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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
（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稻草！所以，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在谈到中国时，已经是这种腔调：中国不足惧，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啦！
井上馨的师父是明治维新的“老前辈”“忧国志士”，“愤青”吉田松阴，所谓“日本放眼西方第一人”。当年，美国人佩里准将带着六七条军舰敲开日本的大门后，送给日本人一些“玩具”，除了一个超级火车模型外，还有电报机、望远镜什么的。一下子就把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人给震了。他们抱着“玩具”，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结果发现：只能送点优质大米给美国人。那一代日本人，但凡有点脑子的，都受了刺激，所以后来开始嚷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要向欧美看齐。吉田松阴呢，这哥们儿当时一度想偷渡到美国，想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但没跑成，只好在乡下非法办班——松下村塾，在那儿议论时政，并一度计划刺杀幕府高官，搞到最后被人打死，不到30岁。
吉田这小子虽然年轻，想法却非常强大。他特别焦虑日本的命运，在欧美的舰炮下，一不留神就得跟中国一样了。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还不忘打别人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对外侵略。他认为：一旦日本国力充实了，就该向海对面的大陆“发展”，让朝鲜进贡，进取满洲，占领台湾，征服整个中国，以至兵临印度！吉田一定觉得命运不济，要不然，明治维新成功后，自己肯定会混个首相当当。因为他死后没多久，他的几个高徒就联合一些人搞掉了闭关锁国的幕府，拥着明治天皇搞起了维新。这些高徒，除井上馨外，还有“明治维新第一人”木户孝允、倒幕运动的军事统帅高杉晋作、日清甲午战争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日本现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只说这个山县，出身“倒幕”两大藩之一的长州藩（长州藩以山口县为领地，后来长期把持日本陆军；另一藩为鹿儿岛的萨摩藩，主导海军。），他搞了个理论：除本土主权线外，日本还该有条利益线。利益线就是“跟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地方”。他认为，对日本来说，满洲是利益线最关键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线。作为一个岛国，他们没战略纵深，加上资源贫乏，经济依赖性强，一旦被卡了脖子，很快就上不来气儿了，所以得打对面大陆的主意。山县那一代军阀政客，差不多脑子里都有这么个想法。
这就是日本的“大陆政策”。
1937年初秋，京都第16师团的战船出现在天津大沽口海面，该师团第20联队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船到达大沽海面……这下终于到达了中国。大陆！大陆！憧憬已久的大陆！……真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啊！”
兴奋又贪婪的口气。
明治维新后，这个政策被推上政府轨道。明治诏书称其为“开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人们不怕一个疯子，也不担心一个按部就班的正常人，但日本人的扩张野心疯狂而严肃，这就很可怕了。
回到1926年的圣诞节。这天发生了件事儿：天皇死了。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量级的新闻。
据说，日本的第一代统治者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神武天皇，他在公元前660年建立日本国，从此天皇万世一系，未曾断过血脉。但仔细琢磨，也有疑问：这位神武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嘛，是否真的存在是一个大问题。别管这些了，先说死的这位天皇吧，是明治和昭和之间的大正。
大正天皇叫嘉仁，日本天皇只有名，没姓儿。嘉仁是明治天皇睦仁唯一活下来的儿子。1912年，打败了中、俄而让日本坐上强国“过山车”的明治天皇死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都哭了，他们是真动感情了。有人没耧（lóu）住，自杀殉葬了，就是那个日俄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把士兵当肉弹往俄国人的高地上送的乃木希典。等大伙平静下来后，发现已经是大正时代了。
说起来有点遗憾，这位天皇的精神状态很糟，确切地说，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最著名的事件是：在一次召开国会时，他把诏书卷成圆筒当望远镜，瞄向自己的大臣……这确实叫人很无语。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活神，而这位活神如此古怪，以至每次在重要场合，尤其是接见外国使节时，大臣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自己的陛下会干些什么。所以，一着急，他们就拥戴大正之子裕仁出任“摄政”处理国家机要了，这是1921年。
大正年代早期，日本内阁还是一种藩阀政治，由明治维新的功臣轮流掌权，新兴的资产阶级觉得这样一直下去不像话，就支持一些“粉”西方的政治家搞政党政治，那时候军部还比较收敛，“大正之春”就这么来了。
现在，这位天皇死了，皇宫里一阵忙活，首相若槻礼次郎带领大臣们簇拥着25岁的皇太子裕仁即了位，成为第124代天皇。
接下来的头等大事，不是给死去的天皇出殡，而是给新天皇取个年号。日本“有关部门”锁定“光文”二字。大正天皇是圣诞节死的，消息灵通的《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每日新闻》是日本非常普遍的一份报纸，也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报纸。资本金为41亿5000万日元。1872年2月21日在东京创刊，1911年3月1日同《大坂每日新闻》合并。）抢先发了号外，公布了新年号。内阁觉得很没面子，一点也不神秘了，没意思，你们不是报道了“光文”吗？就偏不用这个，最后选择的是备用年号：昭和。日本天皇年号的用字，都取自中国古代的典籍。“昭和”二字出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日本天皇换岗前后，中国发生了大变化！前一年春天，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京城。武昌首义后，清王朝土崩瓦解，但随后十几年，大小军阀纷争不断，中国仍是一团糟。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前，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无论怎么个努力法，关键都是人才。对当时来说，最紧缺的自然是军事人才。而且，以前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也告诉孙中山：有支能抓在手里的军队多重要！所以，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后迁到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这个学校打造的人才，多年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有个评价，那个评价怎么说来着？先不急讲。
我们只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就成立了。1926年7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始了扫灭北洋军阀的统一战争。当时的国民政府施行的是“革命外交”，一扫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举一动都颇为给力，北伐军更是朝气蓬勃，在短时间内就驱逐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巨阀，兵锋直指北洋世界最后的统治者：坐镇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有点紧张，心想别再被蒋介石收拾了。但叫他没想到的是，最后收拾他的人，不是从前面过来的蒋介石，而是站在身后的日本人。
在当年，日清甲午战争后，日本人不但从清政府那里讹了2亿两白银和台湾，还割走了辽东半岛，这让西洋人也看不过眼了，尤其是在远东有不少利益的俄国，于是俄国沙皇联合法、德进行干涉。当时日本虽发展神速，但还没强大到能跟这三大佬对抗的地步，只能恨恨地把到嘴的辽东再吐出来，但又敲了清政府3000万两白银。后来日本人发动日俄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报这一箭之仇。
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豪赌，他们押上的不只是银子，还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步履蹒跚易推倒的中国清政府，而是被称为“欧洲宪兵”的俄罗斯帝国。如果输掉战争，30年来明治维新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日本整个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如果赢了，他们将真正成为与欧美平起平坐的世界第一流强国。事实上，直到日俄战争前，欧美列强跟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没全废除。
所以在对马海峡的海上决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的旗舰升起“Z”字旗，旗语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望全体将士奋勉努力”。这个崇拜中国明朝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的来自日本鹿儿岛的矮子，在参谋秋山真之的帮助下，最终竟完灭俄国舰队。如果说东乡指挥的海战——实际上是秋山的功劳——颇具技术含量的话，那么乃木希典等人指挥的陆战就乏味多了，只会用死尸填。但俄国人还真含糊了，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已经彻底疯了。
根据日俄和约，俄国人把从清政府那里租来的旅顺、大连地区“转让”给日本，一起归日本的还有俄国人建的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即南满铁路。日本把旅大地区改名“关东州”，并以护路保侨为名驻扎军队，这就是关东军。
很多日本人认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满洲都关系日本国运。跟俄国人开战，不但战死近十万将士，还把整个国家都赌上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在那片黑土地上怎么折腾都不过分。但话又说回来，这里到底不是日本的领土，大伙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到头来他们还得找个人给他们干事儿，几经筛选后，张作霖脱颖而出。
张作霖不是个老实人，因为他是个创业者。
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壮大了声势，成了末代军阀中的No.1。但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又是土匪出身，血性是可以的，后来对日本人的要求，就有点阳奉阴违了，先前答应的很多东西不兑现，比如日本移民问题、开矿问题、新建铁路问题，导致悬案越来越多。看上去，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实际上，是张作霖耍了日本人。日本人很不高兴，具体地说，是关东军很不高兴。
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常驻兵力有一个师团（日本国内师团轮流驻扎，平时每个师团12，000人左右，战时才超过20，000人），加上南满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总共也不到20，000人。关东军没直接跟张作霖翻脸，因为后者强有力地控制着三四十万军队。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张作霖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
1928年，蒋介石率军北伐过山东时，日本人不干了，打着保护侨民的旗号，出兵挡着不让过，并暴虐济南。蒋总司令又气又恼，但又得罪不起日本人，只好绕道进军。
张作霖的奉军依旧大败。
日本人催张作霖赶紧撤回沈阳，他们担心：如果不回去，北伐军边打边冲，可能会危及关外。开始，张作霖不想走，他很想留下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拿了个条约——日本在满蒙新铺设铁路的条约，叫张作霖顺便签一下。
关于这个条约，日本人不是第一次叫张作霖签了。路权问题当然非常敏感，张作霖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好歹也当了十几年大官，现在又是北洋系国家元首，当然知道个中厉害，于是就跟日本人顶牛，耍了日本人几次，比如只在条约上签个“阅”，或叫日本人跟地方政府去谈。由于老张既不签字，也不走人，搞得芳泽很不爽。这个芳泽，是后来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女婿，在外交界也算资深人士了，但被张作霖搞得团团转，不知怎么办才好。
张作霖可以顶住日本人的压力，但他的军队却顶不住北伐军了。这回张作霖想：不行，我得回关外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背后僵尸般地站起来一个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人不一样，想法也不同，很多日本人认为，跟张作霖的合作还可以继续，毕竟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另一些日本人认为，张作霖不听话，眼看又要崩盘，所以必须把他换了，打算解除奉军武装。还有个别日本人认为，光换了还不行，因为说到底张作霖有一套，手里攥着军队，强换的话，怎么换？不是不听话么，直接把他搞掉吧。
在张作霖身后立地而起的河本大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兵库县人）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日俄战争后的二十多年，日本在满洲发展跟张没什么直接关系；本来想找个木偶，最后却找了块石头，现在必须搬掉这块石头，否则没准有一天会砸自己的脚。
河本还抱着一个想法：张作霖死后，奉军必定大乱，这时可以弄出个听话的傀儡，或由关东军直接占领，“满洲悬案”一举解决。
河本是当时的“非主流”。
河本出生在一个林场主的家庭，家里特别有钱，1928年时的身份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是个叛逆人物，按他爹的本意，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的林场，河本对此一点也不感冒，一意孤行地考军校，最后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创办于明治维新后，学制三年，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是日本陆军将佐的摇篮。河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学员，这是具有分水岭标志的一期，从此期到25期，出来的都是日本侵华的中坚分子。
河本上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考进陆军大学深造。虽然都上过来了，但成绩不咋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成绩是第97名，在陆大的成绩是第24名，离军刀组（陆大前6名接受天皇御赐军刀）远了去了，但他却自命不凡，认为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
就这样，河本踌躇满志地来到中国。1926年，他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上任，他就研究起张作霖。
张作霖和日本人这二十来年的合作，有点像一对情侣。
他们在日俄战争时结识，当时张作霖刚完成角色转换：从土匪、民团头领，变成被地方政府收编的马队管带。在那场战争中，脑子灵光的张作霖左右逢源，一点点壮大了实力。实际上，对选择张作霖，日本人犹豫过，但最后还是认了：好，就是你了。因为当时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于是，双方开始了一段蜜月期。
这个时候，两边彼此需要，谈得挺好，搞得挺好，一切都挺好。但后来，日本人胃口越来越大，张作霖就开始不高兴了。日本人又发现：张作霖在跟别人打架时，开始吃亏，最后连家底儿都快保不住了，还有可能危及日本的利益。于是他们趁机提出更高的要求，张作霖烦了，破罐子破摔：我就这样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河本说：那就搞掉你。在河本的朋友中，有后来的日军第10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兵库县人）。1928年春，河本在给这位老乡的信中提到：“（为了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即使死上一两个张作霖又有何妨？万不应失此良机，我必须动手。”
张作霖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从袁世凯以后的北洋系角度来看，相当于中国的国家元首。搞掉张作霖，相当于搞掉中国的最高执政者，即使日本人爱冒险，喜欢犯浑，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三思。况且，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跟张作霖私交还不错，在“满洲木偶”的问题上，虽然对张作霖的一些做法不满，但还没到想要干掉他的地步，只是一度考虑过关东军提出的解除奉军武装的问题。
