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张明扬：孔飞力，在传统中国发现普世价值

源济

逝者 | 张明扬：孔飞力，在传统中国发现普世价值 

原创 2016-02-16 张明扬 大家

摘要ID：ipress  

孔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各种温情，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普世主义者的别样情怀，他只是相信，真正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应该是普世于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任何特殊历史进程中，并且是由其“内部叙事”自然表现出来，而不是由外部强加所致。

“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么？”2016年2月15日，当孔飞力先生逝世的消息引爆中文互联网之时，我们终于可以确认，他与那本伟大著作《叫魂》一起进入了太多中国人的记忆中。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孔飞力先生从未讳言他对当下中国的关注，事实上，他最近一本在中国出版的作品就叫《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在《叫魂》的“中译本序言”中，孔飞力先生更是坦承，“我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到的是更为广阔的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历史”，比如，他在《叫魂》中就几次让人从乾隆盛世恰到好处地想到了“文革”。

▲ 汉学家孔飞力教授及其代表作

对于中国这样历史尚未终结的国家而言，一位历史学家想要获得被传诵被纪念的殊荣，仅仅依靠学术地位与重磅著作这些更为纯粹的标准显然不够（这些孔飞力都有），更重要的是要像孔飞力一样充满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或者俗气地说，就是得让历史照进现实，让中国读者能够享受借古喻今讽今的快感，或者“走不出的历史三峡”一般的沉痛感。

孔先生不仅是一个普世主义者，还是一个相当尊重中国本土价值的“传统派”（他一开始的中国名字叫“孔复礼”），即使在批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时，也持理解之同情，这样中正的政治（文化）姿态自然就能赢得中国最大公约数的好感度，也包括我。

从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始，孔先生就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保守主义者那样，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寻找与“现代性”相同的地方，坚信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本身就蕴涵着一系列可以步入现代转型的普世因素，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儒家宪政派”的感觉对不？

▲ [美] 孔飞力 / 谢亮生 等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0

“是否应该将触发这些内部变革的全部功劳归之于与西方的接触”，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孔飞力最有名的一个观点是，反对将中国近代史的起始定于鸦片战争这样的外部事件，而应从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着手，将1864年扑灭太平天国起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

对中国传统的迷恋让他在书中表现得如此感性：“一个热诚的相信中国自身具有向现代性——也就是纳入世界历史的普遍潮流，而不是它自己独有的小溪——演变的所有必要条件的知识分子，难以把推翻‘封建主义’主要作用归之于外界影响”。

正是因为这本书，孔飞力在美国史学界逐渐成为“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对立面恰恰是其导师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即强调西方冲击的外部原因才是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根本动力。用美国学者柯文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的定性就是，孔飞力的研究是“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看见“中国中心观”这样的措辞，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千万不要望文生义地将孔先生引为知己。孔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各种温情，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普世主义者的别样情怀，他只是相信，真正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应该是普世于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任何特殊历史进程中，并且是由其“内部叙事”自然表现出来，而不是由外部强加所致。在《叫魂》的“译后记”中，译者的总结挺到位，中国史研究是孔飞力普世意识的“实验室”。

在《叫魂》中，孔飞力甚至从中国官僚体制中都挖掘出了可供普世的本土资源。孔飞力认为，在叫魂案中，乾隆除了镇压暴民谋反的考量之外，也想通过这样一场“反妖术”的政治运动来整饬难以充分控制的官僚体制。背后的逻辑是，即使是乾隆这样的盛世强力君主，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也无法控盘自动产生对抗抵消皇权力量的官僚体制，因为，就与皇权的关系而言，庸常腐败的官僚体制简直是一个自带“四两拨千斤”功能的完美设计。因此，乾隆只能通过“反妖术”这样的政治运动来回避日常政治生活，在特殊情境中放大皇权的威慑力。

就此，孔飞力给予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以“谨慎的喝彩”，以一种比较扭捏的姿态将官僚制度视作了制衡所谓专制皇权的同盟军，或者说，将其视作“走出帝制”的普世本土资源。当然，孔飞力并不愿给中国官僚体制戴上“制衡”这顶光鲜的宪政帽子，“仅仅”是表达了，看似无所不能的皇权既可以被一个基层官僚的日常贪渎和欺饰搞得大伤脑筋，在客观上营造出政令不出紫禁城的特效；同时，也可以被一群高级官员用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弄得束手束脚，比如，儒家伦理就算是吧。

