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總警司追溯抗戰遠征軍血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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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總警司追溯抗戰遠征軍血淚

亞洲週刊 陳競新
2014年4月6日 第28卷 13期

香港前總警司蔡建祥退休後創立基金會，多次舉辦學生訪問團往大陸抗日戰場，並邀請抗日名將後人分享父輩抗戰事蹟，向年輕人宣揚愛國精神。蔡父是新一軍成員，曾遠征緬甸消滅日軍；蔡亦曾踏足滇緬公路，追尋父輩遺蹟，悼念軍魂。

蔡建祥（圖：《明報》）

抗戰後，蔣經國（左前）在東北探望正在跟共產黨作戰的新一軍（圖：蔣建祥提供）

今年是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創辦人蔡建祥為此安排了連串活動，以「中華民族的尊嚴」為題，將於五月份登場。該基金會的組織宗旨為「弘揚及持續愛國精神與教育」。

蔡建祥在警隊被稱為「蔡sir」，他腦海裏有一幅聯接中國抗日史和愛國心的大圖畫，而且還在孜孜不倦的不斷拼圖中。聽到他在不經意之間自稱為「軍人第二代」後，讓人不再懷疑，他退休三年來全力追尋二戰期間的遠征軍歷史，為中國老兵爭取尊嚴，並矢志要將抗日戰爭教育普及化，重燃香港年輕人的愛國思想，絕對是出自肺腑的理念。

蔡建祥退休前是香港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香港俗稱O記）總警司，之後調任為屯門區總指揮官至退休，旋即創立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三年內聯絡了十多家中學，舉辦了多次前往北京蘆溝橋、南京等抗日戰場的百人學生訪問團，並從兩岸邀請了多位抗日名將像謝晉元、吉星文、高志航等將軍的後人，與學生分享父輩當年的抗戰事蹟，要讓香港年輕人知道愛國精神，否則，「國弱就會挨打」！

香港去年八月爆發一宗老師說穢話與警隊衝突的風波，警隊在事件中遭千夫所指，蔡建祥被媒體點名指將在建制派支持下參政。但退休後蔡建祥早視追尋愛國史實為靈魂歸宿，他說從歷史長河看，國家不同於政權，愛國無罪，香港的政治只是小吵小鬧。這種環境下，怎能從政？

蔡的父親蔡梅生年輕時曾屬新一軍，但生前罕提這段歷史。蔡建祥近年就透過身邊友人以及大陸「關愛老兵」志工團體協助，從線頭開始抽剝，一個介紹一個，一直追問，也期望能尋找父親的足跡。

他在父親遺物裏曾發現兩張照片，包括新一軍首任軍長孫立人一九四七年四月在長春將軍權交給潘裕昆將軍，以及蔣經國在同年五月送一批退役軍官離開。考證到日子了，卻沒有辦法確定地點。他牢記在心，把握著每個機會尋找答案，去年十月中旬跑到沙田顯徑邨探訪曾屬第六軍的退休水警黃樹開時，也加以追問。

他感慨說：「我相信只有軍人的後人，才會將感情擺進去做這類事情。像我爸當年（一九四七年在東北）退役時二十歲，我相信他跟大部分當年的學生兵一樣處在極度無奈的心情下，要不就繼續當兵打仗，（在內戰）殺自己同胞，要不就要逃難。我父親最後選擇走到香港，既然錯過了讀書的黃金歲月，還能怎樣？於是又在英國軍艦當水手，他一生既當過國軍，又做過英軍的水手，連跟家鄉寫信都不敢，怕禍及家人。他生前對自己軍中的事隻字不提，但心中埋著多少感觸？」

蔡建祥父親是山西人，十一歲開始逃難，至重慶以優異成績唸完初中，十六歲便從軍。蔡就是以這「第二代完成第一代（軍人）的理念，經常與抗戰名將胡連、余程萬、戴安瀾、張靈甫、謝晉元、吉星文等將軍的後人相聚。他說：「我們都不年輕了，這幾年經常聚在一起，發覺大家都可以憑著引述父輩的故事，發揮一定的力量，為國家為教育下一代做點事。」

十萬青年投筆從戎

抗戰時，日軍攻佔東南亞，為了打通日本對於西南後方的封鎖，中國軍人兩度遠征緬甸，與此同時大批知識青年響應國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並獲遣往印度雷多（萊多）接受美國軍官的強化訓練，之後誕生了新一軍和新六軍，成為國府最精銳的部隊，分別由孫立人和廖耀湘出任軍長，並在一九四三年底發動進攻，以狂風掃落葉之姿，直搗緬甸多個城鎮。

兩支雄獅之後並奉命分別在南京和廣東接受日軍投降。唯到一九四六年又同時被派往東北投入內戰，以致這批遠征軍的將領和部隊成了中共軍隊的死敵，導致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遠征軍的歷史被中國大陸當局遺忘，分散各地的大部分將領部隊在文革期間更遭政治無情的催殘。

