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虎子：《世纪末的救赎》

源济

　　这是“上帝的跳蚤”一书的第四章，未见诸于网络，和这本书的其他三章不同，这一章包括我本人的经历。

　　艾滋病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传染病，正如我的一个小标题所说：我们看到了开始，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我本人有幸从开始就从事艾滋病相关研究，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使我对传染病于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的观点也不断成熟。现在虽然不再干这一行了，但一直以这段经历为荣。
　　
　　艾滋病在中国已经成为常见病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不得不学习如何和它共存，就像我们的前辈不得不和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共存一样，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宿命。
　　
　　随便说几句，进入正文吧。
　　
　　一、横空出世
　　
　　1，有一种东西叫病
　　
　　        在我的记忆里，最先让我刻骨铭心的应该是那个叫做病的东西了。
　　
　　        作为医生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我父母在病这方面对我的关怀可以说是非常尽力的。例如接种疫苗，如果规定应当在出生后6到12个月之间接种的话，我父母肯定会在我准6个月那一天把一个伤疤留在我的左臂上方，然后等我三岁的时候，把我带到长安街上，指着过往人群中的麻子或者瘸子告诉我，他们就是不听家长的话，没有老老实实打针的结果。以致于我在这类事情上非常积极，每次幼儿园发糖丸的时候，我总是要求多吃几颗，害得阿姨们费了很多口舌才让我相信，除了第一次给的那颗是预防小儿麻痹的，其余几次都是打蛔虫的，每个人都有粮食定量，多吃糖丸的后果是可耻的浪费。
　　
　　        可惜不是所有的能传染的病都有疫苗，特别是感冒、流感，一到冬春之际，我就像狗熊冬眠一样卧在床上，直到父亲母亲大人实在看不过去了，在两次冬眠的间隙把我拽到301医院，切除了扁桃体，才从间隙性的发烧变成长年性的慢性咽炎。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防疫和儿童保健逐渐完善，我们这几代人，和我们的祖辈父辈相比，麻子从越来越少到完全没有了，瘸子只剩下因伤和车祸造成的，未成年而夭折的孩子从常见到罕见，有科学的功劳，也离不开政府的业绩。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旬的一天，当还是一名医学生的我为了微生物课上老师布置的一篇综述而查找文献的时候，对人类控制传染病的前途信心十足，起码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毫无疑问能够实现，而这时候，摆在我面前的一堆文献中有好几篇说的是一个叫AIDS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能把AIDS究竟是什么解释清楚透彻的，恐怕不超过20个人，大声疾呼这是一匹行将上门的恶狼的则只有后来成为我的导师一个人。在几乎所有人眼中，AIDS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和他们文明有密切关联的疾病，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有些遥远的东西，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专家将AIDS翻译成爱之病，以期藉此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袭。
　　
　　        对AIDS有了比较端正的认识，还是两年后成为全中国从事其病毒学研究的不到10个人的之一时，这时候AIDS已经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渐行渐近，有些飞花乱入迷人眼的感觉了。
　　
　　        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谈论AIDS，已经不再是是否会成为历史上大瘟疫之一的问题了，而是下一个AIDS会是什么，我们从AIDS的流行中学到了什么，能不能用在应付下一个AIDS类的瘟疫上的问题。
　　
　　        AIDS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之一了，将来的人谈论我们这个时代，将无可避免地谈到AIDS的历史影响，谈到它对我们今天和将来的历史影响，可以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历史地位和AIDS相比，是天壤之别。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是幸运的，能够经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也许我们看不到结束，但是我们看到了开始。
　　
　　        就从AIDS是什么开始吧。

源济

　　2，我们看到了开始
　　
　　        AIDS是四个英文单词第一个字母的缩写，这四个英文单词翻译出来特显得有学问，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从字面上的意义说这是一种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免疫系统缺陷，而且有一大堆症状。AIDS的中文翻译除了前面说的爱之病外，还有比较常用的爱滋病，而最常用、也是我从一开始就用的艾滋病。之所以应该用艾滋病，是因为AIDS虽然也可以通过性交传播，但如果简单地归于性病就过于小看了它了。
　　
　　        艾滋病如横空出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突然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它出现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类刚刚消灭了天花，预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并没有发生，说明人类学会了自我控制。科学也在快速进步之中，久违的大科学观点也就是人定胜天的观点又膨胀到了极点。
　　
　　        艾滋病出现后，科学界表现出的是普遍的乐观，他们相信这个疾病会被很快征服，大多数科学家预言二十世纪结束之前，一种有效的抗艾滋病的疫苗会问世，艾滋病会和肝炎、天花等其他病毒性传染病一样，被控制或者消灭。离千年之交还有三年，当我坐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大教室里，听当年预言者之一无比悲观地宣布，经过多年临床研究，现有的疫苗一无是处，与会的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挂上了苦笑。
　　
　　        艾滋病就像上帝和人类开的一个大玩笑，又像地狱里的魔鬼的一次出击，这一击就命中了人类文明的死穴。它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文明的丑陋和虚弱。每一个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人，甚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将不得不和艾滋病共存，就像我们的祖先不得不和鼠疫、天花共存一样，科学驱散了我们心头上的阴影，可是新的阴影又笼罩上来。
　　
　　        艾滋病带给我们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也因此让人们迫切地希望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在科学进步到了今天，对于一个新的疾病来说，确定这一点要容易多了。
　　
　　        1974年底，在扎伊尔工作的丹麦女医生瑞斯克开始出现严重腹泻，腹泻无药可治，她的体重急剧下降。与此同时，脖子下面和腋下的淋巴结肿大，这种现象通常表明体内有感染，可是医生们无法确认感染了什么东西。瑞斯克疲劳得不能继续工作，只好回到丹麦求医，丹麦的医生并不比非洲的医生高明多少，他们的结论是某种东西破坏了病人的免疫系统。瑞斯克的状况每况愈下，开始被各种细菌感染，甚至必须借助氧气瓶才能呼吸。1977年12月12日，47岁的瑞斯克死亡。尸体解剖发现肺部长满了卡氏肺孢菌。
　　
　　        卡氏肺孢菌性肺炎直到1942年后才被确诊，而且非常罕见。丹麦的医生们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仅仅是卡氏肺孢菌是不可能造成病人免疫系统如此脆弱的。
　　
　　        世界上有很多罕见的病例是无法解释的，瑞斯克的例子自然被认为是属于这一类，本应被很快遗忘的，可是相隔不到3年，1980年美国纽约市几位年轻人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他们同样有淋巴结肿大，切片后发现不是淋巴肿瘤，他们的淋巴细胞下降到了无法抵抗外界细菌感染的程度。医生们发现这几个年轻人有个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同性恋。
　　
　　        在他们身上，医生还发现另外一种罕见的东西：卡波氏肉瘤，这种不致命的东西偶尔出现在年老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身上，也偶尔在中非的班图人身上出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年轻的同性恋人身上？
　　
　　        这几位年轻人死于1980年底，身体解剖也发现肺部长满卡氏肺孢菌。1981年，美国几大同性恋根据地，纽约旧金山等地类似的病例不断增加，因为这种病似乎只针对同性恋，因此媒体称之为同性恋肿瘤或者同性恋瘟疫。但是媒体并没有大肆报道这个新的疾病，因为同性恋运动在美国方兴未艾。
　　
　　        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开始，宗教色彩相当严重，同性恋很受压制，直到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才把同性恋从精神病的名单上拿下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个疯狂的年代，美国的同性恋运动也骤然兴起，到了1980年，同性恋已经是一种很时髦的事了。这种新的疾病的出现，只不过是在梅毒、乙型肝炎等性传播疾病之外，又多了一项同性恋的疾病罢了。
　　
　　        可是，很快医生就发现这种病不是同性恋的专利，纽约的吸毒者以及吸毒者生下的孩子、佛罗里达的海地移民也出现同样的症状，特别是海地移民反复强调不是同性恋。这种情况让专家更加大惑不解，直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收到来自佛罗里达的另外一份报告。
　　
　　        一位老人死于卡氏肺孢菌性肺炎，他不是同性恋，也不吸毒，但患有血友病。血友病患者可以活上二三十年，只要定期输一种称为第八因子的血制品即可。老人的医生认为血制品不干净，导致卡氏肺孢菌进入老人身体。疾病中心的专家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血制品生产过程中有一个过滤程序，细菌是绝对可以被挡住的。佛罗里达那位想靠质疑大药厂出名的医生老老实实地接受了疾病中心的解释，该看什么病人看什么去了。
　　
　　        疾病中心的专家们很快把佛罗里达一名小医生的质疑丢到脑后，但其中有人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可能是某种病毒？因为病毒不能被过滤掉。一下子所有的片段都联系起来了，是病毒破坏了免疫系统，造成卡氏肺孢菌和卡波氏肉瘤能够不受免疫系统的控制，而死去的老人输入的血制品是很多献血者的血液混在一起的，也许其中有同性恋，或者有吸毒者。
　　
　　        于是，一种很可能是病毒引起的新的传染性疾病在美国出现了，它针对的主要人群是同性恋，这时候医学界还没有给这个病起个正式的名称。

源济

　　3，有一种译法叫救赎
　　
　　        新病的原因豁然开朗后，在全美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研究和追踪项目，希望能尽快解开这个新病病因的谜团，但是科学遇到了最大的难题：没钱。
　　
　　        1981年里根上台，他的执政纲领简单到只有两条：缩减开支、减税。美国政府各部门一下子捉襟见肘，连现有的项目都难以维持，就更别说研究一种主要在同性恋人群中出现的新病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新的疾病主要限于同性恋人群，主流媒体对它还是漠不关心。一些同性恋艺术家站了出来，一方面呼吁加强对这种病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呼吁同性恋者自律，可是这种呼吁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广大的同性恋者认为诸如公共澡堂等是他们奋斗了多少年才争取到的权力。与此同时，这个新的疾病终于有了第一个较为正式的名字：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简称GRID。
　　
　　        1981年，纽约大学医学中心治疗了一位患卡波氏肉瘤的非常英俊的加拿大空服员，在问诊的时候，这位叫杜戈斯的人讲述了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大城市的性行为。一年以后，洛杉矶的研究人员确认该市最初的19个GRID病人中有4个和杜戈斯有过性行为，另外4个和上述4个人中的某位有过性行为，也就是说，洛杉矶最早的19个病人中的8个人是被杜戈斯传染的。其中一个病人在和杜戈斯发生性行为后10个月才出现症状，另外一位在和杜戈斯共度周末后的第13个月才出现卡波氏肉瘤，证明了研究人员的另外一项很不详的猜测：这个病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潜伏期。
　　
　　        GRID很快在全美一半以上的州出现，在血友病人中也相继出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建议建立新的献血指南，以劝阻同性恋和吸毒者献血和卖血。这个建议受到血友病协会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怕没有足够的血源供给血友病患者。这个建议也受到同性恋组织的反对，认为这样侵犯了他们作为公民的义务献血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负责血液规范化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只能继续观望。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意，应该给GRID改一个更合适的名字。
　　
　　        1982年8月2日，著名播音员丹•拉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里提到AIDS这个词，从此这个新的疾病就被称为AIDS。
　　
　　        人们在不知道艾滋病的病因是什么的情况下，开始从心灵的角度考虑，AIDS究竟仅仅是一个新的传染病，还是上天给予人类的提示和惩罚？
　　
　　        在英文中，Aid是救助的意思，加上s成为复数，AIDS也许应该译为救赎。按宗教和哲学的说法，救赎是个人和社会从痛苦和己所不欲的状况下解脱出来。基督教盼望来自神的救赎，艾滋病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救赎？佛教强调靠自身的修行得到救赎，人类通过征服艾滋病是否能够得到救赎？

　　        但科学还在谨慎中徘徊，研究人员根本就不知道病因是什么，因此只有观望。在观望中，坏的消息越来越多。
　　
　　        1981年，旧金山的一位婴儿因病输了几次血，7个月后出现艾滋病症状。1982年秋，研究人员得知，为这个婴儿供血的13个人中，有一个死于艾滋病。这是美国第一例正式的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引发了疾病控制中心和血库之间的一场大战。
　　
　　        疾病控制中心提议，对所有血液和第八因子制品进行乙型肝炎病毒抗体的检测。血库对此强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起码每年要花费8亿美元，他们认为不能用一个病例来说明问题。检测乙型肝炎病毒抗体在中国属于常规，因为中国是乙肝大国，可是美国乙肝不多见，而且通过查乙肝抗体，只能提示病毒感染危险性，并不能确定是否患有艾滋病。因此直到1983年初，这项检测才慢慢开展起来。
　　
　　        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很多人是在同性恋者聚会的公共浴室和性俱乐部染上艾滋病的，专家们很快就意识到艾滋病可能通过精液或者体液传播，基于这些材料，政府有关卫生部门希望能关闭这些公共浴室和性俱乐部，但是在同性恋组织的反对下无法实施。
　　
　　        随着病例的渐渐增多，媒体上的报道也多了起来，由于对艾滋病所知甚少，公众的恐慌也越来越厉害。尽管公共卫生部门再三强调，正常的接触是安全的，但是还有不少人把艾滋病视为黑死病一类的瘟疫，甚至一些医生拒绝治疗艾滋病人。一些牧师也旧调重弹，宣称这是上帝的意愿。八十年代初的美国，有些草木皆兵的感觉。曾有一位中国比较著名的医学专家来美访问，在饭店里什么也不敢摸，上厕所的时候象老农一样蹲在马桶上，很有些遭洋罪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艾滋病，成了专家和民众都迫切希望知道的东西，美国国会在里根政府没有要求的情况下，特拨1200万美元进行艾滋病研究，以期尽快找到艾滋病的罪魁祸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检测方法。
　　
　　        其实，寻找艾滋病病源的竞争早已开始了。

