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杂志封面文章：触摸屏一代

源济

新一期《大西洋月刊》封面

　　导读：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于4月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触摸屏一代》。短短几年之间触摸设备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现在即便是幼儿也开始摆弄iPad，这让许多家长忧心忡忡。iPad真的会让孩子变得孤僻么？难道看书真的就比看屏幕好么？是iPad真的会影响孩子成长，还是家长害怕改变担心落伍呢？

　　去年春天在加利福尼亚蒙特雷的一个海边度假村里，十几个儿童应用程序开发员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设计的新游戏，这些游戏都需要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操作。其中一款叫Puzzingo，这是一个开发员从儿子那里获取的创作灵感，他的儿子喜欢建造东西然后毁坏。两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焦急的等待对“Knock Knock Family”的反馈，这个游戏是针对1-4岁儿童开发的，其中一个人说：“我们需要确定它的难易程度是否能让孩子接受。”

　　这次聚会是由长期研究儿童互动式媒体的华伦-巴克莱纳组织的，他喜欢把开发员、研究者以及对此感兴趣的人聚集到一起，参加的人有很多还是孩子，甚至有的还带着尿布。聚会的名字都是哈里-波特式的：“灰尘或魔法”，举办地是一个通风良好的石木结构礼堂，距离海边不到一英里，看上去就像巴希达-巴沙特(《哈里波特》中《魔法史》作者)演练完魔法后休息的地方。

巴克莱纳利用休息时间摆弄他的遥控直升飞机，测试能否飞到二楼，这引来一些孩子惊奇的目光，但大多数孩子不为所动，他们紧盯着大厅四周陈列的iPad或其他平板设备，就像看着开了封的糖盒一样兴奋。期间我和开发员们进行了交谈，其中几个还引用了玛利亚-蒙台梭利(著名儿童教育家)的名言：“双手是人类训练智力的最佳工具。”他们认为触摸屏时代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先进的工具。

　　蒙台梭利会想到此情此景么？这三十个孩子不是在海边玩泥巴、抓石子或是挖螃蟹，他们都呆在室内，要么独处要么三两成群的对着一块小屏幕，指头戳来戳去做着蒙台梭利无法想象的事情。两个3岁女孩靠着玻璃门玩一款名叫《十只傻猩猩》的游戏，她们争吵着下一步该点哪支猩猩，而旁边的一个小男孩正用手指在平板电脑上画画。房间前边的一张老橡木桌上摆着装有各种新游戏的平板电脑，一只大个愤怒的小鸟正招呼着孩子们去测试。

　　不久前人们只有电视，理论上讲它们放在父母的卧室里或锁在橱柜里。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而这些东西可以在家中随意摆放。我四岁的儿子有时会对我嚷：“为什么别人都有而我没有？”在他学会说这些话的时间里，数千个针对学龄前儿童的app被开发出来。对父母而言，美国孩子在短时间内经历着令人担忧的转变，但是对孩子而言，现在用手指划一划可以做很多事情，而这些装有数千个游戏的设备尺寸和一本《晚安，月亮》差不多大。

　　2011年，美国儿科协会更新了对儿童和媒体的政策。1999年时这个协会反对小于2岁的儿童看电视，他们指出根据对大脑发育的研究显示，这个年龄组的孩子更需要与父母和其他重要照护者之间直接互动。然而如今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的政策也不得不随之更新。2006年，90%的父母表示他们小于2岁的孩子已经习惯使用某种电子设备。2011年的报告提到了智能手机和平板设备，但是没有指出交互式应用程序。没有分析为什么父母们让孩子使用设备，也没有提到用手指戳戳点点可能给孩子带来的好处。

　　我来到这个开发者大会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这些痴迷于交互式媒体的父母能够帮我解答心中的疑惑，他们可能给那些无缘接触或者根本不想接触这些学术思想的美国父母提供些指导性意见，也许这个群体能比小心谨慎的儿科医生更好的解释新技术的优点。抱着这种想法我一直坚持到了午饭时间，此刻这些充满想象的开发员回归成为了普通的父母，开始喂孩子们吃东西。

　　我开始和一个妇女进行交谈，她帮助开发Montessori Letter Sounds，这是一款教学龄前儿童蒙特梭利拼写法的应用程序。她曾是教这个方法的老师，还是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而我自己也有三个孩子，他们都喜欢玩触摸屏设备。她的孩子都玩什么？我希望把她的建议带回家。

