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食堂大楼前西侧的一片空地上，零星地安置着一些健身器材、木质椅凳。晚近的戴煌，天气晴好时，就由妻子潘雪媛陪伴，坐在椅子上晒太阳。中午时分，大院里的人们杂沓经过，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一头银发、面色沉郁的老者姓甚名谁，更不知道，他有怎样的人生故事。
有时候，伴着半导体收音机，八十多岁的戴煌会放歌一曲。唱的曲子都是老歌，他唱得很投入，大声，旁若无人。尽管已是苍苍老者，戴煌却中气很足，加之一些歌曲怀旧而苍凉，有心者会闻之动容。
▲ 戴煌和夫人潘雪媛
2月19日，这位老人成为微信朋友圈与各大门户网站的主角——下午4点13分，戴煌的人生停摆在88年的刻度上。死亡让一些东西复苏，怀念之声亦随之四起。这位以敢讲真话而著名的新华社记者的事迹，在新媒体时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重温。过往关于戴煌的文章与视频迅速被重新找出来，一些感人而真挚的怀念文章也开始在朋友圈中流传。
作为学生时代听过戴煌的课，并且始终对他保持敬意的晚辈，远在香港，悲悼之余，我不由自主地去猜想，离世前这段时间的戴煌，会有怎样的心境，并且根据对他的了解，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一定是带着失望与不甘告别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眼中，中国还不够美好，那场他16岁时就被吸引并投身的革命，其高悬的理想，还没有真正开花结果。
但是，为了这个理想，戴煌付出的是一生的辛劳与波折。
从时间的漩涡中，打捞出六十年前戴煌为之受难的言论，在颂歌奔放的今日，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平衡。
▍从党内被引出来的蛇
戴煌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出生于江苏阜宁县沟墩镇。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医，并且当过私塾先生。
一九四四年，十六岁的戴煌参加了新四军，四十天后入党。最初，他的音乐才能在新四军中受到了重视，被分配在文工团。同一时期，他还受聘为报纸和杂志的特约记者。一九四七年夏，他成为新华社的苏北前线记者，从此正式开始了军事记者生涯。他曾经参加过国共内战后期的淮海战役与解放军横渡长江大战。
▲ 资料图：记者戴煌参加抗美援朝和越战报道
一九四九年后，戴煌随军采访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他采写的志愿军战士罗盛教为救落水朝鲜儿童而牺牲的通讯报道，曾被收入小学语文教材。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他采访过奠边府战役、越南停战谈判和接管河内等活动，与越南北方的胡志明主席结下至交。
但是很快，胜利的烟花刚刚飘散，现实就让戴煌困惑了。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他写道：
“（1956年在上海）我到医院割瘤子……医院的大门口没挂牌子……医院的医生和医疗设备是当时第一流的。首长和他们的夫人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常到这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可是，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医院，人却扶老携幼，拥挤不堪。”
有供高级干部用的商店和专用游泳池，持有特别游泳证的高级干部坐着小汽车从另一个门自由进出。高级干部的家属可以坐高级轿车。“这种过分悬殊的差别，难道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之一？！”当时在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戴煌心头充满疑问。
革命许诺的许多美好目标都没有兑现。相反，没有监督的权力能导致的问题都出来了。戴煌写了一些批评现实的文章，向一些报刊投稿，但刊登不出来。他决定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向最高领导者反映情况。
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四月，时在外交学院学习外语的戴煌，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时间，在办公室里悄悄地写信。但是，全党即将整风的报告传达下来后，戴煌看到，党中央与毛泽东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是一目了然并决心通过整风给予认真解决的。因此觉得自己的信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这封没有写完的信，就是戴煌被打成“右派”时的重要罪状之一——给毛主席写“万言书”。
期间，新华社的整风轰轰烈烈地展开，戴煌在新华社的内部刊物《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瓜不熟不甜》一文，批评有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拿起扫帚、铁锹参加劳动不过几个小时，“我们马上就为他们大书特书，说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群众是如何地感动······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该劳动的人，因而才惹得群众惊异和感动。”他并认为，作为记者，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不能顺风倒，随大流。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反右斗争”。一大批著名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被说成是封建官僚阶级的残渣余孽。
