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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第十八章：奥玛：父亲的军队

    父亲没能像他说的那样多花些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那次聊天之后，生活仍然像以往一样，没有丝毫变化。父亲依然整天忙着他的“世界大事”，他的儿子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他的圣战生活。

    我们在苏丹的时候父亲一直都还对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比较感兴趣，比如他的生意，农场或者是工厂的经营等，不过自从被迫离开苏丹这个非洲国家，父亲的脾气就变得非常暴躁，一心只想着复仇。从那以后暴力圣战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

    奥马尔批准我们留在阿富汗之后，父亲觉得可以发出对圣战战士的号召了。很多人开始涌入阿富汗，就像想要寻找“蜂王”的工蜂一样，或者说他们是想寻找自己的“国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亲眼见证了父亲的出现对那些战士的巨大影响。

    从那时起我也开始积极关注圣战的事情，开始关注父亲的基地组织是怎样从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私人服务机构一步步演变而来。基地组织最初成立的目的只是为了组织力量对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当时阿富汗非常需要有这样一个服务机构。不过要让那么多年轻战士在他们不熟悉的土地上打仗，阿富汗必须建立起一个登记程序，以便随时知道他们的行踪。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那些战士在巴基斯坦报名期间需要有地方住，需要在阿富汗进行培训。训练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另外，还需要有人来领导那些士兵。

    建立一只组织严密的军事部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而刚开始的时候，阿卜杜拉·阿扎姆和父亲只有一大笔钱和想要进行神圣战争的愿望。

    那时候，父亲就像一个努力学习的学生，从阿卜杜拉·阿扎姆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父亲很快就成立了他自己的内部宾馆（“帮助之家”），以为士兵提供帮助。事实上，父亲当时已经创建了自己私人的阿拉伯志愿者军队。

    阿富汗的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父亲希望能够扩大那支军队。虽然那近十年的时间里，帮助阿富汗摆脱苏联入侵者的统治已经耗尽了父亲大部分精力，但是那段时间里父亲也变得越来越想要改变中东地区的面貌，希望能让中东地区彻底摆脱西方干涉，推翻阿拉伯国王和独裁者的统治，代之以宗教领袖来统治那个地区。在成功地改变中东的面貌之后，父亲下一步的任务应该就是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让全世界都信仰伊斯兰教。

    现在我们知道基地组织之所以能成立完全是由于我父亲的世界观。当然也有其他有类似愿望的伊斯兰组织，不过由于父亲的财富和进行圣战的热情，他的基地组织成为了号召伊斯兰圣战最著名的组织。从那以后基地组织就开始向全世界延伸，想要实现自己新的暴力目标。

    当然，海湾战争之后，父亲的关注点集中到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他对美国人的仇恨让他很快就和沙特阿拉伯王室决裂了。

    离开沙特以后父亲的处境开始进一步恶化。

    父亲开始在阿富汗全境各处设立训练营，那些训练营大多都位于苏联废弃的军营里，其他的就都是新建的。随着我逐渐长大，父亲允许我去看他从事的事业。我开始第一次听到一些关于美国人如何仇恨伊斯兰的恐怖故事，听说美国人在向全世界派遣军队，想要消灭无辜的穆斯林。我记得有人给我看过一幅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允许美国在其国内驻军的国家。美国人在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在大约一百五十个国家驻有军事人员。

    我看着那些向我展示地图的士兵，他们正手指地图、不停地说着美国人已经遍布全世界了。父亲说话了，他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做世界警察，控制整个世界的国家。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了。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毁灭我们伊斯兰社会。”

    除了我身处的小环境，我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所以父亲这样的言辞很容易让我对自己身为穆斯林的危险处境警觉起来。

    圣战领导人经常去做演讲，告诉年轻的穆斯林男人美国人基本上是强行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以色列。我们听说以色列人打向巴勒斯坦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美国人送给他们的。如果说美国人是手，那以色列就是戴在那只手上的手套。

    当然，现在我知道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不只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人几乎都这样想。因为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所以父亲的士兵来参加基地组织思想上就已经很一致了。尽管就个人而言，阿拉伯人比较喜欢美国人，但阿拉伯世界里几乎每一个人都非常仇视美国政府。

    在坎大哈举行的会议上，那些士兵会观看一些针对以色列的录像带，上面会播放以色列士兵欺辱巴勒斯坦妇女、以色列坦克故意毁坏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以色列士兵恶意伤害巴勒斯坦男孩或者是充满仇恨地射杀正在玩石头的巴勒斯坦儿童。看完这些内容后，那些士兵就变得群情激愤，异常震怒。

    看完录像，年轻的士兵们个个咬牙切齿，满腔仇恨。这样，父亲的圣战战士就做好进行战斗的准备了，他们愿意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谁又能怪他们呢？他们接受的观点是他们接触到的唯一一种观点，那就是穆斯林必须先发制人。

    作为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男孩，参加了那样的会议之后我也认为全世界的穆斯林处境都非常危险，我们迟早有一天都会被迫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父亲会训练自己的家人在沙漠上的脏洞子里睡觉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身陷那样的困境，所以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实际上，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美国人对穆斯林的看法并不那么极端。美国人一直都生活在一种保护性隔离的环境中，他们周围的海洋让他们远离了世界其他地方。很明显，以色列人和我们的关系更密切，危险性也更大。

    很快，我的兄弟们和我就接受了父亲的很多世界观。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来阿富汗以后，父亲很快就开始让我们接受武器方面的训练。虽然我们已经打了很多年的猎了，而且自从我们在喀土穆的时候出现过暗杀之后，我们就开始拥有自己的卡拉什尼科夫枪了，不过父亲说现在我们应该开始接受正式的训练了。

    首先，父亲挑选了一些最有经验的士兵来教我们卡拉什尼科夫枪的相关知识，并告诉我们必须随身携带这种枪，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也必须随时带着。我记得父亲任何时候都随身带着枪，他和他的枪从来都是形影不离，即使是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带着他的枪。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所以能学到枪支的知识我当然不会不高兴。不幸的是，虽说我们很熟悉枪，不过我的兄弟们和我都不是那么负责任。由于我们年纪还小，我们用起枪来常常把人吓得半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对着彼此的脚射击，边射击便命令对方：“快跳舞！快跳舞！快跳舞！”

    由于我们是本·拉登的儿子，所以一直也没人纠正我们的行为，不过我相信那些士兵们一定很想好好揍我们一顿。

    那时候，父亲提议说我们应该去参观他的基地组织训练营。实际上，父亲的建议就是命令，所以我们就都去了。我很吃惊地看到那些士兵的居住条件比我们的还差。他们住的地方非常小，全是一些小土屋，只有有限的生活必需品。当然，父亲是绝不会让他们有办法冬天取暖夏天乘凉的。

    那些接受训练的士兵都很厉害，有些年龄比较大了，不过多数都还很年轻，他们都没剃胡子，多数都留着很长的胡须。他们没有统一的制服，所以有些人穿得像塔利班，有些人穿得像普什图人，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有些士兵甚至还穿着美国军装或苏联军服。他们说苏联人撤退的时候没来得及带走军用物资，所以他们找到了很多苏联人以前的仓库，里面有很多军装、武器还有食物。父亲很好地利用了那些物资。但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在哪里找到那些美国军装的。

    那些士兵开始训练之前必须宣誓效忠父亲。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早晨很早就要起来做第一次祷告，然后去吃早餐——只有煮鸡蛋、面包和茶。然后他们就要去接受训练。训练要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训练内容包括特殊体能训练，例如在山谷中的平地上跑步，或者是爬陡峭的大山。他们还要接受近距离作战训练，学会和汽车一起跑时怎样才能刺杀车上的乘客，此外还要学如何在任务失败时成功逃走：先是一个猛冲向前，然后翻筋斗逃跑。

    他们会学习怎样俘虏对手以及一旦自己控制住对手之后应该采取怎样的后续措施。那些训练中表现优异的士兵会接受特殊审问方法的培训。

    早晨的训练结束以后，他们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又要开始训练。这次的训练要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吃晚饭之前。他们晚饭一般会吃米饭和蔬菜，有时偶尔能有一罐金枪鱼。一天的训练结束以后，他们还要上课，所有受训人员都必须上那些课，学习圣战的重要性。那些课一般都是对美国的口头攻击。

    上完课以后，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由交谈，或者是读《古兰经》了。偶尔有时候他们会踢足球，这让我想起我们在白沙瓦的时候我把士兵们的足球抢到了自己手里的情景。

    一般来说，那些士兵训练了一整天都很累了，身子一接触到床板就会立刻睡着。我想他们很少会有人想到去踢足球或者从事任何其他的运动吧。

    他们不太重视个人卫生，我在那里的时候从没看到他们有谁换过衣服，他们训练、睡觉的时候都穿同一套衣服。天气好的时候，那些士兵会带着一块廉价的肥皂去找一处泉水或者去河里洗澡。我注意到他们都非常瘦，不过很有肌肉。

    武器训练是他们平时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训练营里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很多我都叫不出名字，那里面有美国人以前送给圣战战士的“毒刺”防空导弹。受训士兵要学会怎样造炸弹和怎样埋炸弹。让我最吃惊的是他们还要学开坦克。从我们在苏丹的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学习如何操控父亲的那些重型设备，所以我很熟悉那些大家伙。虽然我不会有机会开坦克去上战场，不过出于好玩的目的，我自愿申请学习开坦克。厌倦了训练营里的艰苦生活之后，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托拉博拉山，还好父亲当时太忙了，没时间问我什么问题。我想父亲一定认为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也继承了他对战斗的热爱。

    关于父亲的战士，我还有很多故事想要讲述，不过我已经不记得那些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了。我们当时的生活比较混乱，也没人写日记，就连日历也没有，所以基本不可能确定那些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

    父亲的军中有些士兵的确是想要和西方势力作战、护卫伊斯兰，但里面也有非常奇怪的人。记得有一个巴基斯坦人来参加了圣战组织，他很虔诚，整天就只是参加训练、吃饭和大声读《古兰经》，他在军营因此而出名。有一天他开始了一个“拥抱活动”，拥抱所有勇敢的战士。我承认当时配合他的人并不多，他一直到拥抱了每一个士兵之后才肯睡觉。

    那个士兵想要知道巴基斯坦究竟是怎么了。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见面常常互相握手或者亲吻，却不习惯拥抱对方。兵营里士兵们对他的“拥抱活动”都不是很热心，而且当时正是寒冬时节，天气非常冷，为了取暖，士兵们都是大家挤在一起睡的，有时相邻两个人的腿常常放到一起以相互取暖。这些都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不正常的想法。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实在是太冷了。

    一天晚上，那个巴基斯坦人已经休息了。突然一个不会说阿拉伯语的年轻人从他睡的屋子里逃了出来，大声叫着说那个巴基斯坦人被打伤了。大家立刻冲到那间屋里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发现那个巴基斯坦人颈部有一个大洞。他颈部中枪，当场死亡了。

    那个大声尖叫的年轻人坚持说那只是一个意外，他当时只是在“玩枪”。当然，没人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无论如何，最终那都是一个悲剧，那两人都丢了性命。那个年轻人后来被塔利班抓走了，很可能是被枪毙了。

    那时每一个军营里都有一些喜欢恶作剧的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用强力胶粘自己的同屋，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当时是有一个士兵受了伤，其他人睡的时候隔他很近，想让他暖和一点儿。他们睡着了以后，那个恶作剧者把他们的手和脚用强力胶粘在了一起。奇怪的是他的朋友们并没有狠狠揍他一顿，不过他们过了好几个月才察觉出那件事的好笑之处。

    虽然很多人都宣称自己曾是父亲的司机，然而实际上父亲从来没有固定的司机。为了避免追随者之间相互妒忌，父亲一直都习惯随便走到一个他信任的下属面前，对他说“开车送我去坎大哈”或者是“开车送我去训练营”。虽然他们都很想享有为父亲开车的殊荣，不过那些为父亲开车的人都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会叫自己去为他开车。

    正因如此，2008年，当我听说美国人认为一个名叫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哈姆丹的人是父亲的司机兼保镖，并对他提起诉讼时我感到非常吃惊。萨利姆于2001年11月在阿富汗被捕，随后被指控犯了多项重罪。据说他们在他车里发现了两枚地对空导弹，所以美国人认为他是在运送武器。

    我不知道萨利姆是不是真的在给父亲运送武器，不过听到他承认自己是父亲的司机让非常吃惊。美国人搞错了，另外萨利姆承认的也是他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可能萨利姆是因为处于对父亲的崇敬，希望在历史记载中自己能成为本·拉登的一个特殊的追随者。也许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审判，但却可以因此为家族增光。在阿拉伯世界，萨利姆和他的整个家族都将因萨利姆被正式确认为最受本·拉登信任的司机而倍感荣耀，人们都会因此而尊敬他们。

    美国人的陪审团最终宣布萨利姆没有犯最严重的几项罪名指控，即没有参与基地组织袭击无辜百姓的活动。我承认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可以肯定地说萨利姆从未参加过基地组织。他曾经当过兵，后来乐于陪伴在父亲身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基地组织的成员。我和父亲在一起呆了很多年，也曾和其他兄弟一起参观过父亲的军营，不过我从没参加过基地组织。

    父亲的士兵加入军营之前都必须先选一个假名字。然后会有人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忘记自己的过去”，并禁止他们告诉彼此自己以前的生活。父亲说他们有必要制造这样的迷雾，以让不幸被捕的士兵无法透露其他战友的名单——如果他根本就从来没听说过那些人的真实姓名，那透露他们的姓名就更无从谈起了。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军队很难追踪到基地组织成员的原因。只有参加过苏联战争的老兵才知道其他老兵的真实姓名，除此以外，其他后来才加入的新兵都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就算他们说了，其他人也会很快忘记的，因为他们通常用的都是假名。

    举个例子，据我们兄弟所知，萨利姆的假名是塞赫尔吕·贾达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吉达之鹰”。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叫塞赫尔吕。塞赫尔吕出生于也门，长相也是典型的也门人，个子不高，但个性强悍、黑皮肤、棕眼睛、黑头发。他长得比较结实，但不胖，上嘴唇的胡须很多，有一点点络腮胡。我记得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很爱笑。

    塞赫尔吕是我在阿富汗最喜欢的人之一。记得那时候他还很年轻，第一次从也门到阿富汗来打苏联人的时候他只有十几岁。苏联战争结束后，很多选择回国的圣战战士都被他们本国的政府逮捕了，所以塞赫尔吕不想回也门，就留在了阿富汗。

    尽管塞赫尔吕不是父亲的专职司机，但他的确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司机。我认识的人里面，他是在阿富汗狭窄而蜿蜒的道路上开车开得最好的。他还是父亲指定的汽车修理工，他的修车技术非常娴熟，比周围所有人都棒。我不知道我2001年离开阿富汗之后塞赫尔吕都做过些什么，但我住在阿富汗期间，他的身份一直都是汽车修理工，这也是他唯一的工作。我可以确定塞赫尔吕从没做过保镖，因为他不具有做保镖所应具备的本领。

    塞赫尔吕还很受那些参加过苏联战争的老兵的欢迎，他喜欢安宁的生活，他常说他已经尽完了和苏联人作战的义务。他长得也不像当兵的，和其他苏联战争的老兵一样，塞赫尔吕也从不在军营里提起他过去打仗的经历。塞赫尔吕更像是父亲的朋友，但他从不像其他士兵一样会公开表达对父亲的敬畏。我常常看到他坐在父亲身边，和父亲一起缅怀过去。

    有空的时候，塞赫尔吕大多都会和本·拉登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会安排我们去平地上吃烧烤，或者是和我们一起骑马游玩。那时候父亲已经有马了。有时候他还会跟我们一起做游戏，或者是帮我们养兔子和狗。

    我刚从训练营回来的时候觉得若有所失，非常迷茫。宣传真的很有用，很少有人能分辨那些持续不断的半真半假的宣传。那阵子有时我也会觉得自己非常仇恨西方。我当时根本接收不到关于美国的其他信息，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认为美国是一个邪恶国家，相信美国计划要杀死所有穆斯林。

    父亲身边大多数人都坚定不移地相信父亲向他们传达的仇恨信息，即使对父亲的支持意味着死亡他们也毫不畏惧。我曾多次听父亲说过他从不命令谁去执行自杀式任务，他只是告诉战士们如果他们想去实施自杀式袭击，那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那张纸放在清真寺里。父亲坚持说谁也不能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即使是为了他认为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业也不行。

    士兵们都狂热地相信父亲关于仇恨的宣传，而我却倍感绝望，谁让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喜欢仇恨的人。我知道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一名战士，可能他甚至还希望我能在某次任务中牺牲。我确实喜欢户外运动，比如骑马打猎，不过我永远也做不到去杀人，我也绝不会这样做。我唯一的目标只是想知道我怎样才能逃脱父亲为我设定好的命运。

    我很想从思想上逃离父亲的摆布，于是我常常听他的那个旧收音机。父亲有很多收音机，他最爱听BBC的广播，他每天都紧跟着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就好像那些事情全都和他有关一样。有一天我正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马厩里喝热茶、听收音机，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很特别的声音。那是一首歌，歌词美极了，听着就像是从天堂流淌下来的诗歌一样。我赶忙跑过去想把收音机关了，因为父亲只允许我们收听谈话类节目，不准听歌。谁知正好开关卡住了，关不上。那个歌手传达的感情让我内心升起一种很异样的感觉，于是我问朋友：“这个唱歌的男人是谁？”

    朋友说：“不是男人唱的。这首歌是个女人唱的，她是一个很出名的埃及歌手，叫乌姆·库勒苏姆，即‘东方之星’。世界上所有人都觉得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唱家。我也觉得她很伟大。”

    “女人？”真是太难以置信了。她的声音很深沉、很奇妙，不同于我以前听到过的任何一个女人的声音。父亲严格禁止我们听任何形式的音乐，不过我对音乐很着迷，很想多听一些歌曲，所以尽管父亲严令禁止，我还是会冒险去听。

    “她已经去世了。”朋友接着说。朋友的话让我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难过，我居然到现在才知道这位歌手的存在。她的歌声使我着迷。第二天，我找到一个宗教领袖，问他：“伊斯兰教允许人们听唱出来的诗歌吗？”

    那个宗教领袖的回答让我欣喜若狂，他的话让我黯淡的生活开始有了希望。他说：“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一位宗教领袖曾经说过这种行为是允许的，只要那首诗唱的不是关于身体、妇女特征或者是粗俗的内容就行。”

    从那一刻开始，诗歌和歌曲就成为了我乏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尽一切可能挤出时间听乌姆·库勒苏姆唱的歌，听她歌唱哀婉的爱情、无尽的期望和失去的痛苦。那些歌曲里关于爱情的描述让我感动不已，我甚至想自己动笔写诗了。

    那些爱情歌曲和诗歌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开始无比渴望自己将能开创一种新生活。乌姆·库勒苏姆的歌声让我意识到，在这个处处充斥着仇恨、报复的本·拉登世界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为爱而活，人们会歌唱爱情，而我以前从不知道还有那样一个世界的存在。

    在那些浪漫的梦想中，我开始希望能够回到沙特阿拉伯，就像我哥哥阿卜杜拉那样和我的某位堂姐妹结婚。我会花许多时间想一位堂姐妹，她是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我还是在很小的时候见过她。我开始想象我们俩如何坠入爱河，然后结婚，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生很多可爱的孩子。我不会说我的那位堂姐妹是谁，因为由于父亲的行为，世人普遍认为他的孩子不是什么好人，我不想给我那位堂姐妹带来不好的影响。

    这个世界上无数人都因为父亲而疏远我们。

    当时母亲察觉到我的状态不是很好，便常常安慰我。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母亲的一个习惯：每晚坐在小屋外的山崖边，呼吸山里寒冷而新鲜的空气，看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后来我就开始和母亲一起出去。我们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有时候也会谈谈我们的生活，说起我们从吉达宫廷到阿富汗山区的石头屋子的传奇经历。母亲一直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那些谈话让我们母子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几个月后，有一天我无意中听说了父亲的一个重大计划。我第一个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我早已发现父亲不再像过去那样什么都对母亲说了。父亲太忙了，这导致他和家人的关系日益疏远，就连曾经和他亲密无间的母亲也不例外。

    在阿富汗住了近一年之后，父亲最终决定去一趟坎大哈会晤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第一次和奥马尔见面的时候，父亲就发现他们对伊斯兰教有着相同的理解。两人都觉得父亲应该回贾拉拉巴德待一段时间，然后去阿富汗以前的首都喀布尔，之后再前往奥马尔的所在地坎大哈。

    我想多了解阿富汗的事情。山上的生活太无聊了，所以即使是有人邀请我去参观还在打仗的地区我也愿意去。当时阿富汗全国上下都不得安宁。

    母亲听说我们即将离开本·拉登山回归城市生活后什么都没说，她不愿意责怪父亲，即使是在他的儿子面前她也不会抱怨什么的。但当我看到母亲柔弱的肩膀在颤抖时，我相信母亲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多希望母亲肩上的重担能减轻一些啊！母亲一定是在担心自己年幼的孩子，特别是两个小女儿的安全。那时候母亲已经到了第十个孩子的妊娠晚期，我祈祷我们能在那个孩子出生之前离开那座大山。

    虽说阿富汗已经爆发了内战，但我相信当时再也没有人过得比我们差了。那么多个月以来，我头一回感到有些高兴。我萌生了一个美妙的念头：也许逃离托拉博拉山之后我还能想到办法逃离阿富汗。

源济

第十九章：纳伊瓦：山区生活

    我们住在本·拉登山上时，我年龄比较大的几个儿子相继成年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已经十九岁了，萨阿德只比他小一点点，快十八岁了。奥玛马上就满十六岁了，不过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几岁。奥斯曼十四岁，个子很高，看起来奥斯曼将会是所有儿子中个头最像他父亲的了。可爱的穆罕默德不太爱说话，现在他也已经十二岁了，一心想着要快点儿长大，赶上他的哥哥们。

    我大多数时间都跟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们待在一起，因为我们一般都不出门。法蒂玛是我的小女儿，十岁，不太爱笑，七岁的伊曼总跟在她屁股后面。拉丁是我最小的儿子，刚三岁，很调皮，奥萨玛一直叫他贝克尔。我的女儿们都很喜欢这个小弟弟，就像很多小女孩一样，她们都争着要当他的小妈妈。

    我的儿子们有时会去山下的村子买东西，他们给我和女儿们带了一些做针线的东西回来，所以我们常一起坐着边聊天边补衣服、做衣服。虽然山上没有缝纫机和电，不过我们还是想尝试着做几件新衣服。

    山上的夜里有些吓人。白天还有日光，可到了晚上我们就只能用煤气灯照明了。我一直都在一个只有一个眼的炉子上做饭，炉子很小，可我却有这么多孩子要吃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饥饿和寒冷是我们面临的两大难题。我的丈夫要为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操心，他所有的资源却十分有限。我有时也会因为吃不饱而身体虚弱，但我最担心的还是尚未出生的孩子和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看着自己的孩子饱受饥饿的摧残，这种无助的感觉是我从未有过的。

    山上的天气非常寒冷，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只能用一个金属炉子烧木头取暖。托拉博拉山上没完没了的暴风雪都快把屋顶掩埋了，因此尽管我们日夜不停地往炉子里加木头，还是无法让我们住的三间小屋暖和起来。我和孩子们大多数时间都是紧紧围在那个金属炉子旁边，冻得直发抖，心想我们肯定会被冻伤的。

    奥萨玛其他几个妻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彼此的支持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的丈夫太忙了，他不在山上的时间几乎和他在山上的时间一样多。谢天谢地，我的儿子们已经长大了，能够帮着父亲照看他们的母亲、阿姨和兄弟姐妹。

    我们与世隔绝的生活让我和奥玛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我所有的孩子，奥玛的行为说明他已经拥有了坚强的个性，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已经长成一个男子汉了。不过他的性格具有多面性，一方面他值得信赖、忠诚而且知礼，不过另一方面他的脾气又有点儿急躁，总是很快就做决定，然后就算别人能证明他错了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我们住的地方离得很近，实际上我所有的孩子都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有很多次我半夜醒来都看到奥玛跪在地上向真主祈祷。我知道他不开心，可是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告诉他我们的生活都掌控在真主的手中，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虽然奥玛自己有很多问题，可是他还一直在为别人着想。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只要看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遭遇不幸他都会不忍心，他会保护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就连蛇也不例外——而我从小就很怕蛇。

    一天晚上，山上下起了猛烈的暴风雨，门窗上挂的兽皮都被风吹走了。于是我们直接暴露在了暴风雪之中。最小的几个孩子都吓得大叫了起来。在暴风雨中呆在山顶上会让人觉得好像自己就处于暴风雨旋涡的中心。我们都从没见过这样暴烈的天气。过去我们常常经历的沙尘暴尽管也很让人恐怖，但是跟炸雷闪电、狂风暴雨一比，就不算什么了。最后年龄比较大的几个男孩子终于在门上挂了一张床单，然后又在窗子上挂了几条毛巾。其他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们和我一起在离门窗最远的地方靠着墙挤做一团。

    随后，几个大男孩又急忙去看其他几个阿姨。突然我听到几声奇怪的嘶嘶声，我想应该是装煤气灯用的气缸漏气了，于是我就走过去看。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一条硕大的蛇。那条蛇正盘在门口，就好像有人邀请了它来我们的小屋做客一样。尽管我已经意识到它只是想来我们这儿避雨，但我还是边大声叫着真主安拉边慢慢地往后退。我的丈夫和儿子都警告过我，让我小心，说山上的蛇是有剧毒的，要是被咬了，就算马上开车下山去贾拉拉巴德的医院都来不及了。我可不想就这样死去，留下一群没有妈妈的孩子。

    我惊慌失措地慢慢往后退。我童年时期对蛇的恐惧后来不断升级，最后就连在书上看到蛇的彩色图画我都害怕得要死。在我们那个小屋里我已经无处可逃了，于是我只好大声呼喊我的儿子们。奥玛立刻拿着他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跑了过来。那时我第一次为我的丈夫让男孩子们随身带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而感到庆幸。

    我大声叫道：“奥玛，小心！那儿有一条大蛇，就在那儿，门边上。快杀了它！”

    奥玛看了看那条蛇，然后打趣我说：“真是条可怜的蛇。你想杀了它？放了它吧，给它留条生路。”

    当时我非常大声地叫道：“杀了那条蛇！”我绝不会让它就这样离开，然后什么时候再回来趁我睡着的时候爬到我的毯子下面。

    奥玛一直重复着说他不想杀那条蛇。

    而我一直尖叫：“杀了那条蛇！”

    最后奥玛看到我真的想杀了那条蛇，于是他举起枪，往那条蛇的头部打去。我看着那条蛇的身体慢慢地瘪下去，心里顿时轻松了好多。

    杀了那条蛇，奥玛感到罪恶。我连死蛇都很怕，一直尖叫着要他把它拿走，可奥玛还是把那条蛇拿起来，很难过地说：“你不该让我杀了它的。”

    他拿着那条死蛇走了出去。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那时候我也不在乎他究竟会去哪里了。

    奥玛和动物相处时很有自己的一套。记得有一次我在看我的丈夫给一头骆驼接生，那头骆驼生得不太顺利，我们也帮不上忙，小骆驼卡在那儿了，一半出来了，另一半还在骆驼妈妈的肚子里。

    奥玛听说后就过来帮忙了。我丈夫让他别过去，但奥玛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过去帮助母骆驼。他把小骆驼的头举了起来。最后奥玛帮小骆驼活着生出来了，他还为母骆驼和小骆驼祈祷了一会儿。我的丈夫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很明显真主让奥玛拥有了感知所有动物痛苦的能力，而且还让他拥有了一种神奇的能力——能与动物们进行沟通。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周围的男人大多都生活在血腥之中，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残忍了。即使是我自己的儿子，还有那些为我丈夫工作的人的儿子常常都会虐待动物。但是奥玛却会保护动物，他会告诉其他人：“你，别碰它。我命令你停下！”即使是年龄比他大的孩子也会听他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为了保护那些动物，奥玛是不惜和他们动手的。

    在山上住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开始觉得度日如年了。后来有一天，奥玛告诉我说我们就要离开那里，去一个名叫坎大哈的城市了。这个消息让我开心极了。奥玛说：“母亲，你的生活将会有很大的改善。”尽管我已经忍着不表露出自己的兴奋，但听到我们终于要离开这里的大山时我真是太开心了。我知道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自从来到山上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医生，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会出什么事。我已经不再年轻，生孩子也没那么容易了，我祈祷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能在贾拉拉巴德或者坎大哈。

    很快我们就坐上我丈夫的车，开始离开这里的大山了。我们走得真是太及时了，刚到贾拉拉巴德，我就开始阵痛。我的丈夫不在我身边，不过我最大的三个儿子把我送到了当地的一个小医院。按照阿富汗的风俗，我生孩子的时候他们都不能呆在我身边。但他们一直在外面守着。最后我们家庭又迎来了一个小女孩。我的帕克海雅就这样出生了。她真是一个幸运的孩子，不用经历托拉博拉山上艰苦的生活。

    虽然此后的生活在很多方面仍然会很困难，不过真主保佑，我再也不用去爬托拉博拉山陡峭的山峰了。

源济

第二十章：奥玛：滋长的暴力

    我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全家终于离开了托拉博拉山，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再到山上去住了。我看到母亲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都非常开心。虽然只要住在阿富汗，无论在哪儿生活都会比较困难，但是再没有比托拉博拉山上的生活更艰苦的了。

    我们离开之前的那个月大家都比较忙。父亲下令让我们和基地组织主要领导人撤离本·拉登山的时候，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高兴得忍不住想要笑出来了。从托拉博拉山到贾拉拉巴德是四小时折磨人的路程，但那次一路上竟然没有听到任何人抱怨。

    我们在贾拉拉巴德停留了几个星期，以便父亲为下属作出安排。我们的行程安排刚刚好，因为差不多是在我们刚到贾拉拉巴德，母亲就生了一个小女孩，她叫帕克海雅。而且这样母亲生完孩子也还能在那里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启程开车前往喀布尔。

    前往喀布尔的时候，我看到周围的景色非常漂亮。不过我们都没心思去欣赏路边的美景，因为那里的路实在是太乱、太难走了。我们的车就像野马一样在上面颠簸前行。喀布尔在贾拉拉巴德以西一百英里，路程并不远，可是因为路况太差，我们的车一直走了八个小时才到。一路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母亲、我那刚出生的妹妹和其他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

    还好最后我们都安全抵达喀布尔了。喀布尔地处一个小平原上，整个城市被喀布尔河一分为二，四周被兴都库什大山环绕。

    最重要的是，母亲和我那刚出生的小妹妹一路上都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父亲要去看看喀布尔地区，还要见一些人，所以我们一家在喀布尔那个备受摧残的城市停留了几个星期。在等父亲处理各项事务的时候，我们全家住在了租来的一栋两层的房子里。那栋房子很普通，不过能住在有屋顶的房子里我们已经很开心了，要知道当时在喀布尔，就连能住在有屋顶的屋子里的人都很少。

    喀布尔是一个被战争破坏殆尽的城市的代表。自从苏联人离开阿富汗以后，派系斗争让这个曾一度繁荣的城市变成了一堆瓦砾。虽然城里偶尔还有几处可以住人的房子，但这个城市大多数人都住在像蜂窝一样的混凝土地狱里，那些地方根本就不像是给人住的。

