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

源济

（四）原子弹外传（2）

　　玩笑中指出问题
　　　　　　　　　　　　　　　　　
　　与检查员打过不少交道后，我很清楚什么信件能通过，什么过不了关——再没人比我了解他们了，我还因此跟别人打赌，而赢了点钱呢。
　　有一天，我发现有些住在营区外围的工人，早上上班时懒得兜个大圈从围墙的大门口进来，便取巧地把围墙的铁丝网剪开，从那里出入。于是我从大门走出去，从那个缺口回到营区，再从大门走出去，从缺口走回来；直到守在大门的宪兵开始注意到我，并且很纳闷为什么这个家伙只走出去，却不见他从大门走进来？当然，他的直觉反应是报告队长，把我送进监房。我告诉他，围墙上有个洞。
　　你瞧，事实上我经常在帮别人改正错误。回到打赌的事情上，我跟别人打赌可以把围墙上有破洞这件事，写在信上寄出去，而我也真的赢了。我的写法是，“你应该来看看他们管理这地方的样子（这我们可以说），离开某某地方71英尺的地方有个大洞，洞口有这么这么大，人也可以走过去呢……”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不能对我说那里没有洞。那里有洞是他们倒楣，他们应该做的，是把它修好。因此我的信便顺利通过检查了。
　　在另一封信中，我谈到我的小组中一个叫凯莫尼（John Kemeny）的小伙子，如何被军方的笨蛋在半夜里叫起来审问，只因为他们发现，他父亲好像是共产党或什么其他小事。凯莫尼今天已是大大有名的人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事。跟围墙上的“洞口事件”一样，我总喜欢用间接的方式指出其中问题。其中之一是，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机密信息。我们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关于炸弹的及铀的都有；所有资料全放在一些木头档案柜内，柜子只用一般的小挂锁锁上，顶多是由技工加造一条横闩，最后还是只用一个小锁锁上。如此连锁也不必打开，就可以把文件拿出来了！你只要把档案柜往后斜放，最下面的抽屉有一根小铁棒，棒上装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硬隔板——是帮忙固定文件用的；也有一个长长宽宽的洞，一伸手就可以从木柜下面把文件抽出来。
　　我经常偷偷把锁拨开，也告诉他们这是多么容易的事。
　　每次开会时，我都会站起来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机密，放在这么差劲的柜子里，也需要更好的锁。有一天，泰勒（Edward Teller）在会议中回答我说：“我没有把最重要的机密文件放在档案柜里，我都把它们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那样是不是比较好？”
　　我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过你的办公桌抽屉是什么样子。”
　　他坐在会场的前排，我则坐在较后方。于是当会议继续进行时，我就偷溜出去，跑去看他的抽屉。一看，我就知道连抽屉的锁都不用打开——你只要把手伸到抽屉背后，就可以把抽屉里的文件，像抽卫生纸一样全都拿出来。我拿出来一张、又拿一张，一直把整个抽屉都掏光。我把文件全堆在旁边，然后跑回会场去。
　　会议刚好要结束，大家鱼贯离开会议室。我挤进人堆里，追上泰勒，问他：“唉，对了，顺便让我看看你的抽屉吧。”
　　“好啊。”他说，带我到他的桌子旁。
　　我看了它一眼，说：“这看来很保险嘛。让我们看看你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我很乐意让你看，”他说，一边用钥匙把抽屉打开。
　　“如果，”他说，“你还没有偷看过的话。”想捉弄像泰勒那么聪明的人的麻烦是，从他发现有异状，到他弄清楚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时间之短，让你还来不及得意一下！
　　　　　　　　　　　　　　　　　
　　　　　　　　　　　　　　　　　
　　不像炸弹的炸弹
　　　　　　　　　　　　　　　　　
　　我在罗沙拉摩斯碰过一些很特别、很有趣的问题。其中一个是跟田纳西州橡树岭（Oak Ridge）实验室的安全问题有关。罗沙拉摩斯是负责制造及装置原子弹的地方，但橡树岭则负责将铀238及铀235（会爆炸的那种）分离开来。那时他们才刚开始从实验中提取出一点点的铀235，同时加紧摸索和练习相关的化学程序。将来他们会建一座大工厂储存铀；此外，他们也会将已提炼过的铀拿来再提炼，供进一步加工。因此他们一方面练习，一方面从实验中取得微量的铀235，学习分析方法，以断定样品中铀235的含量。而虽然我们已经把步骤说明送去，他们仍没法把握住要领。
　　最后沙格瑞（Emil Segre）说，唯一办法是让他跑去橡树岭看看实际状况。军方人员说：“不行，我们的政策是罗沙拉摩斯的资料，必须留在罗沙拉摩斯。”
　　橡树岭的人根本不晓得那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的意思是，那里的高层人士当然知道他们在分离铀，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炸弹的威力有多大，或者是它的实际运作原理；而底下的人呢，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军方人员也很想维持现状，因此两地之间根本没有信息的流通。可是沙格瑞坚持说，橡树岭的人老是没把分析做对，再这样下去整个计划都会泡汤。终于他获准跑去橡树岭，去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形。在那里，他看见工作人员用手推车，推着一大桶绿色的水走来走去，那是硝酸铀溶液。
　　他问：“呃，这些溶液经过再提炼之后，你们也是这样推来推去吗？”
　　他们说：“当然是这样搬，为什么不可以？”
　　“它不会爆炸吗？”
　　“嗯？爆炸？”
　　于是军方人员说：“你看！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信息泄露出去！现在他们全都不高兴了！”
　　实际的情形是，军方的确了解造一个原子弹需要多少材料——20公斤左右；不过他们觉得，在厂房内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经过提炼的铀原料，因此绝不会有危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水中中子运行速度较慢，但“效力”更加强大。在水里，只要1／10——不，1％的原料，就足以引起反应，造成辐射，危害周围的人。这绝对是很危险的，但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相关的安全问题。
　　奥本海默迅速以电报给沙格瑞下令：“检查全厂。按照他们的工作程序，注意材料集中之处。同时我们会计算可以把多少材料放在一起，而不致引起危险。”
　　两组人立刻展开计算。克利斯蒂那一组计算水溶液，我的小组则计算材料制成粉末及装箱后的情形。按照原来的计划，克利斯蒂会跑到橡树岭告诉他们情形如何。现在情势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派人过去了。我把计算所得的数据全交给克利斯蒂，轻松愉快地跟他说：“数据都齐全了，去吧。”但克利斯蒂却突然得了肺炎。结果变成我去。
　　　　　　　　　　　　　　　　　
　　　　　　　　　　　　　　　　　
　　五分钟的大决定
　　　　　　　　　　　　　　　　　
　　我从来没坐过飞机，另一件新鲜事，是他们把机密藏在一个小东西里绑在我背上！那时候的飞机有点像公车，只不过这站跟下一站离得比较远而已，偶尔飞机会“停站”等候。
　　在等飞机时，有个家伙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条链子晃来晃去，一边唠唠叨叨：“这些日子，没有优先权的人大概都拿不到机位。”我忍不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有优先权的人。”
　　过了一会，他又来了。“有些将军要来坐飞机，我们大概会被放到第三顺位了。”
　　“没关系，”我说，“我是第二顺位。”
　　我经常想，那家伙后来大概写信给他的众议员——如果他本身不是众议员的话——说：“战争期间，他们干嘛给这个小孩第二顺位？”
　　总之，我安全抵达橡树岭。到达的第一件事，我要他们带我去厂房看看，一路上我默不作声，拼命地看。我发现情况比沙格瑞所报告的还要严重，因为尽管他注意到某个房间内堆了很多箱子，但他没注意到在隔壁房内——即同一面墙的另一边——也堆了很多箱子，但这样一来，箱子还是放得太近，到了某一个量时，便会发生危险。
　　我仔细检查了工厂的每个角落。我的记忆力并不算好，但当我全神贯注工作时，我的短暂记忆倒是很好，因此我记下来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东西，例如编号90——207的建筑等。
　　当天晚上，我在寝室里检讨整件事情，弄清楚哪里是危险地带，应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事实上那并不困难，只要在水溶液中加进镉，把中子吸收掉便可以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按照某些规定，让箱子不要放得太密集，便不会有危险。第二天，我们将举行一个庞大会议，讨论相关事项。
　　在我离开罗沙拉摩斯之前，奥本海默对我说：“在橡树岭那边，韦伯以及某某、某某都是深切了解技术问题的人。举行会议之前，你必须确定这些人全部列席，这样当你告诉他们如何确保安全时，橡树岭的人才不会搞错。”
　　我说：“假如他们没有列席呢？我能怎么办？”
　　他说：“那么你就说：”罗沙拉摩斯无法承担橡树岭的安全问题，除非……！‘“
　　我说：“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小人物理查德，跑到那边说除非……？”
　　他说：“是的，小理查德，你就那样做。”我长得真快呢！
　　到达会场时，没错，工厂的大人物和我希望列席的技术人员都在场了，甚至许多将军以及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人也来了。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如果没人关心这些问题，厂房到最后会爆炸的。
　　负责照顾我的是一名中尉森瓦特。他告诉我，上校说我不应该告诉大家，中子如何运作等细节——因为他们要把一切分得清清楚楚，以便管理——因此只要指示他们如何确保安全，便够了。
　　我说：“我认为，除非他们明白一切如何运作，否则单要他们服从一堆规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唯一可行的作法，是告诉他们细节。罗沙拉摩斯无法承担橡树岭的安全问题，除非他们充分了解一切如何运作！”
　　这句话有效极了。中尉把我带去见上校，重复了我的话。上校说：“给我5分钟。”然后走到窗口，站在那里沉思。那是他们最在行的事情了——做决定。我觉得，像原子弹如何运作的资料，应不应该在橡树岭内流传之类的大事，居然要在5分钟内、而且也能够在5分钟内做出决定，实在是非常了不起。我对这些军方人士佩服万分，因为不管有多少时间，我还是无法做任何重大决定。5分钟后，他说：“好吧，费曼先生，讲吧。”
　　会议开始，我告诉他们一切关于中子的详情，这里有太多中子了，你们必须把东西分隔开，镉可以吸收中子，慢中子比快中子作用更大……等等。这些在罗沙拉摩斯全都是最基本的常识，但这些人从未听过；因此在他们心目中，我竟然成了天才！
　　结果是，他们立刻成立各种小组，进行计算和练习怎么做。他们重新设计厂房内部，把原来设计厂房的建筑师、相关的营造商、工程师以及化学工程师全都找来，一起设计新厂房，把材料分隔开来。
　　　　　　　　　　　　　　　　　
　　　　　　　　　　　　　　　　　
　　你完全正确，先生
　　　　　　　　　　　　　　　　　
　　他们要我数月后再跑一趟。因此当工程师完成厂房设计后，我再到橡树岭——这次是看看重新设计好的厂房。
　　可是，工厂还没盖呢，我要怎么个看法？我不知道。在橡树岭，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必须有他们的人陪伴在旁。这次，森瓦特中尉带我去一个大办公室，里面有两位工程师以及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上面铺满了设计好的厂房蓝图。
　　我在中学时学过机械绘图，但看蓝图我并不在行。他们把蓝图摊开来、向我逐步说明，以为我真的是个天才。
　　事实上，他们需要避免的是材料过量堆积。例如，有蒸发器的地方就会出现问题。蒸发器会积存材料，如果它的阀门卡住了或别的地方出了毛病，材料累积大多，就会爆炸。这两位工程师向我说明，在新设计里，任何一个阀门卡住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各部分起码都有两个阀门。
　　接着他们说明整个运作原理：四氯化碳从这里进来，硝酸铀从这里流到这里，往上，往下，沿着管道跑到上面的楼层，咕噜咕噜——走过一整叠的蓝图，上——下——上——下；他们说得飞快，解释的又是十分复杂的化学工厂。
　　听得我头都昏了。更糟的是，我又看不懂蓝图上的符号究竟代表什么！有个正方形、中央有个小十字的符号，在蓝图上随处可见，起先我以为它代表了窗口，但它不可能是个窗户，因为，它都不是位在建筑物的边缘。我很想问他们：这到底是什么？
　　你大概也曾陷进过这种没有适时发问的窘境之中吧！
　　如果一开始就发问，便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现在他们说的已经多了那么一点点，我也犹豫太久了。如果你问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会说：“为什么不早问？白白浪费了我这么多的时间？”
　　我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也许它真的是个阀门呢。
　　我指着第3页蓝图上其中一个神秘的十字符号，说：“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预期他们会说：“这不是阀门，先生，这是个窗口。”
　　他们之中的一人看着另一人，说：“嗯，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了……”对着蓝图从上看到下，从下看到上，另一个工程师也从上看到下，从后面看到前面；然后他们互相对看，转过头来向着我，嘴巴张开，好像两条惊吓过度的鱼般，说：“你说的完全正确，先生。”
　　于是他们卷起蓝图离开，我们一起走出房间。一直在旁的森瓦特说：“你真是个天才。上次你在厂房内走一趟，第二天早上随口提起第90—207号建筑的C—21号蒸发器，我就觉得你是个天才了，”他说，“刚刚你的表现是那么的杰出，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他，我要做的是弄清楚那是不是阀门。

源济

（五）原子弹外传（3）

　　不输IBM的人力计算机
　　　　　　　　　　　　　　　　　
　　我曾经着手研究过另一个问题，当时，我们要处理很多计算，而我们使用的是玛灿特计算机。让我顺便谈谈那时罗沙拉摩斯的景况：玛灿特计算机是手摇式的。你用力摇，它就能加减乘除——当然没有现在的计算机那么方便。
　　它们全是机械装置，经常发生故障，坏了要送回原厂修理；而隔没多久，所有计算机都在厂里，我们就无机可用了。
　　于是我们有些人便开始把机盖掀开，自己动手修理。按照规定这是不行的，他们说：“自行掀开机盖者，后果概不负责……”但我们自行把机盖掀开，而且还学会了怎样修理这些计算机，修得愈多，手艺愈精。碰到一些太复杂的状况时，我们才把计算机送回原厂去，一切计算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最后我发现，所有计算机都是我在修；负责机械修理的那位仁兄，只修打字机。
　　总之，后来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准确算出原子弹爆发时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从而知道释出多少能量等等——所需要的计算工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有个名叫弗兰科（Stanley Frankel）的聪明小伙子想到，也许可以使用IBM计算机来进行这方面的计算。那时IBM制造了用在商业上的计算机，像把数字加起来并列出总和的“加数机”，或者是从你插入的资料卡片上，读出其中两个数字来相乘的“乘数机”；此外还有“校勘机”和“分类机”等。
　　弗兰科想出一套很好的方案：我们可以在同一房间内放很多这类机器，然后让卡片逐一通过这些机器。今天，任何需要做数字计算的人，都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在当时这还是很新的想法，还没几个人想到用机器做大量计算。
　　之前我们试过利用加数机做过类似的计算，例如放一堆加数机在那里，加完一些数字后传到另一个加数机那里，进行下一步的计算，所有事情都自己来。
　　但新方案是首先你走到加数机那里，再走到乘数机，再用加数机……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于是弗兰科设计好整套程序，跟IBM订了机器。
　　这些机器经常需要维修，军方也会派专人来修理机器。
　　但他们总是姗姗来迟，而我们永远是急急忙忙，每件事都十万火急，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已经设计好所有计算程序，乘这数，然后这样，再减那个数等，也弄清楚需要哪些工具，但我们没有任何机器来测试这些想法。终于，我们找了一些女孩子来帮忙。我们给她们一人一部玛灿特计算机：这个负责乘数，下一个是加数，另一个负责立方——她的工作就是算出卡片上数字的三次方，再交给下一个女孩。
　　我们把整套程序从头到尾一遍一遍地演练，直到正确无误。结果发现，这种分工计算的方法：要比单独一个人从头算到尾的方式快了不知多少倍！而我们这套作业方式的速度，等于使用IBM机器的速度了，唯一的分别是，IBM机器不会疲倦，一天能连续三班不停工作，可是我们雇来的女孩没多久就全累倒了。
　　总之，我们用这方法把作业系统内的缺点，全纠正过来；最后机器也送到了，但维修工人还是没有出现。这些机器属于当时的最新科技，结构十分复杂，体积庞大，是拆开分件装箱送来的，还附了很多电线和说明如何安装的蓝图。弗兰科、我以及另外一个家伙，一起把它装起来，其中碰到不少困难，但最大的困难，是那些大人物不停地跑进来说：“你们会把它弄坏！”
　　　　　　　　　　　　　　　　　
　　　　　　　　　　　　　　　　　
　　小心电脑病
　　　　　　　　　　　　　　　　　
　　我们继续把机件装置好，它们有时操作良好，有时候却因为什么弄错了，而出问题。后来当我在弄一部乘数机时，注意到里面有一个零件弯了，但我不敢把它弄直，因为害怕把它弄断——而他们一直都在唠叨，说我们早晚会把什么东西搞砸。终于，维修工人出现了，立刻把我们没有弄对的机件一一装妥，一切就都运作良好。除了那部我一直没法弄好的乘数机，三天之后，他还在跟那最后一部机器挣扎奋斗。
　　我跑去看他，说：“哦，对了，我注意到这里有点弯曲。”
　　他说。“噢，当然，就是它了！”他用力一扭，机器全好了，就那么简单。
　　至于弗兰科呢，这个“程序”是他发明的，但这时候他却跟所有后来的电脑使用者一样，患上了电脑病。这是种很严重的病，甚至干扰到正常工作的进行了。电脑的麻烦，在于你会跟它“玩”。它们是那么的有趣——所有的按钮都在你掌握之中，你这样弄得到某个双数，那样弄就是单数。不久之后，只要你够聪明，能计算的东西便愈来愈多。
　　可是不久之后，我们的系统也崩溃下来了，因为弗兰科无法专心工作，更没用心督导其他人。计算系统运行得很慢很慢，他却坐在房间内，思索如何能让列表机自动算出角度的反正切值。好了，列表机开始动作，画出一行行的线，发出“嗖！嗖！嗖！”的声音，一边画一边计算积分值，然后把所有角度的反正切值列出来，一次完成。
　　这绝对是没用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有反正切函数表了。但如果你用过计算机，你就会充分了解这种病——发现自己有多能干的喜悦。这是他第一次感染上这种病症，好笑的是，那套系统却刚好是这个可怜虫创造出来的！
　　终于，他们要我停下手边工作，负起督导IBM小组的责任，我很小心不让自己染上那种病。虽然9个月以来，他们只解决了3个问题，小组成员的素质却很高。真正的问题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任何事。军方透过称为“特遣工程师”的计划，从全美各地挑出具有工程才能的高中生，送到罗沙拉摩斯来，安排他们住在营房里，却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脱胎换骨
　　　　　　　　　　　　　　　　　
　　这些青年就这样开始上班了，他们的工作呢，却是在这些IBM机器的卡片上打洞，计算一些他们不知所谓何来的数字；因此他们的进度非常慢。当下我建议，这些技术人员必须知道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于是奥本海默跑去跟安全人员商讨，获得特别许可，我便给他们好好上了一堂课。
　　他们全都兴奋极了：“原来我们在参加作战！我们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现在这些数字对他们都别具意义了。
　　如果计算出来的压力值较高，那么被释出的能量也相应增加……等。他们充分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了。
　　他们简直是脱胎换骨了！大家开始发明新方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也改良了整个系统。他们更自动自发，晚上加班，完全不需要任何监督：事实上，现在他们什么也不需要了，因为他们明白一切，后来还发明了几套很有用的程序。
　　这批小伙子真的变得很了不起。而从头到尾，我要做的只不过是告诉他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结果，虽然前面他们花了9个月，才完成3个问题；我们后来却在3个月内解决了9个题目，效率几乎提升了10倍之多！
　　不过，我们有很多秘密武器，其中之一是利用不同颜色的卡片。我们的作业方式，是一大叠卡片需要绕场一周。
　　先加、再乘，就那样走遍房间内的每一部机器，一圈又一圈地绕，很慢。因此我们想到，将另一组不同颜色的卡片放进计算循环中，但这组卡片跑的比前面一组稍为慢一点。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同时进行两三项计算。
　　不过这也带来了麻烦。举个例子，战争接近尾声，就在原子弹在阿布奎基正式试爆之前，大家面对的问题是：究竟爆炸时会释放出多少能量？不错，我们计算过各种不同设计所释出的能量，可是从来没有就最后采用的那种设计，计算到底会有多少能量释放出来。克利斯蒂跑来跟我说：“我们要知道这东西会怎样爆发，希望能在一个月内拿到计算结果。”——确切的时限记不得了，也许是3周，总之是很短的时间。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说：“看，现在你们一个月差不多交出一两个问题。
　　那等于说两三星期便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啦。“
　　我回答说：“我知道。不过我们实际花在一个题目上的时间，没有那么短，只不过我们用平行的运算方式而已。
　　整个操作过程很费时，我们没办法跑得更快了。“
　　他离去后我开始想，到底有没有办法加快运算速度呢？
　　假如我们全力处理一个问题，所有机器不受其他干扰，结果会怎样？我在黑板上写“我们做得到吗？”向这些小孩下挑战书。他们开始高喊：“可以，我们多轮一班，我们加班工作！”他们不停地叫：“我们要试！我们接受挑战！”
　　于是我们约法三章：其他计算一概暂停，我们全力以赴，只处理这个题目。大家立刻开始行动！
　　　　　　　　　　　　　　　　　
　　　　　　　　　　　　　　　　　
　　面对阿琳的离去
　　　　　　　　　　　　　　　　　
　　那时候，我太太阿琳正患了肺病，病情实在严重，看起来随时会出什么状况。因此我预先跟宿舍里的一个朋友商量好，有急需时便借用他的车，好能够迅速赶到阿布奎基去看阿琳。那位朋友名叫福斯，后来发现原来他是一名间谍。他就是用他的车子把罗沙拉摩斯的原子弹机密带到圣塔菲（Santa Fe）去，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事。
　　紧急情况发生了。我开了福斯的车，路上还载了两个搭便车的，以防途中车子出了什么问题，也可有个帮手。
　　果然，我们才开到圣塔菲时，一个轮胎就破了，他们两人帮我一起把备胎换上。而当我们要离开圣塔菲时，另一个轮胎也破了，我们只好把车子推到附近的加油站。
　　加油站的人正在修理另一辆车，看来要等很久才会轮到我们。我根本没想到要说些什么，但这两位乘客跑去跟加油站的人说明了我的状况。很快地，他就替我换上新轮胎。但我们再没有备胎了——在战时，车胎是稀有物资，取得不易。
　　离阿布奎基还有30英里，第3个轮胎也爆了。我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大家一起拦便车到目的地。我又打电话给修车厂，请他们把车子拖去修理，一方面赶去医院看阿琳。
　　在我抵达医院数小时后，阿琳去世了。护士进病房来填写死亡证明书，然后离开。我陪着阿琳又过了一会儿，无意中看到我送给她的闹钟。那是7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她才刚感染上肺病。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数字钟算是很精巧的东西，它利用机械原理，能够显示数字。由于它结构极为精巧，因此很容易故障，隔不多久我便须动手修理一下；但多年来我还是没把它丢掉。这次它又停摆了——停在9点22分上，刚巧是死亡证明书上记下的时间！
　　记得在麻省理工念书时，有一天在兄弟会宿舍里，无缘无故地心电感应，觉得祖母去世了。紧接着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不过电话不是打给我的，祖母还健在。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经常惦着也许有一天，别人会告诉我结局相反的故事。我想那也很可能碰巧发生，毕竟那时祖母已经很老了。当然，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很多人会认为是种超自然的现象。
　　阿琳生病期间，一直把那只钟放在床边，它却刚好在她去世的那一刻停顿。我明白，那些对这类事情疑信参半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会立刻去研究事情的真相；他们会认定没人碰过那时钟，事情无法解释；而钟确实停了，确实可以算是一件惊人的超自然案例。
　　不过我注意到房间的灯光很暗，我甚至记得护士曾经拿起钟来，迎着光以看清楚一点，那很容易就把它弄停了。
　　我到外面走了一会。也许我在骗自己，但我很惊讶，自己竟然没有感觉到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感觉。我并不愉快，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也许那是因为7年来已有心理准备，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我不晓得如何面对罗沙拉摩斯的朋友。我不想别人愁眉苦脸地跟我谈这件事。回去之后——路上又爆了一个轮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过世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他们立刻明白，我不想镇日沉埋在哀伤里。很明显，我对自己做了心理建设：正视现实是那么重要——我必须慢慢厘清发生在阿琳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以致于一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哭出来。那时我在橡树岭，刚巧路过一家百货公司，看到橱窗内的洋装，心想阿琳一定会喜欢其中一件，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小鬼当家
　　　　　　　　　　　　　　　　　
　　等我重新投入计算工作时，发现情况一团糟。那里有白色的、黄色及蓝色的卡片。我说：“你们不是应该只做一个题目吗？只能做一个题目！”他们说：“出去，出去。等一下，让我们说明一切。“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卡片通过机器时，它们有时会出错，又或者数字打错了。从前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都得重来一遍。可是他们发现，在某一轮的计算中出的错误，只会影响到邻近的数字，但下一轮计算中它会影响到某些数字，以此类推，例如，你一共要处理50张卡片，第38张发生错误，而影响到第37、38及39这3张卡片。到了下一循环，受影响的卡片是第36、37、38、39及40等5张。然后，错误就像瘟疫般蔓延开来。
　　有一次他们发现前面出了错误，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只重新处理在错误前后的10张卡片。10张卡片通过机器所需的时间，要比50张少多了，因此当那有“病”的50张卡片还在跑的同时，他们让这10张快速通过，然后再把正确的卡片插回去，一切便回复正常了。十分聪明。
　　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加快速度。事实上也别无他法了，如果他们碰到错误就停下来补救，进度一定落后。当然，你知道就在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蓝色的一叠卡片内发现有错，因此他们加进去一叠黄色的卡片，它们比蓝色的一叠运行快多了。而在紧要关头——弄完这个错误他们还要处理白色的卡片——我这当主管的跑进来了。
　　“不要来烦我们，”他们说，我再也没去烦他们。一切顺利，我们如期缴出答案。
　　　　　　　　　　　　　　　　　
　　　　　　　　　　　　　　　　　
　　费米、冯诺曼
　　　　　　　　　　　　　　　　　
　　刚开始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后来我当了小组长，因此见过一些伟大人物。一生之中最令我振奋的经验之一，就是碰到这些光芒四射的物理学家。
　　当然，其中包括了费米（Enrico Fermi）。有一次他从芝加哥南下；那时我在研究一个题目，也得到了一些结果。可是牵涉到的计算十分复杂困难。通常我是这方面的高手：我总是能预测答案会是什么，又或者解释为什么会得到某些答案。可是这个题目太复杂了，我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得到那样的答案。
　　我们举行了会议，告诉费米我的困难，然后开始描述我得到的结果。他说：“等一下，在你告诉我答案之前，让我先想想。它应该是如此这般（他对了），然后因为这样跟这样，答案便变成这样这样，最明显的解释是……”
　　他做的就是我最在行的事，但他比我高明十倍。那真是印象深刻的一课！
　　还有就是伟大的数学家冯诺曼。我们经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通常在附近的峡谷中，同行的还有贝特及巴查，那是很愉快的经验。冯诺曼教会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不负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人。大家听好了，我的不负责任感全都是由于冯诺曼在我思想上撒下的种子而起的！
　　　　　　　　　　　　　　　　　
　　　　　　　　　　　　　　　　　
　　不怕大人物
　　　　　　　　　　　　　　　　　
　　我也跟波耳（Niels Bohr）会过面。那时候，由于受到德国纳粹的威胁，他化名为贝克，跟他一起的是儿子吉姆。贝克，本名是艾殊。波耳（Aage Bohr）。他们从丹麦跑来，都是大大有名的物理学家。对很多大人物而言，老波耳就像上帝一般伟大。
　　他第一次来时，我们开了一次会。大家都想一睹伟大波耳的风采，因此很多人都来了，我们讨论了原子弹的问题，我坐在后面的某个角落。他开过会后又走了，而我从头到尾都只能在众多脑袋瓜的缝隙间看到一点点波耳的影子而已。
　　他第二次要来开会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喂，费曼吗？”
　　“我就是。”
　　“我是吉姆。贝克。”是他儿子，“我父亲和我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我是费曼，我只是个……”
　　“没错了。8点钟可不可以？”
　　于是，就在早上8点，大家都还没起床之际，我跑去跟他们会面。我们跑进技术区的一个办公室，他说：“我们在思索怎样可以令原子弹威力更大，我们想到这些这些。”
　　我说：“不，这行不通，这没有效……哗啦哗啦等等。”
　　他又说：“那么这跟这呢？”
　　我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样，但这里头包含了这个笨主意呢。”
　　我们反复检讨很多想法，反复争论。伟大的波耳不断点他的烟斗——它却不断熄灭。他讲的话很难听得懂——咕哝咕哝的不容易明白。小波耳讲的就易懂多了。
　　“好吧，”他最后说，一边又在点烟斗，“我想我们可以把那些大人物请进来了。”波耳父子把其他人叫来，一起讨论。
　　后来小波耳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次他们来访后，老波耳跟他儿子说：“记得坐在后面那小伙子的名字吗？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会指出我的荒谬想法。
　　下次我们要讨论什么时，单找这些只会说‘是，波耳博士’的人是不行的，让我们先找那个小子谈谈。“
　　在这方面我总是笨笨的。我总是忘记在跟谁说话，而一味担心物理上的问题。如果对方的想法差劲，我就告诉他那很差劲。如果他的想法很好，我就说很好。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我的处事方式。我觉得那样很好，很愉快——大前提是你要做得到。我很幸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炸弹婴儿出世
　　　　　　　　　　　　　　　　　
　　我们的计算做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试爆了。那时候阿琳刚去世不久，我请了个短假在家，有一天收到通知：“某某日，婴儿便要出生……”
　　我立刻坐飞机回去，抵达营区时，巴士正要离开，于是我直接跟大家到离试爆地点20英里的地方等候。我们有一具无线电，而理论上他们会告诉我们，原子弹将在什么时候爆炸。可是无线电坏了，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不过就在试爆前数分钟，对讲机又好了，他们说对我们这些离得较远的人来说，大约只剩20秒了；其他人在较近的地方，只有6英里。
　　我们每人发了一副墨镜，以供观测试爆之用。墨镜？
　　在20英里之外，再戴上墨镜能看到什么鬼？我在想，一般亮光是不会伤害眼睛的，唯一能伤害到眼睛的大概只有紫外线。我坐在卡车的挡风玻璃后面，觉得这样便能看得清楚又能兼顾安全；因为紫外线是穿不过玻璃的。
　　时间到了，远处出现的强大闪光亮得我立刻躲下来，在卡车的地板上看到一团紫色的东西。我对自己说：“不对，这只是眼睛内出现的视觉暂留现象。”再度抬起头来，看到一道白光转变成黄光，又再变成橘光，在冲击波的压缩及膨胀作用下，云状物形成又散去。
　　最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橘色球，它的中心是那么的亮，以致成了橘色，边缘却有点黑的，慢慢上升翻腾。突然我明白，这是一大团的烟，充满了闪光，火焰的热力则不断往外冒出。
　　前后大约过了一分钟。
　　这个从极亮变成黑暗的过程，我全都看见了。我大概是唯一真正看着那鬼东西——后来称为三一角试爆——的人。其他人都戴上墨镜，而在距离6英里处的人根本什么都没看，因为他们都依指示趴在地上。我大概是唯一用肉眼直接看着那次试爆的人。
　　大约一分半钟以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是打雷般的隆隆声。那声巨响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在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讲半句话，大家只默默地观看，可是这些声音使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特别是我，因为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是那么的厚实，证明它已完全成功。
　　站在我身旁的人问：“那是什么？”我说：“那就是原子弹了。”
　　这个人名叫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他的目的是要写文章报导整件事情。按照原定的安排，我要带他四周参观，可是许多东西对他来说都太技术性了。后来史迈斯来访，我便改当他的向导。我们曾经跑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个瘦瘦长长的支架，上面陈列了一个镀银的小球。把手放在上面，你会感觉到一阵暖意，事实上它具有放射性，是个钚球。我们站在房门口聊天，谈论这个小球的意义。
　　这是由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新元素，之前在地球上从没出现过，顶多在地球刚形成时出现过一下子——而眼前就有完全分离出来、具备辐射等特性的钚。这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它可说是个无价之宝。
　　我们一边谈话时，下意识会做一些动作。当时他无意间轻踢门垫（防止门猛然撞上墙壁的衬垫），我就说：“是呀！这个门垫跟这扇门实在很配。”门垫是个直径10英寸的黄色金属半球——事实上，这是纯金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了解中子打到不同物质上后，有多少会被反射回来。我们测试过许多材料，像白金、锌、黄铜，也测试过黄金。实验结束后留下了好些碎金块，也不知是谁出的聪明主意，把碎金合成一个大金球，做为钚球陈列室的门垫！
　　　　　　　　　　　　　　　　　
　　　　　　　　　　　　　　　　　
　　只是白费工夫？
　　　　　　　　　　　　　　　　　
　　试爆成功以后，罗沙拉摩斯充满了兴奋的气氛，到处都有聚会，大家跑来跑去。我还坐在吉普车后座，一边打鼓。但只有威尔逊独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我说：“你干吗这么忧郁？”
　　他说：“我们造出来的怪物太可怕了。”
　　我说：“但这都是你开的头，你还把我们拖下水呢。”
　　你看，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开始时，我们都有极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参与这工作，然后拼命努力完成使命。这是一种快乐、一种刺激，你会停止思考，明白吗？
　　很单纯地不去想其他事情。在那一刻，只有威尔逊在思考整件事情的冲击。
　　以后不久，我又回到文明世界，在康奈尔大学教书。
　　刚开始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但当时的感受非常强烈。我坐在纽约一家餐馆里，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就开始想：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炸毁的半径有多大……从餐馆到34街又有多远？那么多的建筑，全都化为灰烬——不停地想。在路上走着时，看到有人在盖桥、筑路，我又想：他们都是神经病，什么都不懂，干嘛还要盖新的东西？一切都是白费工夫而已。
　　而白费工夫的日子又继续了差不多40年了，对不对？
　　事实上我的想法错了，盖桥并不是白费工夫的事，我很高兴这些人有此远见，继续往前迈进。