包括党内的人都对这一突变感到错愕。此时，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给北京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人作报告，戴煌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者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也去听了报告。
红光满面、音宏气足的彭真愤怒地谴责了右派分子，然后说，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他用亲切的语气对台下的人说：“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他代表中央保证，不会把提意见的同志与右派分子混为一谈。
当天晚上，中央部门在外交学院学员的三个党支部的支委书记们，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戴煌第一个发言。他的主要观点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消除，任其发展，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
不到两个月，新华社在中央机关的反右新闻中点了戴煌的名字。又半个月，新华社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发了一条长达三千多字的新闻，各大报纸纷予采用，尤以《人民日报》制作的标题最为惊悚：《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
随后，戴煌21年的苦难岁月拉开帷幕。劳改、判刑、入狱、妻离子散，成为人生中的关键词。
▲ 戴煌《九死一生》，其中书写了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
▍戴煌还说过什么？
除了“神化与特权”论，当时29岁的戴煌还有许多言论，即使今天听来，也都不会让人感到乏味与空泛。
他同情农民的生活，认为在提高国家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他说，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5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他反对公款吃喝，说开国以来，党和政府各部门所举行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何止千百万次！新官上任，请客；有人调动，“欢送”；稍微有些地位的人下去检查、巡视或参观访问，都有许多人在忙着为他们“洗尘”和“恭祝一路平安”。特别使人气愤的是，不管中央和哪个省，也不管哪个企业和哪个部门，只要一开个什么会，如果不美餐几顿和看几场大戏，就好像没完成任务似的！
“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他激烈地写道。
他反对“哗众取宠”，认为当时这中恶疾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逢迎拍马、唯命是从的幽灵，隐藏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例如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人民之血汗如粪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不顾一切地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国家的多少财富！
他说，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
他主张改进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的选举方式，认为应该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出代表，而不是由上级指定名单让大家举手通过。只要真正是经过锻炼、品质优秀、成绩显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经过一番选举活动，诸如向选民发表演说、或向党员进行介绍，等等，人们是会选中他们的。而如果有一些中央看中的人可能选不上，就不要把这些人硬拉进去。
他痛感新闻报道的不够客观和公正，说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就会非常触目惊心地感觉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而对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不讲人家的好，于是就使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文化。
他认为，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而应该相信，我国人民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加上党的引导，他们会正确地认识事物的。
在戴煌看来，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原因在于没有一定的独立性，处处事事均“惟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 戴煌在晚年评价说，现在的媒体人，多数人是在混饭吃，敢说真话的少。
他并将批评的锋芒直指《人民日报》与自己供职的新华社。说当时的《人民日报》自从改版后，确实是发表了一些干预生活的文章。但是，它们的锋芒对的是那些县以下的小人物，而且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那些地位高得多的干部，对于那些不知严重多少倍的事件，以至对于中央和国内的问题，却一句话都没有。