　　“他们很少玩”。真的吗，为什么？“因为我不准许，一周的工作日内我们有不接触屏幕的禁令，除非明显有教育意义的。”不接触屏幕？这比很多严格控制使用平板设备家长的要求都苛刻。“他们可以在周末的时间玩，但我只批准半个小时的时间，到点必须停止。这已经足够了，那些东西刺激他们的大脑，太容易上瘾。”

　　这个回答让我震惊，我决定问问其他即是父母同时又在家中有不接触屏幕禁令的开发员。一个说只有坐飞机或长途车的时候才让用，而另一个说只在周三和周末用，每次半个小时。最宽容的是每天用半个小时，和我家的规定一样。有段时间我和美国最大的儿童电子书app开发商及其家人坐在一起。他的孩子在椅子上开始哭闹，而母亲做了我们每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时都会做的事情，在孩子前面摆了一个iPad让她看短片，孩子安静了下来而我们可以接着吃饭。我盯着这个母亲，她有些不安，连连解释到：“我们在家只让她看西班牙语的电影。”

　　他们的反应正是我们这个年代家长的真实写照：科技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而美国父母或多或少担心其对孩子们的影响。科技变得更加智能并没有让人们感到舒心，父母开始觉得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方面他们希望孩子能够熟练掌握数字技术，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过早过多的接触数字媒体会毁了孩子们。父母对待这些平板设备就像医生使用精密仪器，也许它们可以提高孩子的智商让他们更有竞争力，但是如果过度使用会怎样？这些孩子会不会变成呆板木讷的家伙，他们不会眼神交流，只会从平板设备里幻想着未来的女朋友？

　　诺曼-洛克威尔(美国著名画家)绝不会画《戳屏幕的小男孩》，我们也不会调整想象中的完美童年来适应这些平板产品。家长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对孩子造成长久的影响，他们担心在娱乐消遣中放纵孩子，未来终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内疚和困惑。目前还没有研究表明使用iPad可以让学龄前儿童更聪明或教会他们说汉语，又或者促进大脑发育。这种设备问世只有三年，专家学者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其进行研究，那么家长到底该何去何从？

　　2011年，教育家兼科技小说作家马克-普伦斯基创造了“数字原住民”一词，用于形容在充斥着电脑、电子游戏以及其他高科技环境下长大的第一代孩子。然而到2010年4月iPad问世后，这个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尽管此前iPhone已经开始影响孩子，但是它的屏幕太小，因此幼儿无法准确方便的进行操作。另外父母通常会保管自己的手机，并把它们放在口袋或者手提包里。iPad个头大而且成像效果更好，并被全家使用。研究儿童媒体的专家立刻意识到iPad将改变世界。

　　此前，孩子需要父母来教他们如何使用鼠标或遥控器，并告诉他们手上进行的操作和屏幕上发生事情之间的联系，而这一切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即便对幼儿来说，在iPad上这种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触摸技术和摇拨浪鼓或踢倒一摞砖的逻辑是一样的，只要孩子用手扫过，变化就会立刻发生。每个阶段的幼儿都拥有了心理学家杰姆斯-布鲁纳所说的“动作表征”能力，他们区分事物不是通过语言或符号而是利用手势，比如用抓住想象中的杯子放到嘴边代表想要喝水，他们的手成为了思想的延伸。

　　我有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他们属于早期的数字原住民。在父母的帮助下学会使用键盘和鼠标并在习惯了使用笔记本电脑后入学。而最小的孩子则完全不同，iPad问世时他还不到2岁。当他拿到iPad后就立刻玩起了《会说话的小河马》，这是我大儿子下载的。小河马会重复你说的话，并作出各种反应。比如我儿子说自己的名，小河马会重复，他戳小河马，这只小河马会哈哈大笑。儿子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一遍又一遍的玩。

很快他发现了别的游戏，而Duck Duck Moose开发的Old MacDonald是他的最爱。最初孩子不会调整图像大小，不知道突然弹出提示的意思，但几周后他就全明白了。我必须承认看着还带尿布的孩子目的性这么强，又如此能干确实非常诡异，他的样子就像在思考自己的未来。理论上所这个iPad是我的，但实际是这个孩子的。

