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献媚丑态 表忠争先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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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用文人六四献媚丑态 投降表忠争先恐后

大中小2015-05-29 23:15:05

多维历史

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作为一个群体投入整个六四事件，不少人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然而，更多的官方御用文人向当局投降并献媚，“和中央保持一致”。马千卒撰文《八九“六四镇压”前后文化知识界精英的表现》，盘点了众多文化知识界精英在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本文原载2012年5月31日民主中国网站。【相关阅读：六四秘档：出卖“首知联”的告密者邓正来】

1989年5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民运人士

1989年5月10日，在京的部分青年作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唤创作自由。这也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第一次公开发出真实的呼声。游行队伍下午1时半从北京海淀区的中国政法大学出发，途经复兴门及长安街的广播电影电视部、新华社、中宣部，进入天安门广场后向东，由东长安街经大北窑到金台西路人民日报社后逐渐散去。作家、艺术家上街游行，是在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其机关报《中国文化报》如实报道了文化界、知识界人士上街游行的消息，但只是“小阳春”，赵紫阳的职务被邓小平停止后，《中国文化报》等文化部所属媒体就紧急向“左”转了。

回顾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知识精英在1989年的表现，有一个体制内的“大人物”不能不提，他就是当时的中国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王蒙虽不像知名学者、作家刘再复、王若水、包遵信、李陀、徐刚、戴晴、郑义、赵瑜、肖复兴、陈丹晨、钟艺兵和刘湛秋等人一样在“五二〇”李鹏宣布实施戒严令后仍然上街出现在游行队伍中，但却在北京天安门流血事件后避免公开露面，尤其是拒绝参加官方主持的看望和慰问戒严部队士兵。

文化精英王蒙事前事后的出尔反尔

“六四屠杀”后，北京不少文化界的知识精英和文化部副部长纷纷出面慰问戒严部队，比如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副部长王济夫、英若诚、刘德有和党组成员徐文伯等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屠杀学生的戒严部队。1989年6月13日下午，文化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部党组成员、原部领导、部长助理、各司局及中国文联党组和中国作协党组的负责人，会议的任务就是下令做好慰问戒严部队的工作，特别要组织好演出小分队进行慰问演出。整个文化部只有部长王蒙装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在当时留下不少好名声。王蒙是“反右”期间被共产党钦定的“右派”，即知识分子中的“现行反革命”，毛泽东时代结束后被平反，还被中共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名拉拢为中共中央委员，并进入赵紫阳任总理的国务院内阁，出任文化部部长，兼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

不过好景不长，王蒙拒绝参加慰问戒严部队后，就不再出现在文化部的活动名单上，1989年9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发布第1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1989年9月4日的决定，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部长职务”。此前的8月31日，国务院已经认命另一名御用左派诗人贺敬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职务，于是王蒙彻底从文化部出局。此后，中共对他进行了近两年的调查，媒体也封杀了他的名字。

王蒙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最后导致他的文化部部长职务不保，并受到中共组织审查，最后勉强过关。或许当时王蒙的举动是“良心发现”，也不过是“瞬间”而已，之后照样不忘为中共辩护，他并没有谴责中共镇压学生运动，也没有退党，反而认为在中国不能没有中共的领导，否则中国会变乱，这便是典型的忠君奴才思维。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查建国的妹妹、旅美作家查建英《纽约客》发表的文章评论王蒙是“国家公仆”，并在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受到了网友的嘲讽（查建英的原文标题是Is China‘s most eminent writer a reformer or an apologist？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一名改革派还是一位护教者？）。不过，这名作家也承认王蒙过于聪明，正如其他人把王蒙说成“优秀的奴才”一样。

