关、学校，设立了不少武术辅导站。1932年8月，在张之江的努力下，中央国术馆还增开了女子国术教授班。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前夕，经中央国术馆所办的各类武术学校（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学员达三四千人。

　　1936年6月，张之江带着9名精心挑选的选手，作为表演团队随“中华民国体育代表团”远赴德国汉堡，参加第11届奥运会。当时，欧洲人只识日本柔道，而不知中国武术。当穿着白色丝绸练功服的中国国术队队员表演起刚柔相济的集体“太极操”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尔后，金石生的少林拳，刘玉华与寇运兴的单刀对枪，傅淑云、刘玉华的对拳，郑怀贤的飞叉……让德国观众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颗粒无收，甚至无一人闯入决赛。幸有中国武术的上佳表现，为颜面尽失的中国体育界扳回一点面子。奥运会结束后，中华国术队又应邀在德国法兰克福等多个城市做了巡回表演。

　　那一年，中国武术在世界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然而，就在武术行至巅峰时，抗日战争的爆发打乱了它的步伐。中央国术馆被迫西迁四川，教学从此废弛。成千上万的国术馆学员奔赴前线，血洒沙场。中国武术最后的巅峰，就此戛然而止。那些令人神往的武林人士，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怀想。（本报记者 黄加佳 实习生齐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辣油

李景林，29军大刀队的砍鬼子招式就是来自他的传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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