他说，片面、夸大、过分的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是新华社甚至是全国新闻界多年来的致命癌。我们只要得到中央的一句话，不顾事实如何，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风，而且风势越猛越好。可是到头来，事实并不完全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美好，有的甚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使得广大群众怨声载道，消极失望。
他认为，许多建设成就也不值得多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长江，那是在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不是在首创精神方面已经超过我们的祖先。如果说在两千年前的那种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情况和条件下，我们的祖先尚能建造万里长城这种伟大不朽的工程，而我们今天还不能改造黄河的话，那才奇怪呢！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这样的戴煌，难怪《人民日报》要那般隆重地给他做标题。
▍苍老的锋芒：薄熙来倒台前十一年质疑其政绩
一九七八年，当戴煌的右派身份获得改正，重返新华社，恢复记者身份时，已经50岁。人生最好的岁月已经过去，但戴煌的一支笔，锋芒不减当年，甚至更加耀眼。
他对民主宪政的信仰更加清晰、坚定，同时坐言起行，乐于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代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家中上访者不断，他积极地为这些求告无门者联系律师、记者，以求伸冤和公道。
62岁时，他还在上班，接到新华社老干部局通知，他已经退休了，关系转到了老干部局。退休后，他采访、写作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以其权威、一手的信息与资料，成为严肃的政治类畅销书。回忆录《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则成为研究“反右”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但国内成为畅销书，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界也非常重视，将其译介到日本。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新华出版社
时间与磨难没有泯灭戴煌的锐气，还可以从一件事上看出来。
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光明日报网站随即刊发一篇影响很大的评论，评论中，罕见地指薄熙来为“以封建残余为底色的野心家”。
此时薄熙来已是死老虎，没有任何击打的风险。但戴煌早在2001年，就曾经撰文质疑时为政治明星的薄熙来，在其仕途高歌猛进时拉响“野心家警报”。
戴煌的这篇文章题为《由一篇评述联想到胡志明》，刊于2001年第9期的《同舟共进》杂志，文章是由该年第5期的《同舟共进》刊登的《金杯与口碑》一文引发的。
在《金杯与口碑》中，作者根据一本大学生杂志上描写年初大连市万人欢送前任市长薄熙来的场景，抒发了这样的主题思想：
“我不敢说我从薄熙来的身上看到了什么什么希望，但从大连百姓十里长街送市长的场面中，从大连百姓对老市长的口碑中，我的确看到了中国官员选拔制度改革应该寄托的希望，这就是应该让百姓的口碑决定官员的升迁。这也许就是‘口碑’的意义，也是‘薄熙来现象’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意义”。
但是戴煌质疑文中提到的“万人欢送”这一事实。他认为，大连市警民激情欢送前任市长，未必是大连警民们的自发自集，他对一系列时间点上群众的“自发”聚集，以及锣鼓喧天、鼓乐齐鸣的盛况，提出合乎情理的疑问。
戴煌并没有止于事实层面的追问。他承认，薄几年来在大连的市政建设上，尤其是城市的绿化上，还是很有口碑的。但是，随即他写道：
“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千万不能忘记，即便因所有这些政绩口碑为其记上一笔‘领导有方’，也应该将主要的功劳记在纳税人和城建系统上上下下同志们的头上，而不能像当年将千百万人民和革命烈士、伤残军人的血肉苦劳一笔勾销，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样。”
不难看出，戴煌的思想与其六十年前被打成“右派”时的思想一脉相承。
接下来的话更加警世：
“如此这般地哄抬下去，那就很可能再现‘文革’式的那种只有领袖而无人民的邪氤恶氲；何况这种不祥之气已相当浓厚，这是很值得良知不泯的共产党人和世人高度警惕的！”
在文章结尾，戴煌写道：
“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谁是借着‘革命’的阶梯满心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耀武扬威的个人名利野心家，明眼人已经看得一清二楚，历史也必会检验得更加清浊无误。”
时间证明，戴煌的政治勇气与判断力令人钦佩。
年轻时的戴煌，是新华社最大的“右派”，也是有名的帅哥。晚岁的他，夕阳绚烂，由儒家思想底色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赢得世人尊敬，但同时，也遭到既得利益者戴着有色眼镜的阴暗责难。其中被作为杀手锏的武器，就是詈骂像他这样的在体制内老认同民主宪政价值的老共产党人为“吃饭砸锅者”。
其实，从戴煌早年思想与言论既可以看出这一责难的可笑。他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及其因之而蒙受的苦难，天日可鉴。其道一以贯之，绝非所谓两边好处都要占尽的精明市侩。
到过戴煌的家，了解生活中的戴煌的人都知道，戴煌居处并不宽敞，生活简朴，作为曾经为共和国出生入死的战士、离休干部，戴煌的这口“饭”，实在简单得可以。
这个国家，不要再侮辱那些生死以之地爱你的人了。
欣慰的是，据可靠消息，戴煌住院治疗前后，得到新华社的悉心安排。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2-21 08: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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