如今，王蒙又站了出来，但不是恢复1989年的王蒙形象，而是在中共纪念毛泽东195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时站了出来，成为“老党棍”，成为一百名抄写毛讲话的著名作家之一。2012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新书。书中汇集了100位当代文学家艺术家联袂手抄本，不仅有中共文化权威、作家和艺术家周巍峙、郭汉城、白刃、贺敬之（王蒙之后即位的文化部长）、于蓝、王昆，还有包括前文化部长王蒙在内的文艺界权威陈忠实、铁凝、贾平凹、莫言、冯骥才等，据报道说他们的热情很高，有些人现在仍对“讲话”原文记忆犹新，有些可以大段地背诵、默写“讲话”段落内容。抄写也一丝不苟，充满了情感。

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是党文化奴役知识分子的“手册”，南京历史学教授高华先生在《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一文提到，毛于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报告，是标志着其“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该“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其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一是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即“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二是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三是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四是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五是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1989年“六四”之前的文化界精英和文化部官方态度

1989年5月10日，在京的部分青年作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唤创作自由。这也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第一次公开发出真实的呼声。游行队伍下午1时半从北京海淀区的中国政法大学出发，途经复兴门及长安街的广播电影电视部、新华社、中宣部，进入天安门广场后向东，由东长安街经大北窑到金台西路人民日报社后逐渐散去。下午4时许，现场的记者看到，打着“北大作家班”旗帜的自行车队，由两辆载着扩音设备的平板三轮开道，进入天安门广场，队前白底黑字的横幅上写着“中国作家民族良心”。参加游行的作家身着白色圆领背心，胸前写着本人的姓名，背后写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等字样。他们十几个人一排扶肩并行，高唱《国际歌》，高呼“创作自由”、“新闻自由”、“继承鲁迅传统”等口号。围观的群众不少。有些作家沿途为读者签名留念。一些新闻出版工作者也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游行，队伍中有写着“作家出版社编辑”和“文艺报记者”字样的横幅。部分高校学生也结队同行。作家、艺术家上街游行，是在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其机关报《中国文化报》如实报道了文化界、知识界人士上街游行的消息，但只是“小阳春”，赵紫阳的职务被邓小平停止后，《中国文化报》等文化部媒体紧急转向“左”了。

5月13日，部分高校学生绝食后，戴晴、于浩成、李洪林、温元凯、李陀、严家其、刘再复、包遵信、苏晓康等12位知名学者、作家于14日联名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恳请绝食的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要求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肯定这次学潮是爱国的、民主的行动；承认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这12位学者、作家曾与绝食的同学接触，但学生的绝食仍在继续。

5月15日，首都知识界上万人走上街头游行声援学生运动，呼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化进程。当天下午2时许，数万人聚集在复兴门立交桥，在“首都知识界”牌子引导下，队伍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自由万岁”、“人民万岁”、“新闻自由”等口号此起彼伏。围观群众的人数超过了游行队伍。高校教师队伍人数众多。有些年过半百的教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们胸前挎着“声援学生”、“民主自由”的标语，知名教授、学者有严家其、包遵信、郑义、钱理群、柯云路、王鲁湘等。博士生打着“博士该‘搏’了”的标语牌。中央美术学院、鲁迅文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院校的部分教师也参加了游行。中央音乐学院的队伍高唱“打倒官倒，打倒官倒，反腐败”等歌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所、西亚非洲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参加游行的还有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国际商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亚太经济时报和大学生杂志社、开拓文学杂志社，以及作家出版社、报告文学编辑部的部分编辑和记者。署名“人民日报部分记者”的牌子上写着“我们有良心”。在天安门广场，一些知名学者、作家、诗人发表了演说和朗诵了诗歌。新华社的记者表现极差，是因为新华社社长穆青是“左棍”，他下令记者对学生游行进行歪曲报道，而不像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等正面公开的报道，所以遭到了学生们的抗议。

