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0日是钱穆先生逝世25周年纪念日。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钱穆在历史学界的地位早有定论。其弟子余英时说他“一生为国故招魂”，概括了其学术旨向。他“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担当，对历史的温情固然令人感动，但其近乎“全盘肯定”，甚至否认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为专制制度的观点，以及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至今仍是人们争论的话题。
钱穆先生
1895年7月30日，钱穆出生于江南水乡无锡七房桥一个五世同堂的家庭里。钱穆l2 岁那年，41 岁的父亲去世。
1911 年春，钱穆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五年级。武昌起义后，由于时局混乱，学校宣布解散，钱穆投军不成，只好返回家乡七房桥，结束了学生生活。
1912 年春到1922 年秋，钱穆先后在秦家水渠、荡口鸿模、梅村县四、后宅初小担任了10 年半的乡村小学教师。1922 年中秋节后，钱穆执教集美学校，翌年端午节前返回无锡，不久，经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的介绍和推荐，转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
1929 年七八月间，几年前已经成名的顾颉刚应北平燕京大学之聘，离开广州中山大学北上，途中返顾氏苏州家中小住。在东吴大学陈天一的陪同下，到苏州造访钱穆。这是中国现代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的首次见面，钱穆迎来了他命运中的“贵人”，命运发生了深刻转机。
顾颉刚在钱穆桌上看到《先秦诸子系年》稿，征得钱穆同意，携带回家阅读。顾颉刚对钱穆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因为顾颉刚的推荐，1930 年，钱穆得到了北平燕京大学聘请。这年秋天，钱穆乘一海轮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开始了他北平8 年的大学教书生涯。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他常与潘佑荪、顾颉刚、郭绍虞(苏州人)等人交往，又结识了冯友兰等人，在顾颉刚的陪同下拜见了胡适。彼此间讨论问学。同时，钱穆的学术地位也得到了北平学术界的肯认，那就是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出。它主要是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作的。该文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全面批驳。钱穆仿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体例，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刘向、刘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体史事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凡康文曲解史实、抹杀证据之处皆一一加以指明。
钱穆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于是辞职南归。因顾颉刚举荐，1931 年夏，钱穆在苏州家中得到北京大学的聘书。不久，他便携眷奉母北上，任教北大历史系。
钱穆在北大的课堂上
抗战开始后，钱穆进入西南联大。联大文学院最初设在蒙自。1938年4 月，钱穆赴蒙自为学生讲授国史。这年秋后，文学院迁返昆明。钱穆喜爱宜良山水，卜居宜良岩泉寺撰写《国史大纲》。1939 年6 月，这部书完稿。1940 年6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书中，钱穆在批评革新派史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和见解。他不赞同宣传革新派以“专制”来概括中国的传统政治，以“封建”来概括中国的传统社会，得出了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的著名论断。他把"五四"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归入“宣传革新派”一类。此外，他还批评了科学考订派，要求治史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国史大纲》出版以前，钱穆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则转向文化研究，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
抗战胜利后，钱穆因患病，仍留川任教，住华西坝一年。1946 年夏，他由重庆飞抵南京，再由南京转苏州新桥巷耦园。此时，北京大学的复校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南京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工作。当时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平，但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钱穆早年以考据成名，史料考证派的舵手傅斯年曾把钱穆视为该派的同志，钱穆对史料考证派重建古史的工作也曾寄予了厚望。在北大7 年的教书生涯中，二人彼此往来问学，还保持了不错的关系。但是，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逐步建立，他渐渐与史料考证派分道扬镳。 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对“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的史料考证派的批评，该派领袖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感到高兴。《国史大纲》出版后，一位叫张晓峰的朋友在重庆见到了傅斯年，询问他对此书的看法。傅斯年对此嗤之以鼻：“我从来不读钱某人的书文一个字。钱某人屡谈西方欧美学术如何如何，那些知识其实都是从《东方杂志》转抄而来的，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创造。”石兴泽认为，“就二人的态度看,傅斯年可以宽看钱穆对传统文化的崇敬,但不能容忍他对自己治学方法的怀疑和否定；同样,钱穆可以理解傅斯年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却不能接受他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进而怀疑甚至否定古籍典章。这种分歧,确实带有根本的性质。”
