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好色风流：因争风抓伤妓女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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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好色风流：因争风抓伤妓女下体

文章来源: 人民网
于 2013-05-16 10:28:08


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通篇只有一段话：“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里的一条随感录。”

胡适提到的这条随感录是陈独秀以笔名“只眼”发表的《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窥一斑而知全豹。只看这一小段文字，就知道陈独秀不是一般人。事实确实如此。陈独秀，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主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样一个开创新时代的人物，自小就异于常人。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自小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所谓三岁看老，祖父对陈独秀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成龙上天，成蛇钻草，沦为打家劫舍的地头蛇，总之不可能成虫、成熊。陈独秀倒也“争气”，终其一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祖父的这个评语。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科举考试，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觉得试题狗屁不通，于是忽发奇想，弄了一堆难字和生僻的古文，牛头不对马嘴地填满试卷，然后乐颠颠地回家了。回到家后，大哥问他要草稿，看完之后，一个多钟头没有说话，陈独秀这才觉得玩笑似乎开得有点大。不想，这篇不通的文章镇住了不通的老师，结果，陈独秀不但中了秀才，还是头名。这下，陈独秀的大哥彻底懵了。

陈独秀小小年纪就中秀才之首，顿时扬名四野八乡，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最后，陈家长辈选中了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次年（1897年）8月，两人拜堂成亲。陈独秀的感情生活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开始了。

高晓岚是个旧式女人，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诲，大字不识一个。而陈独秀虽说胡闹，但学识渊博，通古博今，思想新潮，还通晓英、法、日三国语言。新婚伊始，陈独秀就命令高晓岚必须认字。偏偏高晓岚性格倔强，死认古训，就是不认字。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新潮、一个守旧，都倔强地不服对方。于是，度完蜜月，两人一辈子的话也就说完了。不过，当时陈独秀还年轻，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对不如意的婚姻生活并不在意。

从1901年开始，陈独秀数次东渡日本，结识了苏曼殊、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士钊等革命党人，见识更长。回国后，他就开始忙活起来。他曾独自一人办了一份报纸，反响出奇的好，全国各地都有订户。有些读者不知道是一人办报，写信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他还曾在安徽公学兼任国文教师，上课时不拘小节，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全不把纲常名教、师道尊严放在眼里。

1909年，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来到安庆，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个标准的文学女青年，性格开朗，而且长相出众，衣着新潮。高君曼在北京读书时就读过陈独秀的文章，对这个姐夫崇拜之至。如今见了真人，常常缠着他问这问那，陈独秀也是欣然辅导。

两人年龄相近，情趣相投，时间久了，难免擦出火花。或许是因为包办婚姻，陈独秀就有了一份出轨的理由。而高君曼对于姐姐，或许是因为同父异母，便少了一半自责。总之，两个叛逆的年轻人于1910年公开同居，继而宣布他们要正式结婚。双方父母都觉颜面无光，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大骂逆子叛女玷辱门风，至于成亲那是万万不会同意的。陈独秀见正式结婚不太可能，索性带着高君曼私奔到上海，过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1915年初夏，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两人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历史上俗称“南陈北李”。1916年12月，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高君曼大大方方当上了陈教授夫人。至于高晓岚，则悄无声息地退居幕后。1930年，高晓岚去世，生前与陈独秀育有三子二女。

陈独秀当了北大教授后，依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常常流连于北京有名的烟花之地八大胡同，据说他的很多激扬文字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床上完成的。1919年，北京的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新闻。这事让北大有点下不了台，结果，陈独秀在当了两年多北大教授后，被北大开除。几个月后，他又因为散发传单入狱。发传单这事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那天晚上，40岁的陈独秀站在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种空前绝后的举动，让陈独秀失去了自由。

陈独秀入狱后，反响极大，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声援下，陈独秀受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后获释。1920年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打扮成财主模样，与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乘着一辆带篷骡车偷偷离开北京直奔天津。两人在路上商量出一件开天辟地的大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秘密召开，陈独秀没去，却被缺席选举为首任中共总书记。

从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繁忙，也是建树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高君曼始终相伴左右，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充当联络员，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两人度过了来自外界的一个个难关，但最终还是在感情这个难关上卡壳了。自1922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两人最终发展到拳脚相向。陈独秀对儿子要求非常严酷，他让老大、老二小兄弟俩睡图书馆的地板，外出打工自食其力，以磨炼意志。继母兼姨母的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不许，君曼又请人说情，陈独秀斥为妇人之仁，还是不许。无奈之下，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一儿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别，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1925年冬，陈独秀的胃病发作，他到上海一家私立医院诊治，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女医生施之英。两人很快就过起了夫妻生活，并且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施施然相携去杭州、扬州等地度“蜜月”去了。陈独秀那时是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突然失踪可是大事。党组织在四处打探寻找无果后，只好在上海《民国报》上登出“寻人启事”。陈独秀看到报纸后，从扬州发回电报，说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转，可以扶病视事”。

特立独行的性格，别出心裁的思想，让他的革命之路也如北大教授之路一样，终遇滑铁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施之英也在此时离开了他，在上海另嫁他人。他们的“夫妻”生活仅仅维持了14个月。