　　        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因为来自非洲的病人通常到欧洲求医，艾滋病从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出现了。最初的三名艾滋病病人出现在巴黎的医院里，他们都是来自中非或者在中非待过，而且都患有卡氏肺孢菌性肺炎。和美国的研究人员不同，法国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将艾滋病和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三个人一名是异性恋，另外两名是妇女。但是比美国研究人员领先的是，他们一开始就认定是病毒引起的。
　　
　　        因为肿大的淋巴结是早期的一个症状，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从这里下手成功的机会最大。1983年1月他们取下一名艾滋病病人的淋巴结，使用一种新近建立的培养逆转录病毒的方法进行培养。
　　
　　        逆转录病毒是一类进入人体细胞后，借助人的细胞的成分来繁殖自身的病毒。美国国立卫生院(NIH)的罗伯特•盖洛在1976年建立了这种将病人血液样品和人正常T细胞共同培养的方法并成功地分离出包括HTLV I和II在内的几种逆转录病毒。法国人认为艾滋病毒和HTLV病毒是一类的，他们预料，如果有病毒繁殖的话，培养液中的T细胞应该疯长。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18天后放射检测法证明有逆转录病毒快速繁殖，可是T细胞却大量死亡。法国人认定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病毒，他们将之取名为淋巴相关病毒，简称LAV。他们随后成功地在几名艾滋病病人身上发现相同的病毒，但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巴斯德研究所肿瘤病毒室主任鲁克•蒙特尼尔还是不能确定病毒的分类。
　　
　　        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卫生科学统一服务大学的研究人员相信艾滋病是由某种现有的病毒引起的，他们罗列了一张嫌疑犯名单，HTLV I和II排在首位，这两种病毒的发现者盖洛也坚信或者是HTLV I和II，或者是另外一种相关的HTLV病毒。
　　
　　        和为人谨慎低调的蒙特尼尔相反，盖洛为人锋芒毕露，也的确才华横溢。他建立的逆转录病毒分离培养的方法打开了一扇门，使病毒家们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盖洛是那一代急功近利的科学家的缩影，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发现的所谓白血病病毒被证明是因为样本被污染了，他还经常贪他人之功为己有。盖洛本人想得诺贝尔奖想疯了，从1974年开始就游说诺贝尔奖评委，并努力消除对自己的负面报道。
　　
　　        1983年5月的《科学》杂志上，有两篇显著的文章，一篇是盖洛本人的文章，另一篇的盖洛的马屁精、哈佛大学爱克斯的文章，反复强调HTLV是引起艾滋病的病毒。在这期杂志上还有一篇文章，是蒙特尼尔关于LAV病毒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一来是盖洛和爱克斯的文章风头太大，另一方面是因为蒙特尼尔匆忙之间忘了写摘要了。作为审稿人之一的盖洛很热心地帮他写了摘要。满心感激的蒙特尼尔也没有仔细看一下，结果他文章的摘要被张冠李戴地写成了支持盖洛的HTLV理论。
　　
　　        1983年12月，盖洛向《科学》杂志提交了自己的论文，宣称发现了HTLV相关的艾滋病毒。
　　
　　        1984年4月23日，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举行新闻发表会，卫生和福利部长希克勒在会上宣布盖洛发现了艾滋病毒，命名为HTLV-III。在会上，满面春风的盖洛展示了新病毒的照片。此后用HTLV-III，盖洛建立了艾滋病血液检测方法，从技术上解决了发现病毒感染者和筛查血液的难题。
　　
　　        盖洛成了大明星，美国各地的知名教授们赌咒发誓地捧盖洛的臭脚。在同一天，盖洛在专利局为艾滋病毒注册了专利。5月17日，私人公司开始申请用这种病毒研制诊断试剂，一年后，专利局批准了盖洛的申请。该专利的价值是每年一亿美元的销售和盖洛等人10万美元个人年收入。盖洛名利双收。
　　
　　        新闻发表会之后，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理由很简单：盖洛在新闻发表会上展示的照片居然是蒙特尼尔的。
　　
　　        当人们听到这个指控时，都觉得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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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我们等到了真相了吗？
　　
　　        1983年7月，为了证明LAV和HTLV类病毒没有关系，蒙特尼尔把LAV送到NIH，请他们验证一下。巴斯德研究所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也签署了艾滋病毒合作的意向书。法国人认为，盖洛就是把蒙特尼尔送去的病毒上的LAV标签撕下来，换上HTLV-III而已。而且做得也太拙劣了点，因为这个HTLV-III和HTLV-I/II的区别比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还大，根本就不能划到一家中去。
　　
　　        在盖洛申请专利之后，法国人也提出专利申请。美国专利局把专利给了盖洛后，蒙特尼尔上法院把盖洛告了，因为他认为两个病毒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要求法院查阅盖洛实验室的记录。结果发现一位技术员记载了盖洛获得的几十个样品中毒性最强的两个曾标着LAV，间接证明从一开始蒙特尼尔的病毒就有可能被盖洛窃取了。
　　
　　        在证据面前，盖洛承认蒙特尼尔先发现了艾滋病毒，但是他自己独立发现了另外一株病毒，并把这个病毒和艾滋病联系起来，而且建立了检测艾滋病毒的血液筛查方法。
　　
　　        双方各不相让，美国方面尤其气焰嚣张，似乎法国人根本就不配和他们争。于是二个艾滋病毒的名称就同时并存，欧洲用LAV，美国用HTLV-III，其他国家随便，日本首先露出美国跟屁虫的嘴脸，统一使用HTLV-III。中国虽然那会没几个研究艾滋病的，但表现得不偏不斜，两名称一块用。当我考研究生的时候，中文文献里面是这样称呼艾滋病毒的：HTLV-III/LAV。
　　
　　        1986年，鉴于这种混乱的状况，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各打五十大板，HTLV-III、LAV还有其他名称统统不用，另外选了一个新的名字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很快只有美国还顽强地坚持使用HTLV-III，几年以后自己都孤单得不好意思了，悄悄地也改成HIV。因此当我开始接触艾滋病毒研究时，只需要记住HIV是代表哪几个英文字就成了。
　　
　　        HIV的名字站住脚，可是蒙特尼尔和盖洛还在死掐。到了1987年，两国科学家的这场大架闹到了影响两国邦交的地步。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站出来，当了一回和事佬，达成协议，过去的争论一笔勾销，两国共享发现艾滋病毒的权益。收益建立一个艾滋病基金，用于支持血液HIV筛选的费用。这个协议是建立在蒙特尼尔和盖洛的病毒是不相同的基础上。蒙特尼尔事后埋怨，在过去几年内，盖洛已经每年从中个人获利10万美元，而他一无所获，可是从这时起，两人所获的酬劳相同，前面那几年怎么算？
　　
　　        从此双方罢战，盖洛着力于HIV的检测和防治上，蒙特尼尔1986年在西非分离到另外一株相关病毒，从此HIV有两型，HIV-1和HIV-2，后者和猴的艾滋病毒SIV更为接近，因此很可能是艾滋病毒的最早起源。
　　
　　        蒙特尼尔和盖洛成了艾滋病研究的两大巨头，而盖洛的派头和教父一样，他的实验室举办的年会邀请全球的艾滋病研究中人，俨然就是全球艾滋病大会。每次盖洛出现，都像偶像明星上街一样轰动。美国的科学家和媒体也一直心理不平衡，认为里根为了联合法国抗击苏联，牺牲了美国科学家独占艾滋病毒发现权的利益，于是有人暗中调查，希望搬起石头狠狠砸向法国佬。
　　
作者:京虎子 提交日期:2008-09-28 20:26
　　1989年，《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为期3年的关于发现艾滋病毒前因后果的调查调查报告，其结果和预期的恰恰相反。这篇调查报告指责盖洛盗窃了蒙特尼尔的病毒，一个子捅了一个大马蜂窝。科学界为止一乱，偏偏这个作者也非等闲之辈，是普利策奖的获奖者约翰•库得森，他的文章一贯有真材实料。
　　
　　        看到这篇报道后，我的导师回忆起来，1983年在巴黎开艾滋病会议时，大家一起吃饭，蒙特尼尔和盖洛均在座。席间蒙特尼尔大谈自己的病毒，而盖洛一言不发，说明那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开始干，也许正是在这顿饭期间得到启发，回去照猫画虎地开展起来。
　　
　　        库得森本着美国新闻界一贯和政府唱反调的思路，希望借这件事找到法国人的短处，进而攻击里根政府牺牲国家利益。可是当他开始接触有关材料后，发现事实的真相不是那么回事，盖洛的问题大大地。这三年里，他把法律作为武器，依照信息自由法案从NIH调阅了一百多份材料，还请专家对两种病毒进行了基因分析，其结果证明两个病毒太相像了，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同一个艾滋病人的。他还证明盖洛在论文中用的HTLV-III照片就是LAV的照片。
　　
　　        为了防止吃官司，盖洛不得不在《科学》杂志上承认这张照片是蒙特尼尔，是不小心搞错了。
　　
　　        NIH还在死要面子，可是盖洛实验室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巨大的商业效益，盖洛手下的两名高级主管分别把实验室里面研制出来的有试剂生产价值的病毒载体偷出来，买给生物制品公司，被发现后按盗窃国家财产罪起诉。1990年国会的压力迫使NIH不得不对艾滋病毒的发现进行调查。
　　
　　        初步的调查结果发现1984年盖洛的论文和实验室的记录有很大的差别，调查组把矛头指向盖洛的主要助手，每年也拿10万美元专利费的捷克人波波维克，认为他弄虚作假，盖洛犯有失查之罪。波波维克的律师的解释是，她的顾客八十年代才作为难民来到美国，根本就不知道试验记录应该准确。此时盖洛已经破鼓万人捶了，审核这份调查结果的科学家对调查结果非常不满，认为波波维克就是一个小喽罗，背后有人指使。法国独自进行的基因序列分析也表明两种病毒根本就是一个。1992年底，NIH正式报告出笼，指控盖洛弄虚作假。巴斯德研究所据此要求偿还专利费收入二千万美元。
　　
　　        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依据是盖洛在论文中说没有把LAV在实验室的传代细胞株里面培养过，而实际上他干了。盖洛对这份报告强烈抗议，其他一些科学家也认为根据一篇论文中的一句话就认定弄虚作假，有些量刑过重。1993年，盖洛和波波维克的律师上诉卫生和福利部，上诉的结果，两人的所有指控因为证据不足而取消。
　　
　　        不管有没有指控，盖洛从峰顶掉到谷底，在全世界科学家的眼中，他是个十足的骗子。以往开全球艾滋病大会时，盖洛是会议的中心，这时灰溜溜的根本就没人理。人们提起他的时候也很不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有一次盖洛来谈合作事宜，所受的待遇还不如个来面试的。
　　
　　        盖洛在NIH被挤兑得没法待了，1996年带着手下来到巴尔地摩，在马里兰大学医学院里建立了人类病毒学研究所，从此远离是非，彻底放弃了获得诺贝尔奖的雄心，踏踏实实做研究，几年来也有不小的成就。

　　        有道是日久见人心，盖洛戴着大科学骗子的帽子进了21世纪，人们对他的看法居然有了转变。连蒙特尼尔也和他化干戈为玉帛，重新合作起来，两人合作发表的文章中还是重新提起发现艾滋病毒的功劳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结果世界上有很多人心里不舒服，其中一半人想着拿砖头去砸美国大使馆。不是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吗，怎么这一次又让老美胜利了？
　　
　　        现在科学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盖洛不是故意的，而是和上次白血病病毒一样，不小心污染到了蒙特尼尔的病毒。
　　
　　        怎么老这么不小心？
　　
　　        NIH是什么地方？号称医学研究的顶尖所在，可是问题层出不穷。假公济私是常有的事，要不干吗NIH的科学家天天学习有关职业道德的课程？其他问题就更不新鲜了，十几年前某位咱们的同胞在实验室里不知怎么“偶然” 发觉怀孕的大肚子老婆浑身上下全是放射性，结果发现放射性同位素被放到饮用水桶里面了。上电视、告状、各种流言蜚语连孩子是谁的、苦肉计等说法都出现了，NIH紧急调查到底是哪家的同位素不见了，结果发现同位素的管理是一笔烂帐，这种高度生物安全的问题尚且如此，盖洛实验室里弄混了病毒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更重要的是，蒙特尼尔的那株病毒太霸道。当年我做序列分析的时候，花了两天时间做出来了，经常性地发现最明显的那几条正是这株病毒。为什么？污染了。因为从病人的样品中很难分离出病毒基因，因此才采取很敏感的方法。蒙特尼尔的那株病毒通常作为对照使用，时间长了那东西好像那儿都是，动不动就混进来，还繁殖得特快，到最后序列都用不着读，看一眼就知道又是这家伙。每到这个时候，我都特同情盖洛。那时候经常看国内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上面说从中国哪个地方的感染者身上分离出艾滋病毒了，把序列拿来一看，得，又是被蒙特尼尔那株污染了。
　　
　　        在艾滋病毒发现这件上世纪最后的一件科学大事上，蒙特尼尔毫无疑问是有巨大贡献的，但是盖洛的功劳也不能忽视，蒙特尼尔是用盖洛的方法发现病毒的，如果真的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话，他们俩是应该平分的。盖洛的贡献还包括确认了HIV和艾滋病的关系，以及建立了血清学检测艾滋病毒的办法，直到今天，这也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如果没有上面说的这场官司，盖洛应该能够实现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梦想的，但是在举世视之为科学大盗的情况下，诺贝尔奖十有八九不会淌这个浑水的。
　　
　　        一个盖洛倒下去，千万个盖洛站起来。艾滋病研究成为医学研究中的显学，集中了环球的科学精英，也集中了环球的科学苍蝇，正因此这些苍蝇，艾滋病研究早就变质了，变得大言不惭，变得急功近利，早就远离了为什么研究艾滋病的初衷了。
　　
　　        二十年前，在简陋的所谓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里，我第一次隔着细胞培养瓶接触艾滋病毒时，心里的初衷是什么？
　　
　　        走过太多的路，还会记得起点吗？
　　
　　        初衷也许就是时隔多年，回忆时从眼角抹进心头的几滴泪水。