5月16日，首都一些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一项表明他们对当前学生运动态度的《五一六声明》。这篇声明写道：60年代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即后来称为“文革”的开端）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征。23年后的今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民主与光明的召唤。当前，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全国崛起。数十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腐败，呼唤民主与法制，表达了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及一切劳动阶层的共同意志。这是一次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觉醒。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力，初见成效的经济改革也严重受挫，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业面临着重大危机。中国正处于一个严重的关头。在这个决定人民、国家和执政党命运的时刻，参加本声明签名的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特此于今天——1989年5月16日——郑重签署如下声明，公开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

我们认为，面对当前的学生运动，党和政府是不够明智的。特别是在不久前，还存在着试图以高压和暴力来处理这场学生运动的迹象。最近以来，党和政府开始表现出值得欢迎的理智，局势因而有所缓和。如果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尊从民意，顺乎潮流，将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中国。

我们认为，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

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强烈反对的腐败现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党和政府应该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

新闻自由是清除腐败，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把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错误的。承认并保护公民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是言论自由的基本涵义。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党和政府有必要重温“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广开言路，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共商国是，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所谓抓“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提法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应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自由、民主、法制从来不是被赐予的。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最后，这篇声明呼吁：“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关头。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已经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再无后路可退却。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不幸的是，这些知识界、文化界人士的善意并没有得到中共当局回应，反而变本加厉地筹划镇压。5月20日，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根据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命令，接连发布三号戒严令，宣布北京部分地区自20日10时起实施戒严。执行戒严的部队未能进入城区。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仍在继续。戒严第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和光明日报社的游行队伍，首先走上街头要求自由、民主。中国青年报的知名记者们也组团参加，知名记者贺延光、李大同也都在其中。

5月22日，这天是李鹏下令北京戒严第三天，但当天下午东西长安街上仍出现了近万人的游行队伍。这是首都知识界、文化界和新闻界自宣布戒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游行。22日下午2时许，举着“中国知识界”旗帜的两支游行队伍，分别由建国门和复兴门出发，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向天安门广场汇集。他们喊道：保护学生！捍卫宪法！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人民万岁！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游行队伍已汇集近万人。现场媒体记者从上街知识分子团体的旗帜上辨认，游行队伍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中国电影家协会等单位。还有两面旗帜上分别写着：香港师生记者声援团、香港大学。队伍中更多的是新闻界人士，几乎包括了首都主要的新闻单位。知名学者、作家刘再复、王若水、包遵信、李陀、徐刚、戴晴、郑义、赵瑜、肖复兴、陈丹晨、钟艺兵和刘湛秋等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这支游行队伍经天安门广场后又到新华门和台基厂等地，所到之处市民反应热烈。北京支持学生运动的民众已经超过百万。

5月30日，由中央美院雕塑系20多名学生创作的一座称为“民主之神”雕像在天安门广场安放。这座被大学生们称之为“民主之神”的雕像高达7米，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多日来引起不少民众的前往围观。在雕像安放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据说他是安全部在文化部的潜伏人员）以及文化部教育局的负责人曾到中央美院劝阻学生，表示反对把这座“自由女神|”的雕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文化部坚持做劝说工作，希望尽快撤除这座雕像。王蒙同样没有出现。整个五月份，王蒙作为文化部部长几乎不再公开露面，与四月份的频繁露面成为鲜明对比。5月30日，北京市天安门管理处发表声明说，把什么“女神”像搭设在天安门广场，是极不严肃的，也是违反北京市人民政府1981年11月1日通告的。文化部下属的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发言人说，在天安门广场设置任何雕塑或建筑物都必须报请有关部门周密规划、设计和反复论证，并取得首都有关部门的批准，决不能任意修建或设置。

这个时候，在邓小平的批准下，各路戒严部队已经进驻北京郊区，血腥镇压已经不可避免了。尽管文化界和知识界人士在“六四”前仍前往天安门看望和慰问学生，却已经不能阻拦邓小平授权部队开枪的命令了。自5月19日李鹏和杨尚昆在首都党政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新闻自由渐渐转冷，敢言的媒体及其记者的报道纷纷降温，直到“六四”后所以媒体都全部变成“党的喉舌”，只发出中共当局的“同一种声音”。