    喀布尔整个城市都让人觉得压抑，所以听说我们要走的时候我的母亲、兄弟姐妹还有我都非常高兴，更让我们高兴的是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三百多英里路我们不用再坐车了，而是改乘飞机了。到此，我们终于结束了在阿富汗坐车的日子。

    父亲拒绝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他说阿富汗的设备太破了，他不相信阿富汗的飞机能正常飞行。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和我们一起上飞机，而是和几个下属一起坐车走了。尽管父亲很担心飞机的安全性，但是要在阿富汗颠簸的土路上行驶，尤其当时还是内战正异常激烈的时候，那也是很危险的。那时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乘车而不坐飞机，现在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为了视察苏联人遗弃的军事基地。那些军营就建在阿富汗各个主要城市的周边地区。奥马尔告诉父亲说只要是塔利班没有占领的军营，父亲都可以自由使用。

    父亲一直为被苏丹驱逐而耿耿于怀，他认为那都是因为美国人，所以父亲很希望能尽快建立训练营，训练出成千上万的士兵去攻打西方世界。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塔利班的，不过他们很慷慨，让我父亲随便用哪架飞机。上去之后我发现飞机上所有的座位都撤走了：我们一行人太多了，大家必须紧挨着坐在地上。妇女主动坐到了飞机后部，男人们坐在前面。所有男人都带着很多武器，肩上挎着抢，腰上围着手榴弹带。在阿富汗，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打仗，所有男人都觉得自己需要随时准备好上战场。

    他们告诉我们说一场仗一般只打几个小时。我们围坐在一起，大家都为能有理由待在一起而高兴。年轻的男人们聚成了一堆，年龄比较大的士兵另成一堆。我的心情很少像那时候那样好，能去坎大哈我非常兴奋。我从没去过坎大哈，真希望我能在阿富汗找到一个住起来还算舒服的地方。

    我和一个名叫阿布·哈迪的朋友坐在一起，他比我大十五岁，出生在约旦，不过为了寻求更高的目标，他来到了阿富汗，参加了圣战。我能看到我的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他正在玩手榴弹，不过当时这并未引起我的注意。

    飞机起飞大约一个小时以后，阿布·哈迪突然用手撞我，大声对我说：“奥玛，快看，快看你哥哥！”

    我往那儿看了一眼，立刻心跳加速。阿卜杜勒·拉赫曼无意中拉开了一枚手榴弹，保险栓已经掉在了地上。他手里握着的手榴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那我们这架飞机就完了，飞机上所有人都活不了。

    阿布·哈迪以我从未见过的速度跑过去抓住阿布·哈弗斯，并告诉了他眼前的危机。阿布·哈弗斯受父亲委托，负责把我们一家安全送达坎大哈。他从阿卜杜勒·拉赫曼手里把手榴弹抢了过来，然后借助飞机上一位手榴弹专家的帮助，一起把手榴弹暂时稳定了下来，然后去了驾驶室。当时飞机正好飞得比较低，他们就把那颗手榴弹扔到了窗子外面。他们说手榴弹在空中爆炸了，不过我们都没听到爆炸的声音。

    飞机上的女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我们没告诉她们。

    手榴弹事件之后，我们安全降落在了坎大哈。我们降落的机场很小，只有一个主建筑、一条跑道。机场上已经有车在等着接我们了，他们会把我们送到我们在坎大哈的家中。我们不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们坐的车开了很长一段路，距离机场至少有二十五英里。

    我们的车最后停在了一个很大的院子前面，那是苏联人在阿富汗的时候建造的，院子四面都是高墙，每个墙角还有一个哨兵岗位。高墙之内大约有八十间中等大小的混凝土造的屋子，全都刷成了粉红色。父亲的下属已经在那些屋子里整修了好几个星期了。自从苏联人1988年撤走以后，那些房子屡遭劫难，虽然父亲已经让人修补过了，但我还是在里面看到了导弹袭击的痕迹和子弹孔。

    父亲终于有了自己的军事基地。当然，那些基地里都没有电和水，父亲拒绝使用在那些军营里使用现代化的东西，他反复说他认为自己的家庭和战士都应该过简朴的生活。我们都还记得住在托拉博拉山上石头小屋里的情景，所以大家都没抱怨。

    母亲和阿姨们都搬到了那个大院子的房子里，她们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很方便，而且那里就她们几个。很快父亲的下属就会给每一栋房子都建上围墙，好让父亲的妻子们能有必要的隐私。

    我们院子外面有二十栋大别墅，听说过去全是苏联将军住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房子，过去是给普通士兵住的。那些结了婚、有孩子的士兵就住在里面。而那些没结婚的士兵则住在我们院子外面的房子里。外面还有一栋特别大的军用建筑，那座房子的屋顶上安装着特殊的对空导弹发射炮。

    当然，我们的院子里还有一个小型清真寺，另外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办公室供父亲和他的高级军官使用。我们的马厩建在了单身汉宿舍下面。

    坎大哈远远不是完美的天堂，我们还是住在一个战火连连的国家。战争并未蔓延到我们的院子里，然而有时我们还是能听到爆炸声和喊杀声。另外，由于长久以来阿富汗人一直陷于战争，很多以前的健康和卫生习惯都没有了，因而这里疾病蔓延，我们随时都有染病身亡的危险。

    虽然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待在小院子里不出去，不过来坎大哈几个月后，我和其他兄弟，还有几个朋友胆子也大了起来，开始去市区逛了。在坎大哈，我们看到了很多影响阿富汗人日常生活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们一起出资去当地一家很受欢迎的饭店吃饭。我们当时已经吃惯了那些淡而无味的食物，我们吃的东西就连狗都不爱吃，所以那一次我们都对去饭店吃饭充满了期待。我们点菜之后，同去的一个人注意到我们桌子旁边有几个罐子。他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会感到好奇的人，所以他拿起来一个罐子，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他闻了一下就把鼻子捂住了。服务员解释说阿富汗人习惯吃饭前先吐痰清清喉咙，为了防止顾客往地上吐痰，他们饭店提供“痰盂”。

    这种倒胃口的东西让我们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坎大哈这个城市本身就很脏，街上到处是露天的污水管，多数污水都是直接从居民家中排放到马路边或是大街上。多数房子都有室内厕所，可却没有自来水。为了方便排污，那里的厕所都建在临街的一面，而且是露天的，这样厕所里的脏东西就可以直接排放到下面的街道上。那里的人普遍认为把垃圾排放到街上当然比留在家里好。

    我们住的地方不是这样的，但父亲在市区租了很多房子，以方便接待客人。有时候我和其他兄弟，或者是朋友们会住在那些房子里，所以我们亲眼看到了当地那种极不卫生的垃圾处理办法。让我们觉得最难堪的是街上的行人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如厕者的光屁股。

    有时我们也会觉得这很有趣。比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客人，沙特政府用卖石油的钱把沙特大部分地区都建得很现代化了，沙特人已经习惯了用好东西，我们的那位客人在当地的一家餐馆吃过饭后觉得肚子很难受。我们告诉了他厕所在哪里的时候故意没说厕所下面正对着街道，不一会儿他就很慌乱地跑了回来，说下面的街上有一只狗一直朝着他大叫。我们还没见过这样的事，所以就都跑过去看。我们从那个厕所洞眼里看到他说的那条狗。那里有一只母狗和一群小狗盘坐在那个厕所下面，那只狗妈妈在街上给自己的孩子们找了一个很好的角落，如果有东西从上面掉下来它们就会大叫。所以不用说，我们那位朋友的肚子马上就不疼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用室内厕所了，他宁愿去附近的田地里或者空地上解决问题。

    那些厕所给人和狗都带来了不便，大家的排泄物只能直接排到大街上。当然，行人在那些狭窄的街道上走路的时候，必须小心别让粪便淋到自己头上。城里到处都臭气熏天，简直让人受不了。尽管附近的农民每隔几天就会进城来把那些粪便拿回去做肥料，可整个城市还是臭不可闻。

    事实证明，对本·拉登的儿子来说，阿富汗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我和我的兄弟们曾不止一次面临死亡，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危险都来自误用手榴弹或者其他爆炸物。在阿富汗，武器随处可见，而使用那些武器的人并非人人都是专家。

    我们刚从托拉博拉山来坎大哈，父亲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开设了武器培训班，让我们不定期回去上课，温习武器知识。对此我们没说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很无聊，也想找点事做做。

    一天，有一堂由一位将军讲授的手榴弹课，我和兄弟们决定去上那节课。那位将军讲授的一条原则是关于“手榴弹保险栓去掉之后你应该做什么”。正如大家所料，他边讲话边把手榴弹扔了，并再次让学生们放心，说：“别担心，它不会爆炸的。”

    我看到那颗手榴弹在地上不停地旋转，保险栓已经不在上面了，于是我立刻对我的兄弟们说：“快出去！”

    我们有几个人跑出了教室，不过阿卜杜勒·拉赫曼愣在那里没动，只是用手把头抱住了——当然，这在爆炸中根本起不了什么保护作用。我在那儿使劲儿拉拉赫曼的时候那个将军笑了。他也意识到了危险，立刻就过去把保险栓换了，或者是让那颗手榴弹停了下来，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

    为了让心有余悸的学生们放心，那位将军讲了一个小故事。故事是关于老师经常用一些小伎俩来吓唬学生，以观察学生的反应，看谁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镇定。他说前不久有一堂课上的学生很容易受骗，后来那堂课就比较混乱。那一次因为很多学生都想跑到教室外面去，结果大家都堵在了教室门口，谁都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还有一个比较胖的士兵，他是沙特阿拉伯人，可能以前生活比较好吧，所以才长成了那样。那个士兵想从一个小窗子跳出去，不幸的是，他的身体比窗子开口大，结果他卡在了窗子上，头和肩膀都出去了，胸部以下的部分却还在教室里面。

    还好那次课上的事只是一次练习，否则所有堵在门口或者是卡在窗子上的人都会被炸成碎片的。

    还有一次课上，老师让我们观察东西的时候出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那老师看起来更像学者而不是士兵，我的兄弟们和我都忍不住想笑。最麻烦的是，尽管他带着双层镜片的厚眼镜，眼球看起来非常大，但他好像还是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们那位几乎半瞎了的老师一只手拿着点火器，另一只手拿了一个炸弹，告诉我们说士兵必须知道引信燃烧的时间有多长。他手里的点火器距离炸弹太近，都把引信给点着了，可我们的老师仍毫不知情，把那个炸弹又丢回到炸弹箱里。

    我正想让我的兄弟们赶紧逃跑，忽然我想起了以前那位老师说的——他说很多时候老师们只是为了测试学生的反应。于是我强迫自己继续端坐在那里，同时密切关注那个炸弹箱的情况。那个箱子着火了，开始冒烟了，我们的老师吓坏了，一把抓起那个箱子把它丢到了地上，然后不停地踩箱子上的火。当时我正要站起来往外跑，就看到外面有几个打过仗的士兵听到教室里有情况便猛冲进来了。他们一看到那位老师和正在燃烧的箱子就很勇敢地把箱子抓起来往外面丢。最后虽然有两个人烧伤了手，不过都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还有一回，一个老师正向我们展示一种小型炸弹，一不小心把那颗炸弹点着了。当那个老师看到那个炸弹的引信比一般炸弹的短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大叫着让我们快逃。我们于是飞也般地逃到外面，那个老师也紧跟在我们后面跑了出来。我们刚跑到安全地带那颗炸弹就爆炸了。

    除此之外，有一次由于老师的能力问题，我们也陷入了极危险的境地。那是我们在院子里的清真寺上宗教课的时候发生的，那次课人很多，基地组织里那些人的儿子也来上课了。

    我们有个老师名叫阿布·沙科尔，是埃及人，很爱笑，大约有三十多岁，看起来很瘦却满身肌肉，很壮实，胡子比较短。他的外表不太好描述，因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鼻子不是很大，眼睛也不是很小。阿布老师很喜欢和学生在一起，而且他对人也很友善，他是那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我们院子里的那个清真寺很旧，最初是用土砖建的。就像一般的阿富汗建筑一样，它的屋顶也是用木头、草和土砖砌成的。因为砖里面有草，所以每次一下雨屋顶就会漏水，然后他们就会叫一个人来修理。那个修理的人从不好好整修一下我们的学校，他只是往屋顶上倒些沙子。由于泥土的重量，这样做最终只能给我们带来灾难。当然，父亲并不知道他是这样修补房子的，父亲可是一个建房和修补房屋的专家。

    我们的日常作息时间规定，年龄较小的男孩上午十一点放学，其他人要多学一个小时，十二点放学。有一天，我的兄弟们和我正坐在那个清真寺的后面。哈姆扎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小男孩，他走的时候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把门关上后，整个清真寺的屋顶突然就塌了，又大又厚的砖头砸到我们头上，还有沙子、稻草、木头也一起落了下来。

    我们被好多东西给压住了，人倒还没晕过去，但全被砸懵了。我听到阿布·沙科尔在那里大声尖叫，不停地叫着我们的名字。那位可怜的老师害怕极了，以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就这样在自己眼皮底下死去了。

    我和我的兄弟们都还活着。我们都很强壮。我们开始一起用力扒开压在身上的东西。在周围的喧闹声中，我们听到我们的小弟弟哈姆扎在那里大哭，于是我们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哈姆扎担心大家会怪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座房子的。

    过了几分钟，我们听到了父亲发布命令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了其他很多人的声音。父亲和他的下属正急着赤手把压在我们身上的瓦砾移开，我们也在下面用力推。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我就又看到了阳光。后来不久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些小孩子看到当时的情景都吓坏了：我们都闭着眼，周围全是灰，我们的脸都被沙子染成了黄色，头上到处是木屑。我一个兄弟说他看到我们满手是血，就像僵尸一样，让他想起了父亲手下的一个士兵过去给我们讲的鬼魂和妖怪。

    阿尔扎瓦西里大夫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很仔细的检查，他宣布说我们都没受什么重伤。

    那是阿尔扎瓦西里大夫第一次把手放在我头上，父亲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安。我们在苏丹的时候，他杀死了了我的朋友，穆罕默德·沙拉夫的儿子，从那以后我就尽量避免和他见面。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阿尔扎瓦西里对父亲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让父亲更加崇尚暴力——如果没有他，父亲也许还不会在这条路上走这么远。阿尔扎瓦西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渐渐地和我熟悉了起来。我觉察出他不太喜欢我，可能那是因为我是父亲所有儿子中唯一一个有时候敢想什么就说什么的。

    比如，我记得有一次，阿尔扎瓦西里、阿布·哈弗斯和父亲坐在一起喝茶。虽说他们三人都是领导，但父亲是最高领导，他们也都知道这一点。即使是阿尔扎瓦西里大夫，他也得先征得父亲的许可才能说话。我从没听到过他在没得到父亲允许的情况下说出一个字来。他会说：“奥萨玛首领，我可以讲话吗？”或者是“奥萨玛首领，请问我可以对大家说点什么吗？”其他人也一样，不管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有多高，没有谁敢在没有得到父亲许可的情况下说出一个字来。

    不过，那天父亲允许他们自由谈话。他们谈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关于他们把这个世界从美国人手中拯救出来的目标。父亲说：“伊斯兰世界承受了所有的压力与不公。你会把所有重量都放在跷跷板的一头吗？你不会。因为那样跷跷板就跷不起来了，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生命中所有东西都要均匀分布。人们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了穆斯林身上，我们承受了世界上所有的不公。这是错误的。”

    我本该是一个安静的侍从，不过那天我实在是听够了。在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我没管住自己蠢笨的舌头，说出了心中所想：“父亲，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你为什么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在现实世界里，过正常人的生活，拥有正常的东西，和正常人住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平生活呢”以前我从没这样大胆地说过话。我是如此迫切地其待你亲的反应，以至于生平第一次那样毫无畏惧地直视着父亲。

    这让父亲非常吃惊。他坐在那里，既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我想起我说话的口气和当时的态度，很吃惊父亲居然没有当着他们的面抽我。

    最后阿布·哈弗斯让父亲解脱了，他说：“奥玛，我们想来阿富汗，想来这里。我们自己想逃离现实世界。我们不想再待在那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你父亲会在这里。而你作为他的儿子，也就自然属于你的父亲。”

    我很想再反驳，不过我没有那样做。我清楚地记得阿尔扎瓦西里大夫看我时充满仇恨的眼神，可能他希望能往我脑袋上打一枪，就像对待我那无辜的朋友那样。

    那时候我刚好十几岁，不像过去那样讲礼貌。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他一样和其他人保持距离，让别人都不了解他。父亲说：“我的儿子们必须像我的右手手指一样，我的思想必须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就像我的大脑控制我四肢的动作一样。我的儿子们，你们的四肢必须反映我的思想，就好像我的大脑也是你们的大脑一样。”

    换句话说，我们得像机器人一样听话，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开始命令我们出去办事，他让我们要坚强、有力，不要对其他人太过友好。因而大家开始觉得我的兄弟们和我就像是王孙贵族一样，有人甚至开始称呼父亲年龄比较大的儿子为“大首领”。我承认对这样的称呼我并不反感，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没获得过别人的认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变得傲慢无礼，觉得自己比别人都要高一等，因为人们就是这样看我们的。

    父亲把我们视作他的机器人奴隶，而他的下属又把我们当做是年轻的国王。结果，由于这样的非正常生活，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出了问题。阿卜杜勒·拉赫曼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点儿都没变，还是不喜欢跟人待在一起，只有跟马在一起时他才会觉得自在。日子一天天过去，萨阿德越来越不务实，总喜欢夸夸其谈，一说起来就没完。我们周围的那些士兵脾气都不太好，要是一般人有谁那样唠叨他们肯定早就发火了，但由于萨阿德是首领的儿子，他们也就没说什么。

    我们搬到坎大哈以后，萨阿德养成了不停地谈论食物的习惯。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过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挨饿，即使有吃的，我们吃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吃了一顿又一顿难以下咽的食物之后，萨阿德开始迷上了菜谱。有一天在坎大哈，他找到了一块甜蛋糕，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到的。他当时一直不停地说那块蛋糕，以至于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块蛋糕，就好像那块蛋糕是我自己吃了一样。那块蛋糕是甜面粉做的，有很多糖和蜂蜜。

    萨阿德连一片面包屑也不愿意给别人，他把整块蛋糕全吃完了。那以后的几周里，他在街上只要一见到人就会上去跟别人详细描述他的蛋糕，说那块蛋糕的模样、味道，说他相信那块蛋糕是烤出来的。听了他的话，阿富汗人就会往后退，心想我的这个兄弟肯定是脑子有毛病。父亲的士兵听萨阿德说了很多关于那块蛋糕的事，以至于到后来他们一看到他朝自己走来就马上跑开。最后我威胁他说如果他还再说那块蛋糕我就要打他了，但他仍然没有打住。直到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个特制的布丁，于是就像当初说那块蛋糕一样，他又开始说那个布丁了。就连父亲也没办法让他的舌头停下来。

    我们开始受不了父亲为我们选择的生活了。

    奥斯曼开始没办法跟其他人正常相处，主要是因为他想像父亲一样控制别人的思想。

    今天，当我读到有新闻报道说我的兄弟们是基地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时，我很质疑那些报道的真实性。到我离开的时侯，他们的性格都已经基本定型了，他们没有谁有能力领导一支军队。

    我的小弟弟穆罕默德是唯一一个有可能成长为高级指挥官的人，他的性格比较安静、严肃。还在我离开阿富汗之前，我就注意到父亲已经开始把希望从我这里转移到了他身上，开始把穆罕默德定为“继承人”。有一次父亲让穆罕默德和他一起照相，而且让他拿了一把步枪。在我们的世界里，这就代表着父亲准备把自己的权利转交给穆罕默德。

    不过在那之前，父亲一直都对我很有信心，很相信我。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找我谈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食物等给养短缺。那时候我们都知道父亲已经不再是富人了。虽然父亲建立了一个体系，从支持圣战的人那里筹集资金，当时很多朋友、家族和皇室都还在向父亲提供经济援助，但有时候援助还是太有限了。

    有一周我们全家人要没饭吃了，父亲找到我，对我说：“奥玛，我注意到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需要一个我能够信任的人去分发食物。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统计我的每一个妻子和孩子需要的食物的数量。记住，十几岁的孩子正在长身体，他们需要的食物会比其他人多。你必须把所有食物分类，然后公平地分发给每一个人。”

    我觉得父亲可能知道阿卜杜勒·拉赫曼不适合做这项工作，因为他太内向了，让他去分发食物他会没办法和别人沟通的；萨阿德也不合适，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肯定会自己把最好吃的东西给吃光了。

    我对待这项工作的态度极为认真。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的母亲和阿姨们或者是那些孩子们挨饿。虽然我们平时吃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数量很少，不过有时那些来阿富汗和父亲一起去狩猎的王孙公子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礼物，比如一大箱子水果、鱼、红肉或者蔬菜什么的。每次收到礼物我们都会很高兴，最小的孩子就能大吃一顿了。父亲说别人告诉他我非常公正，大家对我都没有意见。那以后不久，父亲说他已经把我当做他的副手了。

    然而听到我的回答之后父亲的脸立刻就白了，我说：“父亲，只要是为了帮助母亲和阿姨们，我什么都会做的，但我不是你最理想的接班人。我想过平静的生活，我不想一辈子在暴力中生活。”尽管我这样说了，但父亲还是没有改变初衷，仍想让我继承他的事业。不久之后父亲带我去了前线，我只能猜测父亲可能是认为如果我尝到了打仗的味道，我可能就会爱上战争，就像他和苏联人打仗时爱上打仗那样。我一定让父亲大失所望了。

    后来面对父亲时我变得越来越大胆了，我以前从没想过我居然敢充满自信地公然反对父亲的决定。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导致我们关系恶化的冲突。

    我们一家定居坎大哈几个月以后，我和母亲又准备一起出去做客。但我的一个兄弟突然找到我，对我说父亲要我去见他。我遵从父亲的命令，跨上卡拉什尼科夫枪，拴上手榴弹带就出发了。

    当时我猜父亲是想问关于我们的食物储备的事情，或者是想让我做一些和家里有关的事情。虽然我还只有十六岁，但家里妇女和儿童的事情主要是由我负责。

    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士兵，他告诉我说父亲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找到了父亲，他正盘腿坐在地上，周围有很多士兵。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走了过去——这也是我们的习惯。

    父亲抬起头来，看到了我，表情既不显得高兴，也不难过，他只是说：“我的儿子，我马上要去前线，你和我一起去。”

    我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还有些兴奋。我已经在这个正处于战争之中的国家住了一年了，我很想知道前线是什么样。我曾听打仗回来的士兵讲过很多关于勇士的故事。塔利班当时还在和马苏德领导的阿富汗北联盟作战，马苏德在战争方面的天才众所周知，而且他还是苏联战争时期穆斯林游击队的英雄。父亲回到阿富汗的时候，马苏德和奥马尔这两个苏联战争中的英雄早已刀兵相向了。在奥马尔向父亲提供保护之后，父亲答应让自己的军队听从他的指挥，而奥马尔和塔利班是马苏德的死敌。

    那天一切正常，我们一行人都没被指定要坐什么车或是坐哪个座位。父亲随意挑了一辆车、一个司机，我跟在他后面上了车。塞赫尔吕·贾达维（美国政府叫他萨利姆·哈姆丹）也在我们那辆车上。车开了没多久，大约有三四十分钟，不过就像在阿富汗其他地区一样，一路上路况都很糟糕。那次路上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塞赫尔吕讲了很多笑话，以致我很难像平时那样保持严肃，反倒一直在不停地笑。塞赫尔吕是一个非常乐观、会不停地讲笑话的人。只要有他在身边，你很难不笑。

    我们刚到交战地区，所有人就都去做自己的事去了。父亲去会见那里的将军。塞赫尔吕和我在那里闲逛，出于无聊，塞赫尔吕决定练一练射击。

    他在地上放了一个空罐头盒子，然后就开始练习了。

    我们讨论了一下他的射击技巧，随后他继续一个人练着。

    塞赫尔吕又打了一枪。

    那一枪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我们都疑惑不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怕谁也没听到过卡拉什尼科夫枪能发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声音。

    正当我们在那里检查他的枪，并讨论当时怪异的情形时，一颗炸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了。于是我们才意识到，刚才那个声音不是他的卡拉什尼科夫枪发出来的。

    几秒钟之后，我们周围已是一片枪林弹雨，炸弹不断地在我们身边爆炸。那次攻击中途停了一小会儿，我听到父亲在喊：“回来！回来！”

    我和塞赫尔吕一起蹲在地上。我惊吓过度，已经动不了了。而塞赫尔吕则分外谨慎，他在想我们要怎样才能不碰到炸弹安全地出去。

    我们的脑子都在飞快地转动，但谁都不明白马苏德的人怎么会离我们这么近。天哪，我们在双方交火线后面！马苏德的人是怎么溜到塔利班的防线和我们之间的？我们居然什么也不知道。

    我蹲在那里，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炸死。我回头看到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已经躲到了一栋混凝土房子里，绝望地看着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就这样无助地暴露在外面。一颗颗炸弹从我头顶呼啸而过，无数烟尘和小石头飞溅到我脸上。我周围到处是极深的炸弹坑，当时我真的相信我马上就要死去，那将是我活在人世的最后一刻。我知道我的死一定会让妈妈伤心欲绝的，这是当时最让我感到难过的事。很奇怪，我那时候居然不害怕。我想那可能是我的肾上腺素让我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勇气。

    我再次回头看看父亲，当时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了。他正站在那栋临时建筑的门口，冒着生命危险向我挥手让我回去。最后我终于攒了点力气跑回去了。父亲颤抖着身体，看到我还活着，他非常开心。

    我们没有打一场硬仗的准备，所以只能撤退了。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之后，父亲突然意识到袭击我们的不是马苏德的人，而是塔利班！我们被友军打了。

    我从没看到过父亲这么生气。“塞赫尔吕，”父亲命令说，“准备好车，去附近看看，到他们发射炮弹的地方去，让他们马上停下，不然我们就全都要被炸死了。”

    感谢真主，塞赫尔吕后来安全地回来了。他告诉发射炮弹的那个塔利班将军，他们打的是本·拉登，而且他差点把本·拉登的儿子给炸死了。塞赫尔吕说那个将军听了他的话差点心脏病发作。原来他听到塞赫尔吕的枪声后错误地以为是马苏德从背后突袭自己了，以为马苏德的手下躲过他的监测，跑到后方来了。

    父亲对那位将军的解释并不满意，还是很生气。我从没见过父亲那样生气。父亲说在当时的情形下，作为一个指挥官，而且那里是他自己一直以来都认为是安全地带的地区，他必须先确定存在危险才能实施轰炸。

    那次前线之行让我永生难忘。然而我却并没有如父亲所愿，因此而喜欢上战争。

源济

第二十一章：奥玛：真正的战争

    阿富汗整个国家派系林立，各派之间冲突不断，以致大多数城市和村庄都处于战火中。因而父亲支持塔利班武装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何况当时塔利班正在和马苏德领导的北方联盟进行对抗战。我感觉父亲在让手下人和马苏德这样一个其军事才能让他钦佩不已的人领导的军队作斗争时，他是很享受的。当别人告诉他，他超过了马苏德那位卓越的军事家时，父亲心里的高兴是其他事情无法带给他的。

    有一段时间我的兄弟们和我很不希望被送到前线去，但是后来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突然下了命令，让我到基地组织的一个基地去报到。那个基地位于喀布尔市郊的高山上。父亲说：“去吧，我的儿子。去看看士兵们的生活。”

    记得当时我才刚满十七岁，去前线打仗是我最不愿做的事情。我已经看过太多从前线回来受了重伤、奄奄一息的士兵了。一般来说，战争就意味着死亡，因为那里没有战地医院，甚至连临时医疗诊所都没有，伤兵根本得不到任何救治。有时大家会想办法把受伤的人送到最近的城市去，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虽然出现真正紧急的事情时，扎瓦希里医生会为我们诊治，可扎瓦希里医生的主要职责是策划袭击而不是给人治病。

    不过我除了服从父亲的命令之外别无选择，我还没到可以违背父亲命令的年龄。实际上，我一上路心里就有些兴奋了。抵达喀布尔郊外大山上的基地时，我能够看到马苏德的人和父亲的士兵几乎是面对面地在打仗。前线的士兵使用的是机关枪和其他类型的短距离射击用武器；士兵身后，也就是前线和基地之间，有一排大炮。我偶尔还看到苏联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俄式坦克，那些坦克还能用，上面盖满树枝、草皮等用来遮掩的东西，停放在平地上的角落里。坦克战并不常见，这让我很失望，因为我懂一点点开坦克的知识，和其他十几岁的男孩子一样，我也很渴望能有机会亲自开一开那些坦克。

    我看到有源源不断的武器运到基地来，武器种类很多，有毒刺导弹、机枪、大炮等。战争的复杂性让我着迷了。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一直以为阿富汗的战争包含了游击战，但是实际上那些战争的情形和我想象中超级大国对决的场面差不多。看着眼前大量受过良好训练、配备了现代装备的士兵，我记得听说过父亲和他手下的士兵曾参加过塔利班的作战，父亲在和苏联人打仗那十年间学到的军事专业知识完全改变了现在这场战争的方式。

    我到的时候战斗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刚到的那五天里我主要做的就是观察，我那时觉得来前线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有时候我会鼓弄我的那个便携式接收器。前线大多数士兵都有一个那样的接收器。一般士兵的接收器并不复杂，没有父亲和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使用的那么复杂。

    那地方很无聊，我发现如果花点时间，一般都能发现马苏德的士兵使用的波段。于是我开始和马苏德的那些士兵聊天，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或是谈一些其他和军事无关的问题。当然，我从没跟他们说过我是本·拉登的儿子，要不然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抓住我这个大目标的，只是他们不知道父亲绝不会为了救我而做什么特别的事。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比较友好的士兵，我问他：“你为什么想杀我们呢？”

    那位马苏德的士兵回答说：“我和你们无仇无怨。这是一场土地争夺战，我们接到命令，要射杀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你正好在这块土地上，如果有机会我就必须杀了你。”

    那个士兵说的是实话，每个军阀都想统治这个国家。尽管阿富汗缺很多东西，比如房子、医院、学校、食物、衣服和其他的日用品，但这个国家绝不缺少军阀，每个军阀都梦想着获得对整个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过每一场战争最后的结果都只是新产生一批固执、不愿投降的人而已。

    喀布尔周围的作战地带和一个村庄相连，那里的山脚下零星分布着一些矮小的房屋。由于那里在进行近距离作战，所以当地很多房屋都被废弃了，父亲的士兵就都选择在那些屋子里睡觉，而不是躺到石头地面上去。睡觉的时候，父亲的士兵们会在整个山脚下到处设置岗哨。有一天轮到我执勤时天刚好黑了，父亲说过他们必须像对待其他士兵一样对待我，不能给我开小灶。父亲的原话是：“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

    我几乎是刚找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放哨位置，就感觉有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右耳飞过去了；紧接着，又有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左耳呼啸而过。随后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对方的士兵发现了我。我两边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跳下去了。由于头顶两边都不断地有子弹飞过，看起来似乎无论从哪里跳都不太好。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躲过那些子弹的。很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所以敌人的射击才不准，或者是由于我一直没动，所以负责射击的人还以为自己打到的是一块石头。我的战友们后来终于听到枪声，跑出来想要加入战斗，但他们出来的时候敌人的射击刚好停下了。天亮之后，他们看到我站的那个位置周围有很多弹孔，都觉得我能死里逃生真是不可思议。那天晚上真主一定在我身边保佑我。

