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上学记》

源济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抗战一开始，很多青年就满怀热情直接参战。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时，按说三个学校满员的话差不多应该两千人左右，可是到长沙报到的只有八百，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我想那多一半里有一部分是回老家了，但大部分人是直接去参战。其中我想到一个人，何佶，抗战爆发时读北大历史系二年级，他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几年后到了抗战中期，整个国家的气氛和刚开始不一样了，一来仗也打疲沓了，二来战局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主要靠美国训练的现代化军队，不需要“前现代化”的那种作战方式，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他们就回来复学。1942年。我见到了何佶。

何佶非常有才华，又喜欢文艺，经常写文章，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笔名“吕荧”。《七月》当时是很有权威的文艺杂志，胡风喜欢提拔青年人——过去有这个风气，一个人成名了以后总要带一批青年，胡风就是鲁迅带出来的，他和冯雪峰都是鲁迅的弟子，鲁迅非常欣赏他们，后来胡风办《七月》的时候也提拔了一批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何佶就是其中之一，是左派积极分子。比如我们选修第二、第三外语，文科的一般都学德文，或者法文，惟独何佶不是这样，他学了俄文。那时候学俄文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表示自己的革命倾向，我曾听到姚从吾先生（北大历史系主任）称赞何佶的俄文好，他还翻译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所以毕业之前就很有名气了，相当于京戏里所说的“科里红”。

虽然何佶只比我高一班，不过我从未和他接触过。因为他们那批同学抗战前入学，学号和我们的都不一样，他们是P字号（北大）、T字号（清华）或者N字号（南开），而我们则是A字号（联大），所以我们叫他们“老北大”、“老清华”。虽然在一起上学，但在年龄上差了好几岁，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知识也比我们多，我们也自视低一等，相互之间交流很少。何况何佶又是有名的才子，我觉得自惭形秽差得太多，不敢高攀，所以我虽认得他，但他不认得我。

5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在山东大学的学报上看到有关他的事情。那时何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思想改造的时候批判过他，他不服气，卷铺盖就走了。这在旧社会是常有的事，但在新社会却不行，新社会里人是属于组织的，组织让你走才能走，否则等于潜逃。我看那篇批何佶的文章语气非常重，说：“如果你是反革命，我们就追到天涯海角；如果你不是反革命，希望你不要做革命队伍的逃兵。”由此可以看出，何佶为人的独立性非常强。外文系王仲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向我谈起，何佶后来就在他们那里工作，但非正式编制而属于编外人员，每个月给一定的生活费，随便他写点什么。

1955年，全国性批判胡风。5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在北京召开七百人批判大会，由郭沫若主持。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报道说：“会上，胡风分子吕荧企图为胡风辩护，受到与会者的一致驳斥。”在那种场合，他居然敢于批逆鳞，一个人站出来为胡风辩护，其人风格可以想见，所以当时把他定为“胡风分子”，成了反革命。几年之后，大概是1959或者1960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又看到一篇他写的文艺理论的文章，整版刊登，前边还有一个编者按，称他为“吕荧同志”，我想这就表示对他已经平反了。可是后来到了文革又翻旧账，我猜想他的境况不会很好，周作人不就是死于文革的时候吗？胡风分子能躲过此劫了？→枫·叶·文·学·网←后来听说他也是妻离子散，“划清了界线”——凡定了反革命或者右派的，往往都要离婚，只有名演员新凤霞例外。新凤霞的先生吴祖光是右派，文化部的领导出面劝她离婚，但新凤霞硬是不肯，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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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人的一生很难说，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有个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叫殷福生，哲学系的，当年是大右派，整天骂共产党，而且在时事讨论会上站起来公开地骂。国民党当时骂共产党“游而不击”，殷福生也骂共产党“躲在延安，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等等，和当时国民党的论调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校园内是非常罕见的，就我所见到的只有他一个。那时候同学中左派多于右派，自由主义就更多，大多数人对共产党都有好感，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和感受，并不十分理解，但大多是同情，认为共产党为国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即使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样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们都讨厌他，认为他就是法西斯。

殷福生是个很怪的人。当时上哲学课的人很少，只有寥寥六七个学生，比如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研究，那是给高年级开的课，冯先生先引个开头，接下来让大家发言讨论。我们大多觉得自己没有知识，所以一言不发，但每次只要一发言，殷福生就滔滔不绝，而且话里面夹杂着好多德文，“-keit”、“heit”一大堆尾缀。德语里，凡字尾加“-keit”或者“-heit”就是指什么什么“性”，比如主观性、客观性，我们不懂，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慷慨陈词，用北京话来讲，还挺“唬人”的，而且他讲完了之后还骂人。记得有一次他骂胡适，说：“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当时我想，这个人怎么如此之狂妄，年纪轻轻的连学术界的泰斗、文学院院长胡适也敢骂，简直是目空一切。有一次，在路上他向我恶意嘲笑的样子，我大为光火，当面怒声质问他：“你笑什么？”他耸耸肩说：“啊，没什么，Friendship。”然后悄悄走开了，像是韩信受胯下之辱。当年气盛，少不更事，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抱歉。

抗战末期，殷福生参加了青年军。那时候蒋介石觉得他的那些旧军队没文化，打现代化战争不行的，于是招了一批中学生、大学生，组成青年军，要建立一支新式的现代化军队。殷福生研究生没念完就从军了。战后我听说，他接了陶希圣的手，任《中央日报》主笔或代总主笔，相当于我们《人民日报》的总编了，不但是笔杆子，还是理论家。出人意料的是，殷海光到台湾以后改名叫殷海光，走的却是胡适的那条路，反对国民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是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王浩对我说，殷海光在台湾和他通过信，“其实殷海光学不懂哲学，不过他很有口才，而且是个政治宣传家。”所以他在台湾专门宣传政治自由主义，而国民党要搞一党专政，和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到他晚年的时候，国民党等于把他软禁起来，五十几岁得癌症死去了。

台湾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都是跟着殷海光走的，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而且殷海光的学生也多，都非常崇拜他，这和我们当年的印象非常之不同了。真是知人论事，谈何容易。

源济

3.大才子王浩

1995年王浩在纽约去世时，曾有两个杂志的编辑约我写纪念文章，大概知道他和我是老友的缘故，但我都推辞了。因为他是数理逻辑家、哲学家，我对数理逻辑和他的哲学一窍不通，无从下笔。随后我在《西南联大校友通讯》上写了一篇短文悼念他，但觉得意有未足。尽管我们的人生道路迥然不同，王浩毕竟是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记得当年谈到未来自己想做什么，我说：“将来我就做你的Boswell（即《约翰逊传》的作者）。”但是现在看来，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王浩和我是中学同学，他的父亲王祝晨是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一所很有名的中学做校长。王浩在山东念完初中后，因为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所以就到南京考入中央大学附中读高中。抗战期间中央大学附中搬到长沙，当时我从北京回到老家，也考入这个学校。王浩高我一班，不过那时候已经头角峥嵘了，在校内非常有名气，所以我也认得他。1938年暑假，王浩读高二，以同等学历考大学，数学考试中有个题目非常难，是中学没学过的，只有他一个人做出来了，大家传为美谈。那年他考入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而且是第一名，可是他却去了西安汉中的城固。北京师大那时候在汉中，它的附中也在那里，王浩就在师大附中又上了一年高三。北京师大附中原是我的母校，所以后来他开玩笑地说，他和我是球场里的“changeside”（交换场地）。第二年，我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他也考了，这回考的是数学系，而且又是第一名。所以还没入学，王浩就有了名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才子，连续两年考了第一名。

1939年秋天大一刚入学不久，有一次我在图书馆读书，看见他坐在那里看一本大书，我走过去一看，一个字都不认识，连是哪国文都不知道。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是德文本，指着封面用英文说：“TheLogicalStructureoftheWorld（《世界的逻辑结构》）。”后来我知道这是一本经典名著。还有一件事情，一年级的时候我上的是工学院，一次去工厂实习，他托我买一本旁人出让的《数理统计学》，这都是我们初入大学的新生望尘莫及的高级学术，而他已经高出了我们一大截。

联大的生活圈子非常小，我们又是中学同学，所以很快就熟识了。王浩喜欢谈哲学，他的想法往往和平常人不一样。我们平常人的想法总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比如说某个人是坏人，这是结论，然后再去找理由，把这个人骂得一钱不值。可是王浩考虑事情从来不先下结论，这是最启发我的地方。一次大家谈论某某人写的字，那人是国民党的大官僚，大家都反感，而且按中国的传统，评价一个人首先是论“德”，既然此人是个大坏蛋，肯定一无是处，他的字怎么能好得了？可是王浩不这么想，说：“人品好不好和他的字是两回事，那有什么关系？”还有一次我和他谈论舍己为人的话题，我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最崇高的德行。”他说：“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呢？”于是我们辩了很久，也很激烈，可是事后回想，其实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一般都是固执己见，不肯考虑别人有理，可是王浩的优点就在于不先在头脑里预设结论，或者说没有成见，而是通过思考、辩论，如果别人能说出道理来，他也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态度。前两年他的家乡出版了他纪念册，嘱我题词，我写了如下几句话：“毕生追求真理/折衷人文关怀/毫无先入成见/永远从善如流/忆昔朱颜缔交/纵论海阔天空/追忆微言大义/负荷千古闲愁”。

