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No.428：知青病人

源济

知青病人

撰稿/沈洪

傍晚的松花江畔，是佳木斯广场舞者的天堂。占地2200平方米的知青广场，日复一日承载着男女老少扭动的身体。广场上高耸的主题雕塑：“1968”四个大型的镂空数字、一个壮硕的青年手扶犁杖驾驭耕牛拓荒，和这块黑土地上远去的历史一起静默。

5公里外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里，王爱国和张文慧并不知道，自己的青春以这样的形式被纪念着；也不曾料想，自己会在曾经的司令部之城度着晚年。

46年前，佳木斯是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的驻地。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宁波、哈尔滨等城市的54万知识青年，“不在城里吃闲饭”，响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奔赴这里，再转乘火车和汽车，向东、向北进入苍茫的三江平原腹地。


“飞鸽”还是“永久”

当时北大荒将知青喻为“飞鸽”，将当地人喻为“永久”。“飞鸽”和“永久”是享有盛名的两款国产自行车。“飞鸽”意味着暂栖枝头，将会远走高飞，“永久”却像黑土地上的老榆树，根深蒂固地扎在那里。王爱国本来是“飞鸽”，却自愿选择了“永久”。

1969年，北京市75中的初三学生王爱国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华农场31连队。农场生活以繁重的体力劳动展开：每天早晨三点起床“跃进”，拖砖、烧砖、盖房子、种树；干完活回去吃饭学习半小时，七点钟再准时上班，下午五点下班。王爱国当过司号员，开过铁牛，还负责给全连队烧水，如此换得一个月32块钱工资。

王爱国交到一个总爱泡病号、爱给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的好朋友，受他影响，思想也渐渐起了变化，开始给连队领导写大字报，被离职停薪后，他再找农垦总局领导，结果是补发工资，继续上班。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有“上访”前科的王爱国并未受到影响，顺利回到北京。

他试过找工作，想进国营单位进不去，有沥青厂、电机厂这样的集体单位要他，他又看不上。干了两个月修地下水管的临时工，又因为父亲干涉自己交友，父子大吵一架，王爱国动了回北大荒的念头。拿着北京市劳动局的介绍信，到朝阳区党委办好手续，偷摸跟母亲说了一声，便扒上火车一路向北：只买了张站台票，查票时就钻座位底下混过去。


我写故我在

黑土地依旧，待了十年的31连队却突然撤销：人员并入28连队，土地分给35连队，拖拉机归39连队。刚宣布完，28连队的车就来拉走了仓库里的物什。当年辛辛苦苦盖的房子也都扒了，王爱国不服气，又开始“上访”：从新华农场机关到佳木斯总局、黑龙江省公安厅，最后到了公安部。

依然无果，就给邓小平写小字报，写了十张，抄了两份。他从西四走到美术馆，贴最后一张时，刚抹上糨糊被抓住了。在东城拘留所拘留20天后，被垦区领导用上海牌小轿车接回农场。“写小字报，岁数大了想想也没什么意思”。

再次回到连队，先被送去绥化地区精神病院治疗四个月，诊断是“偏执性精神病”。出院后，连队留了一间小房子给他住，他偶尔打打零工，视写作为活着的唯一价值。“我看党章、宪法，一点儿也不实际，净说空话了，我下乡干啥来着，不就是努力奋斗嘛，心想我也写写吧，一写就写了二十多年。”写完党章写法学，在此基础上，又写了一份哲学、一份起源学。

写完都交给国家了，先后寄给公安部、广播电视台、广播电影电视部、全国人大、中科院，厚厚一沓稿子，每次邮费要花二十多块钱。“就是一百块钱我也寄，我这是一种事业心、一种精神。”前述单位并没有回应他的这份精神，只有中科院回过一封信，让他“自行提高”。  

王爱国潦倒的独处生活终结于2011年4月，医疗救治小组从28连队把蓬头垢面的他接回了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据黑龙江农垦总局统计，至2006年底，有9207名“永久”生活在垦区，其中有近300人（含知青配偶和子女）患有精神疾病。2008年底，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为此投资3000万元，在位于佳木斯市的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医院内建成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

在知青科的99个病人中，王爱国算是能说能写的“知识分子”了。虽然他心心念念的三份作品没有一页底稿留存，目前也只能干着打扫餐厅兼活动室的活计。“我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的价值就是我写的东西。”


