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

源济

（四）如果科学就是艺术

　　有一次，我在宴会中表演桑巴鼓。我愈打愈起劲，有个家伙特别受到鼓声的感染，走进浴室，脱掉上衣，把刮胡膏挤满在胸前，弄成一幅很滑稽的图案，又把樱桃挂在耳朵上，跑出来狂舞。当然，我立刻和这疯子成为好朋友了。他叫左赐恩（Jirayr Zorthian），是个艺术家。
　　我们经常讨论艺术和科学。我会说：“艺术家是迷失的一群，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对象！他们曾经以宗教为对象，但是现在他们失去了宗教，一无所有。他们不了解眼前的科技世界，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真实世界之美——亦即科学世界之美——所以在内心深处，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画。”
　　而左赐恩则会回答说，艺术家不需要具体的实物，他们满是各种可以用艺术表达的感情；而且艺术可以是非常抽象的，更何况当科学家把自然分解成数学方程式时，他们同时也摧毁了自然之美。
　　　　　　　　　　　　　　　　　
　　　　　　　　　　　　　　　　　
　　拜师学画
　　　　　　　　　　　　　　　　　
　　有一次我到左赐恩家为他庆祝生日，我们又开始了类似的愚蠢辩论，一直辩到凌晨3点。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他：“听着，我们所以争论不休，却毫无结论，是因为你对科学一窍不通，而我对艺术也是一窍不通。所以，以后星期天我们轮流上阵，我教你科学，你给我上艺术课。”
　　“好，”他说，“我教你素描。”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在中学的时候，我唯一会画的图就只有沙漠里的金字塔，因为金字塔的构图主要是由直线组成，偶尔我会试试加上棕榈树和太阳。我是丝毫没有艺术天分的。坐在我旁边的家伙呢，和我一样差劲，每次老师让我们自由发挥的时候，他都会画两团扁扁的、椭圆形的东西，好像两个轮胎叠在一起，然后有一根树干从上面伸出来，顶上是个绿色的三角形——这就叫做一棵树。所以，我跟左赐恩打赌，他一定没办法教我画画。
　　“当然你得用功学！”他说。
　　我答应一定会用功，但是还是打赌他没办法教会我。
　　其实我很想学会画画，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很想表达内心深处对这个世界之美的感受，这感受很难形容清楚，因为那是一种情感，这很类似一个人对宗教的感觉。在宗教里，有个上帝在主宰着宇宙万物；只要想到世间外形迥异、各行其是的万物却都被“幕后”同样的组织体、同样的物理定律所管辖，你会觉得这世界一定有种运行的通则。
　　这是种对大自然数字之美的感情，对于她内在运作方式之妙的赞叹；了解到我们所见的种种现象，都是源自原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更有感于大自然的美妙和奇幻。这是一种敬畏的感觉——对科学的敬畏。我觉得，透过绘画，我可以和有同感的人沟通这份情感，也许在刹那间，就能提醒他去感受宇宙的荣耀。
　　事实上，左赐恩是个很好的老师。他叫我先回家随便画点什么。我试着画了一只鞋，又画了插在花瓶里的一朵花，但都画得一塌胡涂。
　　我们再碰面时，我给他看我的习作。“噢，看！”他说，“你看，在后方这里，花瓶的线条没有碰到叶片。”
　　其实我的本意是要让这条线一直画到叶片的位置。“很好，这是一种表现景深的手法，很聪明呢。”
　　“还有，你没有把所有的线条都画得一样粗细（这也不是我刻意营造的），也很好。假如一张画上所有线条都一样粗细，看起来会很呆板。”课就这样继续下去了，每次我以为是错误的地方，他却用一种正面的看法教会我其他的东西。他从来不说我错，也不让我难堪。所以我不断尝试，渐渐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我从不满足。
　　为了有更多练习作画的机会，我还参加国际函授学院的课程。我得承认他们的课还真不赖。一开头，他们先要我画三角锥和圆柱体，练习加上阴影等，课程涵盖了好几种绘画的领域：素描、蜡笔画、水彩画、油画等，课程快结束时，我的兴致却逐渐冷却下来。我画了幅油画，但是一直没寄去给他们。学校不停写信给我，鼓励我继续学下去，他们真的很不错。
　　另一方面，我不断练习素描，对素描的兴趣愈来愈浓厚。假如我在会议上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比方有一次，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到我们学校来，跟我们讨论加州理工学院是不是应该设立心理系，我就开始画其他在场的人物。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练习画画。所以，我跟左赐恩上课时，确实是很用功的。
　　可是，左赐恩却没有学到多少物理，他太容易分心了。
　　我试着教他电磁学，但当我一提“电力”，他就告诉我他有个马达坏掉了，问我怎样才能把它修好。我想让他实际看看电磁铁怎么发生作用，便造了个小线圈，然后把一根钉子悬在半空中，一通电，钉子就自动荡进线圈中。他居然说：“噢！这就跟做爱一样嘛！”我只好死了心，物理课就此结束。
　　于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争论：到底是他教得比我好呢，还是因为我是个比较优秀的学生。
　　我放弃了原先的想法——教一个艺术家了解我对大自然的感受，以便他能描绘出这种感觉。现在我得加倍努力学画，让自己来画出心中的感觉。这是个很具野心的尝试，我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别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开始学画画不久，有位我认识的女士看了我的习作，说：“你应该到帕沙迪纳美术馆看看。他们开了素描班，有模特儿——裸体模特儿——让学生画。”
　　“不行，”我说，“我画得还不够好，我会觉得很尴尬。”
　　“你画得够好了，你应该看看有些人画的那副模样！”
　　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到美术馆去。第一堂课，他们只告诉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白报纸以及各种铅笔和炭笔。第二堂课，模特儿来了，摆了十分钟的姿势。
　　我开始作模特儿的素描，但是一条腿还没画好，十分钟就已经到了。我环顾四周，每个人都已经画好整幅图画，连她背后的阴影也画了。我明白我太不自量力了。但是慢慢地，模特儿终于在课堂上摆足半小时的姿势了。我很努力地、费了好大的劲，终于画好她整个身体的轮廓。这次还算有点希望，所以我没有像过去那样把画盖起来，不敢让别人看。
　　我们要互相观摩其他人画的画，我这才发现他们真的能画：不只画了模特儿，还把所有细节和阴影都画出来，包括她坐的椅子及上面放的一本小书、讲台等等，巨细靡遗！他们每个人的炭笔都“沙！沙！”的，就什么都画好了。我觉得我没什么指望。
　　我走回去，打算把我的画盖起来。我的画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条线挤在白报纸的左上角，因为之前我都只在笔记本大小的纸上画画，有点成为习惯了。但这时恰好有几个班上同学站在我的画旁边看，其中有个人说：“噢，看看这幅画，每一笔都恰到好处！”
　　我不知道他话中确实的意义，但是我深受鼓舞，下一堂课才敢继续上。另一方面，左赐恩不停地告诉我，把画布填得太满的画不是什么佳作。他的任务是，教我不要担心其他人怎么画，他说其他人也不见得有多高明。
　　　　　　　　　　　　　　　　　
　　　　　　　　　　　　　　　　　
　　不逼你往特定方向走
　　　　　　　　　　　　　　　　　
　　我注意到老师话并不多，他告诉我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的画在纸上显得太小了。他反而鼓励我们尝试各种新的画画方式。这让我想到我们教物理的方式：我们有太多的技巧，太多的数学方程式，所以当教授的不停地告诉学生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做。但绘画老师却很害怕告诉你任何事情。如果你的线条画得太重，老师不能说：“你的线条太重了。”因为有些艺术家正是以厚重的线条画出伟大的杰作。绘画老师不愿意逼迫你往特定的方向走，所以他们碰到的沟通问题是，怎么让学生慢慢领悟出绘画的技巧，而不是单靠传授；但物理教师却老在传授解物理习题的技巧，而不是从物理的精神层面来启发学生。
　　他们总是不断叫我画画时，要更放松一点。但是，我觉得叫一个刚学开车的人放松驾驶盘，是不大说得通的，也不可能成功。只有当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小心地把事情做好时，才有可能开始放松。所以，我很反对这种不停的叫人放松的说法。
　　他们还发明了一种让我们放松的练习，就是画画时不看画纸——目光绝不要从模特儿身上移开，手则在画纸上描绘出线条，却不要低头看自己画成什么样子。
　　有位同学说：“我没办法不看，我只好作弊，我打赌班上每个人都作弊。”
　　“我没有作弊！”我说。
　　“噢，胡说！”他们说。
　　我做完我的练习，他们都过来看看我画了些什么。他们发现我真的没有作弊：我的笔尖从一开始就断了，因此画纸上除了秃笔的印痕外，什么都没有。
　　当我终于削好铅笔之后，我又试了一次，我发现我的画别有一股力量，有点滑稽，有点像毕加索的特色，我很喜欢。我很满意这幅画的原因是，我知道以这种方式不可能画得多好，所以这幅画画得差一点也不足为奇。其实所谓“放松”，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本来我以为放松的意思是“乱画一通”，其实放松真的就是放轻松，不要担心会画成什么样子。
　　我在绘画班有很大的进步，感觉也很不错。一向以来，课堂上的模特儿都是属于粗线条、没什么身材的那种，不过画起来也蛮有趣的。但是到了最后一堂课，来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身材的比例恰到好处。而到那时候我才发现，我还是不懂得怎么画画：我根本画不出任何近似这个漂亮女孩的形貌！画其他模特儿时，画得大一点或小一点都没什么差别，反正他们的身材都不怎么样。但当你要画一个外貌、身材都这么匀称的女孩时，你骗不了自己——每一笔都必须恰到好处才行！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听到有个很能画的家伙问她，愿不愿意充当私人模特儿，她答应了。“好极了，但我还没有工作室，我得先解决这问题。”他说。
　　他的画画得实在好，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学到很多；而且我估量绝不再有机会画这样一个漂亮的模特儿，所以我说：“我家楼下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充当工作室。”
　　他们两人都同意了。我拿了一些那家伙画的画给左赐恩看，他吓了一跳，“画得没有多好嘛！”他说。他解释不好的原因给我听，但我一直没真正听懂。
　　　　　　　　　　　　　　　　　
　　　　　　　　　　　　　　　　　
　　在美术馆流连忘返
　　　　　　　　　　　　　　　　　
　　学画画前，我对于看画从来都兴趣缺乏，对艺术品不怎么会欣赏；只除了一两次，像有次在日本的一家美术馆，看到一幅褐色的纸上画着竹子。对我来说，这幅画的美就在于画家几笔挥毫下，竹子就浑然天成，我可以在真实与假象之间流连忘返。
　　上完绘画课以后的那个暑假，我到意大利参加科学会议，顺便到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参观。我一大早就到那儿，第一个买到票，门一开就跑上楼去。因此，我得以在别人都还没有进来以前，趁着这短短的空档，在寂静肃穆中，独享大教堂的难得乐趣。
　　很快地，游客全涌进来，人潮闹哄哄地到处流窜，说着不同的语言，指指点点。我四处逛，抬头看了一下天花板，然后稍稍往下看，看到几幅很大的裱框的画。我想：“哗！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些画！”
　　不幸，我把旅游指南遗留在旅馆了，但是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这些画没有什么名气了，因为这些都画得不够好。”接着我看到另一幅画，心想：“哇！这幅画得倒很好。”再看另外一些画。“这幅很好，那幅也不错，可是那幅很差。”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画，但我觉得除了其中两幅之外，其余的都很不错。
　　走进一间叫拉斐尔（Sala de Raphael）的展览室，发现同样的现象。我作结论：“拉斐尔的作品水准很不稳定，并不是每次都成功，有时画得很好，有时却画出一堆垃圾。”
　　回到旅馆以后，我翻阅旅游指南，在有关西斯廷教堂这部分上写着：“在米开朗基罗的画作下方，有十四幅由波蒂些尼（Bottiecelli）、波路芝奴（Perugino）的画，”
　　他们都是伟大的画家：“另外两幅则是由不著名的某某及某某所画。”我兴奋莫名，虽然我说不出这些画的名称和作者，我却能够分辨出哪些是佳作，哪些不是！科学家随时都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因此当艺术家说：“这幅画是杰作”，或“这幅画很差”，而没法解释理由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怀疑他们的说法。我拿画给左赐恩看的时候，情形正是如此。但是，现在我也可以分辨得出来了。
　　拉斐尔的秘密呢？原来在于那里的画，只有少数真正出自这位大师的手笔，其余都是他学生的作品。而我喜欢的几幅，正好都是拉斐尔的作品。我对自己的艺术鉴赏力信心大增。
　　后来，我那绘画班的同学和漂亮模特儿来过我家几次，我努力描画，并跟我的同学学习。练习了好几次之后，我终于画了一幅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画——是模特儿的人头像——我为这初次的成功兴奋不已。
　　　　　　　　　　　　　　　　　
　　　　　　　　　　　　　　　　　
　　卖画的乐趣
　　　　　　　　　　　　　　　　　
　　我终于有足够自信以后，便开口问老朋友德米屈亚迪斯（Steve Demitriades），可不可以请他美丽的妻子充当我的模特儿，我会以这幅画像回报他。他笑起来了：“如果她肯浪费时间为你摆姿势，我没什么意见，哈哈！”
　　我很努力地画这幅画，而当他看到这幅画时，他反过来完全站在我这边了：“画得真好！”他赞叹，“你能不能找个摄影师把它拍下来，多弄几份？我想寄回希腊去给我妈妈看！”他母亲还没见过这个媳妇。这真是令我非常振奋，因为我已进步到有人想要我的画的地步了。
　　另外也发生了一件差不多的事。有一次，加州理工学院有人办了个画展，我也提供了两幅素描和一幅油画。他说：“我们应该替这个画订个价码。”
　　我想：“别傻了！我不想卖掉这些画。”
　　“这样画展会更有趣。假如你不会舍不得这些画的话，就订个价钱吧！”
　　画展结束后，他告诉我有个女孩子买了一幅我的画，而且她想和我谈谈，以对这幅画作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幅画的名字叫“太阳的磁场”。为了画这幅画，我特地跟科罗拉多的太阳实验室借了一张很漂亮的太阳日冕（solar prominence）照片。由于我了解太阳的磁场如何影响太阳的火焰，所以我想到了描绘磁场线条的技巧（有点像女孩飘动的头发），我希望画些其他艺术家不会想到要画的美丽东西：太阳磁场复杂、扭曲、时疏时密的线条。
　　我向她解释所有的想法，并且把激发我灵感的那张照片给她看。
　　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她和她先生一起来参观画展，两个人都很喜欢这幅画。她提议，“我们何不干脆买下这幅画？”
　　但是，她先生是那种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的人，“再考虑一下吧！”他说。
　　她想起几个月后就是她先生的生日，所以当天就回到展览会场，买下了这幅画，决定在她先生生日那天，给他来个意外惊喜。
　　那天晚上，她先生下班时垂头丧气；最后发现，他后来想买下那幅画，逗她高兴。但等他回去画展一看，却发现画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我从这个故事里，得到一些很新鲜的启示：至少在某个层面上，我终于了解到艺术究竟是为什么而存在。艺术能为人带来快乐；你创造的东西可以令人喜爱到得而喜，失而沮丧！科学却是普遍性的、宏观的，你不大会跟那些欣赏科学的人有个别而直接的认识。
　　我更了解到卖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真正想要这幅画的人可以把画买回家，是让那些得不到这幅画就很难过的人能拥有这幅画，真是有趣极了。
　　所以，我决定开始卖画。但是，我不希望有人买画的原因，只是因为“物理教授通常不会画画，这多有趣啊！”
　　所以我要取个笔名。我的朋友瑞特（Dudley Wright）建议我叫“欧飞”（Au Fait），在法文里是“完成”的意思。我用英文音译为Ofey，刚好就是黑人拿来称呼白人的字眼。当然，反正我是白人，所以无所谓。
　　　　　　　　　　　　　　　　　
　　　　　　　　　　　　　　　　　
　　尝试裸体素描
　　　　　　　　　　　　　　　　　
　　有个模特儿想让我替她画一张素描，但是她没有钱。
　　模特儿通常都没钱，如果她们有钱，就不会来做这一行了。
　　她说如果我替她画一幅画，她愿意免费当3次模特儿。
　　“恰好相反，”我说：“只要你免费当一次模特儿，我就送你3张画。”
　　后来，她把我送她的其中一幅画挂在房间的墙上，她的男朋友很快就注意到了，十分喜欢。他甚至愿意出60美元跟我订一幅她的画像（我的行情愈来愈见俏了）。
