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封面文章：同志亦凡人

源济

《大西洋月刊》封面文章：同志亦凡人

2013年06月25日 21:35  新浪财经

图为最新期《大西洋(5.89,-0.01,-0.17%)》月刊封面

　　导读：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于6月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同志亦凡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承认同性婚姻，同时也有了更多关于同性婚姻的研究，人们发现同性之间的结合也许并不像一些保守人士认为的那样是洪水猛兽，相反它可能促进完善当代的婚姻制度。

　　在婚姻本身已经岌岌可危的今天，同性婚礼却成为这个时代民权斗争的标杆，这多少有些讽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的初婚年龄越来越晚，已经从1950年的男23岁、女20岁上升到现在的男28岁、女26岁，而同居率正快速上升，还有更多的人选择独身。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早晚会结婚，但很多婚姻都以离婚告终。(同最高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美国的离婚已经下降，但仍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

　　人们可以推迟结婚，但他们不必推迟生育。利用人口调查局和疾病防控中心的数据，全国婚姻与家庭研究中心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低于平均初婚年龄，换句话说，未婚先孕已经司空见惯。对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妇女而言，婚姻制度都已经崩溃了，58%的中产阶级妇女初育时未结婚。

　　鉴于此，反对者认为准许同性伴侣结婚将意味着婚姻制度的终结。三月在最高法院处理两起同性婚姻案件期间，这种观点被提出并进行了辩论。其中一起案件对《保护婚姻法案》提出了挑战，这部1996年制定的法律将婚姻定义为一个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并阻止联邦政府承认同性婚姻。另一起案件涉及加利福尼亚州8号提案，这一提案禁止同性婚姻并于2008年被通过，但2010年被一位联邦法官推翻。3月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加州禁令辩护律师查理斯-J-库珀表示，同性婚姻破坏了婚姻的标准，最终将损害传统婚姻。

　　对同性婚姻的抵触有宗教的原因也有世俗的考虑，前者主要关于婚姻的宗教信仰，而后者是对美国生化变化的担忧。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在家庭生活中男女应该各司其职，孩子需要父亲和母亲，而且最好有血缘关系，另外婚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作用——传宗接代。在法庭辩论8号提案期间，审判员艾蕾娜-卡根问库珀，他反对同性婚姻的根本原因是不是因为异性夫妻可以生孩子而同性伴侣不能，库珀说：“是的，这是我的立场，重新将婚姻定义为不区分性别的制度，最终将破坏这个制度。”

　　反对者认为父母之间的结合应该是“持久的、排他的”，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乔治和他的同事在新书《什么是婚姻？》中所写的那样。婚姻存在的意义是约束成人的行为并抚养孩子，而不是成年人为了快感和友谊而结合在一起。批评者担心越来越多的孩子将生活在不稳定的家庭中，处境困难的单身父母或者和他人短暂同居的成人都可能造成这种家庭，他们担心同性婚姻将成为压垮儿童与婚姻脆弱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则认为，男同和拉拉之所以要结婚就是为了履行对家庭的承诺，关心孩子的利益是他们中大部分人要结婚的主要考量，同性恋作为一个群体被剥夺了婚姻的权利，而同样的权利异性恋却可以轻易拥有。对于同性婚姻将改变婚姻制度的指控，他们坚称结婚后的男同和拉拉可以和数千万已婚异性恋夫妻轻松的融合。UCLA法学院下属的威廉姆斯研究所人口学家格力-盖茨说：“认为这个群体将根本改变婚姻制度的想法，实在让我觉得匪夷所思。”

　　但有没有可能批评者是对的，只是并非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向？也许同性婚姻真的会改变婚姻制度，只不过是让这个制度变得更好？首先，同性婚姻不会让婚姻变得更脆弱，当公众开始就此进行广泛的讨论后，异性恋也会对婚姻制度重新产生兴趣，至少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最大的变化可能是这样：通过提供两个人公平生活在一起的新方式，同性婚姻将在21世纪彻底改造婚姻制度。尽管和过去相比，婚姻对男人和女人而言已经变得更加公平和愉悦，但是旧的观念和习俗并没有彻底被抛弃。结果很多人结婚时都有负担，他们认为婚姻会造成压力和怨恨，而这些过时的想法和一些人的现实生活相抵触，最终导致这些人干脆不结婚。