“六四”后看望和慰问戒严部队的文化部官员和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及其献媚术

“六四”这天是个分水岭，学潮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新闻自由没有了，游行示威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中共在镇压后的厚颜无耻，以及文化界知识界人士的献媚。

地处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自6月3日起进驻戒严部队，文化部下令接待。6月3日晚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奉命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化部管理的博物馆负责人及近30名党政、保卫、后勤值班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腾调出馆内所有能住的大厅、走廊、办公室、为部队安排宿地和指挥用房。用电炉为戒严部队士兵和伤员赶烧开水。在北京交通受阻的日子里，戒严部队在馆内一日三餐全靠压缩饼干和方便面充饥。报道说，“看到不少战士为此患病拉肚子，馆领导想方设法临时抽调老工人、昼夜工作，为部队提供了充足的开水”，“为使戒严部队在馆内正常工作、生活，全馆的水、电、卫生设施昼夜有专人负责检修管理。工作人员看到干部战士们总是啃干面包、压缩饼干，食堂的职工便开动机器压面条，为他们改善生活”。1989年6月4日当天，文化部机关报纸《中国文化报》头版头条刊登新闻《文化部党组汇报学习李鹏杨尚昆同志讲话情况，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要求部机关、直属单位认真学习、顾全大局、努力工作、遵守纪律》。6月13日下午，文化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除王蒙之外的文化部党组成员、原部领导、部长助理、各司局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及中国文联党组和中国作协党组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传达邓小平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和李鹏、姚依林6月13日上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文化部要求将此计划传达到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所谓“深刻认识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文化部系统的报纸、刊物要按照李鹏同志的要求，积极做好宣传舆论工作”（此前文化部系统的报纸记者参与游行和对学生运动的正面报道），“搞好军民联防，防止歹徒的破坏和捣乱”，“要积极热情地做好慰问戒严部队的工作，特别要组织好演出小分队进行慰问演出，密切军民关系”等等。

会议之后，文化部开始行动，慰问屠杀学生的戒严部队。6月14日下午，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英若诚以及文化部有关司局负责人率中国轻音乐团，前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慰问居住在这里的首都戒严部队士兵。中国轻音乐团为戒严部队演出节目。中国轻音乐团团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以及同戒严部队官兵一起演唱的《十五的月亮》，歌唱家吴国松为戒严部队官兵演唱，中央民族乐团在通县机场慰问演出。戒严部队最后又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文化报的报道说，“高占祥、英若诚等同戒严部队官兵进行亲切交谈。他们询问了部队官兵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情况，并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为戒严部队做好服务工作，保证戒严部队官兵工作好、休息好。戒严部队官兵对文化部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关心和照顾表示感谢。”先后慰问戒严部队士兵的文化艺术界人士还有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柳万雨、田军力，中央歌舞团的竹凤，中国京剧院全国政协常委、程派艺术家李世济，中国京剧院的林毓熙、杜振宁，中央民族乐团的刘文金，中国轻音乐团李谷一，东方歌舞团高志平等，以及演员和其他艺术家竹凤，张静雅、杨博森、张宗孔、骆玉笙、陈爱莲、谭派老生孙岳，孙毅、梁展出、舒风、王唯、刘金山、梁刚、姜文娜等演员，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附小的杨颖、李辉、王惠等学生。歌唱演员孙毅、万山红、单秀荣、柳石明、赵青、郭兰英等知名人士都先后多次慰问戒严部队。其中的歌唱演员吴国松曾拒绝了外团提出的慰问天安门广场学生演出的邀请，但当他接到慰问戒严部队演出任务时“欣然同意”，“演出时边唱边走下台，与官兵们一一握手”。

