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独家:中共大后方抗战影像
延安的西天来客
文|何隽
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长征的中国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了延安。在这片西北热土上,既饱含了抗日的信念,更燃烧着建立新社会的希望。无数的外国人曾经亲吻过这片土地,他们为这片土地所洋溢出的高涨热情而欣喜,而他们由此所焕发出的精神活力也感染了这里的中国人。
人一过百,形形色色。在这些国外来客中,既有斯诺、史沫特莱等对红色政权感兴趣的西方媒体人,也有马海德、白求恩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还有来自“美帝国主义”的观察组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俘。出于对抗战胜利及战后新秩序的冀望,中共希望在世界面前树立一个好形象。这些来客就像是一面镜子,向外界照出了那一绺在外界看来深不可测的神秘红色。
先行者: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
1936年3月6日,从北平崇文门外的一个小院里,走出来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身上还带着一封由隐形墨水书写的介绍信和用来做接头暗号的半张五英镑钞票。不一会儿,他登上了那辆久候多时的黄包车。他此行的终点站,正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保安。
几十天后,“红色麦加”终于迎来了埃德加·斯诺,一位来自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与他同行的,还有乔治·海德姆,一位获得日内瓦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纽约人。
这两位并不是最早登临陕北苏区的外国人,早在他们之前,已有人来过此地,如担任过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红一方面军炮兵团的缔造者朝鲜人武亭等,然而,这些人并非以“国际友人”的姿态莅临陕北,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
虽说一路上有来自中共方面及地方上的引导和保护,土匪的骚扰及颠簸的旅途却让这两位美国人吃尽了苦头。于是,当一位陕北大婶给他送来小米饭、炒鸡蛋、煮白菜和烤猪肉时,两人径直端起碗,不顾斯文地狼吞虎咽起来。
“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欢迎乔治大夫来苏区工作!”此时此刻,这里的主人已经打扫干净屋子,静候着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了。
很快,斯诺和乔治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乔治:“你搞过哲学吗?”乔治·海德姆有些忸怩地笑了笑说:“我仅仅是一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显然,乔治并不如36年后尼克松回答的那样老道。每到深夜,毛泽东就同这两人聊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事情。在陕北苏区的最初时光,斯诺和乔治更像是两个小学生一样,面对面地认真聆听着这位中国未来最高领袖的谆谆教诲。
四个月后,与外界神秘失联的斯诺突然出现在南京。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斯诺心满意足地向媒体同仁们讲述了他在陕北苏区的见闻,并用一张张照片炫耀着他在西北腹地的那些难忘时光。
和他一同来到这里的乔治·海德姆并没有随斯诺离开陕北,他选择继续留在苏区从事医疗救助工作。身为黎巴嫩后裔的乔治,因为会讲阿拉伯语的缘故,很快就赢得了苏区回民的信赖。“十个回回九个马”,乔治借着这个典故,给自己起了个中西合璧的名字——马海德。
延安交际处
1937年冬天,陈云从苏联返回延安,发现之前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取消了,只留下一个负责接待来客的招待科,就向中央提议加强对外联络宣传工作。考虑到来访者越来越多的情况,经中央批准,延安交际处就此诞生,并确立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接待原则。
然而,延安交际处的首要工作并不在交际,而在甄别。一次,某位自称代表地方势力的人物来到苏区,结果负责招待的苏区工作人员并未调查此人身份,就动员群众列队在道旁吹号欢迎,后来证实此人只不过是个蹩脚骗子而已。后来,真正的代表低调地来到延安,却被撇在一边,受到了冷遇。在这两次教训下,甄别就成了交际处的首要工作,而这一工作后来逐渐延伸成了“统战”。
很快,交际处就迎来了他们成立以来的第一位外宾。
史沫特莱: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眼瞧着名不见经传的斯诺抢下了头条新闻,记者们不甘落后地把焦点投向了陕北苏区,也想着从中分上一杯羹。东北军与中共方面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状态也为这些西方记者的探访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于是,“红色麦加”的朝觐者接踵而至了。史沫特莱成了第二位吃螃蟹的人,也是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的西方女记者。
和斯诺一样,史沫特莱也带来了一些等待解答的问题。除此之外,她也为黄土高坡带来了西方式的小花样。史沫特莱平日身着裙子和羊毛衫,她的秘书吴莉莉则烫着头,嘴上涂了口红,在满眼灰衣服的延安,俨然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吴小姐穿上这身衣服,显得更加潇洒漂亮了。”毛泽东打趣道。吴莉莉则乘机抱怨:“这身衣服可招来许多人的指责和评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这身衣服还招来这么大的议论,不简单啊!”毛泽东并未直接回应吴的牢骚。史沫特莱在一旁帮腔道:“你领导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我来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外语,还应该学会跳舞。”
史沫特莱后来还回忆道:“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三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由于已经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对学习英语一直充满了兴趣,史沫特莱建议他通过唱英文歌的方式来学习。于是,从凤凰山的窑洞中,常常在午夜时分传出湖南味儿的红河谷曲调:“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终于有一天,史沫特莱再也无法忍受毛泽东那饱含辣椒气息的歌咏天赋,一脸无奈地请求他不要再唱下去了。
在教毛泽东学英语的尝试失败之后,史沫特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交际舞上。
一次晚餐过后,史沫特莱打开收音机并走到毛泽东的面前,深鞠一躬,伸出手来邀他共舞。虽然毛泽东在唱歌上并不在行,但对舞蹈的节奏却把握得很快,他也成了苏区第一位学会交际舞的共产党人。与毛泽东相比,朱德、彭德怀的对交际舞的态度就显得有那么点儿冥顽不化了。
在史沫特莱之后,又有斯诺的妻子海伦、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罗曼·卡尔曼等一干记者来到延安,他们的造访为这座革命圣地涂上了一层人文主义的色彩。
白求恩:不是局外人
马海德,这位出生在哈德逊河畔的美国青年,在地球的另一侧获得了信仰的重生,在来到这里的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的三月三十一日,马海德在延安接待了另一位在哈德逊河畔长大的加拿大年轻人。白求恩,成为继马海德之后第二位在苏区服务的医学专家。
与马海德不同的是,白求恩已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一年前,他以中校军医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作为一名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战场成了他梦想照进现实的试炼场。到达延安的第二天,白求恩在凤凰山的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证,双手递给毛泽东,而毛泽东在认真检查了一番之后,笑着对他说:“我们志同道合,你现在不是外人,不要见外咯!”白求恩也确实没把自己当作局外人。“军医的岗位是在前线,而不是后方。”在延安短暂停留之后,白求恩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在之后的四个月时间里,白求恩完成战地手术 300余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了大批伤员。
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然而,一向对卫生工作要求严格的白求恩却忽视了自己的伤情。一个月后,白求恩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辣子吃的越多,越是革命!”