　　在同性家庭，他们不会根据业已存在的性别标准进行分工，他们走进婚姻必然和异性恋者不同。从性到争斗，从抚养孩子到家务活，他们都要协商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而不会先入为主的规定谁该做什么事，因此他们可以启发所有的夫妻。批评者警告将出现一个“不分性别”的制度，然后如果这种不分性别的婚姻可以使妻子不在自动被要求送孩子上学、照顾孩子、准备晚餐生日聚会以及夜宵。我认为很多异性恋妇女会哭着喊着要求：“快实行这种制度吧。”

　　另外同性婚姻还可以用作参照，帮助我们知道婚姻中的问题，哪些是性别引起的，而哪些不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对比同性和异性伴侣，试图发现哪些是女性的问题，而哪些是男性的问题，有些发现非常让人吃惊：我们发现异性恋妻子比丈夫更容易提出离婚，一些人认为是由于性革命，还有人认为是女性经济独立或男性不能让当代女性保持愉悦。挪威和瑞典大约20年前准许同性伴侣注册，并随后完全承认同性婚姻。在那里的研究发现，拉拉分手的概率是男同的两倍。如果女性即便和女性结婚以后仍不容易满足，也许问题就不是出在男人身上，也许女人太特别，或者即便女人也无法了解女人，这里实在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梳理。

　　经过多年的斗争，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已经有了突破，他们不再满足于同各种限制法案做斗争，而是转而策划公投支持自己的诉求。2012年，即哥伦比亚特区和六个州之后，缅因州、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州也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另外还有四个州也考虑执行相同的政策。未来几周最高法院有望签发关于同性婚姻的裁定，很多观察家预测，《婚姻保护法案》中有争议的部分可能会被中止，这样联邦将不能干涉各州关于同性婚姻的立法，而最终联邦政府承认同性伴侣的婚姻。第8提案可能有很多结局，首先法庭可能就不会受理这个案件，因为加州官员并不维护它，它的支持者只是最初的那些发起人；最高法院也可能宣布这个提案不适用于其他州；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最高法院将用这个提案杀鸡骇猴，宣布类似的限制法案都是非法的，要求全美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

　　不管高法做出什么判决，可以肯定的是同性婚姻还会在美国继续发展。它会对婚姻制度造成什么影响？可以肯定不管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冲击将来自四面八方，迅速而又持久。

　　现代婚姻制度并不会打破一切，相反同过去相比，这个制度更灵活也更包容。随着妇女大规模的进入职场，男人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他们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而女人也不是非照顾孩子和做家务不可，现在她们可以不用围着锅台转了。

　　然而正像UCLA社会学家比安奇所说的，对很多夫妇而言，现代意义的平等很难实现。尽管男人比过去做更多的家务活，但是女人下班后做的更多。在有孩子的家庭，夫妻二人都有全职工作，通常每周女人有32个小时做家务、照顾孩子、购物以及其他和家庭相关的劳动，而男人投入的时间只有21小时。男人工作的时间比女人长，每周45小时，而女人是39小时，但是他们的闲暇时间更多，大约为每周31小时，而女人只有25小时。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汀-沃尔弗斯研究发现，妇女的幸福指数不断下降，即便是那些有更多生活选择的女人也一样。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男女婚姻中挥之不去的不平等：女性的家务活太多，因此很多妻子选择退出职场，或者在办公室心力交瘁的整理家务事清单，然后绝望的趴在桌子上。

　　而双职工家庭里的男性也不容易，工作和生活的冲突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比女性更大。(2008年家庭与工作协会的调查显示，60%双职工家庭的男性认为正经受这样的冲突，而女性只有47%)。男性还面临不公平的期待：皮尔研究中心2010年的调查发现：仍有67%的美国人认为在结婚前男人有能力养家非常重要，而只有33%的人认为女性应该有这种能力。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这副重担无疑会降低人们结婚的意愿。美国的经济已经转型，早已不是制造业和重工业时代，只有高中学历的男性很难像父辈那样找到稳定高薪的工作。男人应该带回家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应该是钱，大多数人依然抱着这样的老观念。没有好工作的男性前景黯淡，工作妇女不愿意和他们结婚，不是因为婚后养不起孩子，而是不想找一个吃软饭的老公。