河本不管那一套，他是关东军参谋，原则上只对军部负责。至于军部怎么向政府交代，那是他们的事情。当然，即使如此，在动手前仍需说服他的司令官。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叫村冈长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佐贺县人），在日本军界属于平庸分子。
一开始，村冈倾向于解除奉军的武装，找个人取代张作霖。为此，他想叫军部把驻朝鲜的日军派过来帮他。因为自己手下那点儿人，肯定搞不过张作霖。但这个想法落实得不顺当。正在他犯愁时，河本跑来说：呵呵，我有好办法。
村冈问：啥办法？
听河本一说，村冈就茫然了：是不是玩儿大了？
河本见领导犹疑，就详细地兜售自己的方案：您认为少量的关东军有实力可以解除庞大奉军的武装么？我们的对手是张作霖，如果他翻了脸，怎么办？如果仍一直拖下去，我们拖得起么？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如直接搞掉张作霖。这样做，有个最大好处，您知道么？
村冈摇摇头。
河本说：最大的好处是叫奉军群龙无首。
村冈说：然后呢？
河本说：我们趁机收拾残局啊！最后达到向满洲移民、铺新铁路、开掘矿藏等目的，所有的悬案一并解决。你说这样好不好？
村冈基本上就是这样被忽悠的。
村冈虽然平庸，但却具有那个时代日本军人的共性：对蛮干没免疫力。后来我们才知道，昭和军阀搞的一系列谋略，最初的策划者，几乎都是佐级参谋，而河本只是一个开始。
村冈问河本：你有把握置张作霖于死地？
河本指向地图上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会点的皇姑屯，说：这里离沈阳只有几里地，我将于此置必死之阵！
按河本最初的计划，搞掉张作霖有两个选择：一是派特工到北京刺杀，嫁祸北伐军；二是在张作霖回沈阳的路上进行爆破。
河本放弃了第一种选择，因为搞起来不容易。而且在北京刺杀，还容易暴露身份。选择在张作霖回来的路上进行爆破，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但张作霖能不能死是个问题。
河本大伤脑筋，但他还是有办法的。通过关系，他从日本驻朝鲜军第20师团那里借来工兵爆破专家藤井贞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5期，静冈县人）中尉。爆破点是前面说的皇姑屯，皇姑屯旁有个三孔铁路桥，东北军控制的京奉铁路在下面穿过，桥上则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两条铁路呈“十”字交叉状。日军出入这里很平常，但张作霖要是死在这附近，日军也难脱干系，不过河本认为那不重要，只要推给北伐军就是了，至于别人信不信，是另外一个问题。
两个选择：一是把炸药埋在京奉铁路两边，二是放在三孔桥的桥梁上。藤井认真查看地形后，选择了后一个炸药安置方案。
一切就绪后，张作霖返回关外的日期就成了关键。
河本派心腹竹下义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广岛县人）专程前往北京，跟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冈山县人）碰头。此时土肥原正为张作霖不听话而郁闷，但他还是有风度的，没想过直接下手。竹下向他打听张作霖回东北的时间，问坐哪节车厢，这引起土肥原的警惕：你们要干什么？竹下瞒不住，只好如实相告。这实在吓了土肥原一跳，他没表示赞成，但也没阻止，从此他对河本另眼相看。
张作霖担心有意外，就坐汽车回去还是坐火车回去盘算了半天，在决定坐火车回去后，日期也是一变再变，但最后的情报还是被竹下拿到了，不过不是从土肥原那里拿到的，至于怎么拿到的意义不太大，总之他向河本请赏去了，如果这点事都办不成，那么他可以回广岛老家种地去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前一天晚上，河本大作点了3名得力干将到皇姑屯设伏：
除藤井贞寿中尉外，还有沈阳独立守备队第4中队长东宫铁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群马县人）大尉、沈阳独立守备队队副神田泰之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2期，山形县人）中尉。
按河本的分工，现场指挥和爆破由东宫大尉负责。河本为张作霖准备了多少东西呢？30大包烈性炸药。
张作霖是前一天晚上8点仓皇离开北京的，为了提防意外，他在专列前放了一辆压道车。张作霖本人待在第8节车厢。
黑暗中，火车的汽笛声划破夜空，驰向那个滴血的黎明。
河本布置得已经没法再细了。张作霖专列自从出了山海关，每过一站，河本就会收到沿线日方人员发来的情报。
皇姑屯那边，在三孔桥外200米，日本人设置了观测哨，东宫铁男紧张极了。他必须成功，否则就成了日本陆军的笑话。但如果成功了，他就成为一个传奇。笑话与传奇间，只有几秒钟的距离。因为起爆用电气机控制，也就是说，引爆时需要用电流计算时间，他必须掌握好：在张作霖的车厢经过三孔桥时按下按钮，早一秒也不行，晚一秒更不行。
日本人的精打细算，在这一刻起了作用。
后来当我们通过照片看那段历史时，发现三孔桥中间的那座花岗岩桥墩被彻底炸开了，桥上南满铁路的铁轨如柳条一样垂了下来，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被炸得只剩下了一个底盘，两边的车厢板和上面的车顶已完全被炸飞了。由此可见日本人使用的炸药威力有多大，他们真是必夺张作霖之老命！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在爆炸的瞬间，神田泰之助拿相机拍下了照片。
张作霖从车厢里被炸飞，浑身鲜血地倒在铁路边，咽喉被撕开一个口子。当时从沈阳开来一队人马，是前来迎接的仪仗队，部下就把他塞进汽车里，狂奔至沈阳。老部下们都快急疯了，希望老天能保佑他们的大帅。在汽车上，张作霖虽然身负重伤，但神志很清醒，问谁干的。
部下回答：不是一般的手榴弹爆炸，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
张作霖说了一个“打”字，很快就昏了过去。
皇姑屯离沈阳近在咫尺，虽然到沈阳后进行了全力抢救，但这一世枭雄还是没能冲出河本布下的死亡阴影。
再说因兴奋和紧张而表情扭曲的东宫大尉，他因按下按钮而被历史定格。他亲眼看着张作霖所在的那节车厢被抛到空中。这个东宫没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只是个大尉，后来也没当将军，但闹出的动静还不小，看看日本人送给他的外号就知道了：“满洲移民之父”。他就是这么一个货色。1937年冬天，在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中，他的身影再次出现，此时已成为第114师团的一名大队长，但在杭州湾登陆后，小命被毙于向南京追击的途中。而当时在北京进行情报搜集的竹下义晴，跟东宫一样也参与了南京战，身份是第6师团第45联队长，在南京杀人最多的中队长田中军吉就是他的部下。
河本成了。
但有人说张作霖死于苏联人之手。据说解密档案证实了这一点，原因是张作霖一贯反苏，在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张作霖对苏联驻京大使馆、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了查抄，还关了几家苏联人的商业机构，对拖欠苏联中东铁路局的巨额债款迟迟不还，还在中东铁路路权问题上跟苏联人较劲，所以苏联人的情报机构就把张干掉了，而嫁祸关东军。
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日本人承认了暗杀张作霖的密谋。唯一的解释是：苏联人有这个念头，但日本人先动手了。
这是真实的历史。
无论如何，日本人以及苏联人讨厌的张作霖死了。但奉军没乱，其子张学良迅速接班，稳定了军心。这一点他还是值得称道的。张作霖临死前，对部下说了个“打”字，但张学良没寻仇，东北处于一种平静中。能做到这一步，也挺不简单的，被炸上天的，可是自己的亲爹，这事搁谁谁都上火。但28岁的小张忍了。
关东军的参谋们有点急，骑虎难下啊。对他们来说，张学良就是那只老虎，老虎回头看了看身上的人，没咬。关东军只好下来。
张作霖死后第4天，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到1928年年底，张学良突然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在形式上一下子统一了中国。
说实在的，如果没这一步，张学良的“忍”会大打成色。几年后他又忍了一次，但那一“忍”让他成了蠢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时候做，效果当然不一样。
日本人失算了，蒋介石也没想到。他没想到的是，张学良能如此轻易地归顺他。尽管在小张易帜这件事上，他这边也没闲着，做了不少工作，但小张如此迅速掉头，还是叫蒋狂喜了一阵子，于是亲切地称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张为“贤弟”。
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政府大吃一惊，消息灵通的首相田中义一（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山口县人）接到小道消息，说这事是关东军一个叫河本的参谋干的。在昭和天皇找田中问话时，后者神秘地透露了这一点。
天皇不高兴了，关东军这次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但一问责，军部不承认有这回事，并怒斥田中。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期，爱媛县人）虽没承认张作霖之死是他部下干的，但也没说不是他部下干的。
田中以为，自己退役前是大将，还干过陆军大臣，应该可以在军部捞到面子，可惜没有。他只好再次进宫，又说这事可能不是关东军干的，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作为首相，一会儿一变，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于是天皇很烦他。天皇对张作霖的死很恼怒，觉得关东军干起事来太儿戏，所以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白川先下台了。田中呢，也没脸见人了，郁闷了一段时间，也辞职了事，很快就一命呜呼。
直到田中辞职后，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才被调离关东军。因为陆军一直压着这事。1929年5月，村冈辞职前2个月，河本大作被勒令退出现役。看似很轻的惩罚，但在日本陆军看来，算重了，不叫在“皇军”队伍里待着了，那还了得？退役后，河本成了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理事，成了个做买卖的。但他还不老实，九一八事变时，按“后起之秀”们的说法，“河本前辈”在资金和勇气上给了他们不少支持。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陆军的很多人认为河本了不起。一句话：这小子有两下子！
但东北易帜、张学良倒向国民政府后，包括军部的一些人开始觉得河本干了蠢事。很简单，后来的事不仅没按河本的设想发展，还冲相反的方向去了。或者说，张学良正在是否投奔蒋介石的怀抱这件事上徘徊时，河本飞起一脚，把小张踹了过去。所以一些人评论河本时，只有一字：猪！
骂归骂，但“河本前辈”的“决断力”还是受到很多日本军人的欣赏。如果留意，你会发现：后来很多日本人的妄为，都从河本那里找到了灵感。
但河本本人还是挺尴尬的。
他不愿意承认失败，所以他忧郁了。忧郁的河本在被勒令退出现役前，推荐了在陆军士官学校比自己晚一届的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岩手县人）继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
日本军界有这种传统：前一任离职后，有资格推荐继任者。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被推荐的这个人，还就真会走到这个职位上。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河本和板垣两个人虽然不同级，但关系还不错，板垣当时在学校里以胆大著称，经常打架，一天到晚鼻青脸肿的。河本相中了师弟的胆量，如果把自己的位子给这个人，将来他也许能干出什么事来。
此时司令官村冈还没离任，他不太好意思拒绝河本推荐的人选。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上，给人的印象是河本一人所为，他这个司令官被忽略了，这让他有点不快，但又觉得庆幸，原因不言而喻。
就这样，板垣从天津赶往旅顺。而“皇姑屯事件”爆发后4个月，
日本陆军中的怪才石原莞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山形县人），就已经入主关东军主任参谋一职了。
九一八事变
先说板垣征四郎。板垣比河本小两岁，1929年春天到关东军任职时44岁。对这拨日本军人来说，没什么传奇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的：
先上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好的，转到东京中央陆军幼校，然后再上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年龄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正好赶上日俄战争，于是上战场见见阵势。不怕死的，命大的，有潜力的，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进入陆军三大机关：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少数人直接被任命为驻外武官或辅佐官。
板垣就是这样蹚过来的，毕业后到陆军参谋本部上班，随即被派往中国昆明，后来又调到汉口。他懂汉语，但说得一般，尽管如此，还是被认为是“陆军三大中国通”，另两位是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这种说法不靠谱，搞得很多人认为日本军中最懂中国的就这仨人，不是那么回事。说到“中国通”，日本军中多了，而且板垣排不到前三。
“皇姑屯事变”时，板垣正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当联队长，听到消息后，深吸一口气：壮哉，河本前辈！大约就是这样嘀咕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特失望：满洲仍像铁板一块，不仅没折腾起来，而且还促使张学良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当板垣被军部通知前去接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时，有点肩担大任的感觉。
板垣不算孤独，那个时代，日本军人个个以解决满洲问题为己任。很多关东军士兵干脆这样唱：“南满，我们的家乡！”怎么把这块广袤的地方搞到手，对那批日本青年来说是头号问题。
1937年年底，南京陷落后，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井县人）“百感交集”地登上中山门城楼。后来在《一个军人的自传》之“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自岁即明治四十四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示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以及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
佐佐木到一会说粤语，虽然“陆军三大中国通”没他，但他自认为是“最懂中国”的。当时，因满洲问题而“深感不快”的日本人，大有人在，自然还包括石原莞尔。
关于石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石原比板垣小4岁，在他毕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那一届中，有个外国同学，但这个人不是步兵科的，而是炮兵科的，叫蒋介石。
在学校里，石原给人的感觉是喜怒无常，有点神经。当时，老师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那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又搞什么怪名堂了？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读书时，石原不怎么用功，但每次成绩都不错。这样的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最后，石原以陆大第2名的成绩毕业。有人说应该是第1名，因为石原跟校方关系不怎么样，所以才被降到第2名，我告诉你：那是对石原的过度吹捧而已。
但即使没陆大第1名的成绩，在日本陆军，石原也已足够优秀。
说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优秀，主要是说有脑子，但目光短浅。从战术上来讲，也就是具体的战场指挥，昭和军人是很优秀，但在战略上就不中用了。如果给他们在脑子里安个指针，这个指针代表战略，那也就几厘米。能把指针伸出脑袋外，看得更长远点的，可谓凤毛麟角。
中日战争晚期，石原的同学横山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千叶县人）指挥着日军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机动部队第11军，有人问他：石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横山说：那个人既有激情，又有智慧，看问题看得很远，像登上富士山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寒冷的富士山上，小风吹来，山头上站着手搭凉棚的石原……
富士山不怎么高，海拔3700来米，但对日本人来说已经够高了。不同寻常者为怪。从这个角度讲，石原的确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怪人。
