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洋子谈艺术、纽约和列侬

源济

《华尔街日报》2014年 11月 29日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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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洋子(Yoko Ono)要感谢她的母亲：在她勇敢嫁给一位“甲壳虫乐队”(Beatles)成员时，是母亲给她提供了“盔甲”，使她抵御住了外界对待她的方式。

Chris Floyd/Camera Press

小野洋子

小野洋子是一位画家兼音乐家。二战时期，她还是一个生活在日本的孩子。当时她被疏散到乡下，父母会去那里探望她。小野洋子相信，母亲当时就已预感到女儿会经历一些奇特的事情。她记得母亲对她说：“洋子，你很擅长写作，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并考虑把你所遇到的一切当作书中的素材？”

在过去的60多年中，小野洋子遵从了母亲的这一建议，将自己的经历和遭遇融入了概念艺术：最初是通过前卫的纽约激浪派(Fluxus)运动，然后是通过她备受误解的“指引绘画”(Instructions Paintings)，这些画作上通常只有一个词，促使观众解读并在自己脑海里想象一幅虚拟的绘画。后来，小野洋子与约翰•列侬(John Lennon)在1969年举行名为“床上和平”(Bed-in for Peace)的抗议活动时，更招来了非议和敌意。

如今，大量的素材汇集为一本精装限量版图书《黎明时的无限宇宙》(Infinite Universe at Dawn)（售价325英镑；由genesis-publications.com出版）。书中的内容包括抽象和概念艺术、诗歌、文字作品、照片，它不仅提醒我们，小野洋子在她的一生中是多么具有先锋性和无所畏惧，同时也挑战性地回击了那些坚持认为她的生涯只不过是由几句口号和一段偶然婚姻组成的人。两个月前在福克斯顿艺术三年展期间，她在这个英国小镇的街道、商店橱窗和公共建筑物上展示了自己的文字作品和装置艺术作品，而她在这里受到的热情欢迎证明了那些怀疑者现在只是极少数。

我们最近采访了小野洋子；她的确经历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并将这些都作为了艺术创作的素材。她母亲肯定会为她感到骄傲。

艺术家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应被其他欲望改变方向。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独立性。但当前许多艺术家想把自己的作品放到画廊和博物馆展出，考虑了太多金钱方面的成功，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是自由的。不去接受挑战、只听你想听到的东西，这种生活是没有生命力的。

我有时想，我是不是要呆在纽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命运，因为即使我努力去找其他可以搬去的地方，但就是找不到。然而这当然并不是命运——是我的思想阻碍我这样去做。

当约翰和我打算第一次一起去日本看我父母时，他说：“我猜他们住在一个类似山洞的地方。”我心想：“你等着瞧吧。”这是不是很有趣？

每一个人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现在，我觉得这种说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在我们当年进行“床上和平”和其他类似活动时，活动人士还很少。但如今，也许世界上90%的人都是活动人士了。

关于“指引绘画”，你能想象到吗：主要批评意见是，我是多么傲慢，多么好为人师，人们并不是对我说声“谢谢”。这代表了他们赋予我的形象——一个傲慢的女人。或许他们只不过认为我是一个怪物。

Yoko Ono; Folkestone Triennial; Genesis Publications; Getty

我从不认为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每件事都变得更加单纯。前几天，我将一把椅子拉到 边想腾出一点空间，我就想起来我在两岁半时也曾这样做过。经历就是这样重演。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在临死之前，会把一生所经历的一切都过一遍。现在我真的很相信这一点。我记得一些非常琐碎事情的有趣细节。比如当你在拐弯时你会想起，那次在意大利时也正是这样转弯的，然后记忆如潮水般袭来。

我总在想，我是和未来打交道——去创造未来、去探索未知世界，这更加有趣也更令人兴奋。

许多年以前，我把一篇文章冠以《向和平投降》(Surrender to Peace)的标题，寄给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我得到的批评是，文法不通，你不能陷入抽象的东西。而我参与政治这一点也让他们十分恼火。但这恰恰反映出他们的想法：“她是亚洲人，我们要吓唬吓唬她。”

约翰非常聪明，反应很快。我不需要解释，我们也不需要谈论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彼此心意相通。

福克斯顿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去冰岛时的情形。当今世界似乎只趋向于集中化、全球化，对此我真的非常难过。我认为应当走本土化的路，给所有这些社区赋予能量，创造出不同的世界。所以我到了福克斯顿，我想，这里很棒，这是一个从未被谈论过的地方，我要来这里，恢复它的生机。事实上，他们给予我的要远远多于我所付出的。

妇女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提高。我们应当为此自豪。这些进步并不是逐步取得的，而是通过跳跃的方式发展到了今天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