    第六天，战斗打响了，而我立刻对士兵们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尊敬之情。我被派到了炮阵地那边，那里的炮声让我的耳膜痛苦难耐。当然，我逐渐适应了战场上的喧闹，却从未适应战场上的血腥场面。大屠杀一般毫无意义的死亡让人厌恶，我周围到处都是受了伤奄奄一息的士兵，他们大多数人年龄都比我小或者和我差不多。

    我一直在让父亲失望，为此我很难过。然而，离开那个基地之后，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战争是人类能想象到的最没用的训练方式。我们在山上停留的时候，我对自己发誓说，在我的余生中，我总有一天会说出自己对战争这一父亲的挚爱的厌恶。

    除了战争，父亲最热爱的就是伊斯兰教。虽然穆斯林可以在任何地方做礼拜，可以在街道上、家里、办公室里、沙漠上、甚至是在机场，但是如果一个穆斯林，尤其是一个穆斯林男人，能够在清真寺做礼拜，那是最好不过的。不过有时候我的兄弟们和我不想去清真寺。这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对真主的信仰，而是因为我们院子里那座清真寺用途太多了，我的兄弟们和我待在那里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还多。那里常常会有一些单调乏味的聚会，而且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常常是那些讲话最无聊的伊斯兰发言人在那里讲课，他们不停地讲啊讲，直到我们的眼皮都要合到一起都在打瞌睡了他们还在讲。对我们的遭遇父亲毫不同情，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对那些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表现得兴趣盎然。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无论是谁，只要想去做演讲就可以去讲。于是，那些兴致勃勃的讲演者便一次次地把心不甘情不愿的人们留在那里听他们的长篇大论。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要求去发表演讲，宣传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企图说服别人。他们大多都不是伊斯兰教的学者，但是那些无知的人们却觉得自己会因为做了长篇演讲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提升。

    我们兄弟在那个清真寺里待的时间已经远远多于那个寺里的其他人了，我们在那里学到了《古兰经》的各个版本、伊斯兰教的历史、进行圣战的原因、我们需要知道的非伊斯兰世界的罪恶，还有父亲毁灭西方的计划。正是在那个清真寺里我们知道了美国信仰的是基督教。我们被告知说真主计划让信仰所有宗教的人，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及其他各种宗教的人，最后所有人都要接受伊斯兰教的统治，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将接受一个伊斯兰哈里发的统治。

    听那些无知而无聊的人滔滔不绝地谈了两年之后，我写了一封匿名信。我很谨慎，故意没用我平时的笔迹，以免被别人认出来。

    我记得我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如果没有本·拉登的允许，应该谁都不可以到清真寺里去做演讲。让人们在那里忍受着听别人的长篇大论，这也是不公平的。生命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我们不应该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坐在清真寺里听无知者的演说。

    “我们对清真寺的使用应该更为严谨。那些无聊的演说一般都只是某个人的看法，对伊斯兰教的进步毫无意义。伊斯兰教的演讲应该是鼓舞人心的，但是现在我们清真寺里那些演讲多数都只造成了不和与不满。伊斯兰信徒不应该被迫听那些纯属无聊的演说，因为那样的演说只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不愿意去清真寺参加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我可不想惹父亲生气，所以为了不被别人发现，我挑了一个很安静的时间，悄悄地溜进清真寺里，把那封信塞到了墙角。

    之后做祷告的时候，我和父亲在一起。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士兵来找我们，说了那封信的事。他说：“大家都在谈论，他们说只有王子殿下（指父亲）的儿子才会敢写那样的信。我们想过了，也讨论了，奥玛，我们都认为那封信一定是奥玛写的。”

    我什么都没说。

    父亲也什么都没说。

    最后那个老兵直接问我：“奥玛，那封信是你写的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什么都没承认。我既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父亲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他没看那个老兵，也没看我。我觉得父亲是在看他自己的手。

    最后那个老兵说：“奥玛，你为什么要写那样一封信呢？”

    我知道如果我不回答他肯定不会离开的，于是我回答说：“就算那封信不是我写的，我也同意上面说的。所有年轻人都受不了了。”

    那个老兵不知道父亲会有什么反应，于是他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就离开了。

    父亲还是坐在那里没动。我从没对父亲撒过谎，所以我很害怕他将要说些什么。我觉得他心里一定知道那封信是我写的，不过很奇怪，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在那以后，演讲停止了一段时间，然而大多数人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声音，于是不久以后他们又到那个清真寺的讲台上去宣讲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了。

    一周以后，我发现父亲遇到了比清真寺里的无聊演讲严重得多的问题：父亲生平第一次没钱了。

    虽然自从1994年沙特政府冻结了父亲的资产之后我们就很穷了，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新的问题。自从父亲失去了自己的资产之后，他那个庞大的组织就只能依靠别人的施舍过活。同情父亲的王室、沙特平民，甚至是父亲家族的直系亲属都给圣战事业捐过钱。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向父亲提供支持。不过最近沙特政府开始禁止沙特人向父亲提供捐款，他们还严密监视国民，以免他们私下悄悄地支持父亲的圣战。

    那是我们头一回那么绝望。我们再也无计可施，一家人都没钱买吃的了，更没钱为那些聚集在父亲身边的大量人群提供食物。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段日子，因为那时候我每天都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其他人也和我一样。我把我最后一点食物，一些鸡蛋和土豆，分给了妇女和儿童。我们当时饿得快要前胸贴后背了。

    父亲叫了阿布·哈弗斯和其他一些他认为可靠的人来商量食物问题，我就坐在旁边旁听。父亲用一种很悲伤、失望的语调说：“如果我有五百万美元，我今天就能打赢这场战争。”我们都知道父亲指的是消耗极大的内战，所有住在阿富汗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影响。这场战争让父亲难以实现他所认为的他真正的人生使命，也就是和西方世界的战争。

    我觉得很愤怒，父亲既没有一个沙特里亚尔，也没有一个阿富汗普尔。如果不能尽快得到资金援助，我们就可能会全部饿死。但是现在我听到父亲竟然在为没有钱进行战争而担心。不过我什么都没说，因为那不是和父亲争辩的时候。父亲周围全是一心一意支持他的人，他们会因为我对父亲的责难而不惜往我胸口插上一刀的。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了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上。他看着周围的人，命令他们说：“去查看所有保险箱，仔细搜搜每个角落，看我们有没有资金充裕时候遗落了的钱。”

    父亲的下属照他的话办了，但是他们一个一个都没带好消息回来，所有曾经装满现金的保险箱都空了。有一个人说：“那里面连灰尘都没有。”

    屋子里突然跑进来一个大笑着的人，他给父亲带来了一叠美元，对父亲说：“首领，我在一个大家遗忘了很久的箱子里发现了这些钱。”

    父亲立刻数了数那叠钱，然后宣布说：“这里有五千美元。”

    可以救急了！这样一笔钱能在坎大哈的集市上买到很多食物。现在我们可以去采购食物，给大家填填肚子了。虽然父亲脸上很高兴，但是他说话时的声音还是充满了悲伤：“我这一生从未想过找到区区五千美元能让我这么高兴。”

    那次的事情让父亲想起了很久以前的日子，他曾经真的相信自己所有梦想都能实现。打败苏联人以后，父亲开始变得非常自负，深信自己以后也将无往而不胜。事与愿违，实际上，父亲的梦想早已不复存在了。

    阿布·哈弗斯是父亲多年的朋友了，父亲先看了他一眼，然后又扫了一眼围在自己周围的老兵——他们都是苏联战争时期的老人了，然后父亲又指了指我，说：“看看我年轻的儿子！多年前我们刚来阿富汗的时候，我们也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我们那时候还都是精力充沛的战士，高大、强壮、威武、健康。那时我们的胡子还都是黑的，头发也是那样浓密，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父亲的声音有些伤感了：“谁能想到我们的生活会变成这样呢？我们在圣战中失去了那么多朋友。他们现在在天堂里了，但我们还在这个世上挣扎，还在为伊斯兰的正义而战。虽然我们知道尘世的生活只不过是进入天堂的踏脚石，但是这个过程让人太难以忍受了。我们满怀希望来到阿富汗的时候还是年轻小伙子，那时看到那些老兵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为他们感到难过。但是现在看看我们自己变成什么样了！我们都老了！轮到我们的儿子来继续我们的事业了。”

    我转了一下身子，我知道如果父亲是希望我来继承他的梦想，那他一定会非常失望的。只要有机会，我就会立刻脱离父亲走过的老路，去寻找我自己的未来。

    当父亲宣布说一位名叫罗伯特·菲斯特的英国记者要来阿富汗采访他，让我也一起去接受采访时，我十分肯定地知道父亲是想把我定为他的接班人了。那位罗伯特·菲斯特记者以前曾采访过父亲一两次，不过我从没见过他，那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位记者。

    阿卜杜勒·拉赫曼没和父亲一起去接受那次的采访，不过，萨阿德去了。我只希望他不要提起他刚才吃的那些鸡蛋和面包。虽然能作为选中的两个儿子之一去和父亲一起参加这样重要的采访活动让我很高兴，但是我不得不说对于当时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已经都不记得了。如果谁对这件事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菲斯特的书。我只记得菲斯特先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记者，他甚至还注意到了我，很亲切地问我我开不开心。

    他的问题让我很吃惊。我这一生中从未有人真正关心过我的感受，当然也没有人问过我我过得是否开心。刚开始我不知道菲斯特这样问是不是仅仅出于礼貌，不过看起来他好像是真诚的，于是我希望我的回答能让他高兴。最后我说：“是的，我很开心。”

    菲斯特先生没有再问我什么问题，不过我不敢收回我刚才说的话，不敢说出我真正的感受，不敢告诉他我是一个可怜的男孩，我讨厌父亲极力宣传的仇恨和暴力。我希望能把菲斯特拉到一边，告诉他有一天我一定会鼓起勇气说出我心中对父亲的反对，然后去为和平而奋斗。我虽然心里这样想，但当时却还没有勇气说出我心里的真实想法。

    菲斯特很友好地问父亲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照张相，听到父亲同意我非常高兴，因为父亲并不喜欢照相，所以他同意和我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中比相片本身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菲斯特离开以后，我鼓起勇气问：“父亲，你是不是担心这个记者会说什么？”

    父亲耸耸肩说：“不。他会实话实说的。”

    后来我想办法找到了菲斯特那次采访录的一份复印件。很奇怪，尽管我知道父亲是我们家中唯一重要的人，但是看到采访录中一点儿也没提我，我居然觉得有些失望。我积极地关注着这个世界，世界对我却不屑一顾。然而就在那时，我离自己的人生道路又近了一步。

源济

第二十二章：奥玛：圣战假期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本·拉登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奇怪了，因为父亲想把圣战和那些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却渴望战争的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让那些追求寻常生活中的快乐的人来参加圣战。虽然参加圣战的人中有些只是临时性的，他们来阿富汗只是来度一个“圣战假期”，不过多数士兵都很快就迷上了圣战战士的生活。他们相信对于穆斯林而言，圣战是最圣洁的事情，因而他们都向往暴力圣战。他们希望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真主，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具有了崇高的意义。

    那些年轻人成了我们的同伴，他们让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父亲手下的人对他都很崇拜，他们相信所有与父亲有关的事情都是真主向人们传达的启示，所以他们提到父亲的时候语气中总是充满了敬畏。一天，有几个人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年夏天我们住的那个地区的鸟都会飞到坎大哈来。阿拉伯人很喜欢鸟，所以我们特地给那些鸟做了很多事，希望它们能住得舒服些。我和母亲还把门上的玻璃打开了，让那些鸟能有个好地方筑巢。一旦它们的蛋孵化成小鸟，它们就会飞走。那几个人注意到有一只鸟已经连续好几年来我们那里了。那只鸟的一只脚上缠着一根十二英寸长的红色带子，其他鸟的脚上都没有这样的标记。

    他们中有个人猜那只鸟是美国人用来跟踪父亲的，可是不久他又改变了想法；不过大家仍然觉得很好笑，一只小鸟都能三番两次地找到父亲住的地方，有着先进技术的美国军队却怎么也找不到。

    父亲手下有一个负责训练士兵的军官对我特别好，总是笑着跟我打招呼，或者给我提供各种帮助。我从没听到过他的真名，当然，那是因为他不可以使用自己的真名。在父亲的军队里大家都叫他阿布·祖布尔。阿布·祖布尔在父亲的组织里职位很高，他常常在坎大哈和喀布尔附近的各个训练营之间跑来跑去。

    后来阿布·祖布尔出了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件事。他有一头漂亮的黑白相间的母牛，很多士兵都很羡慕他能有那么好的牛，因为当时食物和水是实行严格配给制的。不久以后那头母牛生了一头小牛，阿布·祖布尔非常高兴，他已经计划好怎么用那头小牛了。

    一天晚上，阿布·祖布尔做了个噩梦。他梦到自己手下的两个士兵偷偷地挤了那头母牛的奶，结果他的小牛没有奶吃了。第二天早上他还一直想着那个梦，做完第一次祷告之后，他脑子里仍在想着那个梦，琢磨着那个梦给他传达了什么信息。他叫了一个训练员过来，那人叫阿布·阿塔，他们俩认真地研究了半天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布·祖布尔知道，自己如果不弄清楚这件事情肯定是不会安心的，于是最后他把自己梦里的那两个士兵叫了过来。

    那两个人来了，显得异常紧张。

    阿布·祖布尔很聪明地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知道他们很迷信。“你们俩昨天晚上做什么坏事了吗？”

    那个名叫阿布·瓦利德的士兵听完这话马上就垮了，他承认他们俩偷偷去牛圈挤了阿布·祖布尔那头母牛的奶。他们已经把挤出来的奶喝了，所以如果不是阿布·祖布尔做了那样的梦，那除了那头腹中空空的母牛，这世上就没人知道他们俩做过什么了。

    当然，阿布·祖布尔觉得他们俩辜负了自己对他们的信任，因此十分生气，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处罚。他们必须在那座山上跑上来又跑下去，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错了，并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才能停下。当然，那以后大家就传言说真主非常赞赏父亲从事的事业，所以如果有谁做了坏事，真主就会在父亲手下的领导人熟睡时告知他们那些事情。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一起开车去视察那个地区，确定一些战事细节问题，同时检查最近刚招募的那些人在训练营里面的训练情况。父亲坐的车在前面，我坐的车在后面。像以往一样，那次一路上路况非常糟糕，所以车开得很慢。同行的很多人都受不了了，所以父亲时不时地就让车队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车只要开到某个小村庄，父亲就会让车队停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去村子里的水池里把水壶灌满，再在村子里随便买些吃的，然后顺便休息片刻。

    村子里没有公共厕所，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私人厕所，所以我们大家必须四散到田地上的各个角落里，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解决问题。在这之后，大家就会回到车队旁，找棵大树边乘凉边等其他人回来。我们很少抱怨那些动作慢的人，因为没有谁特别想回到阿富汗那些崎岖不平的路上去。我们都喜欢多休息一会儿，聊聊天说说话。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士兵一直让大伙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出来。下车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下来的，后来他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都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我们全都在那棵大树下，享受空气中微风的轻轻吹拂，那个士兵突然从高高的草丛后面笑着跑了出来。

    看到同伴以后，他脸上的微笑就变成了大笑。我们对有趣的事情都很感兴趣，所以大家都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可他却只是笑个不停，什么都不肯说。最后他终于忍不住说：“当时我正蹲在地上，突然我听到一阵脚步声。于是我就发出信号，想告诉外面的人里面有人，让他别进来。结果那个人反而走得更快了，直接就朝我这个方向走了过来。别提我那会儿有多吃惊了，但我还是一直不停地发出‘嗯嗯嗯’的声音，没想到外面那个人照旧没停下脚步。”

    “我快要疯了，要知道那时候我的姿势可不太雅观，实在是不适合见人。”

    听到这里我们都笑了。

    “突然，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看着我蹲在地上，他问我‘朋友，你没事吧？我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我很担心，所以就过来看看发出声音的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那个士兵快笑翻了，“我当时只能继续‘嗯嗯’！我还能做什么呢？要知道那时候我裤子都没提起来，还可怜兮兮地蹲在那里，难不成我还要跟他交谈吗？”

    那时已经有很多人聚到了他周围，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好笑。没人说话，可是大家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一张张平时严肃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出来的泪水。

    那时候，尽管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显得荒凉而灰暗，但我一直努力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我比其他很多人都要活得好多了。至少我不是阿富汗这个饱受内战摧残的国家的残疾儿童。可怜的阿富汗人没有能力好好照顾那些残疾儿童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有些士兵还看到过得了精神病的孩子像狗一样被家人用沉重的链子拴在树上或者椅子上。

    实际上，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男孩，他和我岁数差不多。那个男孩住在我们坎大哈院子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身上也拴着链子。这样经年累月地拴着，那男孩竟成了逃跑高手。摆脱了链子的束缚以后，他有时候会来我们的院子这边。有一天，一个警卫看到远处有一个男孩朝我们院子这边走来，就大声叫说：“停下，你是谁？”

    那个可怜的男孩不明白他说了什么，于是还继续往前走，继续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那个警卫觉得肯定是有人来对我们的院子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于是就朝那个男孩的头顶上方开了一枪。谁想那男孩一点儿也不害怕，仍继续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最后那个警卫终于看清了他是那个附近村子里被拴在链子上的可怜男孩。其他警卫听到枪声都赶了过去，急忙把那个男孩带走，将他送回到与铁链为伴的生活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没能成功地让我接受他内心渴望的那些东西，但我还是注意到父亲常常会很悲伤。父亲的难过让我很心痛，作为儿子，我会尽力为父亲的行为寻找理由。我希望父亲能放弃战争、放弃暴力。当然，我的这些想法都是在父亲跨越最后的界限，让自己再也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之前出现的。

    就在我对父亲的感情好转了一点儿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很残忍的事情，使我对基地组织的厌恶变得更为确定、清晰，使我更加下定决心永远不去参与父亲的那些事业。

    我和我的兄弟们在喀土穆的时候开始就养了很多小狗，那些小狗是我们的宠物。来阿富汗之后，自从诺瓦拉赫毛拉送了我我在阿富汗的第一只小狗波比之后，我们养的狗就越来越多了。在我们的世界里，是不会有人去人为控制宠物数量的增长的。实际上，在穆斯林的世界里，人们认为阉割狗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那样会让公狗失去交配的乐趣，让母狗失去当妈妈的机会。穆斯林认为我们应该让世界顺其自然，所以，我们院子里的狗就越来越多了。

    我们搬到坎大哈之后不久，我就听说父亲的训练营里很复杂，里面有人在测试致命性生化武器。

    有一天我正在和我养的一条母狗还有她的几只小狗崽玩，突然几个士兵跑来找我，向我借我的小狗。我不想借给他们，可是又觉得他们可能是自己想养宠物，于是我就让他们把小狗带走了，还叫他们一定要在小狗需要喂奶之前把他们送回来。

    后来他们常常来找我借狗，我很好奇，想知道他们把我的狗带到哪里去了。那时候我已经在阿富汗住了好几年了，我注意到在阿富汗很少有人喜欢狗。实际上，多数阿富汗人都看不起狗，认为狗是有害的，很多人一想起狗就会联想到老鼠。一旦看到小狗，他们不仅不会跑过去抱它，反而会一枪把那条狗给杀了。在我们的世界里，大家绝没有我所听说的西方人对宠物的感情。

    很快，一个朋友就坦白说我和我兄弟们喜欢的小狗都已经贡献给圣战事业了。父亲的士兵把我们的小狗当作了实验对象，让它们吸毒气，以此来测试毒气致死的时间。

    听说这件事后我震惊得无以形容。我哭了，可是父亲和他的下属绝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停下来，不再拿我的小狗去做实验。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必须进行测试，而我们的小狗就是最好的测试对象。父亲根本不在乎我是多么喜欢那些小狗，根本不在乎我请求他们放过我的小狗的话。有几个新来的士兵毫无同情心，甚至会觉得向我讲述那些可爱的小狗死时的痛苦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他们坚持要告诉我那些小狗死的时候是怎样被捆在笼子里、浑身颤抖的，它们在整个测试过程中都痛苦万分。那些毒气生效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我从不会接触刚出生的小狗，因为当我盯着它们的眼睛看时，我意识到它们已经死了，它们只是还不知道罢了。我离开阿富汗的时候，他们还在进行毒气测试。

    “小狗事件”过后，我意识到父亲选择的事业最终只会给大家带来痛苦、失望和死亡，于是便更加疏远了父亲。实际上，那些小狗痛苦的样子让我无比难过，我只好把那样的场景放到了大脑的最深处。今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重新提起这件事。

    那时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就像正在经历一场暴风骤雨一样。我决定了，只有独立自主，找到一个合适的新娘，建立我自己的家庭，我才有可能得到幸福。1998年3月，我满十七岁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在十七岁的时候结婚。可能是因为父亲是十七岁时结的婚，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十七岁结婚，就像我的哥哥阿卜杜拉那样。阿卜杜勒·拉赫曼和萨阿德也想结婚了。

    于是我们三个就去问朋友有没有哪个战士的女儿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大家都认为到适婚年龄是结婚的必要条件。那时候，我们院子里没有刚到结婚年龄的女孩子。我最希望能像阿卜杜拉那样，和沙特的某位表姐妹结婚，因为我知道我是永远也不会回阿富汗的。可是我的叔叔阿姨们是不会有人同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本·拉登的儿子的。阿卜杜拉很幸运，他在父亲声誉败坏，让儿子们的名声也受到影响之前就结婚了。

    我决定了，我要去苏丹找我的新娘。萨阿德决定和我一起去。因为萨阿德已经十九岁了，而我也已经十七岁了，所以父亲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计划。而我们亲爱的妈妈从来就不会禁止我们做什么，不过她说：“我的儿子，我祈求真主照看你们，保佑你们的安全，让你们找到你们想要的幸福。”

    我和萨阿德收拾了几件行李，乘出租车去了巴基斯坦，然后再从巴基斯坦坐飞机途径伊朗去了叙利亚。经过伊朗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和父亲一起从喀土穆到贾拉拉巴德的日子。那些事情仅仅发生在两年前，可我觉得这期间好像已经过去一百年了。阿富汗沉闷的生活让人觉得时间变长了。

    叙利亚的生活很有趣，特别是当我们没有提前通知，悄悄跑到母亲的娘家让他们大吃一惊时更有意思。我们在他们家只住了几天，但是那几天已经足够让我意识到由于母亲长期没来看望他们，外祖母心里非常难过。母亲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他们打电话或是写信了，他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母亲又有了一个小女儿。他们十分想知道母亲和她孩子们的情况，不停地问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听说了我们在阿富汗真实的生活之后，他们都很是担心母亲的身体和安全问题。

    他们很少提及父亲和父亲从事的活动。生活中有些话题最好不要提起。我们在叙利亚度过了愉快的几天之后就和他们说再见了，然后我们乘飞机去了苏丹。

    我和萨阿德终于到了喀土穆，我忽然觉得自己对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我感到自己就像是在外漂流多年的浪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一样，我从没忘记过我们住在那里时遇到的好人们，从没忘记过那段快乐的时光。

    父亲告诉了我们一些政府官员的名字，说他们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保护。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本·拉登这样一个慷慨的朋友的儿子的热情，他们还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政府被迫驱逐父亲的遗憾，他们发布了正式许可，允许我们到苏丹任何地方去，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我和萨阿德很快就分开了。他找到了一家人，和那家人住到了一块，我也找了一家人住了进去。这样最好，因为萨阿德一直喋喋不休，我早就受不了了。我们各自去寻找自己的妻子，让老朋友去打听有没有哪个女孩儿家庭出身比较好、人也比较漂亮、家里也同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本·拉登的儿子。

    不过在认真寻找妻子之前，我先去找了我们留下来的那些马。我常常想起我们的马，祈祷有谁发善心收留他们，好好对待他们。我赶回父亲的马厩——我们走的时候把那些马放在里面了。

    我听到一个噩耗。他们告诉我那些马要不饿死了，要不就是得病没人照料病死了，只有两匹还活着。

    那两匹马叫阿德哈姆和拉扎兹，都是最强壮的马，现在还活着。不过可怜的阿德哈姆已经病入膏肓了，它的身体很虚弱，那曾经强健的四肢现在病得就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法支撑了。就算不是专业养马的人，也能看出来它已经活不过一个星期了。

    拉扎兹是我见过的所有马中最骄傲的一匹，但它现在也瘦得就剩皮包骨了，我都能看到它的骨头一根根地在皮下面支撑着，就像马上要破皮而出一样。这匹骄傲的马曾经几乎让我主宰一切的父亲也拿它没有办法，但现在它似乎有些迷惑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它已经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了。

    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想救它，却失败了。我太难过了，真不愿意再去回想这事。看到那些马的情形之后，我心里异常沉重，那趟旅行的快乐完全被破坏了。

    我找到一些过去的朋友，我们回忆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他们大多都不知道本·拉登家庭的男孩们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当初一夜之间我们就消失了。他们也都没听说过那次针对奥萨玛·本·拉登的暗杀。而那次事件之后，父亲就让我们离开了学校。也有人说他们后来得知我们全家都离开了苏丹。多数人都以为我们是回沙特去过好日子去了，所以当他们听说我们是去了阿富汗之后都很吃惊。有几个男孩很难过地看着我，他们很聪明，知道我们本·拉登家庭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

    见过朋友之后，我就去看父亲在那里的生意和土地去了。那些都是我们本·拉登家族的产业，其中很多都是以我们家族的名字命名的，包括一个皮革加工厂，父亲曾经带我们去过那个厂几次，他还很骄傲地说那是他最成功的几处生意之一。

    到了那之后我发现皮革加工厂已经关门了，厂房也被送给了附近的一个大学，现在已经变成那个大学的教师宿舍了。我很生气，那个厂是属于我们本·拉登家的产业，谁都没权利把它当做礼物送给别人。

    我在那个厂浪费了很长时间，到处走来走去，心里气愤难平，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天已经黑了，我必须尽快回喀土穆，不然就不安全了。我很快就决定不走那么远的路去找桥了，我要游过尼罗河。

    我的决定看起来很愚蠢，但其实并非如此，毕竟我和我的兄弟们曾经很多次从这条河里面游过去，我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虽然太阳已经下山，月亮照彻了夜空，月光反射着河面上的水波，但是据我推算我只需要10到15分钟就能游到城里去。而如果我走路的话，要走好几个小时，因为那条河上最近的一座桥都还有很远一段路。

    我坐在河边把鞋子脱下来绑到了腰上的衬衫里面，然后就跳到了漆黑冰冷的河水里。我能看到河对岸的棕榈树摇晃的身影，我知道我只需要游一小段距离就能到对岸。

    过了几分钟我就遇到麻烦了。河水下面暗流汹涌，我根本无法靠岸，河水把我一直往下冲。我并没有为了保存体力顺水漂流，而是不停地和水流搏斗，以为只要使劲我就一定能游到对岸去。最终我还是没有成功，全身却已经精疲力尽了。很快我就累得身上每一块肌肉都酸疼不已了。

    我在尼罗河里挣扎了好几个小时，我的大脑已经无法正常思考了。我骂我自己，我应该让萨阿德和我一起去那个工厂的。现在我甚至都没有告诉他我去了哪里。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就连那个给我提供住处的家庭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他们更不知道此刻我正在尼罗河里挣扎。我可能会被一只鳄鱼给吃掉，就此从这个世上消失，就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出什么事了。

    我祈求安拉，求他能给我送一块浮木过来，让我能抓到个什么东西，好游到岸边去。安拉回应了我的祈求——突然，我看到身边有什么东西飘过，当我游过去抓住它的时候我的脚已经踩到了尼罗河河底。我所处位置正好是河流变窄的地方。我一直挣扎着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站着走出这条河。

    我慢慢爬上岸边的沙滩，觉得自己真是太傻了。不过谢天谢地，我还活着。但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我已经跟着水流漂了好远了。只能等到太阳出来再去找回喀土穆的路。那天晚上天特别冷，我在河边不停地摸索，后来总算找到一根粗棍子，用它去探地面，找了一块不是太硬也不是太软的地，把手上的棍子插上去，然后脱下身上的湿衣服挂到棍子上——至于我的鞋子，早掉在河里了。

    我从来没有感到那样冷过，即使是托拉博拉山下大雪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冷。我记得父亲说过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们应该到地里去。于是我用手挖沙子，最后挖了一个大沙坑，那个沙坑能容下我整个身体。我跳到坑里，又用手把刚才挖出去的沙子弄了回来。过了几分钟我就感觉到沙子里有了热量。我刚才差点被淹死，现在已经筋疲力尽，所以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我就被一阵男人的声音惊醒了。我很害怕，一抬头就看到一大群愤怒的男人在那里问我各种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怎么在这儿？”

    我以极快的语速告诉了他们我的经历，但是看起来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我害怕极了，我只有十几岁，还是这样赤身裸体躺在沙坑里，而那群男人长相凶恶，我觉得这回我危险了。

    不知为什么那群人里一个老头突然开始大叫：“他是魔鬼，他是魔鬼！”有几个人往后退了几步，远远地离开了我，另外有一个人在那里大声喘着粗气。很明显“魔鬼”让他们害怕了，他们全都转身沿着河岸飞奔而逃，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我一直在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我想到他们一旦冷静下来可能就会怀疑起我是魔鬼的说法，然后重新回来找我，抢我的东西。于是我立刻从沙坑里爬了出来，穿上衣服，想另外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走了几公里以后，我重新挖了一个洞，又睡了一觉，补充了睡眠。好像是命中注定一样，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群男人，他们像刚才那些人一样，对我也非常好奇。他们也问我我是谁，我来他们这里做什么。

    我还记得刚才那群人听说我是魔鬼时的反应，我知道农村地区多数人都很迷信，于是我很大声地叫道：“我是魔鬼！我是魔鬼！”

    那些人一听我的话立刻就不敢动了，他们相信了我的话，然后所有人就像一阵风一样跑了。看到这两群人的反应，我知道了自己现在所在的地方肯定非常危险，应该是一个没有法度的地区。这样想着，我决定去找一个村子，在那儿我也许能找到个神职人员。

    我很幸运，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子。村里还有一座清真寺，寺里一个好心人给了我些吃的，还找了一个地方让我休息。后来，他带着我找到了回喀土穆的路。我等到一辆马车坐了上去。那一路真是太糟糕了，路很干，路上的沙粒都溅到我们脸上了。

    到了喀土穆郊区以后，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回我住的那户人家。男主人正在等我，他很担心我的安全。奇怪的是，当我告诉他我的经历之后，他变得很生气，大叫着责备我，说我不是一个好穆斯林。然后他又污蔑我昨晚是去找女人了！而我真实的经历却是这样的：游尼罗河、差点儿被淹死、在沙洞里睡了一夜、被当地人当做魔鬼、在小村子的清真寺里休息。这些事情在他听来都是不可信的，他一直都不相信我说的话，直到我离开喀土穆的那天他还在生气。

    那位男主人的反应让我很难过。

    经历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以后，我终于安定下来，开始去找我的新娘去了。可能是我的那位男主人告诉朋友说我晚上会出去风流快活，因此我处处碰壁，却也无法肯定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不过，真的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我。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听到萨阿德已经娶到一个新娘时我有多么吃惊。在这件事上，萨阿德就像过去找吃的或者是向别人描述美味的大餐时那样，一心一意，全力投入，最后找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新娘。我了解萨阿德，他可能找了自己周围所有的人，到最后可能那些人都觉得只有给他找一个新娘才能让他闭嘴。那个女孩十六岁，这个年龄已经足够让她的家人同意她结婚了。