此外，北大复校，钱穆不在邀请之列，也可能与他较早离开西南联大有关。此时，云南人于乃仁在昆明筹建五华学院，托钱穆的学生李埏代为敦请。钱穆于1946年10月再入昆明。1948 年春，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1949 年春，钱穆应老友张其昀邀约，去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活动中行拱手礼
钱穆入港时，邀请他人港办学的老友张其昀已离港赴台，办学之事实由钱穆与崔书琴两人承担。因人少力薄，钱穆又邀请同来香港的江大同事唐君毅，和香港《民主评论》的主编张丕介两先生共谋其事。经过一番努力、筹划，亚洲文商学院终于1949 年10 月正式开学。当时并没有固定的校址，租了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三间教室在晚间上课，学校定名为亚洲文商夜校。又在附近炮台街租得一间空屋，作为学生宿舍。钱穆任院长，崔书琴为教务长，教师有张丕介、唐君毅、罗梦珊(张丕介重庆政治大学旧同事)、程兆熊等。
由于学校初创，经费特别紧张。恰好在这时，钱穆新结识了上海商人王岳峰，他为钱穆等人艰苦办学的精神所感动，表示愿鼎力相助。由于王岳峰资助，1950 年3 月，亚洲文商学院开办的第二学期，在香港英皇道海角公寓租借数间教室，作为讲堂及宿舍之用，以安插自台来港的20 名新生。此处白天上课，钱穆与唐君毅等人，日赴香港，夜归九龙。
1950 年秋，由王岳峰出资在九龙桂林街顶押新楼三楹，供学校作新校舍。钱穆与文商夜校监督刘某商量，打算改夜校为日校。刘某不同意改日校，又不愿将校名相让，提议钱穆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另创新校。于是，钱穆又赴香港教育司，另请立案获得港府批准后，迁校至桂林街，改名为新亚书院。
新亚办学之初，虽然条件简陋，但学校的任课教师都是大陆来港的知名人士。他们有许多是钱穆的故旧好友，为支持他办学竞相表示授课不要报酬。如张维翰在抗战时与钱穆在昆明即相识，来港为其办学
精神所感动，称“君艰苦创学校，恨无力相助，愿义务任教国文一课，以表同情”。
由于新亚书院教授阵容强大，多为国内政界、学界名流，论其人选，香港大学中文系远不能比。尽管学校条件甚差，仍然受到香港教育司的重视，对新亚书院颇为通融。
1950 年冬，新亚经济窘困，已达山穷水尽之地。受全校同仁力促，钱穆离港赴台募款，望获台湾政府救济支援。一直对钱穆颇为欣赏的蒋介石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这一资助持续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
1953年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前排中的正是錢穆。
1953 年初夏，美国雅礼协会董事会决定在香港、台北、菲律宾三处选择一学校或医院为合作对象，委托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卢定教授前往三处访问选择。卢定此行的第一站为香港，确定约谈的第一人为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在会谈中，钱穆不卑不亢，就其办学宗旨、目的一一坦率相告，希望能得到雅礼的资助。但同时又表示，即便获得雅礼协款，也决不愿把新亚办成为一所教会学校，雅礼所派代表也不能预问
校政。卢定返美后，雅礼即定每年助款2.5万美元，超过了原定最高额。新亚自建立时起，得台北“总统府”办公费拨款相助，自此辞掉台北赠款。
卢定离港后，美国亚洲协会艾维来访问钱穆，也表示愿随份出力，资助新亚。1953 年10 月，钱穆得亚洲协会助款，在九龙太子道租一层楼创办研究所，供新亚及校外大学毕业后有志继续求学深造者之用，新亚教授则随宜作指导。余英时、唐端正、孙国栋、何佑森等港台学者，都是新亚研究所的早期研究生。
新亚书院除夕联欢（1955）
1955 年春，哈佛大学教授雷少华来访，钱穆与他谈论新亚创校经过，并言校内设有一研究所，因经费有限，规模未立，是否可得哈佛燕京社协款资助。双方定协议为研究所提供奖学金、图书资料费，并出版学报，至此，新亚研究所正式成立。第一届毕业留为研究生的余英时以助教名义派送前往，这是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的第一人。以后又陆续派出研究所的何佑森、罗球庆、孙国栋、余秉权赴哈佛、西雅图大学访问。
新亚书院发展到1959 年秋时，已拥有8 系1 所，500多学生，办学成绩卓著。香港政府有意在原来的香港大学外，另建一所大学，于是选定崇基、联合、新亚三校为基本学院，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1964年7月，钱穆因为与校方的矛盾，再次向新亚董事会提出引退，获董事长赵冰同意，辞去新亚书院院长之职。惟董事会决定以1965 年为正式辞职之年，此一年则为休假年。
辞职后的钱穆，在青山湾租得一避暑小楼。此处临海面山，环境幽静，远胜沙田旧居。他每日面对近海，眺望远山，读朱子之书，为日后撰写《朱子新学案》作准备。1965 年6 月，正式卸任。
1967 年10 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台定居，先住在台北市区金山街，第二年7 月，迁新居外双溪素书楼，开始了晚年居台20 多年的著述讲学生涯。
钱穆与夫人胡美琦
钱穆晚年居台，以研究朱子学为主。他指出治朱子，“不仅为治中国八百年之学术思想史者一重大课题，实亦为治中国两千年来之儒学史者一重大课题。凡属关心中国文化大传统中此一主要骨干之精神所在，大旨所寄者，对于此一课题，皆当注意。”
自40 年代起，特别是钱穆居港台以来，他的著述讲演，始终围绕着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和复兴中国文化、重建儒学传统而展开。而他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亦以文化为主要内容。
1986 年，是钱穆92岁生辰，也是他执教75 周年的纪念日。6 月9 日这天下午，他在外双溪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即华冈文化学院)史学所博士班的学生上告别讲坛的最后一课。消息传来，听者云集素书楼，里面有他30 年代北大的学生，五六十年代新亚书院的学生，东吴大学历史系主任也带着十几位学生赶来旁听(素书楼左邻即为东吴大学)。台湾政界要人宋楚瑜也景慕而来，聆听其说。在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堂课中，钱穆意气风发，思如泉涌，其神采、笑貌不减当年。他在讲授中殷殷寄语后学：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
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钱穆对两岸的时局也非常关心，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1986 年3 月，92 岁高龄的钱穆应台北《联合月刊》编辑之请，发表了《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他以一位历史学家高远深邃的识见，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了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