　　然后，这女孩还想到要当我的经纪人，四处告诉别人“阿塔迪纳有位新画家……”兜售我的画作，她可以多赚点外快。这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真是有趣呢！她帮我安排在帕沙迪纳最高级的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出我的画，她和百货公司艺术品部门的职员一起挑了一些画——我早些时候画的一些植物（我并不很喜欢的画）——全部裱框。布洛克百货给我一张签好名的文件，上面说我有某张、某张画在那里托售。当然，最后连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但那真是我的一大成就：我的画居然在布洛克百货公司展售！不谈别的，单单是我可以因此而告诉别人，我在艺术领域里也曾经达到颠峰时期，就够有意思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透过左赐恩找模特儿，但偶尔我也会自己想办法。每当我碰到看起来对画画会有兴趣的年轻女人，我就请她们当我的模特儿。但通常我都只画了她们的脸孔，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开口请她们裸体供我作画。
　　有一次我去左赐恩家，跟他太太提到：“我从来没有办法让这些女孩裸体摆姿势，我不知道左赐恩是怎么办到的！”
　　“你问过她们吗？”
　　“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
　　下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加州理工的学生，我问她愿不愿意裸体摆姿势。“当然可以！”她说，就这样了，原来并不那么困难。我想是自己想太多了，老觉得问这种问题有些不对劲。
　　到那时为止，我已画过很多素描；而在那个阶段，我比较喜欢画裸体像。我想那也不完全是艺术，而是一种混合体，但艺术究竟占多大成分，就不得而知了。
　　左赐恩介绍的一位模特儿，曾经是花花公子杂志的玩伴女郎，长得既高又漂亮，任何一个女孩看到她，都会十分嫉妒。但是，她却觉得自己太高了，进房间时都半弯着腰。她摆姿势的时候，我试着教她“站直一点”，因为她实在是优雅、引人注目。她听了我的话。
　　然后她又担心其他事情了：她的腹股沟有凹痕。我要拿出一本解剖学的书来解释给她听，之所以会出现凹痕，乃是由于肌肉附着在髂骨上；而且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凹痕，只有像她这样身材匀称得恰到好处的人才会有。
　　我从她身上学到的是，不管长得多美，每个女人都在担心自己的外貌。
　　我想替她画一幅彩色的蜡笔画，作为一种实验。我想先以炭笔素描，再着上颜色。我以轻松的心情画好炭笔素描，画的时候丝毫不担心会画成什么样子。结果却发现，这是我所画过的最好的一幅画！我打消了着色的念头，就让这幅画保持原貌。
　　我的“经纪人”看到这幅画，决定把它拿去兜售。
　　“你不能就这样拿去卖，”我说：“这只是用白报纸画的。”
　　“噢，甭管它，”她说。
　　几个礼拜后，她带着那幅画回来，画已经裱上了美丽的木框，镶着红条和金边。一幅画裱框后竟然可以美化这许多，真是一件有趣、但会令艺术家为之气结的事。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有一位女士很欣赏这幅画，她们就去找裱画商。裱画商说有一种特别的技术可以裱白报纸：先把它浸在塑胶里，然后这样、再那样。这位女士不厌其烦地把画裱好，然后叫我的经纪人把画带回来给我看看！那位女士还说：“我想画家本人会很高兴看到，这画裱好之后是多可爱。”
　　我当然很高兴。这显示又有人能直接从我的画作中得到快乐，这才是卖画的真正乐趣。
　　　　　　　　　　　　　　　　　
　　　　　　　　　　　　　　　　　
　　为按摩院作画
　　　　　　　　　　　　　　　　　
　　有一段时间，城里有几家上空餐厅——你可以在那儿吃中餐或晚餐，跳舞的女孩起先只是上空，过一会就一丝不挂。其中有一家上空餐厅离我家只有一英里半，所以我常常前往光顾。我通常坐在那里，在画有花边的桌垫纸上推演一些物理问题；有时候也会画画跳舞女郎或者是其他顾客，稍微练习一下。
　　我的太太温妮丝（第三任太太）是个英国人，她倒是很能接受我光顾这家餐厅。她说：“英国男人也常常去俱乐部。”所以，这就有点像我的俱乐部。
　　餐厅里到处挂着画，但是我都不太喜欢。它们都是用萤光颜料在黑色天鹅绒上画的画，看起来蛮丑的，题材都是女孩脱掉毛线衫之类。我有一幅画，画的是我的模特儿凯丝，画得很不错。我就把这幅画送了给餐厅老板，让他挂在墙上；他很高兴。
　　结果，送画给他为我带来许多好处——餐厅老板变得十分友善，每次都请我喝东西。现在，每次我到那里，女服务生就会送来免费的七喜汽水。我就坐在那里看看跳舞，做一点物理，准备一下功课，或信手涂鸦。如果累了，我就观赏一下节目，再继续工作。餐厅老板知道我不想被打扰，所以如果有个醉鬼过来跟我搭讪，女服务生会立刻过来把他支开。如果来的是女孩子，他就不会做什么。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他叫吉安奴尼（Gianonni）。
　　餐厅挂我的画带来的另一效应，是很多人会问起这幅画。有一天，有个家伙过来对我说：“吉安奴尼说，那幅画是你画的。”
　　“是啊。”
　　“好，我想跟你订一幅画。”
　　“可以，你喜欢画什么？”
　　“我想画一个裸体的西班牙斗牛女郎，被一头人面公牛攻击。”
　　“嗯，呃，如果你能告诉我你订这画的用途，会对我有点帮助。”
　　“我想挂在我的店里。”
　　“什么样的店？”
　　“按摩院。你晓得，就是一个个小房间，有按摩女郎——明白了吗？”
　　“是，我明白。”我不想画这个题材，因此我极力劝阻他：“你的客人看到这幅画会怎么想？还有这些按摩女郎感觉又如何？这些男人进到你的按摩院，看过画以后兴奋起来——难道你想让他们这样对待你手下的女孩子吗？”
　　他不为所动。
　　“假如警察进来看到这张画，你还能口口声声说你开的只是按摩院吗？”
　　“好啦，好啦，”他说，“你说得对。我得改变主意。
　　我想要的画是，如果警察看到了，他们会觉得这家按摩院没有问题；但当顾客看到以后，他会明白。“
　　“好吧，”我说。我们谈妥了60块钱的价码，然后我开始在这幅画上下工夫。首先，我得想清楚要怎么画。我想了又想，常常觉得还不如当初就依他的主意，画那个裸体的西班牙女郎。
　　最后我想到该怎么办了。我要画一个假想的罗马女奴隶，正在为一个罗马的大人物按摩，这也许是个参议员之类。因为她是个奴隶，所以她脸上会有一些特别的表情，对未来带着点认命的态度。
　　我为这幅画下了很多苦功。我以凯丝为模特儿，后来又找了一位男模特儿。我做了很多研究，很快地，我付模特儿的钱已经有80块了，但我不在乎钱，我喜欢有人委托我作画的挑战。最后，我画了个雄壮魁梧的男人躺在长台上，有个女奴隶在为他按摩，女孩穿的袍子遮了一半胸部，另一半裸露着，我把她脸上那种认命的表情画得恰到好处。
　　我正要把我的杰作拿去按摩院交货的时候，吉安奴尼告诉我那家伙已经被抓了，而且关在牢里。于是我问上空餐厅的女孩子，帕沙迪纳还有没有其他好一点的按摩院，会愿意把我的画挂在会客厅内。
　　她们给了我一串名字和地址，还告诉我“如果你去某某按摩院时，找弗兰克，他是个好人。他不在的话就别进去。”或者“不要跟艾迪谈，他对画一窍不通。”
　　第二天我把画卷起，放在我的旅行车后座。温妮丝祝我好运之后，我就出发往访帕沙迪纳的妓院，卖我的画。
　　　　　　　　　　　　　　　　　
　　　　　　　　　　　　　　　　　
　　裸画卖给气象局
　　　　　　　　　　　　　　　　　
　　在前往名单上的第一家按摩院之前，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先去问问原先那家按摩院。也许他们还照常营业，而且说不定接手的人愿意买我的画。”到了那儿敲门，门开了一点点缝，看到一个女孩的眼睛。“我们认识吗？”
　　她问。
　　“不，不认识，但是你想不想买一幅很适合挂在进门处的画？”
　　“对不起，”她说：“但我们已经和一位画家签好约，他正在替我们画画。”
　　“我就是那个画家，”我说：“你们的画已经画好了！”
　　原来那个家伙入狱前，已把这幅画的事情告诉了他太太，于是我进去把画摊开来给她们看。按摩院现在是由那家伙的太太和他妹妹在经营，她们对我的画不太满意，想找其他女孩来看看。我把画挂在会客厅的墙上，所有的女孩都从后面各个房间走出来，开始发表评论。
　　有个女孩说她不喜欢奴隶脸上的表情。“她看起来不快乐，”她说：“她应该带着笑脸。”
　　我问她：“告诉我，你在替男人按摩、而他没在看你的时候，你会笑吗？”
　　“噢，不！”她说：“我的感觉就像她脸上表情显现的一样！但你不应该把它展现在画上。”
　　我把画留给她们，但是过了一星期的反复质疑之后，她们终于决定不要这幅画。而原来她们不要这幅画的真正原因，是那个裸露的乳房。我解释我已经把那家伙的最初构想淡化了许多，但是她们说，大家对这幅画的想法跟他的不同。讽刺的是，这样一家按摩院的经营者对一个裸露的乳房，竟然会如此矜持，实在很有趣。最后我把画带回家。
　　我的朋友瑞特是个生意人，他看到这幅画，我便告诉他事情的始末。他说：“你应该把价钱提高3倍。没有人能真正确定艺术品的价值，所以通常他们会想，‘价钱愈高，一定愈有价值！’”我说：“你疯了！”但是，纯粹出于好玩，我买了个20美元的框把画裱好，等待下一个顾客。
　　有个在气象局工作的人，看到了我给吉安奴尼的画，问我有没有其他的画。我请他和他太太到我家楼下的工作室来，他们问起我那刚裱好的画。“这幅要两百美元。”
　　我把60美元乘以3，再加上画框的20美元。第二天，他们回来买下这幅画。于是，原本替按摩院画的画，后来就高挂在气象局的办公室内。
　　　　　　　　　　　　　　　　　
　　　　　　　　　　　　　　　　　
　　上法庭作证
　　　　　　　　　　　　　　　　　
　　有一天，警察突击检查吉安奴尼的餐厅，逮捕了几个跳舞女郎。有人曾经想叫吉安奴尼停止上空秀的表演，他不愿意。最后整件事闹上法庭，地方报纸都登了这条新闻。
　　吉安奴尼到处向老主顾求助，希望有人为他作证支持他，每个人都有借口：“我在经营夏令营，如果家长知道我到这种地方来，他们就不会把小孩送来参加我办的夏令营……”或者是“我在做某种生意。如果报上登出来我去过这种地方，顾客会不再上门了。”
　　我跟自己说：“我是唯一无牵无挂的人，我没理由不去作证。我喜欢他的店，希望它能经营下去。我更不觉得上空舞蹈有什么不对。”于是我告诉吉安奴尼：“好，我很乐意为你作证。”
　　在法庭上，最大的争议是，上空舞蹈是不是能为这个社区所接受？社区标准容不容许上空舞蹈存在？辩方律师想让我代表社区标准的专家意见。他问我有没有去过其他酒吧？
　　“有的。”
　　“那么，你通常每星期去吉安奴尼的餐厅几次？”
　　“每星期五六次。”（报纸上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每周看五六次上空秀。）、“吉安奴尼的顾客涵盖了社区里的那些阶层？”
　　“几乎什么阶层都涵盖了：有做房地产的、有人在市政府做事，也有加油站工人、工程师、还有一位物理教授……”
　　“既然社区里这么多不同阶层的人都看上空秀，而且很喜欢上空秀，你是不是说上空秀应该可以为社区所接受？”
　　“我必须知道你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是什么意思。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被每个人接受，所以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指的是有多大比例的社区居民接受这件事？”
　　律师提出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律师反对。法官宣布暂停，他们到里面的房间讨论了15分钟，决定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的意思，是50％的社区居民都能接受。
　　尽管我逼着他们想得更精确，但是我也没有实际数字作为依据，所以我说：“我相信有超过50％的社区居民能接受上空秀，因此上空秀应该是可以为社区所接受的。”
　　吉安奴尼暂时输掉了这场官司，但是他的案子和另一桩类似的案子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在这段期间，他的餐厅照常营业，而我依旧有免费的七喜汽水可喝。
　　　　　　　　　　　　　　　　　
　　　　　　　　　　　　　　　　　
　　举办“欧飞”个展
　　　　　　　　　　　　　　　　　
　　大概在同一期间，有些人试图在加州理工学院培养一点艺术气息。有人捐钱把一幢旧的科学大楼改建成美术工作室，设备和材料全都替学生准备好了，而且还从南非聘请了一位艺术家来推动学校的艺术活动。很多不同的教师都被请来授课，我安排左赐恩来教素描，还有人教版画；我也试着学版画。
　　有一天，那南非艺术家到我家来看我的画。他提到为我办个展，说不定还蛮好玩的。这回我是在作弊了：如果我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们绝不会认为值得为我的画办个展。
　　“我有些比较好的画已经卖掉了，要我打电话给这些人把画借回来，我会觉得很尴尬，”我说。
　　“不用担心，费曼先生，我保证你不需要打任何电话，我们会安排一切，把画展办得专业而且没有瑕疵。”
　　我给了他一张向我买过画的人的名单。我的顾客很快就接到他的电话：“听说你有一幅欧飞画的画。”
　　“噢，没错！”
　　“我们计划办一个欧飞的画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画借给我们展览。”当然他们都乐意出借。
　　画展在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员俱乐部的地下室举行。一切都有模有样，每幅画都有标题，而且借来展出的画都有适当的说明，例如“吉安奴尼先生提供”等等。
　　有一幅画，画的是绘画班的那位漂亮金发模特儿，我原本想用这张画作为阴影的研究。我把一盏灯放到她腿的高度，往旁边及上方投射灯光。她坐着的时候，我把实际的阴影画出——她的鼻梁在脸部投射出一个颇不自然的阴影，看起来还不太差。我也画了她的身体，所以你可以看到她的胸部及胸部投射的阴影。我把这幅画和其他画一起展出，并且把标题定为“居礼夫人观察镭的辐射”。我想要传达的是，从来没有人把居礼夫人当成一个有美丽头发、裸露胸部的女人，他们只会想到跟镭有关的部分。
　　有位名叫德瑞弗斯（Henry Dreyfuss）的知名工业设计家，在画展结束之后，请了很多人到他家作客，包括出钱赞助艺术的女士、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夫妇等等。其中一位艺术爱好者走过来和我攀谈：“费曼先生，请告诉我你是临摹照片还是画真的模特儿？”
　　“我都是直接画模特儿。”
　　“那么，你是怎么找到居礼夫人替你摆姿势作画的？”
　　　　　　　　　　　　　　　　　
　　　　　　　　　　　　　　　　　
　　艺术家学科学
　　　　　　　　　　　　　　　　　
　　那时候，洛杉矶美术馆和我有同样的想法，认为艺术家一点都不了解科学。我的想法是，艺术家不了解大自然的基本通则以及大自然之美，因此也无法在绘画中把大自然的这一面表现出来。美术馆的想法是，艺术家应该对科技多一点认识，应该更熟悉机械及科学的其他应用层面。
　　所以，美术馆拟定了一个计划，在企业的赞助下，邀请当时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去一些公司参观。艺术家可以随意在这些公司四处走动观察，直到他们看到一些有趣的事物，作为绘画的素材，美术馆认为，如果有一个懂科技的人可以在艺术家参观企业的同时，居间协调，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他们知道我很擅于向别人解释事情，而且我对艺术也不完全是外行（事实上，我想他们知道我在学画）。
　　总之，他们问我是不是可以从旁协助，我答应了。
　　跟艺术家一起参观企业，非常有趣。典型的情况是，有人拿个真空管给我们看，里面闪烁着蓝色、扭动的美丽光芒。艺术家兴奋极了，问我他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东西用在展览上，怎样才能让这种现象发挥作用？
　　艺术家都是些很有趣的人。有些是彻头彻尾的冒牌货，他们声称自己是艺术家，别人也认为他们是艺术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有个家伙是个特大号冒牌货，总是穿着奇装异服，戴顶大大的黑色圆顶高帽。他老是不清不楚地回答你的问题，当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他话中含意或问他刚刚用过的几个字眼，他又把话题带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最后，他对这次艺术与科学展览会的唯一贡献，是他的自画像。
　　其他有些艺术家的谈话，初听起来好像没多大意义，但是他们会尽力说明他们的意念。有一次，我陪厄文（Robert Irwin）一起去某个地方。那是个为时两天的旅程。我们反复讨论了很久之后，我终于明白他想解释给我听的是什么，而我觉得他的想法十分有趣而奇妙。
　　还有些艺术家对现实世界完全没有概念，他们以为科学家是某种伟大的魔术师，能制造任何东西，他们会说些像“我想画一张三度空间的画，画中的东西全悬浮在空中，发出闪光”。他们想像出自己想要的世界，完全不晓得这样想合不合理。
　　最后，他们办了一个画展，并请我担任评审委员。尽管其中有些还算不错的作品，是艺术家在参观企业界时激发出来的灵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佳作，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在绝望中赶着交出来的作品，和科技扯不上什么关系。其他评审委员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发现自己的处境颇为艰难。我并不擅于评画，我发觉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加入评审委员会。
　　美术馆里有个人叫塔克曼（Maurice Tuchman），他真的懂艺术，他也知道我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办过个展。
　　他说：“知道吗，你以后都不会再画画了。”
　　“什么？这太荒谬了！为什么我不会再……”
　　“因为你已经办过个展了，而且你只不过是个业余画家。”
　　往后，虽然我继续画画，但是我已不像从前那么投入和认真，也不曾再卖出任何一幅画。塔克曼是个聪明的家伙，我跟他学了很多。而如果我不是那么顽固的话，我应该可以学到更多的！