孔飞力用一种足以让中国官僚脸红的华丽辞藻赞颂道：“但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官僚体制）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在书中的第一句话，孔飞力就提前暴露了他的“普世主义与本土立场”：“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

在这本刺刀见红的历史政论中，孔飞力为普世意义的现代国家作了一个粗疏的定义：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从魏源和冯桂芬等中国本土思想家的思考（扩大文人问政范围，通过广开言路形成思想竞争的市场）出发，讨论了一个相当令国人唏嘘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中，“政治控制”是如何逐步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而三者背后都是具有传统文化资源的。

在我的观察中，孔飞力并非如正统自由派那样过分忽视“政治控制”，也就是国家权力的价值。在他眼中，“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三者很可能是平等的，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高低之分，国家权力并非必要之恶，甚至可以说，强化国家权力也是现代普世国家的特征之一。只不过，此种强化不能以削弱“政治参与”与“政治竞争”为代价，那样显然是远离而不是更接近“现代国家”了。

有趣的是，我在福山身上也看到了孔飞力作为“传统资源”被汲取的可能性。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同样为现代普世国家总结了三大维度：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责任制政府），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聚集在“民主”和“法治”上，而忽略了“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最后，普世主义者孔飞力为中国送出了他这一生能给的最后祝福：“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孔飞力先生，走好。家祭无忘告乃翁。

▲ 北京时间2016年2月15日17:40左右，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在推特上发布信息称，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逝世，享年83岁

作者：张明扬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书评人，《上海书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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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孔飞力留给中国的遗产 

原创 2016-02-16 张丰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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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美国人，孔飞力一生的学术探索，都是在努力揭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那些本土性的因素，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美国知名汉学家孔飞力上周四去世，到昨日（2月15）晚间，消息才传到中国。尽管有春节假期中国媒体大多正在放假的原因，这仍然让人感到遗憾。中国学界和读者的反应，似乎配不上孔飞力对中国的关注。他一直强调，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要采用“中国视角”或“内部视角”，他去世的消息，从推特辗转传到中国，显示出我们还是把他看作了外人。

孔飞力（Philip A. Kuhn）1979年第一次到访中国大陆，他告诉朋友，他的中文名是“孔复礼”，彼时，中国大陆“文革”刚刚结束，孔复礼大概会让人想起“批林批孔”， 朋友们都尴尬地笑了。于是，在大陆，他的名字就改成了“孔飞力”（有时也写作菲力）。1999年，他的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在大陆出版，而稍晚推出的台湾版，他的名字仍写作“孔复礼”，或许，他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汉名。

《叫魂》在中国几乎成为畅销书，有两个原因。一是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对“邪教”的打击，让公众对“妖术”充满好奇。二是2003年春天SARS爆发，开始阶段真真假假的公共舆论，与这本书的主题竟有几分契合。我至今还记得2003年在北京读书时，课堂上老师谈起《叫魂》那种神秘的表情，对很多人来说，这本书远远超过历史著作的范畴，人们把它当现实寓言来读。在上海三联书店重印的一个版本中，书的封面甚至被设计成了畅销书。2012年，《叫魂》再版，封面才回到了学术著作应有的朴素模样。

▲ 《叫魂》不同时期版本的封面

尽管被称为费正清后美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孔飞力的著作却并不多。他主要的著作如今均已引进，除了《叫魂》外，还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孔飞力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也是他最早的著作。据说，在论文答辩时，费正清对这篇论文并不太认可，但是孔飞力顽强坚持，最终费正清还做了让步。从博士论文开始，孔飞力所探索的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在这部论文中，孔飞力提出中国近代史并不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而是开始于太平天国所引发的国内战争。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影响虽大，但就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而言，比不上太平天国。

