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MBA课程跻身顶尖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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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没有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光环，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仍旧迅速跻身亚洲顶尖行列。

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对商学院进行的最新评估中，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排名全球第八、亚洲第一。这一名次相当之高，特别是对于一个1991年才设立的课程项目来说。它远比那些西方顶级商学院要年轻，甚至比它的许多学生还要年轻。

香港科技大学的地理位置也很有吸引力，它位于清水湾(Clear Water Bay)，距香港金融中心仅20分钟车程，到中国内地深圳市，也只需乘坐短途轻轨列车。

然而这所商学院的规模依然很小。它的MBA班有大约只有100名学生，而大部分商科课程都会有数百名学生以及成千上万人的校友网络。香港商业文化尽管很繁荣，但还是缺乏类似硅谷(Silicon Valley)的创业土壤。

史蒂芬•内森(Stephen Nason)教授见证了这所商学院近20年的成长。他在商学院与别人合作教授一门有关谈判风格的热门课程。《华尔街日报》记者在他的香港办公室对他进行了采访。出生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内森教授探讨了在亚洲攻读M.B.A.的优点，以及他所看到的谈判桌上的文化差异。对话摘录如下：

华尔街日报：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如何使自己同其他商学院区分开来？靠近中国内地是主要的卖点吗？

内森：这是一个巨大的卖点。我们的使命之一就是同研究中国的学者一起，在中国建立北美式的大学，课程设置、教学风格都和你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见到的非常相似。

除了教学风格上很注重问题的解决和批判性思考之外，我们选用的案例以及关注的问题都偏重于亚洲，或具体地说是大中华地区。这对于想修读顶级M.B.A.课程又想在亚洲拓展事业的欧美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华尔街日报：人际网络也是M.B.A.的重要参考指标。香港科技大学如何与知名院校竞争？

内森：我们在此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培养人际网络。中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触角则遍及全球。当花旗银行(Citibank)需要找人了解东莞的情况时，我们就有这方面的熟人。

人际网络并不是我们想要多广就有多广。比如哈佛大学，每年有差不多1,000个M.B.A.毕业生，数量很庞大，而我们只有100个。其他顶尖商学院每年也都有几百个学生，而且这些商学院已经开设了40年甚至更久。拓宽人际网络需要时间。我们每年都会结识更多的人。

华尔街日报：你如何争取到那些可能会去西方名校的学生？

内森：我们真正提供的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你可以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或者斯坦福大学学到国际化的商业惯例，但是在中国，事情运作的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试图引进全球最佳的商业实例并且应用于中国，所以我们从中国内地招收了许多希望接受西方教育的顶尖人才。

华尔街日报：与西方相比，香港的创业氛围如何？

内森：香港的创业精神类型不同。这里并不是要创造出风靡世界的产品，比如iPhone。从历史上来看，香港很善于把西方的优秀成果运用于中国、把中国的公司引向海外、寻找达成交易的方法，等等。所以这里拥有开创性解决问题的精神。

同时，因为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人们毕业后可以选择创业，或者在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华特迪士尼等公司(Walt Disney)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硅谷，失败并非耻辱。如果不是失败两次、三次甚至四次的话，根本没有人会在意你。那里对失败的包容态度是这里所不具备的。

华尔街日报：您在这所商学院以您教授的谈判课程而闻名。学生们谈判的方式是否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内森：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谈判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如今在自然科学领域，你很难看到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种文化总是优于他者。中国学生对于如何议价更为熟悉，而在西方我们总是采用谈判的方式。只是在方法上略有不同。

华尔街日报：受过中式教育的学生如何适应西式课程？学生该如何在适当的时间插话并且加入讨论？

内森：其实更加困难的事情是让本地的本科生在课堂上发言并且发表一些他们并不确定的观点。我们一直试图教会学生批判性地思考和分析。到了M.B.A.的水平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我们的学生都很敏锐，并且大多数人都在跨国公司任职。

Allison Mor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