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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顾则徐:最幸福是在饥寒交迫的农村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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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3 12:3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顾则徐:最幸福是在饥寒交迫的农村过年 

 2016-02-12 顾则徐 大家



摘要ID:ipress  

我祖父母跟我只能分配到一斤半菜油,三口人要吃一年。这怎么吃啊?我们三口人平时根本就是不能吃油,蔬菜不是炒的,而是蒸的,只能捻几颗盐在里面一拌,偶尔才极仔细地滴上两滴。


我在上海生于1962年,甫出生就回了祖籍地江苏武进县农村养育。我的儿时是跟年迈的祖父母一起生活的,那是一种真正饥寒交迫的生活。

儿时爬到山上俯瞰,是今后在中国已经不会再有了的绝美的江南美色。如练的河流上缓缓漂浮着稀疏的白帆,可以依稀望到一直漂浮到地平线处的长江,田亩则如一块块极精致镶嵌着的翡翠,其间又有许多镜子般在阳光下闪耀的鱼塘,然后就是一丛丛茂盛的树木和竹林,最惊叹是那一个个自然分布的村落,一律是升着淡淡炊烟的白墙青瓦。屋顶是中国建筑的身份证,当鸟瞰时其性质就一览无遗。这里极难找到别样的砖瓦或混泥土建筑,可见是一块典型、普通的江南农村土地,并且已经很久没有过新建设了,因此是一个发展早就停滞了的社会。然而,这里又极难找出一间草房(即使偶尔遇见一间草房,与其它房屋的区别只限于在屋顶以草代瓦),即使猪舍也是砖瓦房,因此可见这里曾是一块十分富足的土地。

曾经十分富足却又停滞发展,其结果是饥寒交迫。江南农村曾经特别地饥寒交迫,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是很难相信的。曾经的富足终究留下了很多地方人们羡慕财富,比如就居住言,民众依然享有着祖辈留下的砖瓦房,尽管这些砖瓦房大多由于年久失修而窗棂败坏、雨天漏水,但依然是那些少见砖瓦房地区的人们所不能享有的住房条件;比如就家具言,一般的家庭都有着祖辈留下的桌椅箱柜,那是连一张板凳也稀缺的地区所不敢想象的;比如就穿着言,年长的男女时常会从箱底翻出件很好料子和做工的衣服出客,这也是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农民所不敢奢望的。然而,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些财富并不意味着不够饥寒交迫。

我父亲有两个哥哥。我祖父分家时,把最好的两间房子分给了大伯,从居住外表看,大伯家住着在村里也属于中上水平的房子了。大伯夫妇生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其穷困程度可以用两个例子说明:他家有半年必须依靠煮麦片粥度日,这在以稻米为基本粮食的地方,意味着已经饥饿到了严重程度;冬天最寒冷的两个月,夫妇俩几乎整天带着两个女儿蹲在床上依靠被褥保暖,这是因为家中只有一套棉袄、棉裤,只能是谁出门谁穿了。我二伯家分到的房子面积最大,但祖辈时候是用来养猪、堆杂货的,因此也最差。二伯在国营采石场当工人,算是每个月有点现金收入,夫妇俩生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二伯两、三个月会回家买几角钱猪肉,算是给家人偶尔开个荤,但粮食终究是短缺,尤其三个儿子总是无法吃饱。二伯家也是没有什么衣服穿,但属于村里中等水平,也就是每人一至两件单衣、一条短裤、一条长裤,一套棉袄、棉裤;棉袄、棉裤是没有外罩的,是露穿,并且扣子不整,常态是用一根草绳系住。二伯最痛苦还是房子问题,江南雨水多,每当雨下得略大,家里就要到处忙着用坛坛罐罐接水了。