源济

（六）开锁英雄惜英雄（1）

　　最初教会我怎样开锁的，是一个名叫拉瓦提尼（Leo Lavatelli）的家伙。我发现，一般的弹簧锁——例如由耶鲁（Yale）父子始创的耶鲁锁——很容易可以打得开。
　　你只要把小螺丝起子插进锁眼里，把锁转开便行。当然，一开始它不会转，因为锁内有几根小针，你要把它们顶到恰当的高度（钥匙就有此作用），锁才会被打开。而由于这些锁大多造得不够完美，因此把锁拴紧的重大责任，往往会落在其中一根锁针上。现在，如果你再将一根铁丝——像回形针之类——从锁眼挤进去（你要把螺丝起子用力往旁边挤，好让锁眼能空出来），前后挪动，早晚你会将最吃力的那根锁针顶到恰当高度；这时，锁就可稍为转动一点点，使得第一根针卡在边缘，停在上面；这时候，剩下大部分的力转由第二根锁针承担，于是你重复刚刚的方法，过不了几分钟，所有锁针都被顶起来了。
　　经常发生的是，螺丝起子一不小心滑动，你便听到踢——踢——踢的声音，锁针全掉回去了。原来每根锁针之上都装有一个小弹簧，当你把钥匙拉出来时，锁针全被推下来，回到原位；把螺丝起子抽出来的话，也会听到它们掉下来的声音——有些时候，还可以把起子抽出来，看看是否有进展，也许你的铁丝推错了方向呢。整个过程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Sisyphus）：当你以为已把石头推到了山顶之后，它却又滚回山下去，一切又得重来。
　　这方法很简单，多练习便熟能生巧，你很快便懂得如何拿捏力道大小，能刚刚好把锁针顶起来而不让它掉回去。好笑的是，很多人不晓得，当他们被锁在门外或门内时，其实要撬开它并不会很困难。
　　　　　　　　　　　　　　　　　
　　　　　　　　　　　　　　　　　
　　开锁，轻而易举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研制原子弹时，一开始由于事事急就章，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未准备好，计划的所有机密文件——关于如何制造原子弹的资料——全都随便放在档案柜内，部分柜子根本没有锁上，有的话也只不过用普通挂锁来锁，它们可能只有三根锁针——要打开这种锁实在是轻而易举。
　　为了加强安全，全工厂的机械工人替每个档案柜做了一根长棒，穿过每个抽屉的把手，用挂锁锁上。
　　其他人跟我说：“看看这些新装的玩意儿，你还能把它们打开吗？”
　　我看看档案柜的背后，发现抽屉的底部不是封死的，那里有一条长长的缝，缝内有根铁棒，上面装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硬隔板，是帮忙固定文件用的。我从后面伸手进去，推开隔板，从长缝中把文件一张一张地抽出来。“看！”
　　我说，“我连锁也不必开。”
　　罗沙拉摩斯是一个讲求合作精神的地方，而我们觉得有责任指出所有应该改进之处。我不停地抱怨安全措施不够，其他人却觉得加了钢棒和挂锁已经够安全，但其实这些都是毫无作用的。为了示范那些锁多没用，每当我要跟某些人借文件而他们刚巧不在时，我便跑进他们的办公室，打开档案柜把东西拿出。用完之后，我就将文件还他，说：“谢谢你借我这份报告。”
　　“你从哪儿拿来的？”
　　“从你档案柜拿的。”
　　“但我把它锁起来呀！”
　　“我知道你把它锁起来，但那些锁都不管用。”
　　终于，他们买了些装了数字组合锁的档案柜，都是由一家叫摩士勒金库公司（Mosler Safe Company）制造的，每个柜子有3个抽屉。把最上面抽屉拉开的同时，你会松开原先扣牢下面两层抽屉的搭扣，让它们进入“无锁状态”。
　　要打开最顶层，则要依照密码将数字盘左转、右转，左转，再右转到10，就可把里面的锁栓弄开。关闭时要先把中下两个抽屉往上推，然后关最顶的一层，把数字锁从10随意转到其他号码，这样就把锁栓关上了。
　　　　　　　　　　　　　　　　　
　　　　　　　　　　　　　　　　　
　　永远相信有答案
　　　　　　　　　　　　　　　　　
　　当然，这些新档案柜立刻成为我的新挑战。我最喜欢玩益智游戏了：如果有人发明了一些东西把别人挡在外头，那么就应该有办法破解它，闯进去！
　　首先，我必须了解数字锁的运作原理，因此我把自己办公室里档案柜上的锁拆开，发觉里面有3个圆盘安装在同一根轴上，一个挨着一个，在每个圆盘的不同位置上刻有槽口。开锁原理是，想办法把3个槽口排成一线，形成一道凹槽。最后当你把转盘转到10时，摩擦力会把锁栓带到槽口里。
　　应该怎样转动圆盘呢？原来，在数字盘的背后有一根突出来的钉子，而在第一个圆盘上也有一根锁钉伸出，两根钉子离轴中心半径相同。因此只要转动数字盘，最多转一圈就会带着第一个圆盘一起转了。
　　同样的，在第一个圆盘的背后以及在第二个圆盘的前面，也各有一根锁钉，离轴中心的半径也是相同。因此当第一个圆盘已被带着转动之后，再转第二圈时，你也一起转了第二个圆盘。
　　再继续转下去，在第二号圆盘背后的钉子将会遇上第三号圆盘上的钉子，三个圆盘都在同时转动了。现在你把数字盘转到第一个密码上，然后将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一圈，从另一面带动二号圆盘，转到第二个密码上。
　　最后你再把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将第一号圆盘转到正确位置上。现在三个圆盘的槽口成一直线，把数字盘转到10，锁就打开了。
　　但我试了又试，还是没想出该如何下手。我买了两本教人开锁的书，但它们说的都一样。书一开头都是些开锁大王的惊人故事，例如有名妇人被反锁在冻肉冰库内，快被冻死了，但开锁匠却以倒挂金钩的姿态，在两分钟内便把锁打开。又或者海底有箱皮裘或金币，开锁大王潜到海底去把箱子打开，取出宝物。
　　书的第二部分告诉你，怎样打开保险柜，却都是些愚昧不堪的建议，像“你可试试某些日期的组合，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用日期当数字锁的密码”或者是“猜一猜保险柜主人的心理，想一想他可能会用的组合。”还有“秘书小姐经常害怕她会忘记数字组合，因此可能把组合写在下列地方：办公桌的抽屉边上、混杂在人名地址表上……”等等。
　　书中提到如何打开一般的保险库，倒有几分道理，很容易明白。普通保险柜另外装有把手，当你握着把手往下扳，同时转动数字盘时，把手的力量会将锁栓压向糟口上（这时它们还未排成直线），而其中一个圆盘往往承受着最多的力量。当这个圆盘的槽口碰上锁栓，会发出“卡沥”
　　的轻声，用听诊器可以听得到，又或者可以感觉到摩擦力突然减弱，你便知道“找到一个号码了”！
　　尽管你还不知道这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个数字，但只要你把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看看要转多少圈才再听到那“卡沥”声，便可猜出端倪，如果一圈还不到，那么必定是第一个圆盘；如果少于两圈，那就表示数字是属于第二个圆盘的。不过，这个方法只适用于有把手的普通保险柜，因此我又没辙了。
　　我试了很多其他手法，像能不能在不动顶层抽屉的情况下，把中下两层抽屉扣紧的搭扣松开；我又试过把柜子上面的螺丝旋开，将铁丝衣架弄直伸进去东探西探。另外，我又试过把数字盘转得飞快，再转到10，希望突然加上去的摩擦力会使某个圆盘停到正确位置上。但什么也没用，我觉得很沮丧。
　　于是，我再有系统地深入研究。比方说，有很多档案柜的组合都是69－32－21.那么最多可有多大差异而仍然能把锁打开？号码是69时，68行不行？67呢，在我们的情形，前两者真的都可以，66便不行了，因此，可容许的误差是左右各两个刻度，换句话说，每5个数字中只须试一个便可以了，你可以试0、5、10、15等。于是盘上100点数字中就有20个这样的数字，就是说一共有8000种可能性——这已经是一大进步，因为如果你一个一个数字去试，你有100万种可能的组合。
　　问题是，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试完8000个组合？假定我已找出前两个数字，例如它们是69－32，但我不知道确实组合，我以为它们是70－30，那么我可以继续尝试从20个可能性中找出第3个数字。而假如我只知道第一个数字，那么试完第3个圆盘上的20个数字后，我可以将第2个圆盘的位置稍为改变，再试第3个圆盘上的20个数字。
　　我拼命用我的保险柜练习，直到可以一边飞快地找数字，同时又不会忘掉我在找的那个号码，而把第一个号码搞砸。跟练习变魔术的人一样，我熟练得可以在半小时内试遍400个可能的号码。那样一来，我最多只需要8个小时就可以打开一个保险柜——平均4小时便能打开一个！
　　　　　　　　　　　　　　　　　
　　　　　　　　　　　　　　　　　
　　开锁开出名气
　　　　　　　　　　　　　　　　　
　　在罗沙拉摩斯有一个叫史塔尼的人，对锁也很有兴趣；我们不时地在一起讨论锁，但没谈出什么东西。当我想通了这个平均4小时内打开保险柜的手法后，我想表演给史塔尼看。我跑进计算机组某个办公室，跟那位同事说：“我想让史塔尼看点东西。可不可以借用你的保险柜？”
　　计算机组其他人都来凑热闹了，说：“嘿，大家注意了，费曼要教史塔尼怎样开保险柜，哈——哈！”事实上，我并没有要真的把保险柜打开；我只打算告诉他，怎样很快地找后面两个号码，同时又不会使步调错乱，必须重新设定第一个号码。
　　我开始表演了。“让我们假定第1个号码是40，第2个号码我们试15.我们往前、往后，转到10号；往前往后各加5个刻度，10……一直试。现在我们试过所有可能的第3个号码了。再下来继续找第2个号码，让我们改试20；往前、往后、10；加5个刻度往前、往后、10；再加5个刻度往前、往后……”“卡沥！”我的下巴差点掉下来：头两个号码居然恰好被我碰对！
　　由于我背对着他们，因此没有人看到我的表情。史塔尼也极为讶异，但我们很快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很得意地把顶层抽屉拉出来，说：“就这样便打开了！”
　　史塔尼说：“我看懂了，这的确是个好方法。”然后我们赶快离开。所有人都呆住了，其实我全靠运气，但这一下子，我却真的开锁开出名气来了。
　　前前后后我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那等能耐（当然，我同时也在忙原子弹的事），但我觉得我已把保险柜打败了。我的意思是说，万一出了情况——有人失踪或死亡，没有人晓得他们档案柜的密码，但又急需取得里面的东西的话——我有把握能够打开它。看过书中描述那些开锁专家的“伟大事迹”后，我觉得自己的成就还真不赖呢。
　　罗沙拉摩斯没什么娱乐可言，大家都要自己想办法。
　　所以拨弄档案柜上的摩士勒锁，就成为我的一项娱乐。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当锁被打开，抽屉拉出来，而且数字盘还停留在10的号码上时（一般人打开档案柜拿东西时的状况正是如此），锁栓还是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锁栓还留在3个圆盘的凹槽里呀！妙极了！
　　现在，如果我将数字盘从10的位置稍微转离开，锁栓就跳上来了：但如果我立即转回10的位置，锁栓又掉回凹槽中了，因为我还没有作太大的改变。好了，假如我继续转离10，以5个刻度为一单位，早晚会碰到某个号码，是我转回去10时锁栓再也不会掉回去的，因为凹槽的形状已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刚刚那个号码——锁栓还会掉回去的那个——就是密码的第3个数字！
　　我立刻意识到，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找第2个数字：一旦知道了第3个数字，我可以把数字盘往另一边转，同样以5个刻度为一单位，一点点地改变第2个圆盘的状态，直到锁栓再也掉不回去，最后的号码就是第2个数字。
　　如果我很有耐性，那么3个数字都可以找出来了，但是实际上，用这个方法来找第1个号码，反而比档案柜锁上、但已知后两个密码时，单试20个号码的方法麻烦得多。
　　我练习又练习、直到我连数字盘都不用看，就可以得出最后两个号码（档案柜还开着时）；然后，当我在某些人的办公室里讨论物理问题时，我就挨在他打开的档案柜上，就像有些人一边谈话，一边无意识地玩弄钥匙一样，我也伸手拨弄柜上的数字盘。偶尔我把手指放在栓上，那样不用看即能知道它有没有上来。用这方法，我找出了很多柜子的后两个号码。等我回到自己办公室后，便立刻把号码写在一张纸上，又把这张纸藏在柜子的锁里。每次我都要先把锁拆开，才能把这张纸拿出来——我觉得那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故布疑阵
　　　　　　　　　　　　　　　　　
　　不多久我的声名更响了，因为慢慢地会有人跑来找我说：“嘿！费曼！克利斯蒂出城去了，但我们需要他档案柜里的一份文件，你能不能打开它？”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柜子的后2个号码，我会说：“对不起，现在我没空，手头上正好有事在忙。”否则我会说：“可以呀，但我要拿些工具。”其实我什么工具也不需要，但我跑回办公室内，打开我的柜子，把小抄拿出来看：克利斯蒂—35、60.然后随便拿一根螺丝起子，走到克利斯蒂的办公室，把门关上，不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怎么开档案柜的！
　　几分钟后，我就把柜子打开了，因为我只需要找第一个号码，顶多试20次便找到。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看杂志，消磨15、20分钟。我不能让其他人觉得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否则他们会想到，其中一定有什么诀窍！最后我打开门说：“开了。”
　　大家以为每次我都是从头开始试的，这是因为上一次示范给史塔尼看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印象，我让大家继续那样想。没有人想过，我平常就把他们保险柜后两个密码摸清楚。不过也许因为我经常那样做，他们才没起疑；这有点像赌棍经常有事没事拿着扑克牌一样。
　　我经常要出差到橡树岭，看看他们生产铀的工厂，有没有安全问题，由于是战争期间，一切总是匆匆忙忙的。
　　有一个周末我又要到他们那里。星期天那天，包括一名将军、某家公司的副总裁、另外两个大人物，还有我——坐在某个家伙的办公室内，讨论一份报告。报告放在保险柜内，但这家伙突然想到，他根本不知道保险柜的密码，只有秘书才晓得。他打电话到她家，却发现她外出野餐旅行去了。
　　他一边忙着找他秘书时，我问：“你不介意我看看你的保险柜吧？”
　　“哈哈——不会介意啦！”我便走到他保险柜那里随便弄弄。
　　他们继续讨论也许可以开车去找那位秘书；我们的主人则愈来愈尴尬了，因为大家都卡在那里，而他却像个笨瓜般不知道怎样打开保险柜。大家都对他很不满意，气氛愈来愈紧张，忽然之间“卡沥！”——锁打开了。
　　在10分钟内，我就打开了装满机密的保险柜了。他们全都瞠目结舌，很显然保险柜并不怎么保险！这个打击太恐怖了。这些“可阅读、不可带走”的高度机密全锁在这个美妙的柜子里，而这家伙只花10分钟就把它打开了！
　　当然，我之所以有办法把锁打开，事实上是因为我一看到锁，就有把后两个号码摸出来的习惯。之前一个月，我曾经来过橡树岭，在同一办公室内待过；那次保险柜刚好打开，我则由于习惯成自然，毫无意识地就把密码的后两个数字找出来了。事后我没有把它们记下来，不过我隐隐约约还有印象，于是我首先试40－15，再试15－40，但都不对。然后我试10－45，便把柜子打开了。
　　　　　　　　　　　　　　　　　
　　　　　　　　　　　　　　　　　
　　人人避而远之
　　　　　　　　　　　　　　　　　
　　差不多的情形还发生过一次。我写了一份报告，需要橡树岭的一位上校核准。一个周末，我跑到橡树岭见他。
　　我的报告放在他的保险柜内。其它人用的档案柜，都跟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用的是同一种类；可是他是上校，因此他的档案柜高级多了——它有两层带有大把手的门，把手牵动4只厚3／4英寸的不锈钢锁栓。上校拉开那两扇铜门，把报告拿出来看。我很少有机会看到真正好的保险柜，于是我说：“你读报告的时候，我能不能看看你的保险柜？”
　　“看吧，”他说，信心满满的，觉得我绝对没法奈它何。我看了其中一扇门的背后，发现数字盘连接到一个小锁上，而这个锁赫然跟我在罗沙拉摩斯档案柜的锁一模一样！同一家公司，同样的小锁栓，不同的是当锁栓掉下去之后，保险柜上的把手可以将一些棍子横移，再透过一堆杠杆的作用，你便能将那些3／4英寸的不锈钢锁栓拉出来。完全出于“专业完美主义”，也为了确定它们是同一种锁，我用同一种手法，取下了密码的后两个数字。
　　这时候他还在看报告。等他读完后他说：“可以了，报告写得很好。”把报告放在保险柜里，握着巨大的把手，把那巨大的黄铜门关上。当它关上时，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心理作用，因为它用的还是同一种见鬼的锁。
　　我忍不住刺他一下（我总喜欢跟那些穿着漂亮制服的军人开玩笑），说：“看你关保险柜的模样，你好像觉得东西放在里面都很安全。”
　　“当然。”
　　“你觉得很安全的唯一原因，是一般老百姓称它为‘保险柜’（我特别用”老百姓“这个字眼，让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他被老百姓骗了一样）。”
　　他火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保险吗？”
　　“好的锁匠在30分钟内，便可以把它打开。”
　　“你能在30分钟内能把它打开吗？”
　　“我刚刚说‘好的锁匠’。如果是我要45分钟。”
　　“那么嘛！”他说，“我太太在家等我吃晚饭，但我要留下来看你表演，现在你给我坐下来，我要看着你弄这鬼东西45分钟还打它不开！”他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把腿跷在办公桌上，看起书来。
　　我充满信心，拿了张椅子到保险柜前面坐下，然后装模作样地随便乱转数字盘。
　　大约5分钟后——如果你坐在那里干等的话，这已很久了——他开始没耐性了：“怎么了，有什么进展吗？”
　　还有：“像这种柜子，打不开就是打不开啦。”
　　我估算再过一两分钟就差不多了，于是开始认真地试。
　　两分钟后，“卡沥！”门打开了。上校嘴巴张开，眼珠突出。
　　“上校，”我很严肃地说：“让我告诉你这些锁的毛病：如果任由保险柜的门或档案柜最顶层的抽屉打开，人家很容易就可以找出密码。为了证明其中的危险，当你在看报告时，我就把它找出来了。你应该下令大家在工作时，要把他们的档案柜锁上。这些保险柜敞开时都十分好对付的。”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那真有趣！”从此以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了。
　　下一次到橡树岭时，所有知道我是谁的人见到我，都说：“别从这里过！不要走过来！”原来，上校发了一张问卷，上面问：“上次费曼先生来访时，他有没有来过、靠近过或经过你的办公室？”有人说有，其他说没有。说有的人收到另一则通知：“请更改保险柜密码。”
　　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我就是危险的根源。他们为了我便要把密码全部更改，而更改密码、背诵新密码都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因此他们都很气我，不想我再靠近他们，害怕等一下又得更改密码。当然，他们在工作时，档案柜的抽屉一如既往，还是开着！

源济

（七）开锁英雄惜英雄（2）

　　妙贼费曼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的所有工作成果及记录，都藏在那里的图书馆内。
　　那是一个很坚固的混凝土房子，门很大、很漂亮，上面装了可以转动的金属锁——就像银行里的金库般。我曾经试过仔细地研究它。我认识那位管理图书馆的小姐，求她让我玩玩那道锁。我简直被它迷住了：那是我看过最大的一把锁！但我发现，我的方法也不管用了，就算门开着，我也没法找出密码的后两个数字。事实上，当我转动数字盘时，我就使锁进入“锁着状态”，锁栓凸了出来，连门也没法关上，直到管理员小姐跑来把锁打开。于是，对那把锁的研究就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没有足够时间找出它的原理——那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
　　　　　　　　　　　　　　　　　
　　战后，我到康奈尔大学教书。那一年暑假，我又回到罗沙拉摩斯。因为我有一项研究工作，做到一半时发现必须参考以前写过的一份报告，却记不清其中内容，而这份文件还藏在罗沙拉摩斯的图书馆里。我跑去调阅文件，但图书馆门口有个带枪的士兵在巡逻。那天是星期六，而图书馆在星期六都是不开的。
　　　　　　　　　　　　　　　　　
　　我突然想起我的好朋友狄霍夫曼，他在解密部门工作。战后军方考虑解除部分文件的机密禁制令，因此他不停地要往返于图书馆及办公室之间，审阅这份文件、审阅那份文件、核对这、核对那，简直要疯掉了！最后他把每份文件——所有关于原子弹的秘密，全都影印了一份——放在自己办公室内，一共有九个档案柜之多。
　　　　　　　　　　　　　　　　　
　　我跑到他的办公室，灯还亮着，看来有人在那里——也许是他的秘书——刚巧走开了，我只好等一下。我一边等，一边又伸手去转档案柜上的数字盘。我不知道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因为这些档案柜都是在战后才送来的，那时我已离开。我开始想那些教人开锁的书，我想：“我从来都没有把书上说的那些花招放在眼里，也没想过试用一下，但现在不妨试试看能不能用它们的方法，把狄霍夫曼的档案柜打开。”
　　　　　　　　　　　　　　　　　
　　第一招：秘书因为害怕忘记密码，因此会把数字组合写在什么地方。
　　我开始照书中提到的地方去找。办公室抽屉都锁起来了，但那锁普通得很，拉瓦提尼早就教过我了——砰！锁开了。我沿着抽屉边看，什么也没有。
　　　　　　　　　　　　　　　　　
　　接着我翻看秘书的文件。我找到一张每个秘书都有的纸，上面写着整齐的希腊字母——以便看我们写的数字方程式时，做辨认之用——及标上它们的发音。而在表的顶端，好像不经意的，写着π＝3.14159.那刚好是6个数字，秘书小姐为什么需要知道π的数值？太明显了，再没有其他理由！
　　　　　　　　　　　　　　　　　
　　我跑到其中一个档案柜那里试31－41－59，没打开。我再试59－41－31，还是没打开。再来95－14－13，将前后数字调过来、反过去——全不成功！
　　　　　　　　　　　　　　　　　
　　我把抽屉关上，正要走出办公室，突然想起书上说：接下来，试试心理推理。我跟自己说：“狄霍夫曼铁定是那种用数字当密码的人。”
　　　　　　　　　　　　　　　　　
　　跑回到那个档案柜，我试27－18－28，“卡沥！”它真的开了！
　　（除了π之外，第二重要的常数就是自然对数的底了，即e＝2.71828……）那里一共有9个柜子，我只打开了一个，但我要的文件却在另一个柜子内——文件均依作者姓名顺序排列。我在第2个柜子上试27－18－28，“卡沥”又打开了！密码一模一样。我想：“这可好玩了！我已打开了原子弹的机密了。但如果我以后要跟别人说这段故事，最好确定所有密码都一样！”部分档案柜放在隔壁房间，于是我随便挑了一个试27－18－28，又打开了。到目前我开了3个柜子，密码全都一样。
　　　　　　　　　　　　　　　　　
　　我心想：“现在我可以写一本更精彩的开锁书了，因为一开头我会提到我怎样打开了这些保险柜，里面放的东西比任何开锁专家开过的更重要、更宝贵——当然，除了人命之外。但跟宝藏或毛皮相比，我打开的保险柜内放的东西重要多了：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包括生产钚的流程、提炼程序、需要多少材料、原子弹的原理、中子如何产生、原子弹的设计——罗沙拉摩斯的所有知识都在这里了！”
　　　　　　　　　　　　　　　　　
　　我跑回到第2个档案柜那里，把我要的文件取出。然后我拿起一枝油亮的红蜡笔，随手找了张黄色的纸，在上面写道：“借去了编号LA4312的文件——撬锁专家费曼留。”我把字条放在柜内文件上，把它关上。
　　　　　　　　　　　　　　　　　
　　我又在第一个柜子内留了另一张字条：“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随后把它关上。在隔壁的档案柜里，我写“密码全都一样时，个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人留。”把抽屉关上，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写报告。
　　　　　　　　　　　　　　　　　