1920年春，石原被派往驻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板垣，二人从此结下可靠的友谊。不过，两人性格不一样，板垣有魄力；石原呢，人极聪明，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为人孤傲，特别有优越感。从做搭档的角度，这两个人的性格还真是互补。石原虽然身在南方，但目光却是一路向北，关注起满洲问题：为了对付苏联和美国的威胁，能源和空间不多的日本就必须治理好那块地方，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在中国待了段时间后，石原被调回国，然后派到德国考察。其间这哥们儿钻研了大量战争理论，尤其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明星鲁登道夫的《总体战》（鲁登道夫著，《总体战》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总体战的本质”，第二章“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第四章“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第五章“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第七章“统帅”。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军事战略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率部取得赫赫战功。一战后被解出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在书中，德国人讲到战争总动员、国民精神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性。那个年代，很多日本军人对德国非常敬畏。开始时，日本陆军的建制和训练模仿法国，但普法战争中法国一败涂地，于是模仿能力极强的日本人马上开始学习德国。他们认为这是唯一应该在精神上臣服的国家。至于美国，在精神上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很多日本人认为，那只是个用金钱堆砌的帝国。而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至于法国、意大利什么的不在话下，但苏联值得注意。在德国，石原到处转悠，考察“一战”后这个国家的复兴路。日尔曼人头脑的坚毅和缜密让他惊讶。他一边考察，一边读书，一边写笔记，总之那段时间他把自己搞得很忙。
回国后，石原在陆大当了教官，向学生兜售“石原牌”总体战思想，最后变成了具有独家版权的“世界最终战论”。那时候他已经认准：日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美国。世界最终战必由代表东西两大文明的日美打响，而跟美国打世界最终战的开端，就是经营好满洲。
当时，日本陆军有个松散的班底，这个班底的成员都是做到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课长位置的佐级军官（以后面提到的一夕会成员为主），虽没结成联盟，但却有个一样的观点：武力领有满洲。
1928年10月，一直念念有词的石原就被军部调到关东军，当上了主任作战参谋。对石原来说，这是份美差。也许有一天，这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便可以不再纸上谈兵了。石原被派到关东军没多久，就和老朋友板垣再次成为同事。一下班，石原就拉着板垣到酒馆聊满洲问题，一起搞沙龙，参加者有关东军部员，也有在满洲谋事做的退役日本老兵。石原对“粉丝”说：满洲嘛，日本前进的基地和国民的利益所在！大家应该一起对维持满洲现状说“no”。随后亮出新论文：《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石原认为，张学良投向南京政府后，满洲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几十万东北军不足惧，武力驱张是日本唯一的对策。下边的大小鬼子鼓掌叫好。当时，板垣和石原频繁地搞“参谋旅行”，四处进行考察，为将来动手作准备。板垣的职务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军衔是大佐；石原的职务是作战主任参谋，军衔是中佐。板垣职务和级别都高于石原，但在策划事变上，板垣是跟着石原跑的。到了1931年，日本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动：3月，极端军人组织“樱会（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军官团体。鼓吹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的宗旨，应不惜使用武力。提出“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主张以武力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首领桥本欣五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冈山县人）组织了一次政变，想建立军部统治，但失败了。事后桥本没受到任何惩处，这个事给石原打了激素。这年春天，石原确定了头脑中的方案：先将沈阳郊外柳条湖段的南满铁路炸毁，然后栽赃给东北军，随即发起攻击。
石原周围慢慢聚集了以下主要角色：
自己的上级和朋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自己的追随者关东军参谋片仓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宫城县人），张学良的军事顾问辅佐官今田新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籍贯不详），投机分子、沈阳特务机关长辅佐官花谷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冈山县人）。
有人说，土肥原贤二也掺和了，因为1931年夏天，他从天津跑到沈阳当特务机关长。其实此人就像只苍蝇，一天到晚在中国各地嗡嗡，哪儿都有他的事。但这次预谋他还真没参加。在参加的几个人中，今田新太郎最积极，这是个拳头比脑子快的主。作为一个尉级军官，他太想“名垂满洲”了。
无论如何，这是次天字号赌博，和当年日本决心打俄国没本质区别。当然，石原也需要点契机。
1931年，从春至夏，这片土地上的局势平静而又诡谲。
4月的时候，关东军进行了轮换，以多门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静冈县人）为师团长的仙台第2师团接替京都第16师团，从日本开过来。
仙台是日本本州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我们熟悉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鲁迅曾在这里学医。仙台和美国首都华盛顿处于同一纬度，相对于日本其他地区，这里比较寒冷。于是后来很多人说：用仙台师团取代京都师团驻扎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是日本要闹事的一个信号。其实误会了，对日本军部的头儿来说，当然有把满洲搞到手的想法，但却没有在1931年动手的计划。日本有6个师团最能打，分别是第2、第5、第6、第9、第13、第18师团。派能打的第2师团过来，其实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调动而已，但没想到这个无意的调动意外地帮了石原。
但仍有问题：如果只有关东军搞这个事，按非战时日军师团的规模，不过一万来人，即使加上南满铁路线上的守备队和在乡军人、武装侨民乱七八糟的，也不过2万人。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多少呢？正规军加保安部队达到40万人，虽然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为帮蒋介石对付冯玉祥、阎锡山，调11万精锐到关内，就算这样，关外还有33万人，其中正规军20多万，沈阳附近有6万人左右。
这仗怎么打？
5月份，前来关东军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长野县人）提到这个问题。
永田被认为是日本陆军最有脑子的人。石原尽管自己很孤傲，但由于只能算第二大脑，所以碰到永田，不得不收敛三分。永田问：有人说你小子在搞谋略，如果打起来，你有把握驱逐东北军么？
石原说：我知道永田课长有更好的办法。
永田笑着说：不如从国内调两门大炮过来吧，沈阳的城墙太厚了。
石原惊叹于永田的细致，问：多大口径的炮？
永田说：240毫米口径的，好吧？
就这样，两门240毫米口径的野战重炮和不多的炮弹被悄悄运出东京，拆成一堆散件经神户港运抵旅顺，然后被秘密送到驻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
见到大炮后，石原很高兴，但又皱眉头：老了点吧？确实。这两门战炮口径很大，但却是二十多年前用在日俄战场上的家伙。从这个细节上说，你不要认为石原等人计划闹事时武器装备有多好。他们不但缺少重炮，更没飞机，而张学良那边，飞机大炮，什么都不缺。
问题还没完。
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没炮兵，把散装大炮攒起来可是个技术活儿。由于是秘密搞的，又不能向第2师团的炮兵请教，只有自己鼓捣。还别说，最后还真鼓捣好了，但离起事的日子也所剩无多了。
问题在继续。
炮装好了，谁会发射呢？谁又能保证击中目标？要知道，开炮是个非常专业的技术活儿，对目标进行测距和锁定不是一般人就会的。石原倒想得开，对手下说：中国人有句话叫“赶着鸭子上架”，你们就是鸭子，沈阳外的东北军北大营很大，我不要求你们一炮打死多少人，只要你们能把炮弹打到北大营里，就算完成任务，OK？
前面说了，张学良在东北有二十多万正规军，沈阳周围有六七万人。如果动手了，张学良会怎么办？石原认为：小张比老张差几个段位，不足惧！
说不足惧，并不是说石原有必胜之把握。动手后，张学良怎么反应，石原也没底。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不足惧，在他看来，“不足惧”是个态度，是一切干大事者该具有的素质。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如果起事，是一次天大的冒险。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明白。如果真有一百万关东军放在这，那他也许会马上辞职回老家教书，因为在他眼里，军人这个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冒险。
冒险？石原用他夹杂着东北味儿的山形县口音说：必须的。
契机来了：中村震太郎出事了。
中村何许人也？
1931年初，负责情报工作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新潟县人），派过来几个侦察员，对北满地形和东北军驻军情况进行摸底。中村是其中一批。5月10日，他离开东京。第二部前一次派遣人员，是后面提到的“樱会”二号人物、南京大屠杀“不留战俘”命令的起草者：长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福冈县人）。但长勇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了东京。
中村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中村3天后到达抚顺，随即前往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从那里去哈尔滨，然后是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一圈下来后，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将在吉林洮南迎候他。
中村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
对那个年代的日军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在中国偷偷摸摸地绘制军用地图的本事太厉害了，很多地图可以精细到村口的一条小河。明治维新后，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1937年的日军参谋们就是拿着10年前画好的地图打南京的。
中村就是个画地图的天才。
但6月25日，中村在察尔森山（现内蒙古兴安盟）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公署第3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发现。中村马上递上名片，笑称自己是来自日本的科学家，此行目的是进行土壤调查。
科学家？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
士兵们看着眼前这个人。中村还带了两个向导和一个伙伴，一个是白俄罗斯人，一个是蒙古人，一个是退役的日军骑兵。
多天后，片仓衷来到洮南，一等中村没来，二等也没来，三等还没到，知道出事了。
还真就出事了。
关玉衡团长当然不相信此人是科学家，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新画好的军事地图。关团长和他的部下手脚也利索，在向张学良报告的同时，就把中村等人给毙了。
中村的间谍行为没的说，明显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处死他是个小事；但在那个年代，又是个大事，关团长的动作有些快了。
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张学良电令关玉衡：立即把日本人的尸体烧了。但最后还是走漏消息了，原因是中村戴的一块手表在市面上被发现。日方当了回“秋菊”，嚷嚷着要向中国讨说法。但由于中村之死是间谍行为在先，这一点日本人也清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他们给这个事件的定性是：中国士兵图财害命。
石原虽然没有偷着乐，但觉得似乎一切都在向一个“震撼人心”的时刻而去。
每个大事变发生前，似乎总要出点乱子。
6月底，板垣、石原、花谷、今田、片仓等人有过一次聚会。石原说机会来了，正式提出起事时间：9月28日。
计划从爆破沈阳外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开始，嫁祸东北军，然后先动用独立守备队发起对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的第一波攻击，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求援，把第2师团派上去，拿下沈阳后，侵占整个满洲。
石原不想从一开始就让关东军司令官参与这件事，倒不是说石原贪功，而是昭和参谋的特点：喜欢牵着司令官的鼻子走。当他们挑起事后，司令官只是一个下达追认命令的角色。实际上，直到这时候，除了关东军司令官外，参谋长三宅光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三重县人）也一点不知道石原的计划。
这时候的关东军司令官是谁？
反正还不是本庄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兵库县人）。但别着急，一个多月后就是他了。1931年8月1日，在陆军定期人事调动中，本庄繁从东京飞抵旅顺，就任新的关东军司令官。
前期战斗需要投入日军在沈阳的独立守备队和宪兵队，所以石原和板垣在起事前联系了沈阳日军宪兵队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驻扎南满铁路浑河至虎石台段，岛本正一任大队长，但没有被告知该行动的预谋）的四名中队长：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第4中队长高桥金一大尉以及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队副儿岛正范少佐。此外，第2师团驻沈阳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梁少佐和正在沈阳流浪的预备役军人和田劲中尉、甘粕正彦大尉也被拉了进来。
石原叫沈阳独立守备队加紧在北大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几个中队长很激动，因为这个密谋连他们的大队长都不知道。有人说这几个人被拉上，是因为他们酒德不错，喝高了以后，从不胡说八道，所以不必担心走漏风声。其实，这种说法也算胡说八道了。在这件事上，石原之所以瞒着大队长岛本正一，有一个简单的原因：
日本陆军中，师团是战略单位，联队是编成单位，中队是独立作战单位。因此，中队在日本军里的位置非常重要，中队长被士兵称为“父亲”。也就是说，把中队长抓在手，就等于把士兵抓在手里了。这点可从一个细节看出：日军士兵家属给前线日军写信时，在信皮上只写某某师团某某联队某某中队某某收，而根本不提所在旅团或大队。
石原的计划虽然狂妄，但他本人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为防万一，他通过个人关系联系了日本驻朝鲜军。那里的司令官是林铣十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石川县人）。石原当然没去搭理林大将，也搭理不上，而是跟林的参谋神田正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爱知县人）进行勾搭，鼓动神田，一旦沈阳有变，驻朝鲜军得过境帮忙。神田这小子当下表示：小意思。只要关东军敢动，驻朝鲜军就敢动。至于林司令官的工作，由他来做好了。
石原，你敢动吗？
石原、板垣动手前，土肥原贤二被调到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这位板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来沈阳前，正在天津搞一个谋略，想把一些北洋系老人新手拉拢在一起，组个反蒋反张小团体，后来虽然没搞成，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学良的11万东北军精锐被调进了关内。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得意地称：把东北军忽悠进关，是他的一个杰作。实际上，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石原要闹事。
正在这时候，东京派人来了。
东京当然不是聋子，也不是傻子，从内阁到军部都密切关注着海那边的动向，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听说那里的年轻人要“闹一闹”的消息。首相若槻礼次郎在那嘀咕，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直接在内阁会议上质询陆军大臣南次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6期，大分县人）：有这种事吗？
南次郎说：没，没。
南次郎当时认为，动武时机还没到。但对那边的情况他又不摸底，于是跑到陆军参谋本部，跟总长金谷范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大分县人）商量对策。这两位大将都出身大分县，是老乡，在军中被称为“大分阀”。最后，两个人决定：叫建川美次过去看看，如果关东军在搞谋略，那么建川部长将担负着“劝阻”的任务。
建川？