　　为了让孩子安静或是开心，在没有深思熟虑以及考虑孩子们感受的情况下，父母就把这些设备交给了孩子。根据琼甘兹库尼中心的研究显示，到2010年，有三分之二的4-7岁儿童使用iPhone，大多数手机是从家庭成员那里借来的。这个中心的研究员用“反转效应”来形容给予和拒绝之间的灰色地带。

　　市场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效应和因此产生的商机。2008年苹果的App Store开张后，每天至少有数十个游戏上线，一年则有上千个。在巴克莱纳职业生涯的头23年，他一直努力把所有儿童游戏都呈现在他的刊物《儿童科技评论》上。然而现在已经不可能了，iTune上有40000个儿童游戏，而Google Play上还有上千个。在iTune的交易目录下，大部分热卖的app都是针对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的。随着这些针对儿童的游戏不断增加，这种反转效应开始让很多父母感到不安。

　　《华盛顿邮报》记者本-沃尔森最近对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戴安娜-雷曼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让儿子接触iPad的原因，他说：“当他玩iPad的时候，叫他的名字他根本没有反应，甚至在他面前晃手也没用，总之对外界充耳不闻。我们把iPad拿开，他才会注意到我们，因此尽管iPad确实让孩子对字母和数字产生了兴趣，但我们还是决定不让他继续玩。”

大多数父母都有同感，也许这个孩子五分钟前还在沙发上乱蹦乱跳，现在突然安静下来紧盯着屏幕。在《心灵危机：为什么孩子不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一书中作者简-希里甚至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僵尸效应，她认为通过让观众精神恍惚，电视可能抑制大脑活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屏幕进入家庭，很多研究者担心它们会使得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恍惚。一系列研究表明，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大脑主要释放慢 α 脑波，也就是说此时我们并不清醒，非常类似于做白日梦。这些发现大部分被科学界否定了，但仍有人坚持认为看电视时的精神活动就像盯着一面空白的墙。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希瑟-科考瑞恩认为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他认为看电视时的生理状态就和读书时一样。

　　因为交互式媒体出现不久，所以现存的大部分研究都只关注儿童和电视的关系。麻省大学儿童媒体专家丹-安德森说：“目前人们普遍认同至少两岁半的儿童在看电视时已经有了认知行为。”80年代时安德森曾对挑选了100名儿童对僵尸理论进检验。首先他给2-5岁年龄组的儿童看修改过的《芝麻街》：他把其中一些场景随机排列，同时倒着或者用希腊语说里面的台词，然后修改过的部分和未编辑部分拼在一起让孩子们看，当看到修改过的部分时，孩子们更容易走神，并抱怨电视坏了。

安德森随后对6-24个月的孩子做了同样的实验，这次他选择了《天线宝宝》。6-12个月的孩子无法分辨，但是18个月大的孩子则开始坐立不安，而24个月的孩子直接按照设定的程序关掉了电视。

　　安德森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即便很小的孩子也有判断能力，看电视时他们并没有脑死亡，而是不断分析所看的东西并将其于自己认识的世界进行对比。安德森说：“3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知道孩子可以处理大量数据并进行推理，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专家从未否定同家长的互动对孩子智力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并未全盘否定电视的作用。如果一个孩子只看电视而不同大人接触，那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拿看电视和玩玩具进行对比，就很难做出判断，因为如果正确的使用电视，也会对孩子有很大帮助。

　　儿童是如何体验电子媒体的，这些媒体对儿童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80年代以来研究者和电视节目制作者进行了多次磋商改进节目内容，通过跟踪儿童的对节目的反映，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些特定的准则来提高儿童的参与度：为了保证儿童跟得上进度，故事应该是线性的，尽量少用切出镜头和间歇性拍摄法，语言要简洁并要不断重复。

最好的例子就是尼克幼儿频道1996-2006年播放的《蓝色斑点狗》，每一季都是由史蒂夫和一支蓝色的卡通狗共同解决一个难题。史蒂夫语速慢并面带微笑，他不断重复单词，并把它们写在便签上。这个节目最大的创新就是“暂停”，当史蒂夫问一个问题时就会暂停大约五秒钟，以便观众喊出答案。当孩子们觉得自己是其中一个角色的时候，当他们觉得自己确实帮助了史蒂夫和蓝色斑点狗后，参与度将大大提高。长期研究表明，两岁半以上儿童如果坚持看这个节目两年以上，他们的弹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大大提高。