　　只是恶作剧
　　　　　　　　　　　　　　　　　
　　傍晚我在餐厅吃晚饭，碰到狄霍夫曼。他说他正要回办公室，我觉得那会很好玩，便跟他一起去。
　　　　　　　　　　　　　　　　　
　　他开始工作，没多久便跑到隔壁去打开那里的档案柜，却出乎我预料之外——他刚巧跑去打开我放第三张字条的柜子。他拉开抽屉，映入眼帘的是那张颜色鲜黄、写满了红字的字条。书上经常说人害怕时，会“面无血色”，但之前我从未见过那种脸色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那一点都不假。他的脸转成灰暗的黄绿色——看来真的很可怕。他拿起那张纸，手不停地发抖。“看……看这个！”他说，全身都抖起来了。
　　　　　　　　　　　　　　　　　
　　当然，字条上写“密码全都一样时，个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人留。”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所有的密……我这些档案柜的密码都是一……一样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可不是个好方法。”
　　　　　　　　　　　　　　　　　
　　“我……我现在知道了！”他说，整个人崩溃下来了。
　　　　　　　　　　　　　　　　　
　　面无血色的另外一种效应，大概是脑袋也不灵光了。他说：“他还签了名！他还说了他是谁呢！”
　　　　　　　　　　　　　　　　　
　　“什么？”
　　　　　　　　　　　　　　　　　
　　“是的，”他说，“这跟想闯入欧米伽大楼（Omega Building）的是同一个人！”
　　　　　　　　　　　　　　　　　
　　在战争期间、甚至战后，不停地有种种谣言：“有人想闯入欧米伽大楼！”事情是这样的，原子弹方面有一个实验，是要把足够分量的铀放在一起，以引起连锁反应。他们会让一小块铀掉下来，“穿过”另一小块铀。
　　穿过时会引起反应，他们就把中子数量记录下来。由于穿过速度很快，因此效应不会积累下来，不会发生爆炸；但是他们要求要有足够多的反应，以知道实验进行得对不对，跟预测吻不吻合等。这是个很危险的实验呢！
　　　　　　　　　　　　　　　　　
　　当然，他们不是在罗沙拉摩斯的中心地带做这个实验，而是在数英里外，翻过好几个台地后的山谷中，那里完全被隔绝。这座欧米伽大楼四周围了铁丝网，有守卫及瞭望塔。夜阑人静时，野兔会从草丛中跑出来，撞到铁丝网，发出声音，守卫便开枪。守卫要怎么说呢？说那只是一只兔子吗？不。“有人想闯进欧米伽大楼，但我把他吓跑了！”
　　　　　　　　　　　　　　　　　
　　这是为什么狄霍夫曼会面无血色和发抖；但他没注意到逻辑上的不通：想闯进欧米伽大楼的人，说不定就是站在他身旁的这个“同一人”。
　　　　　　　　　　　　　　　　　
　　他问我该怎么办。
　　　　　　　　　　　　　　　　　
　　“唔，看看有没有丢掉文件吧。”
　　　　　　　　　　　　　　　　　
　　“看来没问题，”他说，“我看不出少了些什么。”
　　　　　　　　　　　　　　　　　
　　我想引他到我拿过文件的档案柜。“唔，如果所有密码都一样，那么他也许从其他抽屉里偷了东西。”
　　　　　　　　　　　　　　　　　
　　“对！”他说，立刻跑回他的办公室，打开第一个档案柜，找到我留下来的第二张字条：“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
　　　　　　　　　　　　　　　　　
　　到了这节骨眼上，究竟是“同一人”或者是“聪明鬼”已无关紧要了。
　　对他来说，这一定就是那个想闯进欧米伽大楼的人，因此要说服他打开我留了第一张字条的档案柜，还真的很困难；我也记不得是如何说动他的。
　　他开始打开档案柜时，我也开始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因为我有点害怕当他发现是谁捣的蛋，会扭断我的脖子！
　　　　　　　　　　　　　　　　　
　　果不其然，他尾随着我，一直跑过来。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伸手抱着我——因为他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原来这件可怕的原子弹机密失窃案，只不过是我的恶作剧而已。
　　　　　　　　　　　　　　　　　
　　　　　　　　　　　　　　　　　
　　具备职业水准
　　　　　　　　　　　　　　　　　
　　几天之后，狄霍夫曼跑来找我，说他需要从克斯特（Donald Kerst）的柜子里拿些东西，但克斯特回伊利诺州去了，很难联络得上。“如果你能够用心理推理法打开我的保险柜，”狄霍夫曼说（我已告诉他一切），“也许你也能用那方法打开克斯特的柜子。”
　　这时，我的事早已传开，因此好几个人都跑来看我的精采表演——打开完全陌生的保险柜：这次我不必把其他人赶走，因为我不知道密码的后两个数字是什么，事实上，采用心理方法时，我还需要多一些认识克斯特的人在旁呢。
　　到了克斯特的办公室，我首先检查办公桌，但什么线索也找不到。我问他们：“克斯特会用哪一类的密码？数学常数吗？”
　　“噢，不！”狄霍夫曼说，“克斯特会用些很简单的东西。”
　　我试了10－20－30、20－40－60、30－20－10.全都行不通。
　　我又问：“你们想他会不会用什么日期？”
　　“会呀！”他们说，“他就像是那一型的人。”
　　我们试了各种日期：8－6－45，那是原子弹试爆的日期；86－19－45；这个日期；那个日期……全都没用。
　　大部分人已经没有耐性看下去，离开了。可是解决这个鬼东西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耐性！
　　最后，我决定要试遍1900年以来的所有日期。这听来很多，事实不然：第一个数字是月份，从1至12，我只要试3个即可，即10、5、0.第2个数字是日，从1到31，我挑其中6个来试便可以了。最后是年分，那时候一共才47个，我可以试9个号码。因此我把8000个可能组合缩小到162个，我在一、二十分钟内就可以试完。
　　很不幸的，我从大数目开始试，因为当我终于打开档案柜时，正确密码是0－5－35.我转头问狄霍夫曼：“1935年1月5日，克斯特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了？”
　　“她女儿在1935年出生，”狄霍夫曼说，“那一定是她的生日。”
　　我已开过两个“从未谋面”的保险柜，我的开锁技术已愈来愈厉害了，现在我可以算是具备职业水准了。
　　　　　　　　　　　　　　　　　
　　　　　　　　　　　　　　　　　
　　遇到对手
　　　　　　　　　　　　　　　　　
　　同一个夏天，资产管理部的人要把以前政府采购的部分东西收回，当作剩余物资出售，其中一个是某位上尉用过的保险柜。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保险柜的事情。上尉是战争期间才来的，来了以后，他觉得我们的档案柜对他要放的机密来说，都不够安全，因此他要另买一个与众不同的保险柜。
　　上尉的办公室跟我们的办公室同一幢，但他在二楼。
　　房子是木头造的，看来很不坚固的样子，而他订购的却是一个很笨重的钢柜；搬运工人还得先垫好一排排的木板，使用特别的千斤顶，以把它推上台阶。由于罗沙拉摩斯实在没什么好玩的娱乐，因此我们全都跑来，看着工人吃力地把这个大保险柜搬到二楼他的办公室内。大家又开玩笑说，不知他要放些什么机密进去。更有人说，倒不如把我们的东西放到他的保险柜里，他的机密放到我们的档案柜里。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柜子的事。
　　现在他们想把它转卖，首先却必须把里面的东西清理掉，但只有两个人知道密码是什么：上尉自己，而他却在比基尼（Bikini），以及阿尔法瑞兹——但他却已忘记密码是什么了。资产管理部的人要求我把它打开。我跑到上尉的旧办公室问他秘书：“为什么你不打电话给上尉问他密码？”
　　“我不想打扰他。”她说。
　　“哦，你宁愿打扰我8个多小时！除非你先设法跟他联系，否则我不干。”
　　“好啦，好啦！”她说，拿起电话。我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看看保险柜。它就乖乖地待在那里，全钢的保险柜，门却赫然是敞开的。
　　我跑回去找秘书小姐：“它是开着的。”
　　“太好了！”她说，把电话放下来。
　　“不，”我说，“它原本就是开着的。”
　　“哦，我猜资产管理部的人最后还是把它打开了。”
　　我跑到资产管理部说：“我去看过保险柜，它已经开了。”
　　“噢，是的，”他说，“抱歉我忘记告诉你。我后来叫我们的锁匠去把它钻开。但动手钻之前他说先试试看，便把它打开了。”
　　原来如此！这里透露了三项信息：首先，罗沙拉摩斯现在聘请了一位正式锁匠了；第二，这个人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那是我不懂的手法；第三项，他能够打开以前没碰过的保险柜，而且在几分钟内便成功。这是真正具备职业水准的锁匠，这样的人物我必定要去会一会！
　　我发现，他们在战后才把他聘来（这时候军方较以前不担心保安问题）处理类似的事件。其实单是开保险柜的工作量还太少了，因此他还负责修理我们以前常用的玛灿特计算机，而刚巧战时我也经常在修理那些东西，于是我想到一个跟他碰面的方法。
　　　　　　　　　　　　　　　　　
　　　　　　　　　　　　　　　　　
　　伺机而动
　　　　　　　　　　　　　　　　　
　　我一向跟别人交往时，都不会拐弯抹角或耍手段，我会直接走上去自我介绍。可是这次不一样，跟这个锁匠见面，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重要；我也知道，除非我先展示实力，他是不会告诉我他的开锁秘诀的。
　　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所在——跟我一样在理论物理组的建筑内，不过他在地下室——我也知道他通常在晚上工作，这时候机器都不会有人用。因此一开始我晚上到办公室时，都故意从他的门前走过，就那样而已，只从他门前走过去。
　　过了几个晚上，我也只“嗨”地打声招呼。再过了一段时间，他认出来经过门口的是同一个人，便开始说“嗨”
　　或“你好”。
　　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磨磨蹭蹭，我注意到他在修理玛灿特计算机，但我还是没说什么，时机还未成熟呢。
　　慢慢地我们多谈一些了：“嗨！你工作真勤快卖力呀！”
　　“是，蛮忙的。”之类。
　　终于出现了重大突破：他邀我分享他的汤。现在事情进行得很不错了，每个晚上我们一起喝汤，我也开始提到加数机，他也告诉我碰到的困难。原来他一直在设法将一组带弹簧的轮子装回轴上，但他没有合用的工具，他已经试了一星期了，我告诉他，我在战时曾经修过那些仪器，“这样吧，你把它们放在那里，明天早上我帮你看看。”
　　“好吧。”他说，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了。
　　第二天我跑去看那部机器，也试着把轮子装回去，但它们不停地弹出来。我想：“如果他已经这样试了一星期，我用同样方法也装不回去，那么这方法一定不对！”我停下来仔细地看，发现在每个轮子上都有个小洞——就那么一个小洞，突然我想通了：我把第一个轮子的弹簧上好装好，把一条细铁丝穿过小洞，然后我装上第二个轮子的弹簧，让细铁丝穿过小洞，继续一个接一个地弄一好像穿项链一般——我第一次试验，就把所有轮子都装上去排得整整齐齐的，接着把细铁丝拉出来，问题便解决了。
　　当晚我把小洞指给他看以及怎样把轮子装上，随后开始闲聊机器的事，我们成为好朋友了。在他办公室内，有许多小格架，里面放着拆开了的锁或保险柜的零件，它们美极了！但我还是绝口不提锁或保险柜的事。
　　　　　　　　　　　　　　　　　
　　　　　　　　　　　　　　　　　
　　谜题揭晓
　　　　　　　　　　　　　　　　　
　　我感觉时机快成熟了，于是放出一个小饵：谈保险柜。
　　我把我唯一知道的小知识告诉他——就是当那些锁被打开时，你可以找出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嘿！”我一边看他架子上的东西一边说，“你在修理摩士勒保险柜呀。”
　　“是。”
　　“你知不知道这些锁并不保险。它们开着时，你可以找到后两个密码组合。”
　　“你会那一招？”他说，终于显露出兴趣。
　　“会呀。”
　　“试给我看，”他说，我示范给他看。“你叫什么名字？”从头到尾，我们都没问过对方姓名。
　　“费曼。”我说。
　　“天啊！你就是费曼！”他激动地说。“伟大的开锁专家！早就久仰大名了，我一直都想跟你会面呢！我希望能跟你学学怎样撬开保险柜。”
　　“这话怎么说？你早已经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了。”
　　“我不会。”
　　“听着，我听说过你把上尉的保险柜打开，我花了这么多心思跟你会面，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不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
　　“没错。”
　　“那么至少你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
　　“那个我也不会。”
　　“什么？”我叫起来了，“资产保管部的人说你拿了工具，要去把上尉的保险柜钻开。”
　　“如果你身为开锁匠，”他说，“有人跑来找你去把保险柜钻开，你会怎么做？”
　　“我嘛，”我说，“我会假装很忙地整理好工具，跑到保险柜那里，随便在柜子上用力钻下去，好保住饭碗。”
　　“那正是我的作法。”
　　“但你确实把它打开了！你一定知道怎样撬锁！，，”噢，是打开了，我知道那些锁出厂时，密码都设定在25－0－25或50－25－50，因此我想：也许那家伙根本懒得改动密码呢，而第二组密码就真的成功了。“我还是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原来他跟我一样，都是用那些”神奇“的方法把锁撬开。但更滑稽的是，那个大人物上尉买了这么超级安全的保险柜，一干人等又费那么大的劲才把它抬进他的办公室里，而他居然懒得动手重新设定密码！
　　我走进我们那座大楼里的各个办公室，试拨那两组密码。而我发现，平均每5个保险柜中，用这方法就可以打开其中一个！

源济

（八）山姆大叔不要你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军方千方百计地想征召大家充当驻德国的军队。之前，他们容许某些人可因体格以外的理由延缓服役（我因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而得以延缓服役），但现在他们政策大改，每个人都得接受体检了。
　　那一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州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的奇异（General Electric）公司跟贝特工作，记得我还要坐蛮久的车——好像要到阿本尼（Albany）去接受体检。
　　到了兵役处，他们要我填一大堆表格，然后到各个检查站接受检查。第1站检查视力，第2站检查听力，另外一处替你抽血等等。
　　最后来到第13号检查站：心理检验。我一边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一边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那里有3张桌子，各有一名心理医师坐在桌后面，而“被告”就坐在医师对面回答问题，身上只穿着内裤。
　　那时候有很多以心理医师为题材的电影，例如《意乱情迷》（Spellbound）就是个好例子。电影中有个原本很会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忽然扭曲，姿势很奇怪，她的家人便找了个心理医师来。于是你看到心理医师陪着她一起到楼上的房间，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而在楼下，她的家人则议论纷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她出现了，双手仍然维持着那奇怪的姿势，很戏剧化地从楼上走下来，在钢琴前面坐下，把手伸到键盘上。突然——叮迪度叮迪度叮叮叮——她又可以弹琴了！老实说，我没法忍受这些废话，我认定这些心理医师都在骗人，我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而这就是快要轮到我接受检查时的心态。
　　我坐在桌前，心理医师开始翻阅我填的表格。“哈罗！狄克！“他用一种充满欢乐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工作？“
　　我想：“他以为他是谁呀？凭什么叫我的昵名？”我冷冰冰地回答：“商纳塔迪。”
　　“你替谁工作呢，狄克？”他说，再次展现笑容。
　　“奇异公司。”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狄克？”他又说，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普通。”我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
　　他好声好气地问了3个问题，第4个问题却完全不一样：“你觉得别人在谈论你吗？”他的声音低沉，十分严肃。
　　我精神来了，说：“有呀！每次我回家时，妈妈经常告诉我，她跟朋友谈起我。”心理医师并没听我接下去的说明，他只在表格上写了些东西。
　　　　　　　　　　　　　　　　　
　　　　　　　　　　　　　　　　　
　　鸡同鸭讲
　　　　　　　　　　　　　　　　　
　　再一次，他用那低沉、严肃的声音问：“你觉得别人盯着你看吗？”
　　我正准备说没有，他却突然说：“比如说，你觉得坐在那边板凳上的人，有没有人盯着你看呢？”
　　还没轮到我时，我确实注意到那里大约有12个家伙坐在板凳上，等着给这3个医师检查，而他们哪有什么东西好张望的？于是我用3去除12，也就是说，每个医师分到4个，不过我的估计很保守，于是回答：“有呀，我猜他们之中，总有两个人在看我们吧。”
　　他说：“好，那你转过头去看看”——但他自己却懒得看一眼！
　　我转过头去，真的有两个人在看我们，于是我便指着他们说：“对呀——就是他，还有那边的家伙都在看着我们。”
　　当然，我那样转过头去指指点点的时候，其他人都开始看我们了，我继续说：“现在他，那边又有两个——现在所有人都在看了。”他还是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只忙着在我的文件上写东西。
　　然后他说：“你脑袋里出现过说话声音吗？”
　　“很少。”我正准备告诉他发生过的两次情形，他又问：“你会自言自语吗？”
　　“会呀，有时候我在刮胡子或想东西时候会，偶尔吧。”
　　他又写下了更多的东西。
　　“你太太去世了——你还会跟她谈话吗？”
　　这个问题真的惹火我了，但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说：“有时候，当我在爬山或做什么时，我会想她。”
　　他写的更多了。然后继续问：“你的家族里，有没有人进过精神疗养院？”
　　“有呀，我有个姨妈在疯人院里。”
　　“你为什么说是疯人院？”他说，一副反感的样子，“你为什么不称它为精神疗养院？”
　　“我认为都一样。”
　　“那么你认为发疯是怎么一回事？”他愤怒地说。
　　“这是人类很奇怪、很特殊的一种疾病。”我老实回答。
　　“这不会比盲肠炎更奇怪或更特殊！”他反驳说。
　　“我不同意。我们比较了解盲肠炎的成因或过程，发疯却复杂多了，也神秘多了。”我不必重复我们辩论的细节了；重点是，我认为发疯是生理上的一种特殊异象，他却以为我指的是社交活动上的特殊异象。
　　　　　　　　　　　　　　　　　
　　　　　　　　　　　　　　　　　
　　把戏也失效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实话实说，尽管我对他不怎么友善。可是，当他要我伸出双手时，我再也忍不住要玩个花招了。这是排队抽血时，一个家伙教我的；我原本想不可能有机会玩这一招的，但反正事已至此，我就玩它一次：我伸出双手，一只手掌朝上，一只朝下。
　　心理医师没有注意到。他说：“把手翻过来。”
　　我把手翻过来，原来朝上的朝下，朝下的现在朝上，而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只细看一只手掌，看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这个把戏居然没发生作用！
　　最后，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了。他轻松地问：“狄克，原来你有博士学位。你在哪里念书？”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又在哪里念的书？”
　　“耶鲁和伦敦。你念的是什么呢，狄克？”
　　“物理。你念的是什么？”
　　“医学。”
　　“这算是医学吗？”
　　“是呀，你以为这是什么？过去那边坐下，再等几分钟。”
　　我回到板凳上坐下，有个在等着的家伙凑过来说：“天呀！你在那里待了25分钟！别人才5分钟呢。”
　　“是呀。”
　　“嘿，”他说，“你想知道怎样愚弄那些心理医师吗？
　　你只要咬你的指甲就成了，像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咬你的指甲？”
　　“噢，”他说，“我想参加军队呢。”
　　“你想愚弄那些心理医师？”我说，“你只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他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叫到另一张桌子去见另一个心理医师。前面那个心理医师很年轻，看起来很纯洁的样子；可是现在这个心理医师头发灰白，看来很有权威——很明显地位较高。我觉得是要把误会澄清的时候了，可是我也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表示友善。
　　这个心理医师看了我的资料，脸上堆出笑容，说：“哈罗，狄克。我看到这里说，战时你在罗沙拉摩斯工作过呀。”
　　“是的。”
　　“那地方以前有座男童学校，对不对？”
　　“对的。”
　　“学校里的建筑多不多？”
　　“只有几幢。”
　　3个问题——用同一个技巧——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你会听到脑袋里有说话声音，请你描述一下。”
　　“这不常发生。有时当我很专心聆听带有外国口音的人说话后，入睡时就会清楚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是当我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我听到瓦拉塔教授说：”这个，这个电场啊。‘另一次是战时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正讲解原子弹的原理时。
　　我对各种现象都很有兴趣，因此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一方面我没法学他们那样讲话，但另一方面却能清楚听到他们那些外国口音……其他人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吧？“
　　心理医师把手蒙在脸上，从他的指缝间，我却看到他在偷笑（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生命价值六十四
　　　　　　　　　　　　　　　　　
　　接着他查问其他事情：“你说你跟你已去世的太太说话。
　　你都跟她说些什么？“
　　我生气了，心想这关他什么事，就说：“我告诉她我爱她，希望这不碍着你！”
　　继续针锋相对地争辩一回后，他说：“你相信超正常吗？”
　　我说：“我不懂什么叫‘超正常’”。
　　“什么？你，一个物理博士，不懂什么是超正常？”
　　“没错。”
　　“这是洛奇（Oliver Lodge）爵士和他的门徒所信奉的。”
　　这不算什么提示，但我想出来了：“你是说‘超自然’。”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叫它。”
　　“好，我就那样叫它。”
　　“你相信心电感应吗？”
　　“不信。你呢？”
　　“我嘛，我对此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
　　“什么？你，一名心理医师，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哈！”
　　类似的对话持续了好一阵。
　　问话快结束时，他问：“你觉得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
　　“64.”
　　“为什么你说64？”
　　“生命价值能用数量的吗？”
　　“不！我是说，你为什么说‘64’，而不是——比如说——‘73’？”
　　“如果我刚才说‘73’，你也会问我同样问题呀！”
　　谈话结束之前，他再问了3个问题，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先前那个心理医师一样。他把我的资料交给我，我就转到下个检查站去。
　　　　　　　　　　　　　　　　　
　　　　　　　　　　　　　　　　　
　　评语：有心理缺憾
　　　　　　　　　　　　　　　　　
　　我一边排队，一边翻手上的表格，看看他们写的检查结果。完全出于顽皮，我把表格给站在旁边的人看，而且用一种傻里傻气的声音问他：“嘿！在‘心理检验’那一栏你得了什么评语？嘿！你拿了个‘N’。其他的我都拿‘N’，只有在‘心理检验’我拿‘D’，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N‘是正常（normal），”D“是有缺憾（deficient）。那个家伙拍拍我肩膀说：”朋友，没关系，这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担心。“然后他走到屋里另一角落，一副吓坏的样子：那是个疯子！
　　我开始细看那两个心理医师写些什么，按他们所说情况很严重呢！第一个家伙写道：觉得别人在谈论他。
　　觉得有人盯着他。
　　出现听觉催眠幻。
　　跟自己对话。
　　跟去世妻子对话。
　　姨母在精神疗养院。
　　眼神怪异。（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那是当我说：“这算是医学吗？”时的眼神。）
　　第二个医师很显然较为伟大，因为他的字更潦草难懂。
　　他写了些“证实有听觉催眠幻象”一类的话。他还写了许多好像很专业的笔记，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我想我还是得向军方澄清所有的误会，否则不大妙。
　　体检完毕后，有个军官负责决定我们要不要服役。比方说，如果你的听觉有毛病，他便要决定那是否真的严重到影响服役。而由于他们正在拼命搜括役男，这位军官不会随便放过任何人，严格得很。排我前面那个家伙的颈背上，有两根骨头突出来——好像是脊椎移位——军官便站起来伸手去摸他后颈，以确定真假！
　　我盘算着这就是我澄清误会的时机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表格交出，准备说明一切；但他头也不抬，看也没看一眼。一看到“心理检验”旁边的“D”，他便立刻伸手去拿“拒收”的印章，没问我任何问题；他只在我的表格上盖上“拒收”，然后掷还给我，却还在看着他的桌子。
　　我走出兵役处，坐上公车回商纳塔迪，途中一直想那天发生的荒唐事件，想着想着便笑出来——大声的笑。我跟自己说：“天呀！要是他们现在看到我，他们便更加确定我是个神经病了。”回到商纳塔迪，我跑去找贝特，他坐在办公桌后，见到我便半开玩笑地问：“怎么样，狄克，及格了吗？”
　　我拉长脸孔，慢慢地摇头：“没过。”
　　他突然害怕起来，以为体检结果发现我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很关心地问：“怎么回事，狄克？”
　　我用手指指着脑袋。
　　他说：“不会吧！”
　　“会呀！”
　　他大叫起来，“不——会——的！！”他笑得如此厉害，奇异公司的屋顶差点也被震下来了。
　　我跟很多人谈到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好笑，除了少数几个人。
　　　　　　　　　　　　　　　　　
　　　　　　　　　　　　　　　　　
　　我实在疯了！
　　　　　　　　　　　　　　　　　
　　回纽约时，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机场接我。回家路上，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事。听完之后，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迈尔？”
　　父亲说：“别傻了，露西。这太荒谬了。”
　　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我不在场时，父亲对母亲说：“露西，当着他面时什么也不该说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候，母亲已经清醒过来了。说：“别傻了，迈尔！”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是在一次物理学会举办的餐宴上。我在麻省理工的老教授史莱特说：“嘿，费曼！给我们讲讲那个兵役处的故事。”
　　我把故事整套说了。这些物理学家——除了史莱特之外，我一个也不认识——也都从头笑到尾。但当我说完时，有个家伙说：“也许那个心理医师有他的想法。”
　　我想也没想便问：“请问这位先生是干哪一行的？”
　　这当然是个笨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参加物理学家的专业聚会呢，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物理学家说出那样的话。
　　他说：“呃，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但我是应我兄弟的邀请而来参加这聚会。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是个心理学家。”我居然就那样掀开他的真面目！
　　慢慢地我却担心起来。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战争期间获得延缓服役资格，因为他在造原子弹；负责兵役的委员会，一直收到信说这是个重要人物，现在他的“心理检验”
　　却得了个“D”——原来他是个神经病！但很显然他不是真的神经病；他只是想骗我们相信他是个神经病而已，我们要把他逮回来！
　　看来情况对我很不利，我必须想个办法。几天后我想到了。我给兵役委员会写了封信：
　　　　　　　　　　　　　　　　　
　　各位亲爱的委员先生：由于本人目前正参与教授科学、培育英才的工作，而我们国家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系于未来科学人才是否鼎盛；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被征召服兵役。不过，各位可能根据我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说，由于我的精神状况不佳——而决定我应缓役。但我觉得这份报告不应被重视，因为报告内容错误百出。
　　而我之所以会写这封信请各位注意该错误，却是由于本人实在疯了，以致不愿藉此机会投机取巧。
　　　　　　　　　　　　　　　　　
　　理查德。费曼谨上
　　　　　　　　　　　　　　　　　
　　结果：“缓役，健康因素。”

bigbadwolf

他第一任太太好可惜啊。治疗肺结核的链霉素是1945年左右发现的。

SAR

very interesting! thanks for sharing!