对，一个长得像村长似的矮子（身高一米五左右），就是派中村去画地图的那位，他刚从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转到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一眼看上去，建川的外貌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实际上此人有一套，外号“顾问”，因为做过最大的陆军小团体一夕会的指导。
建川借道朝鲜去中国，后来被认为是故意耽误时间，给关东军留出动手的机会。实际上，对日本军人来说，经朝鲜去中国是常见的，未必是建川通过路线来搞名堂。但这样讲，也并不是说建川这老小子就一点都不知道关东军参谋在搞的谋略，对这件事，首先他不反对，其次嘀咕其成功概率。
总之，1931年9月15日，建川“村长”从东京出发了。
建川离开东京前一天，日本陆军政变狂、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给石原、板垣连发三份急电，要他们提前动手。桥本此时已知道石原将在近期起事。
桥本饰了一个“友情出演”的角色。
后来，据花谷正“爆料”，说他们的行动计划，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同僚中，桥本欣五郎知道95%，建川美次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冈县人）知道90%，永田铁山知道85%，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山形县人）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冈山县人）知道50%。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一无所知。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而且如此精确？显然，花谷正有些显摆自己主谋的位置了。
得到桥本的电报后，9月15日晚上，在沈阳特务机关，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召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三谷清、川岛正、小野正雄、儿岛正范、名仓梁共九人开会。这里的主人土肥原去哪了？在东京，正向军部报告“中村事件”的解决进度。事件发生后，处死中村的关玉衡团长被东北军藏了起来，日本方面的交涉一直没什么成效。
此时最心里打鼓的，倒是后来以自己参与事变为荣的花谷正，他说：要不先停下？
今田新太郎说：别呀！他嚷嚷绝不能就此罢手，必须在建川到来前动手。
石原不动声色，实际上也有一丝犹豫了。板垣突然没了主意。就这样，吵吵了一夜，也没拿出个统一意见。散会前，板垣叫住石原，问他到底准备怎么办。
石原说：如果必定成功，即使军部和内阁反对也没关系吧？
板垣说：那还是决定干是吧？
石原回了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他想了一路，到旅顺后，立即给板垣打电话，提前10天，9月18日夜动手！他说关东军司令部这边由他来摆平。然后他又给花谷、今田、川岛打电话，让他们一切听从板垣的调遣，石原叫花谷负责爆破铁路的任务，把今田和川岛分到他手下。
今田告诉川岛，选派得力人物担当爆破重任。爆破地点——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距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800米左右。川岛物色的人物是他的手下河本末守。
居然又姓河本。
1931年9月18日，最忙的是板垣，一方面担当着事变前线总指挥的角色，一方面还得接待快到沈阳的建川美次。
一大早，板垣去了本溪，把建川从本溪接到沈阳。这时已是傍晚。板垣作为关东军代表，在本溪见到建川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一切都没有问题！
这话很有学问，是满洲没问题，还是在满洲的行动没问题？
板垣让花谷把建川安排到日本人开的菊文酒馆，然后跑回特务机关。在那里，他开始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作战任务。很快，花谷就回到特务机关，建川“喝多”了。此时，旅顺的石原，陷入人生中第一次巨大的忐忑。
沈阳那边，天黑后，川岛带着他的中队向柳条湖方向疾进。
他在距爆炸点3里处的文官屯设立指挥所，随后把河本末守派了出去，后者带领7名士兵摸向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这次爆破跟炸张作霖比，有个技术要求，因为石原后来补充了一个命令：爆破后，必须保证这段铁路还能顺利通过火车。石原担心一线的士兵真的把那段铁路炸飞。他想：如果真那样了，又是何苦？本来炸铁路就是找个借口，意思意思就行了，炸完了再修，那不是傻子么？
石原的计划“完美”了，“河本二世”有难度了。
河本末守估算半天，最后决定使用40小包黄色炸药。量不大。出发前，今田新太郎说，再加2包吧。
河本在铁轨边埋好炸药。他看表，指针指向1931年9月18日22点25分。后来，花谷正用“明月落入高粱地，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来形容此夜。
河本起爆了炸药。随后向文官屯的川岛中队、虎石台大队和沈阳特务机关同时发去电报，内容一样：“东北军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我中队为保路护侨，决定向敌人进攻！”
永田铁山帮忙提供的老炮发挥了作用，炮弹呼啸着飞往北大营。虽然不怎么准，但动静大。一阵炮击后，川岛正和今田新太郎拔出军刀，跳到最前面，指挥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虎石台路段中队）的180名士兵，率先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今田还真有两下子，加完2包炸药后，量正好，把该段铁路枕木炸毁，铁轨只是轻微有点弯，所以20分钟后从长春那边开来的火车，在震动了一下后，仍安全地通过了柳条湖铁路。
得到爆破成功的消息后，坐镇沈阳特务机关的板垣和花谷立即向旅顺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去急电：
18日晚22时半许，暴戾之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以西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我前来之一部发生冲突。据报告，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随后又发出第二封电报：“北大营之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晚11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
南次郎陆军大臣接到电报后，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事件到底还是发生了。
建川美次在哪儿？
他喝多了，正在菊文酒馆睡觉。他是真喝多了，还是假装喝多了，已经不重要了。历史现在已经把他忽略了，石原和板垣成了日本陆军真正的主角。
事变爆发前不久，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才赶回旅顺。
此前十来天，这位司令官一直视察南满铁路的日本驻军。他的参谋长三宅光治一字一句地念板垣发来的电文。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围在他身边。刚刚上任一个来月的本庄，有一种亲历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件的感觉。遗憾的是，整个计划他并不清楚。
还有别的对策吗？有人在本庄耳边说。他一看，是石原莞尔。
事变爆发时的关东军主力是多门二郎的仙台第2师团，师团司令部在辽阳，兵力分布在旅顺、沈阳、长春、公主岭、海城、铁岭、鞍山等地，实际兵力10，400余人。此外，在南满一带，有6个独立守备大队，接近5000人。加上宪兵、警察、在乡军人、武装侨民，总人数有20，000多人。
驻沈阳的，是这个师团的平田幸弘第29联队。
在板垣的调遣下，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率其他中队投入进攻北大营的战斗。这名一直不知道行动计划的大队长，还有点反应不过来。板垣又以关东军司令部名义，把守卫在铁岭的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调来，凌晨4点加入进攻。随后，又令平田联队进攻沈阳。
驻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但旅长王以哲没在营中，营地里的最高指挥者是该旅参谋长赵镇藩。遭到日军突袭后，赵镇藩急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问怎么办，打不打。
荣臻一个电话挂到北平，但没找到张学良。他给北大营的回复是：先别还手。
张学良当然没从人间蒸发，当今田新太郎和川岛正带着一百多日军打北大营时，他正在前门的戏院看梅兰芳演戏，后来总算被荣臻联系上了，张也慌神了，马上召集部下商量对策。
张学良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荣臻的“日军进攻北大营，怎么办”。日军当然不是冲着青菜去的（东北军在北大营种了很多菜），也不是要搞点营房住住。北大营放了一个旅，任务是卫戍沈阳，日军打北大营，最终目的当然是驱逐和消灭这里的东北军，然后占领沈阳。这是个简单的逻辑判断。
张学良能不能判断到这一步？
没法说他不能。那么好，日军要占领沈阳。到这里，事件的发展将会分岔：占领沈阳后，日本人只有两个选择：A.就此打住，跟中国人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等悬案，顺便提一些新条件，进一步获取权益；B.是一个大行动的开始，打下沈阳后席卷东三省。
在这道单选题里，张学良选择了A。跟进对策是：按局部事件处理，以免给日本人扩大冲突的口实，也就是“不抵抗”。
张学良不知道的是，北大营外的日军士兵比他紧张多了。当时很多鬼子都抱着估计得战死的想法。因为他们才一个中队，180人满员，北大营可驻着东北军的一个旅，好几千人。所以，炮击后步兵跟进时，他们又喊又叫、又蹦又跳，自己给自己壮胆。但后来他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天蒙蒙亮时，里面一个旅的东北军魔术般地消失了。
说得简单，做起来可难！上面叫不抵抗，但日本人正端着刺刀往里冲，等死么？要撤退，怎么撤？日本人的炮火在那了。东北军没办法，只能冒着日军的弹雨，推倒围墙撤走。那一夜，难死了中国人！
按石原的设想，关东军必将陷入苦战。即使顺利的话，占领沈阳，驱逐东北军，至少得用三天时间。令他没想到的是：当平田联队于19日上午10点开进沈阳时，距柳条湖爆炸12小时不到。
日军伤亡24人，东北军扔下200多具尸体，沈阳陷落了。
事变爆发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京中山码头上了“永绥”号军舰，前往南昌督剿红军。9月19日，当蒋介石到达江西湖口时，在军舰上接到来自上海的急电，上海的消息不是来自沈阳，而是来自东京，说东北有变。
随后南京那边才接到张学良的电文，于是政府急电蒋介石，要求其回京商议对策。蒋介石从湖口赶到南昌后，随即又乘飞机返回南京。在南昌时，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去电报：
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九一八事变和“皇姑屯事件”一样，是关东军主谋下的擅自行动。事变爆发后转天，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向天皇抱怨：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的报告，也没有陆军省的报告。
至于军方那边，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顺坡下驴，既然关东军已经开启祸端，就先看看形势再说。
在关东军“激情邀请”下，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已派军队进入中国境内了。他的参谋神田正种果然发挥了作用。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后来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这样感慨：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皇姑屯事件”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
其实他多虑了。我们可以原谅张学良对风云突变的沈阳局势的误判，那么随后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张的做法就叫人彻底无语了。事变后，张学良把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也挪到那里，把东北军主力近20万人都聚集在锦州周围。
1931年年底，关东军决定打锦州。说是打，其实步兵并没跟过来，只是派了飞机轰炸。关东军当时不没飞机嘛，这飞机哪来的？说起来令人苦笑：在沈阳缴获的。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有飞机300多架，都拱手送给了日本人。而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有多少架飞机呢？100多架。之所以先派飞机炸，是因为日本人也有点含糊：锦州有近20万东北军，他们关东军才多少人？沈阳的东北军没抵抗，锦州的大军呢？
关东军作出进军锦州的计划后，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连下了四道命令，让他们马上住手，别再妄动。军部对那里的局势完全没底，担心一旦张学良集结在锦州的大军抵抗起来，关东军那点人会被立即下了馄饨。但此时石原、板垣已完全靠赌了，把这四道命令扔到了一边。当然，这俩人把持下的关东军司令部也明白，在违令后，他们也就站到了悬崖边：除了取胜外，已没别的路可走。
这时候，全国都在看锦州。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孙科主政，蒋介石已引咎下野）明确下令，叫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进行抵抗，不得再放弃锦州。但结果是：关东军刚在锦州扔了几颗炸弹，张学良就决定一枪不打地放弃锦州，把近20万东北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张的理由是：缺少武器和中央的支持，不想作无谓的牺牲。
张学良没叫东北军还手，但他的手下，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还击了。1931年11月4日，在嫩江桥打响对日抗战第一枪。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抵抗”是种策略，跟卖国什么的无关。因为如果真要打的话，这仗是打不赢的。中日的总体战力，日本强于中国不少，这没问题；但具体到九一八事变的情形，东北军要是抵抗了，就一定完败么？在沈阳之夜，当日本人用1905年的火炮轰击1931年的北大营时，其实你可以感到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多糟。
锦州的情况更是如此。当时日本还没大打的准备，擅自行动的关东军一旦受挫，日中就得回到谈判桌上，如果那样的话，即使是最坏的结果，也未必是东三省全部沦陷。而锦州是张学良挽回沈阳误判的最好机会，但他却不想要这个机会。
说起来也有点可笑，张学良的做法直接导致东京内阁的倒台。事变发生后，从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到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都不赞成关东军继续玩火，主张跟中国谈判，但没想到关东军的冒险一次次成功，内阁最后只好全体辞职。至于军部那边，开始还比较保守，并不主张进攻锦州，但随着关东军节节推进，强硬派完全压倒保守派。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陆军参谋总长虽然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在年底双双辞职，但这时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已经把手握到一起：既然搞得如此顺利，那就趁热打铁把嘴里的肉咽下去吧。
就这样，那片丰饶的黑土地，如雪崩般陷落了。
石原、板垣闹事时，日本国内也开锅了。日本政体有点意思，明治维新后，有些人想学西方，穿燕尾服，戴礼帽，围成一圈讨论问题，搞内阁制，但从1885年开始，搞了几十年，还是道夹生菜，这也算是七百年武士治国的后遗症。也有些文官比较拧，想折腾一下，就有了个政党时代（1924～1932），但军人们，特别是佐级军官，不吃那一套，稍有不满掏枪就打，所以那个年代的日本首相是个危险的职业。那就说说“樱会”首领桥本欣五郎吧。
看一份1930年“樱会”成员名单：桥本欣五郎、长勇、重藤千秋、根本博、小原重孝、坂田义郎、和知鹰二、天野辰夫、樋口季一郎、马奈木敬信、田中清、田中弥、樱井德太郎……跟一夕会成员比，他们都是小字辈。这些人对大正时代以来的官僚不满，想用暴力搞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有生气的、明朗的”军政府，从里往外地改造日本。首领桥本退役前连个少将都不是，但在那个年代，却是日本军中最大的疯子。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东京出现两次未遂政变，想颠覆内阁，建立军部统治，都是桥本一手策划的。桥本搞政变前的日本，遇到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瓶颈：第一，“满洲问题”得不到解决。第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让很多日本人认为自己吃亏了。
第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其影响还不小。农民没收入，工人失了业，大批日本人没事干，很多人打起背包，到中国“闯关东”。
第四，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协调英美、尊重中国”的外交政策叫军人不满。
在这个背景下，桥本于1931年3月和10月连续发动两次政变。关于桥本，先看一下简历：