这种思维的核心就是中国内部视角。鸦片战争可以被理解为外界强力影响的开始，但是真正开始撼动清政府统治的，却是国内危机。孔飞力研究了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他因此认为以 1864 （清军攻破南京）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比1840年更适合。有意思的是，立足于中国自身观察的“内部视角”，虽然为国内学者所不喜，却为美国汉学家所钟爱。史景迁的弟子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博士论文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也对中国社会转型中区域与地方的作用进行了深挖，他从王夫之开始讲述湖南人的故事。可以预见的是，曾国藩和湘军是故事的核心之一，裴士锋后来的著作《天国之秋》，也成为孔飞力《叫魂》后，最畅销的汉学著作。

孔飞力的叙事中，往往从具体的“年份”入手，进而以小窥大，这一点在《叫魂》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在这本书中，孔飞力考察的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内部危机，不过他又向前看了100年——1768年。这一年，乾隆皇帝57岁，作为皇帝，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而大清也似乎处于最繁华的阶段。但是，这一年，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冲击了半个中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盛世除妖”，不但是一个好故事，也是进入历史的一个好场景。1984年孔飞力到北京，在历史档案馆收集资料，接触到了一批乾隆年间的官方档案。当时，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中文中“叫魂”这个词。他感兴趣的是乾隆皇帝的统治，似乎是传统社会最鼎盛的时代，却又潜藏着天大的危机。“叫魂”案的档案非常详细，固定的时期（6个月），充分的细节，对写作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理想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僚体制是如何运作的。

孔飞力以精细入微的笔触和流畅的行文再现了叫魂案如何发生，如何蔓延到全国各大省份，如何演变成一场由乾隆发动的全国性的除妖运动，以及基层官员如何处理此案、应付皇帝追查等。其中，着墨最多也最精彩的，就是乾隆皇帝在“妖术”事件中的表现及其心态，以及他与江南官僚阶层的斗法，这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君主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孔飞力提出了一个“官僚君主制”的概念，在这一体制中，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但是却必须通过官僚来实现他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官僚阶层似乎具备了某种独立性。正如孔飞力在这本书的结尾所写：“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新版，291页）

“官僚君主制”的官僚制度，并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官僚制度，而是十足的中国传统政治，孔飞力并不想从这一阶层中观察出“现代性”，他只是把这作为理解中国的一个入口，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他对这一阶层进一步思考，他关注到那些心怀天下而又仕途失意的举人们——“文人中流”，比如魏源、冯桂芬等，最早萌生了“现代意识”，这些人能够把握时代精神，提出一些根本性问题。孔飞力的眼光独特，但是有时候却又陷入两难。比如对冯桂芬的分析，冯桂芬长期生活在1840年后的上海，接触到外国人与外国思想，他提出的一些具有宪政色彩的想法，很多都是受国外思想的启发，又如何能够区分出哪些是“中国特色”？

作为一个美国人，孔飞力一生的学术探索，都是在努力揭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那些本土性的因素，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自从萨义德《东方学》以来，西方学者越来越倾向于摒弃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这已经演变成一种“政治正确”，以至于形成一种习惯性反思。比如，研究中国，哪些问题才是最本质的？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可，往往又引起新一轮反思，这其中是不是藏有新殖民的预设立场？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反思是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进行批判的结果。2012年，孔飞力在家中接受了中国学者的访谈，郭瑞问他：“你认为中国有悠久独特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有他们的想法。你从局外人的身份看中国是独特的，但对中国人而言，我们不认为是独特的。”他马上答道：“但你若是看这个现实世界，能发现多少个完美民主的例子呢？比如：美国关在监狱里的穷人，大概有10万～20万（具体数字我不太记得了），这是非常丢人的事。”

正是这种对自己社会的反思，让孔飞力对中国问题着迷。对孔飞力来说，这种反思是根本性的。他在叙述中，比很多中国学者更中国，常常刻意避开西方话语系统中的流行概念，比如民主、宪政、自由等等，但是这些概念，早已进入中国人的观念中。因此，中国读者对孔飞力提出的问题，反而会感到陌生，比如，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根本问题：

1.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2.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3.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 [美]孔飞力/陈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这三个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民主、公民社会、地方自治这样的核心问题，他从对中国文献的研究出发，艰难地提出了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及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都是孔飞力留给中国学界的遗产。

作者：张丰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