王浩年轻的时候就对一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独到而且非常敏锐的理解。一次他谈到哲学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intellectualskepticism（智识上的怀疑主义），否则无以成其深，二是spiritualaffirmation（精神上的肯定），否则无以成其高，三是要有一句格言。所谓格言就是信条，各人不同，但足以反映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例如Socrates（苏格拉底）的格言是“Knowledgeisvirtue（知识即美德）”，而F.Bacon（培根）则是“Knowledgeispower（知识就是力量）”。王浩的这一想法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至今还记得。一次，我读到T.S.Eliot（艾略特）30年代的一段话：20世纪知识分子面临的思想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做一个布尔什维克，要么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看过这段话以后，我问王浩有什么感想，王浩叹了口气，说：“唉，其实我早就这么想了，只是我不敢说，没想到他居然敢这么说。”

记得一天晚饭后，我们照常去翠湖散步，那天天气不好，眼看就要下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聊到兴起时果然下起了雨，那就任它下吧，结果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浑身都浇湿了，跟落汤鸡一样，我说：“这次我们也过了一回哲学家的生活。”那晚我们谈了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帝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金钱，爱情，事业，名誉？或者其他？因为那时候我正在看写歌德的一本书，歌德说他会选择“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好奇心太强了（tropdecuriosité）。王浩认同歌德的观点，可是他接下来又说：“知道一切，也就没有一点趣味了。”《浮士德》里有个魔鬼，它的原型是歌德的朋友Merck。Merck非常之聪明，可是一个人太聪明了，以致把一切事情都看透了，也就做什么都没趣味了。我觉得王浩说得很有道理，这个世界正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的一生无所追求，那就太没意思了。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T.S.Eliot的一段话：“Thereisahigherlevelofdoubt，itisadailybattle.Theonlyendtoit，ifwelivetotheend，isholiness.Theonlyescapeis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

王浩是数学家，后来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人工智能，弄出了好几个定理，大概非常有价值，1983年得了全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奖（按：定理自动证明的首届里程碑奖）。可惜我不懂，无从赞一词，但我知道，他的兴趣并不在那方面。记得毕业答辩的时候，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接下又问：“那么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解决。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多年以后，我去清华遇到当年哲学系的女同学顾越光，我问她：女同学学哲学的很少，你为什么上了哲学系？她说，她从年轻就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没有最后答案的。

表面上看，王浩的一生似乎很顺利。1946年得到清华保送，入哈佛大学，师从当代名家Quine（奎因），仅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念得这么快，他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当时清华的体制完全和美国接轨，而且我觉得他搞那些东西一点都不费劲，游戏一样就弄出来了。也许正因为太容易得到，所以他才不在意，反而是人生问题困扰了他一生，虽然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学者，也有了光荣，可是并没给他带来他所期待的幸福。他一生三次结婚，前两次很不顺利；他非常之爱国，第一次回国后还写了许多赞扬的文章，可是不久文革又被全部否定，让他这个左派非常失落。可以说，王浩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始终没有追求到；最不着力的方面让他轻松地得到了，给他带来了荣誉，可并不等于幸福。晚年的时候王浩曾对我说要写三本书，分别回答“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做到什么？”、“人追求的是什么”这三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但只写了第一本BeyondAnalyticalPhilosophy（《超越分析哲学》）就去世了。

1948年哈佛毕业以后，王浩先到瑞士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后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1954－6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洛克讲座教授”。1958年，中国有个访英的学术访问团，包括作家谢冰心、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许涤新等五六个人，在牛津的时候是王浩接待的。我听美籍学人余英时说，那次接待中王浩和许涤新吵了一架，本来王浩想回国搞计算机，自此变了主意。我向王浩问起此事，他说并没有吵架，只是有点不愉快。因为许涤新说：“听金先生说你念得很好，你回来找我，我给你介绍个工作。”王浩少年才子，也有非常自负的一面，所以这句话让他很生气，后来他跟我说：“难道我还要等他赏我一碗饭吃？”当然，一个人成名之后容易争强好胜，这种心情可能我们资质平平的人不会在意，不过我想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毕竟国外也有吸引力，在那里更能做出成绩来，所以又拖了两年。接着是文革，就回不来了。

王浩从牛津回到哈佛做教授，1967年转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主持逻辑研究中心。1972年中美建交，他参加了第一批中国访问团回国，团中包括清华学长任之恭、林家翘等人，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他们。当时我们刚从信阳干校回来，没过两天我接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我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告诉我他到北京了，住在北京饭店，这次行程安排得很紧，希望我跟他联系，见一面。以文革的厉害，哪能随便去见一个美国人？于是我把信交给了工宣队。按理说，当时毛泽东希望打开美国的局面，凡是这种机会应该安排会见，可是工宣队一直不回答我，我也不能问，结果这次机会错过了。在这一点上，工宣队大概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王浩在国外是左派，拥护新中国，有一阵改学马克思主义，想知道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学得很起劲，所以他从来不去台湾。大陆和台湾关系有所缓和后，吴大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邀请王浩到台湾讲学，他也去了，不过他对台湾没有好感，许多人骂他。后来我问王浩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对台湾的学术不欣赏，说了些“台湾成名也容易”之类揭短的话，弄得台湾学术界对他大有意见。此后，王浩又几次回国，邓小平接见了他。文革末期，我们已不必上班了，整天待在家里。一天传呼说有电话，我赶忙跑去接，一听正是王浩。我说：“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知道你来了。”他说：“你家住在哪里？离北京饭店远不远？”我说不远，走路半个小时就到了，坐车只要三五分钟（当时路况还不拥挤，没有堵车现象）。他说：“好，你等着，我就来看你。”这次给了我个措手不及，无法像过去那样事先请示领导，只好说：“你来吧，我等着你。”挂上电话，我马上又给历史所打电话，那时候这种事所里做不了主，得请示社科院。还好，院里同意了，闹了个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天还闹了一个笑话，王浩和一位年轻的女士一起来，我不知道她是谁。那时候我们都五十多岁了，可是她才二十来岁的样子，我以为是他的女儿，谈话中，我忽然发现那是他新婚的夫人。王浩一生，婚姻是很不幸的。1948年第一次结婚，据说他的夫人很贤惠，第二任夫人比他年轻得多，而且性格刚烈，所以又搞不到一起去，第三次他娶了一个德裔美国人。离婚对他打击很大，沈克琦兄就认为这影响到他的健康和病情。

1993年底，我在德国马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时候，他和他的新夫人回德国探亲，我们相约在柏林的一个旅馆里见面。王浩租了一辆新汽车，我们足足跑了一个星期，去了很多地方。那时候他的身体还非常好，我在车里打瞌睡，可是他整天开车，一点倦容都没有。有一次游海德堡，我告诉他对面山坡上有一条小径叫“哲学家之路”，当年黑格尔和许多哲学名家在那里散步。于是我和他夫人HanneTierney在休憩处小坐，他一个人走上了那条哲学家之路。回来后，我问他这条路怎么样，他说：“Fromnothingtonothing.（一无所获）”王浩一生走的是一条哲学家的路，是不是终于在晚年也有这样的一丝遗憾呢？

从德国回来以后，他经常打电话给我，他说打电话比写信省事，可是我从来不给他打，因为我知道给美国打电话太贵，他就每隔十天半个月给我打一个电话。一年以后，他告我得了癌症，但自我感觉良好，正在进行化疗，口气也信心十足。忽然他连续两个月都没给我打电话，我疑心他出了事，果然，不久便去世了。

王浩在世界上非常有名，不过国内对他介绍的不多。最近，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准备出版他得文集，大约不久可以问世，但收入的只是他的专著，而他大量的文章，尤其是论鲁迅、论时事、论中国的生活与学术的文章都未能收入，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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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还想提一下陈良璧。1936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一年级，班上大概有三十个人，因为我年轻，坐在前排，那些外地来的年纪稍大一点的同学身材高，坐在后边。他们好像要比我们成熟些，经常围在一起谈时事之类的大事，我们年纪小的也在一旁听，觉得很开窍。其中一个是陈良璧，来自绥远（今内蒙古），比我大两岁，个子挺高，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课余聊天时，往往见他瞪着两个眼睛大谈马克思如何如何，滔滔不绝，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那时候很少听到有人讲这些，我们都不大懂，当然更没有人去打报告说他是危险分子。

我在北京和陈良璧同了一年学，打仗后，我回了老家。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搬到西安，和别的大学组成西北联大，它的附中也搬到西安，后来又搬到汉中。陈良璧一直都在那个学校，毕业后也上了西南联大。1939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和两个同学在昆明大西门外散步，看见对面有一个人坐着人力车，还带着行李。那时候很少有人坐人力车，我们都觉得新鲜，没想到那个人叫车停下来，一边走过来跟我握手一边喊：“啊呀，老同学，老同学！”一看是陈良璧，两年不见还是老样子，胸前还挂着师大附中的校徽。那天他是来报到的，读经济系。