福冈县人，1890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陆大32期。毕业后，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关东军司令部部员、陆军大学教师、驻土耳其武官辅佐官、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课课长。“二二六兵变（1936年2月26日黎明时分，以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的第一师团第三联队为中心的1500名日本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等数处枢要部门，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之后占据永田町一带达四天之久。这些人起事的目的是“尊皇讨奸”，实行“昭和维新”，实际上起事的缘由却是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部队军官与幕僚军官的长期倾轧，以至最终反目，酿成震惊天下的突然事件。）”后被编入预备役，搞了个极右翼的大日本青年党。中日开战后再入现役，任野重炮兵第13联队长。在南京战中因擅自炮击长江中的英美舰船而“二进宫”，再次被编入预备役。
桥本这个人是双鱼座，从星座学上分析，这个星座的人既温柔，又喜欢幻想。对桥本来说，在私人生活中到底有多温柔我们不知道，但喜欢幻想却是真的，从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就幻想以暴力解决国内问题，以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桥本虽然只是个佐级军官，但在军中影响特别大，后来日本军人形容一个人冒失、激进，往往说：你太桥本了！3月的政变，桥本想推翻执政的民政党内阁，建立一个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期，冈山县人）为首相的军人政权。
于是他联络了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带着“樱会”的几个心腹，以及“民间高人”玩法西斯理论的大川周明（1886年12月6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酒田市，1957年12月24日死于日本东京。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回教学者，“二战”后东京审判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因为在法庭上装疯大闹逃脱审判而名噪一时。），打算在东京大干一场：先鼓动工人在东京游行，然后宇垣宣布戒严，混乱中派军队包围议会，此时由小矶出面，逼迫内阁辞职，叫天皇授命宇垣组阁。
作为明治藩阀向昭和军阀过渡的人物，宇垣资格很老，在军中自成一派，前面提到的南次郎、金谷范三都是他的小弟。早在大正时代，这位长得很有喜感的大爷就出任过一次陆军大臣了，还搞了个著名的裁军，让很多军人一下子没了饭碗，有人声称要他的老命，所以第二次出任陆军大臣后就低调多了。得到桥本的想法后，宇垣开始想掺和：叫我当首相？太好了！后来他又犹豫了，因为得到小道消息，说其实用不着搞什么政变，因为执政的民政党那边已经有意推举他当首相。这时候，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也奉劝小矶慎重从事，别被桥本忽悠了，于是政变流产。宇垣一哆嗦，桥本没搞成，但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桥本不甘心，10月又策划了第二次政变。这次政变的策划案听上去都吓人。
不仅策动近卫师团，还调遣飞机，干什么呢？轰炸出席内阁会议的政府要员，一举杀死首相和所有的元老、重臣，袭击警视厅、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建立以陆军教育总监荒木贞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和歌山县人）为首相的军政府，内阁名单都定好了：首相兼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内务大臣桥木欣五郎、外务大臣建川美次、大藏大臣大川周明、警视总监长勇……桥本这次找的主要帮手是自己的老乡、“樱会”二号人物长勇，还有根本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福岛县人）。“民间人士”除大川周明外，还有另外两个“军师”北一辉和西田税，以及海军暴力小团体“拔刀队”的成员。但由于计划过于大胆和天真，导致最后走漏消息，据说是在好几个军官小组织都插一脚的根本博告的密，但军部的措施不是逮人，而是安抚，派人前去说好话。谁去的呢？“樱会”眼里的红人荒木贞夫。他跑到政变分子待的酒馆做工作，结果开出的罚单是：桥本禁闭反省20天，长勇反省10天，其他人只给了警告处分。
桥本又一次搞砸了，但却给了皇道派（二战日本军队中的一个派别，受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现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决战。日本陆军大将荒木贞夫称日本军为皇军，并且主张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臣小人，拥护天皇亲政改造日本，这就是天皇之道，故称为皇道派。）大佬荒木贞夫出头的机会。
荒木算得上是1930年代日本陆军“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位善于演讲、讲究仪貌的陆军大将，在桀骜不驯的少壮派军官中有巨大影响。首相没当上，荒木却因桥本的未遂政变，得以出任接替若槻礼次郎上台的犬养毅内阁的陆军大臣。但皇道派是个什么玩意儿？
说皇道派前，得先念叨一下统制派（二战日本军队中的一个派别，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则主张在军部的统治下，不使用武力，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统制派要求建立总体战的体制并要求加强对军队的统治。参与人物有东条英机。）。1921年10月，在德国的温泉圣地巴登巴登，三个驻欧洲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高知县人）、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东京人）泡了一次澡，泡出个密谋：推翻明治以来长州藩老家伙对陆军的控制，使军部“平民化”和“精英化”。
统制派老大是日本陆军第一大脑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后来去皇道派那里坐了第三把交椅，冈村宁次站在永田这边，但后来实际上没怎么掺和派系之争，而是一门心思研究在中国的打仗问题去了。回国后，永田搞了个“二叶会”，随后合并了“木曜会”，于1929年建成日本最大的佐级军官团体一夕会，几乎把昭和军阀一网打尽：东条英机、冈村宁次、铃木贞一、矶谷廉介、今村均、冈部直三郎、板垣征四郎、桥本群、根本博、草场辰巳、石原莞尔、横山勇、影佐祯昭、牟田口廉也、武藤章、田中新一……
按永田的设想，陆军的人事问题必须变天，然后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对外武力领有满洲，搞好战争资源。永田玩的也是“总体战”概念，同样是从德国那里学来的。
但皇道派认为，什么战略资源啦，什么先进武器啦，一切都是浮云，只要拥有“皇军精神”，那么所有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即使拿着竹竿也能打败敌人。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是上面说到的“老愤青”荒木贞夫，旁边的第二把交椅上坐着真崎甚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佐贺县人），身后站着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长崎县人）、松浦淳六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福冈县人）以及更多的下级青年军官。
这派人物中高层不多，粉丝都是尉级军官，主张天皇亲政，对外北攻苏联，这也是“二二六兵变”时叛军提出以荒木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原因。
搞着搞着，两派就开始互殴。
话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大臣南次郎都辞职了，分别被皇族闲院宫载仁亲王和陆军教育总监荒木贞夫接替。荒木的副手，陆军省次官的位子上则坐着柳川平助。驻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被叫回东京，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代替载仁亲王主持日常工作。也就是说，陆军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军令机构一下子都被皇道派占据了。
真崎这个人很有城府，与鲜衣怒马的荒木不同，他最大的特点是坐稳一个位子后，立刻寻找对手。他注意到永田铁山。此时永田正在荒木的陆军省担任军事课长。头脑聪明、作风干练、谋略过人的永田，很受天皇喜欢，在当时已快成传说中的人物了，所谓外有石原，内有永田。很多关东军和驻朝鲜军的军官在回国公干时，都要拜访一下永田。
真崎想把这个对手拉到自己身边，就想法把永田调到陆军参谋本部负责运输通信的第三部当部长。他天真了一次。永田是什么样的人？已稳坐统制派老大的位置，还有必要过来当“小三”？何况参谋本部这边（第四部，负责战术战法）已坐着翻过脸的老同学小畑敏四郎了。
就在真崎纠结时，听到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真崎想先听哪一个？
真崎说：好消息吧。好消息是：他要从中将晋升为大将，肩章上又多了一颗星。坏消息呢？真崎自己回答：坏消息是，我得离开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的椅子。因为按军中规定，这个职务只能由中将担任。
没办法，真崎很不情愿地到陆军省当了没实权的军事参议官。
皇道派高级将领本来就少，真崎又走了，荒木感到很孤独，主要是感到有些玩不转。加上他提出的北攻苏联的设想遭到内阁一致反对，于是辞去了陆军大臣的职务（1934年1月）。
荒木做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上台的犬养毅内阁的陆军大臣，那么这时候犬养首相在干吗？在地上躺着呢。不是睡着了，而是被打死了。
犬养是孙中山的朋友，对华态度比较温和，后出任日本最大政党的政友会总裁。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辞职后，在野党的政友会奉命组阁。他上台后，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收拾石原留下的摊子，试图低调地跟中国谈判，军内强硬势力大怒：这怎么行？你别是老糊涂了吧！
这次发难的是海军。
无论日本陆军还是海军，离他们近了，颇能感到一股强悍的气场，但若放远了看，给人的感觉却是石头一块，就会乱砍乱杀，他们不是单纯地迷恋暴力，而是只会使用暴力。这不是个态度问题，而是个技术问题。1932年5月15日傍晚，海军军人山岸宏、三上卓等11人大摇大摆地走进首相官邸，犬养见他们面无表情，问啥事？有话好好说。对方的回答是：“多说无用，打！”遂乱枪击毙了年近八十的老头子。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日本。
犬养死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就吹灯了，继任首相斋藤实曾是位海军大将。
回到荒木身上。按惯例，他辞职前有权向天皇推荐一位新人选，还能是谁？但载仁亲王反对（对真崎没好感）。荒木于是想到此时已由驻朝鲜军司令官转为陆军教育总监的林铣十郎。
这位“越境将军”实际上性格温和，当初擅自支持关东军，完全是受参谋神田正种的煽动。荒木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林就任陆军大臣，那么教育总监的位子就空了，可趁机再推荐真崎。事情如荒木的盘算，真崎果然得到了陆军三大长官之一的教育总监的位子，但这时他所嘀咕的永田铁山也拿到了陆军省最具实权的职务：军务局局长（主要负责陆军编成和人事调动）。
下台后的荒木觉得没啥，但真崎觉得事情不好办了。
永田一上任，就开始忙着进行陆军的人事调动，这是他的夙愿。真崎眉头不展时，发生了“陆军士官学校事件”（1934年8月）：有人煽动学校里的皇道派士官生搞政变，但后来计划又被人告发，一些倾向于皇道派的士官生被开除，最后事情搞明白了，是一名叫辻政信的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6期，石川县人）在搞鬼。
事件发生后，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皇道派士官被逐出校，但最难受的还是真崎。因为他是教育总监，管的就是陆军教育的事儿。
辻政信的背后，有人说站着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老师的东条英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岩手县人），东条有这脑子么？无论如何，最后背黑锅的是永田铁山。而永田也正好抓住机会，在他的“主刀”下，4700多名陆军军官被调动，其中很多是皇道派人物，包括柳川平助（从陆军次官的位子被打发到驻台湾军司令官的位子）等人。真崎本人都有点自身难保，永田的目的显然是迫使他辞职。作为一个军人，又玩得好政治，干啥都像那么回事儿，永田还真行。
真崎被迫辞职。这一下，支持皇道派的青年军官们不干了。
一个叫相泽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福岛县人）的中佐，
为此专门从驻地福山县赶到东京质问永田，永田当然没惮他。相泽回去后，永田立即搞清了其身份，于是就要办他。没几天，相泽接到去驻台湾军报到的命令。相泽没去台湾，而又来了东京，这次带了军刀，随后（1935年8月12日）发生了震惊日本全军的事件。
犬养被刺时，问的是“啥事”，而相泽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办公室后，永田问的是：你谁啊？显然，每天忙活的永田早就把这个中佐给忘了，他正在跟东京的宪兵头子谈话。
比起刺杀犬养毅的海军军官，相泽的回答更酷（主要是真急了）：“呀！天杀永田！”拔刀就砍。
永田坐在办公桌后，一偏身子，竟躲了过去。这个偶像级人物确实有两下子。一边的东京宪兵头子也惊了。但永田随后犯了个致命错误。相泽有刀，永田也有刀，手枪则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如果永田先随便在桌子上抄起一个家伙砸向相泽，利用后者下意识地躲闪的机会抽刀或拿枪，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但他没这样做，而是起身朝门口跑。相泽第二刀没给永田机会。就在永田快要拉开门时，相泽反手一刀砍在永田后背。永田居然没出声，他还想开门，结果第三刀从后面直刺过来。
如果永田没死，必有出任陆军大臣或首相的那一天，那时的日本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历史只有一个：永田死了，而且是被钉在了门板上，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就这样玩儿完了，剩下的第二大脑石原莞尔也就成了第一大脑，至于此后的第二大脑是谁，永远都说不清楚。
对相泽的审判是漫长的，因为皇道派的缘故，一直拖到1936年。行刺跟真崎有没有关系？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就在真崎出庭作证的转天，“二二六兵变”爆发！
1936年2月26日，东京暴雪迷城，突有第1师团一部（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多名士兵在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竹岛继夫、今泉义道、中桥基明、中岛莞尔、林八郎、河野寿、坂井直、丹生诚忠、池田俊彦、高桥太郎、安田优等尉级皇道派小校带领下发动兵变！因为永田死后，按统制派的计划，要把皇道派小校云集的东京第1师团调往中国东北，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开走了。
开走前，他们动手了。
东京大街上，叛乱士兵冒着大雪，唱起《“昭和维新”之歌》：
大海上波涛汹涌/富士山乌云密布/处身于这腐败时代/我的热血沸腾起来/特权之士/不可一世/家国之事/不闻不问/财阀之士/穷奢极欲/家国之事/不闻不问/国家将亡/贪官敛财/人民受骗/社会乱成一团/犹如棋盘的布局/我们出动了/为了“昭和维新”的新天地……
你还别说，光从歌词上看，写得还不错。
参加兵变的很多人都来自农村，对“奸臣的贪腐”特别看不惯，认为日本唯一出路是驱逐压迫皇道派的统制派，让天皇亲政，建立单纯廉洁的军政府。煽动者除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事件”中被开除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外，依旧有“民间高人”：北一辉、西田税。
奇怪的是，这次大川周明没参加，他逃过一劫。
兵变中，叛乱士兵像演电影一般击毙内大臣斋藤实（前首相，被打了47枪）、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被乱刀砍死）、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砍了头），刺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此人是后来的首相。
1934年接替斋藤实首相位置的冈田启介侥幸逃脱。
过程非常戏剧化。当时领得袭击首相任务的是第1联队的机关枪中队，中队长是栗原安秀中尉。栗原带人冲进首相府后，七十多岁的冈田被他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塞进浴室，随后松尾只身跑到外面。叛军没见过冈田，只是带着照片来杀人，拿出照片跟松尾对了一下，因为松尾跟冈田长得很像，就认定这是他们要杀的首相，于是一声令下，让子弹飞。
这实在像电影里的情节。但对不起，这是真切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执行任务的第3联队的士兵，基本上都完成了任务，找到了刺杀对象，并把子弹打进对象的身体；铃木贯太郎虽没死，但当时身中两枪。而第1联队的士兵，都没完成任务：首先在首相府就杀错了人，随后又放弃了刺杀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的计划。
叛军占领了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国会，发表声明，要求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组阁出任首相。
兵变发生后，东京完全乱了。陆军各派各怀心事，有坚决要镇压的，有观望的，有绥靖和支持的。海军态度非常明确：镇压。因为兵变中死去的内大臣斋藤实、受重伤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死里逃生的首相冈田启介，都是海军大将。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陆海军互相看不上已不是什么新闻，此次三名海军大将同时死伤，海军觉得很没面子，于是东京湾战舰云集，那意思是：陆军不动手，我们就上！