1939年二月的一个上午,马海德端着他的莱卡相机,站在凤凰山脚下的窑洞外,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爱德华、柯棣华等五位印度新战友。不一会儿,一辆军用汽车在他的跟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来五位棕色皮肤的年轻人。在简单地打过招呼之后,毛泽东就凭着《西游记》里唐僧取经和孙悟空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故事,成功地抓住了这几位印度医生的耳朵。
聊了一会儿,就到了吃饭的钟点。在用摇晃不稳的包装箱拼成的“餐桌”上,白菜煎豆腐、蘑菇炖竹笋、几碗清鸡汤和一碟辣椒,再配上馒头和小米饭,构成了这场接风宴的全部。毛泽东用筷子在馒头戳了几个小洞,在里面填上了辣椒面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爱吃咖喱的印度人也模仿起主席的手法,跟着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吃到兴头上,毛泽东用还沾着辣椒的筷头指划着说道:“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辣子吃的越多,越是革命!”。在毛泽东的心中,白菜、菠菜、青豆之流,浑浑噩噩,没有出息。在蔬菜的世界里,也有必要来上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最熟悉的陌生人:美国军事观察团
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国军用C47缓缓降落在延安飞机场,这是该机场首次对外开放。“我们非常高兴终于来到了这里。”军事观察团团长包瑞德与迎接他们的周恩来互致寒暄。随后,代表团在窑洞住所前空地上升起了一面星条旗,标志着美国与中共官方外交创制的开端。对这片荒芜的黄土地来说,这实在是头一遭的新鲜事,毛泽东则亲切地以“战友”来称呼这十八位美国牛仔。
半个月后,一封来自中共南方局的外交意见书摆在了毛泽东的桌前,电文写道:“对于我党,美国今天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又同时怀着很深的戒惧。美国绝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不会赞成中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不会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取得胜利。”
对此,毛泽东深以为然。虽然中共并不信任美国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和来访的军事观察团去拍桌子,瞪眼睛。8月18号,党史上第一份《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由周恩来草拟完成,这份指示为对美的外交工作定了三个调子:军事上欢迎支援,政治上建立往来,文化上多做宣传。在这一方针的引领下,双方相处得十分和谐。
1945年的春天, 在中共的组织安排下,设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邀请美军观察组比赛棒球。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都是由抗战根据地军民抓到的日本战俘。在太平洋上的你死我活的对手,竟要在中国的西北腹地进行一场棒球友谊赛。两只“棒球队”在延安宝塔山下动起了真格, 结果两场比赛, 均是以美军观察组获胜而告终。比赛结束后,日本工农学校师生高唱《解放联盟歌》,祝贺美军的胜利,而美军人员竟也高呼“日本工农学校万岁”的口号。延安,确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描述道:“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人民,甚至是中国最现代的地区。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健康、稳妥的成熟期”“中国共产党强大、易于成功、有那么一股驱动力,并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是不容易被击垮的”“他们的利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同美国的利益不会相抵触,值得我方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
赫尔利:最后的客人
11月7日,赫尔利来了。参与接机的包瑞德用这样的文字记录下了赫大使的登场亮相:“舱门打开,舷梯顶端出现一个个子高高,头发灰白,具有军人风度而又十分英俊的男人。他身穿我从未见过的、极其漂亮的军服,胸前佩戴着标志各场战争的各色勋章,似乎美国打过的所有战争他都参加过。”赫尔利的白胡子十分耀眼,他用印第安人的口令向周围的人们打了声招呼。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直到坐在谈判桌前。
毛泽东说:“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赫尔利没料到毛泽东会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军队,当下不顾风度地指责毛泽东在重复着日本人的老调。
赫尔利离开延安后,火药味却一直并未平息。然而,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支驻军撤离时,双方也并未真正为对方消耗过一粒火药。
如果说这算是一种成就,那么这无疑得益于这一时期中共所广泛采取的“官民并举”外交。
栏目编辑|马俊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