总的来讲，陈良璧这个人还是很激进的，虽说没真正参加什么组织。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几个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只听见他跟另外一个人高谈阔论，说：“将来的中国就是一分为二，革命的青年都到这一边来，跟着国民党的右派青年都到那一边去……”一面说一面做手势，像是一刀劈为两半的样子，在那里做局势分析和论断。可是有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又很奇怪。那时天天跑空袭警报，大家跑到山沟里躲起来，一次跑警报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路上他摇头叹气，说：“天天这么跑警报，怎么念书啊？还不如回北平上燕京呢。”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那时候还在北京上课。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没学过马克思，但我宁可在昆明也不会想回北平，那种做亡国奴的感受多么不舒服。按理说，他是个左派，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大概也因为他老是这么口无遮拦，后来被人家告了密。三年级暑假他坐飞机回老家，结果在西安一下飞机就被抓走了，坐了一年监狱。大概他家里非常有背景，设法把他保了出来。第二年，他回昆明上学，我又见到了他，我笑问他：“老陈，听说你到个什么好地方去了？”他就摇头叹气骂那些三青团的人，说：“嗨，都是他们这些家伙！都是他们这些家伙！”然后问我：“你知道戴笠是谁？”这是我第一次听“戴笠”这个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戴笠就是中国的Himmler！”Himmler是希特勒秘密警察的头子，我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人叫戴笠。

毕业后，陈良璧去了重庆，后来又自费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大概他家里非常有钱。他在英国读研究生，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导师是英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M.Doll。1951年陈良璧回国，正值院系调整，尤其是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旧的法律、旧的政治、旧的经济都不能要了，必须代之以一套新的理论，可是原来那些老先生们对新观念、新理论都不了解，系里变成真空，没有领导。所以陈良璧回来后，在北大经济系做教师，学校还让他代理过系主任。不久，开始评定职称，结果只给他评了个讲师，他很不高兴。他想自己是一贯讲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回来又在北大代理系主任，怎么只给个讲师？这下资产阶级的老毛病又犯了，准备卷铺盖，辞职，不干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北大马上就同意了，他得马上搬走，连房子住处都没有，弄得非常狼狈。

最后他还是回绥远了，在内蒙古师大教课。据他说跟大学的一位领导关系很好，还请他讲近代经济学的知识，只是那位领导不会英文，学起新东西来很费劲。文革不久，有一次他到北京，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也惹了麻烦，那位领导被定了走资派，结果也连累上了他。大约1974年，一天我在西单的饭馆吃饭，正好碰见陈良璧走出来，他有点神秘地悄悄问我：“王浩回来，你见了吗？”我说没有见。他说：“可不能见，见着就麻烦了。”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接触才刚刚开始，大家还心有余悸。后来他又和我谈过一次，依然是那样高谈阔论马克思，他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贫困化’应该怎么理解？是绝对的贫困，还是相对的贫困？要是绝对贫困化，就是一天不如一天，……绝对贫困化是说不过去的，不然无产阶级就会绝灭了，不存在了。”

陈良璧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又一种典型，喜欢张扬、炫耀，又自以为是，当然也经历了挫折，旧社会被关在监狱里，新社会又受了冲击，后来他的儿子跟别人吵架，被人一刀捅死了，非常之不幸。多年以后，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内蒙古大学的人，我问他：“你们大学有个叫陈良璧的，你认得吗？”他说认得，说陈良璧现在还不错，当上了政协委员。内蒙古没有几个老知识分子，陈良璧算是其中之一，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就安排了他一个政协委员。现在陈良璧已经去世，至于是哪年去世的，我已不记得了。

源济

5．老友郑林生

林生和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是同级而不同班，我是甲班，他是乙班。日本占领北平之后两年，他们中学毕业，万里迢迢历尽艰辛，由北京到天津，再到上海，再到香港，再到越南海防，再到海口、老街，转乘滇越窄轨小火车（夜间停开，白天可以随时随地停车上下人），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昆明。除此之外，我知道有些人是走陆路，由深圳西行通过封锁线到洛阳、西安再入四川。我认得一个30年代的老清华叫朱家源，他的弟弟是著名的文物专家朱家溍，他们家在北京住的是僧格林沁的王府。1939年朱家源离开北京走的就是这条路，结果走了半年。还有一种方法，《围城》里写的大概就是这条路，从上海至浙江入江西，下广西到贵州或四川、云南，一路走走停停，兼打零工维持生活，这样走总需一年时间。

当然，他们从日本统治区辗转逃到后方，等待他们的会是最艰苦的生活，且又背景离乡，不知归来何日。可是他们却九死如饴不顾一切危艰险阻逃出来，那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这样逃到大后方的不是少数，而是大量大批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恐怕不过分。

1939秋，我在昆明又与十多位北京的同学重逢，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次年，我和林生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上下铺，自然我们成为好友，加之日本飞机轰炸天天跑警报，又为我们的友谊增添了生死与共的色彩。1946年复员，他北上去南开大学物理系做助教，1948年去美国留学读博士，以全优成绩获Ohio大学博士学位，留在美国任教，1956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时隔十年再相聚自然非常欢喜，不过因为大家都忙——忙着不务正业，而且我在城内，他在西郊，所以每年只能见上两三面，直到文革。文革开始后，正常秩序已荡然无存，互相不通信息，想来都不会好过。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他，我说我老想去看你，但是不敢去，怕彼此惹麻烦。他说：“就这样见了面，不也很好吗？”一直到文革以后，几个老同学才恢复了正常的联系。然而时间不能倒流，老同学已半为鬼录，即使在世也老病相寻。林生和我虽相距不远（他住中关村，我住清华），但一年也只见面两三次。近年他患重病，交流困难，青年时的那种恣意交流的乐趣大概是永远不可得而再了。

林生原入化学系，读完二年级后决心转入物理系，但是由于须补读物理系二年级课程的缘故，他又多读了一年。我的印象是他被当代物理科学的神奇理论及其神奇的进展所吸引，所以情愿多读一年以补足物理学的基础。林生极其用功，每天都在图书馆一直读到闭馆，而且一直到现在，他写字从来都是一笔不苟极其工整，那种科学家的严谨精神可谓“跃然纸上”，我的字则潦草不堪，往往连自己都认辨不出。林生多次向我提出，不懂物理学，缺乏对近代物理科学的知识，就是一个科学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重大的缺欠。但是当时我没有勇气去读物理，因为要读物理，还要首先补读高等数学，这对简直我是难以企及的事。我以为他一定是被近代物理学的神奇所震撼，满怀惊奇与敬畏之情去看待物理世界的神奇，一直到老年，我还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思想上的启发，而我对于物理学的知识还只限于青年时期所读到艾丁顿的《物理世界真诠》一书（TheNatureofPhysicalWorld，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后来还看到一本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是德文书Hellerals1,000Sonne的中译本，描述20年代之初一群青年学生在哥廷根（Gottingen）大学追随M.Born大师的游学生活。他们那时（一战后）生活清贫而精神世界非常丰富，有点类似我们战时的学生生活，所以深有同感而推荐与给他。我还记得林生说，他学物理是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的，所以想问题总是先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直到想不通的时候，才把思路转移到近代量子论、相对论的轨道上来。他的这个说法给了我启发。好比我们搞历史的人，老一辈的从五德终始的正统观念入手，年青一代则要从五种生产方式入手，一旦成为习惯就再也改不了。无怪Pascal的名言：习惯就是第二天性。先入为主的思想，无疑是给自己的思想缠了足，当已有的思路行不通时，应尝试转换思想的座标。

林生是一个勤奋而严谨的科学家，但科学性并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他也有细腻甚至脆弱的一面，为一点小事，可以背上沉重的感情负担，甚至儿时的小事，成人以后还满怀歉疚。他向我背诵过卢梭《忏悔录》里的一段文字，大概那引起了他思想的共鸣。出国后，有一次他给我信说：小时候就听老师说过，中国在地球上是美国的另一侧，真想有一个长管子插过来，就可以和国内亲友见面了。感情细腻是经不住狂风暴雨的。大概是高能物理学家的身份保护了他，没有在文革中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他后来也下了干校，也被抄家。虽然没有正面向我谈起，但我知道至少有两件事情很伤他的心。林生也爱好古典音乐，尤其喜欢芬兰Sibelius（西贝柳斯）的作品，从美国带了很多唱片回来，可是抄家的时候都给砸了，这让他很伤心。再有就是把他的小孩说成是狗崽子，对小孩的内心伤害非常大。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议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让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70年代王浩回国，我请他吃饭，邀林生作陪，他坚决不肯出席，这使我多年引为遗憾，两个好友自此终生不再见面。当时的法网和文网既严且密，陈良壁就叫我不要见王浩，文革末期，外文所的袁可嘉（九叶诗人之一）学长即因为见一美籍老同学而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当然，这已是过去的历史，袁可嘉近年常居美国，身体健康不佳，恐已无再回国的可能了。

