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逃难到香港

源济

逃难到香港

摄影 | 贾朔
文 | 王维

　　8个人在经过难民静坐营地的时候停下来询问情况或者翻看图片，5个人最后投了些硬币零钱到捐款箱里。这5个人都是白人。这是我去难民营地第一天，上午11点到下午6点记录下来的数字。这个被难民称作营地的地方，实际上是在天桥的角落里摆着的几张沙发和几顶帐篷。他们平日坐在这里，在人来人往中，提醒着香港他们的存在。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到中环码头的这段天桥上，人潮来往。难民，还不如动物园里的长颈鹿，能够引人驻足。

　　香港到底有多少难民？这是当地人不易回答的问题。在香港，我们习惯上划入“难民”这个人群的人类有三种身份，难民（Refugee）、寻求庇护者（AsylumSeeker）和酷刑避难者（Claimant of Torture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香港并非1951年《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地区，至今仍然如此。出于人道主义，香港政府为在入境事务处注册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因为1992年签署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香港最终可能成为酷刑避难者的长期居住地。

　　根据难民服务机构（Justice Centre Hong Kong）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1992年以来，入境事务处共接收酷刑避难者申请11,364宗，其中获通过22宗，拒绝4733宗，通过率仅为0.2%不到。这一数字在西方国家则为25%至40%不等。另外，因为并不负有接受难民的义务，过去香港难民的甄别工作原是交由联合国难民署香港分署办事处负责。成功获得难民身份后，他们将等待接收国家的召唤，开始新的生活。

　　根据香港高等法院2012年12月和2013年3月两个决定性的判决，香港政府不可以将自己行政区内的甄别工作简单地交给难民署。自今年3月开始，新的甄别制度USM（The Unified ScreeningMechanismfor Non-Refoulement Claims）正式实施。入境事务处全权负责三种难民身份的甄别工作，成功获得难民身份后，才交由联合国难民署寻求下一站的接收国家。然而如此重大的制度改变，政府并没有起到应尽的告知义务。许多难民并不清楚该如何适应新的系统，政府也就并不知道具体自己要服务人群的具体数字。隔着一片毛玻璃，社福界预估三种身份的难民在香港约600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0.08%。

　　这6000人在香港享有一些基本的生物保障。香港政府与NGO国际社会服务社香港分部（ISS-HK）签订独家合同，每年提供资金超过2亿港币，由ISS-HK提供服务。每个难民每月能得到1500港币的住房补助，价值1200港币的食物（实物补贴）和200港币的交通补助。2900港币够一个正常人在香港生活吗？香港2013年第一次发布了官方贫穷线，其中一人家庭的月收入划线为3600港币。所以，你说呢？

　　那么难民能否凭借自己的能力改善生活状况？根据有关政策，无论属于哪种身份，甚至被确定身份的难民以及那22个获接收的酷刑避难者，都不享有在香港工作的权力。在美国政府由于安置难民就业不利备受批评，英国政府为寻求庇护者提供就业指导，欧盟议会肯定难民就业有利于促进社群融合同时也减轻接收国财政负担的同时，香港高等法院在今年2月再一次否决了给予难民工作权的上诉。

　　非法工作，在香港将面临最高罚款5万港币和入狱两年。这样的惩罚和一些轻罪相当，甚至更重。以盗窃罪为例，一般的盗窃者入狱9至12月。扒窃的一般判例为12至15月。有研究者指出，这样的系统只会将难民导向犯罪，从而从整体上污名化难民群体，将难民贴上懒惰（不工作只浪费香港纳税人的钱）或者罪犯的标签。

　　而实际上，这样的负面印象不仅是香港的华人市民才有，与难民同源的很多少数族裔居民也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激烈。在一次讨论难民是否可以寻求本地社会中少数族裔群体支持时，我在香港大学的督导告诉我这样一则新闻：某媒体误用了一张南亚裔居民的照片来代表难民，结果这位居民恼羞成怒，对该媒体发起诉讼。而在多次难民发起的集会或者示威活动中，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本地少数族裔社团的身影。

