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No.515：9·18特刊：从“少年中国”到“抗战老兵”

源济

老兵记忆

撰文/长江日报／九派新闻 贾代腾飞

“决死未必死，偷生必不生。”这是拍摄间隙，一位抗战老兵对我说的话。

70年时光荏苒，尽管那场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我们却无法忘却，那些中国将士，为了民族免于危难，顽强抗战不歇、甘洒热血的历史。

本组老兵的肖像，摒弃了数码，全部采用传统大画幅胶片拍摄。

年轻时，他们的名字叫“少年中国”，如今，他们是“抗战老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集合”，他们是一个个独特的人。
白色的背景，代表对历史的尊重，大幅胶片展现的细节，让目光凝视在每一位老兵身上。

一次拍摄结束后，一位老兵拉着我的手说：一个时代早已结束，那个时代的人也将随之而去。不久，这位老兵离世。

所以，每一次按快门，都觉得是在与时间赛跑，是一次“抢救性”的拍摄，因为老兵凋零的速度之快，令人扼腕。

纪念过去，是为了提醒现在，昭示未来。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是滚滚洪流中，一粒不起眼的泥沙。

源济

9·18特刊：从“少年中国”到“抗战老兵”

摄影：长江日报/九派新闻 贾代腾飞  编辑：邹怡  2015-09-18

李蔚华，山西沁源人。生于1923年，1938年入伍。参加过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他跟随毛主席东征吕梁，追随朱总司令转战太行，始终奋战在抗敌救国第一线。1945年，他所在团被八路军总部正式命名为“朱德警卫团”。





刘青，90岁，江苏泗阳人。1943年，17岁的他响应号召，加入青年远征军202师605团。第一次作战是在缅北于邦镇大龙河一带，他所在团正面与日军交锋，左右是英军配合战斗。两个昼夜的激战后，英军撤退转移，但没有通知他团。他们被日军包围，突围转移至缅北森林中。森林环境十分险恶，毒蛇虫蚁很多，这次突围，他团伤亡过半。





白明德，89岁，河北省石家庄人。1938年10月，在白明德的恳求下，司令员同乡把他带进游击队当了一名勤务兵，彼时他只有11岁。1945年，白明德成为了可摧城拔寨的炮兵。至今白明德还记得抗战胜利的那年9月，老百姓拿着月饼欢迎他们进城。那年月亮格外明亮，格外圆。





李晓祥，河北省高阳县人，87岁。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1939年他随父亲入伍，在吕正操上将领导的冀中军区十八团。抗战8年，他打了7年鬼子，曾游离生死之间，父亲也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





张全胜，河北省邢台人，87岁。 1939年，村农民协会成立了抗日救国儿童团，10岁的他当团长，为八路军搜集情报。一次，村农会主席叫他到三里路外的邻村给八路军送信。他在邻村口被日军拦住逼问村里是否有八路。张全胜不但没有妥协，还细心记下了在岗哨里看到的机枪和钢炮数量，告诉了八路军。





陈训荣，湖北省钟祥市人，93岁。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孝感参军。武汉沦陷后，陈训荣的父母在钟祥被日军轰炸身亡。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45军125师任炮兵。抗日战争时，陈训荣与战友死守老河口，为部队转移争取时间。当掩护任务快要完成时，他所在的炮兵班一门迫击炮炸了膛，除他之外，战友都牺牲了。





张宏鑫，湖北十堰人，88岁。得知要拍照，他特意找邻居借了一只眉笔，把花白的眉毛重新勾勒。作为通讯兵，战时他负责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发报。抗战胜利时，他在武汉接收日军通讯器材。出于对日军的愤恨，一次他跳起来抽了一个日本兵一嘴巴。那个日军士兵发出“嗨”的一声表示服从，让他心中自豪感油然而生，“感觉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胡华裕，湖北省通城人，94岁。1938年，17岁的他不小心把家里的鸭子放丢了，因害怕被脾气不好的父亲打，离家参军。抗战期间，他在一次切断日军公路和通信线路的战斗中，他的肩胛骨被日军打碎，至今还会隐隐作痛。1948年，离家十年的胡华裕回到家乡，家人以为他早在外面丢了命，父亲也过世了。