源济

（五）假聪明，真笨蛋

　　50年代初期，我曾经短暂地害过一种中年人的通病：我到处做关于科学哲学的演讲——像科学如何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观、赋予人类很多机会及力量等等。可是问题是，看看那时刚出炉不久的原子弹，大家就应该想想，让人类具备这么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受邀到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谈论“平等之道德问题”。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为年纪较大的人在长岛开过一次研讨会，今年他们却决定找一些较为年轻的人，一起讨论他们在其他研讨会上总结出来的论文。
　　在我出发之前，他们寄了一份书单给大家，那是“一些你也许会喜欢看的书；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绍其他人看的书，也请寄来给我们，我们会把书收藏在图书馆里，好让其他人也能读到。”
　　收到这份书单之后，我从第一页开始扫瞄下来：列在那里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我觉得有点不妥——我根本不适合参加这个研讨会嘛。我继续看第二页：还是一本都没读过。看完了整个书单，我发觉他们列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看来我一定是个什么白痴文盲了！那里列了许多很好的书，像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谈自由》（On Freedom）等等。不错，那里有几个作者的书我是读过，有本书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写的，另外还有薛定愕和爱因斯坦，可是爱因斯坦写的是《我的晚年》（My Later Years），薛定愕写的则是《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跟我以前念过的作品都不一样。因此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该参加那个聚会的。
　　也许我到时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多听少说吧。
　　我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入门会议，会上有人站起来，说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有点不清不楚的——什么跟道德、平等有关的，但我听不懂问题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证明，不同学科的人也能沟通和对话。”他们请来了国际律师、历史学家、耶稣教会牧师、犹太教士以及科学家（那就是我了）等等。
　　立刻，我的逻辑思维就开始这样推理起来：第二个问题可以不理，因为如果这行得通，就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行不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去证明大家能否对话，去“讨论”我们能否对话了！因此，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但那个问题我听不懂。
　　我正准备举手问：“能否请你把问题定义得清楚一点，”
　　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么都不懂呢，我最好还是先听别人说吧，不要又惹出麻烦来啦。”
　　　　　　　　　　　　　　　　　
　　　　　　　　　　　　　　　　　
　　知识的支离破碎？
　　　　　　　　　　　　　　　　　
　　我参加的分组要讨论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
　　而在小组会议中，那位耶稣教会牧师总是在谈论“知识的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问题，乃是在于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牧师说的跟13世纪时的情形有关，当时教育乃是由天主教会主控，世界简单得很。
　　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统。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并不那么容易，因此知识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跟“一切”无关，但他从没有把这“一切”定义清楚，因此我也无从论证。
　　最后我问：“跟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到底是哪些道德问题？”他的回答却只是一团团的迷雾，我说：“我听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们全听得懂，并且试着要解释给我听，但他们根本说不明白！
　　于是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叫我写下，为什么我不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个道德问题。回到下榻的宿舍，我尽其所能、很仔细地写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大概是指些什么，我又举了几个我猜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的例子。例如在教育中，我们总是造成更多的差异。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很行，我们的教育制度会帮他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结果造成差异，即不平等。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吗？我再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说虽然“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一大问题，因为世界确实很复杂，使得学习十分困难；可是就题目本身来说，我不明白知识的支离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道德问题有什么关联。
　　第二天，我在会议上提出我的论点，他们说：“是的，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讨论；我们暂时把这些观点存档，以后再讨论。”他们全搞错了。
　　我在尝试把问题定义清楚。研讨会之所以开得毫无头绪，主要是因为他们连题目都没有明确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会中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我们都要读的论文，他来开会之前就写好了、我一读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写些什么！我猜那是因为我没有读完书单上的书。我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不够格”，但最后我跟自己说，“停下来，慢慢地把一句话读完，好好弄清楚到底它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于是我停下来——随便地停——仔细读那句话。记不清它的原文了，但跟这很接近：“社会区域的个体分子常常透过形象化的、符号化的渠道获得信息。”我反复地读，把它翻译出来。你可晓得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阅读”！
　　再读下一句，发觉那一句也可以翻译出来，整篇文章便变得空洞万分了——“有些人阅读；有些人听收音机”
　　之类；只不过他用些很华丽的包装，因此一开头根本看不懂。等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之后，发现它根本什么也没说。
　　会议中只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重要，重要得他们安排了个速记打字员在那里，把每句话记录下来。会议的第二天，速记员跑来问我：“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不是个教授吧。”
　　“我就是个教授。”我说。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学方面。”
　　“噢！这就是原因了。”他说。
　　“什么的原因？”
　　他说：“你看，我是速记员，我把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但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懂，而每次你站起来问问题或者说些什么，我却能完全明白你说些什么。因此我原本以为你不可能是个教授！”
　　　　　　　　　　　　　　　　　
　　　　　　　　　　　　　　　　　
　　不了解身处的年代
　　　　　　　　　　　　　　　　　
　　会议期间有一次聚餐，餐宴中有位神学院长发表演说。
　　他看来人很好、很“犹太”，演说讲得很好、很有技巧。
　　因此虽然现在回想，觉得他说的话很荒谬，但当时他的论点都很清楚和正确。他谈到各国福利分别很大，因此构成嫉妒、进而引起冲突；现在我们又制造了原子武器，一发生战争我们就完蛋。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各地的差异，迈向和平；而由于美国拥有这么多资源，我们应该把东西送给其他国家，直到均富状态。大家都留心倾听，充满了牺牲之情，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但还没有回到宿舍，我就醒过来了。
　　第二天，我们小组有人说：“我觉得昨晚那场演说很好，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它，它应该成为我们研讨会的总结论。”
　　我说，把资源平均分配的想法，乃是基于世界上资源有限的理论，而不知怎的好像我们从穷困国那里掠夺了很多东西，因此应该送回去给他们，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出现差异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发展生产食物的新技术、新机械，以及用来做很多事情的新机械；而发展这些新事物的先决条件，是聚集资金。重要的是制造东西的能力，而不是那些东西本身。不过，现在我明白，这些人都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点都不懂科学，不懂得技术为何物，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身处的年代。
　　这场研讨会令我的情绪变得那么紧张，以致我在纽约的一位朋友，必须努力使我镇静下来。“喂！”她说：“你在发抖呢！你真是发神经！放轻松点，不要看得那么认真，往后退一步，把事情看清楚一点吧。”我回想在研讨会发生的一切，想它是多么的荒谬，一切便不那么坏了。
　　要是有人再邀我参加类似的会议，我一定逃之夭夭——绝对不要！不要！但直到今天，我还是接到这种邀请。
　　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检讨这次会议。其他人拼命说他们收获多丰富、会议多成功等等。他们问我时，我说：“这个研讨会比做洛殊查测验（Rorschach test）还要糟糕。我们都在看一团毫无意义的墨水渍；其他人问你看到什么，但当你说出你看到什么时，其他人却跟你辩论起来了！”
　　更糟的是，会议结束时，他们要举行另一次会议。这次连公众也一起来参加，而我们小组的主持人居然大胆地说，由于我们已得到这么多成果，因此没有什么时间可供大众参与讨论，因此我们只要把结论告诉他们便好了。我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也快掉下来了：我觉得我们什么鬼成果都没有！
　　最后，我们讨论：到底是否已经找到能让不同背景的人沟通对话的方法——即我们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我说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角度谈“平等之道德问题”是些什么，完全不管其他人的观点。例如，我们的历史学家提出，要从历史上看道德问题到底如何产生和形成，从而了解问题所在；国际律师则说，了解这问题的方法是，要明白在不同情况之下，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安排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耶稣会牧师却永远在谈“知识之支离破碎”，而我呢，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建议应该把问题独立出来，有点像伽利略做实验的技巧……。
　　“因此，就我看来，”我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对话可言。相反的，除了混乱一片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
　　当然我立刻受到攻击，受到全面的攻击。“你不认为秩序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吗？”“呃，作为一个普遍的定律，或者……”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秩序可不可以从混乱中产生？”可以？不可以？该说些什么呢？
　　　　　　　　　　　　　　　　　
　　　　　　　　　　　　　　　　　
　　伪装的笨蛋
　　　　　　　　　　　　　　　　　
　　会议中有很多笨蛋——经过伪装的笨蛋——把我逼疯了。一般的笨蛋还好，你可以跟他们谈、解释，帮助他们走出迷惘。但经过伪装的笨蛋——明明是笨蛋却假装不是，拼命想叫别人佩服他们，希望别人觉得他们聪明、伟大——这，我受不了！一般的笨蛋并不会骗人，诚实的笨蛋都很不错；但是，不诚实的笨蛋便糟糕透了！而那就是我在会议中要应付的——一群伪装过的假聪明、真笨蛋，我觉得很生气！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像那样生气了，我再也不要参加这种会议。
　　还有一点，会议期间我住在犹太神学院里，很多年轻的犹太牧师——我猜他们是东正教派的——在那里潜修苦读。由于我有犹太背景，因此当他们谈到“犹太法典”时，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犹太法典。那是本很有趣的书，它的版面很大，在每页的角落里有一小块正方形，里面写的是法典的原文；在正方形旁边写满了其他人的眉批，成为L形的一条。犹太法典出自中古世纪的思考模式，里面的东西已一再地讨论又讨论，好像从13、14或15世纪以后，就不准别人再加上眉批了，因此它完全没有近代的评语。犹太法典是本很神奇的、伟大的、类似文学作品的东西，里头有琐碎的问题，也有很困难的问题，例如关于教师的问题，怎样教书等等。神学院的学生告诉我法典没有其他译本，这令我很好奇，因为这是本如此宝贵的书。
　　　　　　　　　　　　　　　　　
　　　　　　　　　　　　　　　　　
　　电是不是火？
　　　　　　　　　　　　　　　　　
　　有一天，两个犹太牧师跑来找我说：“我们明白，在今天的世界中，如果我们不学一点科学，是无法成为追上时代的犹太牧师的。因此想来问你一些问题。”
　　当然他们其实有几千种学科学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旁边；但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想问些什么，对什么有兴趣。
　　他们说：“唔，比如说，究竟电是不是火？”
　　“不，”我说：“但……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们说：“法典里说，你不能在星期六生火。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星期六能不能用电器？”
　　我呆住了。他们不是对科学有兴趣！科学对他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只不过是能否让他们将犹太法典诠释得更好而已！他们并不是对外面的世界及自然现象有兴趣，他们只是有兴趣解决一些由于法典而引起的问题！
　　之后有一天——我想那是个星期六——我想搭乘电梯，电梯口却有个人站在那里。电梯来了，我走进去，他也跟进来。我说，“几楼？”正准备按下按钮。
　　“不，不！”他说，“这是我的职责。”
　　“什么？”
　　“是呀！这里的学生在星期六都不能按按钮，因此我替他们按，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呀，所以我按就可以。我站在电梯口附近，他们告诉我去几楼，我就替他们按。”
　　这真的让我生气了，我想设计他们，让他们在逻辑诡辩中败阵。我在犹太家庭里长大，因此我知道很多可以用来找碴的逻辑语病。我想，这太好玩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问：“犹太人的想法是不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想法？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很显然它并不具有真正的人文价值……。”于是他们必须回答：“是的，犹太人的想法对任何人都适合。”接下来我会带着他们绕圈，问：“如果你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合道德的，但你却聘请别人来做，这种作法合不合乎道德？例如说，你会不会请人替你抢劫？”我会慢慢把他们逼到窄路上，慢慢地、很小心地，直到把他们困住！
　　你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是犹太教学生，对不？
　　他们比我聪明10倍！一旦我快要把他们赶到洞口，他们拼命转呀！扭呀！——记不得他们说些什么——便挣脱了！
　　我以为想到了些很聪明、原创的主意——他们在法典里却早已讨论了几千年了！因此他们把我击得溃不成军，大获全胜。
　　后来，我跟那些学生保证，当他们按电梯时出现的、令他们担心的电火花，并不是火。我说：“电跟火不一样，它并不是种化学作用，火才是。”
　　“噢？”他们说。
　　“当然，在火里头的原子之间也有电。”
　　“啊哈！”他们说。
　　“电也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里出现。”
　　我甚至还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法，以解决火花的问题。
　　“如果那真会使你不安，你们可以在开关上加一个电容器，那么无论开电或关电时都不会出现火花——哪里都不会。”
　　但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个主意。
　　　　　　　　　　　　　　　　　
　　　　　　　　　　　　　　　　　
　　犹太人的学习传统
　　　　　　　　　　　　　　　　　
　　这真是令人失望。这些人的人生才刚开始，但他们的生命却都用在诠释犹太法典。想想看，在今天的年代，大家学习的目的是加入社会，做些事情——就算是作个犹太牧师。但令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的唯一原因，却只不过是由于那些古老、狭窄、从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面对新现象时碰到其他问题，就这样而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神学院学生跟我讨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学术界，比方说理论物理，犹太裔占了大多数？那些学生认为、原因在于犹太人具有尊重学习的传统：他们尊重犹太牧师（其实他们就负有教师的功能），也尊重教育。每个犹太家族都把这项传统传下去，因此如果有个犹太小孩在学校表现出色，他一定是功课很好——虽然也许他同时是个美式足球健将。
　　同一天的下午，这个说法就应验了。其中一个学生邀我到他家里坐。当他介绍我与他母亲见面时，她高兴得鼓起掌来。那天她刚从华盛顿回来，她兴奋地说：“噢！今天实在太完美了，先是跟一位将军会面，现在又碰到一位教授！”
　　我很清楚，很多人是不会将碰到大学教授和碰到大将军相提并论的。他们不会觉得两者一般重要或同样的美好，因此我猜那些学生说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