我所在村是芙蓉公社东柳塘大队二小队。所谓小队,就是原初的自然村,村名为前顾家村或竹园头村,原本有茂密的竹林,但当局要“拓荒”,就全铲掉搞成了耕地。这里是水土极好的地区,如果往北十余里,那里地势较高,水就比较少了,只能多种旱地作物,就要“穷”多了,也有了比较多草房。我有三个姑姑,两个姑姑嫁到了北面“穷”地方。那两个姑姑家只能是大米吃得较少,多吃山芋(红薯)、番瓜(南瓜)、胡萝卜,这在我们竹园头村的人是很难接受的。那么,为什么祖父母会同意两个姑姑嫁到那里去呢?原来经历过世道演变太多的祖父有个想法,他认为北面虽然“穷”,但无论如何总会有点山芋、番瓜,无论如何总可以有山芋藤充饥,遇到年头就不会饿死。

我跟着祖父母生活,我父母每个月寄十五元或十元回乡。每个月寄了这点钱,他们以为老人和我生活虽然艰苦,但终究不会太糟糕,其实不然。每两三年我父母回乡一次,然而真实情况他们并不能看到的。两位老人很难具体解释,只能说一个“苦”字,但说多了,我父亲就反感,就质问每个月有钱寄来,钱到底怎么用的?为了避免矛盾,祖父母就更不能解释了。真实情况是我祖母是小脚老太婆,不能下地干活,生产队没有工分可拿,工分完全要靠我高龄的祖父去拿,他被照顾已经算是全劳力了(老人一般只能按半劳力算工分),但也只是一个劳力而已。分家后名义上大伯、二伯每年要承担部分养老粮食,但实际上只能断续给一点而已,祖父母看他们都非常困难,不好意思顶真要。北面一个姑姑家特别穷,时常要回娘家请求接济,祖父母不能看着自己女儿“穷得连裤子也没有穿”而不理睬。我父母回乡,已经属于“客人”,而且是“贵客”,祖父母会特意翻出旧衣服穿得好一点,也多准备点菜,我父母一次呆三、四天,眼睛看到的不过是虚假“繁荣”而已。

我父母回乡唯一可以看到真实的人只有我。光着颗脑袋,一年有半年赤裸全身,浑身乌黑,冬天用一根草绳系着没有纽扣的破棉袄,鼻子底下总是抽动两挂浓浓的鼻涕,没有安静坐一会或站一会的时候,赤着两只脚到处跑。我母亲晚年跟我说,那时候我父亲很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只知道顽皮的没有救的“乡下野赤佬”,一直不愿意我回上海生活。其实,我跟周围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比如,由于要节省衣服,大家都是在气候可以承受的时候赤裸全身,男孩子一般到八、九岁,女孩子一般到六、七岁,个别也是到八、九岁,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肚子鼓鼓的,这是营养缺乏的后果。比如总是拖着浓浓的鼻涕,其实这是长期挨冻导致的。至于除了大冬天外都赤着脚,不过是为了省鞋子养成的习惯,比如那时候我跑亲戚,一路上是拎着鞋子,快到亲戚村子时候,才把鞋子穿上表示“体面”,很多成年男女也这样做。我那时候确实顽皮,但连祖父母也不清楚,我在大队小学读书,是学校里面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

