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加利与文明高歌猛进的90年代

源济

马立明：加利与文明高歌猛进的90年代 

原创 2016-02-18 马立明 大家

摘要ID：ipress  

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还是为世界带来过美好的信念——爱与和平、公共利益、全球共治——确实影响了一代人。虽然加利去世，但历史会记住他和那个时代。

2016年2月16日，布特罗斯·加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今天的读者们，可能早已经忘记了这位老人。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国际舞台上，加利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由于冷战突然结束，对抗的阴霾一扫而空，全球治理的呼声高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他，作为第一个担任此职位的非洲人，承载了极高的期望。他曾着力营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a better world），但是屡屡碰壁，最终在与大国博弈中败下阵来。

成立于1945年的联合国，是理想主义政治理念的产物，被认为担任着维护世界和平、处理国际纷争、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等职责。而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不仅需要有极高的政治协调智慧，更是人类理想、道义、善行的代表。自成立起，几任秘书长都来自小国或发展中国家。联合国虽然名望极高，但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手中无权无地，需要在各国之间左右斡旋。尤其是美苏冷战时代，联合国根本无法制止两国之间的交恶，甚至还被大国所利用。哪怕如此，联合国依然在有限的空间内做出卓有成效的成绩。最有名的案例是“没有敌人、没有战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作为一支道义之师，在1988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冷战突然结束、世界格局重新重组的90年代，联合国突然变得备受关注。因为无论是东西方世界，对抗的消失意味着“美苏核战”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且不说冷战谁胜谁败，但至少和平时代即将降临，尤其是被“铁幕”分隔开的欧洲，更是一片欢腾。人们变得非常乐观，认为人类一切矛盾都可“和解”，“人道主义”、“爱与和平”的口号空前响亮。人类满怀憧憬地展望21世纪。同时，由于权力平衡被打破，也导致了一些地区间冲突，比如波黑战争、索马里战争等。如何协调这些矛盾，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联合国。

1992年上任的布特罗斯·加利，成为后冷战时代的首任联合国秘书长。这位瘦削的、笑容可掬的老人，在上台之后，高调迎合国际上的和平思潮，在民间获得了极高的拥护之声。他的照片被印上了文化衫，被视为和平与道义的化身。虽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但他对全球治理的理解非常深刻，在人权、非殖民化、环境保护、防止核扩散等方面，加利有自己的理解与思路。对于国际政治几个“戈迪安之结”——中东问题、非洲问题，他都有所尝试。潘基文在缅怀加利时指出，这位埃及老人“引导联合国走过了其历史上最为动荡和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积极致力于塑造联合国在这个新时期的应对行动”……

在那段时光里，国际社会发生了积极的变化：1993年，阿拉法特与拉宾历史性握手，巴以问题迈出历史性一步；1994年，曼德拉就任总统，南非打破了种族隔离；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商业全球化进程启动；1996年，第50届联大全体会议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些成果都离不开加利的努力。那几年，可谓人类文明高歌猛进的时代，是抛离国际权斗、关注个体命运的时代，是关注弱势群体、消灭贫困及饥荒的时代。就如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Heal the World》（1991）所表达的，“如果你真的关心生命，拯救这世界，让它变得更美好，为了全人类”。不少人怀念那个时期，它之所以美好，因为它释放出一种理想主义之光，真正普世的价值观在形成。

▲ 加利（左前）在卢旺达对大屠杀幸存者讲话的资料照片

加利时代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其实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利比里亚、东帝汶、安哥拉，维和部队成功地扑灭了战火。但是，也有令人遗憾的部分。

第一个打击来自摩加迪沙，联合国维和部队遭到伏击，死伤惨重。尽管美军相助，但在军事上依然陷于被动，发生了“黑鹰坠落”一幕。此事对加利的世界和平梦想来说，恐怕是当头一棒。1995年3月2日，最后一批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摩加迪沙，联合国既未实现在索马里组建一个民主政府的目标，也未实现各部族的和解，加利饮恨非洲。

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同样来自非洲。那是1994年的卢旺达内战。由于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突然死亡，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民族仇恨一触即发，随即演变为大规模种族灭绝行动，在短短3个月间导致数十万人丧生。这一事件被媒体形容为二战后最惨烈的人道主义灾难。加利本来有机会制止这一切，可是他却反应迟缓、举棋不定，一直没有派维护部队介入。时至今日，这仍是加利联合国秘书长上最大的污点。

给加利带来致命一击的，是美国的态度。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俨然已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处处以“世界警察”自居。加利的强势，势必损害美国的利益。加利无法连任一事，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加利在自传中也透露过，说美国官员对他讲过“硬话”。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时私下说，“加利是美国最不喜欢的人”。

在90年代，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一向微妙。在维护地区和平、反贫困促发展上，不少美国鸽派政治家与加利是目标一致的，很多进步之举，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比如巴以和平协议的签订，就与克林顿的外交努力密不可分。在维和部队摩加迪沙遭袭击之后，也是美军前往支援。但是，美国在打赢冷战后，难以遏制自我膨胀的冲动，鹰派推出“新干涉主义”、“主权有限论”，四处干涉别国内政。美国也想让联合国为它的政治意图服务，但遭到了加利的拒绝。加利曾表示，在第一任期结束之前，奥尔布赖特、克里斯托弗都给加利打过电话，希望这位“丑陋的埃及人”知难而退。更要命的是，由于美国长期拖欠会费，联合国一直处于破产边缘。最后的结果是各方的妥协：加利没有连任，但位置给了同样来自非洲、同样奋发有为的科菲·安南。

一个后话是，在小布什时代，美国终于“摆脱了联合国的纠缠”。2003年，在是否出兵伊拉克的议题上，尽管科菲·安南一再反对，小布什依然绕开联合国决议而悍然出兵。这已经充分说明美国已完全不再尊重联合国了。安南也郁郁寡欢地结束任期。联合国在进入潘基文时代后，已经变得无为而庸碌，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国际慈善机构”了。

今日，联合国所承载的人类乌托邦已经远去。在乌克兰、叙利亚的区域危机面前，今天的联合国几乎处于失语状态。针对热点局势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很少进行了。但是，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还是为世界带来过美好的信念——爱与和平、公共利益、全球共治——确实影响了一代人。虽然加利去世，但历史会记住他和那个时代。

作者：马立明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评论员，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