    萨阿德的婚礼最后敲定了，他非常高兴。他们的婚礼很简单，不过因为新郎萨阿德很兴奋，大家也非常开心。他们的婚礼是在那个女孩儿家办的，当时女人们都在屋子里面，男人们都在外面。婚礼过后，萨阿德就给他的妻子准备了需要的东西，准备让她和他一起回阿富汗。

    我还是孤身一人，就这样又回到了母亲和兄弟姐妹们身边。我的家人最感兴趣的是萨阿德和他的新婚妻子，但他们也很欢迎我回来。看起来好像所有人都很想我，这出乎我的意料。回来以后，我仍很想离开阿富汗，于是我开始考虑尽快找借口出门。

    时间飞逝，我和父亲的一些苏联战争老兵的关系变得比和兄弟们的关系还要好。我从喀土穆回来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塞赫尔吕看到我特别开心。他甚至同意让我练习开车，我平时是很少有机会练开车的。我坐到驾驶员的座位上，塞赫尔吕坐到我旁边，让我小心一点儿。上次是他开的车，那些糟糕的路把他车的方向盘都弄坏了。塞赫尔吕非常耐心，他指导着我，让我一路开到了坎大哈，还教我在单行道上怎么开车，帮我看周围有没有驴车和马车。总之他对我就像一个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尽管战争和极端的贫困已经让阿富汗人民的生活大不如前，但在很多方面，坎大哈仍旧是一个迷人的城市。

    可是这样开心的日子不久就结束了。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离人间地狱又近了一步。

源济

第二十三章：奥玛：真正的恐怖

    1998年夏天，我们在坎大哈的那个院子常常让我想起混乱的蜂巢。院子里到处是行色匆匆的基地组织领导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管他们在干什么，反正他们的举动让士兵们十分激动。那些士兵开始测试武器、监测公路和天空，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做着各自的事情。我也在看天，不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感觉到有一个大阴谋，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他们在干什么。我小心翼翼地问父亲他们是不是在筹划什么大事。

    父亲回答说：“儿子，你不该问这件事。这是家族的事情。”父亲这样说就意味着那是基地组织的事情了。当自己的儿子们对他从事的活动感到好奇，问他问题的时候，父亲就会这样略带讽刺地回答我们。

    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就连我的朋友塞赫尔吕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不过他也认为父亲和他的部下都像豪猪一样浑身是刺。

    时间过得很慢。直到1998年8月7日，我们这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才最终发现他们一直在忙什么事情。那天我像平时一样起得很早，我起床后就去清真寺做祷告去了，做完祷告后我去了院子里父亲的大办公室。

    父亲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他正在专心地听收音机里的世界新闻。过了一会儿，他宣布：“所有到了作战年龄的人准备离开坎大哈。”我们急忙执行父亲的命令。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是要去附近的一个训练营等什么重要的消息。

    那个训练营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一到那里，所有领导人就都开始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我也开始听，很想知道父亲在等什么消息。到了大约是阿富汗当地时间中午十二点半，也就是非洲时间上午十点半的时候，新闻里面说美国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和驻肯尼亚内罗毕大使馆同时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新闻中说，那两起爆炸事件导致多人死亡。

    听完这则新闻，我几乎无法呼吸了。我看了看父亲的脸色，从未见过父亲那样激动、那样高兴。父亲的情绪很快就感染了他周围的指挥官和士兵们，所有人都在大笑、都在相互祝贺。我很快就听到有人在那里大声叫着说他们成功袭击了我们的敌人——美国。

    最初的震惊过后，我也学着像其他人那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特别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因为我是穆斯林，所以美国人早已下定决心要杀了我。

    消息不断传来，说那些爆炸中死了很多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士兵们开始向天空中鸣枪庆祝。我听到有些士兵在那里吹嘘，说那些用来实施爆炸袭击的炸弹都是在一些弹药专家家里准备的，后来又藏到了基地组织里小孩儿们玩耍的地方。

    一个士兵骄傲地宣称：“那些用来掩埋装有炸药的箱子的沙子里还能看到我孩子的脚印。其他炸药都藏在吉姆常常去玩的一处树林里。我的孩子们玩得很开心，我也很放心，我知道真主是不会让不幸降临到我的孩子们身上的。”

    这些人不顾自己孩子的生命，就这样藏炸药。再没有比这更让我震惊的事了。

    我不记得我们在坎大哈附近的那个训练营里待了多长时间，不过仅在那段时间里我就听说内罗毕死了213个人，达累斯萨拉姆死了至少12个人。我听得很仔细，知道那些受伤者和死者多数是在炸弹爆炸时刚好路过那里的非洲平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有些人根本没有想到那些死去的非洲穆斯林。

    父亲对那次行动毫无悔意，即使是对穆斯林的死也不后悔。如果有哪个下属问到这方面的问题，父亲就会回答说：“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战争。如果敌人在自己政府或者军事办公室前面用平民堆成一堵墙，那我们就必须先把平民给杀了，否则我们就没办法杀敌。另外，如果他们的政府不插手我们的事务，他们的平民也不会死。”

    所有插美国国旗的设施都有可能成为攻击对象。如果有穆斯林被杀死了，那也只能这样了。而且父亲相信一切事情都是由真主决定的，如果真主认为那些非洲穆斯林还不该死，那么炸弹爆炸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在那里，既然他们在那里那就是真主认为他们该死了。

    过了几天，父亲开始听到消息说克林顿总统可能会实行反击。父亲的收发两用无线电机收到了一些秘密信息，然后他和一些主要将领召开一个会议，之后就宣布我们要去北方，到喀布尔附近的一个地区去。

    我很担心留在坎大哈院子里的女人们，不过父亲却说：“不用担心，他们很安全。克林顿永远不会攻击有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的。”

    听了父亲的话，我不再那么担心母亲和那些年龄比较小的兄弟姐妹了，但其实我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放弃了那里整个地区，在阿富汗这个仍然饱受内战摧残的国家一直往北方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快要到霍斯特和法鲁克训练营的时候，我们遇到塔利班和弗丝部落正在进行巷战。那里的道路也因此而堵塞了，于是父亲让车队停了下来，过去问出了什么事。

    塔利班的将领很快就认出了父亲，并走了过来。他回答说弗丝部落有一个人很无礼，对塔利班的成员竖中指。他的行为让他们很愤怒，于是他们就把那个人抓了起来，用大粗棒子和枪托打他，后来又把他丢到了一辆敞篷卡车上。我知道他们要把那个人带去枪毙了，塔利班是处死平民的专家。另外，在阿富汗，诸如这般的处死平民事件或者是暴力致死事件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大家对此类事件早就漠不关心了。我们等了一小会儿，让那位塔利班将领清扫现场，然后就继续向法鲁克训练营进发了。法鲁克训练营是父亲组织的训练营中比较出名的一个。

    我们那次出行就像是在进行一次胜利巡游一样。法鲁克训练营里的人们早已为非洲炸弹袭击事件而激动不已了，我们一到，他们就开始进行热烈的庆祝活动。所有人都在谈论对美国复仇的事情。听了那么多年的演讲，看了那么多美国人残忍对待穆斯林的录像，他们心里早已经充满了对美国人的仇恨，哪怕只杀了一个美国人，他们也会激动不已的。这也是他们要加入基地组织、能长期忍受夜以继日的艰苦训练、愿意献出自己生命的原因。

    在法鲁克训练营住了几天以后，父亲收到了一条绝密消息。看完消息他就宣布：“赶快，我们必须换地方了，”父亲说，“我们马上去喀布尔，到那儿的客房去。”父亲在每个主要城市都租了一些客房，用来款待从沙特阿拉伯、迪拜或者是其他石油富国来的客人。

    于是1998年8月20日，我们离开了法鲁克训练营，开始前往喀布尔。

    父亲在喀布尔的客房是一处白色的三层独栋别墅，别墅周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里面种了很多树。我希望我们能一直住在那里。然而我们刚到不久，负责保安的人就跑来对父亲说他的手提发射机刚收到一条可怕的消息：我们两个小时前离开的那个法鲁克训练营受到了大规模攻击。美国人的巡航导弹轰炸了那里，我们刚才还见过的很多人都被炸死或炸伤了。

    父亲很快就发现美国人的导弹是从美国在红海的战舰上发射过来的。喀土穆也遭到了袭击，不过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有几个好朋友都留在了法鲁克训练营。我默默地祈祷他们能逃过一劫。

    往常听到坏消息时父亲一般都会平静地接受，但是这次听到法鲁克训练营的死伤情况后，父亲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了。他脸色赤红，眼里不停地闪着怒火，在那里走来走去，反复地说着《古兰经》里面的一句话：“真主会杀死袭击者！真主会杀死袭击者！”父亲不住地挥着拳头，大声叫道：“祈求真主杀死袭击者！怎么会有人袭击穆斯林？怎么会有人袭击穆斯林？他们为什么袭击穆斯林？”

    当时当地我也同意父亲说的话，不过后来我回想起父亲曾多次宣称美国人有一项屠杀穆斯林的计划，而父亲却因为穆斯林被杀而震惊不已，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行为。奇怪的是，我们都不觉得是父亲之前对美国使馆的轰炸导致了美国人对法鲁克训练营的袭击。他们这是以牙还牙。

    我们很快就得知父亲在阿富汗的多个训练营都遭到了袭击。我觉得快要支持不住了，直到后来听说我们在坎大哈的院子没有遇袭我才松了一口气。我的母亲、阿姨、还有弟弟妹妹们还是安全的，至少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消息，他们暂时还没有危险。

    父亲一冷静下来就开始感谢真主没让美国人要了他的命。当然，如果美国人的导弹提前两个小时落下来，那我们死的人就会多得多。

    父亲一直犹疑不决，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认为喀布尔的那处客房也不安全了，所以我们应该到地底下去，就像美国黑手党领导人在进行地盘争夺战时悄悄消失掉那样。我们离开喀布尔的那处客房，又匆匆忙忙地赶到了那个城市里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你可以说父亲、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还有他的儿子们“躲到蒸馏瓶里去了”。

    父亲在阿富汗各个主要城市都备有安全住所，但是就连他的儿子也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不过那次我们很快就转移到了附近的一处安全住所。我立刻就发现那住所要比我们刚才去的那栋别墅安全，也比那栋别墅普通，周围都是大规模住宅区，它身处其间格外不显眼。父亲常常说美国人会尽量不伤害平民，所以我们就藏到了平民中间。

    我们在那里躲了三十多天。我们都知道美国人迫切地想找到父亲和他的高级将领，于是大家都没有出门，就连我们的邻居都不知道基地组织的高级将领就在他们身边。父亲只允许自己的儿子们偶尔从窗户里探出头去看看外面。我们只敢把窗帘拉开一条小缝，看看周围的房子，看从下面经过的阿富汗人。同时，父亲和他的高级将领在一边收听哪些战士被杀了，然后计算这给组织带来了多大损失，不过有时他们也会算一下美国使馆爆炸时被炸死了多少人。

    他们哀悼我们的穆斯林的死，无视非洲人的死，庆祝美国人的死。而我那时还太年轻了，不理解他们这种思维方式。

    那个恐怖之月过得很慢。我们都想回法鲁克和其他遭到轰炸的训练营，去看看朋友们怎么样了，去为死者默哀，然后回坎大哈确认一下家人是否安全。

    1998年9月19日，父亲终于下令让我们离开喀布尔的客房。我们要到霍斯特训练营去亲自看看那里的损失程度。

    随着我们车队驶近训练营，车里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我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生机，教室里坐满了听课的人，士兵们在地下掩体里睡觉，其他人在祷告屋里做祷告，营地上到处都是进行训练和储存物资的设施。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的训练营不在了，眼前只有一片废墟，很难相信能有人幸免于难。

    我们从车上下来，跟在父亲身后，和他一起查看损失情况。到那时为止我们听说美国人已经向阿富汗境内发射了七十枚巡航导弹。

    美国人的攻击太猛烈了，尽管已经过了一个月，那里的战士们说起那场袭击时仍然战栗不已。他们说那天我们离开以后他们还在继续庆祝，所有人，无论是学员还是军官，都在谈论美国使馆爆炸事件，大家都在激动的讨论着首领的来访。后来，毫无预兆地，周遭的一切就变得怪异起来。起初他们还认为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周围到处是一片明亮的白色。

    父亲解释说：“你们看到的是导弹发出来热量。”

    突然，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息，到处都是巨大的爆炸声，他们的耳膜都被震疼了。等他们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很多人都在四处乱跑的时候丧了命。他们看着自己的朋友被炸成了碎片。

    导弹所到之处无人能幸免，房子全被炸成了废墟，地上到处都是大弹坑。他们告诉我说我的沙特朋友也死了，他的遗体散落在一个大弹坑里。我问阿布·穆罕默德怎么样了，他们说他也被直接炸死了。阿布·穆罕默德是我通过阿布·祖布尔认识的一位沙特朋友。他们带我去看他遗体碎片所在的那个弹坑，我看到眼前的景象，心中的愤怒难以言表。我以前所听闻的种种消息使我迷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会儿觉得很痛恨美国人，一会儿又恨父亲。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被炸飞了，那场金属雨卷着他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最后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数弹片。他受了很重的重伤，但还是活过来了。我听说他的经历后震惊不已。

    那里的动物也跟着遭了殃。阿布·祖布尔为他那头黑白相间的母牛和小牛痛苦不已，那两条牛都被炸成了碎片。有人说看到那头母牛被炸弹卷上了天，炸得什么都没剩下，就连牛皮都见不着了。不过他们在训练营里找到了那头小牛的上半截身子。

    生活真是让人费解。后来很多天，那些勇敢的士兵一直都在谈论那头母牛和它孩子的死。

    清楚了美国使馆爆炸事件的更多细节之后，我更加动摇了。我想在父亲筹划发动更多袭击的时候，西方国家的政府一定是在谋划杀死我们全家。无论何时，只要一看到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我就担心有一天他们也会被导弹炸得粉身碎骨。

    那次的损失让父亲非常难过，但他很快就振奋起精神，跟过去一样作为最高领导去调查损失情况。我相信，父亲一定正谋划着报复。

    很多天来，和父亲还有他的下属待在一起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一直都是杀戮和死亡。我决定要谈谈杀人这个话题。我已经长大了，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直接提那些会让父亲生气的话题。我没有直接说我们最近遭遇的暴力杀戮，而是先问父亲：“父亲，苏联战争中你杀了多少人？”

    父亲没理我。

    我想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于是继续问到：“父亲，我真的想知道苏联战争中你杀了多少人。”

    父亲仍不理我，而我像个小孩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问他这个问题，我语速很快，口气很滑稽：“苏联战争中你杀了多少人？苏联战争中你杀了多少人？苏联战争中你杀了多少人？”

    听起来就我好像是疯了一样。不过我心里却一点儿也不害怕，那是我难得的一次一点儿也不担心父亲是否会处罚我：“父亲，你肯定杀人了。”

    父亲周围的将领和士兵都很吃惊，他们都没说话，不过都盯着我，就好像我是个疯子，大家要躲着点儿一样。包括他的儿子们在内，从没有人用这样不尊敬的语气对他们的首领说过话。

    父亲最后被我激怒了，终于回过头来看着我，用很坚定的语气说：“我是杀过人。我是领袖，我命令士兵杀人，我自己也杀过人。我杀的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很多人死在我手里，还有很多人死在我的命令之下。”

    父亲的回答并没有让我吃惊。但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于是我像个亢奋过度的停不下来的玩具一样继续问到：“父亲，父亲，这样的杀戮和战争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我出生之前你就已经在打仗了，你为什么不换一种生活？你为什么不坐下来谈谈呢？为什么不休战呢？我讨厌打仗！我们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我甚至开始哽咽了，“我想离开这里！我想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求求您了，让我走吧！”

    那些士兵不知道该做什么，只好陆陆续续都离开了，可能他们觉得我是太痛苦了，所以精神崩溃了。事实上，我可能真的崩溃了。

    父亲还是很冷静：“儿子，你的职责就是留在我身边。我需要让我的儿子们留在我身边。我不想再谈这个话题。”

    父亲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很不满意，但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放弃，我会坚持到让父亲允许我离开。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告诉我，我那时的确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了。我开始鬼鬼祟祟地去坎大哈各个地区等父亲。如果他去了某个办公室，我就会在外面等他出来。他一出来我就从藏身的地方跳出来像念祈祷文一样恳求他说：“我想离开这里！我必须离开这里！”

    父亲的声音一直都是那样低沉，他只是重复说他认为最合适的话：“不可以，你必须在这里。奥玛，如果你不在这里，那谁来继承我的位子呢？你就像我的右手一样，我需要你。你以后会是我的副指挥官。”

    “不，父亲，我不是指挥官。我想到和平的世界里去生活，我想接受教育，我不想打仗，我想要自由。”我突然想起那些被炸得肢体残缺不全、无法安葬的朋友，于是我说：“我不想被别人杀死。”

    几天后，有一次我正走在父亲身后，突然觉得好像我马上就要像阿布·穆罕默德一样被巡航导弹炸成碎片，于是我开始自言自语，不过我的声音很大，父亲可以清楚地听到我说的每一个字：

    “我想知道父亲您什么时候停止这场战争？父亲，您什么时候停止这场战争？”

    最后父亲终于受不了了。他很生气地转过身来看着我说：“奥玛！你怎么能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呢？你会问一个穆斯林他什么时候会停下来不再向真主祷告吗？我会坚持战斗到死的那天！我会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我永远不会放弃为正义而战！我永远不会放弃圣战！”父亲说完立刻转身飞快地走开了，最后大声地说了一句：“以后不许再谈这个话题！”

    我使父亲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父亲永远不会放弃圣战的，即使这意味着所有他爱的人，包括他的所有妻子、儿子都会因此而死，他也不会放弃的。我若要想从圣战中全身而退，就必须大胆，还得制定周密的计划。

    在我做出出格行为让父亲感到羞辱之后不久，父亲骑马时出了一次意外，受了重伤，这让我极有罪恶感。那天我和父亲激烈争吵之后，我的兄弟们和我，还有父亲的一些下属，包括塞赫尔吕，一起在我们坎大哈的院子里骑马。父亲也骑着一匹灰色的马出来了，那是我的兄弟奥斯曼的马，名叫塞科布。父亲看到我们之后就加入了我们。随后，我们开始在那个大概只有半英里长的场地上赛马。父亲右眼看不清东西，结果摔倒在围墙边上的一条大约有半码深的沟里——那条沟是用来倒垃圾的。当时父亲一心想追上我们，所以骑得很快，头朝下直接从马上栽了下来。

    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尖叫起来：“阿布·阿卜杜拉摔下去了！”父亲的亲信管他叫阿布·阿卜杜拉，意思是阿卜杜拉之父。

    所有人都立刻反应过来，调转马头去看父亲。我穿过众人，第一个来到父亲身边，帮父亲抬起头——我担心他摔坏了脖子。父亲没有说话，但从他苍白而痛苦的表情中我能看出来父亲伤得挺重。不过就像平常一样，父亲是不会承认自己有任何不舒服的。塞赫尔吕转身上马，说道：“我去找辆卡车来。”说完就飞快地骑着马消失了。

    此时父亲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拒绝让任何人去扶他。父亲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直到塞赫尔吕开着一辆红色卡车回来说：“扎瓦希里医生在恩哈姆扎家等我们。”他说的是哈丽雅阿姨家，那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父亲还是不让我们帮他，而是自己慢慢地爬到了卡车上。塞赫尔吕一直在车上踩着油门，父亲刚坐下去他就发动了车子。我们也立刻骑着马以最快的速度跟了过去。我们在那里忙着照看父亲的时候，奥斯曼的马跑开了，它没受伤，因为后来有人把它身上的缰绳抓住了。

    我们赶到的时候父亲正朝哈丽雅阿姨家走去。扎瓦希里医生很着急地催促我们把父亲送到最靠外的床上去。父亲一旦有了扎瓦希里医生的照料，我们就只能在旁边等着了。

    扎瓦希里医生最后终于对大家说，据他观察父亲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不过他还说：“他肋骨那里伤得很重。”他建议给父亲做X光，然后再进一步地检查。最后大家决定由最熟悉巴基斯坦的一个司机穿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线，去找最好的医生，然后把医生连同他的医疗设备一齐运回来，这样父亲就可以在坎大哈接受治疗了。

    第二天那个司机就带回来了一个著名的巴基斯坦外科大夫。他们照扎瓦希里医生的吩咐，把最新的医疗设备也一起运了回来。随后的检查证实了扎瓦希里医生的猜测，父亲的肋骨的确断了。正如大家所知，肋骨断了唯一的治疗办法只能是等着它自己重新长好。父亲心神不宁地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他的日常起居由母亲和另外两个阿姨照料。那是他们自从和父亲结婚以来陪在父亲身边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

    父亲从小就很擅长骑术，所以他对那次意外事故觉得难以置信。我记得有一天坐在他身边时，他讽刺地笑着说：“儿子，美国人想要我的命好多年了，他们用了所有最先进、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强大的美国没能伤到我一根汗毛，但是小小的一匹马却几乎让我丧了命。生活真是神奇啊！儿子，生活真是太神奇了！”

    父亲好了之后看起来非常瘦，人也显得有些憔悴。那次受伤和之后这段时间的卧床不起让父亲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后来过了好几个月父亲才完全恢复。

    虽然塞科布没受伤，但是我们都不想再看到它，于是作为礼物它被送给了某个我不认识的阿富汗人。

    父亲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复杂的地方，比如他和塔利班头目奥马尔的关系。阿富汗是一个极危险的国家，父亲担心奥马尔可能会遭到和诺瓦拉赫毛拉一样的命运，那我们就会再次失去一个强有力的保护。阿富汗人从来没忘记过父亲虽然是阿拉伯人，但他不属于阿富汗任何一个部落。这个事实削弱了父亲的地位。

    父亲的居住地常常变换，而且他很少在同一张床上睡两个晚上，因此他的敌人很难猜到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奥马尔和父亲不同，他很少离开自己在坎大哈的家，任何一个想要刺杀他的人都能很容易地找到他。

    经历了喀土穆的暗杀事件之后，父亲经常提醒我们说要进行圣战就必须永远保持警惕。实际上，父亲曾尝试着劝说奥马尔，想让他明白经常变换居住地的重要性，可是那位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并未听从父亲的建议。奥马尔是一个坚定的宿命论者，他认为真主决定了要发生的事就一定会发生的，他说自己睡得很踏实，从来不会担心潜在的暗杀危险。

    后来有一天，一辆大运水车停在了奥马尔在坎大哈的家门口。在那里出现那样的大水车很不寻常，因为奥马尔自家有一条输水管道，然而当时却没人注意到那辆车。没多久那里就爆炸了，奥马尔家也被炸了，他有三个妻子，其中两个被炸死了，还有两个兄弟也被炸死了，他的部下死伤无数。那一大片区域到处都是被炸飞了的人的肢体，不过奥马尔本人只受了一点儿轻伤。

    即使是经过了那次的危险之后，奥马尔仍然保留着以前的习惯。他的部下说他晚上仍然像个婴儿一样一觉睡到天亮，他心里知道死亡这件事掌握在真主手中。

    美国大使馆爆炸、克林顿轰炸训练营之后不久，美国、沙特阿拉伯，还有其他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向塔利班施压，让他们把父亲从阿富汗驱逐出去。我还记得我们被苏丹驱逐时的痛苦经历，我觉得历史又要重演了。

    所有人都想抓住父亲，然后对他进行审判、处死他。我能看出来父亲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有些紧张。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去了。尽管也许还能去巴基斯坦和也门的一些偏僻地区，但是如果塔利班真要驱逐我们，那父亲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了。

    奥马尔不是那种会让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的人，但美国对阿富汗的攻击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有一天我正在父亲办公室里闲逛，突然父亲收到消息说奥马尔那天要来拜访。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父亲希望能给他留下个好印象，于是他急忙命令下属去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再把我们那里最大、最好的一个花园布置好作为会见奥马尔的地方。

    父亲穿上了正式的沙特长袍，在那里等着奥马尔的到来。那次会见非常重要，那是奥马尔首次离开自己家来见父亲。阿布·哈弗斯和扎瓦希里医生平常都是很冷静、很严肃的人，但我看到就算他们，脸上都出现了担忧的神色。我的兄弟们和我跟父亲一起紧张地等待着奥马尔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守卫过来说来了十二辆黑色有篷卡车，那些车的窗玻璃都是黑色的。那个车队驶进我们的院子时，谁都没有说话。车队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全副武装的塔利班士兵从车上走了下来。奥马尔神秘得出了名，很少有人看过他的照片，我的兄弟们和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过当他从车里走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立刻认出了他——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力量，一种不可征服的气质，这让他一下就跟他的随从区别开了。

    让我吃惊的是，眼前的这个人比父亲还要高还要瘦。以前我还从没看到过比父亲高的人。

    奥马尔穿的是典型的塔利班服装，上身是一件黑色背心，白色衬衫，他的衬衫非常白，很闪亮，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用最好的棉花做的。他头上缠着黑色头巾，只有一小撮又黑又硬的头发从头巾下露了出来。他的脸很有棱角，呈橄榄色。他的眉毛很浓，没怎么收拾，看起来让人觉得他眼神很凌厉。他的胡须厚实雄健，中等长度。他那上嘴唇完全被胡须盖住了。

    正如传闻所言，奥马尔的脸上有苏联战争期间留下来的几处伤疤。他的右眼眼眶有些下陷，另外右半边脸和前额上还有几处伤疤。在阿富汗这样一个战乱国家，这样的伤疤是一个男人荣誉的标志。

    尽管受了伤，奥马尔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知道他右眼失明之后我想到了父亲，父亲的右眼也是基本什么都看不到。我敢肯定他们俩肯定从没讨论过自己的这个共同点。

    父亲走了过去，对奥马尔说了一句伊斯兰常用的问候语“萨拉姆赐你和平”，然后和他握了握手。我很吃惊地发现父亲和奥马尔没有习惯性地亲吻彼此的脸，也没有拥抱——在我们的文化中，亲吻彼此的脸颊和拥抱是尊敬对方的表现。

    父亲带着他尊贵的客人去了母亲住处隔壁的花园，那是我们坎大哈院子里最好的一个花园。父亲的下属跟在他们后面，奥马尔的随从也是。当然，女人是不会出现在那里的。

    我的兄弟们和我跟着人群一起进去了，作为本·拉登的儿子，我们有权这样做。出乎我们的预料，奥马尔坐到了花园对面，这样他和父亲之间就隔了好多人。

    我心想，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奥马尔没有直接和父亲说话，而是讲他们的普什图语，然后让他随行的翻译把他说的话翻成阿拉伯语。父亲也会说普什图语，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重要的会谈上，他们不直接交流。

    虽然被对方怠慢了，但父亲还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表情显得如此敬重、耐心，他在等着听奥马尔会说什么。听他们讲话真是太难受了，他们俩说话的声音都很低，奥马尔的声音比父亲的还低。两人的相似性再次让我吃惊不已。

    奥马尔没有浪费时间，他很快就表明他为什么会破例离开家来见父亲。这位塔利班领导人对父亲的军事活动感到不满了。他只关心阿富汗国内的事务，不想引来外界的干涉，而且当时已经有人权组织对塔利班统治下妇女的生存状况表示不满了。

    “现在的政治形势很紧张，”奥马尔总结说，“你和你的手下最好能离开阿富汗。”

    父亲脸上的表情仍然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不过我知道父亲最不愿听到的就是被别人驱逐。父亲想了很久才回答奥马尔，他在仔细地斟酌着，最后他轻轻地说：

    “首领阁下，我在阿富汗度过了很多年，从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来阿富汗为这里的人民战斗。我从未忘记过这个国家，我后来又回来新建了一个村庄，我甚至把我的妻子、孩子和最好的朋友都带了过来。现在我们有几百人在这里。我怎么能轻易地把这么多人一下子搬走呢？我们能搬到什么地方去呢？”

    奥马尔重复说：“是时候你们该离开阿富汗了。”

    父亲停了一会儿，然后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地轻声问到：“过去苏丹政府允许我在那里住五年。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让我们再在阿富汗住一年半？”

    奥马尔静静地想了很久，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最后他终于说活了，一直说了许久。我不记得他到底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很详细地说了关于父亲继续留在阿富汗的支持和反对意见。

    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奥马尔接下来就会说让父亲离开的话了，关键时刻，父亲说出了触动穆斯林神经的话：“首领阁下，如果你迫于那些异教徒政府的压力让我们离开，那么你的决定就违背了伊斯兰教教义。”

    奥马尔一向以对伊斯兰教的绝对忠诚而著称，听到父亲的话后他脸上抽动了一下。他是不会愿意违背伊斯兰教教义的。他停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那一刻奥马尔选择了把宗教信仰置于其他所有因素之上，包括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他点头了。

    “奥萨玛首领，我同意你的请求。我将和苏丹政府一样给予你应有的礼遇。我邀请你在阿富汗再住一年半。这一年半期间，你好好安排你未来的去处，给你的家人另外找一个国家吧！”

    父亲再次得救了，他的智慧战胜了奥马尔。当父亲发现尽管自己对塔利班很忠诚，但是奥马尔仍然要驱逐他之后，父亲就一直小心谨慎地措辞，希望能借此改变他的想法，至少让他暂时改变主意。穆斯林不应该屈服于异教徒，置另一个穆斯林的利益于不顾，即使异教徒是正确的，穆斯林是错误的，也不可以。

    父亲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围在他们周围的人没有几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一切进展顺利。大家心里都想庆祝一下。

    父亲让人上菜，下属们把整只羊搁在大盘子里送了上来，同时送来的还有米饭和蔬菜。我们的食物供给有限，可是父亲和他的下属那天还是成功地准备了一个丰盛的晚宴。按照我们阿拉伯的风俗，父亲让仆人把最好的羊肉献给了那位塔利班领导人。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大为震惊：奥马尔临行前还羞辱了父亲，他很粗鲁地说他不饿。说完，那位塔利班领导人就大步离开了，没有向父亲说一句道别的话。他那一大批全副武装的随从也挎着枪跳进了自己的车里，车队很快就离开了。

    父亲的下属相互交换着疑惑的眼神——在我们阿拉伯世界，这样的羞辱是会引发部落战争的。然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忍受他的羞辱。奥马尔是整个阿富汗最有权势的人，他控制着阿富汗大部分地区，他的下属，也就是那些凶狠的塔利班士兵几乎会让所有人胆寒。尽管父亲的基地组织很强大，但是他也不敢和塔利班作对。跟塔利班对着干，他是赢不了的，父亲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白天会见奥马尔时父亲表现得是那么谦逊，见完后他却很高兴，因为他终于有时间好好安排一下将来了。被苏丹驱逐之后，父亲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安排一切。而现在他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制定计划。一年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父亲没吃晚饭，直接去见了他手下的高级将领。我和我的兄弟们去了母亲住的地方，去看家中的妇女和儿童有没有分到那场晚宴的食物。我们桌上很少出现那么好吃的东西。

    我承认父亲再次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让我感到很高兴，虽说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最好奥马尔下令让父亲一个小时之内就离开。不管怎样，我现在知道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父亲从事圣战了。如果在阿富汗待不下去了，父亲也会去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也不让他在那里待下去，那他还会去也门。如果也门也驱逐他，那他会到条件恶劣的沙漠里去，在那里策划反对西方。暴力圣战是父亲的生命，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一切都不重要。