源济

（六）你们就这样选书？

　　二次大战以后，物理学家经常被请到首府华盛顿，给各个政府单位提供意见；军方尤其重视我们的建议。我猜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这些科学家能够制造出像原子弹这么重要的武器，那么大概还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场。
　　我曾经被请去参加一个替陆军评估武器的委员会，而我回信说，我只是一名理论物理的学者，对那些武器实在一窍不通。
　　陆军居然回信说，根据过往经验，理论物理学家在协助他们做决策方面，贡献良多；所以可否请我再考虑一下？
　　我再写信回去，说我实在什么都不懂，怀疑自己到底能帮上些什么忙。
　　最后我收到陆军部长的信，建议一个折衷办法：请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先听听看，再考虑我能否协助他们，要不要继续参与其他活动。我当然说好吧，不然还能怎么样？
　　抵达华盛顿，第一件事是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跟大家见个面。会上有很多将军及军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场面很令人愉快。
　　有个身穿军服的家伙跑来，跟我说军方很高兴物理学家也来参与建言，因为他们碰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坦克车油耗得很快，走不远，因此问题是如何能一边走、一边加油。这位仁兄想到一个主意，物理学家既然有办法从铀里取得能量，那么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硅——就是泥沙——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么坦克车只要在车底上装个小铲，一边走一边把泥沙弄起来当燃料就行了！他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而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把细节设计出来便好了。于是我以为，第二天开会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类问题。
　　到了会场，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会里，介绍我认识一大堆人的家伙就坐在我旁边。看来他是军方派来随时盯着我的，坐在我另一边的，是个以前听说过的大将军。
　　在第一节会议中，他们讨论的是一些技术问题，我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会议快结束时，他们开始讨论跟后勤有关的问题，这我就真的一点也不懂了。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要决定在不同的时间，各个据点要存多少东西。虽然我拼命不开口，但当你跟这些“重要人物”围坐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时，就算你真的什么也不懂，你还是不能不讲话的。因此在这部分讨论中，我也发表了些意见。
　　休息喝咖啡时，负责跟着我的家伙说：“我很佩服你刚才在会议上说的东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贡献。”
　　我停下来想我对后勤问题的“贡献”，觉得连梅西百货（Macy's）公司负责采购圣诞货物的职员，都要比我清楚怎样处理那些问题。因此我下了结论：（一）如果我真有什么贡献，那纯属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贡献，但大多数人会比我更强；（三）这些甜言蜜语应该足以让我醒过来，看清楚自己没能力作什么贡献的事实。
　　接下来，他们就在会议上决定，与其讨论特定的技术事项，不如讨论如何组织科学研究的问题（例如，科学研究到底应该隶属于工兵团，还是军需处？）。我却觉得，如果我还希望能有什么真正贡献的话，就只有在讨论一些特定技术事项上，而不是陆军组织研究。
　　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没有让会议主席——也就是最初坚持要请我来的大人物——察觉我对这些状况的感觉。当我们各自收拾公事包、准备离开时，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那么，你会参加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了……”
　　“不，我不会。”他的脸突然变了，他很意外我在“贡献”了那么多之后，说不。
　　到了60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还在担任政府的顾问，而我完全不觉得在这方面有任何社会责任。我尽力抗拒华府方面的邀请，这样做在当时来说，还真需要一点勇气！
　　　　　　　　　　　　　　　　　
　　　　　　　　　　　　　　　　　
　　为学生选书
　　　　　　　　　　　　　　　　　
　　那时候，我教大学一年级的物理课。有一次下课后，我的助理哈维说：“你应该看看小学数学课本的样子！我女儿带回家的东西和想法，实在荒谬！”
　　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可是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帕沙迪纳一位很有名的律师诺里斯（Norris）先生。那时，他是加州州政府课程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的任务是替加州挑选新的中小学教科书。由于加州法律规定，所有公立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都必须由加州教育部来挑选；于是他们设立起委员会，帮忙看书以及提供意见，好让他们决定要挑哪些书。
　　刚好在那时候，许多教科书都在使用一种新方法来教算术，他们称之为“新数学”。由于平常帮忙看书的都是学校老师或者行政人员，因此他们觉得这次应该找些平常将数学应用在科学上的、知道学数学到底能做什么的人，来帮忙评估课本。
　　我大概是因为长期拒绝跟政府合作，而产生罪恶感——我居然答应参加他们的委员会！
　　立刻，我便收到出版商的信以及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说的都是“很高兴知道您是委员之一，我们确实希望委员会内有真正的科学家……”，以及“委员会网罗到真正的科学家，实在太好了，因为敝公司的书都是十分科学的……”。可是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能跟您说明敝公司出版的教科书的内容……”和“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协助，以方便您审核敝公司的课本……”——我觉得那有点神经病。我是个讲求客观的科学家，而由于到最后，学校的学生得到的只是课本（老师得到的是老师手册，我也会审核这部分），出版商的任何说明都只会混淆视听而已。所以我不想跟任何出版商谈话，而总是回答说：“你不需要说明了，我相信你们的课本就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事实上，我代表的是某个区域，包括了洛杉矶地区的大部分，但不包括洛杉矶市本身。代表洛杉矶市的是一位很亲切友善的女士，名叫怀特豪斯太太，她来自洛城的学校体系。诺里斯先生要我跟她会晤，了解一下委员会做过些什么以及如何运作。
　　怀特豪斯太太首先告诉我，他们下次会议中将要讨论的事情（他们早已开过一次会了，我是后来才被选进委员会的）。“他们将要讨论数数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称为整数的东西。他们什么东西都有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于是打从一开始，我就有麻烦了。
　　她告诉我，其他委员通常是怎样评核新课本的。他们每种书都拿很多样本，送给自己区域的老师以及行政人员，然后搜集大家对这些书本的意见。由于我不认识什么中小学老师或行政人员，再加上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判断课本到底好还是不好，因此我决定自己来看所有的书。另一方面，在我那区，有些人预期会被邀请参与评书工作以及提供意见。怀特豪斯太太提议将这些人的意见跟她的报告一起送上去，好让他们觉得舒服点，那样我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不满和抱怨。他们对这个作法确实很满意，我也没惹什么麻烦。
　　　　　　　　　　　　　　　　　
　　　　　　　　　　　　　　　　　
　　评审书籍火山爆发
　　　　　　　　　　　　　　　　　
　　几天之后，负责课本收发的职员打电话给我说：“费曼先生，我们已准备好把书送过来给你了，一共是300磅重的书。”我吓了一大跳。
　　“没关系，费曼先生，我们会找人来帮你看书。”
　　我搞不懂你怎么能那么做：要不就自己看，要不就不看呀，怎么能找人代你看书？我在地下室书房里弄了个书柜，专门用来放这些课本（书叠起来有17英尺高），逐本逐本地看，准备下次开会时讨论。我们将会从小学课本开始讨论。
　　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我全天候待在地下室里，全力以赴。后来我太太说，这段时间她好像活在一座火山顶上一般。安静一阵之后，突然会“隆隆隆隆！！！”——地下室的“火山”又大爆发了。
　　火山爆发的原因是那些书都太糟了。它们全都是败絮其中，急就章印出来的。有时候他们想力求严谨些，却用了些“差不多”正确的例子（像用路上车子来介绍“集”
　　的观念），然而其实那牵涉到许多蛮奥妙的想法。此外，定义不够精确，所有东西都有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他们根本不够聪明，而且不知道什么叫“严谨”。他们都在骗人，都在教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东西；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对那些小孩来说，学来也没什么用。
　　我很清楚他们的意图。那时候，自从苏联发射了斯波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之后，很多人觉得我们科技落后了，于是就请数学家提供意见，看怎样用些有趣、近代的数学观念来教数学。原先的目的，是要使那些觉得数学枯燥无味的学生提高兴趣。
　　让我举个例子：他们讨论数字的不同进位法——五进法、六进位制等——介绍各种可能。如果学生已经明白十进位的话，那么讨论其他进位法还说得过去，这可让他脑袋轻松一下。可是在这些课本里，他们把这转变成每个小孩都要学会的进位法！于是就出现了这类令人望而生畏的习题：“把这些以7为基底的数字改写为以5为基底的数字”。把数字从一种进位制转换到另一种进位制，是完完全全没用的事情。如果你会转换，也许还蛮好玩的；如果不会，没关系，因为那一点也代表不了什么。
　　总之，我在看这些书——所有这些书，居然没有一本提到算术在科学上的应用。如果它们真提及算术的任何应用，他们举的例子也不过是买邮票之类。大多数的时候，它们讨论的都是些抽象的新数学废话。
　　　　　　　　　　　　　　　　　
　　　　　　　　　　　　　　　　　
　　简直没希望
　　　　　　　　　　　　　　　　　
　　最后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数学在科学上的用途有多方面。我们举一个天文学的例子，天文学是星球的科学。”
　　翻过一页，它说：“红色星球的温度为四千度、黄色星球的温度是五千度……”——到目前为止，还好。继续看下去：“绿色星球的温度是七千度、蓝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万度，而紫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个很大的数字）。”事实上，根本没有绿色或紫色的星球，但关于其他星球的数据大致上还算正确。这算是含混过关的正确，但麻烦已出现了！所有事情的毛病都一样：都是由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鬼话的人写出来的，因此里头总会有些小错误，总是会有错误！我真不明白，用这些书来教育小孩怎么可能教得好？我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可是这些书差劲透了，全糟透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对这本书比较满意，因为这是第一本举例说明算术应用在科学上的书。当我读到星球温度的部分时，我是有点不高兴；但我不是非常不高兴，因为至少它大致上是对了——作者只不过是举错例子而已。
　　可是接下来是习题部分。它说：“约翰和他父亲在室外观测星体。约翰看到两颗蓝色星球和一颗红色星球。他父亲则看到一颗绿色星球、一颗紫色星球和两颗黄色星球。那么约翰和他父亲看到的星球的温度，一共是多少？”——太恐怖了，我简直暴跳如雷！
　　星球的温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事实上，类似情形不断发生，不断出现许许多多不堪的荒谬。把两颗星球的温度加起来，是完全没道理的！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除了也许可以计算星球的平均温度值，但绝对不是要求得所有星球的总温度！这真离谱！整件事的目的，只不过是引导学生练习加法而已，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情形就好像你在读书，偶尔句子会出现几个错误，但突然有一整个句子都印反了。那些数学课本就是那个样子，简直没希望！
　　　　　　　　　　　　　　　　　
　　　　　　　　　　　　　　　　　
　　空白书也有分数？
　　　　　　　　　　　　　　　　　
　　然后，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其他委员给某些书打了分数，他们也想看看我的评分；而我打的分数跟他们的，经常差异很大。他们便问：“你为什么给那本书那样低的分数？”
　　我就回答说，那本书的问题出在某某页的这个和那个——我全做了笔记。他们立刻发现我是个大金矿：我能够详细告诉他们每本书的优缺点，我打的分数全都有根有据的。
　　我也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的分数打得那么高，他们会说：“让我们先听听你对某某书的看法。”我总是问不出他们为什么那样评分。相反地，他们不断地问我的想法。
　　谈到其中一本书时，他们又问我的想法了。这本书是一套3本的其中一本，属于辅助教材，由同一家公司出版。
　　我说：“收发部的人没送这本书给我，但其余两本很不错。”
　　另外还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我说过，他们没送这本书给我，因此我还没什么可说的。”
　　收发部的人刚好在那儿，他说：“对不起，这件事我可以解释清楚。我没给你送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还没编好。依照规定，他们必须在某某天之前把书送到我们那里，而那位出版商的书要晚好几天才能好，因此他们先把封面送过来，里面都是白纸。他们附了一封道歉信，希望3本书都能被列入考虑，虽然说第三本会晚一点才出书。”
　　最后发现，居然还有一些委员给这本空白的假书打上了分数！而由于这本书有人评分，他们难以置信这会是本空白的书。事实上，这本不存在的书得到的分数，比另外两本的分数还要高一点点呢。
　　我相信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在于制度以及作业流程上出了问题：当你把书送到这些人手上之后，由于他们都很忙、或者漫不经心，“反正这本书一定有许多人会看，不差我一个。”然后随便给它填个分数——至少是某些人，不是全部人都这样。当你收到各委员的报告时，你也不会晓得：为什么这本书收回来的报告比其他书收到的报告少——换句话说，也许某本书收回来10份报告，但这本书只有6个人写了报告——于是你把有报告的分数平均，而没有考虑那些没有回来的报告，结果还得到一个合理的数字。这个把什么都取其平均值的方法，就会忽略了有些书只有封皮、内里什么都没有的事实！
　　我这个理论，是在看到课程委员会发生的情形而想到的。以那本空白书为例，每10人中有6人交回报告，而在其他的书来说，10人中有8、9人交报告。当他们就6个数字取平均时，这跟其他从8、9个数字求得的平均值没什么两样。当然，发现自己给那本书打分数的时候，他们都很尴尬，但这却让我信心略增。原来其他委员花了很多工夫在书籍送审以及报告回收之上，并且参加书商举办的说明会——在自己还没亲自看那本书之前，就听别人宣扬书的内容；整个委员会中，大概只有我读完所有的书，而且是除了撷取书本身提供的信息之外，完全没去听取其他信息的人。
　　像我那样仔细评核课本，相对于搜集很多漫不经心的报告来取平均值，是两种极端的作法。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名的老谜题：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平民百姓都无缘得见。
　　好了，现在的问题是，皇帝的鼻子有多长？于是有人走遍全中国，问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家认为皇帝鼻子有多长，再取其中平均值；而由于他平均了这么多人的数字，大家就相信这答案很“准确”了。但这是什么烂方法嘛，当你搜集很多从没仔细看过样本的人的意见，再好的平均值也没法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流程也出问题
　　　　　　　　　　　　　　　　　
　　一开始时，我们都不能谈论课本的价钱。他们只告诉我们可以挑多少本书，因此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中，有很多都是辅助教材，这是因为每本新课本都有缺点。最严重的失败，是那些“新数学”教科书：它们不提东西学了有什么用处，习题也不够多。不错，这些书都没有以卖邮票为例子，它们反而谈太多抽象的数字概念、太少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加、减、乘或除吗？我们便推荐一些相关的书作为课外读物——每班一二种。经过许多讨论之后，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都能互补长短，相辅相成的。
　　可是，当我们把这些辛苦得来的推荐书单提报教育局，他们却说：可用经费没有预期中那么多，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把书本的价钱考虑在内，进行删减。这样一来，原本四平八稳的课程完全被破坏掉了。我们原本设计的重点，是老师可以从中找到各种例子。但现在我们再也没法安排出一个良好的课程来。再经过加州上议院预算委员的审查后，这些课程被删得更惨，简直糟透了！后来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请我在州议员面前列席备询，但我拒绝了；那时候，我已为这些事情跟别人争辩太多，觉得疲乏万分。
　　我觉得，我们已把结果提交教育局，接下来像提报州政府等工作，都应该由他们去处理了。但这在法理上来说，虽是完全正确，但就政治运作层面来说，却大错特错了。
　　也许我不应该那么快便放弃，但花了那么多工夫，经过那么多的讨论，才拟出一个还不错的课程，到头来却被删改，那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事！如果把作业流程倒过来做，即从书本的价钱开始考量，再买你买得起的书，那么整件事便可能改观，不必浪费那么多的力气。
　　　　　　　　　　　　　　　　　
　　　　　　　　　　　　　　　　　
　　历史重演
　　　　　　　　　　　　　　　　　
　　然而，让我决定辞掉委员会工作的原因，是第二年讨论科学教科书的经验。起先我想，也许科学书的情况会不一样，于是我仔细看了几本。
　　历史重演了：有些东西粗看很不错，事实上却令人发指。例如，有一本书列了4张图：第1张是一个上满发条的玩具，第2张是一辆汽车，再来是一个小孩骑脚踏车等等。在每张图片下面，它问：“是什么使它运作？”
　　我想：“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了，他们想讨论机械、弹簧如何运作；讨论化学、介绍汽车机器的原理；以及生物学方面，肌肉如何作用。”
　　这是我爸爸会跟我谈的一类题目：“是什么使得它动？
　　每样东西之所以会动，皆因为太阳在照射。“然后好玩的部分来了，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不，玩具动的原因是发条上紧了，“我会说。
　　“发条为什么会上紧了？”他又会问。
　　“我把它转紧的。”
　　“你为什么能动？”
　　“因为我吃东西。”
　　“太阳在照射，食物才长出来。因此由于太阳照射，这些东西才会动。”那样我就会明白，物体的运动只不过是太阳能量的转换而已。
　　翻到下一页，课本的答案是——关于上了发条的玩具——“能量使它动。”至于在脚踏车上的小孩，“能量使它动。”每个图的答案都是“能量使它动。”
　　那根本毫无意义可言。随便说，用“瓦卡力斯”代替能量的位置。那么“瓦卡力斯使它动”就成了我们的新定律了，这句话没包含半点知识在内。学生什么也没学到，它只不过是个字而已！
　　他们应该做的是让学生看看玩具的内部，看看里头的发条，学学齿轮，不要管什么“能量”了。往后，当这小孩明白玩具到底如何运作，他们就可以讨论较为普遍的能量定律了。
　　事实上，甚至连“能量使它动”这句话也不对。因为如果它停下来，你也可以说“能量使它停下来。”书里说的其实是指“浓缩状态”的能量被转化为“稀释状态”，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呢。在这些例子中，能量不会增加或减少，它只会从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当物件停止时，能量就转变为热，回归混沌之中。
　　可是每本书都同一个样子，它们说的都是些毫无用处、错乱不堪、模棱两可、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东西。我无法想像有谁能从这些课本学到任何科学——因为它们教的根本不是科学！
　　看到这些科学课本有着数学课本的同样毛病之后，我的火山又爆发了。看了那么多的数学课本却只有无力感之后，我实在无法再忍受另一年的痛楚，于是辞职了。
　　后来我听说那本“能量使它动”的书被委员会挑中，将呈教育局，便决定再作最后尝试。委员会每次开会，公众都可以参与评论，于是我也在会中挺身而出，说出为什么我觉得那本书不好。
　　接替我委员位置的人说：“某某飞机公司的65个工程师都投了赞成票呢！”
　　我毫不怀疑那家公司有一些很好的工程师，但65个工程师的意见是范围很广的意见——其中也一定有些学艺不精的家伙！于是再一次，又沦落到替皇帝鼻子取平均值或者是替空白书打分数的问题。如果先由这家公司决定哪些工程师较为优秀，由他们来评书，效果一定更好。我不敢说我比65个人都聪明，但跟平均65个人比，我当然赢定了！
　　他无法理解我的论点，教育局后来通过使用那本书。
　　当我还在委员会时，我要到旧金山参加好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后回到洛杉矶，我跑到委员会那里领回我的车马费。
　　“一共是多少钱，费曼先生？”
　　“晤，就是来回洛杉矶、旧金山的机票，加上我不在时，车子停在机场的停车费吧。”
　　“你有没有保留机票？”
　　我刚好保留着机票。
　　“停车费的收据呢？”
　　“没有，但我一共花了两块三毛五美元。”
　　“但我们必须看收据。”
　　“我刚告诉过你那是多少钱。如果你不相信我，为什么你还让我告诉你那些课本是好书或是坏书？”
　　结果是一场争辩。很不幸，我太习惯在私人公司或大学里向一般的正常人演讲授课了。我太习惯的是：“花费一共是多少？”“多少多少。”“请你点收，费曼先生。”
　　当下我决定，从此不再给他们任何收据。
　　开完第二次会，他们又问我拿机票和收据。
　　“我没有留。”
　　“你不能老这样，费曼先生。”
　　“当我接受委员会的职位时，你们告诉我会负担所有花费。”
　　“但我们预期你会提供收据，以证明你花的钱。”
　　“我没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但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而我到这些地方开会。你以为我用什么鬼方法到这些地方？”
　　他们不肯示弱，我也不肯。我觉得当你处在那种处境之下，而选择了不后退的话，不成功就得成仁了。因此我很甘心，始终都没有领回我的车马费。
　　这是我经常玩的游戏之一。他们想要收据？我一张收据也不要给他们。那么你就拿不到钱了。好，那么我就不拿这笔钱。他们不相信我？见他的鬼吧，他们不必付我钱。
　　当然这是很荒谬的！我也知道这是政府作风，那么去他的政府吧！我觉得人应该把人当人看待。而直到我被当人看待之前，我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们觉得难受吗？我也觉得难受呀！就那样算了吧。我知道他们在“保护纳税人”，但请看看在下面的例子中，纳税人到底受到怎么样的保护。
　　经过冗长的讨论后，有两本书一直还是无法定论，它们得票都很接近；于是我们把决定权留给教育局。现在他们已将价钱也考虑在内了，而由于两本书不相上下，教育局决定公开招标，价低者得。有人提出问题：“学校将会在平常的时间收到书，还是可以早一点在开学前就收到书呢？”
　　得标出版商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很高兴你们接受我们投的标；我们一定在开学前就可以送书到学校。”
　　输掉的出版商也有代表在那里，他站起来说：“由于我们是根据比较晚的期限来投标，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有一次机会，以较早的期限再投一次，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开学之前出书。”
　　罗礼士先生问这第二家出版社的人：“如果你的书早一点送来，价钱是多少呢？”
　　那人说了个数字：居然较为便宜！
　　第一家的人站起来：“如果他更改他们的标，我也有权利更改我们的标！”——他的更加便宜了！
　　罗礼士问：“嗯，怎么会那样？早点拿到书价钱还更便宜？”
　　“不错，”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平常不会用的印刷方法……”——解释为什么结果会比较便宜。
　　另一个人同意：“当你生产加快时，成本更便宜！”
　　那真是令人震惊。结果便宜了两百万美元！诺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的怒火中烧。
　　实际的情形，当然是交货期限提早，让这些人有借口重新投标。一般来说，当价钱不是考虑因素时，他们不必降低价钱，出版商想把价钱定在哪里都可以，降低价钱对于竞争并没有好处。他们竞争的诀窍，只是让课程委员会的人印象深刻而已。
　　　　　　　　　　　　　　　　　
　　　　　　　　　　　　　　　　　
　　台面下的动作
　　　　　　　　　　　　　　　　　
　　噢，顺带一提，每次委员会开会，总有出版商招待委员会的人，请委员吃午餐，介绍他们的书。我从来都没参加过。
　　现在一切都好像很明显了，但当时我还搞不清情况。
　　有一天我收到“西联公司”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些干果之类，还有一封信说：“祝感恩节快乐——巴米里奥与家人。”
　　这是长岛的一家人寄来的，但我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
　　看来有人要寄东西给朋友而搞错名字和地址了，我必须把事情弄清楚。我打电话到西联公司，找到寄包裹的人。
　　“哈罗，我叫费曼。我收到一个邮包……”
　　“噢，哈罗，费曼先生，我是巴米里奥。”他是那么的友善，让我以为我应该认识他！而我确实经常忘记很多人是谁。
　　于是我说，“对不起，巴米里奥先生，但我不大记得你是谁……”
　　原来他是其中一个出版商的代表，他们的书在我的审核名单内。
　　“我明白了。但这很容易让人误会。”
　　“这纯粹是我们家送给你们家的小礼物而已。”
　　“不错，但我正在审核你们的书，许多人可能会误解你的好意呢！”我那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我假装是个百分之百的傻瓜。
　　另外有一次，某个出版商送了一个真皮的公事包给我，上面用烫金刻上我的名字。我于是说：“我不能收下，我在审核你们的书，你好像不明白这点！”
　　有一个在委员会待了很久的委员说：“我从来不接受那些礼物；那令我很生气，但这些事还是不断发生。”
　　我错过了一次大好时机。如果当时我脑筋动得够快，就会很好玩了。那次抵达旧金山的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会议在第二天举行，我便决定到市中心逛逛，吃点东西。刚从电梯出来，两个坐在旅馆会客厅的家伙跳起来说：“晚安，费曼先生。你要去哪里？要不要我们带你看看旧金山？”他们是一家出版商派来的，我完全不想跟他们搅和。
　　“我要出去吃些东西。”
　　“我们可以带你去吃晚餐。”
　　“不，我想自己一个人去。”
　　“这样吧，不管你想怎么样，我们都能帮得上忙。”
　　我忍不住要逗逗他们，说：“晤，我想出去找麻烦。”
　　“那我们也帮得上忙呢。”
　　“不，我会自己想办法。”然后我想：“错了！我应该任他们搞，把一切记录下来，好让加州州政府的人知道，这些出版商到底有多过分！”但等我目睹那两百万美元的差额之后，只有天晓得什么叫人情压力了！