文化艺术界人士慰问戒严部队的演出前，英若诚讲话：“我代表文化部全体共产党员、工作人员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向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全体官兵表示亲切慰问！在这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英勇果敢地进行反击，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初步胜利，为捍卫我们的共和国，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为捍卫伟大的首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你们不愧为共和国的钢铁长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忠诚战士，是人民利益的光荣代表。”“连日来，你们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在狠狠打击一小撮暴徒的同时，为首都人民赶运各种生活用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我们为有你们这样的威武之师而感到无比自豪！你们为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你们确确实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6月16日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等又出面安抚驻部机关的武警部队，还命令中央歌舞团和文化部幼儿园的孩子为官兵们演出节目。自6月4日以后北京一度停业的全市近五十家影院（包括放映电影的剧场）从6月11日起又陆续开始营业。

来自文化部的消息说，自6月1日以来，文化部派出了8个代表团，分别由副部长高占祥、王济夫、刘德有、英若诚和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轮流领队，文化部有关司局、国家文物局和直属单位的负责人以及部分文艺工作者参加，先后赴戒严部队所在解放军沙河机场、南苑机场、通县机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故宫午门外、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在文化部院内等地慰问戒严部队和武警部队官兵。中央歌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京剧院、中央民族乐团等文艺团体，都选出优秀演员，拿出了精彩节目，参加了慰问演出。文化部幼儿园也参加了慰问演出。戒严部队官兵接待了文化部派出的慰问团，此后文化部又陆续派出代表团对首都戒严部队和武警部队官兵进行慰问演出。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马济川、全国政协委员、文物专家罗哲文、谢振生等专家、学者则献媚戒严部队，表示“作为老战士、老同志，对党、解放军的信念不能改变，要坚信党的领导，自觉服从党的决议，共同行动起来，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对散布谣言的一小撮坏分子，要严厉打击，决不姑息”。

直到6月19日，文化部再次慰问戒严部队时，王蒙没有出席，但文化部机关报报道时提到了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代表王蒙部长、高占祥、刘德有、英若诚副部长以及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慰问戒严部队，著名歌星成方圆、牟炫甫和东方歌舞团的演员胡波、郭蓉、彭康亮、崔美善、阿依吐拉、莫德格玛等到这里慰问戒严部队官兵，他们称戒严部队是“文明之师、胜利之师、仁义之师”。戒严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政委是陈锦彪大校（江苏省通州市金余乡人，先后升任陆军第63集团军政委、天津警备区政委，颁授少将军衔），陈锦彪大校代表所在戒严部队感谢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能在北京的大雅之堂观看全国一流的文艺演出，说明了首都文艺工作者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戒严部队空军的空降兵第15军副政委田瑞昌大校（先后升任成都军区空军部主任、副政委，颁授少将军衔）和该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恩芝大校代表戒严部队感谢文化部艺术团的演出和慰问。田瑞昌大校称“我们忘不了在那乌烟瘴气的动乱日子里，戒严部队遭到一些人的围攻和谩骂，而在这个时候，你们派出慰问团到戒严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这是对戒严部队官兵最大的关心和鼓舞”。

文化部一向“偏右”，现在完全“左转”，文化部要求一些过去由于所谓“不明真相”参加过游行和签名“声援”的人士“转变思想认识”，指责“极少数策划反革命暴乱的人利用人们迫切希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善良愿望，到处造谣惑众，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并指使反革命暴徒搞打、砸、抢、烧。他们的目的是妄图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达到他们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罪恶目的”。文化部要求“今后要不信谣、不传谣”，因为“有戒严部队在，我们有了安全感”。一些文化界名人还说“开始只是对学生有一种同情心理，后来随事态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疑问。许多人抵制了某些签名信，但也有一些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一些呼吁书上签了名，被人利用了”，漫画家丁聪在发言中说，“文化部门领导及时地向我们通报了情况，使我们很快了解到实情，避免了错误”。中国音协副主席施光南、副主席赵沨、词作家晓星、指挥家彭修文、原中国音协主席、作曲家吕骥、中国音协副主席孙慎以及时乐濛、卢肃、李伟、黎英海、李西安、辛沪光等音乐界人士纷纷表态“加强党对音乐界的领导”。