源济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一）眼中无“物”　心中有“理”

　　我不相信，如果不教书我还能过得下去。原因是，这样就算我一点东西都想不出来时，我还能跟自己说：“至少我还活着，至少我还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贡献。”——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顿的期间，亲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内那些卓越心灵的下场。他们都具备了聪明绝顶的头脑，因此特别被选中，来到坐落在森林旁边的漂亮房子里，整天悠哉游哉地闲坐——不用教书，没有任何约束或负担。但等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每个人心里一定开始感到内疚或沮丧，更加担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还是如旧，仍然没有灵感。
　　会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那里缺乏真正的活动和挑战：他们没有跟做实验的学者接触，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当一切进行顺利、灵感源源不绝时，教书确实是一种妨碍，十分讨厌。但有更多的时候是脑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么、又没做什么，那真会教人疯狂！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书呀！”
　　而且，在课堂上时，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经很清楚的基本东西。这些知识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温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没有更好的介绍方式？有什么相关的新问题？你能不能赋予这些旧知识新生命？基本的东西思考起来并不难；而如果你没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没关系，以前想过的已足以应付讲课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新想法，能从新角度看事物，你会觉得很愉快。
　　学生问的问题，有时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们经常提出一些我曾经思考过、但暂时放弃、却都是些意义很深远的问题，重新想想这些问题，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学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层次；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却往往提醒了我相关的问题。单单靠自己，是不容易获得这种启示的。
　　因此对我来说，教书以及学生，使我的生命继续发光发亮，我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乐乐的不必教书。永远不会！
　　但有一次我接到这样的邀请。
　　二次大战期间，当我还在罗沙拉摩斯时，贝特替我争取到康奈尔大学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当时另外还有机构提出更高薪资，但因为我喜欢贝特，于是我决定到康奈尔，而不考虑钱的问题。贝特非常关心我，当他发现别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动跟康奈尔谈，把我的年薪提高到4000美元。我那时还未开始上班呢！
　　康奈尔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数学物理；同时告诉我，应该在11月6日到校——确实日期记不清楚了，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点奇怪，我从罗沙拉摩斯坐火车到绮色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曼哈顿计划的报告。我还记得火车到了纽约水牛城之后，我才开始计划讲课内容。
　　你必须明白在罗沙拉摩斯的压力：每个人都尽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拼命地工作，而每件事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完成。因此，在开讲之前的一两天，我才在火车上开始准备课程，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
　　对我来说，教授数学物理是最理想不过了。在战争期间，把数学应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没用。在那样拼命工作、花了4年在应用数学技巧上之后，我真的是经验丰富了。我列出了各个数学项目以及处理方式。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四处搜寻旅社
　　　　　　　　　　　　　　　　　
　　到了绮色佳，我走下火车，像平常一样把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有个家伙喊：“要搭出租车吗，先生？”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坐出租车，我那时候年轻、没钱，又喜欢我行我素。但我又想：“我现在当教授啦，必须要有点尊严才行。”于是把行李放下来提在手上，说：“好呀。”
　　“去哪里？”
　　“旅馆。”
　　“哪一家旅馆？”
　　“随便哪家旅馆。”
　　“你有预定房间吗？”
　　“没有。”
　　“现在房间不好找呢。”
　　“我们就一家家地去找，你在旅馆门口等我。”
　　我试了“绮色佳旅馆”，没空房间。我们跑到“出外人旅馆”，还是没有。我跟司机说：“这样在城里开来开去是不行的，那样得花太多钱了，我步行好了。”我把行李留在出外人旅馆，便四处乱逛找房间。
　　我碰到另一个乱逛找房间的人。原来周围的旅馆真的都没希望了。没多久我们逛到某个山坡上，慢慢发现已经走到大学校园附近了。
　　我们看到一幢好像宿舍的房子，窗户敞开、里面有些双层床。这时已经是晚上了，于是我们进去询问能不能睡在那里，他说：“来吧，就在这里睡吧！”
　　我觉得那样不太好，跟偷窃好像没两样。如果他们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会惹上麻烦的。于是我们离开那房子，继续走了一段路，看到街灯下有一大堆落叶。
　　当时已是深秋，叶子大概是从草坪上扫到这里来的。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叶堆上睡呀！”我试了试，感觉软软的。我厌倦了那样逛来逛去，在落叶上睡觉简直是十全十美！但我又害怕会因此惹上麻烦。早在罗沙拉摩斯时大家都取笑我——我又打鼓，又怎么的——说康奈尔不知道请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教授，还说我一定会做些傻事而大大出名了；因此我得庄重点，最后很不情愿地放弃在那堆树叶上睡觉的念头。
　　　　　　　　　　　　　　　　　
　　　　　　　　　　　　　　　　　
　　在沙发上过夜
　　　　　　　　　　　　　　　　　
　　我们又再游荡了一会，看到一座很大、看起来很重要的建筑物。走到里面，发现走廊上放了两张沙发。与我同行的人说：“我要在这里睡！”随即倒在沙发上。
　　我实在不想惹麻烦，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一个清洁工，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在沙发上睡。他说：“当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赶忙打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跑进物理系办公室问：“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缺课了吗？”
　　里面的人说：“你什么都不用担心，8天后才开始上课。”
　　我震惊极了！然后我的第一句话是：“那么你们为什么叫我一个星期前就跑来？”
　　“我以为你会喜欢早一点来熟悉环境，找地方安定下来等开学。”
　　我从罗沙拉摩斯回到文明世界，却完全搞不清楚情况！
　　吉布斯（Gibbs）教授叫我到学生中心去解决住的问题。那地方很大，很多学生在那里转来转去。我走到一张放了“住宿”牌子的大桌子前说：“我刚到这里，我要找个房子。”
　　那家伙说：“朋友，绮色佳的房子难找得很呢。事实上，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有个教授还不得不在这里的沙发上睡！”我周围一看，原来是同一个地方！我转过身来说：“我就是那个教授了，而教授我呢，不想这样再来一遍。”
　　　　　　　　　　　　　　　　　
　　　　　　　　　　　　　　　　　
　　展开新生活
　　　　　　　　　　　　　　　　　
　　在康奈尔的前几年很有趣，有时甚至很滑稽。到学校之后没几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通常到了学期末我们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请者非常、非常优秀的话，我们会收他。然后他递给我一份申请书，要我评估。
　　他回来时问：“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觉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收他。能找到这样的学生是我们的运气。”
　　“是的，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照片？”
　　“那有什么关系？”我大叫起来。
　　“没有啦，先生！很高兴听到你那样说。我只是想试看看我们的新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
　　吉布斯很欣赏我那样跟他直来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说话最好小心点。”我脑筋没动那么快、想到那么多；我的反应很直接，想到就说。
　　还有个家伙跑到我的办公室，要跟我谈哲学。我不大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他们想找我参加一个教授联谊会——这可是个反犹太的团体，他们认为纳粹并不那么坏。他努力解释犹太人做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话说完，然后跟他说：“你晓不晓得你犯了个大毛病了：我就是生长在犹太家庭里的。”他出去了，从此我却对康奈尔大学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这时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开始，我希望能结交一些异性。而当时社交舞会很流行，康奈尔也不例外，特别是针对大一新生及旧生而设的舞会。
　　我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舞会。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我已经有三四年没跳过舞了，甚至没什么社交。因此，我在这个舞会中卖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错，从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难看得出来。
　　我一边跳舞、一边跟舞伴闲聊，她会问问我的事情，我也反问几句。但当我想跟跳过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时，我得到处找她。
　　“你要不要再跳？”
　　“不，对不起，我得透透气。”或者“哦，我要到化妆室去。”——都是借口，连续两三个女生都如此！我怎么了？我的舞艺太差了吗？我的人格低劣吗？
　　我又找另一个女孩跳舞，大家重复同样的寒喧：“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所的学生？”很多学生看来年纪颇大，因为他们当过几年兵。
　　“不，我是教授。”
　　“呃？你教些什么？”
　　“理论物理。”
　　“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
　　“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她说：“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就走开了。
　　那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什么都清楚了，我跟每个女孩子说那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很明显，从头到尾我都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我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我是骗子之前，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之后我便回避所有问题，效果便迥然不同了：“你是个新生吗？”
　　“噢，才不呢。”
　　“研究生？”
　　“不。”
　　“你是干什么的？”
　　“我不要说。”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我不想说……”——她们就一直跟我谈下去！
　　结果那天晚上我带了两个女生到家里，其中一个告诉我，其实我用不着为了只是个大一新生而尴尬，有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也才刚开始念大学，这真的没什么关系。她们是大二生，都尽力发挥母爱，努力地给我心理建设；但我不愿看到这许多歪曲及误会；于是让她们知道我的教授身份。她们很生气，觉得被愚弄了，在康奈尔当年轻教授的那些日子里，我确实碰过不少麻烦。
　　　　　　　　　　　　　　　　　
　　　　　　　　　　　　　　　　　
　　觉得自己油尽灯枯
　　　　　　　　　　　　　　　　　
　　总之，我开始讲授数学物理课，也还开了一门电磁学，计划做些研究。战前当我在修博士学位时，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路径积分来做量子力学，还有一大堆题目想研究。
　　但那时候，除了准备课程之外，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去，读《天方夜谭》，偷看身边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时，我便无法专心工作。我觉得有点累，提不起兴趣，我无法做研究了！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了好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在思考伽玛射线的问题，写了一两行便写不下去了。我深深觉得，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去世等——我已经油尽灯枯了。
　　现在，我却看得比较清楚了。首先，年轻人往往无法意识到准备一堂精彩的课要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教书的时候；更不用说还要实际进教室上课、出考题、想想考题是否合理等等。我的课教得很好，每堂课都花了很多心血，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很重的工作！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读《天方夜谭》，觉得自己油尽灯枯，不断地自怜自艾。
　　　　　　　　　　　　　　　　　
　　　　　　　　　　　　　　　　　
　　荒谬的邀约
　　　　　　　　　　　　　　　　　
　　这段期间，有不少大学或工业界邀我跳槽，薪水比我当时的高。但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时，我就会更加沮丧。我跟自己说：“他们给我这么多好机会，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哪里能接受这些聘约呢？他们会期望我有所建树，但我什么鬼也建树不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最后，信箱里出现一封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信，他们邀请我到那里。爱因斯坦、冯诺曼……那些卓越的人物！他们写信给我，邀我到那里当教授！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教授呢。不知怎么的，他们知道我对高等研究院的感受：像太注重理论啦、缺乏真正的活动及挑战等等。他们在信内写道：“我们充分了解你在实验和教学方面都有相当的兴趣，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份教职，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半在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院！特别安排！职位甚至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好！太理想、太完美了；也太荒谬了！
　　这是真的很荒谬。其他的邀约令我情绪低落，但只到某个限度。他们只不过期望我会有所建树。但这项邀请是那么的荒谬，这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完全离了谱。
　　其他人不过弄错了，但这是天大的荒谬！我一边刮胡子，边想边笑。
　　然后我想：“他们把你想得那样神奇，你却觉得无法做到名副其实，但你没有责任要满足他们的期望啊！”
　　这是个极为高明的想法：你完全没有责任要做到其他人觉得你应该做到的地步。我没有责任要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他们的错，可不是我失败了。
　　高等研究院以为我是那么优秀，并不是我的失败；很明显，这是个错误。而就在我想到他们可能看错了的那一刻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包括我身处的大学。我就是我，如果他们预期我有那么优秀，而因此付我薪水，那么他们该自认倒楣了。
　　就在那一天，奇迹出现了。也许是刚巧听到我跟人讨论这些感受，或者是真的对我了解甚深，总之，当时在康奈尔实验室当主管的威尔逊把我找去，很严肃地跟我说：“费曼，你教书教得很好；你很不错，我们觉得很满意。
　　当我们聘请一位教授时，我们会负起所有风险，如果不够好，也没话好说了。但你不应该担心你在做些什么以及没在做些什么。“当时他说的更加精彩，总之这番话把我从罪恶感中解放出来了。
　　接着我又有一个想法：目前我有点厌烦物理，但从前我很能够享受物理的乐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前我都在跟它玩游戏。从前我随兴之所至——我不会忧虑这究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还在念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我很好奇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而我发现那并不难。事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重要，何况那问题早有人研究过了。但对我来说毫无分别：我还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
　　这就是我的新人生观。好吧，我筋疲力尽，我永远不会有多么伟大的成就。而目前在大学这份教职很不错，我颇能自得其乐。那么就像读《天方夜谭》一样，让我来玩玩“物理游戏”。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不再担心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享受物理
　　　　　　　　　　　　　　　　　
　　就在那个星期内某天，我坐在餐厅里，旁边有些人在玩耍，把一个餐碟丢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时，我注意到它边飞边摆动，边缘上的红色康奈尔校徽也转来转去，而且校徽运动的速度比碟子转动的快。
　　我反正闲着，于是着手计算碟子的运动。结果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转动的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刚巧是2比1，而这是从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推算出来的。我想：“有没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处理这现象，例如从力或动力的角度来了解为什么刚好是2比1？”
　　我记不得过程细节了，但最后我计算出碟子上各质点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运动怎么相互平衡，使得速度比刚好是2比1.我跑去跟贝特说：“嘿！我发现了些很有趣的现象，当餐碟这样转时……是2比1，原因是……”我告诉他加速运动等等。
　　他说：“费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么重要？你为什么要研究它？”
　　“哈！”我说：“那没什么重要，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他的反应丝毫没有使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享受物理，随兴之所至。
　　我继续推算出盘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我思索电子轨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中会如何运动，接着是电动力学里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来是量子电动力学。我还来不及细想究竟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就在“玩”——事实上是工作——以前我很喜爱、但因为到罗沙拉摩斯而中断研究的题目，以及许多老旧、但美妙的现象。
　　一切是那么毫不费力，这些题目玩起来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无阻塞地流出来。我差点产生抵抗之心了！我做的毫无意义，可是结果呢，却恰好相反：后来我获颁诺贝尔奖的原因——费曼图以及其他的研究——全都来自那天我把时光“浪费”在一个转动的餐碟上！

源济

（二）有什么问题吗？　

　　　　　　
　　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我每个礼拜都要到水牛城一趟，在当地的航天实验室讲课。康奈尔跟这家实验室互有协议，学校方面派人到他们那里，晚上开物理课。这件事原本已有人负责，但由于学生传出不满的声音，物理系便跑来找我。那时我只是个年轻教授，资历很浅，不懂得如何拒绝，便同意了。
　　他们安排我搭乘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的客机。公司名字是罗宾逊航空公司（后来改名莫霍克航空公司（Mohawk Airlines））。记得我第一次飞去水牛城时，飞机师就是罗宾逊先生本人。他先敲掉凝结在机翼上的冰块，然后我们就起飞了。
　　总而言之，我一点也不喜欢每星期四晚上到水牛城。
　　除了基本花费之外，学校还付我35美元的酬劳。我是在经济大萧条年代中长大的，所以早就计划好要把钱存起来，在当时来说，那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
　　但是我突然省悟：那35美元的功能，是要使得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而正确的方法就是把它花掉。因此我决定，每次飞到水牛城授课时，都要花掉那35美元，享受一下，看看会不会使行程更为值得。
　　　　　　　　　　　　　　　　　
　　　　　　　　　　　　　　　　　
　　游水牛城
　　　　　　　　　　　　　　　　　
　　我是个涉世未深的人，要花钱也不知从何花起，于是我请出租车司机带我见识一下水牛城的娱乐场所，我是在机场搭上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车，还记得他名字叫马酷素，驾驶第169号出租车。他很会帮忙，每个星期四晚上当我飞到水牛城机场时，我都特别要求坐他的车。
　　那天，在正式讲第一课之前，我问马酷素：“哪里可以找到很热闹、很有趣的酒吧？”我以为酒吧都是热闹有趣的地方。
　　“阿拉比小馆，”他说：“这是个很有生气的地方，会碰到很多人。等你下课后我带你去吧。”
　　下课后马酷素来接我，在前往阿拉比的途中，我说：“到了那儿我总要叫杯饮料。他们有什么好的威士忌？”
　　“你就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他教我。
　　阿拉比小馆是个蛮高雅的地方，人很多很热闹。那里的女士都穿着毛皮大衣，每个人都很友善，电话响个不停。
　　我走到吧台，点了杯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酒保很友善，很快便找了位漂亮女士坐在我旁边，介绍我们认识。我买了杯酒请她，我很喜欢这地方，当下决定下星期再来。
　　于是每星期四晚上，我到了水牛城后，都坐169号出租车去讲课，然后到阿拉比小馆，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这了几个星期后，只要我一踏进阿拉比，就有一杯黑白威士忌及一杯水在那里等着我。“你的酒，先生。”
　　这成为酒保跟我打招呼的方式。
　　通常我会把酒拿起来，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镜头一样，一口气喝掉，好让其他人知道我是个真正的硬汉。闲坐20秒之后，我再把水喝下去。习惯以后，慢慢的我连水也不必喝了。
　　那位酒保总是不会让我身旁的椅子空着，每次都介绍我认识一些漂亮女人。可是到了酒吧打烊时，她们都自行离去。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到了那时，我已醉得很厉害了。
　　有一次，到了阿拉比要打烊时，那晚的女伴提议我们去另一个地方，她在那里认识很多人。那地方在一幢建筑物的二楼，从外面看，简直看不出二楼是一家酒吧。水牛城规定所有酒吧必须在两点钟打烊，之后所有人便都被吸引到这里的二楼，一切继续下去——当然，这是非法的。
　　我常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留在酒吧里看热闹，却又不致于喝醉？一天晚上，我注意到有个常来的家伙跑到吧台点了杯牛奶。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他患了胃溃疡了——可怜的家伙。我因此想到一个好主意。
　　下一次到阿拉比小馆时，酒保问：“跟往常一样吗，先生？”
　　“不，给我一杯可乐，只要可乐就好了，”我说，脸上装出一副很失意的样子。
　　其他人围过来安慰我：“是呀，三星期前我也不能喝酒。”“这真苦呀，费曼，真的很苦。”另一个说。
　　他们都对我崇敬有加。我不能喝酒，但仍然有胆走进酒吧里，面对所有的诱惑，只点了杯可乐来喝。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要来看我的朋友。我那样足足装了有一个月之久，真是够卑鄙！
　　　　　　　　　　　　　　　　　
　　　　　　　　　　　　　　　　　
　　惹上麻烦
　　　　　　　　　　　　　　　　　
　　有一次我进洗手间，有个醉鬼正在小便。他用一种卑劣的声音跟我说：“我很讨厌你这张脸，我想把你的脸按到你的头里去。”
　　我吓得脸变绿了。但我用同样卑劣的声音回答说：“滚开，别挡我的路，不然我就尿在你身上了！”
　　他又说了些话，情况愈来愈接近打架边缘。但我从来没有跟人打过架，不太知道要怎么打，更害怕会受伤。我只想到一件事，于是赶忙站到离墙壁远一点的地方，否则如果我被打了，背部又会撞上墙壁，那等于二度被打。
　　突然我感到眼睛有种奇怪的声音，并不怎么痛，我还来不及想，却已回敬了那家伙一拳。我实在觉得很有趣，原来自己不用想就有反应，身体里的机件全都知道该怎样做了。
　　“好啦，我们一比一平手了，”我说：“你还想打吗？”
　　他往后退，继而离开。如果他跟我一样笨，也许我们真会把对方打死的！
　　我跑去清洗一下，双手不停发抖，牙龈里流着血——我的牙龈向来很脆弱，眼睛也痛得要命。镇定下来后，我大摇大摆的跑回去跟酒保说：“黑白，外加水。”心想这会使我平静下来。
　　　　　　　　　　　　　　　　　
　　　　　　　　　　　　　　　　　
　　留下黑眼圈
　　　　　　　　　　　　　　　　　
　　我没注意到，刚刚在厕所里挨了我一拳的家伙，正在酒吧的另一头跟三个人谈话。一会儿，那三个又高大又粗壮的家伙跑过来围着我，居高临下、威胁地说：“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跟我们的朋友打架？”
　　我实在够笨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受人恐吓呢，我只知道是非黑白。我也火起来了，跟他们针锋相对：“你为什么不去问你的朋友，是谁开始找麻烦的？”
　　那些大汉没想到他们吓不倒我，全都楞在当场，随后还转身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家伙跑回来对我说：“你说对了，柯里经常跟人家打架，然后叫我们出面替他摆平。”
　　“当然我对！”我说。那家伙坐到我旁边，柯里跟他两个朋友也跑过来坐在我对面，隔两个座位。柯里叽叽咕咕的说我的眼睛很难看，我回敬他说，他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继续嘴硬，因为我以为酒吧里的男子汉都那样讲话的。情况愈来愈紧张了，酒吧内的人都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酒保喊：“这里不能打架，朋友！冷静点！”
　　柯里从牙缝中挤出嘶嘶声，说：“没关系，等他出去再整他。”
　　突然，酒吧出现了个天才。这人跑过来跟我说：“嘿，丹尼！你什么时候进城里来的？最近好吗？”
　　然后他对柯里说：“喂，保罗！我来介绍我的好朋友丹尼。我想你们会很合得来。干嘛不握握手？”
　　我们握了一下手。柯里说：“呃，幸会。”
　　大天才靠过来轻声说：“赶快溜！”
　　“但他们说会……”
　　“走啦！”他说。
　　我一手拿起大衣，赶忙溜走。一路上我紧靠建筑物的墙壁，以防他们追出来找我。不过半个人影也没有，我就安全回到旅馆了。刚巧这晚是我教的最后一课，往后数年，我也没再回阿拉比小馆了。
　　（大约10年后，我回去过那里一次，但看到的阿拉比已面目全非。它不再优雅闪亮了，而是脏乱破落，坐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酒保早已换人，我跟他谈从前的日子。
　　“噢，是的！”他说：“那时候来这里的，都是赌赛马的和他们的女朋友。”我才明白为什么当年那些人都那么友善体面，更明白了为什么电话总是响个不停。）
　　第二天起床以后，在镜子中一看，才发现被打过的眼睛已变黑变肿！那天回到绮色佳，我拿一些文件去院长室，有个哲学系的教授看到我的黑眼眶，大叫起来：“噢！费曼先生！你这不可能是撞到门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我说，“我在水牛城一家酒吧的男厕所内跟人打架。”
　　“哈哈哈！”
　　最麻烦的，是我还得照常上课。我走进教室，头低下来看我的笔记。准备好开始讲课后，我抬起头来，直直的看着他们，然后说我讲课前的一句开场白——但这次口气较以前凶悍：“有什么问题吗？”

源济

（三）还我一块钱！

　　　　　　　　　　　　　
　　在康奈尔教书时，隔没多久我就回法洛克卫老家一趟。
　　有一回当我在家时，电话响起来：是加州打来的长途电话！
　　那时候长途电话代表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特别是从加州这等神奇的地方打来的。
　　电话另一头的家伙说：“你是康奈尔大学的费曼教授吗？”
　　“没错。”
　　“这是×××飞机公司的×××。”那是加州一家很大的飞机公司，可惜我忘了它的名字。那人继续说：“我们计划设立一个研究核动力飞机的实验室。我们每年的预算有多少多少百万美元……”天文数字！
　　我说：“等一下，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我谈这些事情。”
　　“让我说，”他说：“先让我把事情说清楚，请让我用我的方式处理这件事。”于是他继续讲下去，说实验室将来会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博士级的研究人员……。
　　“对不起，先生，”我说：“但我想你找错人了。”
　　“你不是理查德。费曼吗？”
　　“对，没错，但你在……”
　　“请你让我先把话说完，然后我们再讨论。”
　　“好啦！”我坐下来，半闭着眼，听他说了一大堆所有关于这个计划的细节；但我还是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事情。
　　终于他解释完之后说：“我把计划告诉你，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来当实验室的所长？”
　　“你真的找对人吗？”我说：“我是教理论物理的教授。我不是火箭工程师，也不是飞机工程师。”
　　“我们很确定没找错人。”
　　“你们从哪里找到我的名字的？为什么会找我？”
　　“你是核动力火箭推进飞机的专利权拥有人，先生。”
　　“噢，”我这才想起来为什么我的名字会被登记为这项专利的拥有人。我告诉那个人：“对不起，我只想继续在康奈尔当教授。”
　　　　　　　　　　　　　　　　　
　　　　　　　　　　　　　　　　　
　　专利卖了一块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战时在罗沙拉摩斯有个官方的专利办公室、负责人施密斯（Smith）上尉是个大好人。
　　有次他下了个通告给大家，大意是“专利办公室拟就各位正在研究的每一构想，以美国政府之名义申请专利。任何你估计大家都知道或不知道的，关于核能或其应用之构想，均请到专利办公室，告诉我们为荷。”
　　吃中饭时我碰到施密斯，我们一起回到技术区。在路上我告诉他：“你发出通告要我们告诉你每个构想，好像有点神经病。”
　　我们继续交换意见，不知不觉已走到他的办公室了。
　　我说，“关于核能的构想太多、太明显了，我跟你一整天也讲不完呢。”
　　“像什么呀？”
　　“没什么大不了！”我说：“例如：核反应堆……水底……水从这里进去……蒸气从那边出去……这就是潜水艇。或者：核反应堆……空气从前面涌进……核反应把它加热……从后面出去……穿过空气——这就成了飞机。或者：核反应堆……氢气通过去……隆！这是火箭。又或者：核反应堆……不用一般的铀，而用加了氧化铍的铀，高温时效率提高……这是发电厂。随便就有几百万种构想啦！”
　　我一边说，一边走出办公室。
　　一切平静如常。
　　大约3个月后，施密斯打电话给我说：“费曼，潜水艇已有人认领了，但其他3项都是你的。”因此当加州那家飞机公司的人策划设计实验室时，他们要知道谁是火箭什么、推动什么的专家，他们便用这个简便的方法：“看看谁在这方面登记有专利！”
　　总之，施密斯要我签了一些文件，答应把那3项构想转交政府。这是些法律程序，但当你要将专利交给政府时，法律规定其中必须要有某些“交易”，否则文件便不生效。
　　因此我签的那份文件上写着：“我，理查德。费曼，愿以一块钱的代价，出让此项专利给政府……”
　　我签了这份文件。
　　“我的一块钱呢？”
　　“那只是形式，”他说：“我们没有编列这项预算。”
　　“你搞了老半天，要我为了一块钱来签这份东西，”
　　我说：“一块钱还我！”
　　“这太无聊了吧！”施密斯抗议说。
　　“不，这才不是无聊呢，”我说，“这是一份合法的文件。你要我签，我可是个正直的人呢，我是认真的！”
　　“好啦，好啦！”他气急败坏的说：“我自己掏腰包给你一块钱好了！”
　　“好呀。”
　　我拿了一块钱，想到个好主意。我跑到杂货店，买了一块钱的饼干糖果（那时候一块钱可买很多东西），跑回理论组请大家吃，我说：“我发大财啦，各位！请你们吃片饼干！我的专利卖了一块钱！专利卖了一块钱！”
　　每个有登记专利的人——很多人都签过文件——立刻跑到施密斯上尉那里：他们要拿那一块钱！
　　开始时他还从自己腰包掏钱出来付，但很快就发觉自己快要破产！他急疯了，拼命想办法找些经费回来付这些钱。我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把这件事摆平的！