主动下乡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病退、顶职、独生子女、工农兵学员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城市里的适龄青年，如果在体育、艺术、外语等方面具有非凡才能，也能得到不下乡的赦免牌。“走后门”的现象比比皆是，当时流行：“有上等后门的进部队当兵，下等后门的进工厂当临时工，没后门的闲散在家，等候时机。”报章上很快涌现出一批“扎根农村”的知青典型，现身说法如何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猛烈抨击各种“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政治形势云谲波诡，底层群众的选择也就因人而异。哈尔滨高三学生张文慧的家教比较传统，父亲的事业心很重，对子女要求也严格。事实上，张文慧也有过一次机会。报考哈尔滨京剧院时，唱功、形象都不错的她已经通过面试，最终名额却被挤掉。妹妹文萍回想，如果那时候父母也走走后门，帮一把，姐姐的命运可能会不一样。
  
1976年，张文慧主动选择下乡，去了黑龙江省建三江管局勤得利农场工程队。她会写信告诉家里盖房子很累、农场出什么大事了，却不轻易流露内心的情感。

很快形势变了。1977年恢复高考，人人都想请假回城复习，那些坚定的扎根派们也迅速转向。同学之间已不复下乡时的天真烂漫，明里暗里、有你没我的竞争多了起来：有门路的，耍手段的，各显其能。张文慧是班长，连队领导担心请假的人多了，人心散掉，没有准她的假。想进农场的文艺团体，发挥自己的特长，领导也不同意。在后来屡屡被描述成“翻开历史新一页”的1977年，张文慧的前途像被设定了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年月，报章、电台宣传的知青典型，无一不是刻苦耐劳、热爱劳动、生活艰苦朴素、关心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在要求进步的青年眼里，入党意味着组织上的认可，也是提干、改变命运的先决条件，这成了张文慧晦暗前途里的一丝希望，个性单纯的她却再一次成了炮灰。多年以后，这些过往只浓缩成一句话“因入党问题发病”，记录在她的入院病历上。
没有人确切知道张文慧当时的内心隐痛，她尝试自杀，未遂。连队领导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通知张家接人。父亲接她回家后，对这段细节讳莫如深。妹妹文萍至今不知道压在姐姐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具体是何时何事。


回娘家

文萍只比张文慧小一岁半，命运却迥然不同。她没有下乡，1978年考上大学，学医；弟弟张兵1979年也考上军校。张文慧回家后，一住二十多年。文萍和张兵回家时，很少在大姐面前说自己高兴的事情。“她会在意的，会觉得你们都上大学了，成家了，有孩子了，我什么都没有。”

父亲去世后，80多岁的母亲身体也不好，需要人照顾。2009年，文萍看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知道了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存在。她开车带着张文慧去考察，拜见当时的院长、科主任、护士长，才办理入住。

起初张文慧很不适应集体生活。白天她不像大伙儿一样坐在餐厅里，一直站在墙角边。日子久了，后背磨出一块厚厚的茧。有一次想家想得不行了，夜里从房间门上的小洞钻出来，站在院子里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文萍为此很纠结，春节时便把姐姐接回家，住几个月再送回来。张文慧不想回医院，“我在家也不闹，也不给你们添麻烦，我为什么就不能在家呢？”好的时候，张文慧帮着刷碗、搞卫生、洗衣服，做家务没有一点怨言。等不及文萍下班时，张文慧会自己去院子里散步。她喜欢在大街上看车，能看上一两个小时。有过几次，情绪不稳定，看着看着就往马路中间走。文萍看不住，只能再送走。

天气好的时候，护士们会带她们到楼下院子里晒太阳、跳大绳。“文艺分子”张文慧这时候会露两手。“风吹着杨柳，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水流，哗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呀，伊呀伊的喂。”她唱这首《回娘家》时，满脸欢喜。

为了照顾和了解姐姐，文萍自学了精神分析，2006年还通过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二级考试，她的愿望是退休后创办一个康复机构，接姐姐回来。

知青科的多数老人没有张文慧这么幸运，有的家属杳无音信，有的一年半载打个电话，有的送来时就把遗照相框准备好了。对他们来说，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很有可能是此生的最后一处栖身地。

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知青诗抄》里，诗人林莽抄录了一段波德莱尔的《仇敌》，“我的青春只是一场阴暗的暴风雨，星星点点透过来明朗朗的太阳，雷雨给过它这样的摧毁，如今只有很少的红色的果子挂在枝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源济