　　负面印象还导致本地社会对难民群体身份的猜疑。在跟香港人聊天时，我多次听到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港人指责难民多为非法移民，并非躲避战乱或者酷刑而来。绕了半个地球跑到香港这件事，对普通本地人来说似乎匪夷所思；我也承认，在难民群体中，也不排除非法移民，甚至很多是在被抓获后紧急申请庇护，然而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是否更应该尊重制度？我所接触的难民服务机构有个简单但合理的原则：我们谁都不是入境事务处的审查官。作为社工只能是尽最大的能力去提供服务，甄别身份的事情交给制度，并且要保障他们在面对强大的程序体系时为自己辩白的权利。然而这种判决之前非罪化的基本常识，在这样一个中西文明交汇的国际化大都市，并不普及。

编辑：三人禾羽

　　注：文章作者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系硕士研究生，曾在难民服务机构Vision First从事社会工作。

源济

嫁给巴基斯坦前夫的菲律宾人Virginia离婚后，回到菲律宾的家中，遭到了家人、友人的唾弃，亲生哥哥殴打她。最终，她逃离家乡，来到香港避难。香港到底有多少难民？这是个当地人不易回答的问题。据香港社福界预估，目前居住在香港的难民超6千人。摄影：贾朔





香港元朗的一座乡村铁皮屋内，来自印度的Sateish缓缓地打开房门，探出身子。5年前一个月色昏暗的夜晚，他在偷渡者组织下悄悄进入香港。抵港后，他向政府提交了庇护申请，称因为政治原因来香港避难。难民、寻求庇护者和酷刑避难者，是被香港划为“难民”的三种身份。





2014年8月2日，一名非洲裔难民，躺卧在繁华路段的人行天桥上，试图以静坐的方式引起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香港并非1951年《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地区，至今仍然如此。出于人道主义，香港政府为在入境事务处注册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27岁的孟加拉国人Arif，原本的避难目的地并非香港。他原计划前往爱尔兰，因受中介欺骗，最终滞留香港。他称自己在本国家庭条件优越，拥有6个房间的大房子，开宝马，但后来受到政治压迫，不得已逃离本国。现在他的父亲过世，母亲躲在乡下，妻子已跟他离婚。





Arif住在沙头角附近一偏远地区的铁皮屋内，不远处就是深圳。难民们把这样的住宅称为“贫民窟”。多数难民每月可获得香港政府提供的1500港币的房租补助，但这点钱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难以租到房，难民只能住在远离市区的铁皮屋里。





由铁皮搭建成的简易房屋卫生环境恶劣，厨房和卫生间多至十几人共用。一名来自孟加拉国的难民正在厨房内清洗餐具。





来自印度的Pola和巴基斯坦的Mah躺在铁皮屋内休息。他们反映，居住的铁皮屋不仅夏天闷热，而且时有漏雨。在夏季台风频繁光顾的香港，屋顶漏雨不仅是烦恼，且容易引发漏电的危险。





在男性难民集中的房屋内，简陋的砖墙上贴着从杂志上剪下的美女插图。





据难民服务机构Vision First称，部分难民所居住的房屋是由猪圈改造而成，从半人高的水泥围栏可以看出猪圈的“影子”。现在有十几名难民住在这座类似猪圈改建成的屋内。





因离市区遥远，信奉伊斯兰教的难民在铁皮屋附近的简陋住房内建起了临时的清真寺，以实施一日五次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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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难民都住在郊区的铁皮屋内。部分难民向提供难民服务的“国际社会服务社”投诉，而最终获得了相对好的住房条件。居住佐敦道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Ismail自称受到邻居的不友好对待，晾在公共区域的浴巾曾被人用来擦地。





传说斯诺登待过的重庆大厦，是香港南亚裔人士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电梯间外的两个监视屏让外人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电梯内的一举一动。重庆大厦治安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去年曾有大陆女大学生在此被南亚裔人士强暴。