源济

（七）诺贝尔奖害人不浅

　　二次大战以后，物理学家经常被请到首府华盛顿，给各个政府单位提供意见；军方尤其重视我们的建议。我猜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这些科学家能够制造出像原子弹这么重要的武器，那么大概还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场。
　　我曾经被请去参加一个替陆军评估武器的委员会，而我回信说，我只是一名理论物理的学者，对那些武器实在一窍不通。
　　陆军居然回信说，根据过往经验，理论物理学家在协助他们做决策方面，贡献良多；所以可否请我再考虑一下？
　　我再写信回去，说我实在什么都不懂，怀疑自己到底能帮上些什么忙。
　　最后我收到陆军部长的信，建议一个折衷办法：请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先听听看，再考虑我能否协助他们，要不要继续参与其他活动。我当然说好吧，不然还能怎么样？
　　抵达华盛顿，第一件事是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跟大家见个面。会上有很多将军及军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场面很令人愉快。
　　有个身穿军服的家伙跑来，跟我说军方很高兴物理学家也来参与建言，因为他们碰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坦克车油耗得很快，走不远，因此问题是如何能一边走、一边加油。这位仁兄想到一个主意，物理学家既然有办法从铀里取得能量，那么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硅——就是泥沙——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么坦克车只要在车底上装个小铲，一边走一边把泥沙弄起来当燃料就行了！他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而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把细节设计出来便好了。于是我以为，第二天开会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类问题。
　　到了会场，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会里，介绍我认识一大堆人的家伙就坐在我旁边。看来他是军方派来随时盯着我的，坐在我另一边的，是个以前听说过的大将军。
　　在第一节会议中，他们讨论的是一些技术问题，我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会议快结束时，他们开始讨论跟后勤有关的问题，这我就真的一点也不懂了。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要决定在不同的时间，各个据点要存多少东西。虽然我拼命不开口，但当你跟这些“重要人物”围坐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时，就算你真的什么也不懂，你还是不能不讲话的。因此在这部分讨论中，我也发表了些意见。
　　休息喝咖啡时，负责跟着我的家伙说：“我很佩服你刚才在会议上说的东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贡献。”
　　我停下来想我对后勤问题的“贡献”，觉得连梅西百货（Macy's）公司负责采购圣诞货物的职员，都要比我清楚怎样处理那些问题。因此我下了结论：（一）如果我真有什么贡献，那纯属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贡献，但大多数人会比我更强；（三）这些甜言蜜语应该足以让我醒过来，看清楚自己没能力作什么贡献的事实。
　　接下来，他们就在会议上决定，与其讨论特定的技术事项，不如讨论如何组织科学研究的问题（例如，科学研究到底应该隶属于工兵团，还是军需处？）。我却觉得，如果我还希望能有什么真正贡献的话，就只有在讨论一些特定技术事项上，而不是陆军组织研究。
　　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没有让会议主席——也就是最初坚持要请我来的大人物——察觉我对这些状况的感觉。当我们各自收拾公事包、准备离开时，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那么，你会参加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了……”
　　“不，我不会。”他的脸突然变了，他很意外我在“贡献”了那么多之后，说不。
　　到了60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还在担任政府的顾问，而我完全不觉得在这方面有任何社会责任。我尽力抗拒华府方面的邀请，这样做在当时来说，还真需要一点勇气！
　　　　　　　　　　　　　　　　　
　　　　　　　　　　　　　　　　　
　　为学生选书
　　　　　　　　　　　　　　　　　
　　那时候，我教大学一年级的物理课。有一次下课后，我的助理哈维说：“你应该看看小学数学课本的样子！我女儿带回家的东西和想法，实在荒谬！”
　　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可是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帕沙迪纳一位很有名的律师诺里斯（Norris）先生。那时，他是加州州政府课程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的任务是替加州挑选新的中小学教科书。由于加州法律规定，所有公立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都必须由加州教育部来挑选；于是他们设立起委员会，帮忙看书以及提供意见，好让他们决定要挑哪些书。
　　刚好在那时候，许多教科书都在使用一种新方法来教算术，他们称之为“新数学”。由于平常帮忙看书的都是学校老师或者行政人员，因此他们觉得这次应该找些平常将数学应用在科学上的、知道学数学到底能做什么的人，来帮忙评估课本。
　　我大概是因为长期拒绝跟政府合作，而产生罪恶感——我居然答应参加他们的委员会！
　　立刻，我便收到出版商的信以及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说的都是“很高兴知道您是委员之一，我们确实希望委员会内有真正的科学家……”，以及“委员会网罗到真正的科学家，实在太好了，因为敝公司的书都是十分科学的……”。可是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能跟您说明敝公司出版的教科书的内容……”和“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协助，以方便您审核敝公司的课本……”——我觉得那有点神经病。我是个讲求客观的科学家，而由于到最后，学校的学生得到的只是课本（老师得到的是老师手册，我也会审核这部分），出版商的任何说明都只会混淆视听而已。所以我不想跟任何出版商谈话，而总是回答说：“你不需要说明了，我相信你们的课本就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事实上，我代表的是某个区域，包括了洛杉矶地区的大部分，但不包括洛杉矶市本身。代表洛杉矶市的是一位很亲切友善的女士，名叫怀特豪斯太太，她来自洛城的学校体系。诺里斯先生要我跟她会晤，了解一下委员会做过些什么以及如何运作。
　　怀特豪斯太太首先告诉我，他们下次会议中将要讨论的事情（他们早已开过一次会了，我是后来才被选进委员会的）。“他们将要讨论数数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称为整数的东西。他们什么东西都有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于是打从一开始，我就有麻烦了。
　　她告诉我，其他委员通常是怎样评核新课本的。他们每种书都拿很多样本，送给自己区域的老师以及行政人员，然后搜集大家对这些书本的意见。由于我不认识什么中小学老师或行政人员，再加上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判断课本到底好还是不好，因此我决定自己来看所有的书。另一方面，在我那区，有些人预期会被邀请参与评书工作以及提供意见。怀特豪斯太太提议将这些人的意见跟她的报告一起送上去，好让他们觉得舒服点，那样我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不满和抱怨。他们对这个作法确实很满意，我也没惹什么麻烦。
　　　　　　　　　　　　　　　　　
　　　　　　　　　　　　　　　　　
　　评审书籍火山爆发
　　　　　　　　　　　　　　　　　
　　几天之后，负责课本收发的职员打电话给我说：“费曼先生，我们已准备好把书送过来给你了，一共是300磅重的书。”我吓了一大跳。
　　“没关系，费曼先生，我们会找人来帮你看书。”
　　我搞不懂你怎么能那么做：要不就自己看，要不就不看呀，怎么能找人代你看书？我在地下室书房里弄了个书柜，专门用来放这些课本（书叠起来有17英尺高），逐本逐本地看，准备下次开会时讨论。我们将会从小学课本开始讨论。
　　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我全天候待在地下室里，全力以赴。后来我太太说，这段时间她好像活在一座火山顶上一般。安静一阵之后，突然会“隆隆隆隆！！！”——地下室的“火山”又大爆发了。
　　火山爆发的原因是那些书都太糟了。它们全都是败絮其中，急就章印出来的。有时候他们想力求严谨些，却用了些“差不多”正确的例子（像用路上车子来介绍“集”
　　的观念），然而其实那牵涉到许多蛮奥妙的想法。此外，定义不够精确，所有东西都有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他们根本不够聪明，而且不知道什么叫“严谨”。他们都在骗人，都在教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东西；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对那些小孩来说，学来也没什么用。
　　我很清楚他们的意图。那时候，自从苏联发射了斯波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之后，很多人觉得我们科技落后了，于是就请数学家提供意见，看怎样用些有趣、近代的数学观念来教数学。原先的目的，是要使那些觉得数学枯燥无味的学生提高兴趣。
　　让我举个例子：他们讨论数字的不同进位法——五进法、六进位制等——介绍各种可能。如果学生已经明白十进位的话，那么讨论其他进位法还说得过去，这可让他脑袋轻松一下。可是在这些课本里，他们把这转变成每个小孩都要学会的进位法！于是就出现了这类令人望而生畏的习题：“把这些以7为基底的数字改写为以5为基底的数字”。把数字从一种进位制转换到另一种进位制，是完完全全没用的事情。如果你会转换，也许还蛮好玩的；如果不会，没关系，因为那一点也代表不了什么。
　　总之，我在看这些书——所有这些书，居然没有一本提到算术在科学上的应用。如果它们真提及算术的任何应用，他们举的例子也不过是买邮票之类。大多数的时候，它们讨论的都是些抽象的新数学废话。
　　　　　　　　　　　　　　　　　
　　　　　　　　　　　　　　　　　
　　简直没希望
　　　　　　　　　　　　　　　　　
　　最后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数学在科学上的用途有多方面。我们举一个天文学的例子，天文学是星球的科学。”
　　翻过一页，它说：“红色星球的温度为四千度、黄色星球的温度是五千度……”——到目前为止，还好。继续看下去：“绿色星球的温度是七千度、蓝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万度，而紫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个很大的数字）。”事实上，根本没有绿色或紫色的星球，但关于其他星球的数据大致上还算正确。这算是含混过关的正确，但麻烦已出现了！所有事情的毛病都一样：都是由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鬼话的人写出来的，因此里头总会有些小错误，总是会有错误！我真不明白，用这些书来教育小孩怎么可能教得好？我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可是这些书差劲透了，全糟透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对这本书比较满意，因为这是第一本举例说明算术应用在科学上的书。当我读到星球温度的部分时，我是有点不高兴；但我不是非常不高兴，因为至少它大致上是对了——作者只不过是举错例子而已。
　　可是接下来是习题部分。它说：“约翰和他父亲在室外观测星体。约翰看到两颗蓝色星球和一颗红色星球。他父亲则看到一颗绿色星球、一颗紫色星球和两颗黄色星球。那么约翰和他父亲看到的星球的温度，一共是多少？”——太恐怖了，我简直暴跳如雷！
　　星球的温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事实上，类似情形不断发生，不断出现许许多多不堪的荒谬。把两颗星球的温度加起来，是完全没道理的！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除了也许可以计算星球的平均温度值，但绝对不是要求得所有星球的总温度！这真离谱！整件事的目的，只不过是引导学生练习加法而已，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情形就好像你在读书，偶尔句子会出现几个错误，但突然有一整个句子都印反了。那些数学课本就是那个样子，简直没希望！
　　　　　　　　　　　　　　　　　
　　　　　　　　　　　　　　　　　
　　空白书也有分数？
　　　　　　　　　　　　　　　　　
　　然后，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其他委员给某些书打了分数，他们也想看看我的评分；而我打的分数跟他们的，经常差异很大。他们便问：“你为什么给那本书那样低的分数？”
　　我就回答说，那本书的问题出在某某页的这个和那个——我全做了笔记。他们立刻发现我是个大金矿：我能够详细告诉他们每本书的优缺点，我打的分数全都有根有据的。
　　我也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的分数打得那么高，他们会说：“让我们先听听你对某某书的看法。”我总是问不出他们为什么那样评分。相反地，他们不断地问我的想法。
　　谈到其中一本书时，他们又问我的想法了。这本书是一套3本的其中一本，属于辅助教材，由同一家公司出版。
　　我说：“收发部的人没送这本书给我，但其余两本很不错。”
　　另外还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我说过，他们没送这本书给我，因此我还没什么可说的。”
　　收发部的人刚好在那儿，他说：“对不起，这件事我可以解释清楚。我没给你送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还没编好。依照规定，他们必须在某某天之前把书送到我们那里，而那位出版商的书要晚好几天才能好，因此他们先把封面送过来，里面都是白纸。他们附了一封道歉信，希望3本书都能被列入考虑，虽然说第三本会晚一点才出书。”
　　最后发现，居然还有一些委员给这本空白的假书打上了分数！而由于这本书有人评分，他们难以置信这会是本空白的书。事实上，这本不存在的书得到的分数，比另外两本的分数还要高一点点呢。
　　我相信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在于制度以及作业流程上出了问题：当你把书送到这些人手上之后，由于他们都很忙、或者漫不经心，“反正这本书一定有许多人会看，不差我一个。”然后随便给它填个分数——至少是某些人，不是全部人都这样。当你收到各委员的报告时，你也不会晓得：为什么这本书收回来的报告比其他书收到的报告少——换句话说，也许某本书收回来10份报告，但这本书只有6个人写了报告——于是你把有报告的分数平均，而没有考虑那些没有回来的报告，结果还得到一个合理的数字。这个把什么都取其平均值的方法，就会忽略了有些书只有封皮、内里什么都没有的事实！
　　我这个理论，是在看到课程委员会发生的情形而想到的。以那本空白书为例，每10人中有6人交回报告，而在其他的书来说，10人中有8、9人交报告。当他们就6个数字取平均时，这跟其他从8、9个数字求得的平均值没什么两样。当然，发现自己给那本书打分数的时候，他们都很尴尬，但这却让我信心略增。原来其他委员花了很多工夫在书籍送审以及报告回收之上，并且参加书商举办的说明会——在自己还没亲自看那本书之前，就听别人宣扬书的内容；整个委员会中，大概只有我读完所有的书，而且是除了撷取书本身提供的信息之外，完全没去听取其他信息的人。
　　像我那样仔细评核课本，相对于搜集很多漫不经心的报告来取平均值，是两种极端的作法。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名的老谜题：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平民百姓都无缘得见。
　　好了，现在的问题是，皇帝的鼻子有多长？于是有人走遍全中国，问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家认为皇帝鼻子有多长，再取其中平均值；而由于他平均了这么多人的数字，大家就相信这答案很“准确”了。但这是什么烂方法嘛，当你搜集很多从没仔细看过样本的人的意见，再好的平均值也没法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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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时，我们都不能谈论课本的价钱。他们只告诉我们可以挑多少本书，因此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中，有很多都是辅助教材，这是因为每本新课本都有缺点。最严重的失败，是那些“新数学”教科书：它们不提东西学了有什么用处，习题也不够多。不错，这些书都没有以卖邮票为例子，它们反而谈太多抽象的数字概念、太少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加、减、乘或除吗？我们便推荐一些相关的书作为课外读物——每班一二种。经过许多讨论之后，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都能互补长短，相辅相成的。
　　可是，当我们把这些辛苦得来的推荐书单提报教育局，他们却说：可用经费没有预期中那么多，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把书本的价钱考虑在内，进行删减。这样一来，原本四平八稳的课程完全被破坏掉了。我们原本设计的重点，是老师可以从中找到各种例子。但现在我们再也没法安排出一个良好的课程来。再经过加州上议院预算委员的审查后，这些课程被删得更惨，简直糟透了！后来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请我在州议员面前列席备询，但我拒绝了；那时候，我已为这些事情跟别人争辩太多，觉得疲乏万分。
　　我觉得，我们已把结果提交教育局，接下来像提报州政府等工作，都应该由他们去处理了。但这在法理上来说，虽是完全正确，但就政治运作层面来说，却大错特错了。
　　也许我不应该那么快便放弃，但花了那么多工夫，经过那么多的讨论，才拟出一个还不错的课程，到头来却被删改，那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事！如果把作业流程倒过来做，即从书本的价钱开始考量，再买你买得起的书，那么整件事便可能改观，不必浪费那么多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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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重演了：有些东西粗看很不错，事实上却令人发指。例如，有一本书列了4张图：第1张是一个上满发条的玩具，第2张是一辆汽车，再来是一个小孩骑脚踏车等等。在每张图片下面，它问：“是什么使它运作？”
　　我想：“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了，他们想讨论机械、弹簧如何运作；讨论化学、介绍汽车机器的原理；以及生物学方面，肌肉如何作用。”
　　这是我爸爸会跟我谈的一类题目：“是什么使得它动？
　　每样东西之所以会动，皆因为太阳在照射。“然后好玩的部分来了，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不，玩具动的原因是发条上紧了，“我会说。
　　“发条为什么会上紧了？”他又会问。
　　“我把它转紧的。”
　　“你为什么能动？”
　　“因为我吃东西。”
　　“太阳在照射，食物才长出来。因此由于太阳照射，这些东西才会动。”那样我就会明白，物体的运动只不过是太阳能量的转换而已。
　　翻到下一页，课本的答案是——关于上了发条的玩具——“能量使它动。”至于在脚踏车上的小孩，“能量使它动。”每个图的答案都是“能量使它动。”
　　那根本毫无意义可言。随便说，用“瓦卡力斯”代替能量的位置。那么“瓦卡力斯使它动”就成了我们的新定律了，这句话没包含半点知识在内。学生什么也没学到，它只不过是个字而已！
　　他们应该做的是让学生看看玩具的内部，看看里头的发条，学学齿轮，不要管什么“能量”了。往后，当这小孩明白玩具到底如何运作，他们就可以讨论较为普遍的能量定律了。
　　事实上，甚至连“能量使它动”这句话也不对。因为如果它停下来，你也可以说“能量使它停下来。”书里说的其实是指“浓缩状态”的能量被转化为“稀释状态”，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呢。在这些例子中，能量不会增加或减少，它只会从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当物件停止时，能量就转变为热，回归混沌之中。
　　可是每本书都同一个样子，它们说的都是些毫无用处、错乱不堪、模棱两可、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东西。我无法想像有谁能从这些课本学到任何科学——因为它们教的根本不是科学！
　　看到这些科学课本有着数学课本的同样毛病之后，我的火山又爆发了。看了那么多的数学课本却只有无力感之后，我实在无法再忍受另一年的痛楚，于是辞职了。
　　后来我听说那本“能量使它动”的书被委员会挑中，将呈教育局，便决定再作最后尝试。委员会每次开会，公众都可以参与评论，于是我也在会中挺身而出，说出为什么我觉得那本书不好。
　　接替我委员位置的人说：“某某飞机公司的65个工程师都投了赞成票呢！”
　　我毫不怀疑那家公司有一些很好的工程师，但65个工程师的意见是范围很广的意见——其中也一定有些学艺不精的家伙！于是再一次，又沦落到替皇帝鼻子取平均值或者是替空白书打分数的问题。如果先由这家公司决定哪些工程师较为优秀，由他们来评书，效果一定更好。我不敢说我比65个人都聪明，但跟平均65个人比，我当然赢定了！
　　他无法理解我的论点，教育局后来通过使用那本书。
　　当我还在委员会时，我要到旧金山参加好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后回到洛杉矶，我跑到委员会那里领回我的车马费。
　　“一共是多少钱，费曼先生？”
　　“晤，就是来回洛杉矶、旧金山的机票，加上我不在时，车子停在机场的停车费吧。”
　　“你有没有保留机票？”
　　我刚好保留着机票。
　　“停车费的收据呢？”
　　“没有，但我一共花了两块三毛五美元。”
　　“但我们必须看收据。”
　　“我刚告诉过你那是多少钱。如果你不相信我，为什么你还让我告诉你那些课本是好书或是坏书？”
　　结果是一场争辩。很不幸，我太习惯在私人公司或大学里向一般的正常人演讲授课了。我太习惯的是：“花费一共是多少？”“多少多少。”“请你点收，费曼先生。”
　　当下我决定，从此不再给他们任何收据。
　　开完第二次会，他们又问我拿机票和收据。
　　“我没有留。”
　　“你不能老这样，费曼先生。”
　　“当我接受委员会的职位时，你们告诉我会负担所有花费。”
　　“但我们预期你会提供收据，以证明你花的钱。”
　　“我没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但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而我到这些地方开会。你以为我用什么鬼方法到这些地方？”
　　他们不肯示弱，我也不肯。我觉得当你处在那种处境之下，而选择了不后退的话，不成功就得成仁了。因此我很甘心，始终都没有领回我的车马费。
　　这是我经常玩的游戏之一。他们想要收据？我一张收据也不要给他们。那么你就拿不到钱了。好，那么我就不拿这笔钱。他们不相信我？见他的鬼吧，他们不必付我钱。
　　当然这是很荒谬的！我也知道这是政府作风，那么去他的政府吧！我觉得人应该把人当人看待。而直到我被当人看待之前，我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们觉得难受吗？我也觉得难受呀！就那样算了吧。我知道他们在“保护纳税人”，但请看看在下面的例子中，纳税人到底受到怎么样的保护。
　　经过冗长的讨论后，有两本书一直还是无法定论，它们得票都很接近；于是我们把决定权留给教育局。现在他们已将价钱也考虑在内了，而由于两本书不相上下，教育局决定公开招标，价低者得。有人提出问题：“学校将会在平常的时间收到书，还是可以早一点在开学前就收到书呢？”
　　得标出版商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很高兴你们接受我们投的标；我们一定在开学前就可以送书到学校。”
　　输掉的出版商也有代表在那里，他站起来说：“由于我们是根据比较晚的期限来投标，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有一次机会，以较早的期限再投一次，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开学之前出书。”
　　罗礼士先生问这第二家出版社的人：“如果你的书早一点送来，价钱是多少呢？”
　　那人说了个数字：居然较为便宜！
　　第一家的人站起来：“如果他更改他们的标，我也有权利更改我们的标！”——他的更加便宜了！
　　罗礼士问：“嗯，怎么会那样？早点拿到书价钱还更便宜？”
　　“不错，”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平常不会用的印刷方法……”——解释为什么结果会比较便宜。
　　另一个人同意：“当你生产加快时，成本更便宜！”
　　那真是令人震惊。结果便宜了两百万美元！诺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的怒火中烧。
　　实际的情形，当然是交货期限提早，让这些人有借口重新投标。一般来说，当价钱不是考虑因素时，他们不必降低价钱，出版商想把价钱定在哪里都可以，降低价钱对于竞争并没有好处。他们竞争的诀窍，只是让课程委员会的人印象深刻而已。
　　　　　　　　　　　　　　　　　
　　　　　　　　　　　　　　　　　
　　台面下的动作
　　　　　　　　　　　　　　　　　
　　噢，顺带一提，每次委员会开会，总有出版商招待委员会的人，请委员吃午餐，介绍他们的书。我从来都没参加过。
　　现在一切都好像很明显了，但当时我还搞不清情况。
　　有一天我收到“西联公司”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些干果之类，还有一封信说：“祝感恩节快乐——巴米里奥与家人。”
　　这是长岛的一家人寄来的，但我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
　　看来有人要寄东西给朋友而搞错名字和地址了，我必须把事情弄清楚。我打电话到西联公司，找到寄包裹的人。
　　“哈罗，我叫费曼。我收到一个邮包……”
　　“噢，哈罗，费曼先生，我是巴米里奥。”他是那么的友善，让我以为我应该认识他！而我确实经常忘记很多人是谁。
　　于是我说，“对不起，巴米里奥先生，但我不大记得你是谁……”
　　原来他是其中一个出版商的代表，他们的书在我的审核名单内。
　　“我明白了。但这很容易让人误会。”
　　“这纯粹是我们家送给你们家的小礼物而已。”
　　“不错，但我正在审核你们的书，许多人可能会误解你的好意呢！”我那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我假装是个百分之百的傻瓜。
　　另外有一次，某个出版商送了一个真皮的公事包给我，上面用烫金刻上我的名字。我于是说：“我不能收下，我在审核你们的书，你好像不明白这点！”
　　有一个在委员会待了很久的委员说：“我从来不接受那些礼物；那令我很生气，但这些事还是不断发生。”
　　我错过了一次大好时机。如果当时我脑筋动得够快，就会很好玩了。那次抵达旧金山的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会议在第二天举行，我便决定到市中心逛逛，吃点东西。刚从电梯出来，两个坐在旅馆会客厅的家伙跳起来说：“晚安，费曼先生。你要去哪里？要不要我们带你看看旧金山？”他们是一家出版商派来的，我完全不想跟他们搅和。
　　“我要出去吃些东西。”
　　“我们可以带你去吃晚餐。”
　　“不，我想自己一个人去。”
　　“这样吧，不管你想怎么样，我们都能帮得上忙。”
　　我忍不住要逗逗他们，说：“晤，我想出去找麻烦。”
　　“那我们也帮得上忙呢。”
　　“不，我会自己想办法。”然后我想：“错了！我应该任他们搞，把一切记录下来，好让加州州政府的人知道，这些出版商到底有多过分！”但等我目睹那两百万美元的差额之后，只有天晓得什么叫人情压力了！