黎瑞员，湖北通城人，94岁。1939年，未满17岁的他与两个哥哥一起参军抗日。1943年，大哥在临湘执行任务时遭汉奸出卖，被日军抓获残忍杀害。同年，二哥在崇阳被伪政府执行枪决。他一辈子，无儿无女。黎瑞员至今还能清楚准确地唱完十首抗战歌曲：“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舍，有一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马，东亚逞霸强，一心要把中国亡，同胞们……”





周步高，湖北通山人，88岁。1944年，正在中学读书的他，接到父亲家书：“政府有令，为抗日，保家园，全民参战，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家父子三人，要一人去当兵。”接信后，他辞了老师，别了同窗，赴江西参军，开始了自己的戎马一生，而这些经历，他用毛笔小楷写了厚厚一本回忆录。

源济

罗诗奇，湖北荆门人，88岁。15岁时，他加入新四军襄西军事指挥部独立三十三团。彼时正是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期，他说，鬼子怕大刀，他好几次与战友冲进敌群，见人就砍，眼睛都杀红了。抗战胜利后，他一直在部队服役，曾荣获湖北军区沔阳军分区一等战斗英雄、一等劳动模范，还获得毛主席头像银质奖章一枚。





杨光明，湖北荆门人，90岁。1943年，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被招入204师，在四川万县接收训练。1945年日本投降，杨光明退伍后选择去了国防部特设贵阳青年中学，接受教育。当时蒋经国经过他身边，问他多大。他答18。蒋经国说，你们这些小伙体格都不错，但是少了点文化，得刻苦学习，成为人才。





王克仁，今年92岁，湖北武汉人。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他与家人一起逃难，后参军。1941年，在日军四面夹击中，王克仁的战友死伤无数，家人也被战火冲散，从此生死不明。而后，他被中央军校7分校录取，编入黄埔19期，受训三年半，于1945年8月毕业，在洛阳接受日军投降。





黄子明，90岁，武汉人。14岁时受抗日救国感召，参加部队。1944年，他加入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8军，与战友在滇缅公路的咽喉松山将日军全部“玉碎”。时至今日，云南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他的名字与其他103140位远征军将士一起，被镌刻在中国远征军名录墙上。





李颂卓，湖北武汉人，94岁。作为防空兵，李颂卓最惨淡的记忆是南京和武汉相继失守后，他的部队奉命赶赴贵阳，当时除了一边跟敌人作战，一边还要跟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战。士兵的尸体如果在野外没来得及处理，不到几个小时就剩一堆白骨。好多战友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归乡的路上。





刘一曙，96岁，湖北武汉人。19岁那年，武汉沦陷，父亲被日军杀死。父亲的灵前，他咬破手指，血书八字“替父报仇，为国雪耻”。黄埔十七期毕业后，他先后在第六和第九战区参加抗日。1945年春，他主动请缨，带领30人的敢死队，奉命切断日军南下铁路线，消灭日军200余人。





袁子仪，湖北城关人，94岁。他曾驻防山西，在一次持续了四天三夜的防守战中，他和战壕里的战友顽强抵抗，副师长阵亡，他也受了重伤，抬上担架时，袁子仪的手指还死死地勾着拉环。治疗期间，他伤口感染持续高烧，10多天不退，却奇迹般挺了过来。直至今日，当年高烧引起的骨关节疏松，让他直不了腿，伸不起腰。





张国安，湖北丹江口人，97岁。“7.7事变”时，他刚高中毕业，林觉民的《与妻书诀别书》是他最爱的文章，所以他决心报考黄埔军校。1942年，学满2年后毕业，他入30军，当时军中每人背一把大刀，善于近身白刃战。如今97岁高龄的他，仍记得大刀队的刀法。





张剑西，湖北恩施人，是中国第一代伞兵。“Stand up（起立）、Hold on （等待）、Standing the door（靠门站立）、 Go（跳）”他至今仍能清楚地用英文复述跳伞的4个口令。缅甸战场，一次战斗后，他从日本兵的身上搜出一枚水晶印章，上面刻着“田中”二字，还有一张他家人的照片。他感慨：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伤害了日本本国人民。





黄治军，今年86岁，荆州沙市人。拍摄完一个月后，老兵在村委会得知自己能获得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后激动地跑回家，不小心被门槛绊倒，再没起来。1岁，他随家人逃难至常德，母亲、弟弟相继去世，有孕在身的姐姐被日军凌辱后跳崖自尽。15岁，他扛着枪从贵州独山一直打到广西柳州。日军投降后，一名战俘送给他一张军毯，他想捐给博物馆，提醒人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