源济

6.高干子弟？

旧社会跟新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解放以后对一个人首先要问家庭成分，问阶级，问政治，问思想。旧社会不问这些，即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大追问，比如“你们家家产多少？”或者“你爸爸是不是处长？”那时候没这个风俗，大家也不关心这些。

我在中学有个很熟的朋友叫孙念增，后来在清华数学系任教，他的祖父是前清的大官，我一直都以为是孙家鼐（学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长，兼过京师大学堂校长），直到80年代我回清华，两人都成了老头，在一起聊天才知道，原来他的祖父是大学士孙毓汶（相当于今天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是戊戌变法保守派的领袖。我和孙念增中学就是同学，可从来都不知道他是孙毓汶的孙子。文革时候抄他的家抄出一堆清朝的官服，黄马褂、大花翎，后来还拿出来在展览馆展览，可是后来他跟我说，他父亲藏的这些东西都没让他们见过，直到抄家抄出来才知道。再比如，经济系有个女同学王民嘉，浙江奉化人，我们中学同班，她的父亲是蒋介石的表兄，在贵州做财政厅长，按说她也算高干子弟了，可是和我们完全一样，住草棚宿舍，穿一件普通的蓝布袍，吃饭没有一点特殊化，有时候见到她，她还像小姑娘似的腼腆，并没给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谭申禄和我在中央大学附中时也是同学，大学读机械系，和我同上过两门课，算是很熟的老同学，现已去世多年，只是两年前我才听另一位同学说，他的父亲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相当于解放后胡乔木、周扬的地位了，非常了不起的，可是我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可见当年根本就没有这个风气，对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分并不关心。

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成绩优秀，学问好，当然最受钦佩，再比如体育好，篮球棒，也是一种。数学家秦元勋是我们中学同班同学，后来在数学所工作，中学时候他已经把微积分读完了，老师出题，他会用微积分来解答，大家就特别钦佩他。再比如高中时候有一次我考了第一，和外班的同学在一起时，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拍拍我的肩膀对他们说：“我介绍，这是我们班考第一的主儿。”可是他不会向别人介绍，比如：“这是蒋介石的外甥女。”我听王浩说，刘峙的儿子在他们班上，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为他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

我想，观念的转变大概和解放后历次的运动不无关系。解放后政治挂帅，运动中人人争相自保，这是生存的本能，最安全可靠的路就是跟着高干子弟走。马克思讲得好，“存在决定意识”，高干子弟的影响力大大提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新旧社会一个很大的不同。

源济

第三章（1939－1950）

教书台湾

1946年5月，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北大、清华搬回北京，南开回天津。因为那时候非常穷困，没有办法大家一起走，所以都分批走。我所在的那一批是从云南坐汽车到贵州，再到湖南，之后换小火车。何谓“小火车”？因为战争刚结束，到处一片残破，火车头不够用，就把汽车轮子换上火车轮子，充做火车头，可是汽车发动机的牵引力非常小，只能拉一两节车厢，而且速度非常之慢。我坐小火车从长沙到汉口，又换轮船——二战时候美国留下来的登陆艇——沿江到了上海，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上海。

我有一个很熟的化学系的同学在上海住过好几年，他总跟我讲：上海小市民的、庸俗的习气实在要不得。所以以前我总有个印象，以为上海是花花世界，这次真是领教了。上海那时候还是有轨电车，分前后两节车厢，前面那节总是十分拥挤，而后面一节又非常宽松，所以我总是上后面的一节。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可不能坐后面那节车。”我问为什么，他说：前面那节是头等车，后面的是三等，只有下层平民才去，有身份的人一般都不会与他们为伍。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很奇怪，何必冒充上等人在前面挨挤呢？不过也让我体会了一次上海普通人的心理。上海那时候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了，但也是最穷困的，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睡满了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旅客？后来有人跟我讲，他们并不都是旅客，有些就是无家可归的游民。当时正值盛夏，我不知道到了冬天会怎么样，难道也露天睡觉？

本来我是要跟着学校回北京的，可是到了上海收到二姐从台湾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得实在厉害，于是我决定去台湾。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陈仪带一批人到台湾接收政权，我的姐夫是跟着国民党去接收的，在教育厅工作，二姐就在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我的母亲也跟着去了，帮她照顾孩子，时患贫血非常厉害，以为快要不成了，所以没等返京毕业我就去看她。等到了冬天，母亲的病慢慢好起来，可是内战又开始了，只好留下来，于是我就在台北的建国中学里谋了个教书的差事。前几年在友谊宾馆开了个学术会议，吃饭的时候和几个台湾人在一起，他们问我去过台湾吗，我说我可去得早了，46年就去了，在台北建国中学教书，他们非常惊讶，说：“哎呀，你要是不走就好了，你们建国中学的学生现在在台湾都是大官！”大概那个学校在台湾是最好的，可那时候我对这些情形一点都不知道。我在台湾只教了大概两个月，接着就是肺病复发，吐血，样子非常可怕，所以病稍好以后就回湖南老家了。1946年的秋天到47年的春天，我在台湾前后只待了半年，住院的时候正好赶上“二·二八”。

那时候台北还很荒凉，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大陆人多，走到哪里都是一大群人，可是到了台湾，大白天的，几条主要街道几乎一个人都看不见，好像刚拉过警报大家都躲起来了一样，一片死寂，那种感觉很可怕。后来我离开了台湾，一个原因是台湾的天气太坏，到了10月、11月还那么热，而且又潮，跟蒸笼一样，我得肺病特别不舒服。另外就是语言不通。他们不会普通话，我们也不会说他们的话，闽南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十分隔膜。再者，台湾非常之日本化，文字是日本的，建筑、服装、习惯也多是日式，连街上招牌都是日文的，就像去了日本一样，这一点让我很反感。无论如何日本人统治了台湾五十一年，五十年就不只一代人了，甚至于两代人，日本要把他们都“皇民化”，变成天皇治下的皇民，其实就是日本化，包括台湾现在的“总统府”，那就是原来日本的总督府，不过就是改装了一下。再比如李登辉，虽然他的血统是台湾，但是他从小学就学日本文化，后来在日本留学从军，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意识完全是日本化的，你要要求他爱国，他就去爱日本，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人了。我刚去的时候，台湾报纸还是两版，一版汉文，一版日文，后来才逐渐把日文版取消。

我跟台湾人没有真正的接触，语言不通是个很大的障碍，短期旅游固然无所谓，可是要住上一年半载的话，语言不通就很苦恼，连个东西都买不好。有一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而且挺伤自尊心。大陆上买东西要砍价钱的，所以我到了台湾也是这习惯，有一次去商店买东西我嫌贵，说减点价吧，不想老板娘会说几句普通话，答道：“不，这不是你们中国。”这句话大大伤了我的心，“这不是你们中国”，就是说她不认同你跟她是一个国家。我在建国中学里教书，校长知道我是大陆来的，就让我教一班大陆学生的国文（校长是从大陆回去的台湾人，国民党接收台湾的时候，像这样大陆、台湾双重背景的人很多）。1947年，国民党请北大的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说普通话、用汉文，据说推广得很成功，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回来了，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

1945年的秋天，日本投降，1947年春天，才过了一年半，“二·二八”就闹起来了。第一，日本人占领的时候还没有打仗，所以情形好一点，可是国民党去接受，把人民生活搞得比日本时候还不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第二，国民党到了台湾的时候大陆人并不多，双方都害怕，所以就高压统治，可是你越高压，别人对你越反感。第三，无论是日本人去了，或者后来国民党去了，都带了一种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姿态，比如喜欢发号施令，什么都得听我的，然后底下的人就不服，更何况国民党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结果造成和当地人之间的感情上的隔膜。另外，陈仪接收台湾的时候和在大陆有一点不同，他是军政合一，又是警备司令，又是省主席，据说陈仪本人是清廉的，而且他有一种政治理想，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化，而不是像国民党以前靠军队的力量，所以他不带很多军队去。可是作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不可能搞一套完全独立的东西，比如国民党发票子，物价天天涨，你发行台币，不还得跟国民党的币制体系挂钩，所以也跟着贬值。国内人已经习惯了，从1939年起物价就开始飞涨，早上的行市到了晚上就不一样，可是台湾人不习惯，大家都不满意。“二·二八”就是这样，平日积怨太深，一个小小的缉烟事件不过是个导火索，没有几天，很快就哄起来了，没办法，赶紧调军队过去。当时我正生肺病，住在台大第二附属医院，在医院里看不到报纸，听护士跟我讲外边正在“打阿山”（打大陆人），劝我千万不要出去。台北很快就给镇压了，很多人跑到山里躲起来。