源济

　　二、一个病毒的童年
　　
　　1，请问你从哪里来？
　　
　　        根据联合国有关方面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最新统计，从1981年以来，起码有二千五百万人死于艾滋病，高一点的估计是三千二百万人。仅非洲就有一千二百万儿童因为父母死于艾滋病而成为艾滋孤儿。每一天，全球有大约八千五百人死于艾滋病，是全球范围的第四大死因。根据WHO2006年的报告，2006年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为290万，全球感染艾滋病毒的和艾滋病人的总数约为3300万，仅2006年这一年，就有250万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全球用于艾滋病预防控制的经费从2001年到2005年增长了五倍，为83亿美元。
　　
　　        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艾滋病已经杀死了三千万人口，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和鼠疫、天花、大流感比较起来，还是很逊色的。不过这才是刚刚开始，因为艾滋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除了极个别的之外早晚都会死于艾滋病，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还有四千万被判了死刑的人。这四千万人在有生之年还会感染其他人，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会越来越多，如果失控的话，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膨胀。
　　
　　        不要说西方社会，就是现在中国社会，艾滋病也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难道没有看过猪跑？中国人即便周围没有艾滋病病人，也听说过艾滋病，艾滋病的阴影越来越浓重。
　　
　　        艾滋病的早期历史其实是人类历史上其他传染病早期历史的缩影，所不同的是由于地球的人口膨胀和加速的全球化，使这段时间从成千上万年变成几十年，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新的烈性传染病从诞生到传遍全球的例子。艾滋病出现之时，正值分子生物学技术得到完善之际，因此我们得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基本上画出了一张艾滋病毒的迁移图。
　　
　　        艾滋病究竟是怎么来的？或者说艾滋病毒是怎么进入人类的？
　　
　　        自从艾滋病出现后，各种说法很多，甚至有人认为是美国人咖啡喝得太多造成的，但是归结起来，像样的有以下三类说法。
　　
　　        主流的说法叫自然发生说，盖洛是最先提出这个说法的人。这种说法认为艾滋病毒在动物体内存在了很久，只不过近代发生了变异，能够在人类中传播，引起全球范围的艾滋病的流行。动物中最大的嫌疑是非洲的黑猩猩。这一说法是学界的正统说法。
　　
　　        第二种说法叫失误说，是由于近代医学发展和全球计划免疫中的失误造成的。其中说得最像真的是1999年一个叫爱德华•胡珀的美国记者出的一本叫《河流》的书，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美国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用黑猩猩的肾脏生产了几批小儿麻痹疫苗。在1957年到1961年之间，大约有一百多万非洲人接受了接种。因此艾滋病就这样开始传播了。
　　
　　        第三种说法叫人为说，又细分为无意的和有意的两类，都把矛头指向美国。无意说是日本提出来的，可能是不敢太造次吧，他们认为是因为基因工程的原因，在试验中无意中制造出一个魔鬼。有意说则以俄国和东欧国家为主，指责这是美军的生物武器，没想到泄漏了，成了全球灾难，更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盖洛曾经参加过这类项目。

　　        先看看最耸人听闻的第三种说法，萨斯出来后也出现这种说法，很迎合凡事阴谋论和科学灾难论的思路。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有，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无意造出来的可能。现在反基因工程的声浪很高，这也是其中的忧虑之一。但是，这种可能是非常低的，夸大基因工程副作用的都是看了几本简介的纸上谈兵，真正作这一行的就不一样了。
　　
　　        病毒在自然界的变异可以说是一个长期无序的撞大运的过程，实验室的条件单一，很难有这种机会。就拿艾滋病毒来说，我在科研中也曾人工合成了杂合的艾滋病毒，但是艾滋病毒一旦在体外传代繁殖，其对人的感染性就弱了很多，变得适应容易体外细胞株了，和刚刚从病人身上分离的病毒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有意制造生物武器的话倒希望大一点，可是美军选这种难以存活的而且自己也无法抵抗的东西作为致胜武器是不是有些缺心眼呀？
　　
　　        第二种说法貌似有道理，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可是调查发现当年用的是短尾猴肾而不是黑猩猩的肾，这种猴是不能被猴艾滋病毒感染的。威斯塔研究所赶紧找到了当年样本，邀请英国、法国、德国的同行对样本进行了分析，没有发现任何黑猩猩或是HIV的踪迹。而且人们从1961年以前保留的血样中查出HIV抗体，证明艾滋病毒是在这之前就存在着，使这种说法成为另外一个笑谈。不过胡珀和其他觉得发现真相的外行一样，更加坚信真理掌握在他手中。
　　
　　        于是，自然发生说就成为唯一的答案了，科学家也的确把HIV联系到了黑猩猩身上。这中间包括很艰苦的野外作业，就是从黑猩猩体内发现SIV，然后分析两者的相关性，难度在于怎样取代黑猩猩的样品。在殖民时代很容易，扛着枪到非洲丛林里见着猩猩就开枪。可是现在是动物保护时代，喀麦隆政府容许采样，前提是在采样中不能伤害黑猩猩。如果和黑猩猩客客气气的商量，很有可能被猩猩拍死。科学家花了7年琢磨出来的办法是从黑猩猩的粪便提取样本，这活穿白大褂的干不了，得雇用探险者。于是非洲的黑猩猩开始迷路了，一向靠拉屎做路标的，现在没等风干就不见了。
　　
　　        一群非洲丛林环卫工人闻了1300个猩猩的屁味，终于采齐了样品，经过检测，从一部分猩猩的样品中发现SIV的痕迹，并分析出了序列，也就是病毒的核酸是如何排列的。接下来，把这些序列输入一个叫基因库的数据库里面，就可以分析了。
　　
　　        分析的学问就更大了，分析人类的基因相关性很容易，知道死的时候的年龄就成。可是想分析出哪个病毒更为原始、谁是从谁演变的就很困难了，好在有高人编了一套程序。

　　        编程序的这个高人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也就是李文和涉嫌盗窃高级机密的地方。那地方果然有机密，居然能编出这样的程序，什么原理哪？当年我们手里也有上千个序列，老板也打算用这个程序看看巴尔地摩的吸毒者的社交情况。按步就班一运行，病毒的家族树就出来了，好像和肉眼分析的有些不一致，这程序到底什么原理呀？老板说，过几个月高人在某处办讲座。到了日子你去听听，进去的时候一脑门糨子，出来的时候糨子一脑门，唯一的感受就是中国科学院的数学所应该把他请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后来学校的一位特著名的大老板谈到这位高人的程序时，用无限敬仰的口气介绍：这个分析工具之所以得到艾滋病毒研究界的公认，就是因为除了编程的人之外就没有人能搞明白其原理。
　　
　　        就是用这个分析程序，科学家们得出人的艾滋病毒是从黑猩猩的艾滋病毒演化来的结论。非洲的四种黑猩猩里，有两种能被SIV感染，其中喀麦隆的黑猩猩的SIV是HIV-1的起源。此外也计算出SIV病毒发生变异，以HIV-1的形式进入人体的时间发生在1910年到1930年之间，地点在西南非洲。至于SIV变成HIV-2进入人体的时间，因为两者更为接近，计算得更为准确，HIV-2A和2B分别于1940年和1945年从黑白眉猴到人。
　　
　　        HIV-1的危险性比HIV-2大得多，人们现在谈的艾滋病毒基本上说的是HIV-1型病毒。1910年到1930年这个时间段可信度很高，因为这个年代正是其他瘟疫高发的年代。1910年东北第一次鼠疫大流行，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1920年东北第二次鼠疫大流行，表明地球的生态环境处于一种刺激细菌和病毒的状态，于是在人类的故乡，有一种病毒发生了突变，这种突变和数千年前天花病毒发生的突变一样，也和1918年禽流感病毒发生的突变一样，更和几年发生的萨斯病毒的突变一样，突破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
　　
　　        那么黑猩猩体内的病毒是不是就是源头哪？黑猩猩的SIV在黑猩猩群内肯定存在了不少年头了，反正这种病毒对黑猩猩没什么危害。科学家继续刨根问底，发现黑猩猩的SIV其实是一种重组病毒，很可能是由红冠白脸猴的SIV和大斑鼻猴SIV重组的。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黑猩猩和多数的人一样是吃肉的，今天吃红冠白脸猴，结果感染了它的SIV，明天吃大斑鼻猴结果又感染了它的SIV病毒。两种SIV病毒黑猩猩体内相爱结婚，生下了黑猩猩的SIV病毒。这种SIV因为是杂交的，所以适应性强，而且也善变，在1910年到1930年期间摇身一变，从此进入了人类。直接从猴来的HIV-2因为没有这个杂交过程，所以在人类中的毒力平平。
　　
　　        让我们退一步，就算变异发生在1930年吧，70多年里，艾滋病毒是怎么样地从中非或者西非莽原上，进入人类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的？

源济

　　2，一个病毒的足迹
　　
　　        七八十年前在中西非草原上变异的艾滋病毒是怎么进入人类的？
　　
　　        艾滋病毒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病毒，离开的机体后存活的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它进入人类一定要靠猩猩和人类极其密切的接触。
　　
　　        现已得知的艾滋病毒传播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血液传播，二是性交传播，三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包括输血过程的感染，和静脉吸毒者通过共用注射针头而传播等。这种方式最有可能是艾滋病毒从黑猩猩进入人类的传播方式。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某位猎人去猎黑猩猩。一般来说传统的非洲猎人是不屑用现代化武器的，也许根本不会用，全靠弓箭和矛与猩猩搏斗，关键时刻还得肉搏。这样就会出现三种情况，最好的结局是伤痕累累的猎人把黑猩猩打死了，最坏的情况是伤痕累累的黑猩猩把猎人打死了，不好不坏的情况是伤痕累累的猎人和伤痕累累的黑猩猩谁也没打死谁，各自找地方养伤去了。
　　
　　        这三种情况都会发生人和猩猩之间亲密的血液接触，猩猩的血液很可能进入人体，除了最坏的情况发生，猎人回不去了以外，其他两种情况都可能把艾滋病毒带回去，然后通过性交再传染别人，因为非洲人的性行为用文明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是极端开放的。
　　
　　        从猩猩到人的传播说起来简单，但成为现实就难了。即便是上述情况发生，那只猩猩体内未必有变异的病毒，有病毒也未必能传过去，传过去了也未必能再传给其他人，即便是传开了，那靠打猎的部落也没多少人，最多全死了，很难传到外界。因此专家认为，变异出现以后，这种传播发生了很多次，直到其中一次成功地从荒原进入城镇。专家还认为，在1930年以前，这类致命的变异猩猩体内发生过多次，只不过没有机会传到人，也就自生自灭了。
　　
　　        1959年，刚果的一名男子死因不明，尸检发现患卡氏肺孢菌性肺炎。为了进行疟疾研究，保留了病人的血样。艾滋病毒血液检测方法建立后，这份血样确诊为HIV阳性，这是现存的最早的艾滋病毒感染样本。
　　
　　        10年后，美国圣路易的一位15岁的黑人孩子也是死因不明，尸检发现多处卡波氏肉瘤。病人患病已经三年了，据了解是同性恋。其身体的一部分器官被冷冻保存在亚利桑那大学。1984年，医生对保存的样本进行了多种检测，发现存在几种同性恋者常见的病毒抗体。1989年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确认阳性。这位黑人少年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也没有输过血，可以肯定是经过同性恋这种性接触方式感染艾滋病毒的。也就是说，在1966年前，美国就有不止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但是迄今为止没有查清这条线索。
　　
　　        又过了7年，一位挪威海员依旧死因不明，出现现在看来肯定是艾滋病的症状，包括卡波氏肉瘤。此人在六十年代初经常远航非洲，和很多女人发生性关系，其中包括很多妓女。估计他是在1961年于喀麦隆感染艾滋病毒的。1968年他改行当了卡车司机，在欧洲大陆到处嫖妓，把艾滋病毒到处散发。从1966年开始，他已经出现症状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几年后也相继发病，他死后第二年，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相继去世。
　　
　　        也就是在这一年，上一章介绍了的瑞斯克医生去世。
　　
　　        1978年，一位葡萄牙人被确定为第一例HIV-2的感染者。与此有关，美国的同性恋者和海地移民中开始出现病例。
　　
　　        20年，艾滋病毒走出了摇篮。

　　        从上面的证据可以看出，艾滋病毒先在非洲蔓延，然后几乎同时进入美国和欧洲。由于美国的健全的卫生防疫系统，在八十年代初期艾滋病的病例统计得最全面，以致于人们认为这个病是美国所特有的，或者是先在美国出现的。艾滋病在美国先在同性恋人群中流行，新的病例越来越多，而后进入吸毒人群，尤其是大城市的黑人之中。以巴尔地摩为例，艾滋病很快称为黑人青壮年死亡的最大原因，随后通过异性交在其他人群中传播。最引人注目的是经常出现名人明星患艾滋病的消息，今天是跳芭蕾的明星，明天是拍照片的大腕，最后连球星也艾滋了。
　　
　　        欧洲的流行则主要是通过异性传播的途经，因此也总结出异性传播的机率，相对于同性恋和吸毒来说，异性传播还是很不容易的，大概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嘿咻一百到一千次才能感染上。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冒这个1%以下的风险，忍得住就忍了，忍不住也有两个人一起到诊所里查一下血，都不是HIV阳性后再上床，干完了之后才得知HIV感染后到抗体出现之前有个窗口期，长的能达六个月。不幸没有感染上的下次肯定忘不了戴小雨伞，结果又听说除了精液之外，下半身有伤比如患有性病后烂了的地方出的血和体液也能传染，于是大雨伞也就是女性避孕套开始流行了。
　　
　　        南美洲靠近美国，加上加勒比海上的黑人历来和非洲有联系，艾滋病也很快出现了，加上南美的性交比较滥，巴西很快成为除美国之外艾滋病病人人数的第二大国。
　　
　　        就这样，研究人员才想起非洲这个原产地。一查1980年在肯尼亚采集的妓女血样，有7%的阳性率。1984 年再去采，阳性率51%。内罗毕一家性病诊所的病人的阳性率为13%，乌干达妓女的阳性率高达90%。从献血员的资料推算出乌干达全民感染率10.5%，城市人口感染率17.5%，而到这时候非洲国家包括中非国家连一例艾滋病例都没有报告，他们的政府全采取忽视的态度。1986年，巴斯德研究所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认为非洲的艾滋病流行已经失控，未来10年起码有一百万人死于艾滋病。
　　
　　        剩下的就是亚洲了，日本主要从输进口的血制品的血友病病人开始，很快发现上千艾滋病毒感染者，好在日本人避孕套使用率相当高，艾滋病在日本的流行比较迟缓。最糟糕的是泰国，因为西方人经常去泰国做性旅游，艾滋病很快传到吸毒人群中。八十年代后期，正值金三角贩毒吸毒兴旺，泰缅一带的吸毒者中HIV感染者越来越多，泰国1987年有15000人感染，一年后上升到40000人，到了八十年代底，周边国家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吸毒人群的感染率都超过50%。而东南亚地区巨大的性交易市场使艾滋病毒的扩散更为容易，以泰国为例，6100万人口中起码有3百万干这行的，15%的女人全职或兼职做鸡，北部的村庄更高达70%。印度主要是通过跑长途的卡车司机传给路边小店的妓女而在下层民众中流行，很快感染者就达到百万的水平。
　　
　　        2003年，中国政府估计起码有一百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迄今已有15万人死于艾滋病。
　　
　　        艾滋病毒只用了不到10年就度过了它的童年。