　　人们并非不想结婚。很多未婚的美国人都说他们依然期待婚姻，但是感觉婚姻像是海市蜃楼一样遥不可及。结婚已经不再单纯，财富不是婚后夫妻一起去创造，婚姻已经成为声望标志，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说，婚姻现在是成功人生的顶峰，而不是基础。很多夫妻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当初并没准备好结婚，然而事实并不是他们没有准备好结婚，而婚姻并没有准备好适应21世纪的现实。特别是对不富裕也没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而言，变化的经济和性别关系已经彻底摧毁了旧的制度，却没有构建出任何替代品。

　　在我们试图寻找更有效模式的时候，威廉姆斯学院的格力-盖茨认为同性婚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事实”。虽然男同和拉拉并不能解决婚姻中的所有问题，但是他们的婚姻有很多值得异性恋夫妻学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婚姻的责任重新洗牌。越来越多关于家庭分工的研究发现，在很多方面同性伴侣做的更好。

　　这些研究始于60年代末期，这要归功于佩珀-施瓦茨天才的洞察力，当时她还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施瓦茨说：“在一个文化巨变的年代，性别问题是我们考虑最多的”。和很多同学一样，她也希望解决男女角色定义的问题：哪些是特性是生理的，而那些是社会赋予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这些特性将如何发展。她说：“我当时想一些自然而然的事件可以揭示这些问题。她想了两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异性恋同居但不结婚以及不断增加的男同和拉拉伴侣。如果调查以下三种关系：结婚人群，异性恋同居人群，以及同性同居人员，如果一些指标在他们中不存在差异，那么可以得出男女中都存在某些问题，如果存在差异，那可以解释是婚姻的问题。

　　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教职后，舒尔茨和一个同性恋同事，已故的菲利普-布鲁姆斯坦合作研究，他们选取了旧金山、纽约以及西雅图进行调查。这项研究非常不易，未婚同居的伴侣并不容易找，而男同和拉拉也非常警惕，舒尔茨问一个拉拉组织的成员，她能否和其他人谈谈她们之间的关系，这位成员说：“我们自己都很少谈。”舒尔茨和布鲁姆斯坦回收了12000份调查问卷，进行了上百次访谈，有一段时间，他们有20位研究生帮着整理数据。这个项目持续了将近十年，最终他们写出了著名的社会学著作《美国伴侣：钱、工作和性》

　　舒尔茨和布鲁姆斯坦发现，男同和拉拉情侣处理相互关系上比较平等，不管是思想还是行动。研究发现拉拉伴侣间的平等的甚至有些过分，舒尔茨说：“她们甚至一分钱都分的清清楚楚，有时候真的让我很崩溃。”男同伴侣在分摊家务方面通常也比异性恋夫妻要好，舒尔茨说：“我问过很多丈夫是否帮助妻子做家务，他们通常说不，你能想象听到这些时我有多生气。”

　　当然不平等依然存在：在各种形式的伴侣中，收入越高的人地位越高也越有决策权。在拉拉伴侣中这种现象不太明显，异性恋伴侣中较强，而男同伴侣中则最明显。舒尔茨发现，让两个男人在一起更能体现“金钱万能论”。这样的发现不能说明这种倾向是与生俱来的还是社会赋予的，是男人骨子里就把资源当做权利的象征还是社会让他们变成这样，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发现证明金钱是男人间竞争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丈夫和老婆竞争的方式。拉拉之中也有竞争，但形式不同，舒尔茨说：“通常越有孩子缘的女人越有发言权。”

　　拉拉之间总是说过没完，这样她们的关系比其他形式的伴侣都亲密。舒尔茨认为这也许可以解释另一个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拉拉之间的性行为越来越少。她指出，拉拉之间已经很亲密了不再需要性来维系，相反异性恋女人和自己的伴侣交谈没有那么多，做爱是亲密最便捷的方式。对于男人，她最后得出结论，不管是异性恋男人还是男同，性对他们而言就像三明治：好的、坏的或是一般的，他们都想要。

　　其他研究也印证了施瓦茨和布鲁姆斯坦的发现，同性伴侣之间更平等。2000年，佛蒙特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州，心理学家Esther Rothblum认为这是一个研究同性人口如何分工职责的好机会。Rothblum现在是圣地亚哥大学的教授，她本人就是一个拉拉，长期关注拉拉之间的关系和精神健康问题。她想知道得到法律认可后，这些伴侣会受到什么影响。