源济

（八）无心插柳变专家

　　拜亚丝（Nina Byers）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大约在70年代初，她负起安排物理讨论会的责任。
　　参加这个讨论会的，通常都是其他大学的物理学家，讨论的都是很专门的题目。但部分由于当时大环境使然，她觉得物理学家应该多接受一些文化薰陶，因此想安排这方面的演讲。由于洛杉矶很接近墨西哥，她想安排一场关于墨西哥古老文化的演讲，即讨论玛雅人（Mayan）在数学及天文学上的发展。
　　她在周围寻找适合做这个演讲的教授，但在洛杉矶分校本身，居然找不到够资格的专家。她打电话到其他地方，也还没有找到。
　　于是她想起了布朗大学的奈吉包尔（Otto Neugebauger）
　　教授。他是研究巴比伦数学的专家（当我在康奈尔，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授时，有一年，奈吉包尔教授曾经做了一系列谈巴比伦人数学的演讲，统称为“传讯使者讲座”。他讲的精彩极了！翌年是奥本海默当讲者。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来做这类演讲有多好！”多年之后，我拒绝了很多演讲邀请，而康奈尔却凑巧要请我当“传讯使者讲座”的主讲人。我当然无法拒绝，因为那是多年的心愿。于是我接受了威尔逊的邀请，到他家住了一个周末，讨论了许多想法。结果就是一系列的演讲，题目是“物理定律的特性”。）。她打电话给他，问他知不知道在西岸有谁能讲玛雅数学及天文学的题目。
　　“有！”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合适人选——他的本行并非人类学或历史，他是业余的；但他很显然对这个题目知道很多。他叫费曼。”
　　她差点要跳楼了！她要推动的是替物理学家带来一点文化气息，但现在唯一的方法，居然是要请物理学家来演讲！
　　　　　　　　　　　　　　　　　
　　　　　　　　　　　　　　　　　
　　度蜜月的收获
　　　　　　　　　　　　　　　　　
　　我之所以会懂得一些玛雅数学，完全是因为跟我第二任太太玛丽露到墨西哥度蜜月时，陪她旅行太累而学来的。
　　她对艺术史——特别是墨西哥的艺术史，很有兴趣。因此我们就到那里度蜜月，而我就陪着她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
　　她介绍我看很多很有趣的事物，像某些图像和设计之间的关系，但在又湿又热的丛林中走了几天（及几夜）之后，我觉得筋疲力尽了。
　　在瓜地马拉一个鸟不生蛋的小镇里，我们走进一家博物馆；他们展示了一份满是奇怪符号、图片、线和点的文献。这是称为德瑞斯顿古抄本（Dresden Codex）的副本，由一个叫维拉哥它的人所复制的。这本古书是玛雅人写的书，在德瑞斯顿的博物馆里被发现。我知道那些线条和点都是数字。当我还只是个小孩子时，我父亲曾经带我去纽约参观世界博览会，他们在那里搭了一个仿建的玛雅庙宇。
　　父亲告诉我，玛雅人怎么发明了“零”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瓜地马拉的博物馆也有贩卖古抄本的复制本，我也买了一份。在每页的左边是古书的复印，右边是简介以及用西班牙文翻译的部分内容。
　　我很喜欢解谜题及密码，因此当我看到那些线及点，就不禁想，“这可好玩了！”我把西班牙文部分盖起来，开始玩解开玛雅人线及点之谜的游戏。我留在旅馆内研究，而我太太则还是整天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
　　很快我就发现，一条线等于5个点、零的写法等等。
　　但要花更多工夫之后，我才发现线和点最初一次总是逢20进一位，但在第二次则逢18就进一位（构成360的循环）。
　　我又研究出各个脸谱的意思：它们一定是代表多少日和周。
　　回到美国以后，我继续研究。解这些东西很有趣，因为开始时你什么也不知道——一点线索都没有；但接下来，你会注意到某些经常出现的数字，它们加起来又等于其他数字，就这样一直研究下去。
　　在古书内某个地方，584这个数字显得很突出。这个584被分为236、90、250及8等周期。另一个显赫的数字是2920，或者是584乘5（或365乘8）。此外，那里有一个乘法表，都是2920的倍数，最大的是13乘2920，接下来是很多的13乘2920的倍数，很滑稽的数字呢！我看来看去觉得那全是笔误。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想通了它们是些什么。
　　由于有些跟584这数字有关的图形乃是代表日子，而584又被分得那么特别，我就想：如果它不是些什么神秘周期的话，就很可能跟天文有关。最后我跑到天文图书馆，发现从地球观测，金星的周期是583.92天。接下来236、90、250和8就明显起来了。它们是金星的不同盈亏期。作为晨星时，晚上就看不到它（这时它在太阳的另一边）；然后它在晚上出现，最后又不见了（在地球和太阳之间）。
　　之所以会有90和8的差别，是因为当金星在太阳的另一边，它会比当它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时，移动较慢。而236和250的差别，则可能代表了玛雅东地平线和西地平线的分别。
　　我又发现附近另一个表上都是11959日的周期，结果这个表是用来预测月蚀的。还有另一个表呢，则是91的倍数，从大的数目往下降。我始终没有弄懂这是什么（其他人也没有）。
　　研究进行得差不多之后，我终于决定看看那些西班牙文说明，看看我猜中了多少；却发觉他们说的全是废话！
　　说明里会说这个符号代表土星，那个是神——完全没有道理的：于是我再不需要把它盖起来了；我也没法从他们的说明里学到什么。
　　其后，我又读了很多关于玛雅人的书，知道在这方面的专家是一个叫汤普森（Eric Thompson）的人，现在我也收藏了好几本他写的书。
　　当拜亚丝打电话给我时，我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早已搞丢了——我把它借给罗勃森太太。她先前在巴黎的一个古董商那里找到一些玛雅古抄本。她带给我看——我还记得回家时把它放在车子前排座位，边开车边想：“我要小心点开车，这是新的古抄本呢。”——但当我仔细一看，立刻发现它是假的。随便花点工夫，就可认出上面的图片来自德瑞斯顿古抄本的那一部分。于是我把我的古书借给她，后来忘记书在她那里。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管理员千辛万苦的，才找到另一份由维拉哥它复制的德瑞斯顿古抄本来借给我。
　　我重新计算，事实上我这次了解的比上次还要多：我弄明白了那些“滑稽数字”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以为它们是笔误，但我发觉这些原来都是一个更接近正确周期583. 923的整倍数——玛雅人早已觉得584不够精确（就在研究金星周期的修正表时，我发现了汤普森先生很少犯的夸大推论，他说只要看看表中数字，你可以推论出玛雅人如何计算出金星的正确周期——用4次这个数字及一次那个差，就可得出4000年才出现一天误差的周期；那真是令人赞叹！
　　特别是玛雅人观测金星才数百年而已。但事实上，汤普森只不过挑了一些数字组合，以得出他以为是正确的金星周期——583.92.但如果你考虑更正确的数字，像583.923，就会发现误差加大了。当然，你也可以再从表中找不同的数字组合，以得出583.923，而且准确度同样的高！）
　　在洛城分校做完演讲后，拜亚丝教授赠送了一些很漂亮、彩色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给我。几个月之后，加州理工学院要我在帕沙迪纳再就同样题材演讲一次。有位房地产商人借了一些很宝贵的玛雅神石雕以及陶瓷像给我。
　　事实上，把这些古物从墨西哥带出来，大概是不合法的，它们十分宝贵，我们也特别聘请安全人员来保护它们。
　　在加州理工学院演讲举行之前数天，《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大肆报道，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古抄本。
　　直到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有3本古抄本（其余两本很难弄懂在写些什么）——成千上万的古抄本早被西班牙传教士以“魔鬼之作品”的罪名烧掉。我有个堂姐妹在美联社工作，她为我弄到一些纽约时报发表时使用的古抄本照片；我把它制成幻灯片，用在演讲中。
　　但这本新古抄本是假的。在演讲中我指出，那些数字有马德里抄本的风格，但数字刚好是236、90、250、8——太巧合了！从千万本书中我们发现了另一小片古抄本，上面写的东西刚巧跟另一小片一模一样！很明显，这又是一些东拼西凑出来的东西，一点创意也没有。
　　这些只懂得抄袭的人，永远没有勇气弄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找到一些真正的新事物，它一定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你可以用火星的运行周期，虚构一些神话，再画些图片，使用恰当的数字——不能太明显，而是用些周期倍数之类；还故意加一些神秘的“错误”进去。数字要花点工夫才能算出，那样大家会说：“哇！这一定是跟火星有关！”此外，更可以包括一些没法看懂的东西，而不是跟以前看过的东西相仿。那才是个好赝品。
　　我的讲题是“解开玛雅象形文字之谜”。从这次演讲中，我得到很大的乐趣。于是再一次，我又“不务正业”
　　了。听众排队进入演讲厅之前，经过这些玻璃柜子，顺便欣赏柜内那些彩色的德瑞斯顿古抄本复制本，以及由荷枪实弹的守卫看守着、货真价实的玛雅手工艺品；随后，他们再听两小时的演讲，由这个业余的专家告诉他们玛雅人的数字及天文学，甚至还教他们如何分辨古抄本的真伪；听完离去时，再好好欣赏那些展示品。随后几个礼拜，葛尔曼也不甘示弱，做了6场精彩的演讲，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世界各种语言间的关联。

源济

（九）教授鼓手上舞台

　　我曾经教过一系列的物理课程，阿狄生－韦斯理（Ad dison-Wesley）出版公司要将它编成一本书。有一次吃午饭时，我们谈起这本书的封面应该画些什么。我觉得，既然这些课程是真实物理世界和数学的混合体，那么封面可以用一个鼓为背景，上面画些数学图形——一些圆圈、线等，用以代表鼓面振动时的静止点。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尤其是书里头也有讨论到鼓面振动这个问题。
　　书出版时，封面是很简单的一大片红色，但不知怎的，在序言里却有一张我在打鼓的照片。我想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为“作者希望书里有张打鼓的图片”。
　　总之，每个人都很好奇，为什么那套《费曼物理学》（Feyn man Lectures）的序言里。会有张我在打鼓的照片？因为鼓上又没有什么数学图形把我的想法表达清楚（不错，我很喜欢打鼓，但那是另一回事）。
　　在罗沙拉摩斯时，工作压力非常大，没有什么消遣，没有电影院或什么的。但我在那里已废弃不用的男童学校内，找到一些他们搜集回来的鼓——罗沙拉摩斯位于新墨西哥州，那里多的是印第安人的村落。于是打鼓就成为我的消遣了——有时自己一个，有时候跟其他人一起——不过随便弄些声音，随便打而已。我并不懂得什么特殊的节奏，不过印第安人打鼓的节奏还蛮简单的。那些鼓很不错，我玩得很开心。
　　有时候我会把鼓带到远处森林里，以免吵着别人，在那里找根棒子击鼓唱歌。记得有一次我围绕着一棵树，看着月亮，边走边打鼓，想像自己是个印第安人。
　　一天，有个家伙跑来问我：“在感恩节的前后，你在森林里打鼓吗？”
　　“是呀，是我在打。”
　　“噢，那么我太太说对了！”接着他告诉我这个故事：有个晚上他听到远处有鼓声，走到住在楼上的朋友那里问，他的朋友也听到了。记住，这些人全都来自美国东部，对印第安人一无所知。他们觉得很有趣：这些印第安人一定在举行什么庆典之类，两个人便决定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路走，乐声愈来愈大了，他们开始紧张起来。想到，印第安人可能派人放哨，防止外人干扰他们的庆典活动，于是他们趴下来，沿着小径匍匐前进，直到鼓声就在下个山丘后面。他们爬上山丘，很意外地发现那里只有一个印第安人，独自在进行他的庆典——围着一棵树跳舞，用根棒子打鼓，高声念咒语。两人慢慢后退，因为他们不想打扰他：这印第安人看来很像正在施展什么法术。
　　回家后，他们把看到的情形告诉了他们的妻子，她们说：“噢，那一定是费曼——他很喜欢打鼓。”
　　“别胡说了！”他们说：“连费曼都不会那么疯狂！”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们在周围打探那印第安人到底是谁。附近的保留区有一些印第安人到罗沙拉摩斯工作，其中一个是技术营区的技工；他们便问他看到的可能是谁。印第安人问了很多人，可是其他的印第安人全都不知道是谁；除了一个印第安人，因为没有人能跟他讲话。
　　这个印第安人很以本族为荣：他留着两条垂到背后的大辫子，头总是抬得高高的，走到哪里都很有尊严的样子，永远单独一个人，没人能跟他讲话。他太有威严了，根本没人敢跑去问他任何东西。最后大家一致认定一定就是他了。
　　（当我发现他们认为我可能是那么典型、那么了不起的印第安人时，我觉得很高兴，那真是一项荣誉。）
　　而跑来问我的那个家伙，只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罢了——作丈夫的总是喜欢证明他们妻子是错的；但跟其他许多当丈夫的一样，他发现他太太猜对了。
　　　　　　　　　　　　　　　　　
　　　　　　　　　　　　　　　　　
　　鼓艺日精
　　　　　　　　　　　　　　　　　
　　我的鼓打得愈来愈好了，有时候在一些聚会里我也会表演一下。其实我也不晓得自己在打些什么，只不过随意弄些有节奏感的声音出来而已，但我因此就有点名气了。
　　罗沙拉摩斯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喜欢打鼓。
　　战争结束后，我们全都要回到“文明世界”中去了，罗沙拉摩斯的人便笑我说，从此我就没法打鼓了，因为那太吵了。也因为我快要到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当个有威严的教授，我便把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才买来的鼓又卖了。
　　接下来的暑假，我必须回到新墨西哥州去完成一些报告，在那里又看到那些鼓。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又去买了一个鼓，我想：“这鼓带回去，只是为了随时可以看看它而已。”
　　我在康奈尔住在一个小公寓中。我把鼓放在那儿，完全作观赏之用。但有一天，我真的手痒了，我跟自己说：“这样吧，我就很轻很小声的……”
　　我坐下来，把鼓放在两腿之间，用手指轻敲：卜卜卜，卜度、卜。然后又敲了几下，声音更大——毕竟这对我是很大的诱惑呢！我又更用力一点，最后电话铃声响起来。
　　“哈罗？”
　　“我是女房东。是你在那里打鼓吗？”
　　“是，很对不——”
　　“很好听呢。我能不能到你那里好好听清楚一点？”
　　从那时起，每次我开始打鼓、女房东就会跑来。我重新获得自由了，从此我就经常打鼓，快乐得不得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认识了一位来自比属刚果的女士，她送了我一些民族音乐的唱片。在当时来说，这类唱片是很稀罕的，全是些瓦图西（watusi）及其他非洲部落的鼓乐。我真的很崇拜那些瓦图西鼓手，也经常试着学他们的打法——我没法打得很像，只不过希望听来相似而已——但因此我也发明了很多其他的节奏。
　　有一个晚上，已经是深夜了，活动中心里没几个人。
　　我拿起一个垃圾桶，把它翻过来敲打。楼下有个人跑上来说：“嘿！你会打鼓！”结果发现他是个打鼓高手，后来他还教我桑巴鼓。
　　音乐系里有个家伙搜集了很多非洲音乐，我经常跑到他家打鼓。他替我把鼓声录下来，然后在他举行的聚会上，玩他称之为“非洲抑或是绮色佳？”的游戏。他会播放一些鼓乐，其他人就猜猜看音乐是“非洲制造”还是“绮色佳的土产？”由此可知，我那时候摹仿非洲音乐一定学得蛮像的。
　　　　　　　　　　　　　　　　　
　　　　　　　　　　　　　　　　　
　　知识分子味太浓
　　　　　　　　　　　　　　　　　
　　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我经常到落日区闲逛。有一次，在一家夜总会里来了一个阿尔及利亚的鼓乐团。领队的是个大块头，名字叫尤哥努。他们只表演打击乐，表演精彩极了。他们的副领队对我特别好，还邀请我上台跟他们一起表演。于是我上台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下。
　　我问尤哥努收不收学生，他说收；于是我就到尤哥努住的地方——靠近世纪大道，就是后来发生暴动的地点——跟他学打鼓。我们的课上得很没效率：他经常拖拖拉拉，跟其他人讲话，又被各种事情打断。但如果进行顺利时，我就学到很多东西，很令人兴奋。
　　在尤哥努家附近的舞会，很少有白人参加，但事实上，那时的气氛较今天还比较轻松。有一次他们举办打鼓比赛，获得的名次并不怎么好。他们说我的鼓声“知识分子味太浓”了，而他们的鼓声则比较有韵律感。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语气严肃的电话。
　　“哈罗。”
　　“我叫托鲁布烈治（Trowbridge），是理工学校的校长。”理工学校是一家很小的私立学校，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对街。托鲁布烈治继续用他那正式的声音说：“这里有你的朋友，想跟你说话。”
　　“好吧。”
　　“哈罗，狄克。”是尤哥努！原来理工学校校长只是装的，他并不那么严肃，事实上还幽默得很。尤哥努正在这学校进行访问，弹奏音乐给学生听，而他想请我过去跟他同台表演。于是我们便一起为这些小孩表演打鼓：我玩桑巴鼓（鼓就放在我办公室内），他打他的探巴大鼓。
　　尤哥努经常都到各学校拜访，向学生讲非洲鼓、它们的意义以及介绍非洲音乐。他很有魅力、笑容可掬，是个很好、很好的人。而他的鼓声精彩极了，他还灌了唱片呢。
　　当时他在学医科，大战开始时（还是之前？）他回了阿尔及利亚；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尤哥努离开之后，我再没怎么打鼓了，除了偶尔在聚会上表演一两下。有一次在雷顿（Robert Leighton）家吃晚饭，他的小孩瑞夫和另一个朋友问我要不要打鼓。我以为他们是要我表演独奏，便说不要。但他们开始在家里木桌上敲起来，我的手也痒起来了；我也提了张木桌，我们三个人就用这些小木桌玩了很久，弄出许多很有趣的声音来。
　　瑞夫和他的朋友鲁替梭沙都很喜欢打鼓，我们便开始每星期聚会，舒散身心，研究一些节奏和韵律。他们两人可真的是音乐家，瑞夫玩钢琴，鲁替梭沙奏大提琴。我只会敲些有节奏感的东西，完全不懂什么音乐，我只是照音符敲而已。但我们编出了很多很好听的节奏，还到一些中学里表演。我们也在附近一家大学替他们的舞蹈课伴奏。
　　我在布鲁海汶工作时，就曾这样做过。觉得很好玩。我们自称为“三夸克乐团”——单从这名字，你就知道那是什么年代了。
　　　　　　　　　　　　　　　　　
　　　　　　　　　　　　　　　　　
　　教授登台打鼓
　　　　　　　　　　　　　　　　　
　　有一次，我到温哥华给学生演讲，他们在一个地下室举行聚会，请了一队摇滚乐队来表演。乐队很不错，而刚好有只多出来的颈铃放在那里，他们便鼓励我试试。由于他们的音乐很有节奏感，而颈铃也只不过是个配角，因此我是绝对不会把他们的音乐搞砸的。我后来还真的玩得很起劲呢！
　　聚会结束后，主办人告诉我，乐队队长说：“哇，跑来玩颈铃的那个人是谁呀？他真会用那东西弄出好听的节拍来！噢，对了，这个聚会是替哪个大人物办的呢？他始终没来参加，我还不知道究竟是谁！”
　　在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个剧团，部分团员是学校的学生；其他的来自校外。碰上有些跑龙套小角色，像前往逮捕犯人的警察之类的，他们会找些教授来演。这只是好玩而已——教授跑来，逮捕一些人，就下台去了。
　　几年前，他们要上演《男生和女生》，其中一幕是男主角带女主角到哈瓦那（Havana）一家夜总会里。导演觉得如果能找我上台扮演夜总会的桑巴鼓手，也很不错。
　　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排练，女导演指着乐队指挥说：“杰克会把乐谱拿给你看。”
　　这下把我吓呆了，我从来不懂得看乐谱。我以为我只需要走上台，随便敲敲鼓而已。
　　杰克坐在钢琴那里，他指着乐谱说：“好，你从这里开始，看到了吗，你这样打。然后我弹登、登、登”——他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符。翻到下一页，他说：“接下来你奏这部分，然后我们一起暂停，让他们对话，在这里”
　　——他再翻了好几页，说：“最后你奏这部分。”
　　他给我看的这些“乐谱”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
　　夹在横的直的线条中间。他不断地告诉我这些东西，以为我是个音乐家：但我根本不可能记住这些东西。
　　很幸运，第二天我病了，没法去参加第二次的排练，我请瑞夫替我去。由于他是个音乐家，他会很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瑞夫回来说：“那还不太坏。开头的时候你不能出错，因为你是起拍者，乐团的其他人等你的节拍才跟进，但在这之后就可以随兴地打了。有一段我们要停下来让他们讲对白，但我想我们可以靠指挥的手势知道什么时候该停。”
　　在这之前我说服了导演让瑞夫加入，因此我们将会同时上台。他玩探巴，我打桑巴鼓——那会减轻我太多压力了。瑞夫告诉我怎么打，那节拍一共大概只有二三十拍，但不能出错。我从来没有试过打鼓而不准出错的，那对我而言十分困难。瑞夫很有耐性的解释：“左手、右手、两下左手、再来右手……”我很努力练习，最后，慢慢地，我开始把握到那节拍了。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很多天——才弄对。
　　　　　　　　　　　　　　　　　
　　　　　　　　　　　　　　　　　
　　为芭蕾舞团击鼓
　　　　　　　　　　　　　　　　　
　　几星期后，我们再去排练，发现那里有个新的鼓手——原来的鼓手不干了。我们自我介绍：“嗨，我们就是在哈瓦那那一幕在台上打鼓的。”
　　“噢，嗨，让我把它找出来……”他翻到那一页，拿出鼓棍说：“噢，这场由你们开始，这样……”棍子在鼓边直敲，乒，乓，乒加乒，乒，乒，打的飞快，眼睛都在看着乐谱！我完全被震慑住了。我花了4天才把节拍弄对，而他却随看随手打！
　　总之，在练习又练习之后，我终于完全把握住节奏，在剧中表演。表演非常成功。大家看到有个教授在台上表演桑巴鼓，都觉得很有趣，音乐也不太差；但开头那一段，就是不能错的部分，那真的很难。
　　在哈瓦那夜总会的那一幕，部分学生要跳一段舞，需要找人编舞。于是导演找来加州理工学院某人的太太来编并教那些男孩跳；她是环球制片公司的编舞家，很喜欢我们的鼓技。当剧团表演结束后，她问我们愿不愿意到旧金山为一个芭蕾舞团伴奏。
　　“什么？”
　　是的，她正要搬到旧金山去，在当地的一家小芭蕾舞学校替他们负责编舞。她有个构想，是编一出只用打击乐为背景音乐的芭蕾舞。她希望我们在她搬家之前到她家，把我们会的各种节拍都打给她听，她再从中找灵感编一个跟节拍配合的故事。
　　瑞夫有点不愿意，但我怂恿他一起参加这次新经验。
　　我唯一坚持的是，她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个物理教授、诺贝尔奖得奖人之类的废话。我不希望，就像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如果你看到一只狗单用后腿走路，了不起的不是它走得好，而是它会那样走。我不希望我是以物理教授的身份去表演打鼓，她要跟别人说，我们是她在洛杉矶找到的音乐家，现在跑来替他们打鼓而已。
　　我们到她家，把我们研究出来的各种节奏都表演出来。
　　她记了好些笔记，同一天晚上，她就想好了故事，说：“好了，我要52次这一下，40节那个，这个多少多少……”
　　我们回家，第二天晚上在瑞夫家里做了一卷录音带。
　　我们把所有节拍都打了几分钟，然后瑞夫利用录音机进行剪接，以达到她要求的长度。她拿了一个复制本到旧金山，开始训练那里的舞蹈人员了。
　　同一期间，我们要按照录音带上录下的鼓乐来练习：52次这个、40节这个，之类。那时我们即兴打下的鼓乐（还经过剪接），现在我们却要丝毫不差地学会。我们要摹仿自己的鬼录音带！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数节拍。我以前认为瑞夫知道怎样数，因为他是个音乐家；但我们同时发现一些好笑的事情。
　　我们脑袋中负责打鼓的“表演部门”，同时也是负责数数的“讲话部门”，因此我们无法边打边数！不过，后来到旧金山参加第一次排演练习时，我们发现可以单靠看着舞者的动作，而不必再在心里数节拍。
　　由于我们假装是职业音乐家，因此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例如，有一幕说到一个女乞丐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上筛沙子，而那里有些早已出场的贵妇人。编舞家用来配合这一幕的音乐，是用瑞夫和他爸爸好几年之前自制的一张鼓打出来的。原本我们没法从这个鼓敲出什么好听的鼓声，但后来我们发现，如果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椅上，把这个“怪鼓”夹在我们膝盖之间，一人很快速地用两根指头敲“必打、必打、必打、必打”，另一人两手用力按鼓面上的不同地方，就可改变鼓调。现在它就发出“波打、波打、必打、必打、波打、波打、巴打、巴打”的各种有趣声音。
　　　　　　　　　　　　　　　　　
　　　　　　　　　　　　　　　　　
　　像极了职业乐师
　　　　　　　　　　　　　　　　　
　　扮演女乞丐的舞者，希望鼓声的起伏能跟她的舞配合（我们的录音带中这一段是随意录的），于是她想跟我们说明她的动作：“首先，我做这个动作4次，然后我弯腰筛沙子，8拍；然后我站起来这样转身。”我很清楚我根本没法跟得上她在说的，便打断她说，“你尽管跳好了，我会配合着打。”
　　“你不想知道我会怎样跳？瞧，当我跳完第2次筛沙子的部分之后，我会这样跳8拍。”没有用，我什么都记不得，正想再次打断她的话，突然记起这个问题：那样我看起来不会像个真正的音乐家！
　　幸好，瑞夫替我掩饰得很好，他说：“费曼先生碰到这种情形时都自有他的一套。他喜欢很直接的、很直觉地边看你跳舞边创造动感。让我们先那样试试看，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再修改。”
　　她是个一流的舞蹈家，你简直可以感觉到她下一步要做什么。如果她正要弯腰挖进沙里面，她会先准备好挖沙的动作，每个动作都很顺利、很平稳，同时也可以预期得到的。因此事实上还蛮容易按照她的动作来弄出“必兹兹、必殊殊、波打或必打”的声音，而她也很觉满意。于是我们很险地度过差点穿帮的一刻。
　　芭蕾舞演出很成功，虽然观众不算多，但所有来看的观众都很喜欢。
　　去旧金山参加排演，到表演之前，我们对整个构想都不是那么有信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那位编舞家发神经病：首先，整出舞只用打击乐；第二，他认为我们够资格替芭蕾舞配乐，还要付我们钱，这真是够疯狂！对我这个从来没有受到什么文化薰陶的人而言，最后却成了芭蕾舞团的职业乐师，实在是我一生中的莫大成就！
　　起先，我们也认为她找不到愿意跳我们鼓乐的舞者（事实上，就有位来自巴西的大明星——她是葡萄牙领事的夫人——认为这个舞不值得她跳了）。可是其他的舞者却好像很喜欢我们的鼓乐，第一次排练中替他们打鼓时，我就感觉十分畅快。当他们实际听到我们的鼓声时（之前他们都只用一个小卡带录音机来播放我们的录音带），喜悦之情是那么的真诚，让我信心大增。而从观众的评语中，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大大的成功。
　　那位编舞家还想在春季时，再用我们的鼓乐来编另一出舞，于是我们又重复每个步骤。我们录下更多的节奏，她又编了个故事，这次以非洲为背景。我跟加州理工学院的蒙加（Munger）教授谈，学了些真正的非洲话，在舞一开始时唱出（加华——巴努马——加华——呜之类的），而我勤加练习，直到一切都很完美。
　　后来，我们到旧金山排演了几次。第一次抵达时，我们发现他们有问题。他们不晓得怎样弄一些好看的象牙，他们用纸糊的难看死了；部分舞者在这些象牙前面跳舞时一脸尴尬。
　　我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办法，而只采取观望态度，看看接下来的周末表演时会怎么样。另一方面，我跑去探访艾尔赫（Werner Erhard），我是在他主办的某个会议中跟他认识的。我坐在他那漂亮的房子里，听他解说一些哲学概念，突然，我被催眠了。
　　“发生什么事？”他说。
　　我双眼突出，大声呼叫：“象牙！”就在他背后的地板上，就躺着好些巨大、沉重的漂亮象牙！
　　他把象牙借给我们，它们在舞台上看来棒极了（芭蕾舞者全都松了一口气）——真正的巨大象牙，谢谢艾尔赫。
　　我们的编舞家搬到东岸，在那里上演了这出加勒比海芭蕾舞。后来我们听说她以这出芭蕾舞参加了一项编舞比赛，跟来自全美国的各路人马较劲，结果得了第一或第二名。受到这次成功的激励，她又参加了另一项比赛——这次在巴黎举行，跟来自全球的编舞者一同比赛了。她将我们在旧金山的鼓乐，用高品质录音技术录下来，带到法国去训练当地的一些舞者跳其中的一小段，这是她参赛的经过。
　　她表现很好，一直打进最后一个回合，只剩下两个舞团在竞争了：一团来自拉脱维亚，由正统的舞者跳出标准的芭蕾舞，外加十分优美的古典音乐；另一团是来自美国的“奇军”，团里只有两个在法国招募来的杂牌军，配乐又只有我们打的鼓声。
　　观众很喜欢她那一团，可是他们不是在比赛谁最受欢迎，评审最后裁定拉脱维亚人赢了。事后她跑去问评审，到底她编的舞毛病出在哪里。
　　“夫人，配乐不够理想。它深度不够，没有控制好起伏及强弱……”
　　于是我们终于发现：当我们碰到巴黎真正有文化、懂得鼓乐的人，我们就被当掉了！