　　但是对于幼儿情况则有些不同。研究者认为小于两岁半的儿童会呈现出“视频致呆”现象，也就是说他们更容易处理真人而不是视频上的人传递的信息。范德堡大学发展心理学家Georgene Troseth做个这样一个实验，一些孩子通过监视器观看隔壁房间的人藏一个玩具狗，而另一些孩子则透过玻璃看这一过程，后一批孩子总能轻松的找到玩具，而前一批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对此人们首先会想到幼儿没有驾驭符号性表象的认知能力，但是对于这个特殊发展阶段还有另一种解释，幼儿有能力寻找研究者所说的“社会相关性信息”。他们通过观察人和物来认识周围的世界，在真实生活中新鲜的草有清香，当问问题时大人会对孩子笑或给予反馈，但这些在看电视的时候不会发生。电视是静态的，缺乏对孩子至关重要的东西，Troseth称之为“双向信息交流”。

　　2004年Troseth又进行了一次实验，这次她做了一些改动。首先把玩具狗换成了玩具猪，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视频中和孩子们互动的环节。幼儿和家长被带到一个房间中，在这里可以通过监视器看到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在另一个房间里，也可以通过监视器看到孩子。在藏小猪之前，研究人员开始和孩子进行互动。她和孩子们玩《西蒙说》游戏并邀请他们一起唱儿歌，她还让孩子们在凳子下面找一个便贴。她给孩子们的印象是电视里的人可以和他们沟通，而她所说的事情必须和孩子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然后研究人员开始藏小猪，这之后回到屏幕前告诉孩子如何去找。这种沟通足以抵消“视频致呆”，大多数参与这个实验的孩子都能找到玩具。

　　《蓝色斑点狗》是成功的，它让孩子误认为停顿是史蒂夫对他们做出了反应，而终极目标是屏幕上的人可以即刻做出反应，当孩子做一个动作后，屏幕上的角色会立刻跳舞、大笑或者回答问题。比如当我儿子吉迪恩对会说话的小河马讲话时，每次都会得到回复。孩子会被这种互动吸引，这将是他们学习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尽管它不是美国儿科协会希望的理想社交伙伴，当然也不是父母或照护者，但它却可以满足我们对屏幕形象的要求，因此儿童媒体研究者对iPad的潜力充满期待。

　　受乔治城大学儿童媒体中心主任桑德拉-卡尔夫特的委派，两名研究者来到我家对吉迪恩进行试验，他们带来了一个有橘红色套子的iPad，而吉迪恩很快就被它吸引了。研究者希望通过这个试验了解儿童是否更倾向于从喜爱或信赖的渠道获取信息。在研究者的示意下，吉迪恩点开了用于测试的app。

　　屏幕上首先出现了一个外貌像袋鼠的小狗，它的名字叫DoDo，这个名字在儿童世界里一文不名，地位相当于午夜电视剧里跑龙套的演员，吉迪恩肯定不知道它。随后程序有介绍了埃尔默(芝麻街中的人物)，埃尔默边挥手边和孩子打招呼，吉迪恩愉快的做了回应。

　　这时一个图像出现在屏幕上，程序问道：“这是什么？”(其实是个香蕉)。DoDo说：“这是香蕉。”而埃尔默说：“这是葡萄。”这时我心里会心的笑了，我的孩子一定会给这对研究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知道香蕉是什么样。然而吉迪恩却选了埃尔默。据我所知他从没看过《芝麻街》，也没喜欢过埃尔默玩具，然而他却选择了幼儿界里的超级偶像，很显然某种东西让埃尔默变得更权威，他和埃尔默的关系比他所知道的真相更重要。随着游戏的继续当埃尔默把桔子说成是梨的时候，吉迪恩依然同意。后来当两个角色给出一个陌生水果的名字后，尽管DoDo更可信，但吉迪恩还是选择埃尔默。

　　事实上吉迪恩只是个例。去年夏天卡尔夫特和她的团队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情况下32个月大的孩子在选择埃尔默和DoDo谁说真话时，对于不确定的答案，他们都会选择相信之前被证实可靠的角色。卡尔夫特说这表明幼儿在运用科技方面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她认为点击屏幕、获得反馈并及时纠正是有教育意义的，可以帮助幼儿获得正确的信息。