　　当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入佛蒙特州办结婚证时，Rothblum和两个同事从公共记录中找到了他们的名字和住址，并请他们完成一份调查问卷。然后他们要求这些人推荐未结婚的同性恋朋友以及已结婚的异性恋亲人参加这个项目，这么做事为了控制背景和教养等变量。研究者要求人们给伴侣打分，看谁更愿意做饭、修理房屋、买东西。他们还询问谁更可能和房东打交道、惩罚孩子、打电话给管道工，主动拥抱或者给予表扬，同时还调查谁更愿意在争论中听取他人的意见。

　　研究发现，即便进入21世纪，大部分已婚的异性恋伴侣都沿用旧的性别分工。同拉拉相比，异性恋妇女通常要求她们的伴侣支付房贷、租金或者水电费，购买生活用品、家电甚至是衣服。这些妻子通常包办了洗衣做饭这些事。相比于她们的丈夫，这些妻子更有可能打扫卫生间，她们也更主动的维系感情，例如表示爱意以及发起严肃的谈话。当Rothblum和她的同事将异性恋丈夫和男同志做比较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异性恋丈夫比妻子更有可能修理草坪、倒垃圾或者维修房屋，他们可能会做早饭，但不会做正餐。而同性伴侣之间要公平的多，这并不是说他们平分了自己的职责，其中一人也许会固定做一些家务，但是因为没有性别差异，所以会按照偏好或特长来分工。

　　Rothblum的观察在我采访的一对同性伴侣中得到了印证。住在缅因州海边小镇的Seth Thayer说：“我喜欢做饭，所以这事基本我做。”而他的另一半Greg Tinder是个不错的杂务工。其他采访对象向我倾诉了婚姻中不平等关系的危险，Chris Kast刚和Byron Bartlett在缅因州组成了同性家庭，他们以前都和女人结过婚。上一段婚姻Bartlett理所应当的去倒垃圾，而现在两个男人按照各自的倾向分工。Isabelle Dikland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商业顾问，她和教师Amy Clement结婚了，她告诉我最近参加了一个主要是异性恋家长的聚会，期间她们和其他母亲诉说有两个孩子真好，但是一个母亲看上去却非常怀疑：“你猜猜生了第二个孩子后，谁来做家务？我必须辞掉工作，现在家里什么都是我来。”这个女人撇了她老公一眼，Dikland赶紧尴尬的换了话题。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夏洛特-帕特森也发现在教养儿女方面，同性婚姻更加公平：相比异性恋夫妻，同性父母更加合作也更亲力亲为。帕特森和她的同事蕾切尔-法尔进行了一个研究，他们在1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选取了超过100个同性或异性恋养父母，这是此类研究中头一次包含了男同父亲。研究者到被选取父母的家中进行采访，在一块地毯上放了玩具，邀请受访者和孩子一起玩耍，并用录像记录。帕特森发现，同性伴侣更可能一直陪着孩子，而异性伴侣则表现出传统的模式：母亲很投入而父亲心不在焉。当异性父母同时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相互拆台。拉拉母亲相互之间合作得多，比其他群体更享受教育孩子的乐趣，男同父亲分工上更平等，尽管对孩子不像拉拉母亲那样温柔体贴。

　　总体而言，这些被研究的家庭都很幸福并且有经济保障。每种类型的父母都对家庭教养孩子的分工表示满意，但是异性恋妻子的满意度最低，她们常常抱怨，希望从丈夫那里获得更多的帮助。

　　尽管同性父母比异性父母分工更加公平，但是他们也多少符合传统模式：大多数同性婚姻中也都存在配偶一方挣钱，另一方照料家庭的现象。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家李-巴吉特告诉我：“根据经济学原理，有孩子的同性家庭更像有孩子的异性恋家庭，而同没有孩子的同性家庭有很大区别，你可以说同性家庭在脱离了传统的家庭模式的同时，又向这种模式回归。

　　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出版了《家庭论》一书，其中他提到了“专业化分工”，一位家长呆在家里而另一个出去挣钱，是家庭运转最有效的模式，因为呆在家里的配偶可以让出去工作的配偶挣更多的钱。也许一个家长在外工作而另一个照顾家更容易接受了，因为可能这就是自然规律，或者因为美国职场太现实，必须有人做出让步。马里兰大学教授玛莎-特曼告诉我，当同一位家长负责所有家庭琐事的时候，这个家庭更可能运转正常。