陆军什么态度？
很多时候，一个人要想成事儿，或者说脱颖而出，除了靠实力外，还有赌博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关键时敢押宝，押对了，也许就能轻易地冲到峰顶；押错了，就可能掉进深渊，永世不得翻身。
此时已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押了一宝：大嗓门地向东京发电：一定要镇压叛乱啊！
有人说，东条是统制派主力，肯定会主张镇压。但实际上是很多统制派被当时叛军血腥的行动吓晕了。陆军17个师团，只有梅津美治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大分县人）的仙台第2师团和谷寿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冈山县人）的熊本第6师团向陆军省表示支持镇压叛军，其他师团长则处于观望状态。此时东京的形势转瞬即变，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局。
在东京，真崎甚三郎显然取代荒木贞夫成为皇道派的总瓢把子了。兵变前，他就得到消息，但没阻拦；叛乱后，青年军官们邀请他出山。到底是老狐狸，他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因为那么多大臣都死了，天皇什么态度？他狡猾地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只是说同情叛军，但出山的事，还是再看看吧。
荒木贞夫坐不住了，死活拉着观察动态的真崎跑到戒严司令部，“奉劝”不要镇压叛军。这时戒严司令部的主事参谋是谁呢？石原莞尔（这时候已经当上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课长了）。两位大将都来了，但石原一点面子也没给他们。
正如真崎所料，昭和天皇先是吃惊，随后是生气，最后被激怒。
这个历史节点上的陆军大臣是川岛义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期，爱媛县人）。此人可能是日本陆军史上最没名气的大臣，但偏偏在“二二六兵变”时担任这一要职。事变后，他一下子就傻了，被叛乱士兵堵在家门口，最后差点给揍一顿。还好，他的副手也就是次长古庄干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熊本县人）给解了围，但此人明显支持皇道派。
建议向叛军妥协的，除小畑敏四郎外，还有已经当上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东京警备司令官兼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冈县人）、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部长山下奉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当然还有远在台湾的驻军司令官柳川平助。
昭和天皇这次谁的话也没听，他警告这些人：如果陆军不将这些无法无天的小兵收拾了，他就要亲自带近卫师团出马。
除外面的东条外，支持镇压的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冈县人），这是这个呆板又没什么主见的陆军不倒翁做过的唯一一件灵光的事。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军事参议官寺内寿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山口县人）。寺内是名门之后（明治时元帅、首相寺内正毅是他爸），谋略一般，但作风硬朗，喜欢傻笑。后来和杉山一样也干到元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直做在东南亚作战的南方军最高司令官。
结果是，叛军投降，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等15名头目被枪决，叛军背后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北一辉、西田税被处死，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等人被勒令退出现役，镇压不力的川岛义之、香椎浩平，以及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三人从本职上卷着铺盖走人。
但山下奉文在寺内寿一的保护下溜了：被流放到驻朝鲜军当旅团长，过起成名前漫长而郁闷的日子（太平洋战争中横扫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简称“西马”。））。前面说到的那位陆军省次官古庄干郎因川岛义之的顶雷而没被惩处，但中日开战后指挥日军在华南作战时他还会出来。寺内当仁不让地成为兵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的陆军大臣，在随后的肃军中把皇道派扫除。兵变虽然流产了，但皇道派的愿望很大一部分奇异地实现了。
广田内阁恢复了一项规定：军事行政机构的最高首脑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担任。
在组阁时，如果陆军和海军拒绝提供两大臣候选人，那么新首相将没法完成组阁；而如果一届内阁中，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辞职，那么这个内阁就倒台了。军部就这样巧妙地控制了内阁，毛茸茸的小手搭在了政府的肩膀上。
捉蒋行动“东北易帜”后，蒋介石要做的，就是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改掉北洋以来的纷乱局面，把政令统一到南京这边来。
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后，蒋介石就没闲过，像被绑在水车轱辘上，一直在那儿转。他也想停下来，但对手说：别，蒋校长，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您还是再转会儿吧。
但这些人又不给力。
在对付党内派系和新军阀上，蒋介石还真有两下子：在党内，击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又在蒋桂、蒋冯、蒋阎冯大战中，把不听话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人一个个搞定。
我不写这些。
那种国人间的内耗，即使再精彩，也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要念叨一点，这种倾轧，在很大程度上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举个例子。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把11万东北军精锐调入关内，帮蒋打阎冯，这些部队走后，东北虽有20多万正规军，但至少在日本人看来是个机会。
反蒋的都靠边站了，但在对付日本人上，蒋介石开始头疼。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只能向国际讨“公理”（向英法把持的国际联盟投诉日本），而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加上对红军的围剿更不顺，党内反蒋势力一发难，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二次下野。说是下野，但黄埔系的中央军还攥在他蒋校长手里，别人是指挥不动的。
此时最有资格上台的，除汪精卫外，就是胡汉民。胡被认为是党内反蒋的精神领袖，但没心气接这个摊子。汪精卫呢，鬼得很，一直探头观察。
帽子就落在了国民党元老林森和孙中山的公子孙科脑袋上。
林森从此当了十来年的国民政府主席，直到1943年在重庆车祸去世，他也算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相当于国家总理。孙科，龙二代，离龙远矣。但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毕竟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那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稀罕之物。孙科很想在政坛待着，但又缺乏才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又名“上海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上海打起来那天，慌忙把才坐了个把月的位子给了汪精卫。汪精卫也够倒霉，一出山就碰到日本人打上海。显然他自己玩不转，但说到底他是个政客，军国之事做不来的。虽然他非常讨厌蒋介石，但此时又离不开蒋介石，后者重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水到渠成。虽然南京也把中央军派了过去，支援在那里抵抗的第19路军，也叫日军连换了四任司令官，但最后还是签下了《淞沪停战协定》（亦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按这个协定，上海成了非武装区，只允许保安队和警察待在那里，而不许中国正规军驻扎。
国家之事是没法讲理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强权即真理”。作为强国，不讲道理；如果你是弱国，那么最好你也别讲道理，因为没道理可讲。“一？二八”显然跟“九一八”有关。很多人认为，是板垣撇开石原后自己联络上海的日军搞的一个谋略，为的是把国际注意力吸引到上海。板垣有这个脑子么？就算他有吧。这里只说蒋介石，一下一上的他，面对日本人的纠缠，决定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万变是日本人一次次制造事端，这个不变就是关闭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渠道。蒋介石有个想法：如果跟日本政府谈判，中国这边肯定吃亏。他晓得，九一八事变只是个开始，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针对日本人，他开始在国防和战略上留后手了。九一八事变后，南京不是向国际社会投诉么，那个英法把持的什么狗屁国联派了个调查团到东北，但除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有点毁容外，任何作用也没起。调查团转悠了一圈，又回去了。而对关东军来说，怎么收局是个问题。
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像对付朝鲜那样，占领后宣布合并，把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第二种是军事占领，占领一段时间再说，在东北设立个都督府一类的机构，由日本人担任首脑；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搞个木偶政权。
日本人选择了最后一种。
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两个“满洲英雄”闹了一场，板垣征四郎觉得，为了一劳永逸，应该由日本直接占领，看上去虽冒险，英、美、苏等国甚至可能制裁日本，但如果日本人撑下去，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石原反对。
土肥原贤二打圆场：搞个傀儡吧。这样既能把这片土地抓在手，又可以避免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彻底孤立。
我可以告诉你，上面说的纯属历史八卦。
事实是：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个木偶。但谁当这个木偶？土肥原贤二把目光投向被冯玉祥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来，正待在天津静园（今天津鞍山道，当时日租界内）的末代皇帝溥仪。
满人兴于东北，那里是他们的老家，其他什么都别说，只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再合适不过了。随后，这位末代皇帝就像货物一样被日本人从天津偷偷运了出来。
这个事儿一直被认为是土肥原特务生涯的代表作。
土肥原本人也特别得意。实际上有点夸大其词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让溥仪动动，难度是有的，但也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但土肥原为了显示自己谋略过人，把事情搞复杂了，先鼓动天津的****分子闹事，然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宣布封锁日租界，在混乱中，把溥仪偷偷运到东北。
1932年3月，伪满洲国“高高兴兴”地成立了。
在关东军看来，这样还不行，为“保护满洲国的安全”，就得跟南京那边搞一个缓冲地带，于是又占领山海关，推进至长城一线，随后用128名骑兵，把那个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他的上万军队赶走，占领了省会承德。
随后，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部队——王以哲部一战即溃。张作霖一死，东北军就没了魂儿，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到锦州，从锦州到山海关，一路跑下来，这支军队精气神已全无。作为主政华北的大员，北平的张学良，还有什么脸再在那位子上待下去？南京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兴义人）北上御敌，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元旦，夜里11时，“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二十二年）3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爆发。
抗战年代，中国这边的将领，通常是四个地方出来的：岁数大点的，毕业于当初袁世凯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或各地的讲武堂；年轻的少壮派毕业于黄埔军校，或是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文凭。何应钦是最后一类。但无论是“长城抗战”，还是“上海事变”，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打了，局部光彩，但总体还是很窝囊。但打“长城抗战”，从人员调动上，南京的动静还是不小的：参加者除由原冯玉祥西北军改编的第29军外，晋绥军也被调过去了，还派出中央军北上。面对中国兵的大刀片，日军还有点不适应：中国军人也会耍刀？虽然在喜峰口等处小有斩获，让一些鬼子丢了脑袋，但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前锋，很快他们就逼近北平的通州。不过，日本人也不想一直攻下去，最后捞了个《塘沽协定》（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5月31日签定的九一八事变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长城以南冀东22县成了“非武装区”，这时候九一八事变才算收了尾。现在看，这是个非常要命的协定。但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虽然耻辱，但仍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蒋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签完《塘沽协定》，日本人不打了，九一八事变告一段落，但华北问题又出来了。也就是说：按下葫芦起了瓢。
那时候，除关东军外，还有一支日军仗着有法律条文撑腰，赖在中国不走，那就是日本中国驻屯军。与1919年正式成军的关东军比，这个驻屯军资格更老。当年（1900年）闹八国联军，清政府被打趴下，跟人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被认为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阳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除了赔钱外，还得让人家驻军，日本人按条约规定，获得了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要塞的驻兵权。羊在狼的面前只能认同狼的规则，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莫不如此。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叫日本清国驻屯军，大清王朝黄了后，********成立，“与时俱进”的日本人又赶紧把部队的名字改成日本中国驻屯军，常驻兵力5000人，基本上是一个旅团，规模小于关东军的一个师团。在国外驻军，一直被日本人看作是国力强盛的象征，所以这两支部队的司令官直接由天皇任命。
《塘沽协定》后，相继来天津当司令官的，是仨同学：除了梅津美治郎外，其他两个是多田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宫城县）、田代皖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佐贺县人）。关东军搞谋略，他们也搞，这个谋略就是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自治。很多人认为：在随后的华北系列事变中，上面三个人是根源。其实比他们兴头更大、作用更坏的，是他们的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很多人记住酒井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中，他率军袭击香港，纵兵大肆屠杀和强奸。实际上，当年在华北时，他就很不老实了，无论是借天津两名亲日报人被国民党军统刺杀而搞的《何梅协定》（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还是关于华北自治的“多田声明”，乃至于卸任前派日军强占丰台，这一系列华北事变，都是此人一手策划的。当时的酒井，就好像个全能体操运动员，为了华北自治，支撑、手倒立、悬垂、滚翻、腾越、托马斯全旋什么的都用上了。