那时候国民党的政治没有搞好，所以台湾人对大陆在感情上并不认同，“把日本人赶走了，我们团聚了”，好像并没有这种感情，反而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包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陈水扁搞台独，这是明摆着的，他的票数竟然也达到半数。可是我们当年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国民党镇压“二·二八”，所以我们就拥护“二·二八”，这有点过于政治实用主义了，没有考虑到它的副作用。毕竟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跟大陆完全隔绝，国民党政权去了以后又很腐败，引起台湾民众的不满，但里面也包括反大陆的情绪，种下了台独的种子，这一点不应该被我们忽略。所以从某种程度讲，台湾一步步走到今天确实也有我们的失误，政治上实用主义总是免不了的，可是过于实用主义的话，从长远上看，“民无信不立”，总是会吃亏的。

“二·二八”的时候我也感到了不安，当地人对外省人好像心里总有个疙瘩，老让我觉着自己是个外人，就像去国外一样，不能融入它的社会，加之天气和语言的原因，所以我在台湾待了半年，1947年春天就和母亲一起回老家了。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垮了，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即使后来跑到台湾也不像是会持久的样子，如果不是朝鲜战争，共产党完全有可能打过海峡解放台湾。那时候美国已经从大陆全部撤出，不会丢了西瓜捡芝麻只保一个台湾，可是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借着这个机缘，连同台湾一起也给保了起来。台湾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朝鲜战争，这是个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台湾可能早就解放了。第二，解放以后大陆进步的速度太慢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人均产值还不到台湾的十分之一，台湾GDP大概有一万五千美元的样子，我们才一千多美元，相差十几倍。解放以后，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人民日报》，不像以前，比如我上联大的时候，不但国外的报纸杂志看得到，就连共产党在重庆发的《新华日报》也看得到，可是解放以后没有这个可能了，所以对外面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了。对于台湾，我们一直还在按旧皇历想，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饭都吃不上，台湾同胞热烈地希望解放，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GDP会比我们高十多倍。当然，台湾的迅速发展也有其自身的优越条件，首先，国民党从大陆搜刮了一大笔财富，撤退时都带了去，对于台湾那么小的地方来说十分可观，成了它日后发展的一大笔本钱。其次，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都跟着去了台湾，如果不是这一大批人才，台湾不会建设得这么快。假设我们大陆今天的GDP是台湾的15倍，大概所谓“台独”就会自行消亡了，这是我的庸俗唯物论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问一个刚从台湾过来的美国人（SusanNaquin女士）——那时候大陆和台湾还不能自由往来，倒是美国人可以两边随便跑，这一点我一直觉得挺别扭——我问：“你刚从台湾过来，你比较一下两边的情况，到底有多大的不同？”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印象最深的，不是两岸的不同，而是两岸的相同，“两边简直太一样了”。我想这一点倒可以证明，其实还是一个国家，虽然闽南话我们听不懂，但那和上海话、广东话一样属于方言，都是中国话，还是中国人。

源济

日日江楼坐翠微

1947年，我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养了一年病，无业游民一样，算是赋闲了，心绪很恶劣。病重时还经历过几次特殊的、甚至于是有点神秘的体验。午夜醒来，我忽然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到此处的，整个记忆全部丧失干净，只剩了一个自我意识，或者说只剩下一个“灵明”（王阳明语），此外便一无所知。我极力要在一片茫无边际的失忆的海洋之中挣扎，但是枉然无用。好像是挣扎了很久之后，突然一刹那，我恢复了全部的记忆，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这种现象或许是一种虚弱到极点的失忆。一切都是一片空白。我经历了好几次这种体验，深深感到人生之虚无与脆弱。

第二年身体慢慢康复，但是战争已经蔓延全国，北方是回不去了，总得找一个吃饭之所。大姐夫是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的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教英文，我于是重为冯妇。湖南中学的国文根底是极好的，大概远远超出任何其他地方，写英文也大多用毛笔，而且句末不是点一个句点，而是画一个大圆圈。我在北京上学时，小学每天要用毛笔写一篇大字和一篇小字，入中学后就都改用铅笔或钢笔了，比毛笔、墨盒方便得多。湖南学生都很努力用功，但是比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条件要差一些，连《大公报》也没有，图书、杂志和其他文化活动都少得多。

做了教师，每月工资刚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稍微有余。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的社会已经完全崩溃，首先便是经济的崩溃，政府不停发票子，可是票子发得越多越不值钱。我一个月工资有七八万，看上去非常不得了，一领就是一大包，不过都是一块钱一张的，那得点到什么时候？于是用绳子扎成一捆，盖个图章，这就是一万元，谁也不去一张张数。买东西的时候对方也不数，照样把这一捆钱再给别人。从1939年一直到49年解放，物价天天涨，所以谁都不要票子，领了工资马上就去换银元。本来银元早已废止了，也不知是从哪冒出来的，忽然又流行起来。银元贩子满街都是，全是单干户，兜里揣两块银元站在那里敲，而且早晚行市确实不同，比如早上一千块钱可以换一个银洋，到了晚上可以变成两千，再到后来都是上万上万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银元有两种，袁世凯时代发行的叫“袁头”，上边有袁世凯的头像，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孙（中山）头”。“袁头”成色好，含银量高，大概实足七钱二的白银，“孙头”不值钱，打个七或八折。我想，如果孙中山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自己竟然还比不上袁世凯？

后来湖南省教育厅发钱给各个学校的时候干脆直接发银洋，我能拿到二十几块钱。如果用银元计算，物价并没有涨很多。比如饭费在战前一个月大约是六元左右，到了这时，一个月大约需七八元。我家对门有个面馆，非常有湖南的风味，而且挺大一碗肉丝面只卖一毛钱，胃口小的话都吃不了。我付一个袁头，老板应当找我九毛钱，可是没有九毛钱，他就找我九个竹篾，下次吃就给再他一个竹篾，有点类似上海老虎灶的竹签。顾客也乐于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它至少可以保证一块钱吃到十碗面，如果找回纸币，当天就能贬值一半，剩下的也许只能吃两三碗了。换句话说，竹篾就是通货。一个近代国家，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发行货币之权，连地方政府都没这个资格，然而在当时，一个小地方的小面馆居然也能发行自己的土货币，可见当时的经济危险到了什么地步。国民党打败仗确实不能单纯看战场。日本的军力比国民党强得多，国民党虽然被打败了，但并没有垮台。国民党的军力又比解放军强得多，毛泽东说“小米加步枪”指的都是最落后的步枪，数量、质量差很多，而国民党却有美式的现代化装备，包括战车、坦克、重机枪、空军。为什么国民党抵抗日本没有垮台，对弱势军队反倒垮了台？从军事上讲，是毫无道理的，主要还是政治、经济的垮台，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再如国民党抓壮丁，抓来又怕他跑掉，拿绳子绑起来连成一长串，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可是请想，这样拉来的人发他一枝枪，他能在前线卖命往前冲？所以连孙科都公开说：可惜党内有的同志，一味迷信武力。

1947到49那两年，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本来以为抗战胜利以后会是一个和平康乐的世界，结果还是乱糟糟的。没有熟朋友，又回不了北京，于是我想到了出国，给瑞士的Fribourg大学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写信，两家都回信表示接受。我对欧洲比对美国情有独钟，美国是个新兴的国家，没有莎士比亚，没有贝多芬，而欧洲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摇篮，历史文化的底蕴深厚，能去欧洲当然非常好。可是一来自己身体有病，二来战乱交通不通走不了，所以心情很难堪。

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诗圣杜甫就有“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名句。北宋范仲庵《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脍炙人口。我家就在岳阳楼的下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下了课没事，常常一个人到岳阳楼上去坐。杜甫《秋兴》八首，其中一首有一句“日日江楼坐翠微”，近曰“翠”远曰“微”，杜甫逃难到四川百无聊赖，于是天天坐在长江边的楼阁上眺望远近的翠微。当时我也体会到这种感觉，每天在岳阳楼上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想想每月就拿二十几个袁头，除了吃饭什么也干不了，感觉很无聊，只能借古人的诗句聊以自遣。

这一时期得不到什么读物，手头仅有的几部书成为我最大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一部是《李义山诗集》。德文本《浮士德》当时我还读不了，但收藏了好几部英译本，凡碰到都会买一本。通常大家都只读他的第一部，演戏也只演第一部，即所谓的《GretchenTragedy》，其实第二部才把读者从爱情的小世界带入了人生的大世界，真正融入了歌德成熟的思想。世界上“一切消逝的，都只是象征”，在病榻的百无聊赖之中，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给我注入了一缕生活的鼓舞和勇气。李义山（李商隐）的诗迷离恍惘，有时候感慨深沉，有时候一往情深，乃至往而不返。历来注家喜欢索隐，总要在他诗的背后找出谜底。我不欣赏这种路数。即使你能找到谜底，又与诗本身何干？正如你听聆一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只需欣赏它本身就够了，何必管它是描写月光，还是向他的情人Julietta倾诉情怀？本来“诗无达诂”，哪怕你就是考证出了这个谜底，也和你享受这支曲子毫无关系。李诗最感动我的，是他的爱情诗和咏史诗。纪晓岚评他的诗，往往毫不留情，如说某句“油腔滑调”，某句“不成语”之类。我承认李诗并不是每一句都好，然而其中最好的一些真是登峰造极，仿佛把人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为别人所不可企及。我当时想，诗人大概可分为四等，一般吟风弄月或别愁离恨，是低等的，即所谓rhyme（韵诗）。李白的诗天马行空、睥睨一世的气魄更高一等，而杜诗则历尽沧桑，感慨深沉，似乎又再高一等。至于那些说出了人生中不可说、不能说的恍惚迷离，乃至肠断魂销、心肝破碎的愁苦和哀怨，应该是诗中最高的境界。记得或许是温德（R.Winter）教授曾说过，真正能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只有雪莱、济慈的诗篇和肖邦的音乐，我以为，李商隐也应该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人吧。