　　最让人惊奇的是，猜猜谁更容易分工，竟然是男同爸爸。利用最新的人口统计资料，格利-盖茨发现32%的已婚有孩子的异性恋夫妻中，只有32%的家庭一人工作，一人负责家庭，而男同家庭的比例是33%。(拉拉们也分工，但是比例不高，也许因为她们之间太平等了，或者因为她们的收入太低，妇女的工资是男性的81%，对她们而言不工作是非常奢侈的)。尽管男同父亲和异性恋伴侣的分工比例的差异并不显著，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男同爸爸和一般妻子一样愿意呆在家里。

　　尽管如此，谁该养家糊口还是让男同感到焦虑，尤其是关系到谁在家里更有地位。2005年关于同性家庭的研究发现，在分工的时候，男同们做出决定不容易：呆在家里的爸爸认为他们的选择承担了名誉和地位的损失，因此男同们通常不会为谁留在家里而争执，他们都愿意出去工作。在采访中一个男同说：“这可能是我们关系中最大的问题。”

　　三年后，Esther Rothblum和她的同事对第一批从佛蒙特州取得结婚证的同性伴侣进行调查，评估他们之间关系的进展情况。研究者发现，男同和拉拉伴侣在大部分指标方面都优于异性夫妻，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更高，之间也更亲密而且很少发生冲突。

　　这并不是说同性伴侣之间不发生冲突，然而当他们争斗时通常会非常公平。来自华盛顿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研究者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同性伴侣之间的争斗有时还会非常有趣。这个项目组招募了异性恋夫妻和确定关系的男同和拉拉伴侣，研究人员要求其中一个伴侣挑对方的毛病，比起异性夫妻，同性伴侣中挑毛病的一方提出的都是微不足道的问题，而被挑毛病的一方也没有感到难以接受，他们很少抱怨或不满，却总是充满爱意和快乐。研究者认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同性伴侣之间更平等，而平等问题正是异性夫妻之间最大的消极因素，妻子通常认为自己比丈夫弱势。

　　当发生冲突时，区分同性伴侣和异性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因素是孩子。Rothblum指出，对于一般的夫妻幸福感通常呈U字型变化：结婚初期最高，然后开始下跌，然后再回升。而幸福感处于底部正是抚养孩子的阶段。尽管男同和拉拉有孩子的比例在上升，但是仍然比普通夫妻要少得多。很多关于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的研究都没有控制这个变量，2008年在《家庭心理学》上的一篇研究考虑了这个变量，这篇研究考察伴侣共同生活10年的情况。研究发现，没有孩子的拉拉伴侣关系质量比没孩子的男同伴侣和异性伴侣要高。2012年这份杂志的另一个研究发现，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三种伴侣的关系质量都会有轻微的下降。当同性伴侣成为父母后，他们比异性夫妻更克制。

　　至于离婚，数据还有待挖掘。2006年瑞典和挪威的研究发现，结婚的同性伴侣离婚率比异性夫妻要高，然而威廉姆斯学院研究发现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目前为止的研究发现，尽管拉拉伴侣之间非常平等，但她们离婚的比率要高于男同伴侣，过于平等也许正是她们感情破裂的原因。

　　施瓦茨80年的研究以及2006年在挪威和瑞典队同性婚姻的研究都发现，女性对于平等关系有更强烈的要求。女性通常更挑剔，所以两个女人在一起挑剔就会加倍，那么可能真正威胁婚姻的原因是：女人。

　　通过这一系列研究我们加深对了婚姻和性别变动的认识，下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就是：同性婚姻不仅让我们更了解异性婚姻，很有可能还会对后者产生影响。

　　当我写这篇报道过程中，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些州，当事人(婚礼策划、司仪牧师、未婚妻和未婚夫们)多次告诉我，他们那里出现了婚礼热潮，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婚礼。同性婚礼还给结婚典礼带来了新变化，或者说让婚庆更加回归传统。在马里兰州批准同性婚姻后不久，同志婚礼博览会在巴尔的摩举行了，Drew Vanlandingham是婚庆策划师，他说自己的生意非常好，1月的时候，很多婚庆场馆就被预定到了夏末。

