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图景》第6期：荣耀与屈辱：人民的艺术家老舍

源济

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在一个穷旗兵的家里。刚出生时，母亲就昏死过去，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他揣在怀里才免于冻死。那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也是狗年。姑母给他起了个外号“小狗尾巴”。他的父亲叫舒永寿，因临近春节，便给小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舒庆春。





老舍的一家，祖辈都是文盲，到他这一辈，哥哥姐姐也从没念过书。一个偶然机会，他受善人刘寿绵的资助上了私塾和小学，随后又考上了中学和北京师范学校。6年后，不满19岁的老舍毕业，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图为1923年5月老舍赠給北师同班好友关实之的半身照。





老舍成为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的3年后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1922年，老舍辞去职位，不久后，他成为基督徒。由此他结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易文思，为了学好英文，常去燕京大学旁听。后来经易文思介绍，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图为1924年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





在伦敦，急于掌握英语的老舍，开始大量阅读英国小说。看得多了，便想自己也提笔试试身手。他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写出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后写出《二马》，1930年回国时已是著名作家。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图为与胡絜青女士结婚照。





针对二三十年代以政治为目的的革命文艺思潮，老舍说：“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在热闹的30年代文坛，思潮与文学争论此起彼伏。老舍却只做旁观者。1936年暑假前老舍辞去了教职。图为创作《骆驼祥子》時摄于青島。





从1936年7月算起，老舍的自由作家只维持了短短13个月。就在这段时间，他写出了《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两大代表作。到了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日军炮舰集结胶州湾，老舍不得不放弃自己刚刚营造起来的专心写作的事业，折回济南。图为在济南时。





到了11月，济南也待不下去了。因害怕被捉去做汉奸，他便拎了一只皮箱，告别了妻子儿女，开始了流亡生活。当民族生存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个人的悲喜就变得无足轻重，所谓闲适、幽默、自我，甚至忧郁、痛苦、焦虑，转瞬间一并解体。图为《骆驼祥子》手稿。





一切服从于战争需要，这在民众的眼里即属天经地义，在具备救国济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更是理所当然。老舍也不例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他对臧克家说：“国难当头，抗战第一，我们不能老把个人和家庭挂在心上！……种种个人主义的想法，太可耻了。”图为《骆驼祥子》各国译本。





1937年7月前，老舍是一个孤独的启蒙者，此后，他成为了千千万万救亡者中的一员。他从一个自由撰稿人，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向来只在文坛“边缘”弄笔的老舍，从此汇入喧闹人流，变成文坛上呼朋唤友的大忙人。图为《骆驼祥子》的世界语版本。





1938年，夏衍执笔发出了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展望》的“檄文”：“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同意这个定义的‘艺术至上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为汉奸的一种了。”老舍、郭沫若等19名作家在这篇文章上签了名。图为彼时的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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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对内主持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并全面负责总会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随文协西迁重庆。图为老舍在重庆北碚区的故居。





老舍的爱国精神经过抗战洗礼，升华为国家至上的思想，他在《四世同堂》在写到祁瑞全时说：“他是为国家做事的，他现在不应当再有父母兄弟与朋友，而只有国家。”图为1945年10月老舍（中）与茅盾（左）、于立群（右）合影。





抗战胜利后，老舍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一年。为了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他又在美国多停留了两年半。老舍并不喜欢美国，可是，“等战争结束了，要好好地、认真地写几部作品”。图为1946年6月，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左起：牛满江、陈士襄与夫人、汉斯、曹禺、老舍。





在美期间，除头一年以游历为主，以后，都在勤奋写作中度过。在美国，他完成了《四世同堂》最后一部的写作。图为1946年，老舍在耶鲁大学演讲后与曹禺（右）合影，当时老舍对曹禺说：“我喜欢耶鲁，这儿中国人多，都说中国话，真痛快！”





这是老舍在美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同时还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了英文，图为《鼓书艺人》的英文版封面。