为什么我说曾经特别富足的江南农村曾经特别地饥寒交迫呢?江南农村诚然是中国水土最好的地区,但太湖流域地区人均耕地向来很少,虽然自古有“苏(州)湖(州)熟,天下足”或“苏(州)常(州)熟,天下足”的说法,但这并不是指这个地区的稻米产量可以供养全国人口,其中的真意是商品经济,这里的稻米是中国最高端的粮食(以前如此,远比今天在中国高价行销的日本大米品质要好,近四、五十年由于片面追求产量,所产稻米的质量已经很差)。发达的商品经济是江南两千年富足的根本所在。在不远的那个曾经的时代,商品经济的消亡对江南农村的打击是毁灭性,这样就导致了比水土不好的地区可能更严重的饥寒交迫。当平常年度时候及非特殊政治、经济运动时候,同样吃不饱,但边远地区可能还可以悄悄搞点粗粮充饥;同样穿不暖,但边远地区可能还可以自己搞点棉、麻蔽体。然而在江南农村,由于人口密集,公社、大队、小队的领导又顶真点,农民就非常厄运了,因为有足够的人力、眼睛监视农民一举一动到极细致,令农民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以我所在的村为例,全村几十户农民,竟然没有养一只鸡。农民怎么会不想养只鸡吃或生点蛋呢?当然想,但小队长是个顶真的“积极分子”,绝对不允许本村发生一只鸡的“资本主义苗子”出现,一看到鸡,就会一锄头把它砸死,来运动了说不定想起来就要责令养鸡的农民站到众人面前“斗私批修”,这还是客气的,不客气起来那就太恐怖了。我祖父有方圆十里名气的做竹器和酿酒两个绝活,但这根本就不能赚钱了,因为都属于“资本主义”,只能偶尔一时兴趣做个竹篮子、竹椅子送亲戚,冬天一定做点酒药丸袋在身上,满足一些老熟人求助的需求,但绝对连一分钱也不能拿,不然万一被知道或被人报告了,后果一定是被揪斗的厄运。这样,农民除了靠“计划”生活外,就失去了两千年富足的基础,从而就在某个方面比如吃饱肚子方面言,可能不如原本水土不好的“穷”地方农民了,这正是我祖父母让两个姑姑嫁到北面“穷”地方去的根源。类似原理的现象,其实全国并不少,比如今天东北、内蒙关外一带偏僻农村,不少农民就是数十年前,而不是民国以前,从原本较为富足的关内逃去落户的,其目的当时就是一句话:那里地大人少,悄悄种个旮旯地、养只鸡,管不过来,管不到,做农民可以不饿死。

太湖地区江南农村的产业特别在宋朝以后,历来在农业(种植业)基本方面有粮食与其它经济作物之分,其中尤其对于粮食种植业的农民而言,手工业是主要的辅助。所谓辅助,仅仅是从产业投入的角度而言,并非体现为经济收益属于辅助,也即一个农民种植稻米是其基本的投入方面,但稻米并非一定是其收入尤其是现金收入来源,稻米仅仅是基本生活保障,农民的主要收入则来源于手工业,再进一步就兼营小商业,近代则形成了较多人口的打工群体,比如苏州就曾经以出优秀女佣著名。当商品经济被破坏、消弭,农民的种植业就很难维持其基本生活了,更糟糕在于所谓的种植业也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了“集体”(实际就是国家),农民对自己劳动的成果失去了自我分配权利,从而在稀有土地上的一点产出也无法自己直接拥有。因此,普遍砖瓦房社会中的饥寒交迫就被注定了。

正因为如此,过年对于农民,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来说,一年当中,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

为什么呢?老话说,过年是穿新衣服、尽管吃的时候。大道理如此,然而,在特殊年代,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穿新衣服实在是吸引力不大,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穿的,所谓新衣服,不过就是旧衣服改一下,或者仅仅是新洗一下,或者干脆就是前一年过年穿过几天然后被收到了箱子里今年又拿出来冒充新衣服而已。我记忆中平生穿上第一条真正的新裤子,已经是回上海生活了的小学五年级时候了。所以,归根结蒂主要还是在一个“吃”上面,可以放开肚子吃而大人不再限制、斥骂。

当然,过年首先体现在一个“新”字上。如何叫“新”呢?穿件干净的衣服自然叫“新”,尽管这衣服实际还是“旧”衣服,男孩子大多不在乎,因为可能跟之前的区别主要就是破棉袄补了补丁,也不用草绳系了,但女孩子大多会喜欢得兴高采烈。对于男孩子来说,所谓的“新”主要就是剃头。原本是光头,但剃个头毕竟要花一角钱,大人也是能拖就拖,到春节肯定比较长了(实际也就是半寸到一寸而已),然后过年一律剃个精光,一帮孩子互相摸脑袋嬉闹,大人也来摸孩子光溜溜的“新剃头”,这是乐趣。