1935年7月的《何梅协定》上，中日双方实际上没正式签字，酒井以他的司令官梅津的名义，向在北平主政的何应钦发了封威胁信，在信中开出了条件，何在回信中没有提出反对，“协定”就这么下来了。在日本人的条件中，既有老生常谈的道歉、处置当事者和上级官员、禁止民众排日什么的，也有两项狠的：中央军撤出冀察，并撤销两省及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取缔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蓝衣社。这个协定跟前一个月日军绘地图之间谍在察哈尔被扣，使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借机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后来使第29军在察哈尔行动受限的《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它是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6月27日在北平签订的。），把华北事变慢慢推向高潮。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人，开始在国防上留后手，比如，1932年1月将设在北平的陆军大学迁到了南京，把原来大学里的日籍教官全部解职，清一色地换上了德国教官；比如，在军事委员会内秘密成立了警卫执行部、设计委员会，分别运筹对日本备战和掌握战略资源。又搞了个7年整军计划，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调教下，到1938年整编训练60个师的中央军。按蒋盘算：即使跟日本人打，最好也要等1938年之后。所以他给北平的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对日本人的让步，别超过南京的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华北不得自治。
蒋介石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央军回撤后，第29军还在那（实际上在局部行动已经受限），尽管地方色彩浓厚，但毕竟还是中国的军队。万一有大事变，中央军可以马上支援。至于党部撤销，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更在意在华北活动的秘密组织。日本人要求取缔蓝衣社，这是个没法操作的事。这个军统的前身，本来就是半秘密组织，取消不取消，谁能真知道？
按蒋介石的盘算：无论日本人在华北怎么闹，先由他手下的一号人物何应钦在那儿顶着，跟日本人周旋。但他没想到，日本人为了把南京弄矮，使华北特殊化，不跟何应钦打交道，点名道姓要宋哲元（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山东乐陵人）出来，这是酒井给他的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出的主意。
宋哲元这个人很怪。他是冯玉祥旧部，早年也是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多次跟着冯玉祥反蒋。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了，被收编过去，一干军将推选新首领，热门人物是两个非行伍出身的人：张自忠（北洋法政学堂，山东临清人）、萧振瀛（吉林法政学校，吉林扶余人）。在这两个人里，大家又顶老资历的萧振瀛，但萧却推宋哲元出任军长，这个部队后来改编为第29军。
宋哲元很早就跟着冯玉祥混，但看上去，此人缺少军人果敢的作风，给人温吞的感觉。但如果你觉得他真是非常温吞，那也错了。宋哲元还有残暴的一面：1928年春，南京政府继续北伐，宋哲元带兵入陕，去打地方军阀，攻克凤翔后，一夜间枪毙了4500多名俘虏。
对造南京反的人，像宋哲元这个中层偏上级别的，蒋介石一向是又拉又打。宋哲元当上第29军军长后，后来又当了察哈尔省主席，跟日本签订《秦土协定》后被撤。宋的军队主要放在察哈尔一带。1935年6月，西北军旧将石友三联合汉奸白坚武等人想在北平闹事，搞什么独立的“华北国”，何应钦急忙命第29军到北平救火，也就是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宋哲元和第29军控制了平津跟河北一带，而宋本人慢慢成为华北的头号人物。
宋哲元当时的处境颇为微妙。虽然名义上他是南京政府的干部，但实际上他一直想保持华北的半独立性，不想叫蒋介石插手。所以，面对日本人的诱惑，他显得很暧昧，给人拖泥带水的感觉。正是他这种苟安心理，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俗称混），搞来搞去，最后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模糊的形象。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像走钢丝一样，完成了一次次的转身。
日本人和蒋介石都想控制住宋哲元。
蒋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直接跟宋哲元打交道，甩开南京政府。何应钦南归后，他更是有这个担心。
日本人发现宋哲元的心理后，鼓动他单干。那时候，宋哲元可谓明星，除了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头儿之外，来自日本驻华使馆的、关东军的、东京军部的大大小小人物，都频繁地拜访他，我们不妨扳着手指头数一下：
多田骏、田代皖一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甚至当年在沈阳“喝醉”的建川美次也来了。
土肥原贤二去的次数最多。
土肥原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最初学的是怎么搞情报，以后也一直跑这个口儿。在张作霖死前三个月当上了他的顾问，但还没等发挥什么作用，“主人”就被河本炸死了。后来，他又在天津混过一段时间，九一八事变前被调到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事变爆发时，他正在东京，没赶上，但一回去，就弄了个沈阳市长当。此时，沈阳一片混乱。他还是有两下子的，马上搞了个像维持会一样的组织，还真奏效，很快稳定了局面，领导很满意，就把他调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叫他策反了令日本人头疼的马占山，其实这才是他一生中的好戏，虽然也有人说老马那是诈降。
作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沈阳，但华北这边的特务机关也归他管，所以他天天逼着宋哲元表态。还派自己的徒弟，一个叫什么大迫通贞的，在平津间特产肉饼的香河县带着汉奸搞了次暴动，把县长赶跑，宣布脱离南京政府。他对宋哲元说：看，这就是样板。
宋哲元也有个底线：妥协可以，但不当汉奸。至于妥协跟汉奸间是怎么个区别，他没说。
土肥原累得够呛，宋哲元没上钩，只好把一个小人物搞上台，这个人就是殷汝耕（时任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1935年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宋哲元虽没上钩，但却半推半就地出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南京跟日本中国驻屯军妥协的怪胎）。在这个委员会里，宋哲元是委员长，委员包括后来的汉奸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这样的角色。
那个年代，老宋就跟京剧舞台上的武生一样，在华北闪转腾挪着，但一个不留神，中了日本人一枪：1936年秋，宋哲元去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饭局，在天津跟田代“达成”一个叫《中日华北经济开发协定》的“谅解协议”，虽没正式签，但原则上也没反对。
协定包括：日本人参与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龙烟铁矿、井陉煤矿，以及在华北种棉花。华北棉花占整个中国棉花产量的65%以上，日本人尤其是商人太想得到了，所以后来的七七事变，又被日本企业界称为“棉花战争”。
南京那边急了，不承认这个协定，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是猪脑子。
宋哲元似乎是坐在棉花堆上跟日本人签的“谅解协议”，因为在日本人的纠缠下他实在有点晕。几个月后，宋哲元又应邀去吃饭。在喝酒的空当儿，田代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叫宋哲元顺便签一下。
宋哲元问：这是啥？
田代说：上次说的那个协定啊，我们不是达成谅解了么？
宋哲元一惊。
签了吗？还真签了。
回到北平，宋哲元对部下解释：这个协议，我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的，是无效的。签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拖着不落实啊。
这次蒋介石彻底火了，他质问宋哲元在南京的代表：不落实？拖着不办，他宋哲元以为很高明么？我早就叫你们通知他少和日本人应酬来往，他这样一个负主要责任的人，为什么一次次地随便到敌人的军营里去吃饭？！
宋哲元是无言以对的。
是啊，作为主政华北的头号军政大员，这两年宋哲元没少参加日本人的饭局，至少没有推托过。也就是说，有请必到。有人说了，不到不行啊。真的么？不到能怎么着？说实在的，虽然当时日本咄咄逼人，但要是宋哲元拒绝去吃饭，日本人也不会来绑他。
驻南京的代表把蒋介石的话传给宋哲元，他蔫了，没过多久，就跑回山东老家去了。
显然，宋哲元签下的那个协议，如果实施了，是很致命的。铁矿煤矿什么的不说，只说日本人要修建的天津到石家庄的铁路，在那个年代，铁路线就是运兵线！
相同性质的，还有塘沽港！
华北事变一点点进行着，华北阴云一点一点聚集着，导致南京这边也不平静。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代表大会前夕，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被激进青年刺成重伤。会议是在阴沉的气氛中进行的，但随着蒋介石的讲话，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却开始慢慢明朗起来：
置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这个宁波人认为，华北的几个协定后，中国已经没有再让步的余地。汪精卫被刺不久，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又被刺身亡。但同时，日本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该尽量拖延与其全面开战的那一天到来，利用这段时间，积蓄军力和国力，而不能意气求战。
我们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搞了个国防设计委员会，职能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当时很多一流学者、科学家进入了这个委员会，比如李四光、吴有训、竺可桢等人。后来，蒋把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合并到这个委员会，称资源委员会，从事军工生产计划的实施、国防战略资源的开发、重工业的创建以及向大后方的转移等工作。
这个委员会为日后的全面抗战作了大量前期准备。
中国的态度起了变化，东京那边开始上火，这个人就是广田弘毅。
广田算得上是位职业外交家，平民出身，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一直在外务省拿薪水。工作上很会来事儿，虽谈不上见风使舵，但也是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爬到1933年秋，接替极端强硬、主张“焦土外交”的内田康哉，出任外务大臣。“二二六兵变”后组阁，干起了首相。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真正结束，到七七事变爆发前，东京对华的一举一动，都留下了这个福冈人的影子。
广田刚当外务大臣时，想继承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但没搞起来。他的手下、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听说美国要向南京贷款并出售战机，恼羞成怒地发表了个私人声明，说中日两国关系特殊，你们英美就别插手了，蒋介石如果搞“以夷制夷”的策略，日本是不会坐视的。
这个声明在当时搞得沸沸扬扬，西方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日本的无耻，外交抗议一个接一个，搞得东京很被动。广田把天羽叫来质问：阁下是外务省的关东军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阁下想跳槽到军部上班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那好，你去再发表个声明，把这事说清楚。
于是，天羽又搞了个声明，说大家误会了，日本还是赞成门户开放的，中国那边儿，有利益大家均沾。
广田很着急，觉得必须拿出一个对中国的基本政策。但他也明白，对华外交必须得到军部支持，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所以他一次次地往军部跑，说咱作为一国政府，总得有个国策吧？不能想起一出是一出。你们不去外务省，我来三宅坂行不？咱们大家一起商量。
陆军说：OK。
海军省说：慢着！我们也想掺和掺和。广田说，也好。于是外务部、陆军省和海军省搞了个联席会议。就这样，到1935年秋，“广田三原则”终于出台：
中国停止反日运动，放弃依赖欧美的政策，两国一起提携；
南京政府承认满洲国，并与其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日共同防共，尤其是在北部边境提防苏联。
三原则一出，广田特高兴，认为是自己外交生涯的杰作：你瞧，中日间所有的关键点，我都找到了。
三原则飞到南京，蒋介石抓过来一看，顿时冷汗一身。这三条看似平常，其实水很深，他第一反应是：接受即灭亡。
但对广田抛过来的树枝又不能完全不搭理。
蒋介石召集幕僚商讨，最后拿出对策，回复广田：在第一条上，要说明中国没利用英美对付日本的意思。中日间的纠纷，造成原因，主要是两国“不亲善”。怎么才能亲善呢？先废除《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第二条，对满洲国，让它先放在那里，我们不会用和平之外的办法，但我们也不会承认它。
第三条，南京政府其实一直在防共，是你们眼神不好，没看到。至于在北部边境的苏联问题，等你们接受了我们提的条件后，我们也不会不考虑。
这个回复软中带硬，以退为进。
就这样，蒋介石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
作为首任驻华大使，有吉明在日本外交圈也算老人了，到南京上任时他已近七十岁。有吉虽上岁数，但头脑还算冷静，一直不赞成军部的冒进和外务省的强硬路线。他认为过度压迫中国只会让日本失去中国，为此在满洲问题上与中国谈判也是可以的。但当时的内田康哉外务大臣特别强硬，“即使日本化为焦土，也不能放弃在满洲的权益”。内田一直站在军部那边，否定了有吉的构想。
见面后，蒋介石告诉有吉：这是非正式接见，一切谈话都是带有私人性质的，你的明白？
对广田三原则，有吉的看法是，承认满洲国对中国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其他两条基本上没问题。所以，他主要解释另两条。
蒋介石说：三条中，两条涉及华北问题，所以中央派官员去华北主持军政后才能商讨。蒋介石把华北问题拉进来，实际上是给广田三原则设置了门槛儿。
最后蒋说：个人意见赞同，无有对案。
这是原话。
有吉也许是老糊涂了，认为蒋介石接受了三原则，眉毛胡子都笑开了，一路小跑回了大使馆，就差道上绊个跟头了。有吉向东京报喜，说中日亲善、共同提携的局面指日可待！
有吉马不停蹄，又拜见了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张群，说咱下一步得谈落实了吧。中日媒体这时候也纷纷报道，说蒋介石接受了三原则。
张群是1934年底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前几年，这个职位一直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兼着。
民国时代的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施肇基、罗文干、王世杰等，大多是一些民族主义者，为国争权的干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至于张群，跟军中的何应钦一样，被很多人认为是亲日派。在这个问题上，好像人们不是反日的，就是****的，非此即彼。历史要是这样简单，那倒也好了。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早年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取得留日资格，在东京振武学堂结识了蒋介石，所谓“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在东京，两个人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又一起被分到第13师团实习，然后一起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武昌首义后又一起偷渡回国。
有这样的底子，张群可谓从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的人。后来，在蒋巩固政权的道路上，精明强干的张群又忙前忙后，为蒋拢住了不少人。在中日关系走向不可知的时候，蒋介石急忙从湖北省主席的任上调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张群一上任就要求：从今以后，各地方把所有涉日事件，都推到中央政府这边来。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蒋介石决定打开中日政府间的谈判大门。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外交上，蒋介石定了一个调子：不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关于这一点，蒋后来也反思过，认为这个办法未必上佳，只是弱国所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面对有吉的风风火火，张群问：落实？
有吉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答应了，赶快落实三原则吧。
张群笑道：不会吧。据我所知，蒋委员长的回答是：“个人意见赞同，无有对案。”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
有吉问：什么什么意思？
张群说：“个人意见赞同”说的是赞成中日政府间开始协商这件事，而非说赞成三原则；“无有对案”是因为三原则没有具体的东西，无从提出对案。何况，上次你们的谈话，是私人谈话，是非正式的。
老有吉差点没背过气去，但又找不出理由反驳。