    我唯一希望的只有奥马尔切断对父亲的支持后，父亲的圣战活动能少一些。可以肯定的是，在发生了之前的袭击以后，父亲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见过奥马尔之后，父亲加快了圣战活动，他在那条死胡同里越走越远了。在圣战之路上，父亲仍然是司机，我们仍然是乘客。不过我们的车每前进一步，命运在我眼前就更清晰一点。父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源济

第二十四章：奥玛：陷阱

    奥马尔来过之后不久，父亲就从一个巴基斯坦朋友那里收到消息说祖母正在从吉达飞往迪拜，她和穆罕默德·阿塔斯很快就要到我们这里了。祖母一路的行程由父亲一个住在沙特的兄弟负责安排，不过直到祖母到了迪拜父亲才知道她要到我们这来。

    我们住在喀土穆的时候祖母曾来看过我们几次，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听说我们不久就将在阿富汗的家中见到亲爱的祖母后，大家都很高兴，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母亲。母亲那时已经四十岁了，正怀着她的第十一个孩子。母亲很爱阿丽娅姑妈，把她视为自己的另一个母亲，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后母亲非常高兴，我已经很久没见她这么高兴了。

    祖母到的那天，父亲宣布说他要亲自开车去机场接祖母。我和他坐一辆车同去，其他兄弟和士兵坐别的车跟在后面。自从离开沙特阿拉伯以后，父亲就很少亲自开车了，所以我知道父亲是想以此向自己的母亲献上最高的荣誉。

    像往常一样，我们都带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榴弹袋，根本没考虑我们那些不熟悉这个军事世界的客人看到我们这身装扮会怎么想。在沙特阿拉伯，平民如果携带武器是要进监狱的，不过父亲和苏联人打仗期间，沙特王室允许父亲自由携带武器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父亲和我站在机场一旁看着飞机降落。尽管我学父亲那样表面上装得很平静、严肃，但其实我心里十分激动。突然，祖母和她的丈夫出现在了飞机门口，他们向我们挥了挥手，然后开始从临时转梯走下来。

    祖母的个头和多数妇女差不多，而父亲继承了自己亲生父亲的身高。祖母是一个很迷人的人，非常聪明，讲话的时候充满自信。父亲的继父穆罕默德·阿塔斯个子不高，大约五英尺八英寸（约172厘米），中等身材，头发花白，有胡子但没有络腮胡，长相和蔼，说话不多，对人很友好。

    我和父亲急忙走过去迎接他们。祖母在临时楼梯那里刚下到一半，很明显父亲已经注意到祖母把面纱揭开了，陌生人都能看到她的脸。于是父亲赶忙打手势让祖母把脸遮上。祖母好像有些吃惊，不过她还是把头巾拉过去把脸和眼睛遮上了。当然，这样她要继续走下来就变得困难了，她跌了一跤，差点儿从梯子上掉下来。我们急忙跑过去想把她扶住，不让她摔下来，但是祖母没等我们跑到她跟前就自己在将要摔倒的最后一瞬间站稳了。

    祖母很优雅地朝自己的儿子走过来，抓住父亲的手，随后两人就进入到他们母子的世界中。在那以前，我从没看到过真正开心时的父亲，然而那天我知道了，父亲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开心。

    父亲带着祖母和穆罕默德进了车队里最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然后让我到后面露天的地方去坐，好像车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四个人一样。其他车跟在我们的车后面。我趴在卡车的沿上，感觉好极了，简直想要庆祝一下。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训练营里士兵的习惯，一想到庆祝就想放枪，于是我朝天空放了好几枪。

    父亲不高兴了，他转身通过后面的车窗让我停下。我们到院子里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可怜的穆罕默德以为我们遇到袭击了，吓得浑身打战，父亲告诉他说那只是我在放枪玩之后他还是止不住地发抖。

    祖母和她的丈夫住到了最好的客房里，然后我们带他们去了母亲的住处。祖母带来了巧克力，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高兴极了，自从离开喀土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看到过巧克力。有几个小孩子连糖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看着他们吃甜甜的巧克力很好玩。

    父亲想办法弄到了一些日常用的好东西给自己的母亲和继父，这让父亲觉得很自豪，毕竟我们在阿富汗的食物供给通常都很差。父亲甚至还允许祖母和他的丈夫使用风扇。那时候我们坎大哈的院子里还是没有电，那里的夏天太热了，很多客人都热得难受。曾经有一些贵客差点儿被热晕了，那以后父亲才让人给最尊贵的客人提供使用电池的风扇。

    祖母和她的丈夫并没有使用那些风扇，倒是那些贵客和别人谈话或是吃饭的时候都想尽办法把脸凑得离风扇近点，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们在喀土穆时那些富裕的客人手里摇着扇子的模样。

    祖母他们抵达的第一个晚上是我们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的唯一一个夜晚，当时气氛很好，父亲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亲切地看着祖母，问道：“母亲，你还记得我小时候——还是在上小学以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只宠物山羊吗？”

    祖母高兴地点头说：“是的，儿子，”她回答说，“那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你丈夫不让我养羊。我求了他很多次，每次他都说不可以，说他绝不会让自己吉达的家中出现羊的。我求了他三四次以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于是他对我说，奥萨玛，如果你想养羊的话，你必须自己种一只羊出来。我听了他的话后非常疑惑，问他我要怎样做才能种一只羊出来。”

    穆罕默德开心地笑了，也想起了很久以前的那件事。

    “母亲，你的丈夫告诉我说下一次你妈妈给我们准备山羊肉做晚餐的时候，你把羊脚上的骨头拿去种在地上，要种到地下三英寸深的地方。他警告我说如果我不每天给羊骨头浇水，那就长不出羊来。”

    “当然，后来你给我们准备山羊肉的时候我就偷偷地拿了一根羊脚上的骨头，很虔诚地把那根骨头拿到花园里面去，挖了一个洞把它给种上了，后来我还每天都很勤快地给那块骨头浇水。过了几个星期，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长得像羊的东西长出来。我给那块羊骨头浇了几个星期的水以后，你的丈夫才告诉了我实话，他说他只是和我开个玩笑，那块骨头永远也不会长出我想要的山羊来。”

    父亲看了看我们兄弟，说：“儿子们，这就是为什么每次你们想要什么动物我都会尽量满足你们的愿望。”

    我突然想起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时候父亲买给我们的那些山羊，我第一次明白了父亲是通过送我们山羊来弥补自己小时候的愿望。

    父亲讲的故事让穆罕默德很开心，最后他说：“奥萨玛，我那时候不知道你会把我的话当真。如果我的话让你难过了，对不起。”

    父亲笑着说：“没事，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玩笑。”

    山羊的故事让穆罕默德记起了另外一件事：“奥萨玛，你还记得你骑牛的故事吗？”

    父亲笑着说：“记得。”看起来那件事让父亲很高兴。“大家知道我喜欢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特别想要一只自己的马，那种愿望比对种在花园里的山羊的渴望还要强烈。我不停地缠着母亲和穆罕默德让他们给我买马，但是他们都没把我的话当真。有一次我们在叙利亚度假，住在你母亲家，那天我正在和你母亲的兄弟们玩捉迷藏，突然我看到田地里有一头牛在吃草，我一时冲动就跳过围栏向那头牛走了过去。

    “那头牛长得非常高大，那时候它是我见过的最强壮的动物。我想骑那头牛，觉得骑牛应该和骑马差不多，而且我心想如果我的家人不给我买马，那也许我可以拥有一头牛。我慢慢地朝那头牛走过去，可是那头牛看到我之后没什么反应，让我以为它是习惯了跟人待在一起。我到了它身边之后它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继续在那里吃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悄悄地摸到它身边，然后一下子从地上跳到了它背上。那头牛随即就想用尽全力把我甩下去。我用双手抱住它的脖子，而它却反抗得更厉害了。它左冲右突，跑得飞快，一会儿扭动身子，一会儿掉头狂奔。那是我这一生中骑动物最危险的一次。尽管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受重伤了，但仍坚持着抓住它不放。我纠正了一下姿势，然后紧紧地抓住它，随着它一起跃动，我的脸和身体滑过地面的时候我都能闻到地上青草的味道了。

    “纳伊瓦的兄弟们在旁边看我，其他路过的人也都来看我骑牛。你母亲的兄弟们急忙跑回家，大叫着说奥萨玛从牛背上摔下来了。

    “当然，我把母亲和穆罕默德吓坏了。后来他们决定既然我想骑个什么东西，那就给我买一匹马吧，马比牛安全多了。”

    穆罕默德点了点头：“你知道你父亲，一旦他决定了要什么东西，他就一定要得到。如果得不到，他是绝不甘休的。”

    是的，我们都知道父亲性格中的这一方面。这种性格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根据我对父亲的了解，他的固执给他带来了很多难题。一旦他想要什么东西，他就永远不会放弃，即使他的愿望会带来不好的结果，甚至那结果意味着一切都会被毁坏，他也不会背弃初衷。

    不过，那天晚上是我们一家人少有的一次真正的聚会，我也没有抱怨什么。我很高兴能看到母亲安详、快乐的脸，平时一贯严肃的父亲那天晚上也大为不同。父亲平时对待所有事情的态度都很严肃，但是那天因为祖母在场，父亲看起来也和普通的儿子、普通的父亲和丈夫一样。母亲和祖母交换着殷情切切的眼神，我能感觉出来祖母很担心母亲。

    祖母他们到来的第一个晚上大家过得虽说开心，但是他们拜访期间的其他时间气氛却不那么好。我们后来才知道祖母那次不是只为来看望我们的，是法赫德国王让她来的。法赫德国王希望父亲对祖母的爱能影响父亲的决定，祖母来阿富汗是想劝父亲放弃圣战回家去。祖母说现在还为时未晚，法赫德国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答应如果父亲放弃圣战回去他不会让父亲坐牢，也不会把父亲交给美国人，并保证让父亲过上宁静的生活。

    父亲知道祖母完全相信法赫德国王的承诺，然而他自己却不相信法赫德国王的话。父亲坚信只要自己踏上沙特的土地，他下半辈子就得在监狱里过了，或者他们会把他交给美国人，这样美国人就可以公开审判他，就像审判那位盲人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那样——他被判了终生监禁。那些年里，父亲一再重申他宁愿死也不愿让美国人肮脏的手碰到自己。

    父亲很爱祖母，对祖母说的话他并没觉得生气，不过他回答说他永远不会回沙特阿拉伯，他的眼睛永远不会再看到沙特阿拉伯，他的脚永远不会再踏上吉达的街道。父亲说他和自己曾经深爱的那个沙特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个愉快的夜晚就这样在沉郁的气氛中结束了。两天后，祖母和穆罕默德·阿塔斯就离开了阿富汗。

    祖母的来访让我想要离开父亲、走出他为我选择的人生的愿望更加强烈了。随后我的一位好朋友阿布·哈迪的话更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有一天，他把我叫到边上很急切地对我说：“奥玛，你必须离开阿富汗。我听说他们正在筹划什么大事。你必须离开这里，奥玛，你还那么年轻，你从没伤害过谁。你必须离开，去过正常的生活。别再待在这里了。”

    如此说来，在经历了美国人的袭击、奥马尔的警告之后，父亲和他的下属仍还在谋划暴力活动。据阿布·哈迪所说，他们这次是想做一件比上次美国使馆爆炸更大的事，更多无辜的人将会死去，就像之前在非洲和阿富汗那样。那次美国的袭击中训练营里被炸死的并不全是受训士兵，有些人只是来看望朋友，或者仅仅是出于好奇到那里去看看的平民。

    阿布·哈迪不是会说谎的人。如果他认为我该离开，那我就真的该离开了。那天晚些时候，我把其他兄弟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听着，兄弟们，我得到秘密消息，他们现在正在筹划一件大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就是，如果我们离开，我们还能活命，如果留在这里就只有死路一条。”

    他们很快就同意了我的话，其中一个兄弟说：“如果父亲再发动一次袭击，那整个阿富汗都会被毁了的。”

    “我们必须逃命！”我说。

    他们都赞成，可是要怎么逃命呢？我们必须悄悄地离开，父亲现在变得很极端，如果他知道我们在计划逃跑，他会把我们都关起来的。

    我建议说：“父亲出去办事的时候，我们骑马逃到巴基斯坦。”

    大家点了点头。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都是优秀的骑手，另外我们还能轻易地找到马。而且我们都很熟悉那些山路。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看起来从托拉博拉山骑马到巴基斯坦这个主意不错。

    是的，我们要骑马去巴基斯坦，然后把那些马卖给某个富裕的地主，用卖马的钱坐飞机去苏丹。在苏丹待上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去环游世界！我们会喜欢那样的生活的。

    我们梦想着去做一件大事。我们是真的想逃跑，于是我们开始宰杀父亲的骆驼，把骆驼肉风干装在袋子里，这样它就不会变坏。只有阿布·哈迪知道我们的计划，他完全同意我们那么做。

    当然，想到母亲和其他小弟弟小妹妹们时，我们也会觉得有罪恶感。不过我们都知道母亲永远不会同意我们未经父亲许可而私自逃跑。如果父亲问，母亲肯定也不会对他撒谎，那我们的逃跑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我们都不愿去想象父亲发现我们的不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我们知道父亲认为我们都应该以最大的热情投入他的圣战事业，应该拿起武器去杀美国人，或者去杀任何一个父亲认为是自己敌人的人。

    我们知道母亲和那些小孩子有性别和年龄优势，父亲会尽量保护他们，于是我们的担心少了一些。另外，即使美国人再次发起攻击也不用太担心，我们记得父亲说过美国人永远不会故意袭击妇女和儿童。

    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好了足够路上用的食物。我很激动，我想离开已经想了好几年了。可对于我的兄弟们来说他们是第一次有逃跑这个想法，临到关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退缩了。

    其中一个人说：“父亲的势力无处不在，他一定会杀了我们的。”

    另外一个说：“阿富汗太危险了，每个灌木丛后面都有强盗，他们会抢我们的东西，然后把我们给杀了。”

    “我们必须冒这个险，”我说，“如果我们继续和父亲待在一起，我们都会死。我收到的消息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他们安静了下来。不久以后他们都退出了这个逃跑计划，每个人都开始躲着我。

    我想自己一个人离开，但是常识告诉我一个人走肯定活不下来。必须有一个放哨的。一个人走会遭到袭击，而且还很可能会被谋杀。阿富汗的人命太贱了。

    最后我决定去找阿布·哈迪，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尽管他觉得我年轻，应该离开这里，但他却说：“不，奥玛，我不能走。我要和你父亲在一起。”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十分难过。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在吃那些干骆驼肉，想着我失去的逃跑机会。不过我并没有放弃逃跑的想法。

    就在那段时间母亲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一天，看到她在厨房做饭，我突然产生一个很可怕的想法——也许母亲这次生孩子会出意外。

    母亲已经生了那么多孩子，现在她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而且这里还没有医疗保健，营养也不够，她的气色看起来早已不太对劲了。现在她开始抱怨了，可是过去这些年我从没听到母亲说过什么东西不好。这些年来，母亲遇到过很多困难，天气最热的时候没有空调，最冷的时候没有暖气，另外也没有现代化家电来储存、烹调食物和洗衣服，孩子们没有好东西吃，大家都没办法看病，母亲没办法和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保持联系。所有这些困难母亲都平静地接受了，她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然而，母亲一定也私下里怀疑过父亲选择的圣战之路。母亲和父亲结婚的时候是满怀希望的，那时她到一个富裕的国家去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开始全新的生活。尽管母亲拒绝承认，但是我知道母亲小时候的梦想并没有实现。

    突然我很庆幸我们没有逃跑，把母亲一个人丢下。父亲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圣战和其他事情上，母亲主要就得靠我了。

    就在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找人把母亲带离阿富汗，送回叙利亚，让母亲回到外祖母身边——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够得到适当的医疗护理。母亲最小的几个孩子必须和她一起离开；母亲有三个从三岁到九岁的孩子，漂亮的伊曼九岁了，可爱的拉丁六岁，乖巧的帕克海雅三岁。

    我想可能那些干骆驼肉还是有用的，于是我又开始制订第二个逃跑方案。这次我主要关注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的安全问题。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亲脑子里又在酝酿其他骇人听闻的计划了，他的那些计划将使我永远地离开他。

源济

第二十五章：纳伊瓦：年轻的婚礼

    当我听到他们在讨论结婚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儿子们已经长大了。奥玛和穆罕默德年龄还太小，不适合讨论结婚这个问题，不过他们明显受到了哥哥们谈话内容的影响。

    所有儿子中，现在只有阿卜杜拉和萨阿德结了婚。阿卜杜拉已经离开我们五六年了。阿丽娅姑妈上次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大儿子当爸爸了。我常常梦到我的孙子，虽说我还从没见过他。

    萨阿德和奥玛都去苏丹找过新娘，不过只有萨阿德成功了，带回了一个妻子，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结婚不到一年他们就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奥萨玛，这让我丈夫很满意。

    我常常不敢相信我和丈夫已经做祖父母了。这些年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呢？

    这段时间奥萨玛把比较大的几个男孩子召集起来，给了他们一些土地，让他们自己去种地、生产粮食，就像在苏丹的时候教他们的那样去做。我的丈夫认为我们的儿子可以通过种地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这样他们餐桌上就会有新鲜蔬菜，而且卖了出产的东西后还能有现金收入。

    我的儿子们都对种地不感兴趣，虽然他们对自己的父亲仍然很尊敬，但是每个人都回答说：“父亲，谢谢。我们会考虑这件事的。”他们没有继承奥萨玛对农业的热爱。

    奥玛很想要一个妻子，可他还没结婚；他常常问那些战士有没有谁知道哪个合适的人家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奥玛现在对找妻子已经不报什么希望，他的性格也更内向了。晚上他常常会消失几个小时，到沙漠里去骑马。我耐心地等着我们的儿子，如果他天亮才回来，我就等到天亮。作为母亲，我很担心他的安全。也许他会被某条毒蛇给咬了，或者他的马可能会摔到坑里。

    我有七个儿子，因此意外的事故并不少见。我记得有一次小穆罕默德在沙漠里跑着玩儿，然后就消失了。他掉到了一个很深的洞里面，昏迷了一整天。感谢真主，穆罕默德的兄弟们当时也在那片地区，过了一天，他们开始到处找他，最后在那个大洞里把他给找到了。当时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大概位置，那谁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他可能就会被狼吃掉。还有一次，萨阿德不小心翻了车，拉丁坐在车后座上，从车里爬出来的时候他的一只手已经骨折了。

    我想，如果奥玛在沙漠里发生什么意外，那就没人知道该去哪里找他。我的丈夫不反对奥玛到沙漠里骑马，还说他年轻的时候在沙特阿拉伯也常一个人去沙漠里骑马。我的丈夫似乎是因为奥玛孤傲的气质所以才特别喜欢他，他给奥玛起了一个绰号叫“阿尔法鲁克”，这是阿拉伯名字，意思是“剑”。

    很多人都觉得奥玛性格独特。奥萨玛的另一个妻子很看好奥玛，每次看到奥玛朝我们走来她就会说：“我们的智慧之父来了。”另一个妻子把奥玛叫做“慷慨的奥玛。”因为大家认为所有儿子中奥玛是最大方的，他会想尽办法节约钱，然后把这些钱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虽然我又怀孕了，但是我心里还想着除我之外的很多事情。

    实际上，1999年上半年奥萨玛就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法蒂玛和他跟西哈姆的女儿卡蒂娅嫁人了。法蒂玛是1987年出生的，卡蒂娅比她小一岁。在我们的文化中，让这样年龄的小女孩结婚也很正常。另外，这个决定完全是奥萨玛自己做的。但我很高兴听说他跟奥玛商量过这件事。他还让我们聪明的奥玛指出他认识的战士中谁是最勇敢的。我的丈夫让奥玛给自己的两个女儿挑选丈夫。

    奥玛给她们挑选丈夫的时候非常审慎，他仔细地观察了那些在他父亲手下工作的人，最后推荐了两个沙特士兵，穆罕默德和阿卜杜拉。他认为他们俩很聪明，而且对人很好。这两个未来女婿都是沙特人，这让奥萨玛很高兴。两人都快三十岁了，其中一个是我丈夫的保镖，所以奥萨玛对他的了解比对别人多一些。

    奥玛建议让法蒂玛嫁给穆罕默德，卡蒂娅嫁给阿卜杜拉。确定了新郎人选之后，其他的事情都按照伊斯兰的传统进行了。奥萨玛和我还有西哈姆商量这件事，我们都赞同他的决定。

    按照规矩，奥萨玛分别把两个女儿叫去谈话，告诉她们他为她们挑选的丈夫。奥萨玛说话的时候很小心，完全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来做，他告诉女儿们说如果她们不喜欢他给她们挑的人，这个婚姻就不用继续下去，他会另外给她们挑一个丈夫。

    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很害羞地同意了，她们很愿意和父亲为她们挑选的丈夫结婚。奥萨玛安排他挑中的两个人和女儿们见了一次面，他们见面的时候是有人在旁边看着的。一旦我们的女儿和被选中的人都同意了这门婚事，那就要宣布他们订婚了。

    先举行的是我女儿法蒂玛的婚礼，她和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沙特人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我们坎大哈的家中举行。当然，婚礼上男女是分开的。那时候我们食物供给有限，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客人，只有米饭和蔬菜，和我们每天吃的一样。

    婚礼过后，我的女儿和她丈夫搬到院子里的一间房子去住了，就在我的住处附近，这让我很高兴。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和奥萨玛结婚的时候，我的母亲很犹豫要不要让自己的女儿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现在我第一次彻底理解了母亲当时的心情。

    奥玛看起来似乎特别孤单。虽然能有机会为妹妹们推荐新郎让他很高兴，但奥玛说婚礼上看到自己的妹妹这么小就嫁人，他很为她担心。

    奥玛说完，我就说我心里也有些担忧。法蒂玛年龄太小了，什么都不懂，一直完全由自己的母亲保护着。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她谁也不认识。另外，在我们的文化中，一女人需要有一个好丈夫来保护她。我只能祈祷她的丈夫穆罕默德是我小女儿最好的选择。

    法蒂玛婚礼几周过后，奥玛很严肃地来找我，说：“母亲，我希望你能去叙利亚生这个孩子。我会陪你去。”他停了一会儿，继续道：“我们带最小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去。”

    我很吃惊，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奥萨玛的妻子还没有谁有离开阿富汗的习惯。实际上，我已经在阿富汗生了一个孩子，我最小的女儿帕克海雅就是在阿富汗出生的。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要离开阿富汗。

    奥玛看起来很执着于他这个想法，一直催着我答应他。他说：“母亲，如果你不想去让父亲允许你离开，那我去跟父亲说。”

    我盯着我英俊的儿子，他棕色的眼睛里闪着坚毅的光芒。谁能想到我所有儿子中，最敏感的奥玛居然会是那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胆子越来越大的人呢？在奥萨玛的强权之下，想站在他面前和他对抗是很不容易的。我的儿子是一个勇敢的男人，看到他这么关心我和他的弟弟妹妹，我更爱他了。

源济

第二十六章：奥玛：结束的开始

    那十天时间里，我几乎找不到任何时间和父亲说话。从个性上来讲，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无论哪个儿子有什么想法，他都会立刻拒绝。所以我知道我需要单独和他说说我的情况，还要好好想想怎么说。我不能提阿布·哈迪说的话，不然他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我必须只谈母亲的健康，说她生孩子需要特殊的照料。不过单独和父亲谈话的机会实在太难找了，他总是被那些忠诚的部下围着。

    后来有一天，父亲突然召见所有士兵，我们兄弟也去了，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紧急情况。

    父亲说到了殉道的快乐，说对于穆斯林而言，为伊斯兰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是最光荣的事情。父亲说话的时候我看了看屋子里的人，看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我发现年龄比较大的士兵看起来似乎有些厌倦父亲说的话了，而那些刚加入基地组织的年轻士兵脸上的表情却异常激动。

    会议结束之后，父亲把所有儿子集中在一起，连最小的孩子也去了。他让平时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走开，这样一来，我想也许我有机会跟父亲谈谈母亲的健康问题了，我要和他说母亲生第十一个孩子时需要有一个好医生照顾她。

    那天父亲的心情少有得好，他刚刚顺利地结束了和部下的会谈。父亲一定有一种能够鼓动年轻士兵放弃自己生命的能力，因为我们走出会议室的时候看到几个年轻士兵正争着把自己的名字写到烈士名单上。

    父亲用激动的语气对我们说：“我的儿子们，坐下，坐下，围成一圈。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刚坐下，父亲就说：“儿子们，听着，清真寺墙上有一张纸，那张纸是为优秀的穆斯林准备的，上面写的都是自愿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

    父亲看着我们，眼中充满了期待。

    尽管没人说话，但那次我们都没有往地面看，而是望着父亲。就我而言，我是太震惊了，话到嘴边都说不出来了。

    父亲并没有说让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那张纸上，但他的话却分明在暗示我们这样做。此外，他那期待的表情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他会非常高兴的。

    大家都笔直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父亲重复了刚才说的话：“儿子们，清真寺墙上有一张纸，它是为自愿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准备的。要是谁想为伊斯兰献身，就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这时候我的一个小弟弟站了起来，他还太小，根本不明白生和死是什么概念。他很虔诚地朝父亲点了点头，然后就跑到清真寺里去了。那个小弟弟要去做自杀炸弹。

    我很生气，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说：“父亲，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去做这样的事呢？”

    过去几个月里，我越来越让父亲生气。我让父亲失望了，我不想要什么权力，我希望看到和平而不是战争。父亲盯着我，脸上带着明显的愤怒，他对我挥手说：“奥玛，我的儿子，你要知道的是，在我心中阿富汗整个国家任何一个男人或者男孩在我心里都一样重要。”他瞟了一眼我的兄弟们，说：“我其他的儿子也一样。”

    父亲的话的意思是：他对自己儿子的爱仅仅停留在躯体的层面，他的心里根本没有父爱这回事。

    这个事实让我痛苦不已。我终于知道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地位了，父亲对敌人的恨远远超过对自己儿子的爱。就是在那时，我觉得自己哪怕再浪费一分钟都是个大傻瓜。

    我知道我将要离开的是什么，而且我也要离开了。我离开的时候，我对父亲的想念绝不会超过他对我们的关心。我唯一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母亲还有弟弟妹妹和我一起离开。

    我们兄弟几个慢慢地走开了，只有最小的弟弟支持父亲圣战的骄傲。

    我又等了几天，一直看着父亲在那些屋子间走来走去。我一直潜伏在暗处，想找一个他周围没有五六个人围着的时候接近父亲。

    父亲没有和我打招呼，我也不管这么多了，径直上去跟他说：“父亲，我担心母亲的身体，她的年龄生孩子太危险了，您能允许我带她去外祖母那里吗？也许她在那里会安全一些。”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很快地看了我一眼。他这一眼让我看到，他对我的父爱已经减少到了危险的边缘。

    然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我太想带母亲离开了，那时我就像几年前因为不想整天生活在暴力之中那样纠缠着父亲。

    第二天，我又对父亲说了同样的话。

    我的请求还是一样，就是要父亲允许我把母亲带到一个好一点儿的地方去生孩子。我想尽办法每天至少跟他说一遍，有时说两遍，每次我跟父亲说话的时候他周围都有人，因为我找不到可以和他单独说话的机会。

    这样过了十天以后，父亲派了个人来叫我去见他。我小心地跟着那个人，心想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受够我了，要把我关起来。

    我到父亲的办公室时，父亲毫无表情，但我的话让他没法不说点什么了。“是的，奥玛，”父亲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你母亲可以去叙利亚生孩子。”他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最后给我一个改变主意的机会。

    “是的，父亲，我会带母亲去。”

    父亲双手指天，说：“记着，奥玛，这是你和真主之间的事。”

    换句话说，父亲认为我的离开意味着我对我的信仰不忠诚。我重复说：“是的，父亲。这是我和真主之间的事。我要带母亲去叙利亚。”

    父亲叹了口气，然后叫一个下属给了他一笔钱，他让我把他手里的那笔钱拿去：“如果你节省一点，这些钱够你去叙利亚了。你要负责你母亲的安全。”

    “那那些孩子呢？母亲能带最小的孩子们一起去叙利亚吗？”

    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然后说：“她可以带帕克海雅和阿卜杜勒·拉赫曼一起去。”

    帕克海雅只有两岁，父亲允许我们带她一起走我并不奇怪，阿卜杜勒·拉赫曼也需要和母亲在一起，但是还有其他孩子也需要母亲。

    “那伊曼呢？拉丁呢？”伊曼还是一个小女孩儿，只有九岁大。拉丁虽然快要六岁了，但是现在还只有五岁。他们俩胆子都很小，没有母亲在身边就会害怕。我不想把他们留下，因为一旦我们离开阿富汗，我就会想办法说服母亲不要再回来了。

    父亲太聪明了，他知道母亲受不了永远离开伊曼和拉丁。他说：“不，伊曼和贝克尔（拉丁的小名）必须和我在一起。你们只能带帕克海雅和阿卜杜勒·拉赫曼，不能再带其他人了。”

    于是，我又开始请求父亲允许我把那些小孩子也带走。然而父亲挥着一只手说：“不，你知道你最好别再问我。别再问我了。你们只能带帕克海雅和阿卜杜勒·拉赫曼。”

    我只好点点头。我已经尽力了，以后再考虑他们的问题吧。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把母亲带到安全的地方。

    得到父亲的许可，我马上开始着手准备，跑回去告诉母亲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虽然母亲从没说过想离开阿富汗，但我看到母亲听说这个消息后脸上明显流露出放松的表情，不过听说伊曼和拉丁不能和我们一起离开之后，她又变得难过起来。

    但是当时我没时间想这个问题。

    反正我们就要离开阿富汗了。

    在高兴的同时我们还是有些难过，当母亲和我告诉伊曼和拉丁我们要离开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又紧张又害怕。我们解释了好一会儿，小伊曼才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通常别人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不过拉丁和伊曼完全不一样，听说母亲要离开却把他留下时，他哭得很是伤心，难过极了，就连他将会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这个消息也无法让他高兴起来。

    我一直在想阿布·哈迪之前跟我说的大计划，我祈祷着希望父亲会放弃这个计划，或者至少把这个计划推迟到我把伊曼和拉丁带离阿富汗之后再执行。

    我们离开的那天颇费周折，拉丁一直缠着要我们带他走，最后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不停地哭，我每走一步他都跟在后面，抓着我的裤脚求我说：“哥哥，带我走！哥哥，带我走！”

    我曾想过趁没人注意偷偷地把他带走，让他别说话，把他放在车的后面盖住，不过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父亲和他的下属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们，他们的眼睛像鹰眼一样犀利，一切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另外，父亲还决定让我的妹妹法蒂玛和她丈夫穆罕默德跟我们一起走到巴基斯坦边境。

    说实话，我很开心。路上很危险，阿富汗到处都是土匪，不过要袭击三个全副武装的男人他们还是得三思而行。

    我跟母亲说我们该离开了。她慢慢地朝我走过来，法蒂玛在旁边扶着她。我的这个妹妹手里抱着帕克海雅。我负责开车，所以先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穆罕默德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坐前面，母亲和女孩们坐后面。

    这时候我突然看到父亲朝我们的车走来，我心跳一下子加速了，担心父亲又改变主意不让我们走了。还好，父亲只是来跟母亲道别的。他们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父亲就走了。