“六四”后赶紧向中共表忠心献媚的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演员英若诚、任继愈、张忠培、叶佩英、李维康，全国政协委员陈荒煤、吴雪、周而复、王济夫、舒强、李世济、刘长瑜、杜近芳、方掬芬、严良堃、盛中国、刘燕平、白淑湘、王昆、莫德格玛、阿依吐拉、崔美善、陈爱莲、刘开渠、丁聪、谷建芬、李谷一、孙瑛、吴祖光、罗哲文、常书鸿、谢辰生、王育新、王振铎、史树青、王世襄、罗俊、爱泼斯坦、杨宪益、邓团子、沙溥里、赵沨、江定仙、张君秋、孙家琇、资华筠、郑雪来、武季梅、李希泌、冀淑英，中共十三大代表李希凡、施光南、白峰溪等。文化部要求文化界知识界人士必须反思，因为“我们的一些舆论阵地被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占领了，在北京发生动乱时，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大家搞糊涂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同志也糊涂了，是非观点搞不清楚了，中央怎么打招呼也听不进去。这个教训要牢记，今后，我们要花大力气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这也是不点名批评文化部部长王蒙，批评当时文化部内盛行自由化思想，“有些人不要党管，不要党干涉文艺”。6月1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在京的主席团会议，中国文联执行主席曹禺因病未能出席，但他在书面发言中表示，衷心拥护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吴祖强、戏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中国书协主席，书法家启功、作家康濯、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张颖、中国音协副主席严良堃、中宣部文艺局梁光弟、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金照、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葛维墨等人都如此表示，严良堃还在发言时请文联党组注意，称“学潮”事件“一次卷进去这么多人，包括青年、中年和老年，且都很激动，群情激昂，我们应该深思”，有不点名批评王蒙的意思，他还指责这次“暴露出来的矛盾，有的属敌我矛盾”。

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还在此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污蔑领导学潮的知识分子领袖方励之、刘晓波等人，指他们“酿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称“方励之、刘晓波这两个知识分子中的败类”，称他是“专骂党、骂社会主义、污辱民族的人”，“为什么国家还让他出国去骂？”1987年刘晓波曾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交流，现场与研究生辩论。

到6月24日，文化部负责人仍然不停地看望戒严部队，再次代表王蒙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王济夫及有关司局负责人一行10多人，来到北京戒严部队驻京的陆军某部招待所，慰问了解放军38军炮兵旅在6月4日凌晨死难在海淀区翠微路一带的戒严士兵王小兵的亲属，王是押运枪支子弹等军用物资的士兵，后来被命名为“卫国六英雄”之一。戒严部队38军炮兵旅政委赵炳璞与文化部负责人到场（赵炳璞是从事核试验的部队研究所21所调到38军炮兵旅任政委，之后又转业到国家体委，后任国家体育总局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1989年7月29日，文化部还专门对慰问戒严部队的文化艺术界的机构和人士进行表彰，称他们“在平息这次发生在首都的反革命暴乱中……有的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各种压力抢救、保护了戒严部队、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的生命安全；有的克服各种困难，热情接待、妥善安置了进驻的戒严部队”，这些单位和个人包括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国革命博物馆服务部、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卫处、中国京剧院、东方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轻音乐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勇进评剧团、中央音乐学院、文化部幼儿园儿童演出队、文化部机关食堂、文化部机关车队，以及中国歌剧舞剧院郭兰英（成名作《南泥湾》）、吴国松、刘国盛等人。

“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六四”后紧急向官方投降并献媚的官方御用文化界、知识界人士的统一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