源济

（四）你就这样问她们？

　　我在罗沙拉摩斯造原子弹时认识了一个女孩，到康奈尔教书后，我们继续保持联系。每当她提到某个男生时，我就会想，学期结束时我最好赶快去看看她，力挽狂澜。
　　但等我真的赶到那里时，一切都太晚了，结果我就待在阿布奎基的一家汽车旅馆里，面对漫漫长夏，无所事事。
　　汽车旅馆在66号公路上，名叫“卡沙豪华汽车旅馆”。
　　公路穿过市中心，而旅馆过去不远有家小小的夜总会，经常有些娱乐节目。由于我没事可做，也因为我很喜欢在酒吧看热闹、交朋友，因此我经常到这家夜总会。
　　第一次去那里时，我碰到一个家伙，大家开始聊起来。
　　突然，我们注意旁边坐了一整桌的漂亮年轻女孩——我想她们是环球航空公司（TWA）的空中小姐——正在举行生日聚会。那家伙说：“来吧，让我们鼓起勇气去请她们跳舞吧。”
　　我们便请其中的两人跳舞，之后她们邀我们去跟其他女孩一起坐。喝了几杯之后，服务生跑来问：“大家还要点些什么吗？”
　　我想假装喝醉，因此虽然清醒得很，我却转向刚跟我跳过舞的女孩子，用一种喝醉的声音问：“你要点些什么？”
　　“我可以点什么？”她问。
　　“你想要什么都行——什么都行！”
　　“好呀！我们点香槟吧！”她很高兴的说。
　　我大声地说，好让酒吧内每个人都听得见：“OK！给大家都来一杯香槟！”
　　这时我听到我的朋友跟女孩说“趁他喝醉时敲他竹杠很差劲”，我便开始想，也许我犯了个大错误了。
　　还好，服务生跑到我身旁弯下腰、压低音量说：“先生，一瓶16元呢。”
　　我当下决定不能给每个人一杯香槟了，因此我更大声的说：“好了，没关系啦！”
　　可是让我很惊讶的是，不一会儿服务生全副武装地跑回来——手臂上搭着一条毛巾，托盘上放满了杯子、一桶冰以及一瓶香槟。他以为我说“价钱没关系”，但其实我的意思是“不要香槟没关系！”
　　服务生替大家倒香槟，我付了16元；而我的朋友很气那个女孩子，因为他认定她在敲诈我。但我觉得，一切就此打住算了——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晚上只不过是一连串新经验的开始。
　　　　　　　　　　　　　　　　　
　　　　　　　　　　　　　　　　　
　　酒吧的冤大头
　　　　　　　　　　　　　　　　　
　　我常去那家夜总会，那里的表演节目会逐日更换。演出者都是些跑码头的——他们的路线包括了像阿玛瑞努（Amarillo）以及德州许多天晓得什么的地点。夜总会本身也有一位长驻歌星，名字叫塔玛拉。每次有新的团体来表演，塔玛拉都介绍我跟团里的一些女孩子认识。女孩会跑来跟我一起坐，我买酒请她们喝，一起聊天。当然我想的不只是聊天而已，但每次到最后都没有发生什么。因此，我老是不明白为什么塔玛拉要费那么大的劲，介绍我认识这些好女孩；而尽管开始时一切很美满，最后我只不过在买饮料、整晚谈话。塔玛拉没替我那朋友介绍，但他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是冤大头。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不同表演以及不同的女孩，来了一个新乐队。接照惯例，塔玛拉又介绍我认识其中的一个女孩，我们又按照惯例买酒请她喝、聊天，她对我很好。中间她上台表演，表演完毕她回到我的桌子——我觉得很不错。其他人都在左顾右盼，心里想：“他到底有什么能耐，使这女孩老跑去找他？”
　　但晚上快结束时，她又说一些我已听过很多次的话：“我很想请你到我那里坐坐，但今晚我们有聚会，也许明天晚上……”我很清楚这“也许明天晚上”的意思：没机会。
　　隔天，我注意到这个女孩——她叫葛瑞亚——跟节目主持人话蛮多的，不论在上节目或上化装室的时间都如此。
　　有一次，当她在化妆室里而主持人刚好走过我的桌子时，我随口乱猜地说：“你太太是好女人。”他说：“是呀，谢谢你。”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以为她已告诉我了。等葛瑞亚回来时，她也以为他已经告诉我。于是他们一起跟我聊了一会儿，并且邀我在酒吧打烊后，到他们那儿坐坐。
　　凌晨两点，我跟他们一起到他们住宿的旅馆去。当然，他们没什么聚会。我们谈了许久，看他们的相簿，里面有葛瑞亚跟她丈夫在爱阿华州刚认识时拍的照片。那时她是个吃玉米长大、相当胖的女人；然后在后来拍的照片中她愈来愈瘦，现在她看来真漂亮呢！他教会她各种技艺，但自己却不识字。这真是有趣，因为他的工作是当主持人，在夜总会举办业余歌艺比赛时，必须读出节目及表演者的名字；而我一直都没发觉他怎样“读”那些东西！（第二天晚上我明白他们搞什么了）当葛瑞亚带领表演者上台或下台时，她瞄一下他手里握着的纸条，在他身边轻声告诉他：下一个表演者的名字以及节目名称是什么。
　　他们是很有趣友善的一对，我们谈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提到我们刚认识的情形，问他们为什么塔玛拉总是介绍新来的女孩给我认识。
　　葛瑞亚回答：“塔玛拉把我介绍给你认识之前说：”让我介绍你认识这里的大阔客！‘“
　　我才明白我点那16元一瓶的香槟，以及那么夸张和令人误会的“没关系啦！”居然是项很不错的投资。看来我早已声名在外，成了一个穿得并不怎么体面，但永远愿意花大把钞票在女孩身上的人。
　　　　　　　　　　　　　　　　　
　　　　　　　　　　　　　　　　　
　　学到交友秘招
　　　　　　　　　　　　　　　　　
　　后来我告诉他们我的感想：“我算是个蛮聪明的人，但大概局限于物理学方面。酒吧里有很多聪明人——从事石油业的、采矿业的、大生意人等等——不停地请那些女孩子喝酒，却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到了那时候，我明白其他人也没占到什么好处。）“怎么可能，”我说，“一个聪明人跑到酒吧里之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笨蛋？”
　　那主持人说：“我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来给你上课，以后你在这类酒吧内便可以无往不利了。但为了证实我并不是在胡诌，因此，首先葛瑞亚会想办法让一个男人买一杯香槟鸡尾酒给你。”
　　我说：“好，”但其实我在想：“他们怎么可能做得到？”
　　他继续说：“你要完全照我的话去做。明天你坐离开葛瑞亚远一点，等她打暗号给你时，你只要走过去便行了。”
　　“是，”葛瑞亚说，“这很容易。”
　　第二天晚上，我坐在酒吧里——一个可以看到葛瑞亚的角落。隔没多久，果然就有人坐到她身边。再过了一会儿，那个人看来很愉快的样子，葛瑞亚对我眨了眨眼睛。
　　我站起来，不经意地走近他们。经过他们身边时，葛瑞亚转过身来，用一种很友善、很响亮的声音说：“嗨！狄克！你什么时候回到城里来的？你去哪里啦？“
　　那家伙也转过头来看看这“狄克”是个什么人；我在他眼中看到一些我非常明白的事情，因为我经常陷入他现在的处境中。
　　第一眼：“噢噢，出现竞争对手了。等我请她喝完酒之后，他就会把她抢走了！接下来会怎么样？”
　　第二眼：“不，这只不过是个普通朋友。他们好像认识很久了。”这些我全看出来了，全写在他脸上，我完全明白他的心情。
　　葛瑞亚跟他说：“吉姆，这是我的老朋友狄克。费曼。”
　　又看了一眼：“我想到该怎么办了；我要对这个人好一点，那样她就会喜欢我多一点。”
　　吉姆转向我说，“嗨，狄克。要不要喝杯酒？”
　　“好呀！”我说。
　　“你要喝什么？”
　　“跟她的一样。”
　　“酒保，麻烦你再来一杯香槟鸡尾酒。”
　　确实容易极了，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晚上酒吧打烊之后，我又到“师傅”和葛瑞亚的住处。他们笑得前仰后翻，为事情顺利而高兴。“好了，”我说，“我绝对相信两位不是胡说八道。那么，我们的课呢？”
　　“行，”他说，“基本原则是：那个男的想表现他的绅士风度。他不想给人不礼貌、粗鲁或吝啬的感觉。只要女的充分明白他的动机，她就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
　　“因此，”他继续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要充绅士！不要太尊重她们。而且，守则第一条是，不要买东西给她们——连一包烟也不要买——一直到你已问过她要不要跟你睡，而你已确定她会，不是在骗你。”
　　“呃……你的意思是……你不……呃……你就这样问她们？”
　　“好吧，”他说，“我知道这是你的第一课，要这样直截了当可能相当困难。那么你可以买一样东西给她——只能是一样小东西——然后你再问她。但另一方面，这只会使事情进行得更为不顺利而已。”
　　　　　　　　　　　　　　　　　
　　　　　　　　　　　　　　　　　
　　神奇的一课
　　　　　　　　　　　　　　　　　
　　往往，只要有人告诉我一个方向，我就会很快把握住其中诀窍。翌日，我拼命做完全不同的心理建设。我采取的心态是：酒吧那些女孩全都是一文不值的，她们只不过想骗你买酒请她喝而已，她们不会给你任何回报；我不要对这些一文不值的女人表示绅士风度……等等，反复练习，直到变成直觉反应一样。
　　那天晚上，我准备试试这方法。我跟平常一样踏进酒吧，我的朋友看到我，立刻说：“嘿，狄克！等一下让你看看我今晚找到的女孩！她现在换衣服去了，立刻就回来。”
　　“是呀，是呀，”我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坐到另一张桌子去，等着看表演。表演正要开始时，我朋友的女孩回来了，我跟自己说：“不管她有多漂亮，她也不过是在哄他请她喝酒而已，她什么也不会给他的！”
　　第一场表演结束，我那朋友说：“嘿，狄克，我想你来跟安妮见个面。安，这是我的好朋友，狄克。费曼。”
　　我说：“嗨”，继续看表演。过了一会儿安妮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坐？”
　　我想：“典型的贱女人！他在请她喝酒，而她却邀其他人一起来坐。”我说：“我在这里看得很清楚。”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在附近基地服役的军官、穿着很漂亮的制服。转眼间，我们便发现安妮跟这个军官一块坐在酒吧的另一角落！
　　稍晚，我坐在那里，安妮跟军官跳舞。当军官背向我而她面向我时，她很友善、很开心地对我笑。我又想：“真不要脸！她又对军官施展同一伎俩！”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先不要看她，但等到军官也看到我时，我才对她笑，好让那军官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她的诡计一下就会不灵了。
　　几分钟后，她再没有跟军官在一起了。她跟酒保拿回她的大衣以及皮包，很大声的说：“我要出去走走，有谁要陪我出去？”
　　我跟自己说：“也许你可以拼命说不、拼命拒绝，但你不能永远都这样，否则你会永远没有进展。到了某个时候，你必须将就将就。”于是我很冷静的说：“我陪你去。”
　　我们走到外面，大概走了一条街，看到一家小餐厅，她说：“我们要不要买些咖啡和三明治……然后到我家里一起吃？”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于是我们进去小餐厅。她点了三杯咖啡和三份三明治，我付钱。
　　离开餐厅时我想：“不对劲，买太多三明治了！”
　　回旅馆途中她说：“呃，我要告诉你，我没空跟你一起吃这些三明治，因为有个上尉要过来……”
　　我想：“看，我大大失败了。师傅交代过应该怎么做，但我搞砸了。我买了一块一毛钱的三明治，却只落得一场空！”我要设法扳回一城，就算是为了师傅的面子吧。
　　我突然停下来对她说：“你……比妓女还不如！”
　　“你什么意思？”
　　“你哄我买了这些三明治，我有什么好处？什么也没有！”
　　“你这吝啬鬼！”她说：“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我把三明治的钱还给你好了！”
　　我觉得她在唬我，于是说：“那么钱还给我。”
　　她吓了一跳，伸手进皮包里，拿出仅有的一点点钱给我，我拿起自己的一份咖啡和三明治，拔腿便走。
　　吃完东西后，我回到酒吧向师傅报告，告诉他很抱歉铩羽而归，但我已尽力尝试收复失地。
　　他很冷静地说：“没关系，狄克，没关系。你终究还是没给她买什么，她今晚会跟你睡的。”
　　“什么？”
　　“没错，”他很有信心的说：“她今天晚上会跟你睡，我很确定。”
　　“但她连人都不在这儿呢！她现在在家里跟那军……”
　　“那没关系。”
　　凌晨两点，酒吧打烊了，安妮还是没有出现。我问师傅和师母，我能不能到他们那里，他们说可以。
　　而就在我们走出酒吧时，安妮出现了，她从66号公路上一路跑过来，勾着我的手臂，说：“来吧，去我那里吧。”
　　师傅猜对了，这真是神奇的一课！
　　秋季回到康奈尔之后，有一次我在舞会上跟一个研究生的妹妹跳舞。她从弗吉尼亚州来访，她人很好，我突然想到个鬼主意，说：“我们去酒吧喝杯酒。”
　　一路上，我拼命鼓起勇气，想试试看师傅教的方法在“一般”女孩身上是否也行得通。毕竟，酒吧里的女郎都在哄你请她喝酒而已，对她们不尊敬，心里不会太难过、不安——但眼前这个很好、一般的南方女孩呢？
　　我们走进酒吧，还没坐下来，我说：“在我请你喝杯酒之前，我想知道一件事：今晚你愿意跟我睡吗？”“愿意。”
　　因此这手法在一般女孩身上也用得着！但无论有多灵验，以后我再也没那样做了——我不喜欢那样尔虞我诈。
　　但整个经验最有趣的，是发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的运作方式，跟我从小被教导的一套，居然会有这样大的差异！

源济

（五）运气，其实不简单

　　在普林斯顿时，有一天我坐在休息室里，听到一些数学家在谈论e的级数。把e展开时，你会得到1＋x＋（x2/2！）＋（x3/3！）十……。式中每一项，来自将前一项乘以x，再除以下一个数字。例如，要得到（x4/4！）的下一项，你可把它乘以x和除以5。这是很简单的。
　　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研究级数。我用这个级数方程式计算出e值，亲眼看到每一个新出现的项，如何很快地变得很小。
　　当时我喃喃自语，用这方程式来计算e的任何次方（或称“幂次”）是多么容易的事。
　　“咦，是吗？”他们说：“那么，e的3.3次方等于多少？”有个小鬼说——我想那是塔奇说的。
　　我说，“那很容易。答案是27.11.”
　　塔奇明白我不大可能单靠心算得到这答案的：“嘿！你是怎么算的？“
　　另一个家伙说：“你们都晓得费曼，他只不过在唬人罢了，这答案一定不对。”
　　他们跑去找e值表，趁此空档我又多算了几个小数位：“27.1126，”我说。
　　他们在表中找到结果了：“他居然答对了！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把级数一项一项计算，然后再加起来。”
　　“没有人能算得那样快的。你一定是刚巧知道那个答案。e的3次方又等于多少？”
　　“嘿，”我说：“这是辛苦工呢！一天只能算一题！”
　　“哈！证明他是骗人的！”他们乐不可支。
　　“好吧，”我说，“答案是20.085.”
　　他们连忙查表，我同时又多加了几个小数位。他们全部紧张起来了，因为我又答对了一题！
　　于是，眼前这些数学界的精英分子，全都想不通我是如何计算出e的某次方！有人说：“他不可能真的代入数字，一项一项地加起来的——这太困难了。其中一定有什么诀窍。你不可能随便就算出像e的1.4次方之类的数值。”
　　我说：“这确是很困难，但好吧，看在你的份上，答案是4.05.”
　　当他们在查e值表时，我又多给他们几个小数位，说：“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题啦！”便走出去了。
　　　　　　　　　　　　　　　　　
　　　　　　　　　　　　　　　　　
　　遇到个中高手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我碰巧知道三个数字的值——以e为底的10的对数Loge10（用以将数字从10为底换到以e为底），这等于2.3026；又从辐射研究（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等），我知道以e为底的2的对数（Loge2）等于0.69315。因此，我也知道e的0.7次方差不多等于2。当然，我也知道e的一次方的值，那就是2.71828。他们要考我的第一个数字是e的3.3次方，那等于e的2.3次方——即等于10——乘以e，即27.18。而当他们忙着找出我所用方法的同时，我在修正我的答案，计算出额外的0.0026，因为我原来的计算是用了较高的值，即2.3026。我明白这种事情可一不可再，因为刚刚不过全凭运气而已。但这时他又说e的3次方，那就是e的2.3次方乘以e的0.7次方，我知道那等于20再多一点点。而当他们在忙着担心我到底是怎样计算时，我又替那0.693作修正。
　　做了这两题后，我确实觉得没法再多算一题了，因为第2题也全靠运气才算出来的，但他们再提出来的数是e的1.4次方，即e的0.7次方自乘一次，那就是4再多一点点而已！
　　他们一直搞不懂我是怎样算出来的。
　　到了罗沙拉摩斯，我发现贝特才是这类计算的个中高手。例如，有一次我们正把数字代入方程式里，需要计算48的平方。正当我伸手要摇玛灿特计算机时，他说：“那是2300.”我开始操作计算机，他说：“如果你必须要很精确，答案是2304.”
　　计算机也是2304，“哗！真厉害！”我说。
　　“你不知道怎样计算接近50的数字的平方吗？”他说：“你先算50的平方，即2500，再减去你要计算的数及50之间的数差（在这例子中是2）乘以一百，于是得到2300。如果你要更精确，取数差的平方再加上去，那就是2304了。”
　　几分钟之后，我们要取2.5的立方根。那时候，用计算机算任何数字的立方根之前，我们先要从一个表里找出第一个近似值。我打开抽屉去拿表——这次时间较多——他说：“大约1.35.”
　　我在计算机上试算，错不了！“你是怎样把它算出来的？”我问：“你是否有什么取立方根的秘诀？”
　　“噢，”他说：“2.5的对数是……。对数的三分之一是1.3的对数，即……，以及1.4的对数，即多少多少之间，我就用内插法把它求出来。”
　　于是我发现：第一，他能背对数表；第二，如果我像他那样用内插法的话，所花的时间绝对要比伸手拿表和按计算机的时间长得多。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此以后，我也试着这样做。我背熟了几个数字的对数值，也开始注意很多事情。比方有人说，“28的平方是多少？”那么注意2的平方根是1.4，而28是1.4的20倍，因此28的平方一定接近400的两倍，即800上下。
　　如果有人要知道1.73除1是多少，你可以立刻告诉他答案是0.577，因为1.73差不多等于3的平方根，故此1/1.73就差不多等于3的平方根再除以3，而如果要计算1/1.75呢，它刚好是4/7，你知道1/7那有名的循环小数，于是得到0.571428……
　　跟贝特一起应用各种诀窍做快速心算，真是好玩极了。
　　通常我想到的，他都想到，我很少能算得比他快。而如果我算出一题的话，他就开怀大笑起来。无论什么题目，他总是能算出来，误差差不多都在1%以内。对他而言，这简直是轻而易举——任何数字总是接近一些他早已熟悉的数字。
　　　　　　　　　　　　　　　　　
　　　　　　　　　　　　　　　　　
　　口出狂言
　　　　　　　　　　　　　　　　　
　　有一天我心情特别好，那时刚巧是午饭时间，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心血来潮地宣布：“任何人如果能在10秒钟内把他的题目说完，我就能在60秒之内说出答案，误差不超过10％！”
　　大家便开始把他们认为很困难的问题丢给我，例如计算1/（1+x4）的积分等。但是事实上，在他们给我的x范围内，答案的变化并不太大。他们提出最困难的一题，是找出（1＋x）20中x10的二项式系数，我刚好在时间快到时答出。
　　他们全都在问我问题，我得意极了，这时奥伦刚巧从餐厅外的走廊经过。其实，来罗沙拉摩斯之前，我们早在普林斯顿共事过，他总是比我聪明。例如，有一天，我心不在焉地在玩一把测量用的钢卷尺——当你按上面的一个钮时，它会自动卷回来的那种；但卷尺的尾巴也往往会往上反弹，打到我的手。“哇！”我叫起来，“我真呆，这东西每次都打着我，我却还在玩这东西。”
　　他说：“你的握法不对，”把卷尺拿过去，尺拉出来，按钮，卷回来，他不痛。
　　“哇！你怎么弄的？”我大叫。
　　“自己想想吧！”
　　接下来的两星期，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在按这卷尺，手背都被打得皮破血流了。终于我受不了。“奥伦！我投降了！你究竟用什么鬼方法来握，都不会痛？”
　　“谁说不痛？我也痛啊！”
　　我觉得自己真的有够笨，竟让他骗我拿着尺打自己打了两个札拜！
　　而现在奥伦刚巧经过餐厅，这些人都兴奋极了，“嘿，奥伦！”他们喊：“费曼真行啊！我们10秒钟内说得完的题目他就能在1分钟内给出答案，误差10%。你也来出个题目吧！”
　　他差不多脚步也没停下来，说：“10的一百次方的正切函数值。”
　　我被难倒了：我得用π去除一个有一百位的数字。我没办法了！
　　　　　　　　　　　　　　　　　
　　　　　　　　　　　　　　　　　
　　接受挑战
　　　　　　　　　　　　　　　　　
　　有一次我夸口：“其他人必须用围道积分法来计算的积分，我保证能用不同方法找出答案。”
　　于是奥伦便提出一个精彩绝伦、该死的积分给我。他从一个他知道答案的复变函数开始，把实部拿掉，只留下虚部，结果成为一道非用围道积分法不可的题目！他总是让我泄气得很，是个很聪明的人。
　　刚到巴西时，有一次我在某家餐厅里吃午餐。我不知道那时是几点钟了，但那里只有我一个顾客——我老是在奇怪的时间跑去餐厅。我吃的是我很喜爱的牛排配饭，4个服务生在旁边闲站。
　　一个日本人走进来。以前我就见过他在附近流浪，以卖算盘为生。他跟服务生谈话，并提出挑战：他的加法可以比任何人都快。
　　服务生怕丢面子，因此他们说：“是吗？你为什么不去跟那边那位先生挑战？”
　　日本人向我走过来，我抗议：“我不大会讲葡萄牙语！”
　　服务生全在笑：“葡萄牙文的数字很容易！”
　　他们替我找来纸笔。
　　那人请一个服务生出一些数字让我们加。他赢太多了，因为当我还在把数目字写下来时，他已经边听边加。
　　我提议服务生写下两列相同的数字，同时交给我们。
　　这并没有太大分别，他还是比我快很多。
　　他有点得意忘形，想更进一步证实他的能力。“Multiplicao！”
　　他说，他要比乘法。
　　有人写了个题目，他又赢了，但赢不多，因为我的乘法是相当好的。
　　然后他犯了个错误：他建议我们继续比除法。他没意识到，题目愈难，我赢的机会就愈大。
　　我们同时做了一题很长的除法题。这次我们平手。
　　这使得那日本人很懊恼，因为看来他曾经受过很好的算盘训练，但现在他居然差一点就败给餐厅里的一个顾客。
　　“Raios cubicos！”他说，声音充满复仇气息。立方根！他想用算术方法求立方根值！在基础算术题目中，大概再找不出比这更难的题目了。而在他的算盘世界中，立方根也一定是他的拿手项目。
　　他在纸上写了个数字——随便写的——我还记得那数字是1729.03.他立刻展开计算，口中念念有词，动作不断！
　　他已开始计算立方根了。
　　而我则只坐在那儿。
　　一个服务生说：“你在干嘛？”
　　我指指头，“我在想！”我说，在纸上写下12.过了一会我已得出12.002.日本人把额上的汗擦掉，“12！”他说。“哦，不！”
　　我说。“再多一些数字！再多一些数字！”我充分理解，用一般算术方法求立方根时，找后面的数字比前面的要难多了，这是苦工呢。
　　他重新埋头苦干，口中“啊咕噜么么”的不停，其间我又多写了两个数字。最后他抬起头来说：“12.0！”
　　那些服务生兴奋极了，他们跟日本人说：“瞧，他光想想就行了，你却要用算盘！而且他多算出些数字！”
　　他溃不成军，垂头丧气地走了，服务生则大肆庆祝。
　　这个顾客是如何打赢算盘的？题目是1729.03.我刚巧知道一立方英尺有1728立方英寸，因此答案必定是12多一点点。多出来的1.03呢，大约是二千分之一，而我在微积分课里学过，就小分数而言，立方根超出的部分是数字超出部分的三分之一，因此我只需要算1/1728是多少，再乘以4（即除3再乘12）。这是为什么我一下就能算出那么多小数位。
　　　　　　　　　　　　　　　　　
　　　　　　　　　　　　　　　　　
　　有头脑才有运气
　　　　　　　　　　　　　　　　　
　　几星期后，那个日本人跑到我下榻的旅馆会客厅里。
　　他认得我，跑过来说：“告诉我，你怎么能那么快就把立方根算出来？”
　　我告诉他这是个求近似值的方法，跟误差有关，“比方你说28.那么，27的立方根是3……”
　　他拿起算盘：哒哒哒哒——“噢！是的。”他说。
　　我发现：他根本不懂得怎样处理数字。有了算盘，你不必记诵一大堆的算术组合；你只需要知道怎样把小珠子推上拨下。你根本不必知道9加7等于16，而只需要记住加9时，要推一颗十位数的珠子上去，拨一颗个位数的下来便好了。也许我们算得较慢，但我们才真正懂得数字的奥妙。
　　此外，他根本无法理解求近似值方法所包含的道理，他不明白在很多情况下，任何方法都求不出完整的立方根，但可以求近似值。因此我永远无法教会他我求立方根的方法，甚至让他明白那天我有多幸运，因为他刚好挑了个像1729.03这样的数字！