    离开父亲丝毫没有让我觉得难过，因为过去这些年里我一直在反对他。让我难过的是我们必须把伊曼和拉丁留在这里。把我的小弟弟小妹妹留在阿富汗等待未知的命运是我这一生做过的最困难的抉择。

    我开着车慢慢离开父亲和他充满暴力的生活。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父亲高大的身躯渐渐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那一刻，我知道我离开阿富汗不是为了寻找幸福，而是为了寻找和平。

源济

第二十七章：纳伊瓦：前往叙利亚

    当我从奥萨玛身边走向那辆黑色SUV时，我能感觉到奥萨玛看我的眼神。不知道我的丈夫会不会跟我道别，对于我的离开他最近什么都没说，这很不正常。没想到我刚坐到车后座上，我的丈夫就朝我走了过来，把头伸进窗子里看着穿着波尔卡的我。

    丈夫说的话让我惊讶不已。

    “纳伊瓦，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我都永远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太震惊了。离婚？我从没想过要和他离婚。我只是去叙利亚生孩子而已。

    奥萨玛接着说：“只要你能走了，就带着孩子回来。”

    “亲爱的丈夫，我会的，”我回答说，“我会尽快带着孩子回来。”

    奥萨玛笑了，他知道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没骗过他。

    奥玛和奥萨玛之间的问题很明显，奥玛没有回头和他父亲说话，奥萨玛也没有想要和自己儿子说几句话的意思。我不想探听我的丈夫和儿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俩平常都不爱说自己的事，不过一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导致了他们的分裂。自从奥玛十几岁以后，他的人生道路就离他父亲的越来越远了。我只希望时间能够让他们亲近起来。奥玛还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对他父亲的感情比其他孩子都要深，但是，如今他对父亲的感情已经被破坏了。

    奥玛发动引擎，把车开了出去。他梗着脖子，似乎是在下定决心不表露自己的感情。不过在最后一刻，我看到他脖子转过头来看了他父亲一眼。我也回过头去——我后悔那么做了，因为我刚好看到我的小儿子拉丁一个人孤单地站在路边，哭喊着要妈妈。伊曼站在他哥哥穆罕默德身旁，表现得很坚强。小拉丁伤心极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开始追着车跑，边跑边哀求他哥哥奥玛：“哥哥，请带我走吧！让我和妈妈一起走吧！哥哥，求求你了！”

    奥玛摇下车窗玻璃向他挥着手叫道：“我们下次回来带你走，拉丁，我们一定会的。”

    我这做母亲的心都碎了。我最小的两个孩子确实是害怕了，但是我前一天晚上已经跟他们谈过，并且向他们承诺：“我一定会回来的，勇敢些，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从没想过要永远离开我的孩子们。我会回来的。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女儿法蒂玛那边。我知道法蒂玛和她丈夫穆罕默德只送我们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地区，在那里，奥玛、帕克海雅、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我将改乘出租车到巴基斯坦的某个机场，然后再换乘飞机飞往叙利亚。“法蒂玛，”我说，“好好照顾伊曼和拉丁。”

    “我会的，妈妈，别担心。”

    很长时间里我们什么话都没再说，因为在阿富汗开车旅行既危险又累人，车上的人注意力全集中到了公路旁的山坡上。尽管奥萨玛让我们开了他最好最新的一辆车，一辆非常大非常好的SUV汽车，但是阿富汗的公路实在太危险了，车刚开了几公里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大棍子打了一顿那样难受。

    我怀孕七个月了，这可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我觉得很难受，不管怎么坐都不舒服。帕克海雅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所以我还要照看她。她不停地从我身上爬到法蒂玛那里，又从她那边爬过来。法蒂玛从记事开始就一直帮着带弟弟妹妹，她将来一定会是个好母亲。不过她还太年轻了，我希望她晚点儿再生孩子。

    法蒂玛的丈夫穆罕默德说我们要开三天的车才能到边境，这几天一路上都很危险。阿富汗现在还是很混乱，到处是部落战争，土匪恶霸随时都会跳出来抢劫行人。我们听说那些土匪常常会把抓到的人杀了。我尽量不去想这些让人担心的事，我知道我们一行三个男人都是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高手，另外他们每个人还带了一把手枪和大量手榴弹。当然，阿富汗所有男人都有武器，所以如果有人袭击我们，那他们肯定也是全副武装的。

    车上的男人们都不相互交谈，只是偶尔简短地说几句话，报告他们透过车窗看到的情况。奥玛坚持要开车，所以就由阿卜杜勒·拉赫曼负责查看左边的情况，穆罕默德负责留心右边的情况；法蒂玛也经常回头看看后面的情况，确保没有人在后面追我们。老实说，他们让我感到很安心。

    我尽量不去想如果遇袭我们该怎么办，脑子里却一直在回忆奥萨玛教我的那些关于武器的知识。我们搬到阿富汗以后，奥萨玛曾几次带我和他另几位妻子到一处空旷的地里，教我们怎样握枪、怎样打枪才能让子弹飞出去。我们都拿着他那支很沉的枪照他说的做了。但是奥萨玛很快就发现，对我们来说打他放在大石头上的靶子只不过是好玩儿而已。我不相信我们中有谁会需要去打那些目标。现在这一天终于降临了，我可能真的需要这样的技能，我真希望那时我能认真一点儿，学成一个善用枪支的女人。

    奥玛很担心我们的安全，太阳刚一落山，他就坚决要把车停到远离公路的地方休息了。黑暗对旅行者是最危险的。于是奥玛把车开离大路，爬过几座高山，最后停在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这样他们几个男人就能轮流站岗观察周围的情形了。

    我亲爱的法蒂玛坚持要和她丈夫睡在车旁的地上。阿卜杜勒·拉赫曼和他们睡在一起。奥玛拒绝休息，一直拿着他的大枪在放哨。我和小帕克海雅就像其他怀孕晚期的女人和小孩子一样，尽量舒适地睡在车内的狭小空间里。

    我们就这样开了三天两夜的车。一路上我们并不孤单，但恐惧、危险与不适却一直伴随着我们。

    三天后，我们都需要好好洗个澡了，但是大家谁都没在意这件事，最重要的是我们安全抵达了。让人难过的是，我们即将要和法蒂玛和穆罕默德说再见了。穆罕默德说他要到巴基斯坦那边的边境休息一下，然后直接开车回去。我想不出他怎么能够做到，但是，看得出，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强壮的意志坚定的男人。如果有人可以做到，那人一定是穆罕默德。

    在巴基斯坦余下的路上，奥玛、帕克海雅、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我乘了一辆出租车。我不禁把这次旅行和以前做对比，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长长的黑色大车里，周围有很多护卫。现在我们很穷，而且再也享受不到特殊待遇了。生活在很多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了。

    我们到机场搭乘了一架飞机飞往叙利亚。我们看起来都是可怜的旅行者，浑身脏兮兮的，疲惫不堪。但我仍穿着波尔卡，没有人知道我就是纳伊瓦·甘耐姆·本·拉登。穿穆斯林妇女的服装还是有好处的。

    我看到我亲爱的妈妈和兄弟姐妹们时的快乐心情是语言无法形容的，要知道我和他们已经整整七年没见了。

    在经历了阿富汗的生活之后，叙利亚的生活简直太平静了，那里不会有激动人心的变化，这对我来说是好事。我一到娘家就开始休息。两个月后生下了第十一个孩子。我觉得自己很健康，又回到从前的那个我。我告诉奥玛他是对的，我这次生孩子的确需要好好照看。我刚出生的孩子是个女孩，叫努尔，这是奥萨玛给她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他那位于1994年去世的同母异父妹妹努尔。

   我看着怀里的小努尔，想到我已经和奥萨玛结婚二十五年，自己也四十一岁了，是十一个孩子的母亲。我十几岁还是个住在母亲家里的女孩时，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有十一个孩子。但无论如何，我爱我每一个孩子。

    那段时间奥玛一直在制定计划。我的儿子从没接受失去国籍这个事实，他的目标是重新回沙特阿拉伯。他父亲的家族给了他很多帮助，看起来他快要成功了，不过他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申请才能批下来。

    那时我注意到我的儿子不仅在给自己制定计划，而且他还在为家里其他人打算着。奥玛想回阿富汗只是因为他想把伊曼和拉丁接到叙利亚来。

    我找机会跟奥玛谈了一下，因为我希望他明白我不能抛下我的孩子。最后我对他说：“我的儿子，伊曼和拉丁必须留在阿富汗，我很快就回去看他们。他们不来这里，”我停了一下，看着我的小努尔，“努尔满三个月以后我就带她回阿富汗。”

    奥玛求我说：“母亲，我得到消息，说有大灾难要发生，你不能回阿富汗。”

    奥玛已经不止一次这样警告我了，但是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我还有六个孩子在阿富汗，而且我是一个从未违背过自己丈夫的妻子。“奥玛，我马上就回阿富汗。我的儿子，我的孩子和丈夫都在那里。”

    奥玛坚持道：“母亲，别回阿富汗好吗？那里马上就要有大灾难了。”

    “奥玛，如果有危险，那我更要回去。我的孩子还在那里，他们还小，他们需要母亲。”

    我们都没忘记伊曼和拉丁，奥玛突然说：“我一直睡不着。如果当时拉丁在后面跑的时候我停下车把他抱上车就好了。要是我当时把他抱上车就好了。”

    我看着自己的儿子，心里涌起一阵心酸。我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我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妻子，我和他生了很多孩子。我必须回到我该去的地方去，必须回到我的孩子们身边去。但奥玛和我不同，我这个最敏感的儿子从未接受过别人给他安排的生活。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他是永远不会开心的，可我担心离开了家人他也永远不会开心。

    奥萨玛很快就来电话了，问孩子是否平安出世了。他问奥玛准备什么时候带我们回阿富汗，我告诉他奥玛可能不会回去了。奥萨玛停顿了一下，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只说我应该准备从叙利亚乘飞机到巴基斯坦。他会派奥斯曼，我们的第五个儿子去接我。如果奥玛不回去，那就由奥斯曼负责照顾我。

    最后我还是要离开叙利亚了，奥玛继续留在那里等他的沙特护照，一旦拿到沙特护照他就去吉达，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就像他的哥哥阿卜杜拉那样。

    我离开之前，奥玛最后又恳求了我一番，但我的答案还是一样：“我必须回到我该去的地方去，我的儿子，我必须回到我的孩子们身边去。”

    就这样吧！

    回程很不愉快，我把这段记忆从大脑中删除了。我对奥玛的想念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的这第四个儿子自从他十几岁以来一直是我最有力的保护人，可是现在他留在了叙利亚，而我却要一个人回去。我身边虽然有阿卜杜勒·拉赫曼和奥斯曼，但他们一路上都要忙着察看路上的情况，而我一个人得同时照顾一个婴儿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们俩一路上哭了很多次。

    尽管奥玛警告我说阿富汗即将发生大灾难，但回到我们在坎大哈的院子之后，我还是异常开心。

    我的丈夫很快就来看我和我们刚出生的孩子。小拉丁开心得蹦蹦跳跳，很高兴他妈妈又回来了。亲爱的伊曼也很开心，不过她只是安静地站在一边，等着我去抱她。奥萨玛其他妻子也很好，看到我回来她们也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聊天了。那时候是2000年年初，那一整年我一直都开开心心地和我的孩子们呆在一起。然而，我还是很想念那些不在我身边的孩子，尤其是奥玛。

    那年年底发生了一件让我们非常震惊的事：我的小儿子穆罕默德开始要求要结婚了，可他才刚满十五岁。

    穆罕默德宣称他爱上了阿布·哈弗斯的女儿。阿布·哈弗斯是我丈夫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手下级别最高的将领。穆罕默德并没有和阿布·哈弗斯的女儿一起玩过，但是他见过她，而且不可抑制地爱上了她。

    我的丈夫和阿布·哈弗斯告诉穆罕默德，他不能和阿布·哈弗斯的女儿结婚，因为他年龄太小了，那个女孩也太小了，她比穆罕默德还要小几岁。

    不过我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坚定的意志，不愿就这样被否决。他让他的父亲十分生气。丈夫和阿布·哈弗斯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同意让他的女儿在女伴的陪同下见穆罕默德一面，这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允许的。那两个孩子见面之后很喜欢对方，于是他们的父亲同意让他们先订婚，先订个长期的婚约——至少他们是这样打算的。

    他们宣布了穆罕默德和阿布·哈弗斯女儿订婚的消息，签署了一些文件。当然，因为穆罕默德和他的新娘都还未成年，所以不能接着办婚礼。

    所有人都希望正式订婚能让穆罕默德的情绪稳定一些，等到2002年他十七岁以后再正式结婚。我丈夫认为男人适合结婚的年龄是十七岁。

    但是，我们的儿子有他自己的想法。

    2000年十月的一天晚上，人们都在睡觉，坐立不安的穆罕默德溜下床，偷偷跑到我丈夫的马厩里牵了一匹马。他骑着那匹马穿过了一片极危险的地区，一直骑了六个小时，跋涉了三十多英里才从我们在乡下的院子到了坎大哈市区。他到阿布·哈弗斯家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阿布·哈弗斯被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惊醒了。

    他悄悄地跑过去看是否需要用枪。

    但他却看到是穆罕默德站在门外。穆罕默德胆子太大了，他大声嚷道：“我是来接我的新娘的。”

    穆罕默德比多数十几岁的孩子都要大胆，阿布·哈弗斯长得很高大，是一个无谓的勇士，而且他还是一个极为珍视家庭荣誉的父亲。

    穆罕默德很幸运，阿布·哈弗斯没有抽他一鞭子，而是把他请到了家里。此后穆罕默德一直不停地说话，想说服未来岳父让他尽快和他的女儿结婚。

    阿布·哈弗斯和穆罕默德一起到我们的院子来见奥萨玛。穆罕默德一个人大半夜冒着生命危险骑了那么远的路，他们俩都很担心。

    最后，两个父亲都让步了，他们认为这两个孩子之间的确存在着伟大的爱情。

    于是，奥萨玛和阿布·哈弗斯这两个在苏联战争时结成的好朋友，开始为他们的儿女筹划一场盛大的婚礼。我们的孩子都很高兴。最后这场婚礼成了一场重大事件，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做好各项准备。我们甚至还邀请了沙特阿拉伯的亲戚。他们决定穆罕默德的婚礼将于2001年1月举行，奥萨玛的母亲、他母亲的丈夫、以及她另一个儿子也要来坎大哈参加这次婚礼。

    很快就到1月了。我的儿子穆罕默德的婚礼上充满欢声笑语，人们个个都为那盛大的场面而兴高采烈。我从没见过奥萨玛这么高兴，他一直把阿布·哈弗斯当成自己的亲兄弟，这两个孩子的结合更是把我们两家人永远地联结在一起了。

    像往常一样，男女是分开庆祝的。婚礼过后，穆罕默德和他的新娘住到了我的住处附近，看起来他们是最幸福的一对新人。我爱我儿子的妻子，视她如己出。

    回到了阿富汗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使我格外高兴，以致于我几乎都忘了奥玛警告过我的即将到来的灾难。

源济

第二十八章：奥玛：重返沙特

    1999年年底到2000年年初的那四个月，我一直待在叙利亚，几乎什么都没做，唯一学会的只有等待。我下定决心要重新成为沙特公民。我从没接受过苏丹公民身份，过去我是沙特阿拉伯人，以后也是。

    我想把母亲和两个小弟弟妹妹带离阿富汗的努力失败了，母亲不愿意离开其他孩子，或者说不愿意离开自从她二十六年前嫁给父亲以后所知道的唯一一种生活。

    母亲离开之后，我就有些无所事事了，每天都在担心会听到父亲发动的什么灾难事件。还好，2000年年初的几个月就那样平静地过去了，没有听说阿富汗有人发起袭击。我开始想是不是阿布·哈迪搞错了，或者可能父亲现在变得更谨慎了，害怕如果一旦他再发动针对美国或者沙特的行动，奥马尔就会立刻把他驱逐出阿富汗。

    后来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好消息——我的沙特护照办下来了。我实在是太开心了，我终于重新获得了我出生时的名字，取回了我真正的国籍。我开心地咧嘴大笑，还好周围没人反对我这样做，也没人注意到我。

    重新成为沙特人带给我的快乐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马上着手制定计划，想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回到我热爱的土地上去。

    到达吉达的那一刻是我最开心的时刻。我离开这个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已经有整整八年了，那里的一切都那么好，漂亮的风景、好闻的味道、可爱的人民。我拜访了父亲的家族，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的梦想得以实现。况且，如果我不去找他们，我还能去哪儿呢？

    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过首先，我要去麦加的清真寺朝拜。感谢真主我没有被父亲的圣战之路诱惑，我虽然年轻，极具可塑性，但我成功地抵御了那条道路的诱惑，远离了充满暴力的生活。

    去了麦加以后，我重新回到了吉达。在那里的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开心，都在一步步开始我的新生活。那段时间里我见了很多本·拉登家族的亲戚，父亲故意让自己的孩子们远离自己父亲的家族，所以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他们。

    我见的亲戚中有一个名叫兰达·穆罕默德·本·拉登，她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我亲爱的阿姨，她比父亲小几岁。兰达阿姨并没有因为父亲而不喜欢我，而是将我揽到她双翼之下呵护。

    兰达阿姨是我认识的女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她有着成功而精彩的人生。她不仅是沙特阿拉伯第一个取得飞行许可证的女人，后来还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家里人生病都是由她照料的。

    不知为什么，兰达阿姨对我的生活很感兴趣。虽然我的本·拉登亲戚们已经给我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她坚持让我重新回学校上学，说如果我想成功就必须上学。在我上学这件事上兰达阿姨非常认真，她还给教育部打了电话，安排我去面试。我告诉她我会去的，不过结果会怎样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学校生活让我想起了很多可怕的回忆。

    多年来奥拜因·本·阿哈布学校的老师一直让我很气恼，特别是其中一个极其残忍的老师，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应该教小孩子。我决定回那所学校去，再见一见那个老师。以前他经常打我，我想没准我可以把他骗出学校来抽他一顿，让他也尝尝被人揍的滋味。

    小时候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刚走到学校门口，我就感到全身一阵颤栗。尽管我已经十九岁了，长成了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但我仍觉得自己好像还是那个无助的小孩。

    然而，我不会因此放弃去找那个残忍的老师，告诉他我的真实想法。让人失望的是，不久我就听说那个老师已经退休好多年了。他们都不肯告诉我他现在住在哪里，实际上，那些曾经虐待过我们几兄弟的老师，我一个都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知道复仇无望，我只好迈开大步离开了那里。

    那所学校让我想起了兰达阿姨给我安排好的面试，我决定要认真对待它。必须承认，我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十二岁时父亲就终止了我们的学校教育，后来只让我们学宗教。宗教教育是很重要，不过我知道正规教育也是事业成功所必须的。而且我发现我的那些本·拉登家族的堂哥堂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已经为生活做好了准备，而我却没有，这让我很难过。

    我决定接受兰达阿姨的建议。

    在我去教育部参加面试的路上，我迷路了。那个地区有很多高楼大厦，不幸的是，我最后走到了一栋有好几个电视公司的大楼里。我不知道自己走错地方了，还在那里惬意地走着，到处找教育部的大门。

    那栋楼里的一个保安起了疑心，过来让我给他看我的身份证。我什么都没想就把身份证给他了，他一看到我的名字就呆住了。在我承认自己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之后，他把我拘捕了。

    那个保安把我带到了哈拉斯报·瓦塔尼，那是沙特阿拉伯军方的一个办公室。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小屋子里，准备审问我。

    后来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要去电视大厦、我要去哪儿、我为什么要去那儿。那个拘捕我的保安开始撒谎，告诉那两个军官说他看到我鬼鬼祟祟地在大厦里四处察看，发现我好像是有什么阴谋。我知道那个保安已经开始陶醉于自己因为阻止了一次恐怖袭击而受到嘉奖的情形了。

    随后，在场的每个人都开始害怕起来。他们把我转移到另外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给那间屋子上了锁。我在里面等了六个小时，不知道该做什么，外面的人却不停地走回来看我。我不想让家里人觉得我是个麻烦制造者，觉得那太难堪了，所以也没要求给他们打电话。

    最后来了一个将军，我很幸运，那个将军非常聪明。他很冷静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了：实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要去教育部面试，但却迷路了，后来不知道自己进错了大楼，就在那楼里到处搜寻，希望能找到想去的地方。

    那个将军笑着说：“我看你不像恐怖分子。我相信你。”他站起来和我握了个手，然后就离开我的屋子，让他们把我放了。

    第二天，我回到那地区，找到了我要去的那座大厦。教育部部长人非常好，他很快就让我到一个学校注册。那个学校学生的平均年龄是7到12岁，不过他们有一个专门为像我这样没有机会完成学业的大龄学生开设的部门。

    第一天上课的日子到了。可以说，我从没像那天那样难堪过：我一个堂堂六英尺高的大男人，还要去上小学，和一群小孩子一起学习。校长明确说他不喜欢我，他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你的年龄不适合来这里，你连上特别班都嫌大了。站到一边去。”他命令我站到边上，等其他学生都进教室坐好以后我才可以进教学楼。

    那天晚些时候，那个校长发现我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对我的不满就更加强烈了。

    那校长让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他规定，如果上课铃响了我还没到教室里坐好，我就必须回家，不能上课了；但又命令我，要等到其他学生都进教室之后才能进学校，所以我几乎不可能准时到教室。

    我并不是那所学校里唯一一个被虐待的学生，里面所有12岁以上的学生都不受欢迎，尽管学校还专门为大龄学生设有教室。

    我告诉自己：“这是父亲带给我的。”

    我没有让那个老师打断我的学习计划，也没有反抗他的羞辱，熬过了那艰难的一年，上完了六年级，通过考试拿到了证书。

    从那以后，我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我知道沙特的老师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毕业的，我年龄太大，而且我还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

    即便没有接受完正式教育，我也会想办法努力取得事业的成功的。

    后来到了2000年10月12日，那天发生了美国“科尔”号军舰在也门亚丁湾遇袭的事件。当时“科尔”号军舰停下来等待加油，一只小船突然向它驶去，船上的人假装是友好的渔民，还朝着军舰上的美国水手挥手，那些美国人也向他们挥手回礼。小船划到军舰的左舷边上时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发生了大爆炸，军舰上十七名水手被炸死，另外有三十九人被炸伤。

    我感到一阵恶心。父亲是不是像非洲爆炸事件之后那样又在庆祝了？当然，我并不知道事情的所有真相，知道的也不比沙特的一般百姓更多。我已经不再作为基地组织内部的人，而是作为旁观者来看这件事。实际上，我更喜欢作为旁观者的感觉，但我也一直在担心母亲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没过几天，就有国际新闻报道说“科尔”号爆炸事件是父亲的基地组织策划的。这次事件难道就是阿布·哈迪跟我说起过的大灾难吗？直觉告诉我，这次还不是，因为尽管这次爆炸事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炸死了一些人，但是“科尔”号爆炸事件的破坏程度其实还比不上美国大使馆爆炸事件的破坏程度。阿布·哈迪当初说的话暗示即将到来的灾难将会更加惊人，我们是无法想象其严重性的。

    那段时间我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周围却没有人可以诉说。父亲在沙特的家族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提父亲和他所从事的活动。就连我同父同母的哥哥阿卜杜拉也很少提起父亲的名字。我同父异母的兄弟阿里和他母亲一起住在麦加，不过我和阿里联系不多，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童年时期的记忆充满了痛苦，大家都不想再去回想那段时间发生的事。

    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咀嚼着痛苦。阿布·哈迪的话还时常萦绕在我耳边，但我真的希望他所说的大灾难永远也不要发生。

    2000年12月期间，我的祖母阿丽娅姑妈和她的家人收到邀请，要他们去阿富汗参加我的弟弟穆罕默德的婚礼。能再见到自己的大儿子，祖母非常激动。

    毫无疑问，我没有收到参加婚礼的邀请。不过听说我的小弟弟穆罕默德要和阿布·哈弗斯的女儿结婚我觉得很惊讶，在我看来，他们俩都还是小孩子。

    弟弟穆罕默德的婚礼让我想到自己还没结婚。

    祖母参加完婚礼回来以后，让我去她家见她。我很想知道我的家人在阿富汗生活得怎么样，但祖母并没怎么谈到关于他们的事情，只说穆罕默德的婚礼很盛大，说穆罕默德也是世上最幸福的新郎。她还告诉我，家里所有人都很好。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之后祖母的话让我很是吃惊，她说：“奥玛，你离开阿富汗让你父亲非常生气，他命令你回去。”

    我一下子惊住了，我问祖母：“父亲为什么会生气呢？阿卜杜拉回沙特来住他也没生气啊，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

    祖母没说别的，只是说：“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为什么生气。他是你的父亲。回去吧，奥玛，你自己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你的父亲命令你回去。”

    这个意料之外的消息让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没有哪个儿子可以无视父亲这样直接的命令。然而，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下这样的命令的呢？

    我想到了各种可能性，也许父亲的命令和我的朋友阿布·哈迪有关，他是不是让人去调查我为什么没有回阿富汗了？是不是有人发现阿布·哈迪曾经向我提起过他们的秘密任务？虽然阿布·哈迪只说我应该离开阿富汗，其他什么都没说，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让他受到严重的惩罚，甚至会因背叛组织而被枪毙。

    父亲是不是问了母亲我都和她说过些什么？虽然母亲永远不会主动说关于我的事情，可如果父亲直接问她的话，她是不会对父亲撒谎的。

    我摇摆不定了一周以后，最终还是决定去做一件我曾说过自己永远不会做的事：回到阿富汗。

    不过这次回去我不会留太久，我得快去快回。

    路上困难重重，到阿富汗边境的时候我差点儿就打道回府了。我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星期，反复制订着行程计划，最后几乎要放弃了。为什么要让父亲这样影响我呢？我们心灵的联系早已被切断了。我觉得我的行动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也许我们最后的道别还不够决绝。

    历经路上种种艰难险阻之后，我终于看到了我们在坎大哈的院子。

    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看到我回来都发自内心地高兴，他们还以为我回来就不走了。我把母亲拉到一边，问她：“母亲，祖母说父亲命令我回来，你知道父亲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吗？”

    母亲摇了摇头说：“我没听说他下过这样的命令。”

    我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去找父亲。由于听祖母说过那样的话，我心想这次跟父亲见面肯定会很不愉快。

    我找了他一两天，可不知道他在哪里。

    最后，我看到父亲正在准备进行祷告前的清洗。我怕又错过了，急忙走过去，说：“父亲，我回来了，祖母告诉我说你必须看到我。”

    “我的儿子，”父亲竟然笑着回答我，“你不用回来的。其实你没必要回来的，路上还这么辛苦。”

    父亲说完就转身去洗脸、洗手、洗脚，然后就进清真寺做祷告了。

    我摇着头，十分困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走开了，去找我的朋友阿布·哈迪。

    看到我，阿布·哈迪并不高兴，他说：“奥玛，你来坎大哈干什么？”

    我告诉了他祖母的话和父亲见我时的反应。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往四周望了望，确定周围没人之后才悄悄对我说：“你也知道你父亲，奥玛，你祖母来参加婚礼的时候可能他想你了，觉得自己已经失去太多儿子了。很可能某一刻他很生气，于是就说了一些气话。而等你收到消息打算回来以后，中间已经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他脑子里早忘了自己还生过你的气。”

    我想阿布·哈迪的解释很有道理，有可能就是这样。

    然后，阿布·哈迪又开始对我说他以前就警告过我的事了：“奥玛，不要考虑留在这里，回到你的新生活中去吧。我们的大计划还在进行，它一定会发生的。你要离这里远远儿的，越远越好。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会死。”

    我的朋友再次用手来说明他想说的事，他说：“记住，奥玛，其他的任务只有这样的规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摸到了地面，“但是我们现在这项任务有这么大，”他这样说的时候手高高举过头顶，伸到了他的手能伸到的最高的地方。

    我被说服了。“可我母亲怎么办呢？”我提醒他道。

    “再试试说服你母亲离开这里。我不知道我们的大计划什么时候执行，但我觉得快了。”

    我相信阿布·哈迪。我必须离开这里，永远地离开，再也不回来了。

    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和母亲认真地谈了几次。这一次我们不能再以母亲怀孕为借口了，但我还是对她说：“母亲，如果你不能和我一起离开，那你也一定要想办法得到父亲的许可，让他允许你离开阿富汗。可能父亲会同意的。”

    母亲的眼中首次出现了担忧的神色。她一直天真地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我希望我的警告能使她开始理智地面对现实。

    我想最后再见父亲一次，再和他谈谈，让他同意把母亲和他的孩子们送到其他地方去。不过父亲总是那么忙，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单独地接近他。我从没见父亲这样忙过，几乎每时每刻都要接见来访者，或者是和下属商议事情，即便是在1998年非洲美国使馆爆炸事件之前他也没有这么忙。

    我不知道父亲这么忙是不是因为他正在筹划阿布·哈迪所说的大事。

    我和阿布·哈迪做了最后的道别。他对我说：“奥玛，我们不会再在尘世相见了，但我会在天堂里等着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士眼睛湿润了。

    末了，是最让人难受的时刻。和母亲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道别的时候，我心里异常沉重——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告别母亲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对她说：“母亲，请离开这里，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吧！”

源济

第二十九章：纳伊瓦：永别阿富汗

    奥玛这次回来让我又开始担心起来，我脑子里一直想着他的话。我第一次开始觉得奥玛说的可能是真的，我最好如他所说，离开阿富汗。实际上，那也是我嫁给奥萨玛之后第一次想要带着孩子回到叙利亚的家中。不过我还没有勇气找我的丈夫说这件事。

    我发现自己开始一直想着离开阿富汗这件事。但是，我不想把孩子们留下，至少要带那些还没结婚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曼、拉丁、帕克海雅和努尔——一起走。

    奥斯曼最近和一个士兵的女儿结了婚，这样一来，我就有四个儿女在阿富汗成家立业了：萨阿德、奥斯曼、穆罕默德和法蒂玛。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和我一起走的。

    我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跟奥萨玛说离开阿富汗这件事，直到最后我终于筋疲力尽了，奥玛的担心也成了我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最后我终于意识到，至少我应该试一试，这样我会比现在好受些。如果奥萨玛不同意，那我也无能为力，就不再做什么了，顺其自然地接受真主为我安排的一切。但是，如果奥萨玛同意让我离开，那我会觉得这应该是真主在告诉我我应该离开。

    到了八月，闷热的夏天终于过去了，这也是我跟奥萨玛谈谈的好机会。我不想再等下去，那样我会慢慢失去勇气，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问他：“奥萨玛，我能去叙利亚吗？”

    奥萨玛一动不动，他盯着我，思考着。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奥萨玛总说他所有的妻子都是自由的，只要想走就可以随时离开他。他说：“纳伊瓦，你想离开这里？”

    “是的，我的丈夫。我想去叙利亚，回到我妈妈身边。”

    我的丈夫和我都没有提到离婚，因为我原本也没想过要跟他离婚。我只想带着我最小的孩子们去叙利亚。

    奥萨玛说：“你确定你想离开这里么，纳伊瓦？”

    “我想去叙利亚。”

    他点了点头，表情有点儿难过，他说：“好吧，纳伊瓦，你可以去。”

    “我能带孩子们一起去吗？”

    “你可以带阿卜杜勒·拉赫曼、帕克海雅和努尔一起去。”

    “那伊曼和拉丁呢，我能带他们一起去吗？”