直至近年政治形勢轉變，除了出現「關愛老兵」等民間團體重新聯繫部分尚在生的烈士、協助爭取權益外，曾任新六軍少尉的黃耀武四年前出版首部關於新六軍的口述歷史《我的戰爭：正在消失的歷史真相》，三年前，雲南騰沖更終於舉行了官方的十九名緬甸遠征烈士遺骸忠魂歸國儀式。

至於在香港方面，主要就是蔡建祥成立的基金會，除了透過重組這段抗日歷史，向香港學子宣揚愛國精神外，也不斷與在港老兵，尤其是曾屬新一軍和新六軍的聯繫。

香港與新一軍和新六軍的確有難以分解的緣分，除了新一軍當年是奉命先經過香港再赴秦皇島抵東北登陸，才投入內戰，大批官兵後來也逃往香港，包括後期擔任軍長的潘裕昆將軍，還有蔡建祥已獲頒准尉軍銜的父親，至於上述新六軍的黃耀武本來就是香港仰林中學的學生，而同屬二十二師的曾卓松投軍時肆業於英文名校聖類斯中學，至於後來跑到香港的，很多都在近年相繼過世，至今尚存的，十指可數，包括一名住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少校級軍人，已九十餘，還有數位空軍飛行員。

至於已八十七歲的黃樹開則認得，仍然有兩位前新六軍的，分別住在牛頭角和慈雲山公共屋邨，身體都已不太好。

蔡建祥父親二零零零年癌症去世，他承認，過去對父親的往事知道的不多，除了因為父親從不主動提及，在香港長大的他也沒興趣問。直到大概十年前一位中國內地公安朋友送他一本《中國遠征軍》時，他仍感到莫名奇妙，後來偶然翻閱，讀到滇緬公路、新一軍等父親生前提過的名稱，才猛然燃起他繼續深入研究的興趣。他之後並特別敦請台灣朋友，協助購買隸屬國防部黎明出版社出版的抗戰史叢書，將剩餘的五套全部買下，期望能讀到更深入更確切的史實。

二零零八年，他首次前往雲南踏足滇緬公路，並到了遠征軍重要的戰場騰沖的國殤墓園，還在現場舉行了拜祭儀式，悼念軍魂。他承認，他當時突然泛起無端的感觸，痛哭起來，與他同行一位香港警隊同伴，父親同樣是新一軍的，也走到一旁大哭。

蔡建祥回憶：「同事是一位壯漢，但即使是鐵漢子，也過不了這一關。我想，可能因為我們都是第二代吧。他後來回家，跟已中風兩次的老爸說，代父親在騰沖拜祭了戰友，他爸已不太能活動了，但也同樣的，突然放聲大哭。」

前國軍老兵在騰沖等死

蔡建祥非常感念抗日老兵的遭遇。他慨嘆當年前往騰沖時，目睹很多前國軍因為政治關係，妻離子散，毫無尊嚴的在等死，即使子女依然侍奉在側，文革期間也都遭到無情的批鬥，至今都一窮二白，同樣毫無生活尊嚴。

「抗日英雄的冠冕，竟然令無數軍人家庭受到摧毀！我經常會問，上天為甚麼要對這批軍人那麼不公平？我們這一代欠他們的太多了，國家民族也欠他們的。」蔡建祥說到這，停頓了一晌，若有所思，又說：「我十月一日那天看電視新聞，看到北京天安門烈士紀念碑的獻花儀式，這是為解放戰爭而犧牲的烈士，但抗日戰爭的烈士在哪呢？不要說像外國的紀念『碑』都沒有，要說社會心底裏的『悲』，就更沒有了！」

蔡建祥對中國大陸「關愛老兵」志工團體的工作特別褒揚，他也希望在香港出一份力。去年七月，他以基金會的名義，與十多家中學聯合舉辦了一個為期一週，有四百名學生參加的「南京北京抗戰歷史文化交流團」，參觀了當年日軍投降的南京軍區大禮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中山陵、航空博物館、蘆溝橋、圓明園等。並邀請當年南京大屠殺受害人家屬、軍人家屬等接受訪談。到最後，還請學生們討論：要做怎樣的中國人？國家怎樣才受世人尊重？

蔡建祥滿腦子還有很多計劃，他希望有機會接觸到抗戰時期打著「盡忠報國」口號、從南洋前往雲南協助打通滇緬公路的南洋基金會後人。至於今年是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雖然不屬於抗戰的戰役，可是同樣是中日戰爭，期望舉辦一些活動，讓下一代了解更多中國近代慘痛的歷史。

他說：「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明白，釣島為何會引起那麼大爭議？美日安保到底是甚麼？美國部署重返亞太區的目的何在？我們很想給下一代訊息，我們如果不積極去建設、壯大自己，就會被打、被欺負、被掠奪！」■

蔡建祥小檔案
　
一九五六年出生，山西人。七八年加入香港警隊，二零一一年退休。曾任職總警司，駐守毒品調查科、Ｏ記及刑事情報科等部門。他精於策劃部署，有「警隊潛水艇」之稱，共獲三條最高榮譽的「紅銀雞繩」，在香港歷史上僅有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