源济

（六）美国佬在巴西（1）

　　　　　
　　有一次我载了一个要搭便车的人。路上他告诉我南美洲是多么的有趣，我应该去看看。我说语言是一大障碍，但他说去学就成了，这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于是我想，这主意不错，以后我要去南美洲一趟。
　　当时康奈尔开设外语班，采用战时发展出来的一种教学模式，每班约只收10个学生，由外国人来教学，而且上课时只准用外语。虽然我已经在康奈尔教书，但由于我看起来很年轻，因此我决定以研究生的身份去上课。而且我还不晓得将来会跑到南美洲的哪个国家，于是我决定学西班牙语，因为大部分南美国家都是说西班牙语的。
　　注册那天，我们全站在教室门口，等着进去，突然有个很漂亮的金发女孩走过。大概每个人都会有我当时的感觉：“哗！”她真的美极了。我跟自己说：“也许她也要学西班牙语——那就好极了！”但不，她跑进去葡萄牙语那一班。我衡量了一会儿，不管了，我也跑去学葡萄牙语吧！
　　我跟了她几步，但突然觉得“不，那并不是决定要学哪种语言的好理由。”因此还是跑回去，很不情愿、极为遗憾地登记了西班牙语课。
　　不久之后，我到纽约参加物理学会的会议，坐在我旁边的是巴西物理学家泰阿隆（Jaime Tiomno）。他问我：“下个暑假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去南美洲看看。”
　　“噢！为什么不来巴西？我可以替你在物理研究中心找个研究工作。”
　　于是我现在必须把学到的西班牙语再转为葡语了！
　　我找了一个在康奈尔念书的葡萄牙学生，每星期给我上课两次，好让我把我学到的改变过来。
　　在前往巴西的飞机上，起先我坐在一个哥伦比亚人旁边，而他只会说西班牙语，我不敢跟他说话，害怕一不小心又把两种语言搞混了，不过，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两人就在用葡语交谈。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说“真正”的葡语，我的葡语老师总是说得慢而清楚。眼前这两个人呢，说话却像连珠炮般，我甚至想从他们话中认附我学过的一些单字，像“我”、“那些”等都没法认出。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听明白！
　　最后，当飞机在千里达加油时，我走到这两位仁兄面前，用很慢很慢的葡萄牙语——或者是我觉得是葡萄牙文的葡萄牙语——跟他们说：“对不起……你们听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Pues nāo，porque nāo？”——“当然听得懂，为什么听不懂？”他们回答。
　　我努力解释，我学葡语已经几个月了，但从来没有听过真正的葡语对话；而刚刚在飞机上听他们谈话，却一个字也听不懂。
　　“噢，”他们笑起来了，说：“我们说的不全是葡语啦！”原来他们说的葡语就像犹太人自行发展出的德语——称为“意第绪”（Yiddish）———样，因此你可以想象有个人很认真地学了德语，然后坐在两个犹太人身边，却一直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听起来明明是德语，却一点也听不懂。他一定以为自己的德语没学好。
　　回到飞机上，他们告诉我另一个真正说葡萄牙语的人，于是我跑去跟他坐。他原来在马里兰州学神经外科的，因此跟他谈话不困难——但我必须跟他谈“神经循环、神经中枢”等复杂万分的东西。其实很多长英文单字要翻成葡文并不困难，因为分别只在它们的结尾：英文的“tio”
　　就是葡文的“-cao”，“ly”就是“mente”等等。但当他往窗外看，喃喃的说了些很简单的话时，我却呆住了：我根本不知道“天是蓝的”葡语应该怎么说。
　　　　　　　　　　　　　　　　　
　　　　　　　　　　　　　　　　　
　　会说“因此之故”
　　　　　　　　　　　　　　　　　
　　我在勒希非（Recife）下机，巴西政府负责把我从勒希非送到里约（Rio）。在机场迎接我的是里约物理研究中心所长勒替斯（Cesar Lattes）的岳父母以及另一位男士。当两个男生去帮我取回行李时，勒替斯大太用葡语跟我说：“你会说葡语吗？那真好！你怎么会学起葡语来的？”
　　我慢吞吞地吃力回答：“开始时我在学西班牙语……
　　后来发现要到巴西……“接下来我原本想说”因此，我就学葡萄牙语，“但我想不起来”因此“葡语怎么说。但我很会拼一些很”伟大“的字，因此我接着说：”因此之故（consequentemente，从英文consequently改变而来），我就学葡语啦！“
　　当他们把行李提回来后，她说，“噢，他会说葡语！
　　而且他还会用‘因此之故’这样的字眼！“
　　这时扩音器传来广播，说到里约的飞机班次取消了，要到下星期二才有另一班客机，但我最迟却要在星期一抵达。
　　我很生气，“说不定他们有货运班机，我坐货运飞机好了。”我说。
　　“教授！”他们说：“其实勒希菲也挺不错的。我们会带你到处走走。你放轻松点吧——你在巴西呢！”
　　那天晚上，我在市内闲逛，看到有一群人围站在路中央一个长方形大洞旁边，在洞里头是一辆汽车。这看来神奇极了：车子刚好嵌在洞里，它的车顶跟路面连成一气。很显然挖洞是为了修理下水道或什么的，但工人连一个告示牌也懒得放，那个人就连人带车地开进洞中！于是我注意到这个分别：在美国，当我们挖一个洞时，会在周围放改道的告示牌、一大堆灯闪来闪去以保护大家。而在巴西，他们把洞挖了，到了下班时间，他们就那样离开。
　　但勒希非还是个很不错的城市，我也一直等到星期二才飞去里约。
　　我在里约跟勒替斯会面。巴西的国家电视台来拍摄我们会面的情形。他们开始拍摄，但没有声音，摄影师说，“假装你们在谈话。讲话吧！随便说便行。”
　　于是勒替斯问我：“你找到‘睡觉字典’了没有？”
　　那天晚上，全巴西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他们的物理研究中心所长迎接这位美国教授；但他们全不知道，这两人之间的对话内容，居然是有没有找到女孩子过夜！
　　到了研究中心之后，我们讨论我的授课时间——早上，还是下午？
　　勒替斯说：“学生希望在下午上课。”
　　“那就在下午上课吧。”
　　“但是下午是去海滩的最好时候，你还是早上上课吧，那样你下午可以去海滩享受享受。”
　　“但你说学生比较喜欢在下午上课。”
　　“不要管他们。你喜欢怎么安排，便怎样安排！下午去海滩玩好了。”
　　　　　　　　　　　　　　　　　
　　　　　　　　　　　　　　　　　
　　用葡语演讲
　　　　　　　　　　　　　　　　　
　　我就这样学会了另一种跟美国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首先，他们不像我那样匆匆忙忙的；第二，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好，不要管他们！于是我在早上讲课，享受午后的海滩。早知道会这样子，我一开始就学葡萄牙语而不学西班牙语了。
　　起初我打算用英语授课，让学生用葡语发问；但我发现，当学生用葡语跟我说一些东西时，我不大听得懂，尽管我懂得的葡文也不算少。我不大分得出他们说的是“增加或不增加”、“减少”或“不减少”或者是“减少得很慢”。但当他们很辛苦地用英语说话时，就算他们发音不准、文法又错乱，我还是可以分辨他们要说些什么。因此我明白到，如果我要教他们东西，比较好的方法是我说葡语，虽然我说不好，但这样他们还是比较听得懂。
　　第一次到巴西时，我一共待了6星期。期间巴西科学院请我去演讲。报告我在量子电动力学的最新研究。我觉得我需要用葡语来演讲，研究中心有两个学生答应助我一臂之力。我首先用我那绝对破烂不堪的葡萄牙文写下演讲稿。我要自己写，因为如果由他们代笔的话，稿子里一定会有太多我看不懂或念不准的字。等我写好之后，他们替我改正所有的文法错误以及错字，使得讲稿看来不错，但还是在我的程度之内，让我读起来不会很困难，也大略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陪我练习，直到我的发音正确无讹。
　　到了巴西科学院的会场，首先由一位化学家报告——用英语报告。难道他是为了客气，还是另有原因？他的英语发音很差，我无法听懂他在说些什么；不过也许其他人全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都听得懂——我不晓得。然后下一个讲者站起来报告，他也用英语演讲！
　　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没想到巴西科学院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我没准备用英语做演讲。
　　请原谅我，但我将会用葡萄牙语来报告。“
　　接着我就读了我的报告，大家都很满意的样子。
　　下一个做报告的人站起来说：“就像我们的美国同行一样，我也用葡萄牙语来演讲。”据我所知，我居然一举改变了巴西科学院做演讲的语言传统。
　　几年后，我碰到一个巴西人，他还引用了我当时演讲之前所说的话。看来他们对我那几句话印象还真的蛮深刻的！
　　但无论怎样，葡文对我来说总是很困难的，我不断下苦功，读报纸、用葡语授课。我称我的葡语为“费曼葡语”，我有自知之明，我说的话不能跟真的葡语相比；虽然我明白自己说些什么，但我可听不懂街上的巴西人在说些什么。
　　　　　　　　　　　　　　　　　
　　　　　　　　　　　　　　　　　
　　感觉寂寞
　　　　　　　　　　　　　　　　　
　　我很喜欢这趟巴西之旅，一年之后我又再度往访，逗留10个月。这次我在里约大学任教，薪水由他们付；可是他们最后连一毛钱都没有付，研究中心只好一直掏钱付给我。
　　我住的地方，就在可巴卡班那（Copacabana）的海滨上的美丽华（Miramar）饭店。有一段时间，我住在13楼的一个房间，从那里可以看到海，也可以看到沙滩上的女孩。
　　这家旅馆刚巧是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 lines）的驾驶员以及空中小姐休息下榻的地方，他们全都住在4楼。而每到深夜，就会有人偷偷地从电梯溜进溜出。
　　有一次我出外旅行，数星期后回来，旅馆经理告诉我由于房间不够，而我的房间又空着，因此他把我的房间租出去了。他们已把我的行李全搬到另一个房间。
　　新房间就在厨房旁边，许多人都在这里住不久。也许那个经理已料定：我是唯一看到住在这个房间有好处的人，因此愿意忍受各种味道而不会抱怨。我不会抱怨：这房间就在4楼，离空中小姐不远，这省了很多麻烦。奇怪的是，这些空服人员都有点厌倦自己的生活，晚上经常跑到酒吧里喝酒。我很喜欢他们，而为了表示我也是个合群随和的人，我也会跟她们一起去喝几杯，一星期总有好几次。
　　有一天，大约是下午3点半吧，我在沙滩对面的人行道上走着，路经一家酒吧，突然有一种很强烈很强烈想喝酒的感觉。正要走进酒吧之际，突然想：“等一下！现在是下午呢，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什么社交上的理由要喝酒。为什么我会有这种非喝酒不可的强烈感觉？”我很害怕。
　　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不喝酒了。也许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达危险的地步，因为我很容易就把酒戒掉；可是那种莫名的强烈感觉让我吃惊万分。要知道，我一向从思考过程中获得许多的乐趣，以致很不愿意破坏这部生命中最好玩的机器——换句话说，自己的身体。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对幻觉现象充满了好奇，我还是不愿意尝试迷幻药。
　　快到年终时，有一次我约了其中一位很可爱的空中小姐到博物馆。经过埃及馆时，我意识到自己在跟她说些像“石棺上的翅膀代表什么什么，瓶子里藏的是内脏，在那角落又应该有个什么……”这样的话。我跟自己说：“你这些全都是跟玛丽露学的”——我发现她不在身边时、会觉得寂寞。
　　我是在康奈尔认识玛丽露的，后来我跑去帕沙迪纳（Pasadena），她也刚好搬到邻近的威斯伍德（Westwood）。
　　有一度我很喜欢她，但我们经常争吵；最后双方都觉得这样下去没什么希望，便分手了。但过了一年这种与空中小姐往来、却没有建立起什么感情的生活之后，我觉得很不耐烦。因此当我告诉这个女孩有关埃及的事情时，我就想，其实玛丽露还是蛮可爱的，我们以前不应该吵得那么厉害。
　　我写了封信向她求婚。任何够聪明的人大概都会告诉我，那是多么危险的作法：当你身处千里之外，单凭书信往来；而你感到寂寞，想起一切的美好时光，却忘记了所有争吵的原因！因此最后一切还是不成功，争吵立刻重演，我们的婚姻只维持了短暂的两年。
　　　　　　　　　　　　　　　　　
　　　　　　　　　　　　　　　　　
　　加入桑巴乐团
　　　　　　　　　　　　　　　　　
　　在巴西的美国领事馆有个职员，知道我很喜欢桑巴音乐。我想我告诉过他，当我第一次到巴西时，曾经在街上听过有乐队在演奏，也很想多学点巴西音乐。他告诉我有队叫“乡土”的小型乐队，每星期都在他家练习，我可以过去听他们演奏。
　　乐队有三四个人，其中一个是他家的清洁工，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供练习。他们的音乐属于颇为安静的一型，其中一人玩的是当地称为“潘得鲁”（pandeiro）的小铃鼓，另一人拿的是小吉他。我一直听到有打鼓的声音，但他们没有人在打鼓啊！终于我发现声音来自小铃鼓：那人一边摇鼓，一边扭动手腕，用一种很复杂的方式，以拇指敲打铃鼓的牛皮面。那很是有趣，我后来也学会了——算是学会了——怎样玩潘得鲁。
　　这时巴西的嘉年华会快到了，习惯上他们都把新的音乐创作在会期中“秀”出来。他们并不常推出新曲或新唱片，但在嘉年华会期间，新创作纷纷出笼——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原来我们的清洁工是当地某个桑巴乐团的作曲家，这个乐团名为“可巴卡班那的骗子”——那听起来很合我的风格，而他还邀我加入。乐团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城中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通常在一个建筑工地后方的空地会合，一起练习新曲，准备在嘉年华会上表演。
　　我选择的乐器叫做“弗利吉得拉”（frigideira），那是个金属的玩具炒菜锅，直径约6英寸，用一根小金属棒来敲打。它是一种伴奏用的乐器，声音清脆急促，伴着桑巴乐曲的主乐器以及主节奏，有一种辅助作用。我试着玩这乐器，效果很不错。我们就那样练习，乐声震天价响。
　　大家正兴高采烈之际，突然担任首席打击乐手的一个大块头黑人大喝一声：“停！停下来，停下来——等一下！”
　　大家都停下来了。“弗利吉得拉的部分有点不对劲！”他咆哮：“又是这美国佬！”
　　这令我觉得很不自在。于是我不停地练习，一边在沙滩上散步，我会随手捡起两根棍子，练习扭动手腕的动作，不停地练习、练习、再练习。我花了很多工夫练习，但我还是会觉得矮人一截，觉得自己水准不够，老是给其他人添麻烦。
　　嘉年华会会期愈来愈接近了。有天晚上，乐团团长跟另一个人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团长走过来，开始点名：“你！”他指着一名喇叭手。“你！”这次是一名歌手。“你！”——他指向我。我心想，我们一定全被淘汰出局了。
　　他说：“走到前面去。”
　　我们走到工地的前面——一共五六个人吧——那里有一辆旧凯迪拉克敞篷车，“上车！”团长说。
　　车子根本不够坐，我们有些人要坐到椅背上。我问旁边的人，“他要干嘛——把我们踢出局？”
　　“我不知道。”
　　车子沿着路一直往上开，直到一处临海的悬崖边缘上停下来。团长说：“下车！”然后我们就被带到悬崖旁边！
　　而后，他说：“现在排成单行，你带头，然后你，然后你！开始奏乐：开步，走！”
　　如果不是那里有一条很陡的小径的话，我们这一开步走可能就“走”到悬崖下面了！我们这一小乐团——喇叭手、歌手、吉他手、玩潘得鲁的以及敲弗利吉得拉的我——一直走到森林中的一个露天聚会！原来我们并不是要被踢走，而是团长要我们来为这个私人聚会演奏桑巴音乐！表演完了，他还收一些钱作为乐团的置装费之用。
　　　　　　　　　　　　　　　　　
　　　　　　　　　　　　　　　　　
　　他挑上了我
　　　　　　　　　　　　　　　　　
　　在这之后我觉得好多了，因为当他要挑弗利吉得拉手时，他挑了我！
　　另外还发生了一件让我信心大增的事。有一次，从黎布朗（Leblon）的一个桑巴乐团跑来一个家伙，想加入我们的团。
　　我们老大说：“你从哪里来？”
　　“黎布朗。”
　　“你玩什么乐器？”
　　“弗利吉得拉。”
　　“好，让我听听你敲的怎么样。”
　　于是这家伙拿起他的弗利吉得拉和金属棒，然后……
　　“吧啦啦哗——都——都；漆——卡——漆。”天哪！真好听！
　　但老大跟他说：“你去那边站在美国佬旁边，学学怎么玩弗利吉得拉！”
　　我有一套理论。我觉得这很像一个说法语的人来到美国，一开始时他们会犯各种错误，你也无法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他们不断练习，直到英语说得不错，你突然发现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有一种很讨人喜欢的调调——他们的外国口音很悦耳，你也很喜欢听。也许我玩的弗利吉得拉，大概也有某种“外国腔调”，因为事实上，我没法比得上这些从小就玩这乐器的人。我的大概是种笨腔调，但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弗利吉得拉手了。
　　　　　　　　　　　　　　　　　
　　　　　　　　　　　　　　　　　
　　作了国民外交？
　　　　　　　　　　　　　　　　　
　　就在嘉年华会之前的某天，团长说：“好，我们到街上去练习。”
　　我们从工地走到街上，那时路上的交通拥挤不堪。可巴卡班那街上永远都那样乱七八糟。信不信由你，街上还有电缆，电车往一头走，其他车子朝另一头开。加上此时正是当地高峰时段，情况更是惊人，而我们呢，却要沿着大西洋大街的正中央走下去！
　　我心想：“耶稣基督！老大没预先申请牌照、没有照会警方，什么也没有做，他只心血来潮地决定要上路！”
　　我们就那样走到街上，而路上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有些围观者找来一条绳子，在我们周围围成一个大正方形，以免我们的队伍被冲散，很多人从窗户探出头来，大家都很想听听新的桑巴乐曲。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刻！
　　我们一开始游行演奏时，我看到一个警察在街上远远的另一端。他看了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开始指挥车辆改道！一切都是随意而为的，没有人预作安排，但全都水到渠成。那些人替我们拿着绳子把我们围住，警察疏散交通。路人是那么拥挤，交通是那么拥塞，但我们一路前往，畅通无阻！我们走到街尾，拐弯，在可巴卡班那周围乱走！
　　最后我们走到一个小广场，就在老大妈妈住的房子前面。我们站在那里演奏，而他的母亲、姨母等等，全都走下楼来，身上围着围裙，显示他们都在厨房里忙着，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之情——他们激动得差点要哭了，这真是温馨的一幕。所有的人都从窗户内伸出头来看，真有意思！想起以前来巴西时看到这些桑巴乐团时，早已深爱这些音乐，简直是迷疯了——而现在，自己居然是其中一分子了！
　　顺便一提，那天我们在市中心游行演奏时，我注意到人行道上人堆内，有两个美国大使馆的年轻女馆员。隔了一星期，我收到大使馆的一封信，说：“你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好像我的目的是为了改进美国和巴西之间的关系！
　　　　　　　　　　　　　　　　　
　　　　　　　　　　　　　　　　　
　　深藏不露装穷人
　　　　　　　　　　　　　　　　　
　　参加预演时，我不想穿平日上课时穿的衣服。因为乐团的人都很穷，穿的都很破旧。我穿上一件旧内衣、旧长裤等，以免看来太突兀。但打扮成这副模样之后，我又不便穿过楼下的大厅，从这么豪华的旅馆走到外面的大西洋大街上。我只好每次都坐电梯到最底下一层，从地下室走到街上。
　　就在嘉年华会举行前不久，各乐团间有一场比赛。来自可巴卡班那、伊潘利马（Ipanema）及黎布朗等海滩的三四个乐团将会参赛，我们是其中之一。这次我们要穿上表演服装在大西洋大街上游行表演。由于我不是巴西人，要我全副武装地穿上嘉年华会服装去表演，还真有点不习惯。但我们要扮的是希腊人，因此我觉得好多了：我扮希腊人不会比他们差！
　　比赛当天，我在旅馆内进餐。旅馆的服务生领班早已注意到每有桑巴音乐时，我总是会随音乐在桌上敲；这时他走过来对我说：“费曼先生，今晚有个你一定会很喜欢的节目！这是很巴西风味的，就在旅馆门外，有各个桑巴乐团的游行表演！那音乐之美妙——你一定要听听！”
　　我说：“唉，我今晚很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空。”
　　“噢！你一定会很喜欢今晚的表演！千万别错过啊！
　　这是纯巴西风味的！“
　　他一再坚持，而我也一再告诉他我大概没空看这表演，他觉得很失望。
　　那天晚上，我穿上我的旧衣服，从地下室走到街上。
　　我们在工地穿上表演服装，然后开始走到大西洋大街上。
　　在上百个装扮成希腊人的巴西乐团中，我混杂在队伍的后方，拼命地敲弗利吉得拉。
　　街道两旁都挤满了人群，大家都从窗户探出头来；我们也快要走到我下榻的美丽华旅馆了。旅馆内，有人站在桌子和椅子上，同样是人山人海。我们奏得淋漓尽致，浑然忘我，同时乐团慢慢绕过旅馆大门了。突然我看到有个服务生跳到半空中，手伸出往前指，而在这么吵翻天的声响中，我还能听到他的尖叫：“那是教授！”于是那领班发现为什么没法留我在旅馆里看比赛了——我要参加表演比赛呢！
　　第二天，我碰到一个在海滩上认识的女士，她住的公寓正好可俯瞰大西洋大街。而前天晚上，她请了一群朋友到她家欣赏桑巴乐团的游行。她告诉我当我们经过时，她的一个朋友说：“听听那个敲弗利吉得拉的人——他奏的很好！”我成功了！能够在这些没人预期我会成功的事情上获得成功，实在是一大快事！
　　到了嘉年华会真要举行时，很多团员却没有出现。我们专门为这盛会做了很多表演服装，现在却缺人！也许他们觉得，真正对上大城市的桑巴乐团时，我们便没机会赢。
　　我不大清楚这些，我只知道，我们日复一日地下苦功、练习和操练都是为了嘉年华会，但等到那一天来临，很多团员却不来了。我们比赛的情形也很糟糕，我们的人还在街上游行表演途中，有些团员居然走着走着便脱队了！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些事情，也许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刺激和乐趣只在赢取海滩乐团的比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只有那样的水准。
　　顺带一提，我们的乐团确实赢了那项比赛。

源济

（七）美国佬在巴西（2）

　　　　　
　　在巴西的10个月里，我开始对轻原子核的能阶问题产生兴趣。我就在旅馆的房间内推演出整套理论，但我想跟实验数据作个比较。那时候，这些全是最新研究，加州理工学院凯洛格实验室（Kellogg Laboratory）的专家正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定时——时间全安排好了——透过业余无线电网跟他们联系。我找到一个巴西的“火腿族”，差不多每星期都到他家去。他会跟帕沙迪纳的另一个火腿族联络上，而由于整个事情是有点非法的，因此他替我取了个暗号，说：“现在我把你交给WKWX，他就坐在我身旁，准备跟你说话。”
　　然后我说：“我是WKWX.能不能告诉我上星期问过你的数据？也就是说，硼核的什么什么能阶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取得实验数据之后，我就修正理论中的某些常数，检查看看我的方向是否正确。
　　后来那个火腿族度假去了，但他介绍了另一个火腿族给我认识。这是个盲人，但他有自己的电台。他们两个都很好，透过业余无线电网来跟加州理工学院联系这个方法也很管用，很有效率。
　　在物理方面，我完成的工作还真不少，而且一切都很合理。后来，其他人推演并证实我的理论。但我自己却觉得，理论中有太多参数需要调整——为了符合实验数据而需要太多的“按现象调整常数”了，使我不太确定这些理论是否有用。我希望获得的是对原子核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但始终不大相信那是很有意义的理论，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相关的研究了。
　　　　　　　　　　　　　　　　　
　　　　　　　　　　　　　　　　　
　　举一却不知反三
　　　　　　　　　　　　　　　　　
　　关于巴西的教育方面，我碰到过一些很有趣的经验。
　　我教的一班，都是预备以后以教书为职业的学生。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的巴西，受过高深科学训练的人大概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这批学生已经修过很多物理课，我教的是他们在电磁学方面学过的最高级课程：“麦克斯韦尔方程式”
　　（Maxwell's equations）。
　　里约大学的建筑分散在城中各地：我的课就被安排在一幢滨临海湾的大楼中。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我问一个问题，学生马上就答得出来。但下一次我问同样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是同样的题材、同样的问题——他们却答不出来了！
　　例如有一次，我谈到偏振光，拿了些偏光镜给他们。
　　偏光镜的特性，在于它只让电矢量（electric vector）
　　在某一方向的光通过。我向学生说明，根据偏光镜的光暗度，就可得出光的偏振方向。
　　我们一手拿着一片偏光镜，一前一后地放在眼前，然后转动其中一片。这样一来我们知道能够通过两片偏光镜的光一定具备同样的偏振方向——换另一种说法，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片及第二片偏光镜皆容许通过的光。但接下来我问他们，如果只有一片偏光镜时，我们怎样分辨出偏振方向呢？他们茫然一片。
　　我也晓得这问题不易回答，脑筋要很灵活才行，于是我给他们一点提示：“看看从外面海湾反射的光。”仍然没有人说半句话。
　　我再说：“有没有听过布儒斯特角（Brewster Angle）？”
　　“有！布儒斯特角就是当光从一种具备某个折射率的介质反射出来，而正好完全偏振化的角度。”
　　“当光这样被反射出来时，它的偏振方向如何？”
　　“这光的偏振方向是跟反射平面成直角。”我自己还要想一想呢，但他们却背得滚瓜烂熟！他们甚至还知道那个角度的正切值等于折射率！
　　我说：“然后呢？”
　　还是没有回答。他们才刚刚告诉过我说，从具备某个折射率的介质——就像外面海湾的水——反射出来的光是偏振光；他们甚至还告诉了我光的偏振方向呢！
　　我说：“看看海湾，透过偏光镜来看。好，现在转动偏光镜。”
　　“噢，这是偏振光！”他们大叫起来。
　　研究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我的学生把什么都背得很熟，但完全不理解自己在背些什么。当他们听到“从具备某个折射率的介质反射出来的光”，他们完全不晓得这就是指“水”之类的东西。他们不晓得“光的方向”
　　就是当你看着一些东西时的方向，诸如此类。因此当我问“什么是布儒斯特角”时，我就好像在向一台电脑问问题，而刚好敲对了关键字眼而已。但如果我说“看看海水”，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在他们的记忆里头，没有“看看海水”这一条呢！
　　　　　　　　　　　　　　　　　
　　　　　　　　　　　　　　　　　
　　学生个个“讲光抄”
　　　　　　　　　　　　　　　　　
　　后来我到工学院里看他们上课。上课的形式大概是这样的：“两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学生全部坐在那里，把每个字记下来。而当教授重复那句话时，他们逐字检查，确保没有写错。接下来他们又默写下一句话，一直这样下去。我是唯一知道那位教授在说些什么的人，他的意思是指具备相同”惯性矩“的物体，而这并不好懂。
　　我实在搞不懂他们这样能学到什么东西。这位教授在谈惯性矩，却不会讨论一下，如果一件重物挂在门边，而你要把门推开有多困难；但如果你把这件重物挂在接近门轴之处，推门便轻松得多——完全没有类似的讨论！
　　下课后，我问一个学生：“你抄了那么多笔记——接下来你会怎样处理它们？”
　　“噢，我们要好好地读，”他说：“然后考试。”
　　“怎么考法？”
　　“很容易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其中一道考题。”
　　他看着笔记本说：“‘在什么情形之下两个物体是相等的？’答案是，‘两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因此你瞧，他们有办法考过试，“学”会了所有的东西，但除了背下来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会。
　　我又跑去参观工学院招生入学考试。入学考试采取的是口试形式，我获准列席旁听。有一个学生表现实在出色：他有问必答！主考官问他逆磁性是什么，他回答得完美无暇。接下来他们问：“当光以某个角度穿过一块有厚度的物体，折射率为N时，这光会怎么样？”
　　“它会从另一边出来，跟入射光平行——出现位移。”
　　“位移有多大？”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计算出来。”立刻把它算出来了。他表现得很棒，但到了这时候，我对什么都开始怀疑了。
　　口试完毕，我走到这个优秀的年轻人那里，自我介绍说我来自美国，现在想问他一些问题，而这不会影响到他的考试成绩。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可以举一个逆磁物质的例子吗？”
　　“举不出来。”
　　我再问：“如果这本书是用玻璃做的，我透过它看桌子上的东西。那么当我把书倾斜的话，我看到的影像会怎么样？”
　　“它会被反射，便射角度是书本转动角度的两倍。”
　　我说：“你确定你没有把我的问题跟平面镜搞混了？”
　　“没有搞混。”
　　刚刚在考试时，他才告诉过我们说，光会出现位移，跟入射光平行；因此事实上，影像会移到旁边，但不会转个角度。他甚至还计算出影像会平移多远呢！但他没意识到一块玻璃就是具有折射率的物质，他的计算更可以直接应用在我的问题上。
　　　　　　　　　　　　　　　　　
　　　　　　　　　　　　　　　　　
　　不能问问题
　　　　　　　　　　　　　　　　　
　　我在工学院还教过一门数学物理课，有一次我想说明如何应用“试误法”来解题目。这是一般学生很少学习的技巧，因此我首先举一些简单的算术例子，示范怎样用这方法。然而令我震惊的是，在大约80个学生之中，只有8个人交出第一次的指定作业。因此我在教室里特别强调，他们必须动手尝试，而不只是坐在那里看我计算。
　　下课之后，学生派了一个小代表团来见我，并且说我不了解他们的学习背景，事实上他们不用做那些习题也可以学习，他们早已学过算术，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程度之下。
　　于是我继续讲课，而无论后来教得多深或多复杂，他们什么作业也不做！我当然晓得原因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会做！
　　我无法推动他们做到的另一件事，是问问题。终于，一个学生告诉我其中的原因：“如果我在课堂上问你问题，之后大家都会跑来说：”你为什么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的目的是学东西。但你却打断他，问他问题。“
　　这是一种打压别人的坏风气。事实上大家全都不懂，但他们表现出一副很懂的样子，以把别人比下去。他们全在假装明白课程内容，如果有学生偶然承认有些事情不够清楚，问问题，其他人便立刻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表现出一切都很清楚明白，并告诉他：“你在浪费其他人的时间。”
　　我跟他们说，大家一起做功课、讨论问题都是多么有用的方法；但他们也不要那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开口问别人是很丢脸的事——真是可怜可悲！他们努力学习了不少，人也很聪明，但他们让自己陷入这种可笑的心理状态。
　　这真是种奇怪的、完全没有意义的“教育”！
　　　　　　　　　　　　　　　　　
　　　　　　　　　　　　　　　　　
　　一点成效都没有
　　　　　　　　　　　　　　　　　
　　学年终了时，学生请我做一次演讲，谈谈我在巴西的教学经验。他们说，听众将不只是学生，很多教授、政府官员都会跑来听讲，于是我先要求他们答应我畅所欲言。
　　他们说：“没问题，这是个自由国家。”
　　到了那天，我带着大学一年级用的物理教科书走上讲台。他们都认为这本书十分之好，因为书里用了各种不同字体——重要的东西都用粗黑的字，这些是要牢牢记住的；较为不重要的用浅一点、细一点的字等等。
　　立刻就有人说：“你不是要批评这本书吧？写这本书的人也在场呢，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本很好的教科书。”
　　“你们答应过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演讲厅里全坐满了。首先我把科学定义为“对大自然现象的理解”，然后我问：“教学生科学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如果不注重科学，这个国家就还不够文明……。“
　　他们全坐在那里点头赞同，我很清楚这正是他们的想法。
　　然后我话锋一转：“当然，这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一定非要追上另一个国家不可？我们应该是为了一个好理由、充分的理由才教授科学，而不是只因为其他国家也研究科学。”我谈到科学的应用、科学对于改进人类生活的贡献——我着实挖苦了他们一顿。
　　然后我说：“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是要向各位证明，巴西根本没有在教科学！”
　　他们明显地激动起来了，全都在想：“什么？没有在教科学？这话太疯狂了！我们开了一大堆科学课呢！”
　　我告诉他们，刚到巴西时，令我最震惊的是，看到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这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全都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结果整个巴西却没有几个物理学家，这真是令人惊讶极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多小孩那样的用功，结果却一点成效也没有！
　　我举例说，这好比一个深爱希腊文的希腊学者，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小孩都不大爱念希腊文。但当他跑到别的国家，却发现那里的人都在研究希腊文，甚至小学生也在读，他高兴极了，但在一个主修希腊文学生的学位考试上，他问学生：“苏格拉底谈到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时，提出过什么主张？”——学生答不出来。然后学者又问：“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中跟柏拉图说过些什么？”
　　学生立刻眉飞色舞，以极优美的希腊文，一字不漏的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背出来。
　　可是，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里所说的，正是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呢！
　　这位希腊学者发现的是，那个国家的学生学习希腊文的方式，是首先学会字母的发音，然后是字的读法，再后来是一句及一段地学下去。他们可以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倒背如流，却完全不知道那些希腊字是有其意义的。对学生来说，一切都只不过是些很人工化的声音罢了。从来没有人把这些声音翻译成学生看得懂的东西。
　　我说：“当我看到你们教小孩‘科学’的方式时，我的感觉就跟那希腊学者一模一样。”（很够震撼是不是？）
　　　　　　　　　　　　　　　　　
　　　　　　　　　　　　　　　　　
　　费曼挑战教科书
　　　　　　　　　　　　　　　　　
　　我把他们的大一物理教科书举起来，“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除了一个地方。那里谈的是球体从斜面上滚下来，书中说球体一秒钟移动多远，二秒、三秒钟又如何等等。但这些数字其实有‘误差’，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图，你会以为自己看的是实验结果，因为那些数字确实是比理论值大一点或少一点。课本甚至还讨论怎样修正实验误差——这倒是很好。问题在于，如果你根据这些数据来计算加速度常数，没错，你可以得出正确答案。可是假如你真的动手做这个实验的话，由于球体本身的惯性作用，除了滚动之外它还会转动，因此你会得到计算答案的5／7，因为有部分的能量消耗在转动上了。
　　所以，书中唯一的实验‘结果’，也一定是来自一个假实验。从头到尾就没有人弄一个球让它滚下来，而他们永远也不会写出那些数据来！“
　　“我还发现其他事情，”我继续说：“随便把书翻开，手指到哪一行便读那一行，我都可以更进一步说明我意指为何——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地背诵而已，整本书都是如此。事实上，甚至我现在就敢在各位面前，当场随便翻到书中任何一页，读给大家听，证明我的说法。”
　　我念道：“摩擦发光（Triboluminescence）：当晶体被撞击时所发的光……”
　　我说：“在这样的句子里，是否就是科学呢？不！你只不过是用一些字说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一点都没提到大自然——没有提到撞击什么晶体时会发光，为什么会发光。各位有没有看到过任何学生回家试做个实验？我想，他没有办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做。”
　　“但如果你写：”当你在黑暗里拿把钳子打在一块糖上，你会看到一丝蓝色光。其他晶体也有此效应，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现象被称为摩擦发光。‘那么就会有人回家试着这样做，那就是一次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最后我说，实在看不出在这种一再重复下去的体制中，谁能受到任何教育。大家都努力考试，然后教下一代如何考试，大家什么都不懂。“不过，”我说：“我一定是搞错了。在我教的班里有两个学生表现很好，另外有一位我认识的物理学家也是在巴西受教育的。因此，看来虽然制度很烂，有些人还是有办法成功的。”
　　哈，当我讲完之后，负责科学教育的一位部长站起来说：“费曼先生刚刚说的全是些让我们坐立难安的事情，但看起来他是真心热爱科学，而且他的批评也很具诚意。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他的。来这里之前，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但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患了癌！“——说完随后坐下。
　　那让其他人也获得了畅所欲言的自由，空气里顿时洋溢着兴奋的气氛、每个人都站起来提出建议。在演讲前学生早就组成一些委员会，把我的讲稿油印出来，他们也推动其他委员会做其他事情。
　　然后，发生了些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就是费曼先生提到的两个学生之一。
　　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巴西的教育，我是在德国受教育的，我今年才刚到巴西。“
　　另外那个优秀的学生也说了些差不多的话。而我提到过的教授呢，居然也站起来说，“我是在巴西接受教育，但那是在战争期间。当时，幸好所有教授都没有留在学校，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自修学来的。严格说来，我也不是在巴西的制度之下受的教育。”
　　我完全没有预期会那样。我知道他们的体制很糟糕，但百分之百的糟糕——那真是惨不忍睹！
　　由于我的巴西之行受到美国政府某个计划的赞助，因此美国外交部要我就巴西经验写篇报告，我就把我的演讲内容写出来。后来透过一些渠道，知道外交部有些人的反应是：“这显示出，送这样天真的人去巴西是多么的危险。
　　这个笨蛋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根本不了解其中的问题。“
　　刚好相反！我觉得外交部这位仁兄才真够天真：就因为他看到大学里开了一大堆课、也有种种说明，就以为看到了真相！