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在上海隐姓埋名，住在熙华德路（今长冶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那是陈独秀最为孤寂的时期：大儿子陈延年和二儿子陈乔年相继壮烈就义，共产党对他停职、开除党籍、批判，国民党也在四处悬赏通缉他。他的婚姻生活也陷入最低谷，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却孑然一身。

虎落平阳，分外凄凉。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潘兰珍出落得亭亭玉立，也因为美貌受尽欺侮，被一个流氓工头强逼同居，在无数次的暴力后，她逃离虎口，搬到石库门，成了陈独秀的邻居。

潘兰珍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只知道他是个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或许是出于同病相怜的同情心，她开始照顾陈独秀的生活。

老虎就是老虎，就算没了牙齿，威风还在。在潘兰珍的照顾下，陈独秀再次焕发光芒。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刮掉胡须，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更显得精神矍铄。起初，两人的关系就像父女，又是师生。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下渐渐发生了变化。在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兰珍终于抛开世俗的牵绊，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1930年，经邻居许大姐出面做媒，这对老夫少妻正式结婚了，婚后两人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潘凤仙。

对于陈独秀来说，潘兰珍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她的关心照顾让陈独秀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感情，那是与轻狂年少时的感情截然不同的。复杂的斗争形势使得陈独秀一直未将真实身份告诉潘兰珍，他怕为潘玉珍惹来麻烦。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这是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经庭审，陈被判有期徒刑13年。巧的是，陈独秀被捕当天，潘兰珍刚好与陈独秀因为照顾小凤仙的事吵了一架，潘兰珍赌气带着小凤仙回了娘家，才躲过一劫。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见报后，潘兰珍才知道一起生活了两年的丈夫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对自己被捕并不放在心上，他在被押解的路上也能酣然入睡，让同坐一辆囚车的彭述之羡慕万分。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潘兰珍。入狱后，潘兰珍是他委托狱外事务的重要内容。他为自己对潘兰珍造成精神刺痛而悲苦，也为给她造成物质损失而难过。被拘后，他还托人去住处寻找潘的东西。在给好友高语罕的信中，他询问潘兰珍的态度时说：“她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不是爱到骨髓，一个放流形骸，面对死亡安之若素的男人又岂能说出这种小男生式的话来？

想到自己垂垂老矣，且释刑遥遥无期，陈独秀托老友去见潘兰珍，让她与自己断绝关系，另谋出路，免得受牵连。然而，潘兰珍已经打点好行装向南京走来了。

听说潘兰珍要来看自己，陈独秀又写信叮嘱高语罕，要他“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这是一种乏力的拒绝，更是一种焦灼的期盼！理性和感性捉对厮杀，让他心乱如麻。潘兰珍的决定却很简洁，她在得知丈夫的下落后，立刻将女儿送回南通娘家，只身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靠做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牢狱中的陈独秀。1937年8月，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这时候，潘兰珍已经整整送了五年牢饭。

是牛人在哪里都是焦点，所以陈独秀的被捕所引发的反响也异彩纷呈。陈独秀被捕之时虽然已没有职务，但是在国共两党都引起了强烈且有趣的反响。国民党各界因其为共产党领袖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刑”。同时，共产党这边也发表消息，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当时，《世界日报》刊登一幅漫画：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两个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相映成趣，后人评价这也许是当时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

1933年4月1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大律师章士钊免费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章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整个庭审过程中，陈独秀态度安闲，顾盼自若，妙语连珠，常常惹得哄堂大笑。他的《辩护状》有理有据，妙趣横生，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后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

陈独秀入狱后，把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堆满了书籍。起初，看守见潘兰珍年轻漂亮，总是不怀好意地指指点点，被陈独秀大声斥责道：“她是我的妻子，怎么，我不配有这样的妻子吗？”从那以后，看守再也不敢说什么了。还有一个传言说，陈独秀与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一个如此真性情的奇男子，也难怪潘兰珍会爱上他，并甘愿送牢饭。

一些报刊对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关系造谣污蔑，连陈独秀的表弟也信以为真，到监狱劝他注意检点。陈独秀沉默良久后说，他的私生活在建党前是有些放纵，但建党以后，就再没有乱来。接着他郑重地说：“至于国民党报纸的造谣，我不在乎，可你怎么也相信呢？我可以告诉你，潘女士是我的夫人，是我晚年爱情的归宿，是我陈独秀深深爱恋的女性，是我离不开的伴侣。”

陈独秀被释放后，国共两方都盛情邀约，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几经辗转，陈独秀带着潘兰珍来到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隐居，生活穷困潦倒。期间友人赠钱都被拒绝，说“无功不受禄”。

1942年5月27日，64岁的陈独秀在一间破落的角门里悄然辞世。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唯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34岁的潘兰珍遵从丈夫的遗嘱，在安葬了丈夫后，独自外出自谋生计。她先是在陈独秀好友的帮助下在重庆一家农场做工，后迫于生活，与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不久这个男人也病故了，她又孤独度日。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在浦东一所小学做炊事员，与18岁的养女潘凤仙相依为命。1949年10月30日，身患子宫癌的潘兰珍在饱经孤寂与病痛之后，于上海肿瘤医院去世，年仅41岁。

大幕关闭了，一段忘年恋情画上了句号。

名士总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世俗能奈我何？作为他们生命中的伴侣，情投意合者，觉得三生有幸，否则，度日如年。但一定不会觉得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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