钱穆晚年也有不顺心的事，尤其是“素书楼风波”。1990 年5 月，台湾政界再起争斗，台北市议会的一些议员抨击素书楼为“非法修建”。为了避免“享受特权”的误解，钱穆决定搬出居住20 多年的素书楼，迁居台北杭州南路新寓所。
钱穆晚年一直在思考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观问题。在搬出素书楼前三天，他完成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称“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文化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即在此。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1990 年8 月30 日上午9 点15 分，钱穆心力衰竭，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96 岁的人生之旅。他的学生严耕望对他的评价是：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马英九出席钱穆逝世二十周年追思会
钱穆是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与胡适、储安平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有着截然的分野。观胡适一生，始终在蒋介石面前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钱穆却多有资中筠先生所说的“颂圣”之举。
抗战时，钱穆曾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提倡宋明理学，与他的意见相合。国立编译馆编
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即是在蒋的授意下编写的，其中《清儒学案》即由钱穆承担。1942 年春，钱穆受蒋介石召见，所谈“专涉宋明理学方面，尤其为清初明末遗民顾黄诸家”。1943年冬，他与冯友兰、萧公权等人赴重庆复兴关为蒋介石高级训练班讲学。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前后达4年。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
据《火与冰》一书载：1959年钱穆赴台，蒋氏在召见中突然问：“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钱穆忙答并无此书。蒋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钱穆赶紧解释说，那是1950年在香港时写向政府的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那篇文章，其实是希望蒋功成身退，“抽身事外，无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国人，可以让中国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来增添信心，增添活力。”见蒋介石旧事重提，钱穆说：“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
在《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中，钱穆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
钱穆去世次日，李敖撰文称，“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在大陆，也有人质疑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早在北平时期，流转西南时期，钱穆对学生运动多不支持，对国民党政权抱有信心。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唯物史观，钱穆更不认同。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此时的钱穆却鼓吹“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为第一线”，认为“中共无丝毫开国气象”。钱穆在香港办学时，曾去函邀请陈寅恪、杨树达，均遭拒绝。1949年八九月间，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发表了对美国白皮书的6 篇评论，其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 年8 月4 日)一文中点了胡适、傅斯年、钱穆三人之名，使本有抗拒中共之心的钱穆更坚定了居港之心。他的老师吕思勉、好友顾颉刚以后写信或带言给他，劝其回归，均为其拒绝。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同样是西方的理论，这与他所持民族文化立场相背。共产党得天下，就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断，所以他要效仿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之举，“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钱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温情固然令人尊敬，然而，他的温情实在过头，甚至一味辩护。他否认秦以后的中国政治制度是专制，不仅引来了学者张君劢撰书30余万字反对，就连儒家学者徐复观也有尖锐批评。显然，这一观点明显违背常识。
而钱穆的局限，终将在其弟子余英时那里终结。
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了陈勇《钱穆传》《国学宗师钱穆》，以及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余杰《火与冰》，另有石兴泽论文《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等等。
（撰稿：凤凰网主笔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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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9 10: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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