    “不，伊曼和拉丁不能和你一起去，他们属于他们的父亲。”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我是绝不能说服奥萨玛答应我带伊曼和拉丁一起走的，不过我从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我带他们俩走，他们都还很小啊。

    “好的。那我就带阿卜杜勒·拉赫曼、帕克海雅和努尔一起去。”

    奥萨玛说：“我来安排，你过几周再出发。”说完这句话，我的丈夫就转身开门离开了，好像我们刚才谈的不过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我开始怀疑了：也许奥玛错了，也许我不应该离开这里的。

    在我走之前，奥萨玛来看了我几次。他特地找了一个时间，跟我说了和我上次去叙利亚生孩子时一样的话：“纳伊瓦，我是永远不会和你离婚的。即使你听别人说我和你离婚了，那也不是真的。”

    我点了点头，我相信我的丈夫。我知道我们的家族关系保证了奥萨玛的忠诚，而且我也不想和他离婚。

    实际上，我离开的那天早上，我给了他一个圆形戒指，它代表了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些年。奥萨玛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先是我表哥，后来成为了我的丈夫，再之后是我孩子的父亲。

    2001年9月7日，我的儿子奥斯曼开车带着我离开了阿富汗，离开了我的儿子萨阿德、穆罕默德、拉丁和我的女儿法蒂玛、伊曼。看着我尚未成年的孩子慢慢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这个做母亲的难过极了。

    不过，我救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四岁的帕克海雅和两岁的努尔。

    穿越阿富汗险峻的山区时，我一直在祈祷世界能够和平，祈祷所有人的生活都能恢复正常。我相信这是所有母亲共同的心愿。

    对于我离开阿富汗之后发生的所有恐怖事件，我只能用一颗母亲的心去思考、去感受。每一个死去的孩子身后都有一颗痛苦无比的母亲的心。我们都不能看到我们的儿子成长为男人了，不能看到我们的女儿当上母亲了；再也看不到他们脸上的笑容了，不能替他们擦干脸上的泪水了。我这颗母亲的心能感受到每一个逝去的生命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我不仅仅为自己的孩子哭泣，也为所有母亲失去的孩子哭泣。

源济

第三十章：奥玛：9·11事件

    那天，熟睡中的我突然被一阵哭声惊醒。紧接着，又传来一个过分激动的声音。那天，我住在祖母在吉达的家中。叔叔突然闯到我房间里，声嘶力竭地叫道：“看看我哥哥都做了些什么！看看我哥哥都做了些什么！他把我们的生活全毁了！他把我们毁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叔叔继续叫道：“快来看！快来看看我的这个哥哥都做了些什么！看你父亲做了些什么！”

    我赶忙穿上衣服，跟着他去了一间有电视的屋子里，我看到屏幕上冒着烟的大厦。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美国遭到了大规模袭击。

    屏幕上的情景和电视里的声音都太恐怖了，我一时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虽然我的叔叔刚才已经表达了他的恐慌，但我们仍旧不敢相信一个我们都认识和热爱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发动如此灾难性的暴力事件。

    尽管阿布·哈迪已经警告过我，但我觉得，父亲似乎不可能是美国这场大灾难、大混乱的发动者。眼前这场袭击的规模实在太大了，只有和美国一样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才有可能策划出这样的袭击。这比我记忆中阿布·哈迪描述的大计划大多了，当时他先是把手放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对我说：“奥玛，美国使馆爆炸只有这样的规模，”然后他又把手伸到尽可能高的地方说，“我们下一次的任务有这么大。”

    这就是他所说的任务吗？肯定不是！

    然后我又想起一件如梦幻一般的事：前天晚上，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很奇怪，母亲说她接受了我的建议，鼓起勇气要求父亲让她离开阿富汗，并且她已经于9月7日离开了阿富汗，9月9日到了叙利亚。跟她一起离开阿富汗的还有两个婴孩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其他的孩子都还在阿富汗。

    “拉丁呢？”我问道。

    母亲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他和你父亲在一起。”

    我很担心那个小男孩的处境。

    看到眼前的灾难，想到父亲允许母亲离开阿富汗，我心里一阵战栗。是不是父亲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所以才让母亲离开阿富汗？

    看到纽约双子塔之后，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听说她也正在叙利亚看电视。不过母亲情绪太激动了，没办法正常交谈，我们只说了几句话就挂电话了。

    整个本·拉登家族的成员对这件事的反应都和母亲一样。大家都沉默了，没有谁再提这件事。我的叔叔再也没有说到任何关于父亲可能是这次袭击发动者的话。祖母拒绝去想自己的大儿子跟那一栋栋燃烧着的建筑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也找了一百万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不要相信父亲做了这样恐怖的事。我不希望父亲是要对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直到过了好几天以后，当父亲亲自承认这次袭击是由他主导的，我才知道我必须放弃幻想、放弃怀疑了。那一刻，我才从一直放任自己沉迷其中的梦境中醒过来了——我一直都希望全世界都弄错了，希望那恐怖的一天和父亲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听到父亲自己亲口承认发动袭击的磁带之后，我才开始面对现实，承认父亲是“9·11”事件的发动者。

    这一事实让我陷入了最深最深的黑洞。

    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总统布什是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们都在等待着，都想知道强大的美国军队会在什么时候作出反应。老实说，我很怕，想到我年轻的弟弟妹妹和他们在美国大规模轰炸之下的日子我就控制不住地害怕。

    家里没人有父亲的消息。过去无论何时，只要父亲愿意，他随时都能联系到我们。

    我们本·拉登家族的所有人那时都很沉默，很少有人说话，一个一个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最后，美国开始发动攻击，我们的猜测结束了。2001年10月7日，美国人开始报复，发动了一直持续到了11月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炸弹袭击。

    阿富汗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大量人群开始涌向阿富汗边境地区，希望能逃离轰炸。好几家阿拉伯报纸都报道了死去士兵的消息，因为那些士兵几乎全是阿拉伯人。我看到了阿布·哈弗斯的图像，听说有一颗炸弹把他家炸毁了。据推测，很多人和他一起被炸死了。我不知道我的弟弟穆罕默德和他年轻的妻子是不是也在死者之列。

    随后我看到了阿布·哈迪的一个模糊的画面从电视上闪过，他也被炸死了。我的思绪一直停留在他对我说我应该离开阿富汗，否则我就会死的那一刻。他是对的，现在他死了，我还活着。我记得他给自己准备了寿衣，而且随时随身带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给他穿上他的寿衣，然后再把他埋了。

    关于我的兄弟姐妹，我一点消息都没有，不过不断有报道说拍到了我那高大的父亲。奥斯曼和父亲差不多高，不知道卫星拍到的是不是我这个年轻的弟弟。

    据推测，父亲回到了托拉博拉山地区，回到了让他感觉最舒服的地方。我知道在那里要想找他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人比父亲更了解那些大山了，他认得那里所有的大石头，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大石头之间的距离。我听到有报道说父亲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到了巴基斯坦，然后他自己也去了巴基斯坦。

    我将永远为可怜的拉丁担心。我那个小弟弟是我们家所有孩子中最容易紧张、最容易害怕的一个，他刚满八岁，还那么小，根本离不开母亲。现在拉丁是不是正在那些大石头上和秘道中爬行呢？很久以前，父亲曾强迫我远足去巴基斯坦，那时我就是那样在那些大石头上和秘道中爬行。父亲不允许伊曼、拉丁和母亲一起离开阿富汗，这件事是最让我愤怒的。

    那些恐怖的时刻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这期间我有过许多失望的日子，也有过许多开心的日子。有人曾试图伤害我，我不会提他们的名字，但是也有很多人慷慨地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例如本·拉登家族的亲戚们、我母亲在叙利亚的亲属、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领导的埃及政府、卡塔尔统治者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和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等。

    母亲现在仍然活着，过得很好，在照顾她几个年幼的孩子。我觉得母亲幸存下来，我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至于我的兄弟姐妹，萨阿德、奥斯曼、穆罕默德、法蒂玛、伊曼和拉丁，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因为自从2001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而且，据我所知，我们家的人和他们也没有联系了。我结了两次婚，有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儿子，叫艾哈迈德。我亲爱的兰达阿姨最近因为卵巢癌去世了，大家都在哀悼她的离去。

    在这么些年的痛苦与失去中，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正视我的父亲奥萨玛·本·拉登。如今我知道，自从在阿富汗和苏联人打第一场仗的那天开始，父亲就一直在杀人。很久以前我在阿富汗当他的茶童时，他也曾向我承认过这一点。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了，那么现在，杀人这件事已经不会让他觉得难过或者高兴了吧！

    我和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他渴望战争，而我祈求和平。

    现在，我们都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都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父亲选择了他的人生道路，我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至少还属于我自己。

    我可以这样活下去。

    作者后记

    通常我的作品主要描写的都是过着戏剧化生活或是生活在高度危险中的女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因此我经常会收到一些人的请求，希望我能将他们的故事写下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很少会有故事能立刻引起我的兴趣。

    2008年春，我收到一封通过某出版商的网站发送过来的邮件，邮件的作者自称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家人——奥玛·本·拉登，是最终承认发起了袭击美国“9·11”事件的臭名昭著的奥萨玛·本·拉登的第四个儿子。奥玛在邮件中说，希望能通过我来公开自己的个人故事，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作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的成长经历。

    坦白地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并不情愿。“9·11”事件在我内心中留下了太大的阴影，让我一想起奥萨玛·本·拉登就怒火中烧。但出于好奇，我与他在埃及的儿子奥玛通了电话。

    我很快就了解到，奥玛的童年生活苦不堪言。在我们首次交谈后，我开始在网上搜索和奥玛有关的信息。虽然我对任何与冷酷无情的父亲一起生活的孩子都心存同情，但我最初的发现依然无法激起我写作的动力。奥萨玛·本·拉登的这个儿子引起人们关注的主要有两件事情：

    其一，媒体对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娶了一个年龄几乎是他两倍的女人，英国的街头小报在发现这一非同寻常的信息后欣喜若狂，一直冷酷无情地嘲讽这对夫妇。

    其二，更有意思的是，奥玛一直与父亲背道而驰：他的父亲将残害异教徒作为自己的生活，而他却一直勇敢地宣扬和平，反对暴力。这让人惊诧万分，因为据我对沙特阿拉伯男人的了解，他们从不敢公开反对自己的父亲。我个人曾经亲眼目睹过身居高位的王室王子在得知自己苍老的父亲即将到来时开始浑身颤抖。沙特阿拉伯人极其畏惧他们的父亲，这是沙特文化中令人称赞的一面，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中如此。

    奥玛在父亲宣扬暴力的同时却呼唤和平，这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还要拒绝他。这对父子引起了我的兴趣——奥萨玛·本·拉登是个什么样的父亲和丈夫？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为什么会不去考虑自己备受谴责的行为对于无辜孩子们的影响？在与奥玛通过电话交谈多次后，我的确发现奥萨玛·本·拉登本人及其家人们的生活有许多令人诧异之处。

    当本·拉登一家被迫逃离沙特阿拉伯时，奥玛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一家人不得不离开苏丹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后来全家人又从苏丹迁往当时还处于残忍野蛮的塔利班政权统治下的战火纷飞的阿富汗。由于父亲的行踪千变万化，奥玛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连续数年无法见到大家庭中的其他家人。

    奥玛似乎生来就是缔造和平的使者，但他毫无选择的权利，只能在恐怖分子集训营旁边长大成人。每当全家人又要搬迁时，他就要被迫抛弃自己心爱的马匹；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生活在愈加艰苦的环境中，却还要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怀孕所带来的痛苦和不便；有那么三四次，奥玛还几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他虽然深爱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却被迫和他们分开生活，其中有六个孩子被留在了阿富汗。

    我脑海中的问题有增无减——奥萨玛的儿子们是否曾经被迫参与战斗？他年幼的女儿们是不是已经被迫成婚？奥萨玛·本·拉登在自己的妻儿面前是冷漠残忍还是仁慈和蔼？在奥萨玛·本·拉登家族中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当然，奥萨玛·本·拉登对于他的个人生活一直隐藏得密不透风。而现在全世界忽然拥有了一次了解他的机会，了解这个还无权使个人隐私完全保密的男人身上不为人知的故事。

    据我观察发现，市面上所有与奥萨玛·本·拉登或其家人有关的书籍都没有得到过本·拉登家族中任何成员的合作。虽然卡门·本·拉登所著《豪门之内：我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值得一读，但卡门毕竟是嫁入这个家族的媳妇。她的畅销书中所描述的有趣故事大都是她本人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细节和她与丈夫——奥萨玛的同父异母兄弟纠缠不休的离婚纷争。

    史蒂夫·柯尔广受称赞的著作《本·拉登家族》一书内容严谨，编写巧妙，但作者依然没有获得本·拉登家族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虽然想要采访本·拉登家族的人源源不断，但他们却和也门的家族成员不同，极少会有人给予配合。家族内住在吉达的老一辈也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然而，在初稿基本定型后，我和朱莉·塔特仍试图与依然在世的本·拉登家族代表取得联系，对一些资料进行核实；最后通过联系他们的律师，终于使得他们同意对提交给他们的大多数问题予以回应……”

    不久后我就了解到，奥玛的母亲是本·拉登的大表妹，也是第一房妻子。虽然纳伊瓦早已和丈夫分居，但两人一直没有离婚。出乎我意料的是，纳伊瓦竟然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许多奥玛的故事。她这封信让我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因为我意识到她一定是鼓足了勇气才敢给一个素未相识的美国女人写信；在此之前我从奥玛那里得知，他的母亲是一位极端保守的穆斯林，一直过着与外界隔离的生活。这样一个女人是不会轻易主动接触西方人的。

    但纳伊瓦这位母亲却深以其感情细腻的儿子为荣，讲了许多描述奥玛性格和生活的甜蜜故事。在阅读纳伊瓦的信件时，我禁不住询问奥玛，她的母亲是否愿意将其信件公开。

    出人意料的是，纳伊瓦竟然同意了，但仅仅是因为她的儿子邀她参与进来。纳伊瓦并没有通过此书来攻击本·拉登的任何意思；实际上她同意讨论的话题依然有所限制。由于她的婚姻生活一直与外界隔绝，她对于战争的细节以及丈夫参与圣战的事情并不知情。但我想大家一定和我一样，依然想要迫切地了解奥萨玛·本·拉登的第一位也是地位最重要的妻子过着怎样的生活。

    忽然间一个想法让我为之一振——奥玛的故事会让这本书成为第一本由一位真正的本·拉登家族成员所写的书，而且这些故事也是唯一能够描述那位声名狼藉的恐怖分子的家庭生活真相的故事。

    我又和奥玛交谈了几次，询问他对于父亲的所作所为以及死去的无辜生命的真实感觉。如果奥玛认为他父亲的凶残行为合情合理，我绝不会同意为他出书。而且在阅读网上的一些文章时，我已发现奥玛并不赞成父亲的行为，并且明确表示出了自己对于暴力的痛恨。正是因为如此，他很长时间里似乎都无法接受自己的父亲策划了“9·11”事件及其他同样令人痛恨的暴力行为这一事实。我提醒自己说，也许大多数人都很难相信自己深爱的人能够参与到恐怖活动中去吧！

    一个儿子无法接受自己的父亲残忍剥夺无辜平民的性命，这很容易让人理解。而且在阿拉伯世界中，大众舆论的主要导向都是“阴谋论”，认为能够指控奥萨玛·本·拉登参与“9·11”的大多数证据都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而美国政府正是多数阿拉伯国家所憎恨的对象。实际上，很少有阿拉伯人会相信来自于华盛顿、伦敦、柏林或巴黎的任何报道。

    等到奥萨玛·本·拉登发布了宣称其为“9·11”事件及其他暴力行为负责的录音带后，奥玛才最终承认，自己的父亲的确发动了这些袭击行动。在一些录像中，这位年轻人似乎还未从震惊中恢复——虽然他也想相信父亲最好的那一面，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父亲并非恐怖分子这一希望。

    随着对奥萨玛·本·拉登及其家人的了解，而且随着奥玛长大，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地组织的领导者和战士，我在内心中告诉自己，这是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应该了解这个一手造成了无数无辜民众生命的人；而除了通过他的第一位妻子和第四个儿子，我们再也没有其他了解他的秘密世界的途径。

    ——简·萨森

源济

作者后记

附录一：奥萨玛·本·拉登家族介绍

    奥萨玛·本·拉登家族介绍

    关于本·拉登家族姓氏的写法说明：

    据奥玛·本·拉登的描述，他父亲的姓名通常都被误写，正确的写法应为“OssamaBinladen”。但出于方便的缘故，我决定采用全世界出版物中通用的写法，即“OsamabinLaden”。

    奥萨玛·本·拉登的父母

    阿丽娅·甘耐姆：

    奥萨玛的母亲阿丽娅于1943年出生于叙利亚的拉塔基亚，1956年嫁给穆罕默德·本·拉登后便搬到沙特阿拉伯居住。1957年2月15日，他们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奥萨玛出生在利雅德。在奥萨玛只有一岁的时候，阿丽娅再次怀孕，却被出了故障的洗衣机伤到，并在这次反常的事故中流产。阿丽娅在流产后不久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并获得准许。在阿拉伯世界里，离过婚的女人是无法独自生活的。阿丽娅后来嫁给了穆罕默德·阿塔斯——她前夫的迅速扩张的建筑公司中一位和蔼可亲又受人尊敬的员工。

    阿丽娅和穆罕默德·阿塔斯共育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奥萨玛和他的母亲、继父生活在一起，与四个弟弟妹妹共同在穆沙里夫区长大。也是在那里，他与自己的大表妹也是第一位新娘纳伊瓦成婚。

    据说，奥萨玛那仁慈善良的母亲阿丽娅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直至2009年年初，阿丽娅与穆罕默德都一直居住在奥萨玛成长的住宅中。

    穆罕默德·阿塔斯：

    奥萨玛的继父，出生于吉达一个传统的商人家庭。奥玛说，他是一位温柔善良的人，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尊敬、爱戴他，包括他的继子奥萨玛。

    穆罕默德·本·拉登：

    虽然关于奥萨玛·本·拉登父亲的生辰没有明确的记录，但大家都普遍认为他是在1906~1908年出生在位于也门东南部的哈德拉毛省的鲁巴特。在父亲意外去世后，穆罕默德便和自己的弟弟阿卜杜拉一起离开也门谋生。兄弟俩在经历了颇多挫折后，最终在沙特阿拉伯落脚。在那里，穆罕默德凭借他在许多建筑项目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沙特阿拉伯第一位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的信任。得到了国王的支持后，穆罕默德不久后就成立了沙特本·拉登集团，成为沙特阿拉伯最有实力的公司之一。后来公司的业务又迅速扩展到了周边地区的其他国家。越来越富有的穆罕默德·本·拉登迎娶了好几房妻子，成为22个儿子和33个女儿的父亲。奥玛说自己的父亲在22个儿子中排行18。1967年，穆罕默德·本·拉登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受伤，后来因伤情加重死去。

    妻子们

    纳伊瓦·甘耐姆,1974年成婚：　　

    纳伊瓦·甘耐姆于1958年出生在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是伊布拉西姆和纳比哈的孩子。伊布拉西姆在迎娶纳比哈之前曾经结过五次婚，但都遵循了一夫一妻制。在经历前几次的婚姻后，他只有一个叫做阿里的儿子。纳比哈是他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他们生育了五个孩子，按照年龄大小分别是：纳吉、纳伊瓦、纳比尔、阿哈麦德和雷拉。1974年，在纳伊瓦15岁的时候，她嫁给了她17岁的表哥奥萨玛。婚后四五个月，奥萨玛和母亲、继父一起来到了叙利亚，接走了纳伊瓦，带她来到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达的新家。伊布拉西姆与女儿同行，并在吉达居住了一段时间。

    纳伊瓦和奥萨玛一共有十一个孩子。后来，纳伊瓦随同丈夫从沙特阿拉伯来到苏丹，又迁到阿富汗。大概在2001年9月的7至9日间，纳伊瓦永远离开了阿富汗。现在她和家人一起住在叙利亚。和她一起居住的有她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和两个最小的女儿。

    赫蒂彻·沙里夫,1983年成婚：　　

    赫蒂彻比她的前夫奥萨玛大九岁，家人都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她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嫁给奥萨玛·本·拉登之前是一位教师，和奥萨玛共育有三个孩子。在苏丹生活期间，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并回到了沙特阿拉伯居住。迄今为止，她依然居住在那里。她最大的儿子阿里由于被控持有非法武器，仍在沙特阿拉伯坐牢。

    哈丽雅·萨巴,1985年成婚：

    哈丽雅一家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在纳伊瓦的安排下，哈丽雅成为奥萨玛的第三个妻子。结婚前，哈丽雅学习的专业是教育聋哑儿童，婚后育有一子，名为哈姆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哈丽雅一直和丈夫居住在阿富汗。没有人知道她和儿子是否躲过了2001年10月和11月美国对阿富汗的炸弹空袭。

    西哈姆·萨巴,1987年成婚：

    西哈姆一家同样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西哈姆是奥萨玛第四房妻子，并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在“9·11”事件发生后，她和丈夫、孩子们一起留在阿富汗生活。至于在随后美国的报复性袭击中，她和四个孩子是否存活了下来，尚无人知晓。

    第五次婚姻（取消）：

    在奥萨玛的第二个妻子与他离婚并返回沙特阿拉伯后不久，奥萨玛的第五次婚姻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然而，据纳伊瓦介绍，奥萨玛还未和新娘圆房就在两天内取消了此次婚姻。

    阿玛尔·阿尔萨达哈,2000年末或2001年初成婚：

    由于之前的婚姻宣告无效，阿玛尔算是奥萨玛在第六次婚姻中迎娶的第五房妻子。阿玛尔为奥萨玛生有一女，名为萨菲亚。2001年9月11日后，没有人知道她和孩子是否返回了也门，或者在美国轰炸阿富汗期间依然居住在阿富汗。

    与第一房妻子纳伊瓦·甘耐姆生育的孩子

    阿卜杜拉：

    纳伊瓦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的大儿子于1976年出生于吉达。由于阿卜杜拉是奥萨玛所有孩子中的长子，所以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高。到了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对影响家庭生活的诸多事务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1995年，他离开了自己在喀土穆的家人，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迎娶自己的表妹——缇阿伊芭·穆罕默德·本·拉登。随后，阿卜杜拉并没有带着新娘回到喀土穆，而是选择和妻儿留在吉达，并在那里经营着小本生意。虽然阿卜杜拉和他的母亲纳伊瓦联系密切，并常会去叙利亚看望她，但一直过着低调的生活，避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到2009年，阿卜杜拉年龄为33岁。

    阿卜杜勒·拉赫曼：

    纳伊瓦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奥萨玛的二儿子于1978年出生于吉达。据奥玛回忆，他这个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个才能出众的人，却不得不经历个人生活中的种种磨难。2001年9月，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母亲一起离开了阿富汗。他发现再也无法恢复自己的沙特国籍。因为得不到政府的官方允许，他很难找到工作，也无法合法结婚。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一位出色的马术师，现在与自己的母亲以及两个妹妹一起生活在拉塔基亚，像自己的哥哥一样躲避着公众的视线。2009年，阿卜杜勒·拉赫曼年龄为31岁。

    萨阿德：

    纳伊瓦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三儿子于1979年在吉达出生。萨阿德天生就是个爱说话的孩子，即便在成年后依然显得有些喋喋不休，为此经常惹怒他的兄弟和其他亲人。2001年，奥萨玛没有允许萨阿德、他的苏丹妻子和他们的儿子与纳伊瓦一起离开阿富汗。从那以后，曾有报道称，萨阿德在穿越伊朗时被逮捕并有可能遭到监禁，但并无确切证据可以证实此事。最近也有报道称萨阿德已被释放并离开伊朗，但依然没有人可以确定。事实上，就连纳伊瓦也不知道自己三儿子的下落。如果萨阿德在2009年依然在世，也已年满三十岁。

    奥玛：

    纳伊瓦第四个孩子也是四儿子于1981年生于吉达。在纳伊瓦的儿子当中，奥玛是与母亲关系最亲密的一个，也是最强烈反对他父亲和圣战的人。其实奥玛的梦想一直是通过组织和平运动来反对父亲的暴力活动，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消除文化及宗教冲突。

    2001年，奥玛永远离开了阿富汗，从那以后遇到过许多困难和挑战。虽然他成功地恢复了沙特公民的身份，但在事业上却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父亲做出了终止儿子们受教育的决定，奥玛要想在商界中站稳脚跟确实不太容易。在离开阿富汗后，奥玛结婚并育有一子，名为艾哈迈德。后来在去埃及旅行途中，奥玛结识了一个名叫珍妮·菲利克斯·布朗的英国女人，并深深爱上了她，这使得他的第一次婚姻走到了尽头。从此以后，奥玛变得更加积极地反对暴力运动，希望能够将“本·拉登”这个姓氏与“和平”而非“恐怖主义”联系起来。奥玛认为，如果能和妻子一起居住在英国，发动和平运动应该会容易些，于是向英国申请了婚姻签证。麻烦却接踵而至，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外界的强烈反应，被指责为寻求政治庇护的举动。最终，在宽容的卡塔尔政府的帮助下，奥玛和妻子在那里定居，并继续等待签证。在本书撰写期间，奥玛已经回到了沙特阿拉伯——他最爱的国家。2009年，奥玛年龄为28岁。

    奥斯曼：

    纳伊瓦的第五个孩子也是五儿子于1983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奥斯曼于2001年成婚，妻子的父亲曾被控刺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但从未被正式逮捕，而其兄弟因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处死。奥萨玛也没有允许奥斯曼和他的妻子与纳伊瓦一起离开阿富汗。有报道称奥斯曼与艾曼·阿尔扎瓦西里医生一起逃离了阿富汗，但也无确凿证据。纳伊瓦也不知道五儿子和他妻子的下落。如果奥斯曼还活着，2009年时年龄为26岁。

    穆罕默德：

    纳伊瓦的第六个孩子也是六儿子于1985年出生于吉达。据奥玛回忆，穆罕默德是父亲的基地组织头目继承人的第二人选（在奥玛公开表示反对暴力前，他一直是父亲的第一选择）。奥玛还说，在所有的兄弟当中，穆罕默德所具备的诸多素质使他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在父亲组织中担任要职的人。2000年，穆罕默德与父亲的亲近助手阿布·哈弗斯的女儿成婚。在奥萨玛的儿子当中，只有他最乐意和父亲一起留在阿富汗。纳伊瓦不知道他和他妻子的命运如何。如果穆罕默德在2009年尚在人世，年龄为24岁。

    法蒂玛：

    纳伊瓦的第七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女儿于1987年出生于麦地那。1999年，在法蒂玛十二岁的时候，奥萨玛将她许配给一个名为穆罕默德的沙特战士。在2001年10月份到11月份美国袭击阿富汗时，她的丈夫战死。虽然有人认为她现在居住在离父亲不远的巴基斯坦部落区，但纳伊瓦从未得到过大女儿的消息。如果她还活着，2009年时年龄为22岁。

    伊曼：

    纳伊瓦的第八个孩子，也就是二女儿，于1990年诞生于吉达。2001年9月9日，当母亲离开阿富汗时，伊曼只有十一岁。纳伊瓦请求奥萨玛将这个女儿一起带走，但奥萨玛拒绝了她的请求。纳伊瓦也不知道二女儿的下落。根据推测，如果伊曼躲过了2001年的空袭，她的父亲一定早已在她进入青春期前为她安排好了婚姻。如果2009年她依然在世，伊曼已年满十九岁，很有可能和父亲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如果已经结婚，就会和丈夫一起居住。

    拉丁（又名巴克尔）：

    纳伊瓦的第九个孩子，也是第七个儿子，于1993年在吉达出生。当时纳伊瓦为了生他专门从喀土穆乘飞机回到沙特阿拉伯。2001年9月9日，纳伊瓦离开阿富汗时，拉丁只有七岁，但奥萨玛依然没有允许纳伊瓦把这个最年幼的儿子带走。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且拉丁在2001年10月的空袭中幸存了下来，那么他现在应该和父亲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如果2009年还在世，那么他应该年满16岁了。

    帕克海雅：

    帕克海雅是纳伊瓦的第十个孩子，也是第三个女儿，于1997年出生于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1999年，当纳伊瓦前往叙利亚生第十一个孩子的时候，由于帕克海雅太过年幼，所以被允许和母亲同往。2001年9月9日，纳伊瓦离开阿富汗时也带走了帕克海雅。现在她们一起生活在叙利亚，帕克海雅现年12岁。

    努尔:

    纳伊瓦的第十一个孩子，也是第四个女儿，于1999年出生于叙利亚的拉塔基亚。2001年9月，当纳伊瓦离开阿富汗时，奥萨玛应她的要求，同意她带走了努尔和她的姐姐帕克海雅、一个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努尔现在和母亲一起居住在叙利亚，现年9岁。

    和第二个妻子赫蒂彻的孩子

    阿里：

    赫蒂彻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大儿子，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和奥萨玛离婚后，赫蒂彻离开了喀土穆，返回沙特阿拉伯生活。当时十岁大的阿里跟随母亲一起去了沙特，但第二年就回到喀土穆看望自己的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几年前，阿里被沙特警方逮捕，被控携带非法武器，在监狱里一待就是几年，且未经过任何审讯。2009年，阿里最终得以审讯并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但家人都相信阿里无罪。2009年这一年，阿里年龄为23岁。

    阿米尔：

    赫蒂彻和奥萨玛的第二个孩子，也是二儿子，于1990年在吉达出生。当赫蒂彻离开喀土穆返回沙特时，阿米尔和母亲一起离开，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如今阿米尔依然居住在沙特阿拉伯。2009年，阿米尔年龄为19岁。

    爱莎：

    赫蒂彻和奥萨玛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于1992年出生于苏丹的喀土穆。1993年，当赫蒂彻离开喀土穆返回沙特时，爱莎和母亲一起离开，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如今爱莎依然居住在沙特阿拉伯。2009年，爱莎年龄为17岁。

    与第三个妻子哈丽雅的孩子

    哈姆扎：

    哈丽雅与奥萨玛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于1989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至2001年，哈姆扎也是哈丽雅唯一的孩子。由于和父母一起留在了阿富汗，所以哈姆扎是否躲过了美国对阿富汗的空袭依然未知。2008年，基地组织对外公开了一段录音，外界认为讲话人正是哈姆扎。据奥玛称，这段录音早于2001年9月11日的几年前就录好了，那时哈姆扎还是个孩子。奥萨玛召集自愿录音的人，哈姆扎是奥萨玛的儿子当中唯一一个报名的。如果哈姆扎在2001年空袭后得以存活，那么目前应与父亲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区。若他在2009年依然在世，也就年满20岁了。

    与第四个妻子西哈姆的孩子

    卡蒂娅：

    西哈姆与奥萨玛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大女儿，于1988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1999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她与基地组织的一个名为阿卜杜拉的沙特战士成婚，那一年她只有11岁。卡蒂娅和母亲一起留在了阿富汗，而且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依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卡蒂娅是否在战争后幸存，但如果还活着的话，现在应该和丈夫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的父亲身边。如果2009年她依然在世，年龄应该为21岁。

    哈里德：

    西哈姆与奥萨玛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于1989年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出世。虽然他和母亲一起留在了阿富汗，但和他有关的信息很少。如果哈里德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幸存下来，现在很有可能和父母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2009年，哈里德应该年满20岁了。