1987年，小说《鼓书艺人》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图为电影剧照。





老舍先生在1949年12月13日回到北京。至此，他离开故乡已经有15个年头。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阳翰笙就陪同周恩来总理来看望老舍。周恩来与老舍的交往始于1938年，在邀请老舍回国后，周恩来也是第一个来看他的高级官员，图为老舍在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买下的房子。





院子总共300余平方米，院内两棵柿子树是老舍当年亲手种下的，因此被他称作“丹柿小院”。北面三间为正房，两边各有一间耳房。东面的耳房就是老舍的书房，书房内的光线很暗，书桌对着门，背后是嵌在墙里的大书架。图为故居外貌。





1950年1月4日，中国文联在北京饭店开新年联欢会，并欢迎老舍先生归国。老舍回来得晚，只能先给他一个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名义。图为1950年春，北京市政府组织人力疏浚南城有名的臭水沟——龙须沟，老舍的三幕话剧《龙须沟》据此创作，并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





1951年2月，在全国文联扩大常委会上，老舍被增补为全国文联理事。此后，周总理经过认真思考，建议成立北京文联，由老舍领衔。老舍放弃了自己的长项——小说，开始大量创作通俗曲艺作品——鼓词、相声、快板以及开始大量创作话剧。图为1951年北京二中女生报名军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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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百废待兴，普通人没钱买画。就连大师齐白石的日子都很难过，老舍甚至亲自帮齐白石卖画。后来，老舍建议成立了国画院，即北京画院的前身。图为1952年5月，在北京参加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的代表们合影（前排左二齐白石，二排左三梅兰芳，后排左起老舍，郭沫若）





流浪的盲艺人不仅生活上贫困，而且唱的同样是“陈词老调”，老舍拄着拐杖在街上遛弯的时候，经常和他们聊天。1950年底，在老舍推动下，北京市文联和文化处合作开办了“盲艺人讲习班”，后来这些盲艺人，一部分被安排到了戏曲班去演奏。图为老舍夫妇在齐白石家。





老舍能写出为百姓、为新政权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不是有意识地要迎合谁，而是自觉的生活体验。而新政权对老舍的肯定，也是建立在作家叙述的社会生活内容，恰好是意识形态所期待的。图为1953年夏，老舍一家人合影。后排左起为老舍、胡絜青、舒乙、舒济，前排左起为舒立、舒雨。





此后，老舍陆续担任了27个团体的30个社会职务。他的身上有很多标签：出身底层、少数民族、无党派的民主人士、有帝国主义国家的生活经验并对此“深恶痛绝”，还能讲流利的英语。图为1954年5月，老舍夫妇在自家院中赏花。





老舍虽然认为是穷苦人出身，但和其他来自国统区知识分子一样，思想改造这一关他一样要过。当1950年老舍成为“人民艺术家”4年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老舍在发言中说：“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图为伏案写作的老舍。





解放后，老舍不仅打消了出全集的愿望，甚至不再愿意出版自己以前的作品。就连《骆驼祥子》，也是老舍进行修改后的“洁本”才得以重新出版。老舍虽然没有办法将其改成无产阶级文学，但至少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图为1958年3月29日北京人艺排练《茶馆》后老舍与导演及演员讨论。





事实上，50年代的几部文学史都对《四世同堂》进行了批判。认为这部作品游离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制定的文艺路线之外。戴着“人民艺术家”的光环，又否定了自己以前的作品，老舍必须拿出新作品来。图为赵树理（左）王亚平到老舍家讨论文联工作。





从1950到1963年，老舍共写了15部话剧、一部曲剧、三部京剧、一部歌舞剧、四部歌剧、一部电影剧本，还有两部长篇小说，以及40多万字的各类曲艺、鼓词、相声、快板、太平歌词、新诗。如果算上没发表的“废稿”，他一共写了40多部各种剧本。图为1958年盛夏老舍在一处荷塘小憩。





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同一代作家中写作数量最多的一位。但真正的精品很少。《茶馆》的写作是在1956年秋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文艺界暂时松了绑，也将老舍从困局中拯救了出来。老舍完成了中国话剧史的不朽之作——《茶馆》。图为1958年首演时于是之等演出的剧照。