有吉又提出处理华北问题的办法，内容我们可以想象。张群回绝了。张群说：你提到的办法，是你们针对华北行政长官提出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们反对我们的何应钦到北平上任，所以这些办法也就无从谈起。
有吉无话可说，只好卷着铺盖卷回东京了。
有吉走了，有田来了。后来长期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有田八郎，在1936年3月16日、17日、18日、19日连着四天，堵在外交部门口，跟张群谈判，这在中日外交史上非常少见。
日本有点急。
在第一次谈判中，有田说：中日关系如果不调整，很可能会发生不幸的事啊！调整的话，三原则是躲不开的。话语间带有威胁的味道。他说：现在中日间的悬案越来越多。
张群说：最大的悬案是满洲问题吧？那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有田见有点自挖陷阱的意思，于是忙说：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不是时机吧！
张群说：那也好，从华北谈起。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必须保持。中日谈判时，华北那边的日本驻屯军必须停止一切行动。有田说：华北的事，可否叫宋哲元跟我们谈？
张群说：他没这个权力。
第二次会谈主要是张群说，有田听。
第三次会谈是有田说，张群听。
第四次谈判基本上是各说各的。
有田出任驻华大使，任务就一个：让南京接受三原则。结果没谈成，所以他也可以走人了。有田出任驻华大使一个多月后，返回东京担任外务大臣，在一次谈话中称：中日关系的调整，也许不一定完全按三原则进行。东京有点乱。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外侮的最低限度和“最后关头”进行了说明：“中央对外交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会议前后“两广事变（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爆发。起因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猝死，蒋介石趁机想把一直半独立状态下的广东统一到南京这边，于是粤系实力人物陈济棠（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广东防城人）联络广西的李宗仁（广西陆军速成学堂，广西临桂人），打起抗日反蒋的旗号。
在对付新军阀上，蒋介石自有绝招。这绝招就是一边打，一边拉，先从内部瓦解开始，所以他一边派军入湘阻击叛军，一边把粤军大将余汉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高要人）拉了过来。陈济棠不战自败，李宗仁硬撑着，最后跟南京达成和解。桂系起事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所以再次归顺南京后，他们表示：一旦中日开战，即率军出桂。
但实际上，这个事变背后有日本人的影子。在当时，日本人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宋哲元家，另一个就是李宗仁家。日本人认为，在中国各路军阀里，最具有反蒋实力的，就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广西临桂人）二人，所以一个个日本高官打着拜访李宗仁的名义，去那里进行反蒋策动，这些人里既有土肥原贤二，又有日后率兵进攻上海、南京的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爱知县人）。而去的次数最多的，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广岛县人）。和知开出的允诺是：在倒蒋事变中，日本将向桂军提供所有武器装备和弹药，支持两广脱离南京政府。
李宗仁接见和知鹰二时说：我们倒蒋，打出的旗号可是抗日！
和知笑道：你们打什么旗号都行，只要你是颠覆南京政府，我们就支持。
李宗仁看了看身边的白崇禧，两个人大笑，他们当然没上日本人的钩儿。
再说南京这边，有田八郎悻悻而归，东京派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新任驻华大使，东京似乎注意到自己有点急，所以川越来南京后，以静制动，没急着找张群。但成都和北海又出事了。
日本提出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南京那边批了条子，但成都人不干，理由是：讨厌日本人，而且成都不是通商口岸，没什么日本侨民，设啥子领事馆？日本坚持往成都派人，对他们来说，领事馆的另一个称谓就是谍报机关。在成都搞了领事馆，日本人在西南腹地就有了一个谍报据点。于是一个日本小组打着旅游的旗号先期到了成都，四个倒霉鬼一住进饭店（大川饭店，8月23日），就被成都民众包围了，结果是两死两伤。
“成都事件”余波未平，广西北海又有涉嫌间谍的日本商人被刺。
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小小的一个事件都有可能造成旷世大战。
而有时候，一个事件的爆发，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严肃”。比如说，1934年的“捉迷藏事件”。当年夏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有个职员叫藏本英明，此人性格内向，有事喜欢闷在肚子里，因为一点破事儿受同事讥讽，于是从总领事馆出走，一个人钻进明孝陵附近的紫霞洞，想要自杀。日本那边认为藏本被反日分子干掉了，认为中国必须负责，军舰也跑到下关江边示威。没想到，四天后藏本在洞里被找到了。
此时，中日两国实际上已如脱缰野马，冲着一个明朗的方向去了。虽然谈判还在进行，但这仗迟早要打了。“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bǐ）随时抗战为要。”这是两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发出的密令。在1936年，中日间每有一个突发事件，南京这边就有战争预案作出。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中日政府间的谈判重新开始。
在川越和张群谈着的时候，和知鹰二又秘密地从天津跑到南京，向川越传达驻屯军以及关东军对中日谈判的看法。随后川越提出的要求开始增多：取缔排日政策、华北自治、共同防共、减低入口关税、上海至福冈间通航、聘用日籍顾问……显然，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见陷入僵局，东京告诉川越，其他可以先不谈，但必须使中国原则上先接受两条：一是共同防共，二是华北自治。之所以先拿出这两条，是因为东京也看出来了，叫南京承认满洲国绝对没戏，而取消反日排日政策，也看不到希望；而且，近一段时间，满洲边境那边跟苏联小摩擦不断。所以想叫南京先把共同防共这条答应下来。
南京把这两条都拒绝了，并提出中国的要求：废止《松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日方停止包庇走私，日本飞机不得在华北任意飞行，解散冀东和绥远伪军！
从秋到冬，川越与张群一共进行了八次谈判，谈到南京的法国梧桐叶子长出来，又落下去，残阳照在中华门上，越来越冷。
1936年11月，绥远战事爆发。
在绥远，傅作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山西临猗人）率军在百灵庙等地取得大捷，痛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岛根县人）指挥下的伪蒙军（侵占我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田中想学石原搞个类似于“满洲事变”的绥远事变，但没想到演砸了。
绥远抗战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赴前线，这位昔日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宣言》就是他写的）的主将，写下那篇在抗战八年中广为流传的《告绥远将士书》：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中日政府间的一切谈判止于百灵庙。
1936年的历史，好像就要结束了。百灵庙烽火骤起时，蒋介石曾亲飞太原，跟阎锡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山西五台人）筹划绥远战事，回到南京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大不同。但蒋脑袋又一阵疼：他接到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来电。
历史的改变往往出现在瞬间。
蒋介石休息了几天，立马飞往西安，在临潼华清池设置行辕（旧时高级官吏的行馆，亦指在暂驻之地所设的办事处所）。在那里，张学良和杨虎城正指挥东北军和第17路军围剿从南方转移到陕北的中共红军。
按蒋介石的想法，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到1937年夏，必定能把红军消灭。但张、杨不想再打了，所以在围剿行动上比较消极，蒋介石就打算把张、杨二人调到别的地儿，再派30万中央军过来进行最后的合围。
张学良呢，见到蒋介石后，说：别再打内战了，还是一起对付日本吧（这时候他明白了）。但受到蒋的怒斥。蒋觉得张学良太幼稚了，在他看来，对红军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这时撤兵和谈，怎么可能？
面对这个在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中给足他面子的小兄弟，蒋介石最终出了一个选择题：A.东北军和第17路军别再心不在焉了，必须倾力出动围剿红军；B.不想围剿也可以，东北军调到福建，第17路军调到安徽，陕北的围剿换人！
张学良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第一次是张作霖被刺，第二次是东北易帜，第三次是九一八事变。
被蒋介石怒斥“无知”后（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红着脸出了华清池二道门内的五间厅三号房，张一边走一边左右看。走到头道门，看到他想找的人：东北军卫队第1营营长王玉瓒。卫队本来是负责张学良的安全，蒋介石来陕后，张学良把卫队第1营派到临潼，护卫蒋介石。张学良走近，对王玉瓒说：你跟我回西安！
张学良既没选A，也没选B，而是给了自己一个新答案。
回西安后，张学良开始布置行动。在此之前，他和杨虎城已经商量过了，“捉蒋”已是一个预案！他把任务交给王玉瓒第1营和孙铭九第2营。两个人接到任务后，都倒吸一口冷气。
12月12日凌晨2点30分，王玉瓒赶到西安郊外的灞桥，带着驻守在这里的该营手枪排迅速摸向临潼华清池。在灞桥，他与第2营营长孙铭九约定，临潼枪响后，第2营就出动，一起围攻华清池。
到华清池后，王玉瓒先带人下了住在附近的宪兵的枪，然后带人进入头道门，由于卫兵都是王的部下，很快就摸进二道门。这里有蒋介石自己带来的贴身卫士。王玉瓒看表，时针快指向凌晨5点。由于是冬天，周围还是一片漆黑。
一个卫士在那里晃悠。王玉瓒举枪便打。
蒋介石带来的贴身卫士都惊呆了。
他们夜宿在二道门内，听见枪响后，每人脑袋大了三号，外头的人显然是冲蒋介石来的。可他们又不知道动手的是张学良，更不知道他们只想捉活的。
蒋介石的贴身卫士拼死还击。但他们只有二十来个人，虽然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角色，但无奈人太少了。王玉瓒一边叫人压住对面的火力，一边带人扑向五间厅蒋介石住所。进去后，发现3号房的门开着，蒋的卧室空无一人。搜查完了，还是没人。蒋的黑斗篷挂在衣架上，假牙泡在杯子里。
王玉瓒也急了。
如果抓不到蒋介石，或者蒋介石出了意外，死掉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外面的战斗此时结束。张学良打来电话，问行动如何。王玉瓒说：人找不到了。
张学良告诉王玉瓒，如果没把活的蒋介石带到眼前，就以叛逆罪毙了他！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蒋介石真出意外死了，枪毙了王玉瓒又于事何补？
孙铭九带着第2营来了。
但蒋委员长到底去哪了？
凌晨5点，尤其是冬天，人们大多还都没起床，但蒋介石不同。他一直保持着军人习惯，每天5点准时起床，当外面枪响时，他正要起床。两个卫士猛地冲了进来，说：委员长快走！
蒋介石的心也提到嗓子眼，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事。
蒋打开窗户跳了出去。在卫士的帮助下，他翻越围墙。虽然是50岁的人了，但蒋毕竟有军人的底子，三爬两爬竟翻了过去，但一只鞋落在地上。
卫士们保护着蒋介石跑到外面的骊山上藏了起来。
院子里的人发现了那只鞋。王玉瓒和孙铭九立即带人搜山。此时天才蒙蒙亮，有人发现一块大石头后有异动。喊话后，没动静。一个战士很冒失地往那边打了两枪。
草丛里站起三个人，两个贴身卫士站在蒋介石的前面。
按分工，东北军负责临潼这边，第17路军负责西安。西安那边没这样惊险，蒋介石带来的几个将领都被抓了。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战政体、保证言论自由、释放******等多项主张。
南京乱作一团。
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力主和解，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众多人倾向于讨伐。
很多人说：何应钦是为了逼张杀蒋，自己取而代之，所以在当时力主讨伐。甚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在南京，主张讨伐的只有何一人。其实恰恰相反，在当时，主张讨伐的人比主张和平解决的人多得多。
经过一番商量，最后在会上通过了起兵威慑西安的决议。什么事都需要搞两手准备，所以南京这边又决定以党内元老于右任为宣抚大使，冲西安做招手状。
紧急中，还把在国外的汪精卫召了回来。自从1935年遇刺后，汪就自动下来了。此时他正待在意大利。
事变爆发后，各国反应不一：苏联那边，斯大林认为，西安发生的事，很可能是日本的阴谋！莫斯科反对杀蒋，那样只会使日本人受益。斯大林认为，中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需要蒋介石领导抗战。态度关键的中共，经反复讨论，最终决定和平解决事变。
东京那边也蒙了。
事变转天一大早，首相广田弘毅得到消息，说中国出事了，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逮捕了。广田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问秘书：谁逮捕了谁？随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而早上6点，外务省那边已经开了个紧急会，在有田八郎主持下，这个会开了4个小时，到上午10点多才达成一致意见，说起来有点可笑，这个意见就是：先确定消息是不是可靠。
无论广田，还是有田，都认为：蒋介石很难顺利返回南京，他几乎死定了。他们判断：事件爆发后，中国各地的新军阀必定趁机倒蒋，中国将陷入大内乱！
他们失算了。
中国这边，各地通电，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然后一致对日，包括蒋介石的那些对手。
在东京伸着脖子的观望中，西安迎来了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恩爱，很多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传说中的爱情买卖，而是一个实在的爱情传奇。
见到宋美龄后，蒋潸然泪下：你怎么来了？入虎穴矣！
宋美龄许久没有回答，最后说：宁抗日，勿死敌手。
蒋介石望了望天。
平安夜，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条件：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派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圣诞节那天，张学良亲自陪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飞向另一个古都，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令人叹息的监禁岁月。人生之传奇，命运之跌宕，莫过于此吧？蒋介石觉得张学良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其次是对蒋个人的冒犯。这让蒋终身都无法原谅这个小兄弟。
历史就这样，在1936年年底猛地转了一个弯！
七七事变
1937年是********26年，日本帝国昭和十二年。
先看一下这一年日本的预计军费开支，有多少呢？接近内阁财政预算的50%！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每一分钱，有一半是用于军队的。不讲什么大道理，什么叫军国主义？这就是了。而且，日本军工产值，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当时日本的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
再说南京这边，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开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时局，蒋介石发表了份声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做个截图：“（对日本）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会前，蒋介石叫华北五省领导人都必须出席会议，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都没意见，但主政平津冀察的宋哲元不来。
有人说，宋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日本人阻挠。
问题是：如果他真想去，日本人阻挠得住吗？去抱大腿？或学河本大作？即使是学河本，一向标榜自己不做汉奸的宋哲元敢不敢坐上南下的火车？
但南京态度强硬，宋哲元只好派副手去。就这样，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山东沂水人）到南京出席了。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10-8 11: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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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9 05:05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