这时期伴随我的另一本书是法国邵可侣先生编的《近代法国文选》。这是我上大学二年级时的法文教本，编者Reclus原是北大教授，在昆明时任教云南大学，同时又是戴高乐将军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自由法国”（后改名“战斗法国”）的代表。这本书选得非常经典，有莫泊桑的《项链》、拉瓦锡的绝命书、夏多白里昂（Chateaubriand）的诗篇等，不啻当年法文教本里的《古文现止》，不仅供阅读，更可以背诵。此书原是外文系同级卢如莲学姊所有，我们当时都认为她是女同学里品行最高洁、最值得崇敬的，终日用功读书，从不张扬，毕业后去了重庆工作。1946年复员我路过上海，听说她在联合国中国救济总署工作，有一天在大马路上，忽然瞥见她珠光宝气的坐一辆三轮车飞驰而过，竟来不及招呼。我不禁在心头掠过一丝阴影：难道现在她也变成一个上海的摩登女性了？但愿这不是事实。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和北大的许渊冲、关懿娴学长谈起此事，两位都是外文系同级同学，也都不知她的下落。猜想或许是在海外某处与世相隔，好像这更符合她过去那种独善其身、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风格。

1948－49年之交，国内大局已定，三大战役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春末解放军渡江，夏初程潜（国民党元老，时任湖南省主席）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我的家乡岳阳也进驻了解放军，兵不血刃，避免了一场刀兵。这时我的身体已较好，蜇居故乡两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北上回到自己心中真正的故乡北京。

源济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1921年秋天我出生在北京，1937年秋天离开时刚满十六岁，飘泊了十二年，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段童年记忆，仿佛那里才是故乡。1949年我回来了，又是秋天，刚好二十八周岁，向往着回到那美好而安静的北京，可是一下火车就发现和记忆大不相同了，又脏又小又破乱，当然这和多年的战争有关，不过多少有些失望。本来还是想托人找个教书的工作，可是我的妹妹和妹夫说：“还是要先学习。”我想也对，过去我们生活在旧社会，都是旧社会的习惯，现在是新社会了，生活方式、思想方式都已改变，不学习则无法适应。所以经他们介绍，我进了革命大学。

革大本来在解放区，叫北方大学，是专门训练干部的地方。我的妹妹、妹夫1946年从联大去了以后都是先到那里学习，几个月就毕业了，然后是分配工作。解放后，北方大学搬到北京颐和园正门以东的西苑，改名“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革大老师都是解放区来的，学生分两部分，有年轻人，也年纪比较大的人，包括学校的教师，甚至于教授，沈从文先生就在那里，比我低一班，再如师大中文系有名的教授李长之，北大外语系的钱学熙，他们进“政治研究院”，名义上高一级，体育课少一点，吃得好一点。那个时候食堂分为四级，大灶、中灶、小灶、特灶，国家领导吃特灶，各级领导吃小灶，政治研究院的学员可以吃中灶。我的年纪不大，但也算不得年轻，所以就进了政治研究院，享受中灶待遇。

当时进革大读书很容易，考试一概没有，只要有人介绍就能进，来者不拒。我们同班有一个人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职位比较高，来北京以后没有出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以后批示：到革大学习。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介绍来的。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那样。课堂上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还是思想改造，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毕竟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多少总带有许多旧社会的思想，比如过去我们向往自由与民主，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民主，是假的，所以要改造思想，学习人民民主专政。除了自学、讨论，还要当众做思想检查，大家来批判。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志站起来批评我坐三轮车，说是不人道——不过细想起来，要真是大家都不坐三轮车，三轮车夫都失业了，恐怕也麻烦。总的来说，刚解放的时候政治上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真能提出一些问题来。比如讨论党的性质时，有个农民出身的人说：党代表最大多数人，中国农民最多，那么党就是代表农民的。这和后来的标准说法当然不一样，可在刚解放的时候还可以讨论。再比如社会发展史上说劳动创造世界，我们有个女同学四十来岁，是基督徒，课堂上发言，坚持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我觉得“劳动创造世界”这句话确实有些问题，应该改成“劳动创造文明”。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都不是劳动创造的，如果强说是的话，大概也只能是上帝创造的了。

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不过上大课不如上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诸如此类。按道理说，这不是一个以理服人的讲法。政治宣传本来和学术讨论是分开的，学术讨论应该有学术自由，只有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才有意思，大家都一个调子，都是完全同意、坚决拥护，时不时还要呼口号，就不成其为学术讨论了。艾思奇的演讲我听过多次，可是给我的印象并不很好，武断过多而缺乏论证，不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有一次演讲，他的数字引用不可信，吃饭的时候一个人问：“艾思奇刚刚讲的那个数字对吗？”旁边人就回答他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统计数字。”这话说得很好笑。还有一次演讲，有人提问说：“苏联对我们东北好像有野心，会不会是这样？”刚解放的时候，这些问题还可以提，艾思奇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野心？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侵略的，不然，我可以把头割下来。”这哪里是讲道理，简直成了发誓赌咒。

就我感觉的革大学习，一来整个形势逼得你不得不做思想检查，不然过不了关，但另一方面，自己过去的思想里确实有些是不正确的，比如清高，以为作教师就可以脱离政治，这是一种“假清高”，实际上还是“为反动阶级培养接班人”。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种“改造思想”的想法有时太天真，可以变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人的思想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了，好比语言一样，家乡话说了二十多年，忽然让改成另外一种语言，即便勉强去做，也很难彻底改变。有的人生来就是“红”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思想纯粹，而我们是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然后再打红旗，有了比较与判断，所以就比较麻烦。作为学术来说，马克思有他非常深刻、非常正确的东西，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字字是真理”，“字字是谬论”的恐怕也极少，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哪能真理都让你一个人包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学问就没有进步了。

解放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并未随父亲南行，在革大和我同班。他1920年生人，比我大一岁，出生那年杜威来中国，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思念，胡适就给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在我的印象中，胡思杜是个喜欢吃喝玩乐、自由散漫惯了的那种人，有点公子哥儿的派头，时不时地开开玩笑，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似的。当然这也很自然，他的家境非常好，并不需要他兢兢业业。胡适作驻美国大使时，胡思杜也在美国，革大讨论会上有一次他揭发说看见父亲的一些什么文件之类，我不太记得了。总而言之，那时候已经开始批判胡适了，虽然还没有形成运动，但个人已经开始表态，包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写给胡适的公开信，所以胡思杜发言也表态批判他父亲->小说下栽+fＹwＸw。ＣoＭ<-。不过，一个人的话有多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这很难确定，而且在假话里，有多少是应付场面的，有多少是真正给你做假的，也很难确定。毕业以后，胡思杜分到唐山铁道学院教书。那时候所有学校都增添了政治课，政治教师非常缺，所以革大毕业的同学，很多都分配去教马列主义。1956年我从西北大学调到历史所工作，和胡思杜见过两面。当时我住的是同事刘修业的房子，刘修业的爱人是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王重民，胡适临走的时候留下一批书在他那里，胡思杜就来问这些书的事情。1957年反右，像他那样家庭背景的人肯定逃不过，后来听说，他自杀了。

在革大培训了大半年，和联大时候不一样，没有哪位老师或同学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想除了学习时间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后人们说的全是人标准的、一样的语言，冠冕堂皇而又少个性。到了文革更是这样，家里人说话都是“最高指示”，人与人之间、领导和基层之间非常隔膜，彼此不能了解内心真正的想法，甚至于文风都是一样的，假如把作者的名字抹掉，你看不出是谁的作品。1950年夏天，我们毕业了，证书上还有校长刘澜涛的签名。刘澜涛是老革命，以前被国民党抓起来过，因为凡是被国民党从监狱里放出去的都要履行一个手续，表示“我相信三民主义”之类，文革时这就是罪证，所以他也成了“叛徒集团”中的一个。

最后还有一点补充，因为我是1949年9月初入的革大，算是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恰好搭了末班车，所以年满以后按离休计，现在每月大概多拿八十块钱、可以报销一百五十公里的“打的费”，坐地铁不买票，听说坐公共汽车也不用买票，不过这项特殊待遇，我没有享受过。