再一个“新”,就是洗澡,常州人(武进县属于常州)叫“淴浴”。生产队有两间房子,平时用来堆杂物,其中一间有大锅灶,春节时候便腾空用来安排全村人淴一次浴。江南人向来爱干净,自然就喜欢洗澡,因此,女人出嫁最必要的陪嫁之一就是木头的大澡盆。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江南农民已经是最不干净的了,因为洗澡成了一件难事,尽管几乎所有家庭都有那么一个大澡盆。为什么呢?无论江南的古人,还是今天的中国人,可能都无法想象,在那个时代,种什么就疯长什么、植物茂盛的江南,会严重缺乏植物燃料。这是因为当人缺吃,猪自然就更加缺吃,田野、河流中凡能强行喂给猪吃的就都被彻底利用了,从而人就连可以用来烧火的草都已经搜刮尽了。割草,是我儿时最基本的农活,那时候割草一般镰刀要下土壤一、两寸连根割,有一年夏天我不得不跑几里地外找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去割,结果被晒晕倒了,被人丢河里浮了很久才活转过来(我水性好,丢河里不会淹死)。缺乏燃料,烧水就成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事情,每天洗脸那点水都要洗到水粘黑,更何况需要较多热水的洗澡!所以,过年生产队专门安排一天全村男女老少洗澡,对于大家是很重要、很惬意的享受了。

生产队安排洗澡,自然是有专人先准备好烧水的柴火,然后由专人负责烧水。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得安排专人(身强力壮的成年男人)负责挑水,一是把烧好的开水挑到隔壁洗澡的房子,二是要到河里去挑冷水。一个木桶(常州人叫“提桶”)的水大概在五十斤,一挑约在一百斤左右。通常洗澡是在午饭后开始,所谓“排队”并不需要真的排队,村民会自觉互相通知、喝呼。排队有规则,分三批,第一批是成年男人,第二批是孩子,第三批是女人。实际上等于男人、女人两批,孩子夹在中间是让家长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变通。男人先洗是“淴浴”的自古规矩,一来是习俗认为男人洗过的水比女人洗过的水干净,二来是习俗认为男人洗女人洗过的水会“触霉头”(倒霉)。既然有“洗洗过的水”的问题,就可以想见,尽管河水只要凭力气去挑,几乎取之不竭,但由于柴火的缺乏,烧水的量是很有限度的,因此,所谓“淴浴”,跟这个词当中隐含着的在热气腾腾中慢慢受用全然两回事,所强调的是“搓老痕”(常州话称“老垢”为“老痕”),通过热水浸泡把身上积累一年了的污垢起劲搓掉,这就是万事大吉的爽事了。所以,洗澡水实际就是热气腾腾的乌黑的“浓汤”。不过,这“浓汤”也是宝贝,不会被浪费,或者被特意挑去浇到耕地上,或者被负责挑水的人搞回去用来煮猪食,因为这被认为是好的肥水,无论浇地、喂猪都有大好的“营养”。今人不要笑话,那时候江南农村普遍还有古老的节省肥料的传统,不知就里的外人看男人撒尿很随便,其实很讲究,撒泡尿也要设法熬住撒到需要施肥的地头上去,不能浪费,不是自己的地也要尽量在别人的地,这是江南农民的古老道德,或者就是今人所谓的“职业习惯”或“职业道德”。

“淴浴”是江南农村孩子喜欢的乐事,因为向来有爱好到河里扑腾的习惯,现在有热水嬉闹,自然是特别乐趣。不过,过年对于孩子来说,最幸福不是这些,而是围绕着吃的事情。基本的角度来说,春节的东西都好吃了,因为有“油水”了。在那个曾经的年代,“油水”可是太诱惑的意象了,甚至可以说是占第一位的诱惑。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油啊。由于没有油,所有的人就都有无法满足的食欲,肚子怎么吃都似乎饿着。农民如果在自己地里种点油料,然后自己榨油,很容易就解决“油水”问题,但那个时代不行,官方不允许,必须要等待生产队分配。油少到什么程度呢?我祖父母跟我只能分配到一斤半菜油,三口人要吃一年。这怎么吃啊?我们三口人平时根本就是不能吃油,蔬菜不是炒的,而是蒸的,只能捻几颗盐在里面一拌,偶尔才极仔细地滴上两滴。非重要节日或平时有客人,只能用一块一直在用着的小布,沾着油在锅里抹一下,就算很不错在用油炒菜了。那时候城市居民也缺油,但比较农村农民,其实已经近乎“天堂”了。过年不同,一年节省不吃的食油这时候是吃光拉到了,也有了猪油,这时候的饭菜该是多么香啊!仅仅这点,过年就已经够幸福的了。