源济

（八）语不惊人誓不休

　　　　　　
　　在巴西时，我很辛苦地学习当地语言，讲授物理时也坚持用葡萄牙语，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不久，巴查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参加由他做东的聚会。在我到达之前，巴查告诉他的客人：“费曼这家伙学了点葡萄牙语便觉得自己很聪明，让我们修理修理他。史密斯大太（她是百分之百的白人）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让她用中国话来跟费曼打招呼好了。”
　　我呆呆地跑到巴查家，他介绍我和一大堆人见面：“费曼先生，这是某某先生。”
　　“很高兴能跟你会面，费曼先生。”
　　“这是史密斯太太。”
　　“费曼先生，您好！”她说，一边打躬作揖。
　　我是那么的意外，但很自然地觉得应该礼尚往来。于是我也很有礼貌地鞠躬，并且装出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说：“阿清，中——隆！”
　　“噢，我的上帝！”她惊呼起来，花容失色：“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用国语而他却会说广东话！”

源济

（九）费曼大闹赌城

　　有一段时期。每到暑假我就开车试图横渡美国，开到太平洋岸边，可是为了种种原因，我总是会流落到某个地方走不了——通常是号称赌城的拉斯维加斯。
　　我特别记得，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很喜欢那个地方。跟现在一样，那时候的拉斯维加斯靠赌客来赚钱，旅馆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吸引人来赌博。因此那里的表演和餐饮收费都很便宜，差不多是免费了。你不用预订房间或位子，你可以就那样走进去，找张空桌子坐下来欣赏表演。对于不爱赌钱的人来说，这实在太美妙了，因为我享受到一切的好处：房租便宜，食物几乎不用钱，表演当然好看；我也很喜欢那里的女孩子。
　　有一天我躺在旅馆的泳池畔，有个家伙走过来跟我聊天。忘了为什么，但他以为我是个打工讨生活的，而他认为，那样做太傻了。“你看我多悠哉游哉，”他说：“我都在游泳池旁闲逛，享受生活。”
　　“你怎么可以不用工作就能过活？”
　　“简单得很，我赌马。”
　　“我不懂赛马，但我想不通你怎么可以靠赌马过活？”
　　我说，满腹狐疑。
　　“当然可以，”他说：“我就是这样过的啦！这样吧，我教你怎样赌。我们一道去，我保证你会赢100美元。”
　　“你怎么保证？”
　　“我赌100美元你会赢，”他说，“因此如果你赢了，你一点损失也没有；如果你输，我就给你100块！”
　　我就想：“对啊！如果我赢了100美元，我就输他100美元，我什么也没损失，就当作是一种练习好了——这证明他的说法行得通。如果他输了呢，我就赢了100块了。
　　这真美妙呀！“
　　他带我去一个投注站，那里列出了马的名称以及全美各地的赛马场。他介绍我认识一些人，这些人说：“他很了不起！我赢过100美元！”
　　慢慢地我明白到，原来我也要凑出一些钱来下注，便开始有点紧张。“我要赌多少钱？”我问。
　　“噢，三四百美元吧。”
　　我身上没那么多钱。而且，这令我担心起来了：万一我全输了呢？
　　他说，“你听我说，我教你下注，只收你50美元的顾问费，而且赢了才收钱。如果不灵呢，我会给你100块。”
　　我盘算：“哇！那么我稳赢了——不是50就是100块！
　　他怎么能那样做？“随即意识到，如果机率平均的话，你赢100块的机率对输400块的机率是4比1.因此每试5个人之中，有4次他们会赢得100块，他则拿到200元顾问费（同时指出他是多厉害）；第5次他要付100元；所以平均说来，他每付100块就拿回来200块！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能那样做了。
　　我们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持续了好几天，他又发明了一些新方式，乍听之下好像很划得来，但当我仔细想一会儿之后，便明白了其中的巧妙。终于，他沮丧地说：“好了，这样吧，你给我50美元顾问费，如果你输了，我还你所有的钱。”
　　这样我要输也难了！于是我说：“好，就此说定吧。”
　　“好极了，”他说：“但可惜这个周末我要去旧金山一趟，你把结果寄给我好了。如果你输了你的400块，我也会把钱寄给你。”
　　他的第一套计划靠老老实实的数学赚钱。但现在他要出城去了，这一次，他能赚钱的唯一方法是不把钱寄来——当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因此，我始终没接受他的建议；但看他怎么操作这些赌法，倒是娱乐性十足。
　　　　　　　　　　　　　　　　　
　　　　　　　　　　　　　　　　　
　　喜欢表演女郎
　　　　　　　　　　　　　　　　　
　　在拉斯维加斯的另一乐趣，是认识表演女郎。在两场表演中间休息时，她们都待在酒吧里，我猜这是旅馆方面要求她们这样做，以招徕更多赌客的。我就是那样认识了好几位表演女郎，跟她们谈话，发现她们都是很好的人。
　　那些说“表演女郎？”的人，心中早已存有偏见！但在任何一个团体中，如果你仔细看看，就发现包含了各色人等。
　　例如，那里有一位是东岸某大学院长的女儿，她很有舞蹈的天分，也喜欢跳舞；暑假到了，跳舞工作也不好找，于是她便来赌城，成为舞团的一分子。大部分的表演女郎都很好、很友善，她们都很漂亮，而我很喜欢漂亮的女孩。
　　事实上，表演女郎是我这么喜欢拉斯维加斯的真正原因！
　　起先我有点胆怯：她们都那么漂亮、那么有名，我跟她们聊天时，讲话也会有点口吃。开始时很困难，但慢慢就比较好了，最后我信心愈来愈足够，什么人也不怕了。
　　我经常都难以解释地会碰上很多奇遇。这有点像钓鱼，你把线放出去之后，耐心等候，总会有鱼儿上钩。当我告诉别人我碰到过的冒险奇遇之后，他们会说：“噢，来吧——我们去遇遇看！”于是，我们就走到某家酒吧去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但待不了20分钟他们就失去耐性了，事实上，你平均要花上两天时间，才会碰到些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表演女郎聊天，然后，一个女孩就会介绍我认识另一个，不多久，有趣的事情就常常发生了。
　　我记得有个喜欢喝吉普森酒的女孩。她在弗朗明哥旅馆跳舞，后来我跟她蛮熟络的。每次我到赌城，我就先点了杯吉普森放在她的桌上，好让她知道我来了。
　　有一次我跑去坐她旁边，她却说：“今晚我跟另一个男人坐，他是从得州来的大凯子。”（我早已听说过这家伙了，每次他玩掷骰子时，大家都围过来看他赌。）他回到我们这一桌时，我那表演女郎朋友便介绍我跟他认识。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昨晚我在这儿输了6万美元呢。”
　　我很了解该怎么反应。我转向他，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说：“那代表了聪明呢？还是笨？”
　　那时我们在餐厅里吃着早餐，他说：“嘿，让我替你签帐，他们不会跟我收钱的，因为我在这里赌得太多了。”
　　“我的钱还够，不致于要别人替我付早餐，谢啦！”
　　每次他在炫耀、企图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就挫他锐气。他什么都试过了，他多有钱、在得州拥有多少油田，但没有一样灵光；因为我很了解这一套！结果我们在一起还蛮开心的。
　　有一次我们坐在酒吧间，他向我说：“看到坐在那边的女孩吗？她们是洛杉矶来的妓女。”
　　她们看来很优雅，别有一种格调。
　　他说：“我介绍你跟他们认识，随便你挑哪一个，我付钱。”
　　我并没很想认识她们，也知道他故意那样说，目的不过是要炫耀而已，便拒绝他。但我又想：“这很有意思！
　　这个家伙这么拼命要我注意他，甚至愿意替我‘买’这个。
　　要是有那么一天告诉别人这故事……“于是说：”好吧，替我介绍。“
　　我们走过去，他介绍我认识她们，我们就闲聊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过来问我们要喝什么，我只要了杯水，身旁的女孩问我：“我可以点香槟吗？”
　　“你要点什么都行，”我说，冷冷的，“因为是你付钱。”
　　“你是怎么了？”她说：“吝啬鬼还是什么的？”
　　“说对了。”
　　“真没有绅士风度！”她忿忿不平。
　　“你立刻看出来啦！”我说。多年前在新墨西哥州，我就学会不要当绅士。
　　很快，他们就反过来要请我喝酒了（差点忘了说，那位得州富豪一直没再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女孩说：“我们去艾环槽旅馆玩玩吧，也许那边比较热闹。”我们坐上她们的车。车子很漂亮，她们人也很好。路上她们问起我的名字。
　　“狄克。费曼。”
　　“你打哪儿来？狄克，在哪儿高就？”
　　“我从帕沙迪纳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有个女孩说：“噢，有个什么科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是不是也在那里？”
　　我到过拉斯维加斯很多次了，但从来没有碰过懂科学的人。我跟各式各样的生意人聊过，对他们而言，科学家完全不是人。“是呀！”我回答，诧异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叫乔兰或什么的——是个物理学家。”我简直不能置信。我跟一群妓女在一起，而她们知道这许多！
　　“对呀！他叫葛尔曼（Murray Gell-Mann）！你怎么晓得的？”
　　“你的照片在时代周刊上出现过。”没错，有一期他们把美国10个科学家的照片放了进去，我是其中之一，鲍林跟葛尔曼也在那里。
　　“你怎么记得我们的名字？”我问。
　　“是这样的，我们一张张照片地看过去，看看谁最年轻、最英俊！”（葛尔曼比我年轻。）
　　到了艾环槽旅馆，她们继续玩这个其他人经常跟她们玩的游戏：“想不想赌钱？”他们问。我用她们的钱赌了几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过了一会她们说：“喂，我们看到了个‘活’的，要离开你了。”回去继续工作。
　　　　　　　　　　　　　　　　　
　　　　　　　　　　　　　　　　　
　　约翰大头的老婆
　　　　　　　　　　　　　　　　　
　　另一次，我坐在酒吧里，注意到两个女孩跟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在一起。后来他离去，她们就过来找我：比较漂亮和活泼的坐在我旁边，她那比较呆板的朋友潘美拉坐在我对面。
　　一切都很顺利。她很友善，不一会就挨过来，我也伸手搂着她。然后进来两个男人，坐在旁边的桌边。但女服务生还没过来招待，他们就走了。
　　“看到那两个人吗？”我的新朋友说。
　　“看到呀。”
　　“他们是我先生的朋友。”
　　“噢？怎么回事？”
　　“哦，我刚跟约翰某某大头结婚，”——那是个很有名的人——“我们吵了一架。我们来度蜜月，但约翰老在赌钱，完全没注意到我；我就自己出来玩，但他不停派人来查看我在做什么。”
　　她要我带她回他们住的旅馆，我们就坐上我的车。半路上我问她：“约翰怎么办？”
　　她说：“不用担心。只要留心一辆有两根天线的红色大车。看不到这辆车子的话，他就不在附近了。”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我那“吉普森女孩”和她一个朋友到银鞋子看午夜场表演。在其他地方表演的女孩都很喜欢到这里，当她们走进去时，主持人也会大声宣布她们的名字。于是我手挽着这两位可爱的舞蹈女郎进去，主持人说：“现在进来的是来自弗朗明哥的某某小姐及某某小姐！”
　　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到底是谁来了。我觉得威风极了，棒极了！
　　我们坐在吧台旁边，突然一阵骚动——服务生撤桌子，安全人员荷枪走进来。大家让道欢迎这位大名人——约翰大头——来了！
　　他直直走进来，坐在我旁边那一桌，同时他们有两个人要求跟我带来的女孩跳舞。他们去跳舞时，我自己坐在那里，约翰却走过来跟我坐。“好吗？”他说：“来赌城干嘛？”
　　我差不多确定他已发现我跟他太大的事。“随便逛逛……”（我也要充硬汉对不对？）
　　“来这多久啦？”
　　“四五天吧。
　　“我认得你，”他说：“我在佛罗里达见过你吧？”
　　“我不知道……”
　　他又说了好几个地方，我搞不清楚他想怎么样。“我知道了，”他说，“一定是艾摩洛哥。”（艾摩洛哥是纽约的一家大夜总会，许多大阔客都去那里玩的，比方说理论物理学家之类，对不对？）
　　“一定是那里了，”我说，心想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进入正题。终于他凑过来说：“喂，她们跳完舞回来时，你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原来如此！他根本不认识我！我给他介绍，但我那两位朋友说倦了，要回家。
　　　　　　　　　　　　　　　　　
　　　　　　　　　　　　　　　　　
　　自动当跟班
　　　　　　　　　　　　　　　　　
　　第二天下午，我在弗朗明哥看到约翰大头，他站在吧台前跟酒保聊天，谈摄影及照相机。我想他是个业余的——拿着一大堆闪光灯及照相机，但说的全是外行蠢话。不过我后来发现他不完全是个业余摄影家，而只是个买了些照相机的有钱人。
　　这时，我猜他完全不知道我曾经跟他太太厮混过，他只是为了我带着的女孩才跟我谈话，于是我又想玩个游戏了。我替自己创造了个角色：约翰大头的跟班。
　　“嗨，约翰，”我说，“我们来拍些照片吧，我帮你拿闪光灯。”
　　我把闪光灯放口袋里，我们便拍起照来。我把闪光灯递给他，建议他该怎么拍，把他哄得很开心。我们跑去“最后疆界”赌钱，他赢了不少。旅馆赌场方面当然不希望像他这样的大阔客离开、但我看得出来他想走了，问题是如何能光荣撤退。
　　“约翰，我们要走了。”我用一种很严肃的声音说。
　　“但我正在赢呢。”
　　“对，但今天下午我们跟他们约好了。”
　　“好吧，去拿车。”
　　“是，老大！”他把钥匙给我，告诉我车子的模样（我没让他晓得，这我早已知道）。
　　走到停车场，果不然，那里就停着这辆又肥又大、有两根天线的车子。我爬进车里，转动钥匙——却无法发动。
　　那是辆自动排档的车；当时那种车刚上市不久，我也不很懂怎么操作。再弄了一会儿，我无意中把按钮转到“停泊”的位置，车子发动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到旅馆大门，下车走到里头，他还在赌。我说：“车子准备好了，老大！”
　　“我没空玩了。”他宣布，我们就走了。
　　他要我替他开车。“我想去艾环槽，”他说：“你认识那里的女孩吗？”
　　我确实跟那里的一个女孩很熟，便说“有呀”。到这时候我已有足够信心，相信他跟我玩这游戏的原因无非是想多认识几个女孩，于是我提起这个最敏感的话题：“那天晚上我碰到你太太……”
　　“我太太？我太太不在赌城。”
　　我告诉他在酒吧里碰到的女孩。
　　“噢！我知道你在说谁了。我在洛杉矶碰到她和她朋友，带她们来拉斯维加斯。她们第一件事就是用我的电话跟远在得州的朋友谈了一个小时。我气死了，就把她们赶走！她到处跟别人说是我太太，呃？”终于真相大自了！
　　到了艾环槽，下一场表演要再过15分钟才开始，那里挤满人，一个座位也没有。约翰走到领班那里说：“我要一张桌子。”
　　“是，老大！几分钟就准备好。”
　　约翰给了他小费，跑去赌钱；我则跑到后台，女孩都在准备登台，我请他们找我朋友出来。她跑出来，我解释说约翰大头跟我一道来，他想在表演后找些人陪他。
　　“没问题，狄克，”她说：“我会带些朋友来，等一下见。”
　　我回去找约翰，他还在赌。“你先进去，”他说：“我等下就来。”
　　他们在最前面舞台旁边放了两张空桌子，而其余的每张桌子呢，都挤满了人。我就坐下来。表演开始之后，约翰才进来，这时那些女孩已经出场了，看到我独霸一张桌子。之前她们以为我只是个小教授，现在她们认定我是个大阔客。
　　约翰终于进来，不久其他人也跑来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约翰的“太太”、她的朋友潘美拉，还有两个男的！
　　我凑过去跟约翰说：“她在旁边桌子。”
　　“是呀。”
　　她看到我在约翰身边负责打点，便伸过头来问：“我能不能跟约翰谈谈？”
　　我一个字也没说，约翰也默不作声。
　　我等了一下，再凑过去跟约翰说：“她想跟你谈谈。”
　　他等了一下，“好吧。”他说。
　　我等得更久一些，再伸头过去跟她说：“约翰可以跟你谈啦。”
　　她坐在我们这边，开始对“小约翰”下工夫，挨在他身边。我看得出事情有了转机。
　　我很喜欢开玩笑，因此每当他们开始和好了，我就提醒约翰一些事情：“约翰，那次的电话……”
　　“对了！”他说，“搞什么鬼嘛，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她说是潘美拉打的电话。
　　看来更有进展了，于是我指出，潘美拉是她带来的。
　　“对呀！”他说（这游戏好玩极了，玩了蛮久的）。
　　表演完毕后，艾环槽的表演女郎跑来跟我们坐，聊天，直到她们要进去准备下一场表演。然后约翰说：“离这里不远有家很好的小酒吧。我们去那里吧。”
　　　　　　　　　　　　　　　　　
　　　　　　　　　　　　　　　　　
　　终于累坏了
　　　　　　　　　　　　　　　　　
　　我开车送他去。进去酒吧以后他说：“看到那边的女人吗？她是个很好的律师。来吧，介绍你认识。”
　　他介绍我们认识之后，说要上洗手问，然后就一直没回来了。我想是他要跟“太太”重拾旧欢，觉得我在阻挠。
　　我说：“嗨！”点了杯饮料（还在玩那个蛮不在乎和没绅士风度的游戏）。
　　“知不知道，”她对我说，“我是拉斯维加斯比较出色的律师之一。”
　　“不，你才不是呢，”我冷冷地回答，“也许你白天是个律师，但你现在是什么？你只不过是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酒吧内流连厮混的人。”
　　她很喜欢我，我们去找地方跳舞。她跳的很好，我又很爱跳舞，我们玩得很愉快。
　　正跳得起劲，我的背却突然痛起来了，这发生得很突然，而且很痛。现在回想，当时我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未睡，净跟这些疯狂的人和事周旋，终于累坏了。
　　她说她会带我到她家。而当我一躺在她的床上，就昏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床是那么漂亮，阳光普照；但她不见了，只有一个女仆。“先生，”她说，“你醒过来了吗？我已准备好做早餐了。”
　　“呃……”
　　“我送进来吧，你想吃什么？”把菜单念了一遍给我听。我点了早餐，躺在床上吃了——在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床上吃！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谁或什么来历！
　　再问了女仆几个问题，她也对这神秘女郎一无所知；她才刚开始上第一天的班呢，她还以为我是房子的男主人，觉得我会问她问题才真稀奇。最后我穿好衣服离开，从此再没碰到过这位神秘的女人。
　　　　　　　　　　　　　　　　　
　　　　　　　　　　　　　　　　　
　　与职业赌徒论输赢
　　　　　　　　　　　　　　　　　
　　第一次到赌城，我就坐下来把所有机率算出来，发现掷骰子的机率是0.493之类。如果我赌一块钱，实际上我只要花1.4毛钱。于是我跟自己说：“为什么这么不想赌呢？花不了多少钱的！”
　　我开始下注——一下子我就连续输了5元——就那么1元、2元、3、4、5元。理论上我应该才输掉7分钱，但我已输了5元了！从此我也没再赌过钱了（就是说，如果要用我自己钱的话）。我真幸运，一开始就输钱。
　　还有一次，我在跟一位表演女郎吃午餐。那是个安静的下午，没有平常的嘈杂，她说：“看那边那个人，在草地上走的那个？他是‘希腊历克’，是个职业赌徒。”
　　我很清楚在赌城赢钱的机率有多大，便说：“他怎么可能靠赌维生？”
　　“我叫他过来。”
　　历克过来，她介绍我们认识。“玛丽琳说你是个职业赌徒。”
　　“没错。”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可能靠赌博维生，因为像骰子之类的机率才0.493.”
　　“你说的对，”他说：“让我解释给你听。我不赌骰子或什么的。我只赌那些对我有利的。”
　　“喝！它们什么时候对你有利过？”我不相信地问。
　　“其实这也很容易，”他说。“我就在赌桌旁闲逛，如果有人说：”9点！一定是9点！‘那人兴奋极了，他认定这是9点，而且正想下注。我早已计算出所有机率，于是我说：“我跟你赌4元对你3元，这不是9点！’长期来说我会赢。我不直接下注在骰子上，但我跟其他赌客赌——他们都有偏见，迷信一些幸运数字。”
　　历克继续：“现在我已声名在外，就更好办了，因为很多人会来跟我赌。就算他们知道机会不怎么大，但只为了如果真的赢了希腊历克，就可以四处告诉别人。我是真的靠赌博维生，这种生活也好极了！”
　　希腊历克确是个很有学问的角色，他人很好。我谢谢他教了我这么多，现在我全都明白了。知道吗？我总喜欢弄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源济

（十）对不起，薪水太高了

　　我对康奈尔大学的许多科系都不怎么感兴趣。这并不代表他们有什么问题，而只不过我刚好对这些科系没兴趣而已。这包括了家政科学、哲学（这个系的家伙特别不正常），以及其他有文化的东西，像音乐等等。当然，康奈尔有很多我很喜欢往来的人，例如数学系的凯克（Kac）
　　教授和弗勒（Feller）教授、化学系的卡尔文（Calvin）
　　教授，以及动物系的大好人葛瑞芬（Griffin）博士——他就是发现蝙蝠乃是依靠回音自我导航的人。但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够多，其他的许多事物我又觉得不够水准，废话连篇。此外，绮色佳只是一个小镇。
　　这里的天气不是很好，有一天我开着车子，突然开始下起雪来，事前毫无征兆，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心里想：“噢，它不会怎么严重的，继续开车吧。”
　　但积雪愈来愈深，车子也开始偶尔滑行起来，我想：只好把轮胎绑上铁链。走到车外，把铁链放在雪上；天气真冷呀，全身都在哆嗦发抖了。把车子倒退压在链子上，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在那时候碰到的问题——你先得把里面的一个挂钩勾上。由于铁钩必须绑得很紧，因此挂钩很难勾得上去。然后你就要用快冻僵的手指把一个夹钳按下去。你人在轮胎旁的外侧，但挂钩在轮胎的内侧，因此一切都很难控制。它一直滑掉，天气又冷，雪又一直下，你拼命想把这夹钳按下，手痛得不得了，但那鬼东西还是下不来。我记得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这太疯狂了——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地方，那里的人是不用担心这种问题的。
　　我想起以前曾经应巴查教授之邀，到加州理工学院访问过两次；巴查以前也在康奈尔教书。他很聪明，对我的性格也了若指掌。他说：“费曼，我这里多一辆车，借给你。另外这是到好莱坞及日落区的地图，好好享受吧。”
　　于是我每晚开着他的车子到日落区——去那里的夜总会及酒吧凑热闹。我从拉斯维加斯学会喜欢这些事物——漂亮女孩、大赌徒等等。巴查实在很清楚如何令我对加州理工学院产生兴趣！
　　　　　　　　　　　　　　　　　
　　　　　　　　　　　　　　　　　
　　两堆草中的驴子
　　　　　　　　　　　　　　　　　
　　你一定听过那只驴子的故事。驴子站在两堆干草的正中央，不知道该往哪一堆走去，因为两边的草都一样多。
　　唉，那不算什么了。康奈尔跟加州理工竟相提出优厚待遇：每当我觉得加州理工实在比较好，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康奈尔却会提出更优厚的条件；而当我想留在康奈尔时，加州理工的人又会提出些什么。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只驴子站在两堆草中央，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一旦它开始走向某堆草，另外一堆立刻增多。
　　让我作成最后决定的，是我的教授休假年。那时我想再度去巴西访问，这次要去10个月，而我在康奈尔又刚巧已到了可以休假一年的时候。我不愿丧失这个权利，于是我制造了个理由来做决定。我写信给巴查，告诉他我的决定。
　　巴查回信：“我们会立刻聘请你，而且你可以用你的第一年作为休假年。”他们就是那副德性：无论我的决定如何，他们总有办法把我的决定搞砸。因此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事实上是在巴西过的。到了第二年，我才在加州理工正式教书。这是整件事情的始末。
　　自从1951年起，我就待在加州理工学院，而且一直都很快乐。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这里是再适合也没有了。
　　那里有很多顶尖的人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兴趣；我也很喜欢跟他们聊，因此我一直都觉得很惬意。
　　但当我到了加州理工还没多久，有一天我们受到烟雾的侵袭。那时的烟雾比现在要厉害多了——双眼被薰得刺痛万分。我站在角落里，眼泪直流，心里便想：“这太疯狂了！这是绝对的神经病！在康奈尔的时候还好好的。我要离开这里！”
　　于是我打电话到康奈尔，问他们我还可不可能回去。
　　他们说：“当然可以！我们立刻着手安排，明天打电话给你。”
　　　　　　　　　　　　　　　　　
　　　　　　　　　　　　　　　　　
　　不再改变主意
　　　　　　　　　　　　　　　　　
　　第二天，我碰到了极大的运气，让我作出决定——也许上帝在帮我忙做决定。我正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有个家伙跑到我面前说：“嘿，费曼！你有没有听到最新发生的大事？巴德（Walter Baade）发现星球原来有两种不同类型！我们以往计算星系和我们的距离时，原来都只是以一种造父变星为基准。但现在发现还有另一种，因此宇宙的年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老两倍、三倍，甚至四倍！”
　　我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地球好像比宇宙还要老。根据估计，地球年龄为46亿年，但宇宙的年龄只有20、30亿年。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而这个发现把谜团解开了：重新计算之后，证明宇宙年龄比以前想象中的要老。但重点是，当时我立刻知道了这项新发现——那家伙匆匆跑过来把第一手的消息告诉了我。
　　还没穿过校园，回到我的办公室，另一个家伙又走过来了。这是梅索森，他主修生物、副修物理，我曾经是他博士论文口试的委员之一。他建造了第一部“密度梯度离心机”，用来分离及测量分子的密度。他对我说：“看看我刚得到的实验数据！”
　　他证明了当一个细菌制造出一个新细菌时，它会把一个完整的分子传给那个新细菌；这个分子就是DNA了。在这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什么东西都在分裂、分裂。因此大家原先也以为细菌会分裂，一半成为新细菌。但那是不可能的：包含着遗传信息的那个最小分子，不可能一分为二；它必须复制自己，把复制品给新细菌，给自己留一份。梅索森证实这个想法了，他用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先让细菌在重氮中生长，然后再让它们在普通的氮气里生长。实验进行期间，他用他的密度梯度离心机测量分子的重量。
　　在第一代的新细菌中，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刚好是介于用重氮制造出来的分子，以及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之间。如果所有分子——包括染色体分子一都一分为二的话，这个结果是合理的。但在接下来的很多代细菌中，如果还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应该是重分子和轻分子两者之差的1/4、1／8及1／16等等，然而实验结果却显示分子的重量只有两组。一组的重量跟新的第一代相同（介于较重的和较轻的分子之间），另外一组则较轻——刚好就是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重量。因此，尽管每过一代，较重分子所占比例会减少一半，但它们可没减重量，这个实验结果令人兴奋极了，这是个很重要、对基础研究影响重大的发现。
　　我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意识到这里才是我想待下来的地方。在这儿，科学界的各路人马都会告诉我他们的研究成果，真是令人兴奋。这才是我想要的，真的！
　　因此，稍后当康奈尔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差不多全安排好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又改变主意了。”但是我已决定，我以后都不用再决定什么了。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可以让我再改变主意了。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要担心：要不要到这个地方，你的母亲又会怎样等等。你担心、做决定，但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事实上，比较容易的作法是什么都不管，就那样决定。不用管那么多——再没什么能使你改变主意了。我还在麻省理工当学生时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我每次在餐厅里都拿不定主意要吃哪种饭后甜点，烦死了，于是我决定从此以后都只挑巧克力冰淇淋，而不再为此烦心——那个问题便就此解决了。总之，我也就那样决定，从此待在加州理工学院。
　　　　　　　　　　　　　　　　　
　　　　　　　　　　　　　　　　　
　　拒绝高薪诱惑
　　　　　　　　　　　　　　　　　
　　不过，还是有人尝试过要改变我留在加州理工的念头。
　　那时费米刚过世不久，芝加哥大学的人在物色替代费米的人选。他们派了两个人来我家拜访——当时我对他们的动机一无所知。而他们开始谈论各种我应该去芝加哥的好理由：我可以做这做那，那里有许多优秀人才，我有机会做很多事情。我一直没有问他们待遇问题，而他们拼命暗示，只要我问的话，他们就会告诉我。终于，他们还是问我想不想知道薪水有多少。“唉，不！”我说，“我已经决定待在加州理工。我的太太玛丽露就在隔壁，如果她听到薪水有那么高时，我们又会吵起来。而且，我早已决定了不再做决定了。我要永远留在这里。”我不让他们告诉我芝加哥打算给我的薪资。
　　过了大约一个月，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马歇尔（Leona Marshall）跑来跟我说：“奇怪你没有接受芝加哥的职位。
　　我们觉得很失望，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拒绝这么优厚的待遇。“
　　“那很容易”，我说：“因为我从头到尾没让他们告诉我待遇如何。”
　　一星期后，我收到马歇尔的一封信。把信打开，第一句话说：“他们提出的待遇是——”十分庞大的一笔数字，大概是三四倍于我原来的薪水，很惊人呢！信中继续说：“在你读下去之前，我就让你知道待遇是多少。也许现在你会重新考虑，因为他们告诉我这个空缺还在，而我们都很希望你能来加入我们。”
　　我写了封信给他们说：“知道了薪水的数目之后，我已决定必须要拒绝了。我必须拒绝这么高的薪水，原因是如果我真的拿那种高薪，我就可以实现一切从前想做的事了——找一个很漂亮的情妇，替她找个公寓，买漂亮东西给她……用你们给我的薪水，我真的可以那样做，但我也知道我会变成怎么样。我会开始担心她在做些什么，等我回家时又会争吵不休，这些烦恼会使我很不舒服、很不快乐。我再没法好好做物理，结果会一团糟！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都是对我有害无益的，我只好决定，我没法接受你们的邀请了。”