源济

零敲碎打

中国人喜欢称“大”，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是“大总统”，后来历任都以“大总统”称呼。其实所谓的“伯里玺天德”（president）原文中并无一个“大”字，没有说“美国大总统”的。《聊斋志异》里有一个小故事，说苏州干旱不雨，求雨的人就问为什么没有雨，龙王爷回答说：“现在‘老爷’都称‘大老爷’，你怎么不给我加‘大’字？”求雨的人赶紧加上，说：“大老爷，大老爷，请你下雨。”果然就下雨了，可见这个“大”字是中国人的创作。

抗战前，我没有在南方住久过，如果在南方的话，特别是东南部，比如安徽、江苏、浙江几省，也许能感受到国民党控制力量比较大。而国民党势力在北方本来就不强，后来又退出了，所以我小时候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党员，也许有地下党，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公开的身份都是学生。等到国民党身份公开的时候，我也没见过几个党性强的人。比如蒋梦麟、梅贻琦都是国民党党员，按照国民党的规矩，凡名牌大学的校长起码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可是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党气”，我做学生七年，从来没听他们嘴里冒出过“三民主义”之类的说教。只有极少数的人确实是搞党务的，党气重，我们称之为“党棍子”，可并不是所有人都吃这碗饭。也许有那种比较理想的、党性很强的人，不过不是很多，平常见不到。我偶尔见到的，就是当时人们一提起党部或者党部的那些老爷，都摇头。

当时北京的高等院校，北大、清华和燕京是最好的，其中燕京是教会学校，费用比较贵，一般人家的子弟，好一点的上北大、清华，再有就是上师大。过去北京有一句口头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有说此语指择婿，不可考。还有几个私立学校，比如孙中山办的中国大学，那是比较大的，就在今天教育部的地方，再如朝阳大学，它的法科比较好。还有一些很短期的学校，许多现在连名字都没留下来。我家住在西四，阜城门内有家郁文大学，语出《论语》上孔子的话“郁郁乎文哉”，大概没几个学生，办了几年就关了，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中国的地质学在世界地质学界有较高的地位，一是中国地方大，地质条件丰富，二是最早有好几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包括翁文灏、丁文江、章鸿钊，都是清末民初中国地质学界的元老，一直到后来的李四光等等，所以中国在地质学上有传统。当时北大、清华的地质系在中国算是最强的，人比较多，经常下乡。联大的时候有个地质学的同学说：“搞我们这行的不跑山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净凭人家的材料。”后来地质系有两个女同学都是院士，一个是池际尚，一个是郝诒纯。

社会学系也经常下乡，没有社会调查也没有发言权，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也参加过川康边境的社会调查，回来后跟我们说：“那里的雨下起来呀，什么雨伞、雨衣都不管用，浑身都是湿的。”记得社会系有位女同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叫SlaveGirlsInKunming，研究的对象就是那些被卖为家奴的女孩子。社会系每星期有半天做社会调查，工学院每星期有半天下工厂劳动，地质系的经常上山，可见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不耕田，二不做工”，也不尽然，只有我们文学院的才关在屋里不动。

上大学的时候，我忘了从哪里找来一本《红楼梦》，把它放在床头，每天睡觉前翻一翻，零零碎碎地反复看了一年。《西游记》、《水浒传》小学就读过，孙猴子闹天宫，梁山好汉劫法场，看着热闹就喜欢，可是《红楼梦》里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小时候不了解，到了上大学才渐渐看进去。中国有古典四大或者五大名著，五大名著里添了《儒林外史》，专门描写知识分子的丑态。我曾想过要写一本《新儒林外史》，把当年那些知识分子的丑态写出来，比如自私、嫉妒，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或者总以为自己最高明，相互看不起。知识分子并不都是高尚的，他们也是人，总有光明的一面，也有见不得人的一面。后来何炳棣在美国几次见到胡适，谈他对胡适的印象时，说胡适有一种情结，老以为自己是中国新文化的领军人物，所以对别人总是有些看不起。比如别人提到冯友兰，他就摇头，说冯友兰不行；提到雷海宗，就说：雷海宗别的没什么，就是记忆力好；总把别人贬得很低。那种话可能都是私下里讲的，正式场合听不到的。

胡适本人其实是个考据学家，他说自己有“考据癖”，不过单纯的考据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以为北大哲学系受胡适的影响太大，走上考据的路，变成了哲学史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哲学史并不等于哲学，就像数学史不是数学一样，北大哲学系的路数就成了以哲学史代替哲学。比如汤用彤本人的学问非常好，可他搞的主要是哲学史。冯友兰在清华教书，但他是北大出身的，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史》。哲学史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历史学家的写法，从历史的角度看各家各派，另外一种是哲学家的写法，用哲学家自己的思想理解古人。冯先生属于后者。西南联大的时候冯先生开始写《贞元六书》，本来想写三书，结果越写越多，最后成了六书，系统地发挥了一套自己的哲学，包括人生问题、认识问题、政治问题都谈到了。

钱学熙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过文学批评，当任讲师，颇有怨气，我劝他不必计较，有个地方能读书，不就满意了吗？直到后来他在北大外文系才任教授。他对当代的文艺理论非常之熟，学问非常好，可是他不能讲英文，只能用中文讲，这在外文系很少见。那时候班上只有三四个学生，他曾对我说：“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最主要的就是看两家，一个是I.A.Richards的《文学批评原理》，一个是T.S.Eliot的文集。Richards文笔好，可是我看了并不欣赏，觉得他在思想性上欠缺一些。Eliot正相反，他本人是文学家，虽然没有很系统的理论，可有时候思想非常敏锐、非常深刻。

沈有鼎先生是个怪人，学问很好，可是从不写文章，所以基本没留下什么大著作。过去许多位先生都是这样，比如张奚若先生、冯文潜先生也不太写文章，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学问好。我想他们对写文章的态度是很慎重的，除非有创造性的贡献，不然写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浪费笔墨不说，还浪费别人的时间。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沈先生教形而上学，对于中国古典的和西方中世纪、近现代的东西都非常熟，这是很难得的。但在当时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最迫切的需要是救亡，他讲的东西太玄了，似乎和现实要求扣不上。再比如张君劢。张君劢是国社党的领袖，20世纪20年代和丁文江有过“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大讨论。其实当时，张君劢讲的是西方比较新的东西。一次大战以前，西方的思想主潮还是沿着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这条路走，所以后来一直到胡适这代人基本上都是沿着进化论之类的科学路数。一次大战给西方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刺激，本来他们对科学实证主义深信不疑，认为人类社会也要走科学实证的道路，以为科学的进步足以保证人类社会一天一天更美好，然而一次大战把他们的梦想给打破了。一战以后梁启超去了一次欧洲，写了《欧游心影录》，强调西方科学万能迷梦之破产，可见当时确实有一股人类文明幻灭的思潮。所以唯心主义有一阵非常流行，即所谓“玄学”，讲生命哲学之类，以为人类文明不能光靠科学实证主义了，张君劢讲的就是这个。可是中国方面，包括胡适、丁文江在内，走的还是19世纪科学观的路数，所以就用“科学”骂“玄学”。

按我现在的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比西方晚了一步，所以中国的思想也比他们晚了一步，我们20世纪的思想还是他们19世纪的东西，张君劢讲的虽然是西方最新的东西，可是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需要。西方已经现代化了，所以他们的思想随之向前进了一步，而当时中国需要的是工业化，在思想上也要有相与配套的科学实证的东西，于是就把张君劢的主张打了下去。就像走路一样，思想与社会发展这两条腿得配合着来，要是你这一步跨度太大，虽然是新东西，但不符合社会的要求，也要摔跟头的。

而且，我不同意东西文化的划分方法，那实质上是阶段的不同。学术作为真理，本质上无所谓中西之分，真理只有一个，大家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西方虽然先走了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中学、西学有本质的不同，而是阶段的不同。所以不能说我们是“西化”，因为人类进步的阶段并不是西方所独有，大家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是我们比他们落后了一步，如果我们在某一点上比他们先进了，他们也照样要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确有不同，不过那是次要的，物质的近代化是大家共同的道路，虽然也有甘地、罗素这样不喜欢工业文明的人，不过人类的主潮总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们当时的印象里，有几位先生是凭老资格吃饭的，毛子水是其中之一。毛子水教科学史，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可是听同学说他教课不行，而且是右派，和胡适关系很密切，大家都不太喜欢他。

联大时何炳棣是助教，在历史系的图书馆里做事，不过给我的印象，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他总是说：“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大家都要用。”老让我们碰钉子。所以后来我就到外文系去借书，是个女同学顾元负责，她很好，什么书都让借。

西南联大的时候还有一个对我们思想的成熟很起作用的渠道，就是听名人讲演。1939年我上一年级，那时欧战刚爆发，英国工党左派领袖StaffordCripps到中国来访问，曾在云南大学做了一次公开讲演。当时英国首相还是张伯伦，对希特勒是妥协的，搞绥靖政策，Cripps在演讲里大骂张伯伦和保守党，这让我非常惊异，也很开窍。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而他居然在打仗的时候，在国外骂自己国家的领袖，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能想象的。