源济

　　3，当世界停止转动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乡村歌曲明星阿兰杰克森一首Where were you when the world stopped turning让人感慨万千。
　　
　　        九月那天，当世界停止转动时，你在哪里？
　　
　　        飞机从离我家几里外的机场起飞，撞进离我所在的办公楼几里外的五角大楼的那一天，仓皇出城路上看见五角大楼的浓烟，那一刻，世界似乎真的停止转动。
　　
　　        当艾滋病如是般撞击中国的那个秋天，你在哪里？
　　
　　        我在京郊。
　　
　　        三间房位于京东，这个地名听起来荒郊野岭的，而且在当年除了农田，大概像样的就只有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了。建国后有关微生物和生物制品的生产和研究单位统统迁到郊区，当年出了建国门以后，道路就开始尘土飞扬。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自称全国第一家生物制品单位，因为所龄从1919年北洋政府的中央防疫处算起。其实是使了一招偷梁换柱，它所继承的中央防疫处是汤飞凡执掌的民国政府的中央防疫处，和伍连德建立的中央防疫处，就如同汤伍两位前辈一样，起码差着一个辈份。
　　
　　        我到生研所的原因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办艾滋病毒检测试剂学习班，导师曾毅教授特意从部里防疫司要来一个名额，因为当时我们实验室是国产艾滋病毒检测试剂研制生产的主要力量，于是我便起早贪黑地来回跑。
　　
　　        学习班的学员多是来自省市防疫站，其中有几位熟人，其他人也是一回生两回熟，两天下来亲热得一塌糊涂。这天一帮人一边照试剂说明书操作，一边南腔北调地神聊，猛听外面喊我的名字：部里来电话，点名找你。
　　
　　        一边走出实验室，一边纳闷，一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中国医疗卫生哪件事用得着我呀？拿起电话，是部里防疫司急性传染病处打来的，让我火速回所，因为云南省防疫站由领导带队来了好几位，据说带来二十多份可疑样品，部里等着知道是真是假。
　　
　　        出了生研所，等来了长途车，然后再换了几回车，回到所里都快吃晚饭了。云南的几位坐了一天冷板凳，脸色看着都不太对劲。可是也怨不得同志们，当年全国感染了艾滋病的屈指可数，不是输了进口血制品的，就是援助非洲回来的，此外还有一个和非洲留学生有所谓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天天喊艾滋病狼来了，各地防疫站拼命抽检涉外人员，包括给使馆倒垃圾的都无一漏网，可就是查不出来。

　　        部里说话了，被称为老板的主任也同意动用小金库，赶紧把云南来的几位请到南横街上的小店，叫了几道菜，一瓶二锅头几瓶啤酒算是接风了。席间了解到，样品是瑞丽采来的，都是当地的吸毒人员。那年月吸毒在中国还算非常新奇的东西，直到人家解释了一番，瑞丽是大金三角的一个角，才明白过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省站也办艾滋病毒检测试剂学习班，瑞丽来的人顺便带着从本地公安局看守所里采来的血样，在学习班上一查全是阳性。试剂是进口的应该不会有毛病，怀疑是血样有问题，可是艾滋病是西方的文明病，怎么会出现在边疆？为了保险期间，瑞丽的人坐了两天一夜的汽车回去，认认真真地重新采样，装在冰桶里，再坐两天一夜的汽车回来，重新检测结果还是一样，于是他们就到了北京，找国家实验室确认，可是国家实验室负责艾滋病毒检测的同志出差了。
　　
　　        我这不是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吗？
　　
　　        别说来自边疆的同志们好像不信，连我自己说完了都不信，也没法多解释，长得年轻又不能怪我。吃完饭丢下这几位，换上无菌服进实验室，满天繁星的时候向上级汇报：阳性，肯定是阳性。
　　
　　        接下来的几周手忙脚乱为下云南做准备，各种试剂设备要准备好，因为瑞丽是边境，得办边防证。等一切都办好了，云南那边又说要研究研究，因为瑞丽是边贸重镇，一帮白大卦大张旗鼓下去，很可能影响当地经济。等来等去没有结果，只好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带着试剂设备去上海开艾滋病中期规划会议，能从上海飞昆明最好，不成的话就回北京。也算是沾了云南的福，因为随身携带检测试剂，所里破格同意我享受副研究员以上的出差待遇，坐飞机去上海。
　　
　　        在上海直到会开完了，云南一点动静都没有，于是决定假公济私一次，买了去常州的火车票，打算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多年不见的姥姥。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准备吃完会议包的最后一顿早餐后便奔常州，突然部里来通知，云南同意了，马上飞昆明。托上海防疫站的同志把火车票退了，一行人在曾教授的率领下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昆明，了解情况后，再以当时的最快速度，也就是乘坐云南省站提供的、用于计划免疫的进口面包车，在滇缅公路上翻山过河，开了一天半，终于来到瑞丽。
　　
　　        乍到彩云之南，又来到闻名已久的瑞丽，看什么都那么新鲜兴奋，根本没有想到我的新婚燕尔从此结束了，也再也没能见姥姥一面。
　　
　　        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就这样开始了。

源济

　　4，出乎意料的开始
　　
　　        年底，云南瑞丽，依旧是鲜花开放，风景宜人。
　　
　　        瑞丽称之为市，其实是县改的，上级是德宏州，听起来好像悠久到唐朝，实际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全称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改革开放后，瑞丽成了边贸重镇，国内的轻工业品外销，缅甸的农副产品内销，很是热闹。
　　
　　        瑞丽离金三角不远，后来联合国禁毒署干脆划了一个大的金三角，其中一角就是瑞丽。毒品从泰国走的代价越来越高，因此开辟新路，从瑞丽到昆明，然后去香港。在边贸市场上，当地人让我看了公开叫卖的海洛因，25块人民币一克，到了昆明就是500块一克，到了香港还是500，不过是美金。
　　
　　        由于成本很低，在当地吸毒和吸烟在经济上差不了多少，而且静脉注射这种更为经济的方式已经蔚然成风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本地的一次性注射器缺货，这东西小本经营没人看得上眼，害得瘾君子们只能团结合作，后来拥有注射器的看到了赚钱的门道，使用一次五块钱。你用我用结果大家一起艾滋病。
　　
　　        傣族在瑞丽占多数，这个民族还有很多母系社会残留，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全是女人操劳，包括下田种地，傣族妇女十分能干，但是也容易衰老，有少是观音老是妖精之说。
　　
　　        市卫生局把各乡镇的防疫人员都招呼到市防疫站当年那可怜的地方，整理出一个实验室。人员分成两组，一组下乡抽血，一组在家做试验。做试验这组自然由我负责了，其实要不了那么多人，但是还有一个目的是在实战中培训，结果每天实验室里真的跟打仗一样乱。中国的卫生防疫系统到了县一级已经靠中专技校生了，再往下到乡镇一级，在实验室里得配翻译，我的普通话经常得请人翻译成昆明话，偶尔还得从昆明话翻译成傣语，因为学员中有不少是傣族。
　　
　　        人多手杂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干了几天就停工了。另外一组天天早出晚归，可是血样越采越少，有时候一份也采不到，进了村子发现青壮年男子一个也不见，经过干部调查了解，原来采血的风声流传开了。采血通常是前一天通知村干部，把人召集起来，结果到了那里时，全村的青壮全跑缅甸去了。傣族有类似宗教信仰的东西，认为血里面有人的魂魄，如果被抽去了就大大地不妙。
　　
　　        组织上讨论了一下，决定不能事先通知了，要搞突然袭击，然后开始商量怎么行动，在一边听着就好像小时候看电影里面鬼子扫荡似的。
　　
　　        闲着也是闲着，跟他们去一趟。到了村子，这次有备而来，村子里的男人们一大半被召集在一起，准备挨个抽血。为什么都抽？因为据调查几乎没有不吸毒的。村干部讲了一通，意思是大家必须配合，下面七嘴八舌开始嚷嚷，直到随行的配枪的县干部喊了几嗓子，才安静下来，于是有人问卷有人抽血，井井有条很快就完了。回到实验室立即检测，结果发现一半人阳性。我们的方案是为了保险起见，如果阳性的话再回去采一次，这样避免采血过程的污染和失误，同事登记在案，以便控制。那几位第二天拿着登记材料回到村子，找到村干部：我们要重新采这几个人的血样。
　　
　　        村干部拿过名单一看：怎么全是我的名字呀？
　　        你的名字？几个名字不一样的？
　　        都是我的傣族名字的汉字的不同写法。
　　
　　        原来采血的时候那帮人提供的全是假名字。
　　
　　        中国艾滋病流行的爆发就是以对于专家们来说很出乎意料的方式开始的。

　　        1985年起，在艾滋病毒血液检测试剂出现后，中国开始艾滋病检测。对于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处境非常困难。外人看来搞艾滋病的，属于世界先进水平，其实就是个小血站加上战战兢兢地培养点病毒。和美国早期艾滋病研究一样，国家的投入很少，国外的检测试剂没一个便宜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艾滋病检测试剂国产化是当务之急，到了89年算是小有所成，也因此能够应付云南的突发情况。
　　
　　        最初的病例是浙江的几位血友病患者，也是输入第八因子感染的，这些都是有条件输进口血制品的，十足的“富贵病” 。国内血制品厂商也因此看出了出口创汇的门路，因为西方的血制品到处是艾滋病毒，中国没有艾滋病毒，因此血制品是最安全的，可以大量出口创汇，这就直接导致了后来献血员中艾滋病流行和艾滋村的现象。
　　
　　        当时认定的高危人群是在华的外国人、涉外人员和援外人员，也陆续查出病例。
　　
　　        云南的艾滋病来自泰国。泰国是亚洲地区艾滋病的重灾区，因为西方人通常去泰国做性旅游。从妓女中到吸毒者中，然后沿着贩毒的路线进入云南。云南的艾滋病流行改变了国内学界的观念，艾滋病的流行很有可能不是像美国那样在大城市里，而是以边远地区和农村为主，这个概念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疫情出现而不断地被强化着。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印度很相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艾滋病在社会底层人群中流行，预防控制的主要挑战是知识和教育。我们曾经在瑞丽的戒毒所里为戒毒人员讲解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到的是满堂嘲笑，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是没有现代科学概念的。
　　
　　        和全球的状况一样，艾滋病在中国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达到1000万到1500万人，也就是说，在7年之中，不管是因为统计资料的原因，还是艾滋病流行的原因，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会达到总人口的1%。
　　
　　        艾滋病被称为现代瘟疫，是对现代科学的最大挑战，也是我们这几代人所经历的一大历史事件，而我能够在艾滋病在中国初期时参与预防和控制，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自己的祖国做一点微薄的努力，直到今天也是非常满足和自豪的，每次想起来总有人生不曾虚度的感觉。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也曾为名所动，也曾为利所惑，更曾为五斗米折腰。所幸每次感慨无奈的生活时，一想到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经历，再灰暗的心情也会闪亮起来，因此我拥有的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展现的回忆。
　　
　　        我本人其实是非常适应日程简单的生活的，习惯于那种两点或三点成一线的安安静静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结婚以后，很是陶醉在两人世界里。家里给腾出了房子，在当时的北京算是难得，有自己的事业，小夫妻能够相伴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满足。然而，这种日子才过了两三个月便结束了，从此东奔西跑地忙碌起来，连日程安排都无法自己掌握。一年后我太太也加入中国艾滋病预防研究的先驱队伍里面，一个人忙变成两个人忙，到后来不是我出差就是她蹲现场，都快成牛郎织女了。
　　
　　        直到来到美国以后，才重新过上安静的、能掌握自己日程的生活，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起那几年的往事，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的一生总要做一些事，不管有多大成就，只要日后回忆起来，能有些许感慨、些许回味、些许激动，足矣。

