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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陈独秀为何骂泰戈尔为“人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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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达人

发表于 2016-1-1 07:13 AM |显示全部楼层








陈独秀为何骂泰戈尔为“人妖”

来源:观察者网
2015-12-31 10:18:03

【按:100年前,陈独秀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在近日的冯唐译作事件之后,一篇题为《冯唐,你咋动了小清新们的遮羞布》的文章中,作者唐山用陈独秀其中一首译作与冰心的翻译作对比,指出虽然“冰心的翻译更优美,但她完全忽略了《吉檀迦利》本有的宗教意味,将诗中庄严、神圣的部分尽情阉割。”因此,“当我们指责冯唐在‘写诗而非译诗’时,不要忘了,冰心、郑振铎们也是这么干的。”

陈独秀:

我生无终极。造化乐其功。微躯历代谢。生理资无穷。

越来千山谷。短笛鸣和雍。和雍挹汝美。日新以永终。

汝手不死触。乐我百障空。锡我以嘉言。乃绝言语踪。

弱手载群惠。万劫无尽工。

冰心:

你已经使我得到永生,这样做是你的快乐。你把这脆弱的容器一次一次地倒空,又用新的生命一次一次地把它填满。

你已经带着这根小小的芦笛,翻越了无数的山谷,你已经从笛管里吹出永恒而常新的悦耳音调。

不过,最早将泰戈尔的诗译成中文的陈独秀,后来却从“泰蜜”转为“泰黑”,甚至骂泰戈尔为“人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唐山的另一篇文章,讲述当时思想界的论战。今天,印度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民主大国”,并常被一些学者拿来与中国对比,思想界的论战,以另一种姿态,似乎仍在延续下去……】



1924年4月12日,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来到上海,开启了首度访华之旅。

意外的是,泰戈尔在得到蔡元培、梁启超、徐志摩等热烈欢迎的同时,却也遭陈独秀、茅盾、郭沫若、瞿秋白、恽代英、吴稚晖、林语堂等人围攻。其中陈独秀最活跃,先后用本名和笔名撰文20多篇,其中一篇甚至题为《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

在这批文章中,陈独秀写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

然而,1915年9月15日,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曾颇含敬意:“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即泰戈尔),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从“泰蜜”到“泰黑”,陈独秀为何出尔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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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泰戈尔专号”惹麻烦

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不断出访,曾赴日、美、英、德及瑞典。1923年初,泰戈尔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华,向北大表示泰戈尔访华意愿,但北大无力接待,恩厚之只好去找徐志摩,徐马上与恩师梁启超商量。

梁启超1920年成立讲学社,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延聘西哲来华讲学,书馆年助5千元,可垄断演讲稿的出版权。有了钱,讲学社曾邀杜威、罗素、杜里舒访华,慑于泰戈尔的名气,梁启超立刻表示同意。

为了“预热”,《小说月报》在9、10月连推两期“泰戈尔专号”,连孙中山、阎锡山、逊帝溥仪、梅兰芳等都对此事高度关切。

但正是这两期“专号”,引起陈独秀的不满,马上回以《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泰谷儿即泰戈尔,下同),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

陈独秀似乎忘了,8年前,正是他最早将泰戈尔的诗译成中文,此时他却说“无论如何好好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去了价值,即使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连翻译外国文学,都一并予以反对。

陈独秀发飙,因“科玄大战”已至白热化,各派间正暗中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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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留影。右一徐志摩、右二林徽因、右三泰戈尔、左一梁思成、左三林长民。


被错划入玄学派

所谓“科玄大战”,始于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批评“科学万能论”,4月12日,丁文江撰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回击。

“科玄论战”是“五四”后知识阶层的又一次大分裂,分成三派:一是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生活,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二是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认为哲学是空想,生活应由科学支配;三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唯物派,认为根本不存在“思想自由”。

讨论渐被异化成:谁才能救中国?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唯一正确。

到1923年10月,玄学派已呈败势,而此时炒作泰戈尔即将访华消息,自然会引起科学派和唯物派的怀疑,认为梁启超想借泰戈尔争取青年,故迁怒于泰戈尔,并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误读为反西方文明。

胡适在给美国情人韦莲司的信中曾写道:“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胡适一向反感“西洋崇物质、东方重精神”说,认为全是偏见,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类精神的重视程度远超东方旧文明。

虽此时“科玄大战”已变成胡适与陈独秀对吵,但在“黑泰”上,陈独秀仍视胡适为同道,1924年4月9日,在泰戈尔即将登陆前,陈独秀写信给胡,请他为“反对泰戈尔专号”撰稿,胡适虽未写,但也没反对。

郭沫若开了第一炮

出人意料的是,站出来打头炮的,竟是郭沫若。

1916年,泰戈尔访日,引起热潮,给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以深刻印象,郭读了《吉檀迦利》等,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甚至流下“感谢的泪水”。