　　牧师们告诉我，他们的教堂开始不断举行婚礼。林恩-斯特劳斯说她的教堂已经荒废好久了：“有些年只有一两对在这里结婚，有时候一对也没有。但是今年我的日常排的满满的，3月有2次，4月1次，5月1次，9月1次，10月1次，哦对了7月还有一次。”这里面有三次是同性婚礼，其他都是普通婚礼。三月初我参加了这个教堂第一次举行的拉拉婚礼，在婚礼上我和史蒂夫-格林以及艾伦-罗翰进行了交谈，斯特劳斯刚刚主持了他们的婚礼，这是史蒂夫第三次婚姻，艾伦的第二次。在遇到艾伦之前，史蒂夫发誓自己再也不结婚了，艾伦认为同性婚礼影响了他们，她说：“每个人现在都想结婚。”

　　罗伯特-哈迪斯是D.C。一所教堂的牧师，他告诉我从参加同性婚礼的人那里，他看到婚姻从新焕发了魔力：“异性恋参加同性婚礼时，我发现他们脸上的表情非常特别，突然婚姻变得又美妙了。”不管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是好莱坞的电影，和很多浪漫的喜剧一样，人们喜欢看到并且见证相爱的人克服重重困难最后走到一起。然而除了浪漫还有别的东西起作用么？

　　我们有理由假定结婚的决定是可以传染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社会感染”，有很多重要的研究都是关于我们的行为和情感如何影响周围的人。2008年就有一个很著名的研究，詹姆斯-福劳尔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幸福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传播。他们对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市数千名居民以及他们的儿孙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情绪状态可以直接转移给其他人。还有一些研究也发现，肥胖、吸烟以及学校里的行为都可能传染。

　　在一篇提交到社会学杂志的论文中，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斯-麦克德莫特和福劳尔以及克里斯塔斯基发现离婚也有传染性。她发现离婚可能在朋友中传染，她告诉我朋友对婚姻的态度也会影响你的态度。有趣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承认同性婚姻已有十多年了，结婚率不降反升，而很多保守人士一直声称同性婚姻将摧毁北欧国家的婚姻制度。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威廉姆-埃斯科利奇和达伦-斯皮德尔200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十几年里，异性结婚率在丹麦上升了10.7%，在挪威上升了12.7%，而在瑞典更是高达28.8%，这三个国家的离婚率也显著下降。虽然这并不能得出什么因果关系，但二人认为至少可以说明婚姻制度并没有受到破坏。

　　现在我们假设婚姻行为也是可以传染的，那么它是如何传播的呢？我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找到了实例，这个教堂是华盛顿特区的标志性建筑，主教管辖D.C。和马里兰州部分地区，这个大教堂是美国宗教生活的象征，它更像是美国人的精神家园，这里经常举行重要的活动。这座教堂的主教是加里-霍尔，今年早些时候他宣布这座教堂将为同性伴侣举行婚礼，这一举措引发的关注超出了他的预期。虽然只有经常参加这座教堂活动，或其设立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才能在这里举行婚礼，但这个教堂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地方，霍尔利用这个机会对外宣布，同性婚姻中的平等观念非常值得所有人效仿，他认为牧师主教们会观察同性伴侣，并把他们中的可取之处告诉异性夫妻。霍尔说准备同性婚礼过程中，他会给同性伴侣提供咨询，而这一过程也改变了他给其他夫妻提供建议的方式。

　　霍尔身材消瘦，灰色短发，驾着一副板材的眼镜，看上去就像一位大学老师，他熟悉美国文学、政治哲学甚至东亚问题，霍尔说：“我有12项可能引发冲突的议题，人们有必要对此进行讨论。”霍尔生于好莱坞，90年代开始他就在帕萨迪纳市的一所教堂主持同性伴侣的宣誓仪式。

　　当霍尔知道有伴侣筹备结婚的时候，他会给他们一个清单，上面列出可能出现的冲突，让这些伴侣回家讨论并反馈。他说所有人之间都会有矛盾，那些婚姻幸福的人懂得如何处理争议并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需求，霍尔认为矛盾的症结包括：感情、性爱、如何处理和对方亲属的关系，如何度过节假日以及和其他朋友的友谊。他还同这些伴侣讨论如何为人父母，如何分配家务以及资金，以及谁出去挣钱，谁做决定等问题。

　　和Esther Rothblum一样，霍尔也发现异性伴侣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老一套，他说：“如果你把这些问题抛给男人和女人，谁负责挣钱，男人会说是我，你再问谁负责控制生育，男人会说这是她的责任。相反，如果你问同性伴侣是否考虑过婚后如何共同处理财产、履行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他们通常想的更周全，因为异性伴侣通常会参照旧模式。

