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笔下变化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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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笔下变化中的上海

日期：2013-02-22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思和

图片说明:王安忆近影

王安忆笔下变化中的上海 ——《众声喧哗》解读

　　

陈思和

　　●王安忆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与其说是讲述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议论故事。

　　●小说后半部分叙事中故事的因素逐渐精彩起来，冲突构成了。作家通过一个江湖女性，向一个老朽、一个傻蛋发起精神攻势，在意味十足的、具有巴尔扎克经典小说风格的故事叙事背后，多了一层古老东方人情戏。

　　《众声喧哗》是王安忆继长篇巨构《天香》后的一次随意漫笔，是强烈的精神劳动以后的自我放松和休息，笔下的世界依然是上海，是蜕变中的当代上海。但是，她关心的显然不是作为物质化的城市的变化，作家把关注点放在了传统的上海市民文化心理如何遭遇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而开始在精神领域缓慢地发生变化。一般来说，现代都市化建设的进程中物质上的改变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但是文化上的蜕旧变新则要缓慢得多，人们的心理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而进入到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精神的普遍改变则更加缓慢，甚至会经历几代人生活习惯的变化才能适应。所以，作家没有对巨变中让人眼花缭乱的上海抱有超越时空的乌托邦式的热情，正如在《长恨歌》里，她尖锐地让作为一种怀旧文化象征符号的王琦瑶被人毫无体面地谋杀；在《上种红菱下种藕》里，她关注到改变中的现代城市与周边乡镇普通居民之间所发生的联系；在《众声喧哗》里，作家再一次书写了剧变中的上海对普通居民精神生活产生的冲击力，以至于造成上海文化传统的瓦解和蜕变。

去故事化——

　　王安忆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与其说是讲述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议论故事，小说里的角色已经简单到了不能再简的地步。从表面上看，小说的叙事有点儿沉闷，与当下人们所想象的上海沸腾的生活和急速的节奏完全不相干。前半部小说主要人物只有两个人，一老一少，一个是丧偶的欧伯伯，为了减轻孤独，在百无聊赖中开了一家小到不能再小的纽扣店，整天坐在躺椅上打发残生；另一个人物则是个年轻的“多余人”，身无一技之长，心也毫无慧根，徒有一张好看脸蛋的小区保安。现在这样的角色似乎早已经退出了上海人的视线，也不见于一般的关于上海的文学书写中。但不知怎的，王安忆在记忆深处又捡拾起这两个影子般的生命，同时也“唤”起了老上海意识里的熟悉身影，这一老一少，正是的的刮刮（沪语“真真正正”）上海市民文化传统的精髓，也是老式石库门里散发出来的小市民文化的负面符号象征。

　　欧伯伯作为一个上海的怀旧符号，早已失去了王琦瑶时代的万千风姿，而变成了一具行将就木的沉醉在记忆中的“木乃伊”。小说一开始就写道：欧伯伯丧失老妻以后一切都变了，他的魂也被妻子带走，所有的生活都索然无味。纽扣这样物件本身微不足道，细小而细碎，但却成了老人心理上的羁绊象征，欧伯伯的心被纽扣紧紧挽住了。心有千千结，都锁在了以往的生活经验里，所谓“老底子”（沪语“从前”）如何如何的经验，封闭了他对于今天瞬息万变生活的感受。“数纽扣”——这种古怪的行为本是旧时寡妇为了打发时间和消磨热情而采用的自我克制的方法，日久之后变成了老人克服内心孤独的无聊游戏，再进而被人们当作了一种神秘的修炼经验——这就是文化演变的力量。上海，自古有着开放、创新、龙门会跳狗洞能钻的冒险家精神，那是一种外来移民者的传统；但同样不可低估的是，在长时期的殖民统治下，上海市民也早已经养成了小心翼翼、无所作为，固步自封在石库门的小天地里、自我陶醉在狭隘的生活经验之中的文化心理，那是小市民的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传统，是土著上海人的市侩文化。之前，老舍写过不少老北京人的保守文化心理，而上海作家则很少关注到这一层面：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阻力，也是昔日老上海文化中最负面的象征性符号。