此时郭沫若正与安娜(即佐藤富子)恋爱,安娜是日本士族后裔,为了爱情,不惜被家族开除,郭沫若对她深感歉意,而泰戈尔诗中的“爱的低语”,正好契合了郭此时的心态,在他第一本诗集《女神》中,有很多首模仿泰戈尔的诗。郭沫若曾说,自己写诗并不是一开始就奔放的,也曾温婉过。郭后来转向惠特曼,诗风大变,而读者多关注《女神》中那些铺张的诗,忽略了郭沫若曾偷师泰戈尔。

因博学多才,郭沫若一度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泰戈尔”。

1917年,郭沫若与安娜的孩子降生,靠郭的留学官费已难支撑,他将自己翻译的《泰戈尔诗选》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济时困,却被拒绝,转投中华书局,再度被拒。

当时中国知道泰戈尔的人不多,而郭沫若的知名度更低,经此挫折,郭曾凄凉地说,泰戈尔“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

对于泰戈尔访华,郭沫若炮轰道:“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

越不理睬越疯魔

郭沫若曾激赏泰戈尔“泛神论”,但并没真正理解它,只是当作反抗现实、张扬个性的借口,不关心其形而上的内涵,一旦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便彻底丧失信心,成为激烈的反对者。

虽然郭沫若点了炮,却没扩大战果,因为1924年4月1日,他东渡日本,直到11月才回来,此期间未再就泰戈尔访华发表评论。

泰戈尔到达上海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如期推出“反对太戈尔专号”(太戈尔即泰戈尔),撰稿者有陈独秀、瞿秋白等,称泰戈尔是“印度的顽固派”“向后退走了几百年”“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无耻之尤”等。

此外,还有一些媒体参与了“批泰”,令人好奇的是,茅盾也参与其中,茅盾是泰戈尔小说最早的中译者,还曾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专号”中发文参与“预热”。

茅盾在晚年自传中说:“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动,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我的这两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

所谓“这个精神”,其实就是陈独秀的精神。

所有“批泰”文章,都发在政治媒体上,而非文学媒体,且集中在上海,够不到已在北京的泰戈尔,见没有回应,陈独秀的火力更猛烈,甚至谩骂道“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

胡适的仗义执言

4月27日,北京学界宴请泰戈尔,席间林长民提起诗歌革命,泰戈尔即席起立,演说了一个多小时,阐述自己不模仿古印度诗歌和英国诗歌的理由,他说,虽然很多印度人指责他,但他坚信自己是诗歌革命家。

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力推“新诗革命”的胡适,他说:“我过去也是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

几天后,泰戈尔在北京公开演讲,遭“驱象党”搅场,反对者现场发放传单,引发骚动。胡适激于义愤,第二场演讲前,率先登台发言:“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野蛮的国家对付言论思想的态度。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但现场仍有人发传单、捣乱。最终,只好将原计划的6场公开演讲减为3场。

对于激烈批评,泰戈尔深感意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他伤感地说:“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我也许再也不能会见你们了……因此我竭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

5月20日,在告别辞中,泰戈尔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人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语调虽平静,却饱含怨怼。

惺惺相惜两巨擘

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轻视印度,觉得它已沦为殖民地,没有什么值得一学的东西。鲁迅建议青年人多读外国书时,特别注明“但除了印度”。

1920年代,西方人种学的谬论传入中国,称人分黄、白、黑、红、棕五种,唯有黄种、白种较强大、聪明,其他种族都因虚弱和愚蠢,将被灭绝,而这竟被写入中小学教科书。

当时中国虽邀请了罗素、杜威等学者访华,但并不关心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只是想请这些“世界名人”开“药方”,以医治种种社会问题。这些名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也没有治国经验,只能泛泛说两句,却被半懂不懂、自惭形秽的中国学人们奉为圭臬。可对来自印度的泰戈尔,他们却又过于倨傲、盲目自大,不愿认真倾听。

泰戈尔对现代性有深刻的批判,希望帮现代人重建敬畏,这本是极其深邃、前瞻的思想,却被误读为“反对科学”,尚未弄清原委,便在政治上匆匆他判为死刑。

其实,胡适一生对泰戈尔也持有误解,但陈独秀的性格是,做就要做绝,可以不择手段,而胡适则留有余地,即使不同意,也要捍卫对方的基本权利。很多人觉得胡适软弱,却忽略了,坚守底线才需要更大的勇气。会骂人并不等于你就是战士,能忍住不骂人,能正视自己的浅薄,能保持心中敬意,才是真正的战士。

尊重才是最有力量的,泰戈尔回国后,写文章称: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

1929年6月15日,泰戈尔路过上海,请徐志摩转赠胡适两本书,并亲笔写下:Remember me(记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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