源济

　　三、人类和一个病毒的较量
　　
　　1，二十世纪的征服
　　
　　        艾滋病出现后，科学界除了震惊、感到义不容辞外，也出现了久违的激情。
　　
　　        随着免疫学和抗菌素的发展，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很多烈性传染病相继被征服，剩下的只有流感一种只能希望通过全球监测予以控制的东西，对于极度自信的当代科学家来说，总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生不逢时的感觉。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艾滋病的出现，激发出他们征服的激情，在他们眼中，艾滋病将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征服。
　　
　　        而结局恰恰相反，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社会，在我们自认是一个伟大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被艾滋病所征服。
　　
　　        在这场征服之战中，人类可以说算是竭尽全力，20年中想尽了各种办法，偏偏就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方法，让人看到科学还是那么脆弱，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失败并不等于放弃，回首看一看二十年的较量，也许会整理出走出困境的思路。
　　
　　        艾滋病出现后最大的难题是不知道病源，确定HIV是病源后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群策群力，科学进展到今天了，全世界共同努力，可以很快将之控制住。
　　
　　        的确，现在的很多病不是因为科学对它们没有办法，而是没有那么多的投入进行研究。对疾病的研究总有轻重缓急，很多没多少人得的病就没什么人研究。还有的病政府也不愿意有人研究，比如美国有一阵研究老年病的纷纷失业，因为政府觉得老人已经够多了，都让他们活过100岁这个社会负担得起吗？出于这种认知，科学家、大众、已经感染了HIV、得了艾滋病的全联合起来要政府多投入。欧美各国政府就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其他的病都可以缓，全力攻关艾滋病。艾滋病顿时研究成为最热的学科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投入，应该可以很快攻克艾滋病的难关。
　　
　　        科学家要攻克的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找到一种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物，只要能治，它爱怎么传播就怎么传播，吃一片药就治住了。二是研究出有效的疫苗，就像消灭天花似的，因为艾滋病和天花一样只有人得，给世界上多数人都打上艾滋病疫苗，等现有的感染者死光了以后艾滋病就不见了。
　　
　　        想法没错，可是做起来太难。病毒和细菌不一样，病毒是寄生在人类细胞中的，迄今对付病毒还没有特效的药物，所以对HIV也是一样摸不着头脑。搞药的根本没有一点头绪，采取的办法是大海捞针，这个海的范围一开始是现有的药，一样一样地筛选，看看在体外细胞培养中能不能抑制HIV生长，能杀死最好。然后把海的范围扩大到曾经有的药，包括停止使用的，最后扩大到各种草药。经常有人自豪地宣称西方为了治疗艾滋病这个世纪瘟疫，只好到中草药里找仙丹。其实不光中草药，世界各地的草根树皮都没拉下。
　　
　　        小海里面根本找不到东西，在中海里面捞到一条鱼，这鱼叫AZT，全名叫叠氮胸苷，在细胞培养中发现这药可以抑制HIV的生长。AZT是个老药，用于治肿瘤的，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毒性太大，就不敢再用了。因为治疗艾滋病根本就没有药，只要不是砒霜孔雀胆，都可以用。药审部门一切从快从简，很快就用在艾滋病人身上，因为艾滋病病人一年的药费要上万美元，生产这个药的厂家威尔康绝路逢生，穷国根本用不起，于是全球声讨帝国主义药厂发艾滋财，要求减低药价最好不要钱。
　　
　　        本来以为只不过是黑心厂家故意卖高价的问题，没想到经过几年的观察，一下子都傻眼了。发现这个药的效果也是一时性的，吃了药前六个月病毒的繁殖的确被抑制了，可是六个月以后吃药不吃药全一样，艾滋病毒对AZT很快就产生了耐药性，这药不仅是没用，而且吃下去肚子里翻江倒海，那滋味不是人受的。
　　
　　        在大海里也有收获，在中药材里面找到一个东西叫天花粉，听起来是让人长麻子的，其实是一种叫栝楼的葫芦的根，过去是催产用的，在实验中有抑制HIV的作用，没等提纯成功，就有人下江南把天花粉全收购了，装船运到美国藏起来，准备发财，没想到提纯来提纯去，天花粉也患了其他中药同样的毛病，就是找不到有效成分，只能整个吃进去，无法在临床上应用，这样一来存葫芦根的赔大了。
　　
　　        这时候对HIV的结构的研究也明朗多了，药厂可以根据HIV的结构来研制新药，于是陆续有几种药问世，3TC，DDL等等，可是这些药的作用都有限，而且和AZT一样，病毒很快产生抗药性。在这种情况下，脑筋基本正常的人都会想到把几个药混在一起用，HIV抗得了这个未必能抗得了那个，临床的效果比单独用好多了。这本来是脑筋急转弯，结果被一位咱们称他是华人精英可是人家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科学家窃取去了，到处吹嘘，吐沫还没干的时候又发现这个鸡尾酒疗法也没多大的效果。
　　
　　        到今天，艾滋病和HIV的药物治疗依旧处于反正没有灵丹妙药，现在这几个虽然都没什么大的疗效，但是比不用要好的状况。而且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都是有病乱投医，你不给他药他心理上承受不住，因此有药吃比没药吃，不管有没有效，从病人的实际状况上看，都会好得多。
　　
　　        这一点正是中医中药抗艾滋的秘诀。中医中药成功抗艾滋的报道层出不穷，也有成药，但其效果基本上停留在报纸上吹嘘的层次，在临床中并没有真正抗病毒的效果。可是中医讲我们对艾滋病的看法和西医不一样，你看看病人的状况是不是改善了？这不正说明我们能治艾滋病吗？本来以为鸡对鸭讲，没想到这一招西医早就想到了。
　　
　　        既然没有特效药，那么有没有可能使用些能够缓解病人症状的，甚至是从心理角度，这样病人能活得长一点的话，不是也等于有效吗？因此西方早就有类似的药在艾滋病人身上使用的，这文字游戏里面玩的最漂亮的是美国的一家不大的药厂。
　　
　　        不少人听说过反应停这个东西，这个药是瑞士一家药厂先开发的，临床实验发现没有什么效果就扔一边去了。然后被德国一家药厂捡起来，一开始治癫痫，不管用以后再用于抗过敏，同样失望后发现有镇静安眠作用，而且对怀孕早期的妊娠呕吐特管用。这一下发财了，女人怀孕头几个月那呕吐实在是遭罪，有这个药以后就彻底解放了，动物实验发现没有什么副作用，于是1959年全球流行反应停，唯独美国FDA保守，认为毒性实验有些不完善，要等等进一步结果，引起正在搞解放运动的妇女的强烈抗议，纷纷从国外私自带进来。可是才过了一年就出事了，大量用反应停的孕妇生下的孩子不是一个胳膊短就是一条腿短，该药被紧急停止使用，可是药厂死不承认有错，所以到了七十年代日本还在用，造成更多的畸形儿。
　　
　　        艾滋病没药治以后，美国反应停的生产厂商灵机一动，给艾滋病人用反应停，什么样的病人能用？必须是医生认定只有一年寿命的人，副作用很好解决，这样的人站都站不住了还能生孩子？而且用药的人都签一份合同，如果生孩子的话后果自负。这家药厂的口号是我的药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虽说吃了我的药一天也不能多活，可是最后那些天的生活质量比不吃的要好得多。我曾经和他们的销售人员探讨过，他们说了实话，因为快死的艾滋病人根本就没有药吃，这时候不管你给他什么药，他心理上都会好受多了，加上这药还特贵，让病人觉得太有希望了，因此生活质量就提高了。
　　
　　        这个文字游戏玩得漂亮，到现在不仅艾滋病人，很多晚期的癌症病人也用。在中国也开始用了，也有厂家生产。美国用归用，可是管理得非常严格，因为用的病人没几个月纷纷死了，FDA要求厂家能追踪到每一片药，如果没吃进肚子里的话统统收回来。药厂花大钱做了一套追踪系统，不能漏掉一个，否则出了事药厂就得关门。
　　
　　        药物这条路不是十年二十年能够找到出路的，那么另外一条路，也就是疫苗能不能尽快出现曙光？

源济

　　2，致胜法宝
　　
　　        人类对抗传染病之所以屡战屡胜，主要是因为手里有了疫苗这个法宝。
　　
　　        200多年前琴纳在人类不具备任何免疫学知识的情况下，通过经验和观察，研制成功了牛痘苗，使人类用了一百多年时间，终于消灭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瘟疫之一天花病毒在人类中的存在，为人类指明了一条征服疾病的道路。琴纳的牛痘苗发明后70年，巴斯德等人建立了免疫学，解释了牛痘苗的道理，各种传染病的疫苗相继出现。我们从生下来以后要接种多种疫苗，就可以免去很多传染病的侵扰。科学家预计，1950年以后诞生的人，因为推广疫苗接种，他们的寿命会大幅度地增加，同时他们在老年也会比他们的祖辈父辈少受了很多慢性疾病的折磨，无论在寿命上还是在晚年的生活质量上，都有极大大改善。
　　
　　        疫苗的原理，是在某种传染病侵入身体之前，先人工地制造一次无害的传染，这样一来人的免疫系统就会产生记忆，出现了对这种病毒的抗体，一旦真的病毒进入人体，免疫系统就会在第一时间识别出来，并将之消灭。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功能，疫苗就是利用这个功能，将之激活而无须经过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从HIV的特性上看，这是一个可以被疫苗很快征服的病毒。他不仅和天花一样，在传播中不需要动物作为中间环节，只要所有的人都接种了疫苗，就可以消灭了，而不必像禽流感那样除非给全球的野鸟都打了针才有可能消灭。此外，HIV的感染性很弱，不会像天花一样如风一样流行。因此自从HIV被分离出来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家们对于疫苗的前景抱以非常乐观的态度。
　　
　　        HIV疫苗的进展也非常顺利，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使病毒序列分析变得非常容易，HIV是一种很简单的病毒，只有九千多个碱基对，结构也很简单，能够产生抗体的片段很快被确定下来，用人工合成的或着减毒的这个片段制备的疫苗很快问世，一切显得那么的圆满。接下来各种疫苗进行安全性实验，然后是人体实验。
　　
　　        人体实验首先要找志愿者，先在正常人群里面试验一下，在学校的时候有关项目总在找志愿者，最好是学生，博士后等年轻力壮的。虽说志愿，还是给钱的，对学生来说不算少。有一次就打一针，给上百美金，结果消息知道晚了没赶上。同一个实验室的英国研究生运气好赶上了，打完针赶紧回家，一晚上就睡在马桶上，因为打的是霍乱疫苗，每隔几分钟就排泄一次。
　　
　　        各种疫苗试验中给钱最多的是HIV疫苗，宣传材料写得非常诱人：
　　        A，你为科学做了贡献。
　　        B，你有可能获得对艾滋病毒的免疫力。
　　
　　        这个“可能”是个什么概念？一会就知道了。

　　        巴尔地摩城里游手好闲的黑人有的是，而且是非常好的人群，因为他们经常接触HIV，正好看看疫苗的效果。除了这种人之外，还有军队。美军驻泰国的人马感染HIV的比例很高，因此和军方一拍即合，用驻泰美军做试验。
　　
　　        多种HIV疫苗同时进行人体试验，到了九十年代中旬，几项大型的HIV疫苗临床试验的结果出来了，结果表明，无论是那种HIV疫苗，都不能预防HIV的感染，有的好像还更容易被HIV感染。这个结果一公布，各私营企业的HIV疫苗项目全班下马，就剩下美国政府在苦苦坚持着。
　　
　　        为什么艾滋病毒疫苗这么难做？根子自然在病毒本身上。随着对HIV研究的深入，发现这个病毒非但不简单，简直就是病毒中的变色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话用在HIV上是再适当不过了。
　　
　　        HIV是有外膜的病毒，就是用膜把重要的东西包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它十分脆弱的原因，因为一般的消毒剂就可以把它的膜溶解掉而杀死它。外膜上长得跟水雷一样全是刺，就是病毒的包膜蛋白，作用是和人T淋巴细胞上的CD4受体结合，然后病毒的外膜和细胞壁黏糊在一起，病毒的核心成分就可以进入细胞并在细胞内繁殖，想出来时借用细胞壁的一部分做外衣就是了。T细胞的外膜被借走后就死了，T细胞越死越少，人的免疫力就逐渐下降，最后免疫力几乎没有了，随便一种细菌都可以把人杀死。
　　
　　        从这个特点来说，疫苗的主攻点就是HIV外面长的那些刺猥，其中一段被称为V3区序列产生的蛋白刺激人体产生对HIV的抗体，这一段才三十几个碱基对，但是几乎每个人身体内的V3区的序列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V3区序列都不一样，最后科学家索性根据这一区序列的不同把HIV-1在细分成亚类，比如在非洲主要流行A亚类，欧美是B亚类，后面从C一直排到K，中间的E和I又被发现是其他几型重组的，可以改称CRF。后来又发现光分亚类还不够，得重新划分成组，上面这些叫M组，还有N组和O组。
　　
　　        分这么详细干吗又不是搞数学？是因为发现不同的亚类的感染能力不同，有的在同性恋之间传播能力强，有的在异性间传播能力强，有的在母婴之间垂直传播能力强，不同地区艾滋病流行的区别正是因为存在不同亚类HIV-1的原因。更要紧的是，人可以被不同亚类的HIV-1分别感染。
　　
　　        人群中有这么多类型就已经够烦的了，HIV进入人体后还经常变化，人的免疫系统根本就无法将之清除。产生了针对体内的HIV-1的抗体时，体内的HIV-1已经变异了。好听点是说HIV特狡猾善变，不好听的就是这病毒太原始，自己生下来的孩子经常出现缺陷变异，HIV是一株没有发育完全的病毒，而我们的免疫系统向来都是和有模有样的微生物打交道的，遇到这种原始水平还真没有办法。
　　
　　        用常规的免疫学办法无法作出疫苗，研究人员开始绞尽脑汁想各种可能的办法、试不同的思路，看看能否有所突破。可惜进入临床一期、二期后的结果都不理想，很多疫苗不要说100%防护了，连刺激足够的抗体都难以达到。2007年9月美国NIH和默克公司宣布，他们联合研制的以腺病毒载体做的HIV-1疫苗经过在美洲和澳洲三年的大型临床试验，被证明是无效的，不得不告终。
　　
　　        这项大型疫苗试验不仅无效，而且再一次出现了可笑又有些可悲的结果。尽管研究人员再三提示参加试验的同性恋和妓女小心艾滋病，接种对照物的922人中有32人被HIV感染，而914名接种疫苗者中有49人被HIV感染，再一次出现接种疫苗者比未接种疫苗者HIV感染率高的现象。
　　
　　        疫苗研究到了这份儿上，是不是已经走到了绝路？