一老一少两个人物身上的精神符号——

　　这种负面的文化传统熏陶就会催生“囡囡”这样的青年男人。从字的本义看：沪方言中的“囡”，是一个性感肉欲、充满生命生殖能力的女性被圈养在家庭牢笼里的意思。正是万千宠爱于一身者谓之“囡囡”；如果是一个男性也被称作“囡”，那就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胎，而一个做保安的男人被称为“囡囡”，更是怪胎中的怪胎。他一是在一个周遭全都是女性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受到百般宠爱，二是心笨手拙，没有自立的能力；三是空有一个女性化的好看脸蛋。这样的人，感受不到火热生活的召唤，才会心安理得地呆在欧伯伯的身边，甘心做一个应声虫，从老朽身上接受一种假装深刻莫测其实百无一用的“人生经验”。囡囡是欧伯伯市侩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将来也可能是这种文化的继任者。他们这两个人，一个是中风后言语含混不清，一个是低能口吃，两人整天在清冷的小店表演着自娱自乐的活报剧，拒绝着灼热生活的逼人冲击。欧伯伯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否定式的“不可能啊”，囡囡的一句应声是肯定式的“就是讲呀”，但是注意：在这里，“肯定”不是在“否定”的前面，构成“肯定—否定”的矛盾辩证，而是在“否定”的后面，构成对“否定”的“肯定”，从而加强了欧伯伯的“不可能啊”的权威性。所以，我们不妨把这种语言结构视为上海传统市民文化中保守的心态，凝聚着对于新的生活因素的怀疑和抵制，这样一老一少所构成的特殊话语体系里隐含了一种传统的被影响和被继承，它也是在传承中获取发展的生命。有一场对话最有意思，保安被同事们拖入搓麻将的赌博陷阱，欠了人家不少赌债，当保安欲跟欧伯伯借钱还赌债时，欧伯伯不借，接下来的故事会让人联想到《长恨歌》，在《长恨歌》中，王琦瑶非但不借而且威胁对方要报警，以致杀身之祸；而欧伯伯用的却是禅机，他在保安的手心里画了一个圈，说了两个字“空气”。既是不借钱，也是婉转告诫对方，一切都是空的，保安就无师自通地获得了拯救，还清了赌债，化无为有了。在这里，欧伯伯采用的是一种化无为有的传统文化的策略。不是你要钱，我就借你钱，而是用人生的道理让你领悟，从而摆脱现实困境和心理困境。上海市民文化里有很多这种人生智慧，（所以，人家批评上海人精明就在于此）。但这一些小机智小经验，对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没有招架之力的。

后半部，冲突构成了——

　　这个故事应该是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上海。那时，市场经济还是以小摊小贩的形式开始了自己的冒险史。进入欧伯伯小店（阿娘纽扣店）的是一个女性，名叫六叶，自称是来自东北的满族格格。但是后来，从一场意外的夫妻吵架的描写来看，六叶很可能是来自温州郊边地区的一个小商贩。她满身粗鄙俗气，满脑子生意经，她本来是在自由市场摆摊贩卖，后来利用了欧伯伯的店面条件企图谋取更大规模的发展。因为改革开放，上海传统中原有的一股被压抑很久的冒险精神和外来者文化又开始东山再起、蠢蠢欲动了。它往往从最底处做起，但是充满了梦想和生气勃勃的精神。至此，两种上海文化传统在小店里开始了明争暗斗，新老交替，悄悄地改朝换代了。小说后半部分叙事中故事的因素逐渐精彩起来，冲突构成了。作家通过这个江湖女性，向一个老朽、一个傻蛋发起精神攻势，在意味十足的、具有巴尔扎克经典小说风格的故事叙事背后，多了一层古老东方人情戏——不是资本利用了人情关系，而是人情逐渐战胜了资本的利害冲突；不是社会发展中代表新生的力量（满身铜臭的资本）战胜了没落保守的小市民观念，而是，两种传统终于在交锋中逐渐互相理解，那场六叶拿了欧伯伯的钱作进货资本，骑着助动车携带“老公”“老爸”闯马路的“全家福”片段被作家写得精神气十足，双方都在向对方靠拢，每个人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体现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终于，整天沉醉在“不可能的”和“就是讲呀”的狭小经验世界里的欧伯伯和保安囡囡，相携相扶地走向了众声喧哗的自由市场集散地，在混乱、违规、暧昧而不失活力的吆喝中，他们看到了六叶的真实身影，他们被深深地吸引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另外一个世界，是火热的活生生的世界。

　　一种对旧式市民文化的深刻嘲讽，但又不失温情的现实批判精神；一种对新兴的市场经济因素充满鼓励，但又保持警惕的清醒认识；不是与时俱进地表达生活的新旧交替，而是充满历史感地书写当下的矛盾和困境。这，就是王安忆笔下的变化中的上海，以及这座城市所发生的精神文化变迁的烙印。

　　2013年2月书于美国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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