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过年是从杀猪开始的。对于今天的农村孩子来说,可能会笑,“杀猪还不容易吗?”事实是不容易,而且非常不容易,尽管家家都养着猪。家家都养着猪,难道还不容易?真不容易,因为猪虽然是农民在家中养的,但不是为自己养的,而是为“国家”养的。因为是为“国家”养猪,农民不养还不行,不养猪属于“落后分子”,做“落后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养了猪如果要卖,必须批准,一头猪卖掉大概收入六十至八十元,成本多少则跟“国家”无关,但已经是农民最主要的现金收入。如果想多养也不行,因为“人都没有吃的,给猪吃什么?”所以,一般家庭只能养一头至两头猪。猪食短缺到什么程度呢?以我所在的竹园头村为例,本村每年需要罱河泥(常州话称“捻河泥”),这是一个极苦的重活,也是我儿时唯一没有干过、实在也没有体力干得了的农活。罱出的河泥尽管可以作肥料,但干活的人不愿为“国家”过于受累,多也就浪费了。但也有利用,其中一种利用法,就是将其晾干,取成土砖形,然后敲碎填猪圈,也是给猪吃,因为其中有小的螺蚌夹杂,也算营养,可以权充饲料。猪吃这个泥土尽管不能长膘,但毕竟可以“壮体”,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杀猪同样不是农民自己可以决定的,一般是由生产队长在全村选择,春节前定某家或某两家的猪可以杀,全村杀一、两头猪,养猪的人家可以多拿点肉,但主要由全村人分配。

分猪肉是很严肃的事情,队长、会计(实际是出纳)熟悉村民情况,把农民分成小、中、大户,然后小户、中户、大户各多少斤,事先剁了称好,然后由村民一堆堆各自领去。尽管断断少不了以女人为主角的挑精捡肥吵架,但也断断没有敢跟主持分配的队长、会计吵的,只是女人们自己在无谓“互耗”。肉其实并不多,我祖父母和我三口人(我尽管是“上海人”,但按照习俗被承认为村中一员)属于小户,一般只能分四、五斤。大户也分不到十斤出头。不过,分猪肉这一天是全村孩子非常快乐的一天,因为尽管这一天各家绝对不会马上做肉吃,但通常会从分到的肉上割一小块肥肉,然后在烧热的锅里实实在在抹一遍,令锅子滋溜溜有一层明亮的油水。这一天的饭菜那是香美极了。

我父母老年时候聊起曾经时代的家乡,他们说过年时候家乡农民肉倒是有得吃,多数菜里都会放点肉,很不少了。我大笑,跟他们说,是猪肉确实不错,但其实主要是猪头肉。他们这才知道以前过年回乡,吃到的主要是猪头肉。为什么呢?村里分配的猪肉实在太少,过年时候人来客往很难应付,农民只能另外设法去买猪头充数量。猪身肉供应城市了,但猪头在农村留下不少,过年时候比较便宜,一般是三元钱左右一个十多斤的大猪头,这是没有“计划”约束的。一般客来客往少的家庭就买一个猪头,多的家庭就需要买两个。如果主人端出来的是红烧肉,那就不是猪头肉,只能是生产队分配的猪身肉,但如果是炒菜里面被切细的肉,那就极可能主要是用猪头肉充数量的了。不仅过年,其它时间办婚丧喜事也是如此。不过,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能吃上肉,多吃肉,并没有是不是猪头肉的区别,只要是猪的肉那就已经是太美好、太开心了。也正因为主要是猪头肉,有了数量,才可以在数日之内放开肚子吃,这是过年之所以能叫过年的美妙处。