　　霍尔常常对异性伴侣说：“我并不认同旧的观念，女人不一定非要为了一个男人而放弃工作，而挣钱养家的不一定非是男人。”偶尔这些建议会有点效果，确实有一个新郎认为节育也是自己的责任，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充耳不闻。霍尔认为婚姻必须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会让一些人不自在，他说：“过去保守人士总说同性婚姻会威胁其他人的婚姻，我的回答是：‘一派胡言’。然而现在我会说，同性婚姻确实对人们的婚姻有影响：如果你是个男人，那么你就该和妻子一样承担婚姻带来的义务和责任。同性婚姻让我们看到了婚姻的其他可能。

　　霍尔说同性婚姻甚至将改变婚礼形式。1000年来，基督教会都和婚礼没有关系，婚礼过去是社会用来规范遗产继承的形式。然而自从教会参与婚礼后，这种仪式更多的反应了当代的性别观念。例如英国国教的祈祷书多年来一直宣称，妻子必须爱护、尊敬服从她的丈夫，将他视为自己的主人。尽管现在这些誓词已经取消，但是痕迹仍然存在：父亲将女儿交给新郎的习俗，源自过去婚姻被视为财产转移的工具，那时妇女是财产。霍尔说，为了应对同性婚姻的兴起，教会也正在对婚礼形式进行改革，新的婚礼形式不是基于生育繁殖，而是更强调两个相爱的人结合在一起走过一生。”

　　同志婚姻不仅在教堂引发了震荡，现在已经波及到了学校和社区，人们不禁会问同志婚姻是否会加剧一触即发的“妈妈战争”：有工作的母亲和全职在家母亲之间的战争。如果你怀疑妻子们不关心同性婚姻，那么看看丹尼尔的例子，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住在马里兰贝塞斯达市。在从乔治敦大学获得西班牙语学位后不久，她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她的丈夫是一名诉讼律师，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丹尼尔不得不成为全职主妇，做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并不容易。有一段时间她做一些关于摄影的生意，部分原因是喜欢摄影，另外就是希望告诉别人自己有一份工作。当听到有人说工作母亲没资格评论全职主妇时，丹尼尔总是非常气愤。

　　她认识一对拉拉伴侣，两个女人都是律师，其中一个呆在家里照顾孩子。丹尼尔说：“她们的生活和我们没什么不同，如果做一个全职主妇非常适合她，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她可是一个超级女权主义者。”尽管将自己和拉拉伴侣进行对比多少有些随意，但这也正反映了当代母亲的焦虑。另外这对伴侣更加快率、轻松，工作的那位拉拉比她所知道所有父亲对家庭的参与度都高，丹尼尔说：“我真的有点羡慕她们。”

　　于此相关的话题是男同父亲对普通父亲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男同父亲出现，是不是意味着更多的男人将参加学龄前儿童的家长会，接到各种生日派对的邀请函？尽管时代剧烈变化，但是人们对父亲一些奇怪的态度却非常顽固。罗伯特-海蒂斯说，一次他的伴侣克里斯在登机前为自己的孩子折起了婴儿车，就引来了周围的一片喝彩，感觉就像他解出了一道数学难题，即便现在人们对父亲的期望依然很低，当人们看到男同父亲带孩子散步时总会说类似“让母亲休息”之类的话。海蒂斯认为，每一次他和克里斯带着孩子去游乐园或者给他讲故事都是让人们改变这种想法的机会，男同父亲可以让普通父亲知道，婚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70年代末80年代初，舒瓦茨调查各种伴侣的性生活，她得出了一个爆炸性的结论，大部分男同并不认同单配偶制，几乎有82%的男同与伴侣之外的人有性关系，三分之一的男同认为单配偶制很重要，而另外三分之二认为单配偶制不重要，或对此保持中立。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同性伴侣之间并不一定要有性，一些男同说他们爱自己的伴侣，但是却没有性趣。还有些人说他们支持单配偶制，但是他们的伴侣或者说男同文化不支持。