源济

　　3，还继续吗？
　　
　　        艾滋病是病毒引起的疾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待病毒病，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疫苗，只有当研制出切实有效的艾滋病疫苗，人类才算掌握了战胜艾滋病的有力武器。因此，艾滋病疫苗是全球范围内抗击艾滋病行动的头号任务。
　　
　　        过去的20年里，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公司花了数以十亿计的经费，把HIV疫苗作为抗击艾滋病流行的当务之急，可是依旧没有一点曙光。失败使得科学家们从狂妄的大科学的心态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人类和自然界的宾主关系还没有改变，我们在企图改造自然之前，还得要充分地了解自然。艾滋病毒让科学家们虚下心来，静下心来，去除浮躁，踏踏实实地和艾滋病毒打一场持久战。
　　
　　        无论是药物还是疫苗，之所以不成功，不仅仅是我们还没有好的点子，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高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艾滋病的自然史还不了解。这个病才出现不到30年，它在人类中的流行情况和特点还没有被充分地了解。尽管对它的结构序列已经研究得很清楚了，但是对于它在人群在人体中的变化、它的功能特性、它的流行趋势和特点都了解得很不完善，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收集艾滋病毒的资料，充分了解它的自然史，也许把这些都了解清楚了，就会发现HIV的弱点，就能够找到突破点。
　　
　　        科学的失误和自大并不代表科学的无能，对付艾滋病和艾滋病毒，人类能够仰仗的只有科学。我们应该坚信科学最终能够战胜艾滋病，也许这一天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但是毫无疑问会有那么一天，人类终将掌握抗击艾滋病的致胜武器。艾滋病的出现是对科学的一次修正，也是一次考验，更是一次激励，医学科学本身就是人类在和疾病斗争中不断进步的。
　　
　　        艾滋病疫苗的研究表面上看似轰轰烈烈，其实雷声大雨点小。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政府和私人企业在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上曾经下了血本，可是随着研究和临床观察的深入，发现这是一个持久战，私人企业特别是大药厂当即打了退堂鼓。全美各大药厂现今在艾滋病疫苗上的总投入也许还不如一家药厂在一个药上的投入。
　　
　　        艾滋病的疫苗，究竟是不是仅仅因为艾滋病毒本身的特性而难产？科学的突破是要靠灵机一动，但无庸置疑的是，整体科学的发展和各方面的努力，同样会带来突破，从艾滋病毒的发现，到其后艾滋病研究的种种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艾滋病疫苗还存在理论上的难题，但是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因为毕竟病毒已经被分离出来，病毒的序列和功能早就相对清楚了，剩下的难题比如病毒本身变异上的、比如人体免疫系统反应方面的，看似严重，但并不是无法克服的。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琢磨几遍，就会想起当年的电影里，国民党要人痛心疾首时常说的一句话：不是敌人太狡猾了，而是我们无能。
　　
　　        这个“无能”的原因之一是大型企业兴趣缺缺，以美国为例，现在坚持研制疫苗的只是靠联邦政府的资助的一些研究人员和NIH，很难从企业得到大笔赞助。大药厂只有当看出有希望的，才在临床试验时予以投入，总体上大药厂对艾滋病疫苗的态度是爱谁谁。有一些中小厂家不知从哪里圈一笔钱，在进行研发，十有八九是算计搞出点名堂然后股票上扬的算盘。
　　
　　        造成这种集体漠视的原因就是利润在作怪，艾滋病是个热门，大药厂们没有一家不在这个领域伸一腿的，威尔康公司靠一个AZT就赚够了。因此大药厂的兴奋点都在药上，搞出一个能用于艾滋病病人的药来，效益是立竿见影的。全世界那么多艾滋病病人都等着药用，甭管有效没效，只要让他用就是好药，短线的诱惑是无穷的，谁还放长线钓大鱼？

　　        艾滋病疫苗看起来是个聚宝盆，似乎只要谁研究出来了，全世界几十亿人，一人出个块八毛的就够了。可是在药厂头头脑脑的眼睛里，这叫痴心妄想。艾滋病和天花不一样，天花随风传播，国不论贫富人不论肤色，只要没有接种疫苗的，都可能传染上，没有归到死去的三分之一的，也会成为麻子。艾滋病一是通过行为传播，二是通过医源传播，垂直传播的问题对已经生下来的人不值得考虑。对于先进国家的国民来说，只要政府下力气，医疗机构严格把关，自己的行为检点些，是没有必要担心感染艾滋病毒的。欧美很多国家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以血液感染为例，美国的血液感染的可能在二十万分之一以下，基本上用不着担心。如果换成非洲一些国家，也用不着担心，反正跑不掉。
　　
　　        性行为上也一样，在人们的印象中，像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国家，男女关系应该很随便。艾滋病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确实证实美国人性关系太随便，因此预言艾滋病通过异性间的传播会成为主流，可是过了这么些年发现就没有那回事。回过头去查一下，原来当初参加问卷调查的那帮家伙尤其是男性都患有一种叫意淫的毛病，他们提供的性伴侣的数目全是夸张之极的，大多数美国人的性生活不仅没那么活跃，而且在紧张的生活压力下都要跟俄国人靠齐了。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恋和年轻人，前者经过容许登记结婚因此有了固定的夥伴，加上掌握防护的知识得以控制，后者通过早引导早教育可以防患于未然。西方国家的现状对艾滋病疫苗的需求并不强烈，有了更好，没有的话也能忍着，真要是按金子的价吆喝，还真没多少人光顾。真正急需艾滋病疫苗的、等着艾滋病疫苗救命的全是发展中国家，穷得叮当响，不仅不能收费，白送的话还得倒贴。可是大药厂哪一家愿意做活雷锋？
　　
　　        艾滋病流行在发展中国家内根本没有得到控制，各种途径的传播都越来越严重，加上知识普及的落后，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远，希望达到发达国家那种把艾滋病流行控制在较为温和的水平，难度相当大，疫苗可能是唯一的希望。既然这样，发展中国家只好自己研发艾滋病疫苗了。但是，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意思就是不富裕，没钱。艾滋病预防控制是一个全社会的行动，对人力物力的依赖很严重，国际援助看起来不少，分摊下来杯水车薪而已，主要得靠自己掏腰包。泰国的情况就很典型，能够将艾滋病流行控制住，主要靠政府下了大的本钱，能够做到倾全力抗艾滋的全球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各国在维持日常艾滋病预防控制事务上的钱都捉襟见肘，甚至连救急的钱都没有，又怎么可能花大把的银子去研究八字没有一撇的疫苗？即便遇上砸锅卖铁也要把疫苗搞出来的国家，也不是有钱就成。艾滋病疫苗的研制要有一定的科学基础，世界上有这种实力的国家并不多。
　　
　　        如此说来，如何是好？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富国把疫苗研究出来，拿到穷国做人体试验。比如在美国，研制一个疫苗也许花不了几百万，但是临床试验就没谱了，几千万都未必拿下来。首先，艾滋病疫苗的唯一的动物模型是黑猩猩，要远道从非洲运来，美国有规定，一旦打了艾滋病疫苗的，就算被污染了。猩猩不能被放回野外，也不能给马戏团动物园，免得扩散。怎么办？谁打了疫苗谁负责养着，有动物保护组织监督着你也不敢给猩猩下毒，只能给猩猩养老送终。猩猩和人是近亲，寿命也不短。想当年学校和某大教授聊起来过，教授说起那几只接种了狗屁作用也没有的疫苗的猩猩来无限深情：瞧那几个家伙活蹦乱跳的样子，我死了的时候它们肯定活得好好的。突然想起什么来了：你愿意不愿意到我的实验室来呀？思想斗争了一下，可还是没有把余生贡献给养猩猩事业的决心。

　　        猩猩这么昂贵，一次试验能用八只，四只接种四只对照，就已经是超豪华阵容了。而且在猩猩身上只能用SIV进行验证，毕竟和HIV搁着一层。算算经济帐，一个猩猩的花销上十万了。干脆直接用人吧，比猩猩便宜多了。可是用人就不能打完疫苗再打艾滋病毒，只能做一些安全性试验，或者熬着让他们回到社会上自动感染去，这样问题又出来了。研究人员盼着接种了疫苗的人天天接触艾滋病毒，这样能尽快看到效果。可是接种疫苗里面很多是具备防艾知识的，根本不给艾滋病毒可乘之机。也的确有人仗着接种了艾滋病毒，以为从此金刚不坏，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因此引起有关团体的抗议，认为接种试验性疫苗是误导害人，你还非得事先反复告诉他，我这疫苗很有可能不管用，您还得悠着点。最后算下来，美国人也不便宜，就算找的都是流浪汉，一个项目你在每个人身上不花个几千美元都不好意思。临床一期二期往上数，既然不是黑猩猩，药审部门也不客气了，没有一个团的兵力甭想过关。
　　
　　        于是艾滋病疫苗便大多在穷国做临床试验，虽然只是个试验品，可是强过什么都没有。但是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资料表明，在很多穷国，前些年对艾滋病流行的统计资料是错误的，因此而推断的结果是不正确的，存在着普遍的高估。以非洲而言，除了南部和中西部外，其他地方的艾滋病流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而且也是可以通过行为干预控制住的。此外，很多候选的艾滋病疫苗不是在安全性上有潜在的问题，就是夸大效果，甚至号称不仅能预防，而且还能治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非洲高发地区很难找到自愿的非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研究人员也希望测试一下疫苗和艾滋病毒共居一体的表现。
　　
　　        艾滋病疫苗的人体试验在穷国实际上影响了行为干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让接种者感觉到不需要采取任何防护手段了，因为专家说这么有效那么有效。此外，人体试验还有对照组，严格的试验都是采用双盲法，那些成为对照组的志愿者同样以为自己有了抗艾滋病毒的免疫力，他们的行为会更易感。
　　
　　        几十种艾滋病疫苗的人体试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如果仅仅是因为不能在多数人身上刺激出有效的抗体的原因还算幸运的，很多疫苗是根据接种后有多少人被艾滋病毒感染来做衡量指标的。很多候选疫苗接种后和没有接种的人相比，被艾滋病毒感染的机率是一样的甚至还要高一点。这些被感染的接种者之中，有多少人正是由于以为自己接种了有效的艾滋病疫苗而放松防护的哪？
　　
　　        艾滋病疫苗应该不懈地研究，也必须通过人体试验来验证。但是，由于艾滋病的严峻性和疫苗验证的紧迫感，无论在安全性还是有效性上，都没有做扎实可信的试验，都缺乏反复的验证，而是走捷径，跳过了很多环节，存在着巨大的隐患，相应的辅助工作包括对接种实验性艾滋病疫苗的志愿者的辅导教育都是非常不够，或者干脆就是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疫苗有没有效果是小事，或许能够像当初在黑猩猩体内两种病毒杂交，出现更凶险的变种，那样的话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了。
　　
　　        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甚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艾滋病毒疫苗就是这类事情，无论什么结果，都不得不继续下去，直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
　　
　　        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曙光也许只在梦里。

源济

　　四、不可预知的未来
　　
　　1，文明有病？
　　
　　        艾滋病对当代科学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当代的各国政治体系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进展到今天的文明同样是一次考验。而艾滋病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有起伏地扩散着。每每当你才看到预防控制的成绩，因为新的HIV的感染率下降而满心欢喜时，艾滋病毒的感染又悄悄地回升。旧的地区感染率居高临下，新的地区的防线又被突破，比如近年来东欧和中亚成了HIV感染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因为人口众多，流行的形式很不乐观，甚至出现到了2010年中国的HIV感染者有可能达到千万水平的估计，看一看乙型肝炎在中国的流行史，这一估计并不是耸人听闻。
　　
　　        艾滋病不仅将和我们长期共存着，而且好像一个大蜘蛛，在慢慢地织着一张大网，要把我们从头到脚盖住。这个病的特点是长期性，它让我们这个社会中携带HIV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早晚会成为艾滋病病人，然后走向死亡。与此同时，这些人是艾滋病毒的帮凶，他们会将HIV传给其他人。感染HIV和感染天花病毒等只有在发病期才有传染性的病毒不同，感染HIV后终生都有传染性，可以通过血液和体液把病毒传播出去。其他多数病毒感染后是有症状的，因此能够发现和提防，可是HIV感染后很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症状的，只能通过验血才能发现，这段时间往往有数年甚至几十年之久，很多艾滋病毒的感染者自己根本不知道，也因此无意中将病毒扩散开。近年来，总的来说，艾滋病毒的感染率在全球是放缓了，可是积累起来的感染者越来越多，这张网，人类必须在它织成之前破网而出，突出重围。
　　
　　        艾滋病的特殊的传播方式让人觉得它好像洞察了今日文明的缺点，就像几百年人们认为疾病是上帝控制人口的一个办法一样，艾滋病是否也是这个星球的一个调节功能，或者说我们的文明进入了一种病态？
　　
　　        艾滋病是不是一种文明病？如果是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审视一下我们的文明？
　　
　　        艾滋病出现以后，持这种态度的大有人在。一方面将责任推给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上，另一方面将责任推给社会的弊病，比如吸毒、同性恋和性解放，因此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归自然，如果没有了吸毒、同性恋和滥交等社会现象的话，艾滋病是不是就能够被控制住？
　　
　　        持艾滋病是文明发展到特点阶段的人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导致艾滋病毒传播的诸多因素并不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同性恋可以说是人类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为，只不过近年来从地下走上地面，性滥交虽然在西方国家因为性解放而兴起，但是在非洲可是一直这样的。吸毒也是因为吸毒人群中混入艾滋病毒感染者而造成的。在文艺界中，吸毒是时髦。但是在下层，比如云南的傣族，吸毒和文明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新近出现的难以戒除了陋习。吸毒、同性恋和滥交使艾滋病得以在全球流行，但艾滋病并非由这些行为而引起的，因此仅仅通过禁毒、打击同性恋和滥交是很难达到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目的的，因为这些目标很难实现。毒品越禁越烈，同性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状态，甚至在生理上也有基础，希望大家都重新回到禁欲年代是不现实的。
　　
　　        无论是同性恋倾向，还是性欲，都是精神层次的东西，属于人类的原始欲望，希望战胜这些原始欲望来和艾滋病抗衡，无疑是痴人说梦。
　　
　　        在没有有效的药物和疫苗的今天，应该如何对抗艾滋病？