源济

（十）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每星期三都到休斯（Hughes）飞机公司去授课。有一天我早到了一点，就像往常一样在跟柜台小姐打情骂俏，突然跑进来六七个人，以前从来没见过面。一个男的说：“费曼教授是不是要在这里讲课？”
　　“是的。”柜台小姐回答。
　　他问他的人能不能来旁听。
　　“我想你不会很喜欢听的，”我说：“那些课蛮专业的。”
　　只一会儿，那个看来很聪明的女士便想到了：“我敢打赌你就是费曼教授！”
　　结果发现那个男的是李历（John Lilly），曾经做过一些海豚的研究，他和他太太正在研究感官丧失的问题，并且做了一些实验箱。
　　“是不是在那些情况之下会出现幻觉？”我问，觉得很兴奋。
　　“真的会。”
　　我一直都对梦中出现的影像或者是在脑中出现、却来历不明的影像很有兴趣，我很想亲自看看幻觉是怎么样的。
　　我甚至曾经想过要试迷幻药，但我有点怕那样做：我喜欢思考，因此我不想弄坏“我”这部机器。而我觉得，单单躺在感官丧失实验箱里，对身体应该是没有危险的，因此我很想试试。
　　我很快便接受了李历的邀请，去试他的实验箱；他们也跑来听我的课。
　　　　　　　　　　　　　　　　　
　　　　　　　　　　　　　　　　　
　　感官丧失实验
　　　　　　　　　　　　　　　　　
　　一个星期后，我就到他那里。李历为我说明实验箱的种种——我相信他跟每个人都会那样说明。那里有很多灯泡，好像霓虹灯，灯里面有各种气体。他给我看周期表，编了很多神秘荒诞的说法，什么不同的光会带来不同影响等等。他告诉我如何先把鼻子抵着镜子看自己，然后才进入箱里——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技巧和废话。我没怎么听那些废话，但我完全按照他的话做，因为我想走进箱里，我想也许这些准备功夫真的能让我较易产生幻觉。唯一困难的是选择什么颜色的灯，因为箱内将会是一片漆黑。
　　感官丧失实验箱看起来很像个大浴缸，但它有个可以掀起来的盖子。里面完全黑暗一片，盖子很厚，应该会寂静无声。箱子接到一个泵那里，把空气打进去；但后来我发现，你根本不用担心空气不够，因为箱子里已有大量空气，而且你也顶多在里面躺两三个小时。此外，当你像平常那样呼吸时，你也不会消耗太多空气。李历说他之所以会装上泵，主要也是要让大家安心而已。我判断那只是一种心理作用，便请他把它关掉，因为它有点吵闹。
　　他们在水中加了泻盐，让它的密度较一般水大，使身体能更容易往上浮。水温是人体的体温，华氏94度或什么的，他全都计算过了。在箱子里的时候，理论上来说，你不会有光：声音或温度方面的知觉，完全没有！偶然你会浮到旁边微微碰到箱壁，又或者由于水蒸气凝结后滴下来——但连这种轻微的干扰也绝少发生。
　　我前后去了总有12次，每次大概在箱里躺上两个半小时。第一次时什么幻觉都没有，但后来李历介绍我认识一个据说是医生的人，他跟我提到一种用来作麻醉剂的药“卡他命”。我从来都对入睡后或昏迷时的相关问题很感兴趣。他们又给我看证明文件，给了我十分之一的正常剂量。
　　随后我便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一直都无法分辨出那是种什么效应。例如那些药对我的视觉影响很大，我觉得我无法看得很清楚。但当我努力看时，我又看得见了。这好像是如果你不想看某些东西时，你就比较随便，全身懒洋洋的；但一旦你用心看，一切又——至少在那一刹那间——没问题了。我拿起一本有机化学的书，翻到一个很复杂的图表，很意外地发现自己可以阅读。
　　我还做了一大堆其他的事，像把两手张开再靠近，看看手指能不能碰在一起。而尽管我觉得方向感全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法做到，但事实上，我还是没发现有哪些事真做不到。
　　　　　　　　　　　　　　　　　
　　　　　　　　　　　　　　　　　
　　元神出窍
　　　　　　　　　　　　　　　　　
　　就像前面说过的，第一次时我没得到什么幻觉，而第二次试时我也同样没看到幻觉。但李历夫妇都是很有趣的人，跟他们一起很愉快。他们经常请我吃午饭；不久，我们谈论的层次提升，不单单谈灯光了。我发现很多人都觉得实验箱很可怕，但对我而言，那倒是个很有趣的发明。
　　我很清楚它是什么：只不过是一缸泻盐罢了，因此我不害怕。
　　第三次去他那里时，另外还有一个人——我在李历那儿碰到过很多很有趣的人——名字叫瑞达斯（Baba RamDas）。
　　他来自哈佛大学，去过印度，写了一本通俗书叫《此时此地》（Be Here Now）。他描述他的印度大师教他如何“元神出窍”（在李历那里的布告栏上，经常看到类似的字眼）：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专注于空气如何从鼻孔吸入及呼出等等。
　　为了要体验幻觉，我什么也愿意尝试，便再度进入箱内。进行到某个阶段，我突然觉得——这很难说得明白——我向旁边移动了一英寸。换句话说，我的呼吸——吸入、呼出、吸入、呼出，并不是在正中央：我的自我偏离了中心一点点了，差不多偏离了一英寸。
　　我想：“那么自我究竟在哪里？我知道大家都认为思想的重心在脑袋里，但他们怎么知道一定是这样的呢？从我以前读过的东西，我早已知道对那些做过很多心理学实验的人来说，这可不是那么明显的。例如，希腊人就以为思想的重心在肝脏里。”我又想：“可不可能，这是由于我们从小看到大人说‘让我想想看’的时候，经常把手放在头上，因此而得来的观念？这样说来，自我乃是位在眼睛后面的观念，很可能是一代教一代而来的！”我衡量如果可以把自我往旁边移动一英寸，那么我应该可以把它再移开一点的，这就是我的幻觉开始了。
　　试了一会儿，我可以使自我从脖子移动下去，走到胸部。当水滴到肩膀上时，我感觉它滴在“上面”——比“我”高的地方。每次有水滴下来，我都会吓一跳，自我就经过我的脖子跳回去平常的地方：然后我就要重新努力，让自我重新跑回胸部。最初我要很努力才能使它跑下去，但慢慢地就愈来愈容易了。我甚至可以把自我一直弄到腰部、偏到一边去，但在好长一段时间内，那就差不多是我能抵达的极限了。
　　另一次在水箱里的时候，我判断如果我可以把自我移到腰部，我也应该可以把它完全移到身体之外的。结果我可以“完全坐到一边去”。这很不容易说明——我把手举起，晃着水，虽然我看不到它们，我知道我的双手在哪里。
　　但跟真实生活里不同的是，原本一边一只手的感觉，现在却有如两只手都在同一边！每根手指的感觉都跟平常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我的自我坐在外头，正在“观察”这一切。
　　从那时起，我几乎每次都可以产生幻觉，也能将自我移到离身体更远的地方了。后来当我移动我的手时，我看到的情景，好像是机器在上下移动一般——它们不再是肉体，而是机器——但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一切的知觉。我的感觉跟动作完全配合，但我也会感觉到“他是那样那样”。
　　最后，“我”甚至还能走到房间外面，漫游一段距离，走到一些先前曾经看到过有事情发生的地方。
　　　　　　　　　　　　　　　　　
　　　　　　　　　　　　　　　　　
　　寻找头壳内的记忆
　　　　　　　　　　　　　　　　　
　　我有很多种“元神出窍”的经验。比方，有一次我能够“看”到我的后脑勺，我的手则附在上面。当我移动手指时，我看见它们在动，但在手指之间我看到蓝蓝的天。
　　当然那是不对的，完全是幻觉。但重点在于当我移动手指时，它们的动作跟我在幻想自己看到的动作完全吻合。整个影像会出现，而且跟你的感觉和动作吻合，就好像你在早上醒来时，碰到一些东西（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突然你很清楚那是什么。于是整个影像会突然地出现，只不过它很特别，因为你习惯了想象自我是位于后脑之处、在头壳以内，现在它在你的头壳的后面！
　　有一件始终困扰着我的事情，是当我看见幻觉时，也许事实上我已睡着了，只不过是在作梦而已。但我已有过很多作梦方面的经验了，我想做些新的尝试。这真是有点头脑不清了，因为当你有幻觉时，你不像平常那般敏锐，因此你会做些傻事，像检查你是否在作梦等等。总之，我不断地检查自己是否真的没睡着：由于我的手经常都在头后面，我就会把拇指来回搓揉，感觉它们的存在。当然，也许连这些检查都是作梦，但我知道我不是，我知道那是真的。
　　过了最初期的阶段——也就是说，看到幻觉时会因为太兴奋而“跳出去”或停止幻觉——我变得较能放松，看到幻觉的时间也愈来愈长。
　　一两星期之后，我开始想很多脑袋操作与电脑操作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信息如何储存的问题。其中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记忆是怎样存在脑袋里的呢？你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取得信息，不用像电脑般首先必须找对记忆的档案。
　　例如，如果我要找到“rent”这个英文字，我也许可以利用玩填字游戏的方式，寻找一个有四个字母的英文字，它的开头是“r”，结尾是“t”；我也可以想象各种收入，或者想象一些借贷之类的行为，这又可能把我们带到其他一大堆相关的信息上。我在思索怎样制造一个可以像小孩般学习语言的“摹仿”机器，那样我们就可以跟机器讲话了。但我想不出怎样把信息用一种有系统的方式储存起来，让这部机器按自己的需要取出信息。
　　那个星期当我进入水箱里，产生幻觉以后，我试着去想早期的记忆。我不断地跟自己说：“再回去早一些的记忆，再早一些”——我一直嫌出现的记忆不够早，当我得到一个很早期的记忆，例如有关我出生的家乡小镇，那么立刻会出现一连串的回忆，全都是来自那个小镇的。如果我接着想到另一个城市的事情，例如斯打赫斯特镇，那么一大堆跟斯打赫斯特有关的记忆就会蜂拥而至。因此我的结论是，记忆是按照经验在哪里发生而储存的。
　　我对于这项发现颇为得意，便爬出水箱，淋浴，穿好衣服，开车到休斯飞机公司去授课。因此那大概是我离开水箱之后45分钟左右，突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记忆是如何储存在脑袋里的；我只不过是在幻觉中，想象记忆是怎样存在脑海中而已！我“发现”的一切跟记忆实际上如何储存在脑袋中，毫无关联，只是我跟自己在玩的一些游戏罢了！
　　　　　　　　　　　　　　　　　
　　　　　　　　　　　　　　　　　
　　幻觉招之即来
　　　　　　　　　　　　　　　　　
　　在我跟李历的无数次讨论中，每当谈及幻觉时，我都向他和其他人强调，幻想某些事物为真，并不代表那些事物为真。假如你看到一个金球或什么，然后在幻觉之中告诉自己，它们是另一种智慧体，那也不一定等于说它们真的是智慧体，那只不过代表了你有这个幻觉而已。于是我也很意外，自己居然会以为真的发现记忆储存的方式，要过了45分钟才想起来犯了错误，而且这是我一直都在叫别人不要犯的错误！
　　另外一个我经常在想的问题是，幻觉是不是像梦一样，会受到已经在你心里的东西所影响，比方说，被一两天前的经验或者是心目中希望看到的东西所左右？我相信我会有“元神出窍”的经验，完全是因为就在我要进入实验箱之前，大家刚好在讨论这个题目。而我之所以会有关于记忆如何存在脑袋中的幻觉，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的一个礼拜，我都在想那个题目。
　　我在那里跟很多人讨论过经验的真实性，他们反驳说根据实验科学的原则，如果某项经验能够重复，它就应该是真实的了。因此如果很多人都看到会说话的金球，不停地在跟他们说话，那么这些金球就一定是真实的了。我的想法则是，在这种情形之前，一定有那么一点关于金球的讨论，因此当实验者产生幻觉时，他会看到近似于金球的东西——也许是蓝色的球——他以为他在重复那份经验。
　　我觉得我能了解，那些早就打定主意要同意某种观点，以及从实验中取得的认同之间，是有分别的。好笑的是，要指出其中分别并不难，但要定义清楚就很困难了！
　　我也相信，外在环境和产生幻觉的人的内在心理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可是有很多人根据自身的经验，还是相信幻觉里藏有真实性。这个想法也可用来说明许多释梦成功的例子。例如，有些心理分析师讨论各种符号的意义，以解释梦境；然后，很可能这些符号就在下一个梦中出现了。因此，我想也许解释幻觉和梦本身，是一件自我催生的事情——一般来说，你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成功，特别是如果你预先跟别人讨论这件事。
　　通常我需要15分钟才能让幻觉出现，但是有几次，当我在事前吸了一点大麻之后，幻觉很快便出现了。不过，15分钟也已经够快了。
　　经常发生的是随着幻觉的出现，也会有很多“垃圾”
　　不请自来：很多混乱的影像、完全随机出现的废物。我也试着把这些垃圾影像记下来好作分类，但它们都特别难记。
　　我想在那时候，我很接近入睡状态——好像有某种逻辑上的关联，但当你回忆是什么让你想到你在想的东西，你却想不起来。事实上，很快你就忘记你想记起来的是什么了。
　　我能记得起来的只有像在芝加哥的一个白色路牌，上面有个什么点的，然后它就消失不见了，经常都这样。
　　李历有好几个不同的实验箱，我们就做了各种实验。
　　就幻觉而言，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大分别，我慢慢相信，水箱根本是不必要的。现在我知道怎么做之后，我觉得只需要静坐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那些花哨的装备呢？
　　于是我跑回家，把灯关掉，坐在客厅里一张舒服的椅子里，但我试了又试，都不成功。离开水箱之后，我从来没有获得幻觉。我很想试试能在家里就看到幻觉，也毫不怀疑你可以靠冥想和练习来达到那种境界，但我从来没那样练习过。