　　然而舒瓦茨相信即便在艾滋病出现之前，更多的男同已经开始倾向单配偶制。10年后更多的男同实现了单配偶制，但和其他类型的伴侣相比仍然低。在佛特蒙州的调查中Rothblum发现15%的异性恋丈夫有外遇，而结婚的男同伴侣比例是58%，未结婚的男同伴侣比例是61%。当问到是否和自己的伴侣就婚外性行为有明确的协议时，不到4%的异性恋丈夫表示他们和自己的伴侣商量过，而对方认为没有问题，而已婚的男同是40%，未婚的男同是49%。而异性恋女人和拉拉都拥护单配偶制，拉拉拥护的程度更甚：14%的妻子说他们在婚外有性行为，而已婚拉拉是9%，未婚拉拉是7%。

　　男同和拉拉能否改变婚姻关键在于人们对性和单配偶制的看法。私人行为通常只停留在私人层面：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巴吉特在研究荷兰婚姻问题时发现，尽管同性婚姻让配偶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但是他们无意否定单配偶制，即便他们自己不遵循这个制度。一些同性恋权益倡导者，比如作家丹-萨维奇公开宣称单配偶制对伴侣的伤害更大。萨维奇质疑是不是大部分人都能几十年只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他告诉我单配偶制对异性伴侣而言是场灾难，因为它给人们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他说：“男同伴侣的行为更符合男人的特点。”萨维奇自己的婚姻最初也遵循单配偶制，尽管每个人都背后偷腥，但是双方都宣称忠贞不渝。然而当他和同性配偶决定收养一个孩子的时候，萨维奇建议他们不要在对感情背叛零容忍，他认为偶尔出现这种事情就导致家庭破裂实在没有意义，他们明确同意对方偶尔出去找人调情，萨维奇认为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稳定器。

　　当然这种观点还很难被接受：一个丈夫因为对别人感兴趣而同妻子提出出轨的要求，这确实还无法被大众认同。尽管很多同性婚姻倡导者也不支持萨维奇的观点，但是一些专家仍然认为男同之间讨论性问题更加公开。加利福尼亚查普曼大学教授纳文-乔纳森说，他发现很多男同伴侣之间定有性协议，在什么时间、场合出轨是可以的，什么时间场合是不可以的。尽管一些异性伴侣也有类似的协议，但要程度要小的多，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异性伴侣不会像男同那样经常性公开讨论性、欲望。

　　那么哪种版本更合适，是准许婚内出轨的婚姻还是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婚姻。有必要指出美国的同性婚姻多发生在女性身上，妇女通常更加忠贞。一些研究表明结婚会改变人们的行为：威廉姆-艾斯克里奇和Darren Spedale追踪研究挪威、瑞典和丹麦婚姻模式多年后发现，同性伴侣更看重单配偶制，而这些国家的HIV感染率也下降了。

　　婚姻制度和很多同性伴侣所提倡的观点中最冲突的地方也许就是性。格利-霍尔说尽管同志关系可以给婚姻提供很好的经验，但是婚姻制度本身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他说自己不会让两个不赞成单配偶制的人结婚，他认为单配偶制将是同志人群和教会之间最重要的议题。霍尔说，现在教会已将一些同志之间的行为视作正常，但是仍不能对不信奉单配偶制的同志伴侣不闻不问。在博弈的过程中，教会已经对文化的变迁做了很多妥协，从未婚同居到终身独身，霍尔说：“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和人们谈论性和性关系。”

　　是的，婚姻制度将发生变化，确切的说是将再次变化。事实上传统的婚姻早就不复存在，在人类历史上婚姻曾经是国与国之间结盟的工具。在圣经里一个男人可能和他已故兄弟的妻子结婚，或者一个男人可以拥有几个妻子。它还曾是财富从上一代转移到下一代的手段，确认孩子是嫡子还是庶子的工具，曾经是不被美国黑人享有的特权吗，进入19世纪，英国不成文的法律规定结婚后，妇女就归属于丈夫，她没有权利拥有财产并控制自己的收入。

　　然而现在，很多类似的婚姻制度都已经瓦解。大部分人都认为童婚是侵犯人权，《已婚妇女财产法案》保障了妇女在结婚后的法律地位，最高法院认可了跨种族婚姻，而离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历史证明婚姻制度在不断进化，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性婚姻将推动进化的过程。

　　最终事实将证明，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并没有不同。男同和拉拉的婚姻和普通夫妻一样，有的争吵不断索然无味，有的则充满甜蜜令人羡慕。过去某些矛盾被称作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战争的根源，其实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些矛盾就不可避免。(鹿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