　　        专家指出了一条路：行为干预。针对容易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群，即HIV高危人群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改变容易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危险行为，从而减少艾滋病毒传播的可能，以达到减低艾滋病毒感染率的目的。
　　
　　        听起来和上面说的战胜原始欲望一样，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科学的行为干预和现行政策和现状经常是这样相互矛盾的。拿吸毒的问题来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禁毒很难，戒除毒瘾也不容易，为什么不对吸毒人群进行宣传教育，告诉他们吸毒的时候应该怎样预防艾滋病哪？即便是瑞丽的傣族人，你把道理反复说明白了，他们也会相信的。事实上，后来不少当地吸毒者都自觉地不共用针头了，可是已经太晚了。这个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不仅应该让吸毒人员知道，而且应该让公众了解，因为很难知道究竟谁是吸毒的，谁日后会吸毒，关于在吸毒过程中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应该让公众知道，也就是在广泛宣传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时候，在介绍血液这个传播途径时，要说明共用针头这个可能的传播途径，因为如果不强调的话，人们就不会想到共用针头会因为血液残留的原因而传染上艾滋病。
　　
　　        就同性恋来说，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生理上的现象，而不是一种病态，即便是精神不正常的话也很难改变，因此就很难指望在艾滋病面前，同性恋们能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为了预防艾滋病而改成异性恋。男同性恋者容易被HIV感染的原因是直肠粘膜相对来说很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因此更容易被艾滋病毒感染。对同性恋者的教育应该和对其他人一样，使用避孕套。同性恋者使用避孕套的概念很薄弱，因为他们没有必要避孕，因此更应该让他们了解到这是预防艾滋病的一个办法。更重要的是提倡同性恋也要有固定的性伴侣，这才是预防艾滋病的最佳办法。从这个意义上，容许同性恋结婚对预防艾滋病是有好处的。这件事在美国引起很大风波，在道德和观念上都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在中国能做到这一步更难，由于同性恋还是处于地下和半地下状态，如何才能使他们有固定的性夥伴是很头痛的事。
　　
　　        避孕套的宣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避孕套对艾滋病毒的预防作用这个知识没有广泛全面地传达给公众，而且现在的信息可以说是有所误导的。根据美国的调查，避孕套的使用率和性夥伴的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希望滥交的人通过使用避孕套来预防艾滋病的思路不一定行得通。
　　
　　        使用避孕套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男人们在性交时主观上不愿意戴避孕套。比如77%的巴西男人从来没有使用过避孕套，中非和南非的这个比例高达80%到90%。
　　
　　        泰国在艾滋病流行严峻的局势下，通过加强安全性交的教育和妓女们要求客人必须用避孕套，经过十年的努力，泰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比预期的少40%。在卢旺达，在推广使用避孕套的同时要求民众改变性行为。到2000年，卢旺达妇女的性夥伴比前一年从8.4位下降到2.5位，同期HIV的感染率从21.2%下降到6.2%。由此可见避孕套本身并不能被视为抗击艾滋病的武器，改变性行为比说服男人们使用避孕套更有效。能够做到固定性伴侣最好，同时具备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才是正确的艾滋病性教育。
　　
　　        艾滋病非但文明病，反而是非文明的、非科学的疾病，不是要反思文明和科学，而是要相信科学、依靠科学去战胜艾滋病，这才是可以乐观起来的未来。

源济

　　2，新与旧
　　
　　        随着对艾滋病毒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确定了它的来源。艾滋病毒似乎是横空出世的，似乎是二十世纪末期所特有的。其实，如果把它和人类历史上其他传染性的致病源排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共性，就是都来自动物。人类各种瘟疫的源头都是动物，艾滋病也不例外。在人和动物之间有一个界限，一旦动物病毒细菌越过了这个界限，对人类就是灾难。反之亦然，很多动物的灭绝就是因为人或其他动物的病毒细菌越过了界限。HIV这种病毒没有太多的独特之处，它也是沿着同样的路线，越过了同样的界限。
　　
　　        由于抗菌素的出现，细菌基本上对人类没有如昔日鼠疫那样巨大的威胁了，而病毒则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依旧是人类的心腹之患，现有的病毒还很猖獗，新的病毒又不断出现。艾滋病已经成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人们在关注它流行的时候，并没有从它的出现得到启示。二十一世纪初，萨斯的出现，终于让人们意识到末日的威胁就在我们身边。
　　
　　        远古之鼠疫、天花，近代之艾滋病、萨斯，还有居于其中的流感，都是因此我们和动物共存的原因。我们现在已知的病毒和细菌和自然界中存在的病毒和细菌相比还只占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在各种动物体内现存的数不清的病毒将不断地进入人类，引起新的一轮瘟疫流行。从已经成型的艾滋病，到神龙一现的萨斯，还有让科学家时刻提心吊胆的禽流感，都是动物病毒在人间的活灵活现。
　　
　　        虽然研究人员分析出，现在流行的艾滋病毒是大约在1930年前的20年内经过变异形成的，可是研究人员相信，类似的变异在之前的几百年里曾经多次出现过，只不过没有成功地进行人类社会罢了。换句话说，类似的死神变异现在在动物身上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形成，如果有机会的话，它们就会在人群中成为像萨斯那样的气候。以禽流感为例，1918年大流感那样的变异株恐怕已经存在了，我们只不过是运气好一些而已。这种悲惨的未来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今天的世界，全球一体化，你根本无法逃避。
　　
　　        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动物病毒之所以不断地进入人类，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人类不断地侵入动物的领地，造成人和动物的接触日益密切。在这方面，完全是人在采取主动。有关专家在中非的集市上见到的是血淋淋的野生动物尸体，这是当地人的口粮。研究人员对集市上的猩猩肉采样分析，发现SIV的感染率达到20%。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那里，SIV在人们的体内和HIV重组着，新的HIV亚型将会不断出现。
　　
　　        萨斯的出现也是一样的，是因为人们食用没有经过长期驯化繁殖的野生动物的肉引起的。这种茹毛饮血可以说是旧的落后的非文明的传统，是和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在非洲是因为落后和民俗，在中国则是被大力宣传着，在中国人的概念中野味才是最好吃的。自从开放搞活以来，这种很落后又不文明的习俗在中国大行其道。艾滋病出现在非洲之时，中国还处于封闭的状态，也没有到处吃野味的风气。中国人什么都敢吃的风气蔓延十几年后，就出现了萨斯，那么下一个烈性的前所未有的病毒流行的起点和重灾区能不是中国吗？

　　        回到艾滋病毒上，仔细想想颇有不解之处。就拿它和萨斯病毒相比，萨斯出现后引起的紧张要比艾滋病刚出现时严重多了，因为萨斯病毒的传染性比艾滋病毒厉害得多，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病毒、没有简易准确的诊断方法、更没有能治住它的药，还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居然能很快地控制住了。可是艾滋病毒这种非得要特密切的接触、在空气中一露面就死、也很容易被诊断的东西，为什么就控制不住？没有药？萨斯也没有。没有疫苗？萨斯同样没有。
　　
　　        从病毒的特性和科学的局限上很难找到能够说服人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应该到源头去找。萨斯出自中国，这里是人类迁移史上较为晚期的落脚点。虽然有让我们自豪的北京人、元谋人等等，但这些家族都灭绝了，没有留下后代，我们都是从中非走出来的那群人的后代，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也就是一万年太久吧。萨斯病毒不管是不是从果子狸来的，它和人类共存的历史最多也不过就是这万把年，在基因的水平上来说，算是十里八村的乡亲。因此当它进入我们的村庄时，只是不速之客，可是并不陌生。
　　
　　        艾滋病毒就不同了，它起源于人类的祖坟所在，也许在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前它就和我们的祖先和平共处了，它的十里八村的乡亲是远古的人类，因此当它来串门时，则是十足的陌生。现在人类的基因可以承受萨斯这种烈毒的考验，却不能承受艾滋这种软绵绵的腐蚀，原理是因为太陌生了，而且太原始了。艾滋病毒对于今日人类来说，恐怕和刚刚直立行走的猿人一样陌生。想当年，天花也来自中非这个祖坟之地，人类花了三五千年才将之消灭。对付艾滋病毒，肯定用不了那么多年，但未尝不会是一百年、数百年？
　　        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把艾滋病的流行归罪于与现代化，归罪于与现代科学，归罪于现代文明，他们呼吁回归自然，呼吁用旧有的生活方式来救赎。回归家庭，放弃吸毒和同性恋这些文明的副产品，不使用现代医学的成就以避免医源性感染，这样就可以摆脱艾滋病吗？
　　
　　        这种做法对少数人是可以的，但对于全社会是行不通的。即便是有人真的做到了，不被艾滋病侵袭了，结果头痛脑热的没准就过去了。就算我们万众一心都抗得住，对同性恋也像文革年代那样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也许躲过了艾滋，躲不过别的。从根子上讲，如果不改变旧的愚昧的落后的习俗特别是在饮食上的习俗的话，类似的瘟疫还是躲不掉的。
　　
　　        人类在过去的二百年间靠着对科学的信任和追求，一个又一个地战胜了困扰我们几千年的疾病，这是人类文明的光明大道。对待艾滋病，一样要依靠科学、相信科学、用科学来战胜艾滋病。艾滋病应该促使和激励文明前进，而不是引发文明的倒退。同性恋和吸毒并不是文明的必然，而是因为有的人打着文明的旗号。过去有个口号叫破四旧，对传统文化是一场灾难，但也有进步的一面。现在强调传统文化和国学，于是很多过街老鼠一样糟粕坦坦然登上大雅之堂，五四运动快90年了，中国人科学观远没有树立起来，这才是对抗艾滋病最大的不利之处，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之所以有全球60%以上的感染者的原因。
　　
　　        18年前的秋天，在北京南城的那间不大的血清学实验室里，面对着来自云南的二十多份艾滋病毒阳性结果，我的头一个感觉是，我所处在的世界从此发生了无法逆转的改变。
　　
　　        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所能做的是学会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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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共存
　　
　　        很多人和我一样知道艾滋病毒就在自己的身边，可是却不知道在那里。也许当街头巷尾突然冒出一个举着针头见人就扎的艾滋病人，也许得知和自己一夜情或者N夜情的某位死于艾滋病，这个时候艾滋病就活色生香地出现了。对付艾滋病的威胁所应当采取的态度，一是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二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就是常说的公众的艾滋意识。
　　
　　        提高公众的艾滋意识，其责任不在公众身上。中国的很多事往往把责任推给反正也没有代言人的公众，而公众也稀里糊涂地认了。在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上也如此，公众似乎在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中要起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完全是政府和专家的责任。
　　
　　        艾滋病不是文明病，但却是社会病。艾滋病的流行和传播和社会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在没有治疗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艾滋病的控制只能靠行为干预。就是说是一种单向的，由政府和专业人员指导的大众健康教育行动，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艾滋病出现后的第一个十年中，人们把它看做是发达国家的疾病。从第二个十年开始，人们发现艾滋病真正祸害的是不发达国家。这就是政府和卫生防疫的高下之分，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政府功能比较完善，卫生防疫系统比较健全，因此能够控制住艾滋病的流行，艾滋病在这些国家的流行趋于稳定甚至下降，医疗卫生的重点甚至得以重新回到关注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诸如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控制上。艾滋病在这些国家依旧存在着，只是人们学会了如何共存。
　　
　　        但是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艾滋病成为公共卫生的首要问题，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在一些国家比如南部非洲的各国，艾滋病如脱缰之马，全民的感染率处于20%到40%之间，那些国家的政府或者拒不承认艾滋病的流行，或者无动于衷无所事事，南非政府甚至闹出白人阴谋论的说法，结果这个国家无论在感染人数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名列世界前茅。相比之下，东非国家积极和国际社会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国家的艾滋病流行得到很好的控制。
　　
　　        在发展中国家里，除了前面讲过的泰国和卢旺达外，古巴的艾滋病控制也是相当出色的。古巴预防控制艾滋病的策略和国际上流行的行为干预不同，是非常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就是加强检测，有可疑的就采血检测，查出艾滋病毒感染者之后一律隔离，用这种铁腕的做法来有效地控制了艾滋病的流行。
　　
　　        这种方法是不是能从一个岛国推广到大的国家呀？大多数国家认为方法是好，可是根本做不到。国家大一点的很难全面查血，感染艾滋病毒的开始好多年不发病，把人都隔离起来往轻了说是歧视，往重了讲的侵犯人权。只有当年的前苏联认为这个方法好，于是就采纳了这个方针。苏联垮台后，俄国和前苏联分出去的那些国家也继续这个方针。流行病学资料支持，1994年俄国只有136例艾滋病，乌克兰只有27例。他们也很自信：俄国人连性生活都没有，怎么可能有艾滋病呀？
　　
　　        但是，到2000年，俄国已经登记了8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专家估价实际数字要高10倍。外界估计仅2001年一年，俄国就有75000名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等于在3年内增长了15倍，到现在起码有一百万感染者。乌克兰1%的人口被艾滋病毒感染。造成这个原因是因为吸毒，在俄国的大中城市中，吸毒者起码50%被HIV感染，原因是共用针头很普遍，而这些人的避孕套的使用率极低，进一步把HIV扩散到其他人群，这一切都是没有行为干预的原因。前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卫生防疫系统因为经费不足而效率极低，连正常的免疫接种都难以保障。按他们自己的话说：站在海边，看着滔天巨浪滚滚而来，却无动于衷，只是坐以待毙。