这一阶段，老舍先后发表了《什么是幽默》、《谈讽刺》、《论悲剧》等一系列文章。他指出，社会主义同样存在黑暗面，作家也可以用幽默、讽刺甚至悲剧的形式去表现。显然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无冲突论”做出的回应。图为1958年，北京的文艺工作者在前门做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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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所写的剧本都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近几年来，我写了大大小小不少的作品。可是，写得好不好呢？肯定的说，不怎么好！”“从写作上来说，解放八年来，我虽不肯偷闲，但并未得到什么令人满意的成绩。”这是老舍建国后的自评，图为话剧《方珍珠》剧照。





《茶馆》首演是在1958年的3月29日，正值“反右”尾声与“大跃进”时期。《茶馆》上演了49场，于当年7月10日停演。极“左”的政治氛围已不再允许这部戏了。图为1960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与老舍握手，右二为梅兰芳，右三为田汉





在“反右”时期他却要面对“他人是地狱”的叵测现实。王蒙后来回忆老舍在作协的发言时说：“没有恶毒的语言，也没有主动去揭发。而且他还保持着老舍的风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所有批判者，他一定坚持用‘您’。图为老舍与梅兰芳等人合影。





无论老舍在政治运动中的言辞如何，几乎没有看到被批判者对于老舍的记恨。如吴祖光在事后说：“我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老舍因为担任职务更没有了沉默的权利。图为1962年上演的《神拳》剧照。





老舍虽然“积极主动”地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断发言、表态，甚至言辞激烈，但内心深处，却对政治运动抱有怀疑态度。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此时老舍已年过六十。他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图为1962年老舍与妻子女儿在福州鼓山。





作为文学家的老舍对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长篇小说热，他批评说：“我们的文字还显粗糙”，“我们写的对话往往软弱无力”，“我们的某些小说似乎还缺乏艺术的控制”。他在1961年的一次讲话中甚至提出，《林海雪原》“起码可以删减几万字”。图为1963年春老舍在家中。





在许多场合，老舍开始公开反对传声筒式的文学作品。他苦口婆心地说：“我们不能只扯着脖子喊口号”；“文学有它本身的规律性。名为文学作品，而全由政治术语堆砌而成，是谁也不愿意看的”。老舍开始怀疑自己曾经归附的“对不对”的问题。图为老舍与妻女的合影。





在经历了一系列作品的失败，以及《茶馆》的“偶然”成功后，老舍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已经发现突击性的“深入生活”并不能让他写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作品。在1961年底，他创作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再次回归了他最擅长的小说体裁。图为1959年夏老舍全家合影。





搁笔《正红旗下》后，老舍陷入了少见的写作低潮期。从1964年7月到1966年4月，他留下的文字中，除书信外共61篇，其中旧体诗51首，文论仅6篇。而且一年比一年少。江青在1963年的一次谈话中，将老舍列入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名单。图为晚年老舍。





1965年，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他依据日本见闻写成长篇散文，名为《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他寄给了报纸，却石沉大海。他觉得自己慢慢地被遗弃了——人艺不再找他写戏，文联组织活动有时也不叫他。1966年7月的一个夜晚，老舍突然大口吐血，住进了医院。





1966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23日，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革”运动。他说，康生同志捎话，让他来参加运动。这一天是老舍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他遭受到了红卫兵的多次殴打与侮辱。图为老舍曾赠与臧克家的字。





8月24日清晨，他先劝夫人胡絜青去上班，然后和自己3岁的小孙女告别：“和爷爷说再——见——”最后走出了家门，走向城市西北角的太平湖，投湖自尽。老舍作为一个以反映人们生活为己任的人民艺术家，一直孜孜以求。遗憾的是1966年爆发的“文革”，最终导致了他的含屈离去。

面瓜

人是个好人，
但谈不上什么人民艺术家，
因为根本没人买他的书看。

那个年代的人民艺术家在当时只有一个：张恨水。
到了现在有一个半：张爱玲是一个，钱钟书算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