无论是已经获得难民身份的难民，还是正在申请难民庇护的逃亡者，在香港都不具备合法工作的权力。非法工作，在香港将面临最高罚款5万港币和入狱两年。这样的惩罚和一些轻罪相当，甚至更重。几名无所事事的非洲裔难民在一栋民居的天台上敲打非洲鼓，是他们打发无聊时光的一项活动。





非洲鼓，起源于西非部落，属于土著民族的传统乐器，通常由羊皮或牛皮制成。非洲难民们有时会获得邀请，在本地的学校内表演打鼓。有研究者指出，不允许难民合法工作，只会将难民导向犯罪，从而从整体上污名化难民群体，将难民贴上懒惰或者罪犯的标签。





来到香港多年的难民逐渐学习到了港式民主。一部分积极争取避难者权益的难民成立了“难民联会”。他们每两周开一次会，讨论和表决组织内部事务。这天，他们举手表决以确定联会主席换届选举的日期。





难民们商讨组织内部事宜时难免产生摩擦。来自多哥的Abrahin和巴勒斯坦的Ismail发生了争执。





巴基斯坦人Sabir因娶菲律宾妻子皈依基督教，受到家乡民众的仇视和攻击。他说，早上出门后就不知道晚上是否还能活着与妻女相聚。6年前，怀揣着在香港旅游时留下的良好印象，他选择逃到这里，后因非法入境入狱。他记得在法庭上，法官说“你们难民是香港经济的负担”。





香港中环，在“难民联会”组织的静坐活动中，路过天桥的两名香港本地长者向周围的人问路。已学会少许粤语的Sabir主动用并不流利的粤语尽力为两人指路。





难民每月的交通补助是200港币，以及每月1500港币的住房补助和价值1200港币的食物（实物补贴）。香港政府每年拨款超过2亿港币给NGO国际社会服务社香港分部，由后者分发给难民。而据香港2013年发布的贫困数据显示，一人家庭月收入的贫困线为3600港币。





两名巴基斯坦难民来到位于湾仔的香港社会福利署寻求帮助。中间身着白衣的难民因非法入境被拘留释放后，一直处于无处栖身状态。一旁绿衣的同伴能讲流利的粤语，协助同伴向社会福利署官员说明情况，以期望能得到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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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ir扛着女儿出门，在楼道偶遇香港邻居。难民在与香港本地人的接触中，比较避讳提及自己的避难者身份。他们担心，自己会因身份问题受到本地人的另眼相看。





6年前逃到香港的Sabir在3年前将妻女接来团聚。尽管一家人向官方提交的避难申请还未获答复，他们已经在香港逐渐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2年前，已经有了2个女儿的Sabir在香港迎来了自己的第3个女儿。





天色已黑，处理完“难民联会”内部事务的Arif辗转地铁和小巴，返回自己的住所。他从市中心回到位于沙头角附近的住所需要耗时1小时，花费的公共交通费用为60多港币。





Raymond是在伊朗长大的阿富汗难民，在香港生活超过8年，与许多难民的关系比较融洽，他正和一名难民的孩子玩耍。幼年时，他因阿富汗内战随家人逃至伊朗，后因其他原因又从伊朗逃离，辗转东南亚多国，最终落脚香港。目前，他是香港难民联会的主席。





Sabir和Gina一家有5口人，相对获得了较高的住房标准。即便如此，房间的面积也仅够全家人在地板上睡觉。Sabir抱着在香港出生的小女儿Hannah，渐入梦乡。即便未来充满变数，他和家人随时可能被逐出香港，他说，自己感激香港，能让自己拥有栖身之所。





因为交通费昂贵，Sabir的孩子就算放假在家也很少出门，多数时候只能趴在窗台向外张望。对难民的负面印象导致香港社会对难民身份的猜疑。身份甄别工作已经交给制度，然而这种判定之前非罪化的文明社会基本常识，在香港并不普及。香港和难民的生活之间似乎一直隔着片“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