体育不算学分，可是必须要念完八个学期的体育才算毕业。有一年我得阑尾炎开了刀，本来可以体育免修半年，可是我休了一年，毕业的时候缺半年体育，怎么办？我请示了教务长（梅贻琦，他是校长兼教务长），他批示让我去找马约翰先生商量。我对马先生说：“差半年体育毕不了业，太冤枉了，能不能想个办法？”马先生说：“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吴宓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我说：“多上一年就为上门体育课，太可惜了。”后来他给了我一本体育书，说：“你去看，写个报告作为补课成绩。”于是我就写了一份读书报告，没有耽误毕业。

马先生是留美的华侨，当时大概有六十岁，是中国体育界的元老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负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工作，把运动员先集中在清华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由他带队去柏林。联大一年级的体育课都是马先生教第一节课，上课的时候也是中英合璧，又说英文，又说中文，非常能鼓舞学生的情绪。

联大的时候也有军训，由国民党的军官调来训练，讲讲课，然后正步走、齐步走，集合呼口号，“抗战必胜”之类，最后是“蒋委员长万岁”。不过军训大家都不重视，就跟闹着玩一样。

三青团有时候是秘密的，有时候是公开的，挂个牌子“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第十分团部”，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活动。第一，三青团的人数很少，第二，当时没有党团领导一切的组织方式，所以，国民党员或者三青团员在学校里和我们不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不像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党是领导一切的那种关系。

西南联大的学生大抵有三种，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例如42级地址系大约不足二十人，已经有了五六位院士。还有一种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解放后大多在各地方、各单位成为大小领导，甚至于比较高的领导，当然也有被政治斗争淘汰的，这总难免。还有一种就是不成材的，包括我在内，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个别的也有，比如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现在也成名了。可是我总觉得生活的内涵不应该过分功利，而在一种内在的价值。

抗战时前有一首歌，歌词里唱道：“帝国主义为了逃脱深刻的恐慌，他们是那么样的猖狂，侵占了我们北方，又进攻我们的长江……”这是当时的进步歌曲，非常流行。我们那时候也真的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帝国主义一定要向外侵略，不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不过二战以后的事实好像多少改变了这种看法，比如战败的日本、德国都复兴得非常快，但并不是靠对外侵略。应该说，一个国家的繁荣，最好是靠你邻居的繁荣，你的邻居越繁荣，越有助于你自己的繁荣，反之，邻居越穷困的话，对你越不利。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当时我们都相信歌里的那些观点。

中国当时自己不能制造飞机，空军用的实际上是美国制造，供应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当然他们提供的也不是最优秀的。而且那时候美国没参战，没有大量进行军工生产，要到美国参战以后，它才大量军工生产。1944年，德国的飞机产量是一年3万8千架，日本是多少我不清楚，大概不会超过这个数字，美国的飞机生产是一年12万5千架，比他们多出好几倍，再加上苏联和英国的，生产大大高于轴心国。二战归根到底就是军事生产力竞赛，美国战时生产高峰时，它的军事生产占全世界生产的一半，所以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世界的兵工厂。

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优点，就好像一个人，十全十美是没有的，一无是处的大概也很罕见。可是人们常常走极端，一说这个人好就好得不得了，一说这个人坏就臭得不得了，其实，不见得那么坏，也不见得那么好。我想每个时代也是这样，比如清末的洋务派，张之洞、李鸿章也办了许多现代的工业、事业，虽然官僚体制的限制不可能让它有很大的成功，但毕竟是向前走了一步。到了国民党时期也干了些事情，比如修了几条铁路，统一币制，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张奚若先生从事民主运动，不过他是单干户，没参加任何组织，公开讲演时他总是骂国民党。抗战刚胜利的时候，我听他讲过一次，他说：“对蒋先生我只承认他一点功绩。”就是指蒋介石始终还是抗日的，这一点，确实也得承认。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激化是从新四军解散开始的，“皖南事变”之后，矛盾浮到表面上来，成为公开的了。那时候我在学校里边，平日比较出头露面的或者进步的左派同学，有的是地下党，有的不是，学校总共才一千多人，大概有近百个走掉，并不全是共产党员。我记得张奚若上课还说：“我听说很多同学都走了，你们劝他们回来，不要走，没有问题。”也许他考虑到云南地方势力的保护，估计真的是“没有问题”。后来听说特务头子康泽到云南去，本来是准备抓多少人的，龙云没让他抓，说是会“引起不安”，果然没有抓。

1946年我去台湾的时候国民党去的人还不多，只是临解放大局以定，才大举退往台湾。我想其中许多人并不一定在政治上有什么见解，比如拥护什么，或者反对什么，有的就是害怕打仗，大部分都很实际。有些人在临近解放时有机会和条件离开大陆，但他们选择了留下。比如北大的向达先生，他是一级教授了，一次和人吵架，说：“我就没资格去台湾吗？”他当然有资格去台湾，国民党最后派飞机来，可是绝少有高级知识分子离开，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前途了。

1949年解放，全国一片欢腾，我想大部分是真诚的，虽然有的是随大流，但大部分还是欢欣鼓舞的。因为从1840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这一百零九年里内忧外患，穷困，天灾，人祸，不断的战争，不断的失败。旧的历史书上描写罹乱之后的情景，“天下鱼与望志（？？待查？？）”，全天下就像鱼张着嘴吃食一样，希望能够安定下来，“人民始有生趣（？？待查？？）”，自此才有了生活的乐趣。其实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也是全国一片欢腾，第一，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过安定的生活，第二中国是战胜国，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

人总得靠希望活着，甚至于很小的希望，比如我想发点小财，想改善一下生活，如果没有任何一点希望可以寄托的话，人就活不下去了。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种信心对全世界的人民也是一种鼓舞。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太容易受骗了，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都让我们大失所望，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曲折。

源济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
文靖

　　 《上学记》总共读了两遍，第一遍是急于想了解书中内容，第二遍是细细嚼赏的。读完以后，有种感觉一直萦绕在心，说不出，道不明。
　　
　　 这是一本口述著作，该书的执笔者文靖花了两年的时间与何兆武先生进行交谈，正如文靖自己所言，与何先生交谈就像“小的时候搬个马扎凑到邻居家的收音机前，捅一下开关，再拨拉拨拉旋钮，孙敬修爷爷开始讲故事了。”于我也一样，读着书中的文字，就像听见先生为我们讲述着属于他的故事。
　　
　　 在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何先生对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那一颗淡泊的心。先生说：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自由散漫的作风很符合他的胃口。我们没有福气，不能亲身经历，看看先生关于联大的记忆，亦足够幸福。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的自由，怎么讲，讲什么，全由自己掌握。老师在台上挥斥方遒，学生在台下听得全神贯注，有时候一堂课贯穿几百年，有时候仅仅只讲述一个小小的知识点。想想听着那些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讲课（钱穆、陈寅恪、胡适、钱钟书、金岳霖、冯友兰...）该是何等幸福呀。
　　 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这是联大学生的在校生活。先生说：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想来今日大学生活和联大亦相差无几，学生上课与否没人管，在不在学校亦无人过问，只是那时的人把逃课的时间拿来提升自我，看自己想看的书，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今日的我们逃课大都是为了睡觉，为了打游戏，为了闲玩。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与想法，我们不能强求所有的人都认真读书，只要有一部分人不辜负自我，明白生命的意义，这便够了。
　　
　　 恬淡二字很适合先生，先生总是说:“读书不要太功利”，“生活的内涵不应该过分功利，而在于一种内在的价值。”清华北大在蓝旗营盖新楼，分给先生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先生婉言拒绝了；2001年清华大学试图为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的庆祝会，结果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去接他，先生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奇妙的是，在读这本书时，我脑海里一直忆起东坡的一首诗：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我想，这也许也是先生的愿望吧。
　　
　　 书的后记是在夜声人静时读的，耳麦里单曲循环着《一人静》，看着书上的文字，泪水不禁在眼框中打转。书的执笔者文靖清华毕业，在三联工作，时常和着一群名人打交道，有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能写出这样朴实却又有力量的文字，不管她外表怎样，在我心中已然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在后记中提到的令她热泪盈眶的梨子和坦克的故事，我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感触同样颇深。我们这一辈人走得太快，功利心太强，很少有时间来驻足周围的美好。表面上看似幸福，内心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记得瞿秋白曾说：“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盘踞在党高位的瞿秋白内心的想法竟如此简单，也许许多人的想法亦如此纯粹，想要的只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日子。可生活并不是如此简洁明了，你只想做一杯白开水，它却硬生生的把你变成憋屈的碳酸饮料。迫于周遭的环境，压于对父母的责任，不得不在在世俗辗转生存。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我们做不了隐士，也不可能做隐士。不管身在何处，只要内心保持着纯粹的简单美好，心灵便不会太荒芜。
　　
　　 何先生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随流水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