鱼也是分配的,数量也很少。这是一个今人或不了解捕鱼的人很难理解的事情,因为既然是鱼米之乡,鱼怎么还要分配,而数量还不多?鱼米之乡鱼塘、河流纵横密布,水面确实广大,而且由于所谓鱼塘实际上并没有人工去养鱼,因此,尽管在那个曾经的年代,却不在“计划”之内,农民自己可以自由捕捞,比之今天可说是非常“自由”了。然而,捕鱼谈何容易?在非渔业为主要的农村,农民并非不懂得捕鱼,但没有适合较大数量捕捞并捕捉较大个头鱼类的渔具。本村农民家家有渔具,但这些渔具只能捕捉小鱼小虾,并且效率很低。我祖父年轻时候曾是跑江湖的船队老大,很熟悉捕鱼,他自己会编织大渔网,但一来买材料需要投资,二来没有人懂合作,三来捕鱼需要用船,必须要通过生产队,生产队不会批准个人用船去捕鱼,四来捕鱼后一定要卖才合算,而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万万不行。所以,即使我祖父也只能望着水面兴叹,只能是搞点小鱼小虾,但那时候小鱼小虾实在不是上台面的东西。过年必须要有大点的鱼待客,就只能由生产队分配了。

生产队干部其实未必懂捕鱼,但其优势是掌握资源和组织权力。一般是当年由队长选择两个鱼塘,然后告诉村民这一年不要到这两个鱼塘捕鱼,农民也会自觉遵守。到过年前,通常是在杀猪之后,由队长召集男劳力,扛着木船、水车,用笨办法去把鱼塘的水干干脆脆车干,然后把在泥里活蹦乱跳的鱼抓住集中起来,跟分猪肉一样按照小、中、大户分配。捕鱼那一天,村里无论孩子、女人,都格外兴高采烈,跟着男人们拥到鱼塘,一双双眼睛盯住水面,一阵阵狂欢。然后,就是分配鱼的时候必然发生的吵架。那时候农民贪图的是吃“肉”,希望拿到肉多个大的鱼,那时候人人明白味道属于好品种的鱼,却并不很受欢迎。最受欢迎的是白鲢,比较花鲢身体差不多但头略小,这是两个最接近的品种,但分到花鲢的女人很生气,分到白鲢的女人很满意。我们孩子则不会管这些,奔来跑去比大人还忙。这一天太值得兴奋了,因为尽管只有几斤大鱼,但总会有点小鱼,虽然平时捕捉小鱼小虾并不难,我们孩子自己基本都很熟练,但关键是分鱼当天大人一定会把小鱼做了尝鲜,跟平时不同是会放油做了。放油不放油,对于没有油吃的人来说,鱼的味道已经跟品种、大小毫无关系,区别是天上地下。

对于我来说,过年在杀猪以前就开始了。江南农村曾经有过年前家家酿酒的传统,少则使用五十斤米,多则用一百斤米。我祖父每年至少会酿一缸酒,缸是大缸,需要用米一百斤以上。祖父酿的酒特别好,他在那天很严肃,酿酒要先做饭,这一天他只让祖母烧火,上灶台等则是自己亲手操作。跟其它日子不同,我要烧火他绝不允许。我无事可做,却格外兴奋,幸福地忘乎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一天开始,祖父让我大碗喝酒了,以前的剩酒我可以大碗喝,新酒成了后恰好过年,他更允许我彻底放开喝上几天了。对于还在爬的时候就开始喝祖父碗里酒的我,真是太诱惑了。

在饥寒交迫年代的农村过年,就象我祖父酿的酒那样醇美。

2016年2月9日




作者:顾则徐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学者,已经出版著作:《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共和的守护者——蔡锷传》、《梁启超哲言录——给觉醒的中国》等。

发表于 2016-2-15 07: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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