　　卡尔夫特对科技持平衡的观点：她的办公室摆满了各种书籍，而她也常常用纸笔打草稿，但她同时也对iPad对孩子的影响十分感兴趣。她告诉我：“有人说我们在拿孩子做实验，但是我个人认为，事实已经发生，我们无法回头了。儿童接触各种媒体的时间越来越糟，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的优点。我不是盲目乐观的人，相反我非常现实，我观察孩子们的所作所为，然后寻找最适合他们的方式。”

　　卡尔夫特的团队还试图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孩子能从iPad上学到知识么？他们所学的能转换到真实世界么？这种互动对学习有什么影响？家庭在孩子通过iPad进行学习中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很重要也非常有意义，可都是从成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认为这么多儿童app被归入iTune教育项下是为了减少家长的负罪感，它们应该被归入“儿童游戏”项目，而这些游戏应该像游戏公司Toca Boca设计的产品。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埃米尔-欧梅尔和贝宁-杰弗里。欧梅尔是交互式设计专家，他说自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人。直到现在他还喜欢超级英雄、玩乐高玩具和看动画片，他说自己宁愿和孩子们玩游戏也不想和大人多说一句话。杰弗里则是这家公司战略师和发言人。

　　2010年底这二人开始考虑进军儿童app市场。欧梅尔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那时市场上的app都缺乏教育性，不能提高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寻找创新灵感的过程中他无意读了《玩耍的力量》这本书。书中这样写道：在成人世界，特别是商业和创新领域，是什么让B同学比A同学更强？为了创新，一个人必须有冒险和娱乐精神。他需要不断试验并承受失败的风险，同时在需要的时候有毅力从头再来并善于吸取教训。他还需要有强大的内心朝最终目标不懈努力，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拥有玩耍的能力。

　　欧梅尔和杰弗里考察了50年代所有轰动一时的玩具，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玩具都没有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都不会创造一个把成人排除在外的儿童世界，它们的设计都充满了家庭乐趣。而且这些玩具也不会特意要教会孩子什么东西，只是为了让他们开心。

　　2011年二人发布了Toca茶话会，这个游戏和真的茶话会差不多。iPad的功能就像一个没有腿的茶桌，孩子邀请客人各坐一边，客人可能就是他的毛绒玩具。各就各位后活动开始，首先选择桌布，然后选择盘子、杯子和食物。游戏中的食物主要是巧克力蛋糕、甜甜圈或者曲奇之类的东西，喝茶或者倒茶的时候，水很容易溢出来，这也是根据孩子的特点设计的。最后会出现一个充满泡沫的水槽，孩子必须自己洗碗，这也是乐趣的一部分。这个游戏即可以平淡无奇也可以充满刺激，关键看你怎么玩了。欧梅尔和杰弗里知道有些父母不喜欢这个游戏，但是大部分孩子都乐在其中，因为这个游戏非常需要想象力。这种游戏没有输赢没有奖励，就像在海边玩沙子，你可能只玩五分钟，但也可能一直玩下去。

　　推出Toca茶话会后，他们很快又开发了Toca美发沙龙，现在它仍是我印象里最有意思的游戏。这个沙龙不第五大道上的spa，它装修简单墙上还有裂缝。它的宗旨不是美丽而是颠覆，因为剪发绝对不是幼儿该做的事。选择一个样貌古怪的人或者生物，你可以剪发、染发甚至植发，总之用你的方法处理他的头发。这个游戏中吹风机是关键，它产生的效果就像Tadao Cern工作室的Blow Job画像，通过强风把人的面部变得扭曲。2011年8月，Toca Boca发布了美发沙龙游戏，并提供两周的免费下载，第一周下载量就超过了100万次，Toca Boca因此一炮打响，现在很多Toca Boca的游戏都是教育app中最受欢迎的。

　　在蒙特雷，我和杰弗里进行了交谈，他说：“这些游戏有教育意义么？这只是父母的看法，在草坪上跑来跑去就有教育意义么？孩子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不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谈话过程中两个小女孩正在玩Toca的茶话会，其中一个非常淘气抢走了所有的巧克力蛋糕，把茶撒的到处都是，而她的朋友则规规矩矩，最后还帮助洗餐具。她们是不是该在沙滩上晒太阳呢？也许是，但是日子还长她们迟早会出去玩。