　　        即便是在卫生防疫系统很健全的发达国家里，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美国为例，艾滋病毒的新感染率一直处在过山车的状态，好不容易降下来，又很快升了上去，其原因在于青少年。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讲究针对高危人群，除了性工作者、同性恋、吸毒人群外，青少年也是高危人群，对他们的教育不能忽视，一旦稍稍掉以轻心，就会出现美国近年来的情况。艾滋病的预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重点应该放在刚刚成熟或者正在成熟的青少年身上。不仅是对大学生，对中学生都要大力加强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教育，特别是安全性行为的指导，恰恰是这一点，中美双方都难以切实落实，美国是因为教会，中国是因为意识形态，都以禁欲的教育为主，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角度，是不恰当的。
　　
　　        从目前的科学进展来看，人类战胜艾滋病还遥遥无期，人类将和艾滋病毒共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人类的当务之急，或许不是废寝忘食地寻找杀灭艾滋病的绝技，而是要学会如何和艾滋病共存。
　　
　　        既然艾滋病就在身边，就不能鸵鸟似地视而不见，要正视这个铁打的现实，学会像避邪一样远离艾滋病。也就是干预自己的行为，对艾滋病的易感行为也尽快改正。改正不了的比如毒瘾太大、就喜欢同性、生性风流等等，就要学会安全防护。值得小心的是医源性的感染，不要因为看病开刀甚至拔个牙都比祥林嫂还冤地被感染了艾滋病毒。
　　
　　        远离艾滋病和对艾滋病病人的关怀并不冲突，对艾滋病病人歧视的问题不仅是在中国，而是个全球普遍现象。来到美国以后，发现虽然在公开场合没见到什么公然歧视艾滋病病人的，而且还总有站出来为艾滋病病人争权益的，可是在私下，这种歧视非常普遍，因此携带艾滋病毒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说出来的。
　　
　　        在中国，从有艾滋病那天起，歧视就非常的严重。如今见怪不怪，歧视处于相对理性的程度，但在早期，那几位病毒携带者没让人把全家活埋了就很出乎我们的意外了。艾滋病患者走极端、扎艾滋针，就是被歧视到没有活路的表现。现在强调关怀，但是这个问题不是靠总理和艾滋病病人握握手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关怀。中国防艾，需要的不是过场和形式，而是实干。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对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关怀显得更为重要，也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给他们一份关怀，让他们生活得好一点，不仅对他们，对我们一样有很大的好处。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逆转全球艾滋病流行趋势的目标看来可能是泡影了，而三年之后，中国是否能够出现有关专家预测的艾滋病感染者突破千万的情况，取决于现有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措施能不能生效？近年来有关方面的态度已经趋向实际，比如开始为吸毒者提供注射器、大力宣传避孕套的使用、以及对娱乐行业从业人员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等等，就是正视吸毒、同性恋、和卖淫现象在中国处于禁止不了的状况，而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的角度进行行为干预，这是政府在预防控制艾滋病上非常积极的举动，应该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和协助。
　　
　　        艾滋病的流行和人类的行为关系密切，从行为入手，恐怕是现阶段我们所掌握的唯一的武器。

源济

　　4，我们的艾滋病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开放的国家，都不可能避免艾滋病，中国也不例外。艾滋病的出现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但是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并非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流行同步，而是有相当的中国特色，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艾滋病不是所谓西方腐朽文明所带来的疾病，而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云南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为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敲醒了警钟，可是究竟如何办？戒除毒瘾从技术上非常难，尤其是在社会上充满诱惑的情况下，云南当地的结果是从戒毒所出去后复吸率几乎是100%。
　　
　　        禁毒和戒毒也不仅仅是教育水平的问题，瑞丽吸毒者的文化程度很低，教育他们远离毒品非常难。可是在受教育的人群中，吸毒现象也很普遍，毒品这东西的诱惑非常厉害，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就是力量的问题。在医学院上生理课的时候，老师就用他在美国做手术时使用吗啡止痛的经历来说明毒瘾的可怕，连搞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在毒瘾面前都意志薄弱，更不要说一般人了。云南的经历起码让我坚定了毒品一次也不能碰的概念。
　　
　　        在巴尔地摩进行的吸毒人群流行病毒调查中发现吸毒者一样共用针头，城里卖针头的有的是，价钱也不贵，可是吸毒的一来是没知识，二来喜欢群吸，你一针我一针就用一个注射器。我们采取交换针头的办法，就是你如果把旧的注射器拿来，我们给你换一个新的，还给钱，而且不用担心有人把你强行关进戒毒所，结果很踊跃。对收上来的注射器进行检测，发现大多有HIV。问教授我们下一步是不是应该上大街免费发放他几十万只注射器呀？教授说那样的话明天中午就要在警察局吃午饭了，加拿大还真有艾滋病工作者因此被抓的。因为在北美，贩毒是非法的，在大街上大肆宣传应该怎样合法吸毒，也是犯法，因此只能躲在社区中心，以社区服务的幌子交换注射器，钻法律的空子。
　　
　　        除了毒品上，在性行为上也一样。从专业的角度，为了尽快控制艾滋病的散布，应该尽快对性工作者进行教育，定期检查，要求使用避孕套这种可以很有效地预防HIV感染的方法；对一般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和青少年要加强预防HIV的教育，也就是使用避孕套的教育，可是这么简单的一点却很难做到。主流的宣传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提倡禁欲来达到预防HIV传播的目的。在道德水平下降的今天，这样的宣传可能有效吗？
　　
　　        欧洲因为承认红灯区的存在，在这方面还算可以，但是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一样。由于宗教在美国的势力庞大，美国绝大部分地区嫖妓为非法，也不承认有妓女存在，因此就无法对这些人员进行监控。在大众宣传上，也无法进行安全性交的教育，因为有违上帝的意愿。在艾滋病开始流行后，教会一直在宣传这是上帝的惩罚，要求人们回归家庭对配偶忠诚。这样的说法从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无助于控制HIV的流行，特别是HIV在青少年中的流行。结果美国的HIV流行一方面在成年人中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在年轻人和青少年中呈上升趋势。
　　
　　        吸毒和滥交勉强算是西方腐朽文明的代表，而献血员中HIV感染则是十足的中国特色了。就在吸毒人群HIV流行吸引了各方的眼球时，献血员中爆发了HIV大规模感染，以河南的艾滋村为代表。其影响比云南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还大，也引起了海外的注意，在国内的争议也很大，牵扯到地方政府、当地百姓、人权分子、民间抗艾滋病分子、血站和生物制品生产厂商、加上各级防疫组织，一下子把中国艾滋病防治推到了风头浪尖，把体制、腐败、民风等非常敏感的问题全带进本来应该纯学术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之中，使人终于体会到艾滋病在很大意义上是社会病。

　　        HIV经献血而传播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中国有一个行业叫职业献血者，人数为数百万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靠献血为生的。在欧美国家没有这个职业，献血都是义务的，献血车开出来或者号召一下，便会有很多的人挽起袖子义务献血，在人们的意识中献血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血源上不存在短缺的现象。
　　
　　        但是，中国的血源从来就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对于医院来说，人血是少不得的，关键时刻要靠输血救命，中国有一个很不好的概念是补血，很多没有必要的疾病也输血，造成血源更加紧张，因此医院必须要保证血源的充足。其办法就是找个血头去组织一帮农民，常年累月地给医院提供血液。这个血头就是所谓的血霸，这些农民就是职业献血员。除了血站和医院外，生物制品厂商也需要大量的血液，从中提取各种血制品，特别是艾滋病开始流行后，血制品可以出口创汇，因为纷纷上马。这些厂家索性深入到农村，给农民提供一条卖血致富的道路。
　　
　　        献血应该每三月献一次，这样血细胞得到恢复。可是医院血站和厂家希望多多益善，以此为生的职业献血员也希望越频繁越好。于是有人研究出了单献血浆的办法。血抽出来后，把血细胞离心下来，再给献血者输回去，只留下血浆，因为生物制品所需要的成分都在血浆中，这样起码可以每月一次。这个方法的确解决了血液短缺的问题，但其后果非常严重。首先是基层血站图省事，一下子抽了好几个血型相同的，然后一块离心。沉淀下来的血细胞平分一下，给这几个人输回去。这中间要是有一个艾滋，这几位就都染上了。好一点的血站用机器，一边抽一边分离回输。可是一台机器连轴转，根本不消毒，结果传染得更厉害。使用这种方法后，献血员里面的各型肝炎病毒的感染率很快接近100%。抽血的没有办法，只好下乡。正在这时候，HIV或者经过出国劳工，或者经过吸毒人员，已经进入了职业献血员这个特点群体。看到卖血赚钱，于是有一阵到处办血站，土法上马，收上血以后转卖给生物制品单位，直到出现了艾滋村。
　　
　　        艾滋村最为外界所知的是河南省，其他省如湖北也有。后来国家三令五申，正规生物制品单位也不抽血了，可是出现了黑血站、血黑市。
　　
　　        对血源的控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问题，并不是有关单位没有意识到，而是没有办法管理。当时在进行艾滋病预防控制时发现国内的血站没有个统一的总站。能管血站的有地方卫生部门和红十字会，防疫部门根本插不上话，明知道早晚会出事，就是没办法。我们这些早期防艾的人撒臆症似的到处喊狼来了，就是没人听。直到狼真的出现了，马上跳出一群指手划脚的，揭露问题的有的是，解决问题的没几个，帮倒忙的却不少。
　　
　　        在中国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的努力下，在献血上基本达到控制，从来龙到去脉如果能把好关的话，除了现有的这些外，应该能够做到不再出现类似的爆发流行。在吸毒方面就难得多，云南只是一个口，还有新疆是另外一个主要的毒品贸易的通道，最近中亚的前苏联地区艾滋病流行是全球艾滋病流行增长最快的地区，毗邻的新疆将会受到猛烈的冲击。
　　
　　        同性恋在中国已经慢慢从地下孵出地面，早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调查同性恋的问题，而且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同性恋已经很普遍了，也存在和旧金山公共澡堂类似的地方。在这个人群中HIV流行的未来，取决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教育是否能赶在HIV大规模侵入这一人群之前。
　　
　　        将来还会有类似的中国特色的艾滋病传播出现，中国的艾滋病预防控制体系会受到更多更严峻的考验，摆在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面前的最大问题，也是环球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艾滋病？应该怎样有效地加以控制？

源济

　　5，未来
　　
　　        单从艾滋病预防控制的角度，一方面是全国范围的预防和控制，也就是全民健保和卫生防疫，另一方面是科学研究，从基础理论、药物到疫苗。发达国家是两方面一起上，哪条也不拉下，因为他们有这种实力。而不发达国家，则只能顾一头，轻重缓急，自然是从流行病学和卫生防疫等方面进行预防和控制，高精尖的科学研究只能抽空了，不能作为艾滋病对策的重点。
　　
　　        在艾滋病初现于中国之时，国家投入不多，国际援助也有限，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正是抓流行病学和卫生防疫。近年来随着艾滋病的多发，国外援助多多了，国家在艾滋病上面的投入更是花钱如流水，可惜其中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用在最应该用的地方。
　　
　　        中国究竟应该不应该大力进行艾滋病的基础研究，以及在治疗和疫苗等方面下大本钱？从感情上说，确实应该，如果我们真的富得流油了话。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在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基本的卫生防疫水平直线倒退，是个人都想着搞科研，进行国际合作。
　　
　　        艾滋病研究在国际上就是个时髦的研究，美国的报纸电视里经常爆出重大发现之类的，某科学家在那里夸夸其谈一通，过几个月没准臊眉耷眼地要求把自己的文章撤回，不是污染了就是有造假的嫌疑。
　　
　　        艾滋病研究这一行经费多，可是竞争激烈，想出人头地不光努力和聪明就成，要看能不能比别人更能跟风更会炒作，要不就是走偏门，传统的科学家在这一行里面已经比大熊猫还稀有了。要想站住脚，不要指望成为全才，一定要越专越好，研究就如同钻牛角尖，从大牛的角钻进中牛的角，然后再钻进小牛的角，最后能钻进蜗牛的角里。国际上是风气自然传到了中国。
　　
　　        无论是艾滋病的预防还是研究，都要脚踏实地。中国最需要的是对大众的宣传教育以期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不是国家多投些钱，多建立几条法规就是了。民间的力量是重要的，官方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艾滋病是一个系统科学，控制艾滋病是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在这件事情上，起码中国中央政府和国家卫生防疫部门没有重大失误。还有很多兢兢业业地从事艾滋病预防控制和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和防疫人员，当年和我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人中，有人患了重病，有人已经去世了，中国艾滋病的流行没有像当初国际上预测的那样，就有他们不可磨灭的功绩。
　　
　　        无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还是艾滋病病人，他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权利，既有不当试验用小白鼠的权利，也有不被人当枪使的权利。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需要关怀，但关怀不应该是艾滋秀。
　　
　　        如果艾滋病疫苗是我们对付艾滋病的首要武器的话，教育妇女则是位于其次的武器。妇女在艾滋病的传播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里，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艾滋病传播上，男人往往是因为个人的危险行为而感染的，而妇女则是被动地被她们的配偶所感染的，是无辜的。在家庭和情侣之间艾滋病毒从男人传给女人，是艾滋病进入社会的关键。如果能阻断这个环节，艾滋病就有可能被控制在特点人群中。教育妇女，让她们具备艾滋病防护知识，也许是在不发达国家控制艾滋病的关键举措。其次是青少年，一定要让他们尽快掌握艾滋病自我防护意识，这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十八年前，当我来到云南边境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人类起码要和艾滋病共存百年，我肯定会被逗得哈哈大笑。今天如果听到这个断言，也会笑，但却是苦笑。艾滋病让人类的未来变得更加不可知。发达国家已经先行一步，基本上做到了救赎，而非洲的一些国家恐怕已经沉沦了。中国、印度和俄国等国家被认为是全球艾滋病流行的下一个严峻的挑战。
　　
　　        艾滋病的出现不仅是对人类科学的严重挑战，也是对人类合作的严重挑战，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意识到，单靠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是毫无希望控制艾滋病的。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项目，史无前例地针对一种疾病进行全球范围的专项合作。10年以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放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起成立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全球艾滋病控制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该署于当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政府协调单位为卫生部，国务院成立了由各部门高层领导组成的多部门协调委员会，主导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可以说，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在中国，艾滋病防治所受到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
　　
　　        人类能否作为一个整体，联合起来迎击艾滋病的挑战？这种合作能否不为成见和政治所左右？我们的回答将决定人类和艾滋病的未来。
　　
　　        这是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