    米里亚姆：

    西哈姆与奥萨玛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女儿，于1990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由于米里亚姆是早产儿，与纳伊瓦的女儿伊曼同一天出生，米里亚姆在婴幼儿时期的生活便充满磨难。虽然她和母亲一起留在了阿富汗，但有关她的消息也很少。若米里亚姆躲过了2001年的美军空袭，她的父亲应该会在她进入青春期时早早地安排好了一桩婚事，将她许配给基地组织的一名战士。也许现在她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到2009年，米里亚姆应该年满19岁。

    苏迈娅：

    西哈姆与奥萨玛的第四个孩子，也是三女儿，于1992年诞生于苏丹的喀土穆。有关她的信息不多，只知道她和母亲一起留在了阿富汗。如果她在2001年的美国空袭后得以幸存，她的父亲应该会在她进入青春期时早早地安排好了一桩婚事，将她许配给基地组织的一名战士。也许现在她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到2009年，苏迈娅如果还在世的话，应该年满17岁。

    与第五位妻子阿玛尔·阿尔萨达哈的孩子

    萨菲亚：

    阿玛尔与奥萨玛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大女儿。虽然萨菲亚的母亲是在纳伊瓦离开阿富汗之前与奥萨玛在阿富汗的坎大哈成婚，但与奥萨玛其他几桩婚姻不同的是，纳伊瓦对阿玛尔知之甚少。目前，还没有与阿玛尔·阿尔萨达哈及她的女儿萨菲亚有关的确切消息。有些报道称，奥萨玛已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前将阿玛尔和萨菲亚送回了也门，以保障她们的安全。但也有人说阿玛尔、萨菲亚和奥萨玛及家里其他人一起逃离了阿富汗，前往巴基斯坦生活。

    由于纳伊瓦和奥玛与家里人都已失去联系，目前没有任何属实信息可以公开。但如果阿玛尔和孩子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留在了阿富汗，并得以幸存下来，那么萨菲亚到2009年应年满8岁。

源济

附录二：奥萨玛·本·拉登大事记

    奥萨玛·本·拉登大事记

    以下日期均为1957~2009年与奥萨玛·本·拉登的个人、政治、军事及宗教行动有关的重要日期。

    1957年:1957年2月15日，周五：当日清晨，奥萨玛·本·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阿鲍德·本·拉登·阿尔卡塔尼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德出生，父母分别是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和阿丽娅·甘耐姆，在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22个儿子中排行18，是阿丽娅·甘耐姆的第一个孩子。父母双方的家人均来自也门的哈德拉毛省。年轻时的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在沙特阿拉伯定居，并成为沙特公民；而阿丽娅·甘耐姆一家则在叙利亚落脚，成为叙利亚公民。他们唯一的孩子奥萨玛生来就是沙特阿拉伯公民。

    *奥玛·本·拉登说，他的父亲告诉全家人，家族的姓氏其实应为阿尔卡塔尼，但祖父穆罕默德·本·拉登从未正式登记过这个姓氏。这一信息尚未在其他资料中发现相关记录。

    1959年：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和阿丽娅·甘耐姆离婚。阿丽娅取得了儿子奥萨玛的监护权，但奥萨玛依然是父亲家庭中的一份子。

    1959年：阿丽娅·甘耐姆与穆罕默德·阿塔斯成婚，并与第二任丈夫育有四个孩子。

    1963年：奥萨玛进入吉达的阿尔萨格模范学校的小学部读书，该学校是沙特阿拉伯教育水平最先进的学校之一。

    1966年：奥萨玛的父亲购买了家族第一架飞机。

    1967年：9月3日，在沙特阿拉伯的欧姆发生了一起飞机坠毁事故，奥萨玛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遇难。

    1974年：奥萨玛与纳伊瓦·甘耐姆成婚，那时纳伊瓦年仅16岁，奥萨玛17岁。纳伊瓦是奥萨玛母亲的侄女，也是奥萨玛第一个表妹。两人在纳伊瓦父母位于叙利亚的家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据纳伊瓦说，有些媒体报道并不准确，她并不是被强行嫁给奥萨玛的，他们的婚姻的确是基于爱情之上。领取结婚证后，纳伊瓦便跟随丈夫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这对新婚夫妇在奥萨玛的母亲和继父的家里居住了下来，奥萨玛同时继续着自己的学业。　　　　　　　　　　　　　　　　　　　　　　　　

    1974年：奥萨玛开始在父亲的大型国际建筑企业——沙特本·拉登集团中做兼职工作。

    1976年：奥萨玛进入吉达的阿卜杜·阿吉兹国王大学读书，专业为经济管理。在那几年中，中东的穆斯林世界正在经历一股“伊斯兰复兴”的思潮，被称作“萨尔瓦运动”。该运动在1967年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兴起，那时埃及、约旦和叙利亚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士气低下。奥萨玛就在这种政治变动中长大成人。

    1976年：奥萨玛和纳伊瓦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们的儿子阿卜杜拉。从那以后，奥萨玛最亲近的朋友和亲人都称他为“阿布·阿卜杜拉”，也就是“阿卜杜拉的父亲”的意思；同样，纳伊瓦的亲朋好友则称她为“阿姆·阿卜杜拉”，即“阿卜杜拉的母亲”。

    1978年：奥萨玛和纳伊瓦有了第二个孩子——他们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

    1979年：根据穆斯林历计算，1979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

    1979年：奥萨玛和纳伊瓦带着两个儿子游历了英国和美国，并在美国与阿卜杜拉·阿扎姆见面。阿卜杜拉·阿扎姆可以称得上是奥萨玛的第一位导师。当时他正在美国巡回演讲，为圣战组织招兵买马。在那几年里，奥萨玛对于圣战的热情渐渐燃起。在与阿卜杜拉·阿扎姆碰面后，他便与阿扎姆商讨自己在运动中可以担当的角色，并制定出了相应的计划。奥萨玛和纳伊瓦还带着生病的二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咨询了医学专家（有些作家称，阿卜杜勒·拉赫曼生来患有脑积水，也就是脑脊髓液过多，会挤压甚至破坏大脑。纳伊瓦对此并不承认，但奥玛说，他这个哥哥的确在生活方面遇到了特别的麻烦）。

    1979年：奥萨玛和纳伊瓦有了第三个儿子，命名为萨阿德。

    1979年：12月26日，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0年：奥萨玛称此次进攻乃“邪恶的共产主义者”所为，并通过组织慈善活动资助阿富汗战士——即外界所知的“圣战者”来予以反击。他的朋友兼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为达到这一目标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奥萨玛有家族财富的支撑和沙特政府的支持，成为该组织主要的资助者。

    1980年：奥萨玛开始频繁前往巴基斯坦，为那里的阿富汗穆斯林兄弟运输物资，提供帮助。从那以后，奥萨玛便广泛参与到了阿富汗抗击苏联的斗争之中，同时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以不耽误学校的课程和照顾家人。

    1980或1981年：参与圣战使奥萨玛愈加繁忙，他决定从大学退学，虽然那时他只差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他当时所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纳伊瓦说丈夫从没有学习过工程学方面的课程，虽然这一说法在外界很流行。）

    1981年：奥萨玛继续募资，并往巴基斯坦输运物资，以支持阿富汗抵抗苏联。

    1981年：三月，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四个儿子出世，起名为奥玛。

    1982年：奥萨玛·本·拉登更加广泛地参与进了阿富汗斗争中。随着苏联占领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而且“圣战者”（当时被分成了许多队伍）发起了游击战，苏联和阿富汗之间的战争发生了变化。从1980至1985年，俄方共发起九次进攻，双方对抗十分激烈。奥萨玛·本·拉登的朋友兼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负责招募阿拉伯士兵加入战争，他本人则在更多方面参与进来，为了援助圣战者，从海湾地区的富商那里筹资了数百万资金。

    1982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期间，奥萨玛结识了一些埃及的圣战者，认为他们可以激励沙特的年轻人。不久后，他们就成为奥萨玛的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五人分别是：穆罕默德·阿特夫（阿布·哈弗斯）、艾曼·阿尔扎瓦西里医生、阿布·乌拜达·阿尔班希里、阿卜杜拉·艾哈迈德·阿卜杜拉与奥玛·阿卜杜勒·拉赫曼。

    1983年：奥萨玛在吉达购买了一栋有12套公寓的大楼，让纳伊瓦和孩子们住了进去。

    1983年：奥萨玛迎娶了第二房妻子——吉达的一位名叫赫蒂彻·沙里夫的沙特女人。沙里夫一家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侯赛因一支的后裔（先知的女儿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阿勒哈桑，一个叫侯赛因。若某个沙特家庭是先知的后裔，都会阐明自己是阿勒哈桑或侯赛因一方。）

    1983年：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五个孩子，也是五儿子奥斯曼诞生。

    1984年：奥萨玛偶尔会带着两个妻子和孩子一起前往巴基斯坦，那样他们就可以在离阿富汗边境不远的白沙瓦市安身，住在宽敞的别墅里。

    1984年：奥萨玛和第二房妻子赫蒂彻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并将这个儿子命名为阿里。从此以后，赫蒂彻就会被称为“阿姆·阿里”（阿里的妈妈），但奥萨玛依然是“阿布·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的爸爸）。

    1984年：奥萨玛协助阿卜杜拉·阿扎姆建立起了服务局，负责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圣战战士分配到阿富汗各个战争队伍中去，或者与负责为圣战者搜集物资和武器的救援组织联系。

    1984年：奥萨玛在圣战中的参与愈加广泛，开始沿阿富汗边境建立起战士培训营。他还开始修建圣战所需的隧道、公路和训练营来帮助他的穆斯林兄弟反抗苏联侵略者。

    1985年：奥萨玛和第一位妻子纳伊瓦的第六个孩子穆罕默德出生。

    1986年：奥萨玛继续积极参与阿富汗对俄战争。他在阿富汗东部一个叫做贾吉的村庄附近建立起他的第一个军事基地，距巴基斯坦边境仅有十英里。该基地专为阿拉伯战士修建，被命名为“狮子洞穴”。在他频繁前往巴基斯坦的途中，奥萨玛经常会穿越巴基斯坦边境来到阿富汗，作为一名游击队员带领他的阿拉伯军队与苏联人抗争。

    1986年：为了让自己的亲生孩子也参与圣战，奥萨玛带着八岁的儿子阿卜杜拉来到了贾吉的作战基地。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却遭到家人和其他圣战领导者们的批评，说他不该让自己年幼的儿子冒战争的危险。但这只是个开始。后来有许多次，奥萨玛都出于个人对于圣战的热情，将并不热情的儿子推向圣战的前线。

    1986年：随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加入到阿富汗的战争中，奥萨玛逐渐拥有了政治意识，也变得更加活跃，开始思考自己在穆斯林生活中的使命，应该扩展到要在每一个方面为穆斯林谋福利。

    1987年：奥萨玛娶了第三房妻子——来自吉达的沙特女人哈丽雅·萨巴。哈丽雅是奥萨玛的第一位妻子纳伊瓦在奥萨玛的请求下帮他物色的。

    1987年：1987年春，在贾吉之战——阿拉伯战士对抗苏联人的战争后，奥萨玛确立了其沙特民族英雄的地位。

    1987年：奥萨玛迎娶第四房妻子——麦地那一位叫做西哈姆的沙特女人。西哈姆的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阿勒哈桑一支的后裔。西哈姆是奥萨玛手下的沙特士兵萨阿德的姐姐。萨阿德后来娶了本·拉登家族中奥萨玛的一个侄女为妻。

    1987年：奥萨玛在麦地那为本·拉登家族完成了一项规模较大的建筑项目，随后将三位妻子和孩子接到麦地那生活。

    1987年：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七个孩子法蒂玛出生。法蒂玛是家里诞生的第一个女孩。

    1988年：奥萨玛和第四位妻子西哈姆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女儿出生，取名为卡蒂娅。

    1988年：1988年8月，奥萨玛为了发展全球性的革命运动，成立了“基地军事组织”（后来简称为基地组织、基地）。那时，奥萨玛在阿拉伯世界里已经成为人民英雄。因此在奥萨玛的号召下，他的基地组织很容易就能招募到战士。

    1988年：奥萨玛代替了他的朋友兼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成为阿拉伯阿富汗人在白沙瓦的领导者。

    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退。

    1989年：奥萨玛带领大约100名战士回到沙特阿拉伯生活。

    1989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阿卜杜拉·阿扎姆和一个儿子被预先埋放在路边的炸弹炸死。在阿卜杜拉·阿扎姆死后，奥萨玛·本·拉登毫无争议地成为阿拉伯战士的头领。

    1989年：奥萨玛和第三位妻子哈丽雅的第一个孩子哈姆扎出生。

    1989年：奥萨玛和第四位妻子西哈姆的第二个孩子哈里德出生。

    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侯赛因攻打科威特。奥萨玛主动找到沙特王室，自愿提供军事援助和圣战战士去抵抗并击退萨达姆·侯赛因。奥萨玛对于该计划很有信心，认为一定可以说服王室明智地采用他的计划，于是开始训练军队保卫沙特王国。

    1990年：沙特政府同意美国组成多国联盟，其中包括许多穆斯林国家，来共同抗击萨达姆·侯赛因。美国开始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军队。

    1990年：奥萨玛被王室这一行为激怒，认为他们允许异教徒踏上沙特的神圣土地是对穆斯林世界的一种侮辱。他开始公开演讲或发表文章，反对沙特政权，这标志着他们之前的友好关系的终结。

    1990年：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八个孩子——女儿伊曼出生。

    1990年：奥萨玛和第四房妻子的第三个孩子——女儿米里亚姆诞生（与纳伊瓦的女儿伊曼同一天出生）。

    1990年：奥萨玛和第二房妻子哈丽雅的第二个孩子——儿子阿米尔出生。

    1990年：沙特政府想与奥萨玛议和，让他停止对王室的批评和攻击，终止军事行动。奥萨玛不仅予以拒绝，反而变本加厉地开展反对活动。沙特政府于是限制了奥萨玛的自由，命令他不准踏出沙特一步。

    1991年：由美国领导的联盟军加入了波斯湾战争。随后，美国在沙特建立了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奥萨玛和国内其他一些公众人物均公开反对美军长期驻扎在伊斯兰教中两个最神圣的地方——麦加和麦地那。反对沙特政府的声音愈加强烈，导致许多重要人物被逮捕并遭监禁。

    1991年：奥萨玛说服了王室中的一人批准他前往巴基斯坦一趟，以关闭当地的公司，并承诺一定会再回到沙特阿拉伯。

    1991年：奥萨玛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并未返回沙特阿拉伯，而是计划迁往苏丹的喀土穆。

    1991或1992年：1991年末或1992年初，奥萨玛迁往苏丹喀土穆。他的妻子们、孩子们和大约100名当时住在沙特阿拉伯的战士与他同往。

    1992年：得到苏丹政府的允许后，奥萨玛开始在苏丹广泛开展生意。

    1992年：奥萨玛开始带领更多居住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战士来到苏丹，一边为自己的企业工作，一边继续为了完成未来使命建设基地组织。

    1992年：奥萨玛和第二房妻子哈丽雅迎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女儿爱莎。

    1992年：12月29日，在也门亚丁港一家美国军队长期居住的旅馆发生了恐怖袭击。但就在同一天，美国士兵已经离开酒店，前往索马里，那时美国士兵正在当地从事人道主义任务。袭击造成两名奥地利游客死亡。恐怖主义分析专家认为，此次袭击是奥萨玛·本·拉登及基地组织发动的第一次恐怖袭击，虽然没有得到他们的证实。

    1992年：奥萨玛和第四房妻子西哈姆迎来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并将这个女儿命名为苏迈娅。

    1993年：10月，美国军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从事人道主义活动时遭遇伏击，造成18名美国士兵死亡。此次袭击后，奥萨玛·本·拉登称他和他的士兵对此次袭击负责，并嘲笑美国军队遭遇伏击后就从索马里撤退的懦弱举动。

    1993年：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九个孩子——儿子拉丁出生。纳伊瓦分娩后就回到喀土穆。奥萨玛改变主意，重新给儿子起名为“巴克尔”。从那以后，纳伊瓦和孩子们都叫这个孩子“拉丁”，而奥萨玛却称他为“巴克尔”，因此引起了一些混淆。

    1993年：其他军事组织开始来到苏丹与奥萨玛·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会合。苏丹是少有的几个可以接纳他们的国家之一。这些组织中有艾曼·穆罕默德·阿尔扎瓦希里医生领导的“圣战组织”、奥玛·阿卜杜勒·拉赫曼领导的“伊斯兰米亚组织”（奥玛在美国被逮捕并遭监禁后，他的儿子成为该组织的领导者）。这三个军事组织为了恢复“伊斯兰圣战“这一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目的是实现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

    1993年：奥萨玛的第二任妻子赫蒂彻向他提出离婚。奥萨玛同意了，并允许她带着三个孩子离开苏丹。赫蒂彻随后回到沙特阿拉伯生活。

    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遭遇炸弹袭击，造成6人死亡，1000人受伤。政府认为此事与基地组织有关，但由于缺乏证据无法控告奥萨玛·本·拉登或基地组织。但奥萨玛的同僚之一——盲人牧师奥玛·阿卜杜勒·拉赫曼曾被发现发出袭击美国公民的暴力行动的教令（奥玛·阿卜杜勒·拉赫曼于1993年6月24日遭逮捕，被控发动煽动性阴谋行动，并于1996年在监狱中被处以终身监禁）。

    1993或1994年初：奥萨玛·本·拉登与第三任妻子哈丽雅离婚后，在喀土穆举行了第五次婚礼，但此次婚姻在尚未圆房时便取消了。家人出于保护个人隐私而不愿透露婚姻取消的原因。

    1994年：沙特阿拉伯政府撤销奥萨玛·本·拉登的沙特公民身份。本·拉登家族中的兄弟与他断绝关系。奥萨玛在沙特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1994年：苏丹政府授予奥萨玛·本·拉登及其家人苏丹公民身份并发放给他们苏丹护照。

    1995年：6月26日，两个伊斯兰教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联手，据说试图趁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埃塞俄比亚参加“非洲统一组织”会议时刺杀他。刺杀行动失败，却导致埃及、沙特和美国方面给苏丹政府施压，要求驱逐奥萨玛和其他伊斯兰组织出境。

    1995年：奥萨玛·本·拉登给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特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号召对仍然驻扎在沙特的美国军队发起进攻。

    1995年：在沙特阿拉伯首府利雅德，一家由美国掌管的沙特国家保卫训练中心遭遇卡车炸弹袭击，造成五名美国人和两名印度人死亡。虽然奥萨玛称对此事件与他及其基地组织无关，但他热情赞扬了袭击者。

    1996年：5月，苏丹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将奥萨玛·本·拉登及其同僚驱逐出境。

    1996年：1996年5月，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高级指挥官及奥萨玛的儿子奥玛一行飞离喀土穆，去往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虽然媒体的报道有许多版本，但奥玛·本·拉登说他是陪同父亲的唯一一个儿子。他还提到，他们的飞机从沙特阿拉伯上空飞过，中途唯一一次停留是在伊朗为飞机添加燃料。

    1996年：四个沙特阿拉伯人因在利雅德发动卡车炸弹袭击杀死美国人及印度人遭逮捕。他们承认是受到奥萨玛·本·拉登的军事活动的鼓舞才做出此举。他们在利雅德的德伊勒广场——更为普遍地被称作“咔嚓广场”被砍头。

    1996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发布“绝密”命令，授权美国中央情报局可采取任何手段摧毁奥萨玛·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1996年：沙特阿拉伯达兰的美国军营“霍巴塔”大楼遭遇卡车炸弹袭击，造成19名美国兵死亡。虽然美国政府认为是奥萨玛·本·拉登发动此次袭击，但从未有证据证明奥萨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该对此次事件负责。

    1996年：奥萨玛·本·拉登签署并发布《圣战宣言》，该宣言概括了他的势力网的目标。他号召要将沙特政府赶下台，让伊斯兰教圣地不再受到外国人的打扰，支持所有伊斯兰革命组织，并将美国政府赶出阿拉伯半岛。

    1996年：9月，奥萨玛·本·拉登带着他的妻子孩子和阿富汗战士以及他们的妻子、孩子从苏丹迁往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说明：纳伊瓦和奥玛都记不太清他们辗转于阿富汗几个城市的具体时间，也记不清帕克海雅出生的确切日子了，因为阿拉伯人不像西方人这样庆祝生日。但他们确实记得下面列出的从1996年年末到1997年中期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

    1996年：奥萨玛·本·拉登将妻子送往阿富汗的托拉博拉山区。

    1997年：奥萨玛的家人偶尔会去贾拉拉巴德。就在那里，奥萨玛和纳伊瓦有了他们的第十个孩子——女儿帕克海雅。这个孩子在贾拉拉巴德的一家医院诞生。

    1997年：奥萨玛将家人安置在坎大哈的机场住宅区。他们一直在那里居住到2001年10月（在此期间也在阿富汗其他地区，包括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等地短期居住过，但最主要的住处还是坎大哈的机场住宅区）。

    1998年：虽然奥萨玛·本·拉登并非牧师，但他依然发布了号召攻击美国人的教令。经他签署的号召杀死美国人的声明中写道：“这是在任何一个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的所有穆斯林的责任。”

    1998年：6月8日，美国于1996年开始的针对奥萨玛·本·拉登的大陪审团调查终于出具一份最终起诉书，控告奥萨玛·本·拉登“密谋袭击美国防卫力量”。美国检察官指控奥萨玛·本·拉登为恐怖组织——“基地组织”的头目，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伊斯兰组织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1998年：一个自称为“埃及圣战组织”的组织警告美国，他们不久后会向美国人发送一则重要信息：“希望他们能够认真阅读，因为我们会在真主的帮助下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写下这一信息。”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两国大使馆同时遭汽车炸弹袭击，肯尼亚死亡人数高达213人，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超过4500人受伤。坦桑尼亚共有11人死亡，85人受伤（坦桑尼亚受害者中无美国人）。

    1998年：美国情报机构称，他们截获了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两名指挥官的电话通话。

    1998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头目奥马尔拒绝了沙特引渡奥萨玛·本·拉登的要求。

    1998年：8月20日，美国对奥萨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进行了报复行动，向基地组织训练营中发射了巡航导弹。在袭击前的两个小时，奥萨玛、他的儿子们和指挥官均离开霍斯特附近的一个训练营，前往喀布尔一所安全住宅。有资料称，只有六名战士被炸死。但奥玛·本·拉登说那天有三十名战士丧生。

    1998年：美国政府对奥萨玛·本·拉登、本·拉登的主要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阿提夫及其他嫌疑人发起公讼。奥萨玛和他的指挥官们被控袭击两所美国大使馆，并参与密谋其他袭击美国境外组织的恐怖活动。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捉拿奥萨玛·本·拉登和穆罕默德·阿提夫。

    1999年：奥玛·本·拉登，奥萨玛·本·拉登与他第一任妻子纳伊瓦的四儿子从阿尔·哈迪——奥萨玛最为信任的战士之一——那里得知他父亲的基地组织将会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阿尔·哈迪相信，此次袭击的规模必定非同凡响，会激起美国的报复欲望，甚至让他们恨不得杀死每一个与本·拉登有关的人。和父亲经过几次激烈的讨论之后，奥玛带着自己怀孕的母亲、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和小妹妹帕克海雅离开阿富汗，前往叙利亚。

    1999年年末：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十一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在叙利亚出生。奥萨玛为她取名为“努尔”，以纪念奥萨玛前几年去世的同父异母姐姐努尔。

    2000年年初：纳伊瓦带着两个小女儿和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回到坎大哈。奥玛留在了叙利亚，争取恢复自己的沙特国籍，四个月后即获批准。

    2000年：10月12日，也门亚丁港内的美国“科尔”号驱逐舰遭遇恐怖袭击，造成17名美国海军死亡。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并没有立刻反击，称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此次袭击为基地组织所为，但舆论普遍认为基地组织正是幕后指使者。

    2000年年末至2001年年初：奥萨玛·本·拉登第六次迈入婚姻殿堂，迎娶也门新娘阿玛尔·阿尔萨达哈。据说这位新娘只有十七岁。婚礼在阿富汗坎大哈举行。截止至本书撰写完毕，奥萨玛和阿玛尔只有一个名为萨菲亚的女儿。

    2001年：年初，忧心忡忡的奥玛回到阿富汗坎大哈，因为沙特阿拉伯的奶奶告诉他，父亲已经对他勃然大怒，命他马上返回阿富汗。

    2001年：4月末，奥玛在阿富汗短暂停留，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听说“一场大规模袭击即将开始”。奥玛试图说服母亲带着孩子离开阿富汗，但纳伊瓦还是留在了坎大哈。奥玛则永远离开了父亲和阿富汗。

    2001年：9月9日，纳伊瓦终于鼓起勇气带着两个年龄最小的女儿和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离开了奥萨玛。奥萨玛不允许她带走其他孩子。心烦意乱的纳伊瓦回到叙利亚，住在母亲家里。而纳伊瓦的其他孩子和他们的妻子们以及她的孙子孙女都和他们的父亲一起留在了阿富汗。

    2001年：9月11日，19名基地组织嫌疑人劫持了四架美国客机，并驾驶着它们撞向预先设定的美国目标，其中两架撞向世贸中心，撞毁大厦，造成上千人死亡；一架冲向了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楼；而最后一架则由于勇敢的乘客与劫机者的反抗没有成功地撞向预设目标，在宾夕法尼亚州一片空地上坠毁。此次袭击共夺去了大约三千人的性命。

    2001年：10月7日，美国大地上这幕悲剧发生的六个星期后，美国军队开始对阿富汗发动猛烈空袭。此次袭击极具毁灭性，几乎将基地组织夷为平地，并将其位于阿富汗的训练营全部炸毁。奥萨玛·本·拉登和他的指挥官和士兵们全部躲藏在托拉博拉山区，随后逃往巴基斯坦。数百名基地组织战士死亡，其中包括穆罕默德·阿提夫（阿布·哈弗斯），他在喀布尔的家中遇难。奥萨玛·本·拉登和艾曼·穆罕默德·阿尔扎瓦希里医生逃往巴基斯坦（纳伊瓦的孩子和奥萨玛·本·拉登的其他妻子和孩子们均下落不明）。就在此次袭击后，随着臭名昭著的奥马尔及其追随者逃往巴基斯坦，塔利班政权宣告瓦解。

    2004年：10月，奥萨玛·本·拉登公布一段录像，称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负责。

    2008年：奥萨玛·本·拉登公布一段录音，谴责侮辱了先知穆罕默德的画像的出版，并警告欧洲诸国它们将遭到猛烈袭击。

    2009年：1月，奥萨玛·本·拉登公布一段录音，催促穆斯林发动反对以色列的圣战。基地组织的这位头目发誓要开辟反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新战场。这段22分钟的录音包括他为所从事的战斗呼吁捐款的请求。

源济

附录三：基地组织二十年大事记：1988～2008年

    基地组织二十年大事记:1988~2008年

    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接近尾声，奥萨玛和身边的助手都开始计划将圣战范围扩展至全世界，以传播真主的福音，让全世界都服从穆斯林的统治。　　　

    奥萨玛的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是巴勒斯坦首屈一指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学者及神学家。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有必要建立起一个有组织的机构，让信徒们可以为建立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而斗争。但阿扎姆只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要将这一想法落实还是需要战士。奥萨玛召开了首次筹备会议，准备在自己的祖藉——巴基斯坦白沙瓦——成立“基地组织”。1988年8月，基地组织正式成立。

    奥萨玛的基地组织不仅有穆斯林队伍，也有军事武装队伍，且后者更胜一筹。随着到达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新成员的加入，奥萨玛将他们送往阿富汗境内的培训营，随后分别派遣至抗战前线的多个队伍中去。

    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奥萨玛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基地组织建立伊斯兰完美世界的目标中去。奥萨玛从沙特阿拉伯迁往苏丹，最终来到阿富汗后，让伊斯兰教成为全世界的宗教这一想法愈加强烈。基地组织慢慢地成为全世界广大无辜平民们的生命威胁。

    以下恐怖袭击活动均系基地组织策划或发动:

    1992年12月29日：也门，亚丁港:针对前往索马里的美国军人的袭击；亚丁港两家旅店均发生爆炸，虽然没有士兵死亡，但两名奥地利游客遇害。

    1993年10月4日：索马里:索马里民兵击落两架美国“黑鹰”直升机，造成18名美国兵死亡。

    1996年6月25日：沙特阿拉伯，达兰:美国军营“霍巴塔”大楼遭轰炸，造成19名美国兵死亡。

    1998年8月7日：肯尼亚、坦桑尼亚:美国驻两国大使馆遭汽车炸弹袭击，超过222人死亡，其中多数为非洲人。

    2000年10月12日：也门，亚丁港:两个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开着一艘小船撞向船坞中的美国“科尔”号驱逐舰，造成17名美国海军死亡。

    2001年9月11日：19名基地组织嫌疑人劫持了四架美国当地飞机。其中两架飞机撞向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大厦，一架冲往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楼，另一架飞机由于旅客群起反抗劫机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块空地上坠毁。关于遇难者人数有许多版本，其中最可靠的消息是，共有2986名无辜人员遇难。

    2002年2月1日：巴基斯坦，卡拉奇:美国记者丹尼尔·珀尔被绑架，并被斩首。

    2002年4月11日：突尼斯，杰尔巴岛:格雷巴犹太教堂被装有炸药的天然气卡车袭击，造成15位游客（其中14名德国人，一名法国人）和六个突尼斯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

    2002年10月12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自杀式炸弹袭击和汽车炸弹袭击引爆繁华的夜总会聚集区，造成200多人死亡，其中164人是游客，38人是印尼人。另有200多人受重伤。

    2002年11月28日：肯尼亚，蒙巴萨：一家以色列人开办的“天堂旅馆”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炸死十六人，同时两枚地对空导弹射向一架以色列包机，但未射中，许多人因此幸免于难。

    2003年5月12日：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在一系列针对外国人住宅区和美国人办公区的炸弹袭击中，共34人死亡。

    2003年5月16日：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一系列自杀性炸弹袭击炸毁一家西班牙餐厅、一家宾馆、一座犹太教堂和比利时领事馆，造成33人死亡。

    2003年8月5日：印度尼西亚，南雅加达: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在万豪酒店大厅外爆炸，造成12人死亡，150多人受伤。死者中有四名游客和八名印尼人。

    2003年11月15日及20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犹太教堂遭遇四次汽车炸弹袭击，造成57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2003~2008年：伊拉克:伊拉克的各个地区都遭遇了数百次基地组织袭击，造成数千名伊拉克无辜平民死亡。

    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马德里:马德里市内列车上十枚炸弹爆炸，造成190多人死亡，1800人受伤。

    2004年5月29日：沙特阿拉伯，阿尔库巴:四名恐怖分子袭击了炼油设施及外国人居住的“绿洲”住宅区，劫持50名外国人为人质，杀死了22人，其中一些人喉咙被割断。

    2004年6月18日：沙特阿拉伯:美国人保罗·约翰森遭绑架，被扣押为人质，后被砍头。

    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四名自杀性炸弹袭击者袭击了伦敦地铁，造成53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2005年11月9日：约旦，安曼:三家不同的美国人经营的餐厅同时遭遇炸弹袭击，炸死57人，120多人受伤。

    2007年4月11日：阿尔及尔:两枚炸弹同时爆炸，一枚安放在警察局，另一枚在阿尔及尔总理办公室，杀死33人。

    2008年7月2日：巴基斯坦：丹麦大使馆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多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