　　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我下载了数十个app给我的孩子玩。她们不关心这些app是否有教育意义，只关心它们是不是好玩。我没有推荐，但吉迪恩还是选择了一个叫LetterSchool的游戏，这个游戏教你如何更有效的写字母，而且比任何我建议的书法教科书都更有想象力。他还喜欢Toca Boca的游戏，大儿子喜欢The Numberlys，而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切绳子游戏，我认为这个游戏也许教会了他们一些物理原理，但是我该想这么多么？既然我喜欢玩，为什么他们不可以？

　　每一种新媒体刚出现的时候，都会被谴责为是对年轻人的威胁。纸质小说绘摧毁他们的灵魂，电视将伤害他们的眼睛而电子游戏会让孩子们变得更暴力。每一个都被说成浪费孩子们的时间，这些时间该被用来学历史，和朋友玩耍或者在沙滩上玩沙子。而我们现在则担心孩子长时间盯着屏幕可能伤害他们的大脑。人们担心电视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症，但它与我们所知道的症状完全不符，这种担心的依据只是个别批评性的报道。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美国儿童该如何使用时间。美国儿科协会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零和博弈：多看一个小时的电视，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就少一个小时。然而父母应该知道生活不是这样，每天都有足够的时间上学、玩游戏与父母相处。有些人总是盯着屏幕，其他什么事都不想做，专家说过度玩电子游戏确实是个问题，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瘾，就算是的话也只是很少一些人的问题。如果你的孩子有这样的迹象，你是能知道的。我的一个孩子就有这种趋势，所以我对他设立了更严格的限制，他也清楚其中的原因。

　　对于如何使用电子媒体，丽莎-格恩西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内容、环境以及你的孩子。她设定了一系列问题，你认为内容合适么？盯着屏幕的时间只是孩子与你及外边世界接触时间的一小部分么？她建议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回答这些问题。格恩西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家长对媒体的态度很容易影响到孩子。如果他们认为盯着屏幕就像吃垃圾食品或者是在美容院看杂志一样，只是打发时间的话，这种态度很容易遗传给下一代。

　　作家马克-普伦斯基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新一代获得了胜利。”普伦斯基7岁的儿子可以看书和电视，玩乐高玩具和Wii，普伦斯基对这些东西一视同仁。他告诉我，他的儿子玩一个新的app几个小时候就会腻，于是他让孩子看电视，尽管自己都觉得这些节目是垃圾，比如《海绵宝宝》。但有时他也会用海绵宝宝和帕特里克的关系还教育孩子，告诉他友谊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屏幕的时代，尤其对孩子而言。你喜欢他们看书却不喜欢他们盯着屏幕，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我们其实是害怕改变，害怕自己跟不上时代。”

　　普伦斯基的观点深深触动了我。难道看书就比盯着屏幕好么？我的女儿总是看书而不和外界接触，而儿子却通过玩Wii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必须承认，我对《海绵宝宝》也曾持有相同的态度，很长时间里不许孩子们看，但有一天当认真看过一集后，我意识到确实可以用这个节目来教育孩子。在我采访了普伦斯基后，我决定做一个实验。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也像普伦斯基一样，iPad、乐高玩具还有遥控汽车，孩子想玩就玩。

　　第一天吉迪恩试探着问我可不可以玩iPad，当时已经早上8点，我们正准备出发去幼儿园。我说可以，45分钟的时间里，他坐在椅子上全神贯注的玩游戏，这期间我要给他穿衣服，收拾书包，最后终于错过了早餐，这些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接下去的一周都是这样，吉迪恩从早到晚抱着iPad不放。然而10天后，他就把iPad的遗忘了，就像其他玩具一样，他把iPad丢在床底，连着六周时间碰也没碰。

　　现在他偶尔会用iPad，当在学校学习写字时，他开始玩LetterSchool。几星期前他的哥哥帮他一起搞定了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这也许不会超出诺曼-洛克威尔的承受范围，他肯定会画两个玩iPad的小孩子，他们在屏幕上指指点点，最后终于成功的写了一个Z。(鹿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