四十年前，为响应毛主席号召，数百万城镇青年奔赴边疆，25年间人数达到2000万。这一代人被称为知青。四十年后，大部分人返回了家乡，而仍生活在垦区的9207人中，有300名知青、支边人员和其子女患有精神疾病。2008年底，黑龙江农垦总局投资三千万元，在佳木斯建成了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





张姣姣籍贯北京，1966年下乡到291农场。1977年，她的男朋友爱上了她的好朋友，另一个女知青，她因此得了精神分裂症。张姣姣关于毛主席的记忆有些错乱：一会儿说看《人民日报》，毛主席最近要和华国锋、江泽民一起去视察；一会儿又觉得主席的“水晶棺材躺着可好了”。2009年，她被送进知青安养中心。





知青科目前有99位病人，由6为医生和26位护理人员照顾。大部分患者沉默寡言，每天只是呆呆地坐着，看起来很“听话”，没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李建文在做脑电图检查。上山下乡时他将回城的名额让给了女友，但女友回城后和别人结了婚，他因此成了精神病人。





早药时间，护士检查过李建文的衣服口袋后给他发药。李建文和其他一些病人偶尔会有藏药的行为。





精神疾病需终生服药，病人出院后常常出现不按时服药、病情反复的情形，家属出于经济压力、看护人力、精神负担等多重考虑，只能将病人“流放”在精神病院。





一个患者在做检查时睡着了。病人们服用的精神类药物有一定副作用，流口水是其中之一。





男病区里，患者们围在一起刮胡子。由于医院的物质条件有限，51个男病人只能共用三四把剃须刀。





活动室里，病人们坐在桌前等着吃早饭。





周五早饭后，男患者们乘电梯去做例行的双周体检。一日三餐、体检、吃药、走圈、睡觉、看电视，基本上就填满了24小时，日复一日。

源济

晚饭时间，一个刚入院的病人把衣服蒙在头上不肯吃饭。平素大锅饭罕见荤腥，医护人员每逢红白喜事，会打包荤菜带回病区，给他们改善伙食。





饭后有固定的吸烟时间，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抽六支，烟和火都有护士统一管理。多数病友习惯蹲在厕所里一起吞云吐雾。





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王爱国顺利回到北京，干了两个月修地下水管的临时工。因为父亲干涉自己交友，他与父亲大吵一架，主动迁出户口，回了黑龙江垦区。后因上访和给领导写小字报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他视写作为活着的唯一价值，写完党章写法学，写完都寄给国家各部门了，只有中科院回过一封信，让他“自行提高”。





患者张文慧的病历，她因为入党问题发病，有自杀想法，幻听、幻视，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张文慧从小热爱文艺，唱歌跳舞都很擅长。1977年恢复高考，她想回家复习，领导不批假；想进农场的文艺团体发挥特长，领导也不放人。在要求进步的青年眼里，入党意味着组织上的认可，也是提干、改变命运的先决条件。多年以后，“因入党问题发病”成为了入院病历上对她青年时期的所有交代。





“80后”王建军是北京知青的后代，他曾是改变家庭境遇的唯一指望，姐姐为了供他上学放弃考大学。2001年他很争气地考上某军校，但大三期间开始出现幻听，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变得暴躁，酗酒抽烟，经常殴打母亲。后被送入安养中心。





晚饭后，王建军在护士的带领下跳舞。这里是农疗基地，文娱生活比病区丰富得多。热爱运动的护士长还会教他们跳“小苹果”，并且说“等他们练好了再教太极拳。”





精神病是终生疾病，病情极易反复。对王建军的妈妈来说，她生活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农疗基地种植着玉米、葡萄等作物，整套种植流程都由病人完成，相对自由的管理让病人们恢复得更好。





但是不少恢复较好的病人回不了家，也无康复机构可去，只能继续“流放”在医院。有的患者家属杳无音信，有的被送来时就备好了遗照相框。一些年老的病人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他们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等待终老。





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知青诗抄》里，诗人林莽抄录了一段波德莱尔的《仇敌》，“我的青春只是一场阴暗的暴风雨，星星点点透过来明朗朗的太阳，雷雨给过它这样的摧毁，如今只有很少的红色的果子挂在枝头。”对知青病人来说，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很有可能是此生的最后一处栖身地。





他们的前半生已经被裹挟，后半生能否免于被遗弃？

沉默是金

真是可怜，但愿他们自己已经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