源济

（十一）草包族科学

　　在中古世纪期间，各种疯狂荒谬的想法可谓层出不穷，例如犀牛角可以增进性能力，就是其中之一。随后有人发现了过滤想法的方法，试验哪些构想可行、哪些不可行，把不可行者淘汰掉。当然，这个方法逐渐发展成为科学。
　　它一直发展得很好，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了。事实上，我们的年代是那么的科学化，有时候甚至会觉得难以想象，以前怎么可能出现过巫医，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想法全都行不通——至多只有少数的想法是行得通的。
　　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碰到很多的人，或迟或早跟我谈到不明飞行物体、占星术，或者是某些神秘主义、扩张意识、各种新型意识。超能力等等。我因此下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个科学的世界。
　　大多数人都相信这许许多多的神奇事物，我便决定研究看看原因何在。而我喜爱追寻真理的好奇心，则把我带到困境之中，因为我发现了世上居然有这许多的废话和废物！
　　首先，我要研究的是各种神秘主义以及神秘经验。我躺在与外界隔绝的水箱内，体验了许多个小时的幻觉，对它有些了解。然后我跑到依沙伦（Esalen），那是这类想法的温床。事先我没想到那里会有那么多怪东西，让我大吃一惊。
　　依沙伦有好多巨大的温泉浴池，盖在一处离海平面30英尺高的峭壁平台上。我在依沙伦最愉快的经验之一，就是坐在这些浴池里，看着海浪打到下面的岩石上，看着无云的蓝天，以及漂亮女孩静静地出现。
　　有一次我又坐在浴池里，浴池内原先就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以及一个好像不认识的家伙。我立刻开始想：“我应该怎样跟她搭讪呢？”
　　我还在想应该说些什么，那家伙便跟她说：“呃，我在学按摩。你能让我练习吗？”
　　“当然可以。”她说。他们走出浴池，她躺在附近的按摩台上。
　　我想：“那句开场白真绝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可以这样问！”他开始按摩她的大脚指头。“我可以感觉到，”
　　他说：“我感觉到凹下去的地方——那是不是脑下垂体呢？”
　　我脱口而出：“老兄，你离脑下垂体还远得很呢！”
　　我也研究过超能力现象，最近的大热门是焦勒（Uri Geller），据说他只要用手指抚摸钥匙，就能使它弯曲。
　　在他的邀请之下，我便跑到他旅馆房间内，看他表现观心术和弯曲钥匙。在观心方面他没一样表演成功，也许没有人能看穿我的心吧？而我的小孩拿着一根钥匙让他摸，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他说他的超能力在水中比较能够施展得开；你们可以想象，我们便跟着他跑到浴室里。水龙头开着，他在水中拼命抚摸那把钥匙，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我根本无法研究这个现象。
　　接下来我想，我们还相信些什么？（那时候我想到巫医，想到要研究他们的真伪是多么地容易：你只要注意他们什么也弄不成就行了。）于是我去找些更多人相信的事物，例如“我们已经掌握到教学方法”等。目前虽有很多阅读方法和教学方法的提倡及研究，但只要稍为留意，便发现学生的阅读能力一路滑落——至少没怎么上升——尽管我们还在请这些人改善教学方法。这就是一种由巫医开出来的不灵药方了，这早就应该接受检讨，这些人怎么知道提出来的方法是行得通的？
　　另一个例子是如何对待罪犯，在这方面很显然我们一无进展。那里有一大堆理论，但我们的方法显然对于减少罪行完全没有帮助。
　　然而，这些事物全都以科学之名出现，我们研究它们。
　　一般民众单靠“普通常识”，恐怕会被这些假科学吓倒。
　　假如有位老师想到一些如何教她小孩阅读的好方法，教育系统却会迫使她改用别的方法——她甚至会受到教育系统的欺骗，以为自己的方法不是好方法。又例如一些坏孩子的父母在管教过孩子之后，终身无法摆脱罪恶感的阴影，只因为专家说：“这样管小孩是不对的。”
　　因此，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检讨那些行不通的理论，以及检讨那些不是科学的科学。
　　上面提到的一些教育或心理学上的研究，都是属于我称之为“草包族科学”（cargo cult science）的最佳例子。大战期间在南太平洋有一些土人，看到飞机降落在地面，卸下来一包包的好东西，其中一些是送给他们的。往后他们仍然希望能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铺飞机跑道，两旁还点上了火，盖了间小茅屋，派人坐在那里，头上绑了两块木头（假装是耳机）、插了根竹子（假装是天线），以为这就等于控制塔里的领航员了——然后他们等待、等待飞机降落。他们被称为草包族，他们每件事都做对了、一切都十分神似，看来跟战时没什么两样；但这行不通：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这类东西为“草包族科学”，因为它们完全学足了科学研究的外表，一切都十分神似，但是事实上它们缺乏了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
　　接下来，按道理我应该告诉你，它们缺乏的是什么，但这和向那些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说明，是同样的困难。
　　你怎么能够说服他们应该怎样重整家园，自力更生地生产财富？这比“告诉他们改进耳机形状”要困难多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草包族科学”的一个通病，那也是我们期望你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科学之后，已经领悟到的观念——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明确地说那是什么，却希望你能从许许多多的科学研究中省悟到。因此，像现在这样公开的讨论它也是蛮有趣的。这就是“科学的品德”了，这是进行科学思考时必须遵守的诚实原则——有点尽力而为的意思在内。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做一个实验，你应该把一切可能推翻这个实验的东西纳入报告之中，而不是单把你认为对的部分提出来；你应该把其他同样可以解释你的数据的理论，某些你想到、但已透过其他实验将之剔除掉的事物等，全部包括在报告中，以使其他人明白，这些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你必须交代清楚任何你知道、可能会使人怀疑的细微未节。如果你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或可能会出问题，你必须要尽力解释清楚。比方说，你想到了一个理论，提出来的时候，便一定要同时把对这理论不利的事实也写下来。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当你把许多想法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大理论，提出它与什么数据相符合时，首先你应该确定，它能说明的不单单是让你想出这套理论的数据，而是除此以外，还能够说明其他的实验数据。
　　总而言之，重点在于提供所有信息，让其他人得以裁定你究竟作出了多少贡献；而不是单单提出会引导大家偏向某种看法的资料。
　　要说明这个概念，最容易的方法是跟广告来作个对照。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广告，说“威森食用油”（Wesson Oil）不会渗进食物里头。没有错，这个说法并不能算是不诚实，但我想指出的不单是要老实而已，这是关系到科学的品德，这是更高的层次。那个广告应该加上的说明是：在某个温度之下，任何食用油都不会渗进食物里头；而如果你用别的温度呢，所有食用油，包括威森食用油在内，都会渗进食物里头。因此他们传播的只是暗示部分，而不是事实；而我们就要分辨出其中的差别。
　　根据过往的经验，真相最后还是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其他同行会重复你的实验，找出你究竟是对还是错；大自然会同意或者不同意你的理论。而虽然你也许会得到短暂的名声及兴奋，但如果你不肯小心地从事这些工作，最后你肯定不会被尊为优秀科学家的。这种品德，这种不欺骗自己的刻苦用心，就是大部分草包族科学所缺乏的配料了。
　　它们碰到的困难，主要还是来自研究题材本身，以及根本无法将科学方法应用到这些题材上。但这不是唯一的困难。这是为什么飞机没有着陆！
　　从过往的经验，我们学到了如何应付一些自我欺骗的情况。举个例子，密立根（Robert Millikan）做了个油滴实验，量出了电子的带电量，得到一个今天我们知道是不大对的答案。他的数据有点偏差，因为他用了个不准确的空气粘滞系数数值。于是，如果你把在密立根之后、进行测量电子带电量所得到的数据整理一下，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把这些数据跟时间画成坐标图，你会发现这个人得到的数值比密立根的数值大一点点，下一个人得到的数据又再大一点点，下一个又再大上一点点，最后，到了一个更大的数值才稳定下来。
　　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现新数值应该较高？——这件事令许多相关的科学家惭愧脸红——因为显然很多人的做事方式是：当他们获得一个比密立根数值更高的结果时，他们以为一定哪里出了错，他们会拼命寻找，并且找到了实验有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当他们获得的结果跟密立根的相仿时，便不会那么用心去检讨。因此，他们排除了所谓相差太大的数据，不予考虑。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那些伎俩了，因此再也不会犯同样的毛病。
　　然而，学习如何不欺骗自己，以及如何修得科学品德等等——抱歉——并没有包括在任何课程中。我们只希望能够透过潜移默化，靠你们自己去省悟。
　　第一条守则，是不能欺骗自己——而你却是最容易被自己骗倒的人，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当你能做到不骗自己之后，你很容易也能做到不欺骗其他科学家的地步了。在那以后，你就只需要遵守像传统所说的诚实方式就可以了。
　　我还想再谈一点点东西，这对科学来说并不挺重要，却是我诚心相信的东西——那就是当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讲话时，千万不要欺骗大众。我不是指当你骗了你妻子或女朋友时应该怎么办，这时你的身份不是科学家，而是个凡人，我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你和你的牧师。我现在要说的是很特别、与众不同、不单只是不欺骗别人，而且还尽其所能说明你可能是错了的品德，这是你作为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这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对其他科学家以及对非科学家，都要负起的责任。
　　让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朋友在上电台节目之前跟我聊起来，他是研究宇宙学及天文学的，而他很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谈论这些工作的应用。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应用可言。”他回答：“没错，但如果这么说，我们这类研究工作就更不受支持了。”我觉得很意外，我想那是一种不诚实。如果你以科学家的姿态出现，那么你应该向所有非科学家的大众说明你的工作——如果他们不愿意支持你的研究，那是他们的决定。
　　这个原则的另一形态是，一旦你下决心要测试一个定理，或者是说明某些观念，那么无论结果偏向哪一方，你都应该把结果发表出来。如果单发表某些结果，也许我们可以把论据粉饰得很漂亮堂皇，但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把正反结果都发表出来。
　　我认为，在提供意见给政府时，也需要同样的态度。
　　假定有位参议员问你，应不应该在他代表的州里进行某项钻井工程，而你的结论是应该在另一州进行这项工程，如果你因此不发表这项结论，对我而言，你并没有提供真正的科学意见，你只不过是被利用了。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答案刚好符合政府或政客的方向，他们就把它用在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上，但是一旦出现另一种情况就不发表出来。
　　这并非提供科学意见之道！
　　其他许多错误比较接近于低品质科学的特性。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经常跟心理系的人讨论。一个学生告诉我她计划做的实验：其他人已发现，在某些条件下，比方说是X，老鼠会做某些事情A.她很好奇的是，如果她把条件转变成Y，它们还会不会做A.于是她计划在Y的情况下，看看它们还会不会做A.我告诉她说，她必须首先在实验室里重复别人做过的实验，看看在X的条件下会不会也得到结果A，然后再把条件转变成Y，看看A会不会改变。然后她才能知道其中的差异是否如她所想像的那样。
　　她很喜欢这个新构想，跑去跟教授说；但教授的回答是：“不，你不能那样做，因为那个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你在浪费时间。”这大约是1947年的事，其后那好像变成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了：大家都不重复别人的实验，而单纯地改变实验条件看结果。
　　今天，同样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在著名的物理这一行也不例外。我很震惊地听到在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完成的一个实验的情形。在实验中，这个研究人员用的是氘（一种重氢）。而当他想将这些结果跟使用轻氢的情况作一比较时，他直接采用了别人在不同仪器上得到的轻氢数据。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这是由于他计划里没有剩余时间重复那部分的实验，而且反正也不会有新的结果……。于是，由于他们太急着要取得新数据，以取得更多的资助，让实验能继续下去，他们却很可能毁坏了实验的价值本身；而这才应该是原先的目的。很多时候，那里的实验家没法按照科学品德的要求来进行研究！
　　必须补充一句，并不是所有心理学的实验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有很多老鼠走迷宫的实验，曾经有很久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结论。但在1937年，一位名为杨格（Young）的人进行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弄了个迷宫，里面有条很长的走廊，两边都有许多门。老鼠从这边的门走进来，而在另一边的门后是食物。他想看看能不能训练老鼠从第3道门走进去——不管原本他让老鼠从那个门走起。他发现办不到；老鼠立刻会走到原先找到食物的门。
　　那么问题是，由于走廊造得很精美，每个门看来也一样，老鼠到底是怎样认出先前到过的门？很显然这道门有点不同！于是他把门重新漆过，让每道门看来都一样。但那些老鼠还是认得最初走过的门。接着他猜想也许是食物的味道，于是每次老鼠走完一次之后，他便用化学物品把迷宫的气味改变，它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门那里。他再想到，老鼠可能依靠实验室里的灯光或布置来判断方向，像人那样；于是他把走廊盖起来，但结果还是一样。
　　终于他发现，它们是靠着在路面走过时发出的声音来辨认路径的，而唯一的方法是在走廊内铺上细砂。于是他追查一个又一个的可能，直到把老鼠都难倒，最后全都要学习如何走到第三个门内。如果他放松了任何一项因素，小老鼠全都知道的。
　　从科学观点来看，那是个第一流的实验。这个实验使得老鼠走迷宫之类的实验有价值，因为它揭开了老鼠真正在利用的条件——不是你猜它在用的条件。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你要改变那些条件，要如何小心翼翼地控制及进行老鼠走迷宫的实验。
　　我追踪了这项研究的后续发展。我发现在杨格之后的类似实验，全都没有再提到这个实验。他们从来没有在迷宫里铺上细砂或者是小心执行实验。他们走回头路，让老鼠像从前般走迷宫，全然没有注意杨格所作的伟大发现。
　　他们之所以没提起杨格的论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没有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但事实上，他已经发现了你必须先做的准备，否则你休想能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草包族科学通常就忽略了这种重要的实验。
　　另一个例子是超能力的实验了。就像很多人提出过的批评一样——甚至他们本身也提出过——他们改进其技巧，使得效应愈来愈少，终于全无效应了。所有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心理学家，都在寻找可以重复的实验（可以再做一次而得到同样的效应），甚至只要求一个统计上的数字便好了。于是他们试验了一百万只老鼠——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人——做了很多实验，取得某些统计数字，但下一次再试时，他们又没法获得那些现象了。现在甚至有人会说，期望超能力实验可以重复是种细微末节的要求。这就是科学了吗？
　　这个人原本是“超自然心理学院”的院长，而当他作退休演说时，他谈到设立新的机构，他更告诉其他人，下一步是大家应该挑选那些已明显有超能力的学生来训练，而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对这些现象很有兴趣、却只偶然有超能力效应出现的学生。我认为这种教育政策是十分危险的——只教学生如何得到某些结果，而不是如何固守科学品德、进行实验。
　　因此我只有一个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坚持我提到过的品德；而且不会由于要维持你在组织里的地位，或是迫于经济压力，而丧失你的品德。
　　我诚心祝福，你们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