源济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朝永振一郎（1906～1979）以及仁科芳雄（1890～1951）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コ——ヒ——を持てきて下さぃ。”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叠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
　　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复复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行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
　　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后坐在桌子前做点事。
　　十几二十分钟后，好像有什么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往花园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日本女人，穿着很可爱的衣服，坐在玄关上。
　　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俗的资料，晓得为什么她被派来我的房间。我想：“这可能很有趣！”
　　她会讲一点英文。“你喜欢逛花园吗？”她问。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着我的手臂，指点花园的景色给我看。
　　后来我发现，原来只因为她懂一点英文，旅馆经理觉得我大概会喜欢她带我去逛逛花园，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东西文化交流时，很容易发生误会。
　　　　　　　　　　　　　　　　　
　　　　　　　　　　　　　　　　　
　　让自己日本化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进来，说了几句日本话——跟洗澡有关。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试试看，所以我说：“好！”
　　书上说日本式洗澡很复杂，他们在浴池里放很多水，从外面加热。大家不能把肥皂放进洗澡水里，把水弄脏——这样下一个人就没办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边。虽然中间有门而且紧闭，但我听得出来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门打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个人出来看看是谁闯进来。“教授！”他用英文对我说：“其他人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走进盥洗室是个很糟糕的错误！”居然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毫无疑问，女服务生是问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话，她会先为我准备妥当，并且在浴室空出来时通知我。当我犯下这么严重的社交错误时，我实在很庆幸对方是汤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日本旅馆很宜人，有其他人来探访我时，服务尤其周到。有人来到我的房间时，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谈话。
　　不到5分钟，女服务生就端着茶盘进来，上面除了茶，还有糖果，就好像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在美国，如果有人到旅馆房间来拜访你，没人会理你，你得打电话叫人来服务。在这里用餐也与众不同。你吃饭的时候，端食物进来的女孩会一直陪在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进餐；尽管我没办法跟这女孩深入交谈，不过没关系。食物也很特别，例如汤是用一个有盖的小碗盛着，打开盖子以后，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点点绿葱浮在美味的汤上，真是精彩。
　　对日本人来说，食物的外观也很重要。
　　我决定尽可能过日式的生活，但这却意味着我得吃很多鱼。从小我就不喜欢吃鱼，但是我发现，在日本不吃鱼实在太孩子气了，我在那里吃了很多鱼，而且乐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卖鱼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从前一样，我没法忍受。后来我找出原因：原来鱼必须要非常非常新鲜，否则就会带有一些令我讨厌的怪味。）
　　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馆吃饭，他们端来一杯黄色的液体，里面装着一个又圆又硬、蛋黄大小的东西。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什么都吃，但是这个东西把我吓坏了，它看起来盘盘结结，像脑子一样。我问女服务生那是什么，她回答：“枯里（kuri）。”这对我没多大帮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鱼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心里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为我想要尽可能日本化（30年来，我一直记得“枯里”
　　这个词，好像是什么攸关性命的东西一样）。
　　第二天，我在会场问一个日本人“枯里”到底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觉得很难下咽。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错了什么？
　　　　　　　　　　　　　　　　　
　　我学会的日本话，许多时候还真的发挥了极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しょぅ！”意思是“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
　　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在日本的会议一共分为两部分，一半在东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诉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 Pais）关于日式旅馆的事，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馆，那里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间，派斯就和我共住一个日式房间。
　　第二天早上，负责照料我们房间的年轻女服务生为我们准备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端着早餐进来，我这时衣服还未穿好。她转向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安）。”
　　派斯正好从浴室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而且滴着水。她转向派斯，同样泰然自若的说：“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
　　然后把早餐盘子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天哪，我们太不文明了。”
　　在美国，女服务生来送早餐的时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丝不挂站在那里，保管会有尖叫和麻烦。但在日本，他们完全习以为常。我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比我们先进而且文明。
　　在这段期间，我在研究液态氦的理论，而且发现可以利用量子动力学的定律来解释“超流动性”（super fluidity）现象。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将在京都会议中发表我的研究及发现。
　　发表报告之前的那个晚上，在餐会中坐我旁边的恰好是翁萨格（Lars Onsager）教授。他是固态物理和液态氦问题的泰斗，也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学者。
　　“费曼，”他以沙哑的声音说：“听人家说，你自认已经了解液态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个晚上跟我说过唯一的一段话，内容实在不怎么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发表报告，说明我所知道的液态氦理论。末尾，我抱怨我对液态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态氦的相转换——从某一相转换到另一相——是属于第一级（first order）（例如当固体熔解或液体沸腾时的情形，其时温度不变）还是第二级（例如在磁铁中看到的某些现象，其中温度不停变动）的现象？
　　翁萨格教授站起来，以他冷冷的声音说：“费曼教授在我们这个领域还只是个新手，我想他需要一点指导。有些事情他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啦？”
　　翁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从来没有人能从基本理论开始，研究出任何相转换的数量级。因此，如果他的理论不能让他正确计算出数量级，也并不代表他还未充分了解液态氦的其他层面。”原来他要说的只是恭维的好话呢！但是他刚开始讲话的语气，让我以为这次会被修理得很惨！
　　　　　　　　　　　　　　　　　
　　　　　　　　　　　　　　　　　
　　树大招风
　　　　　　　　　　　　　　　　　
　　不到一天，我在房间就接到《时代周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寄一份报告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时代周刊》，觉得兴奋极了。我很为自己的研究感到骄傲，研究成果在会议上也颇受肯定，因此我说：“当然可以！”
　　“很好。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他把地址给我，我觉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复述了一遍，那人说：“没错。很谢谢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惊地说：“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吗？对不起，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跟他谈。”
　　几小时后派斯回来了：“嘿，派斯！派斯！”我兴奋地说：“《时代周刊》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寄一份你刚发表的报告过去。”
　　“噢！”他说：“出风头准没什么好事！”
　　我十分震惊。
　　往后，我慢慢发现派斯说得很对；但在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话，实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示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
　　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程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提不出这样的例子。提得出来的例子往往极为薄弱，用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由于我总是要求别人给我实际例子，而不是要他们写数学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学家之间流传的油印刊物（这是他们在战后设计出来的一种简单有效的传播信息方式），用“费曼的轰炸及我们的回应”的标题，来总结我在日本各地的访问。
　　到过若干大学访问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院待了好几个月。我真喜欢在那里工作，一切都那么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脱掉，想喝茶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时候，我拼命学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后来进步到可以搭出租车到处跑、办事情。那段期间，我跟一个日本人学日文，每天一个小时。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这个字的日文。“好，”
　　他说，“如果你想说‘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园吗？’你应该怎么说？”我用刚刚学会的字造了一个句子。
　　“不对，不对！”他说：“当你说：”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园？‘，你用的是第一个’看‘，可是当你想看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必须用另外那个’看‘字，比较有礼。“
　　基本上，第一种说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烂花园？”可是当你想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得说些类似“我能否参观你那漂亮的花园？”这样的话。因你必须用两种不同的字眼。
　　然后他又出了另一道题目：“你到庙里去，想看看那里的花园……”
　　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我用的是有礼貌的“看”字。
　　“不对，不对！”他说：“寺庙里的花园更加、更加的优雅。所以你说话的语气应该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无比的花园上吗？’”
　　同样的一项概念，却要用三四种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只因为当我做这件事时，就很糟糕，但当做的人是你的时候，就很典雅。
　　我学日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讨论专业上的东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发生在科学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里问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么说？”
　　他们教我说。
　　“好。现在我要说：”请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吗？‘我要怎么说？“
　　“那样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不管是我解方程式，还是你解方程式，我们做的是同样的鬼东西！”
　　“是，没错，但要用不同的字——这比较有礼貌。”
　　我投降了。我觉得日文不是我这种人学的，于是从此停止学日文。

源济

（二）不要太相信专家

　　50年代初期，我们的问题是：找出能解释贝塔衰变（beta decay）的正确理论。这牵涉到两种粒子，一种名叫“涛粒子”（以希腊字母τ代表），另一种叫“非他粒子”（以θ代表）。它们的质量差不多一模一样，可是一种会蜕变为两个“派粒子”（pion）：另一种则蜕变为3个派粒子。其实它们并不只是质量差不多，而且寿命也一样，真是个奇怪的巧合。于是大家都很关心这问题。
　　在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报告说，从回旋加速器生产出来的涛和非他，即使在不同角度测量或是粒子的能量不同时，它们的产量比例始终不变：总是多少个涛对多少个非他。
　　当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只不过它有时蜕变为两个派粒子，有时蜕变为3个。但没有人会赞同这个想法的，因为物理学里有个定律叫“宇称规则”——那是建立在“所有的物理定律，其镜中影像都是对称的”的假定上。因此，任何东西要不就蜕变成两个派粒子，要不就蜕变成3个。
　　那时候，我还有点搞不清楚情况，我总是有点落后。
　　其他人好像都一副很聪明的样子，我感觉我追不上。会议期间，我跟布洛克（Martin Block）住同一房间，他是个实验物理学家。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你们干嘛那么死守着宇称规则？也许涛粒子和非他粒子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假如宇称规则错了会怎样？”
　　我想了一下说：“这就等于说，宇宙定律会分为左旋（left hand）或右旋（right hand）两种，也可以用某些物理现象来定义右旋了。我也不觉得那会有多可怕，虽然那一定有些什么不良后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明天不问问那些专家？”
　　他说：“不，他们不会听我的，你来问。”
　　　　　　　　　　　　　　　　　
　　　　　　　　　　　　　　　　　
　　不敢面对问题
　　　　　　　　　　　　　　　　　
　　于是第二天开会时，当我们谈到涛－非他大谜团时，奥本海默说：“我们应该听些新一点、怪一点的意见。”
　　我便站起来说：“我是替布洛克问这个问题的：如果宇称规则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之后葛尔曼经常笑我，说我当时没胆量用自己的名义问问题。但事实上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当时我就感觉到那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想法，谁提出这个问题，往后很可能会名留青史。
　　李政道站起来，回答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而按例我又是不太听得懂。会议快结束时，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但就我所知，这问题还没有答案——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不认为可能性会很高，但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
　　拉姆西（Norman Ramsey）问我他应不应该做个实验，寻找宇称不守恒的例子。我说：“最佳回答是，我跟你赌50比1，你什么也找不到。”
　　他说：“那对我而言，机会已经够高了。”但他始终没有进行那个实验。
　　总之，后来吴健雄以实验证明了宇称也有不守恒的时候，而这替贝塔衰变理论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也启发了一大堆其他实验。有些证明了从核子出来的电子，有一部分飞向左边、一部分飞向右边；更有其他形形式式的实验，全都是跟宇称有关的有趣发现。然而数据是那么的混乱，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东西拼凑在一起。
　　期间在罗彻斯特举行了一个会议——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研讨会（Rochester Conference）。我还是事事落于人后，而李政道已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他和杨振宁作出宇称并不守恒的结论，现在他正提出解释这现象的理论。
　　会议期间，我住在我位于西瑞桥斯（Syracuse）的妹妹家。我把论文带回家跟她说：“我搞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说的东西，这全都那么复杂！”
　　“不，”她说，“你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无法弄懂它，而是你没有发明它。你没有用你的方法，从听到线索开始做起，把它推演出来。你应该做的是想象自己重新在当学生，把这篇论文带到楼上去，逐字逐句地读，检查每一条方程式。然后你就什么都弄懂了。”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把那东西从头看到尾，发现它真的很明显简单。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读它，总觉得它太深奥。
　　　　　　　　　　　　　　　　　
　　　　　　　　　　　　　　　　　
　　“我全部明白了”
　　　　　　　　　　　　　　　　　
　　这篇论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右不对称方程式有关的。现在再来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发觉他的答案比较简单：所有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电子及渺粒子（muon）来说，我的推论预测跟李政道的一样，除了我把某些加减号颠倒过来而已。当时我没想到：其实李政道只不过讨论了最简单的渺粒子耦合例子，并没有证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论，所有渺粒子会自动右旋。因此，事实上我的推论比他的更上一层楼了。
　　我的加减号跟他用的颠倒，但我没意识到我其他部分全都弄对。
　　我又做了几项预测，全是些还没有人想到过用实验验证的情况。可是当我考虑中子和质子，进行计算时，我的结论无法跟当时已知的中子与质子数据互相印证。这部分有点儿麻烦，不好弄。
　　第二天回到会场，有个叫凯斯（Ken Case）的大好人，把他发表论文的时间分了5分钟给我，让我报告这些新想法。我说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说电子和渺粒子的正负号用反了，此外我还在努力解决中子的相关问题。有些实验物理学家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预测的问题。会议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再回到美国之后，我立刻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进展得如何了。我跑到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她不在，另一位女士给我看了一些数据，却没有帮助。在我的模型中，电子在贝塔衰变中应该都是左旋的，可是实验显示有时出现右旋的情况。全都对不起来。
　　回到加州理工，我问那些做实验的，贝塔衰变情况到底如何了。还记得詹森（Hans Jensen）、维普斯塔拉（Aaldert Wapstra）以及贝汉姆（Felix Boehm）三人请我坐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们得到的数据。由于我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用心的程度，因此我比较看重他们的数据。他们的实验结果还蛮一致的，但加上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就变得乱七八糟了。
　　最后，他们把一切数据都交给我说：“目前情况是那么的混乱，甚至一些已定论多年的理论都被怀疑了，像中子的贝塔衰变是否仍是S和T.一切都乱七八糟。葛尔曼说那可能是V和A.”
　　我从小板凳上跳起来：“那么我全——部——都明白了！”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在罗彻斯特会议碰到的困难，正是在中子与质子蜕变时，除了好像应该是V和A而不是S和T之外，其余一切理论都吻合了。因此，现在我的理论完备无瑕了！
　　　　　　　　　　　　　　　　　
　　　　　　　　　　　　　　　　　
　　迎头赶上
　　　　　　　　　　　　　　　　　
　　当天晚上，我就用这个理论把一切都计算出来。首先我算出了渺粒子和中子的蜕变速度。如果理论正确，这两项数字之间应该出现某种关联。我的结果跟应有的答案相差9％。那已很接近了，只9％。好像应该更接近的，但9％已够接近了。
　　我继续检查其他的一些计算，全都符合，再计算新的东西，也符合。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知道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自然定律。
　　（当然那不全对，可是后来才发现葛尔曼、苏打山以及马夏克等人也推演出同样的理论，并没有破坏我的乐趣。）
　　在这之前我做过的工作，全都不过是把别人的理论拿来，改进其中一些计算技巧；或者是利用什么方程式，例如把薛定愕方程式（Schrodinger Equation）用在氦现象上面。那里牵涉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你有这方程式及现象，它们如何运作？
　　我想到狄拉克（Paul Dirac），他也一度单独“拥有”
　　他的方程式——用以说明电子现象的方程式。而现在我也拥有这个新的贝塔衰变的方程式。它没有狄拉克方程式那么耀眼，但它也很不错。这是我唯一一次发现了新定律。
　　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妹妹，谢谢她建议我坐下来好好地读通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经过了一段不安和觉得事事落于人后的日子，现在我终于觉得已经加入大家的行列了；我也有新发现了，全由于她的建议。很感谢她，我重新回到物理之路上了。我告诉了她一切，除了那9％的差别。
　　我十分兴奋，不停地计算，而事情就如流水行云般顺利：一切都自动吻合，毫不牵强。到这时候，我已开始忘记那9％的事情了，因为其他一切都那么顺利。
　　　　　　　　　　　　　　　　　
　　　　　　　　　　　　　　　　　
　　要物理不要朋友
　　　　　　　　　　　　　　　　　
　　我坐在厨房内窗旁的小桌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愈来愈晚了——大约凌晨两三点。我努力计算，得到很多相互吻合的结果。我在思考、我在专心，外面很黑、很静……
　　突然窗口上“搭搭搭搭”地响起来。我一看，那里有一张白白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我惊吓之下便大叫起来！
　　原来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很生气，因为我度假回来却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她。我让她进来，尽可能解释我正在忙，我刚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我说：“请到外面去，让我把它完成。”
　　她说：“不，我不想打扰到你。我去客厅坐好了。”
　　我说：“好吧，但这不容易。”
　　她没有真的坐在客厅。最好的说法是她蹲在角落把手盘起来。不来“打扰”我。她的目的当然是要打扰我！而她成功了。我很生气，我受不了了。我必须继续计算下去，我在进行一些很重大的发现，精神亢奋；而起码在这个时刻，那比这位女士还重要。我忘记后来怎样让她离开了，总之并不容易。
　　再工作一些时候，真的很晚了，觉得肚子非常饿。我走到街上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小餐厅。以前我经常都这样深夜去吃东西的。
　　曾经有很多次我被警察拦下来，因为我会边走边想，然后停下来——有时想得连走路都没法走。你得停下来澄清一些事；有时也会伸双手，自言自语地说：“这跟这的距离是这样，然后这会那样……”警察看到了便走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你在干嘛？”
　　“噢！我在想东西。对不起，我住这里，经常去这餐厅……”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也不再拦我了。
　　走到餐厅，一边吃东西，一边还是忍不住兴奋地告诉那里的一位女士，我刚有了一项大发现。她却开始说，她是一个消防员或什么的妻子，很寂寞——但我没兴趣。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地相互交错。
　　　　　　　　　　　　　　　　　
　　　　　　　　　　　　　　　　　
　　兴奋的一刻
　　　　　　　　　　　　　　　　　
　　第二天我跑去找维普斯塔拉等人，告诉他们：“我已全弄出来了，一切都符合无误。”
　　克利斯蒂也在那里，他说：“你用的是什么贝塔衰变常数？”
　　“某某书里的多少多少。”
　　“但那已不对了。最近的实验显示那数字有7％的误差。”
　　我想起那9％了。我好像在预言什么一样：我在家里用这理论计算，它说中子衰变有9％的差别，第二天却有人告诉我，我引用的贝塔衰变常数有7％的差别。但重要的是，改变将会是从9％变成16％呢（那就不好了），还是从9％变成很理想的2％？
　　就在那时，妹妹从纽约打电话来：“那9％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发现出现了新数据……7％……”
　　“往那边改？”
　　“我还在问，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我兴奋到无法思考，好像在赶搭班机一样，根本不知道晚了多少。你实在赶不上了，突然旁边有人说：“现在是日光节约时间呢！”对，但究竟是往前拨一小时还是往后拨一小时呢？在太激动的时候是想不出来的。
　　克利斯蒂走进他的房间，我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都必须静静地想一想：这往这边改变，那往那边改变——这并不太困难，真的，只是很令人兴奋。
　　克利斯蒂出来了，我也从房间走出来，我们都同意：相差将会是2％——在准许的实验误差之内。毕竟如果他们才刚把常数修改了7％，那2％极可能就是误差。我打电话给我妹妹：“2％。”理论正确。
　　（为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其实相差只有1％。后来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这点澄清。因此那2％也不全是实验误差。）
　　葛尔曼综合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篇论文。这理论还蛮可爱的，它不困难，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就像前面说过，当时有很多很乱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还会宣称，哪些实验有错误。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的实验了。他测量了中子蜕变时从不同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我们的理论预测，这些数目全都一样，但他却发现从某个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比其他的多了11％。特勒第是个极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也很小心仔细。有一次，当他在某个地方做演讲时，他提到我们的理论说：“做理论的人的毛病是，他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实验上！”
　　特勒第也写信给我们，语气虽然不完全是责备，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是错的。信末他说：“这F－G（指Feynman－Gell-Mann）理论是完全不F－G（指fit- good，吻合的意思）。”
　　葛尔曼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也知道特勒第是个很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我说：“我们等。”
　　两天之后，特勒第又写了封信来，他完全改变立场了。
　　从我们的理论里，他发现：他忽略了实验中，从中子朝各方向反弹的质子并不一致；他假设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样。
　　他把我们理论所推测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数据，结果完全改观，实验和理论完全吻合。
　　我知道特勒第很优秀，和他争论是很吃力的。但那时候，我已深信他的实验数据出了问题，而他自己会把它找出来——当然他比我更懂得找这错误了，因此我说我们不要尝试找出问题，只要耐心等候便可。
　　　　　　　　　　　　　　　　　
　　　　　　　　　　　　　　　　　
　　不轻信专家
　　　　　　　　　　　　　　　　　
　　我跑去告诉巴查教授，告诉他我们的成功。他说：“是的，你们提出了中子——质子耦合是V而不是T，而以前大家都以为是T.到底是哪一个实验说是T呢？你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以前的实验，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我跑去把最先说那应该是T的论文找出来一看，立刻大吃一惊，我记得以前看过那篇论文（那时《物理评论》还不很厚，我每篇文章都读），而当我再看这篇论文，看到那些图表时我想：“那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图表中的曲线取决于数据范围最边边的一两个数据点——通常这些点都比较不可靠。而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篇论文时，就曾经想到过这一点！
　　当我开始思考贝塔衰变这问题时，我读了许多由“专家”写的报告，全都说那是T.我从来没有看看最初的数据，我只是像中了毒般去读其他的论文。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物理学家，在罗彻斯特想到这问题时，我就立刻会看看“到底T的说法有多可靠？”——那才是明智之举。
　　我会立刻看出，我早已注意到那个图表有问题。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理会由“专家”做出来的结果。
　　我总是自己动手计算每一步骤。当大家说夸克理论很不错时，我找了两位博士——瑞夫道（Finn Ravndal）及奇斯林格（Mark Kislinger），跟我一起检查所有的理论，以确定它给的结果能跟实验结果吻合，以及它确实是个重要的好理论。我再也没有犯相信专家意见的毛病了。当然，你只能活一次，于是你犯该犯的错误，学习什么不该做，你的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源济

（三）我就是不要签

　　有一次，附近市立大学教科学的老师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学校演讲，酬劳是50美元。我告诉他，我担心的不是钱：“你说是‘市立’大学，对不对？”
　　“不错。”
　　我想到以往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往往需要应付一大堆例行文书程序，便笑起来，说：“我很乐意做演讲，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故意卖个关子，再继续说下去——“就是我最多只会签13次名字，而且那还包括兑支票时签的一次！”
　　他也笑起来了：“13次！没问题。”
　　开始进行了。首先我要签署一份文件，说我确实忠于政府，否则就不能在市立大学里面演讲，而且我要签两次。
　　接下来，我要签一份愿意放弃什么权利之类的东西——记不清楚了，是给市政府的。不多久，签名的数目就开始增加。
　　此外我又要签一份文件，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教授。
　　当然，由于这是市政府的事，他们要确保主事者不会偷偷地找自己妻子或朋友来演讲，甚至根本拿了钱不请人来演讲。他们要保证很多事情，签名次数便一直增加了。
　　起先笑起来的那位老师也紧张起来，但最后刚刚好，我刚好签了12次，剩下一次可以用来签支票；于是我就到他们学校履行诺言。
　　　　　　　　　　　　　　　　　
　　　　　　　　　　　　　　　　　
　　签了13次
　　　　　　　　　　　　　　　　　
　　几天之后，那位老师把支票带来给我，但他额角冒着汗；因为除非我先签一张表格证明我真的做了演讲，否则他就不能把支票给我。
　　我说：“如果我签了这张表格，我就没法兑现支票了。
　　你也在场，演讲你也听了，为什么你不能签？“
　　“先生，”他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
　　“不。我们一开头就讲好这样安排的。那时我们没想过真的会到13次，但当时我们双方同意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到底。”
　　他说：“我已经很努力，问过很多人了，什么方法我都试过了；但他们都告诉我没办法，你不签这表格就没法拿到支票。”
　　“无所谓，”我说：“我只签了12次名，演讲也讲了，我可以不要那笔钱。”
　　“但我很过意不去。”
　　“没关系，我们讲好的，不要担心。”
　　第二天他打电话来：“他们不能不给你那笔钱！款项已编列出来，他们非把钱给你不可！”
　　“好吧，如果非这样不可，就让他们把钱给我吧。”
　　“但你要在表格上签名。”
　　“我不签那表格！”
　　他们全被卡死了。在他们系统里，像这样的一笔钱——该付给这个人却因为他不肯签名而无法付——简直无法处理！
　　最后，事情终于摆平了。过程拖了很久，也很复杂。
　　总之，我用我的第13次签名把支票兑现了。
　　　　　　　　　　　　　　　　　
　　　　　　　　　　　　　　　　　
　　会议在哪里？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出远门时我总会很大意，记不得邀请我的人的地址、电话，甚至任何跟东道主有关的事情。
　　每次我都以为会有人来接我，或者同行的人很清楚我们要往何处去。不过事情也往往会化险为夷。
　　1957年间，我去北卡罗莱纳大学参加一个讨论重力的研讨会。我的责任是以另一门物理专家的身份来讨论重力物理。
　　由于我无法参加第一天的会议，因此当我从飞机场走出来时，已经是会议的第二天了。我走到叫出租车的地方，跟那人说：“我要到北卡大学。”
　　“你说的是哪一所，”他说：“在瑞阿里的北卡州立大学呢，还是在教堂山的北卡大学？”
　　不用说，我完全搞不清楚。“它们在哪里？”我问，心想这所跟那所的位置应该很接近。
　　“一家在北方，另一家朝南走，路程都差不多远。”
　　我身上没带任何资料可让我弄清楚究竟是哪一所，而周围也没有像我那样晚了一天才赴会的人。
　　我灵机一动。“听着，”我跟出租车站的人说，“会议是昨天开始的，所以昨天一定有很多人路过这里去参加研讨会。让我形容一下这些人，看你有没有印象：他们多半有点迷迷糊糊的，边走边谈，不大理会自己究竟往哪个方向走，谈话内容都是‘几——苗——鸟，几——苗——鸟’的。”（注：“几——苗——鸟”为Gμν的音译。
　　μ、ν是希腊字母，而Gμν则是重力物理里一个常用符号。）
　　他整张脸都亮起来了，说：“你要去的是教堂山！”
　　他挥手招来出租车，“带这位先生去北卡教堂山分校。”
　　“谢谢！”我说，顺利地抵达会议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