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加消费主义的年月，每年的三八节已经跟双十一一样热闹，变成了一个消费节。只是相比起彻底的商业节庆，三八节的物质狂欢，更让我体会了“身为当代中国妇女的悲哀”，因为要被一边倒地驯化为尤物、为仆妇、为愚民。
▍为什么要用羞辱女人的方式赚她们的钱？
提前十天，占领地铁灯箱的，是各大电商的购物节广告。“宠爱女人”、“女神”、“女王”是它们缺乏创意的症候之一。在这些广告商眼里，女人的价值无非是皮相，才会有这样的广告词：“不要叫我学霸，我是图书馆女神”；“不要叫我家庭主妇，我是时尚辣妈”；“不要叫我工作狂，我是办公室女王”……总之，与商品有关的身份，与外表有关的价值，才是需要被突出标记的加上光环的，而学业优异、照顾家庭和努力工作，是不重要的。某电商上海的地铁广告是：“会买东西比会赚钞票，是对女人更好的表扬。”明明是需要女人帮衬自己的生意，却暗示女人自己赚钱不算本事，能花（男人的）钱才值得表扬。气愤的网友们回答大致跟@匡匡_阿呆者 一样：“宁做一名光荣的劳动妇女，也不要这样的‘表扬’。”
跌破底线的是卖洗衣粉的商家的一系列叫作“新家规”的广告：“股市可以绿，老公头上的帽子不能绿；房价可以涨，老婆的脾气不能涨。”这种广告不仅是性别歧视，那种为了正能量奋不顾身的愚民气质与家庭内部的尊卑有序的遗民风范，真可谓相得益彰，跃然纸上。
要知道，3月1日，是一部对于妇女儿童，以及家庭中的其他弱势者非常重要的法律《反对家庭暴力法》生效开始的日期。没有任何一家商家，有意愿为这部法律的宣传和落实做一些什么。他们并不关心三八节和女性的福祉和权利有什么关系，尽管他们确实有需要讨好妇女，但是因为对于妇女的各种不公平的成见障目，他们的讨好如此难看。他们做的，是公益的反面——用更显眼的公共空间，密集编织、展示矮化和羞辱妇女的言辞，并且自以为是一种赞美——他们已经成为公害。
有朋友曾经跟我说，也许广告为了迎合大众，只能重复一些庸俗的性别成见，而无法呈现宏大的人文价值——因为那样“不好看”。可是，很多日化品牌都有感人至深的支持性别平等的广告。譬如多芬的视频“你比你想象的更美丽”。同样是卖洗衣粉，某品牌最近在印度投放的广告也很棒：父亲在女儿家，发现女儿下班后一边加班一边家务全包，而女婿则什么也不做；父亲开始反思自己作为“甩手掌柜”的示范作用——整条广告是父亲充满负疚的独白伴随着他看到的女儿“蜡烛两头烧”的忙碌形象——最后他回到家里，帮老伴洗衣。
可是，对歧视女人的广告，大多数人也就一笑而过，因为“女人原本如此”。于是，跟女人有关的节日，公共空间中所展现的女人的理想生活，无非肤如凝脂被“呵护”，打扮停当被爱慕，贤妻良母被赞美。她们没有独立的、不依附于人的尊严，哪怕是表现比较肤浅的，例如轿车和烈酒广告中男性拥有的“睿智”和“成功”，都没有。然而，“女人应当如何”的标准始终没有改变过吗？
▍“妇女”是个贬义词吗？
“不要叫我妇女，我是……”频繁出现在三八前后的各种表达中。妇女什么时候变成了中老年妇女的代称？非但是中老年，妇女这个被拒绝的词，可能意味着——做家务、出入菜市场和广场舞社群、不修边幅、没有性魅力的“大妈”和“黄脸婆”、社会地位低下的劳工和农民妇女。以前有位岁数其实也不小的全国政协委员，要求把妇女节改名“女性”节，因为不愿意被认为是“中老年妇女”。妇女不愿意被称为“妇女”，这是妇女节变成消费节的基础。
“妇女”不受待见后面，有着一长串的历史和负债。汤尼·白露对中国的“妇女”和“女性”两个词进行过很透彻的历史分析，总的来说，“妇女”是一个中文里原本就有的词，指的是妇人女子，这个集体称呼，是被女性在儒家人伦体系里面的位置——出嫁为妇，在家为女——决定的。
白露谈到陈宏谋对于妇女定义的核心思想：
“夫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又贤妇，有贤妇然后又贤母，有贤母然后又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女教之所系，盖綦重矣。”简单地说，就是“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吃饭的家庭，往往更加兴旺富足”——所以，老规矩经过一场场的革命，还没有跟大清国一起完呢。
而“女性”则是一个新词，如果说妇女暗示了女人们在家庭伦理和礼仪等各种“规矩”中的位置，“女人”或者“女性”则是一个较为抽象的集体名词，这是一个现在的女人们接纳的词，不过白露指出，这个词并非来自上个世纪初的女权主义者们的自称，而主要由五四男性知识分子命名——在反对和背叛封建家庭的同时，他们必须放弃与家族相连的“妇女”，而基于当时的性学知识和看似“自然的”性别差异，命名跟自己相对相吸的、西方化的、充满都市生活色彩的“女性”。她们是都会生活背景下，月份牌和广告招贴上的“Modern Girl”：穿露背礼服或者贴身旗袍，抽着烟，或是穿背心短裤骑着自行车，拿着网球拍。总之，受过教育，生活悠闲，展现、修饰健美而有性魅力的身体，这是“女性”。
“新女性”们的静好岁月是昙花一现的，战乱与救亡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人无法逃离的历史环境。妇女这个词在今天的意义，是来自于左翼政治的改造。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都希望吸纳受过教育的逃婚妇女作为生力军的一支，并且将动员妇女作为缔造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的手段。当然，在国共分裂、抗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变得保守，“妇女动员”更多地成为共产党的政治手段。不过，“妇女解放”并非来自男性的救援，因为与国家缔造、民族解放结合的妇女解放，往往出自革命阵营中的女权主义者，如向警予、邓颖超和何香凝等人的论述。
中国女人以“妇女”的身份参与了革命和救亡，也以“妇女”的身份被整合到了1949年之后30年的政治中。妇女与国家，或者说公共事务的联结，是有意义的，国家的介入深刻地改造了婚姻家庭的基础，也局部松动了一些城市职工为主的家庭中的两性关系。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的夫妻家务分工就是一个典型，她“不像女孩”，埋头科研，家务由丈夫承包了。只是这30年的实践，在后30年，更多地被视为失败。“不顾性别差异的平等”被视为没有效率，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男性知识分子一再要求“妇女回家”腾出就业岗位和收入给男人的依据。在整个80年代，“女性”和“女人味儿”的话语回归了，报刊上把二三十年代的妇女议题重新复习了一遍，关于健美，关于裸体艺术，关于家务照料工作和女人“干得好还是嫁得好”。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铁姑娘”一再被讥讽，职业领域中被跨越的性别鸿沟重新出现了，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曾经大声疾呼，在80年代，女生们被“女人味儿”召唤，相比起五六十年代，物理系女生人数严重下滑，直到1993年，复旦物理系一个女生也没招。
全国妇联的杂志《中国妇女》的变迁，能够一窥在不同时代，“妇女应该是什么样”的变化。在最初，印刷比较粗糙的封面反映着这一主题，妇女参与了国家的缔造。在文革中停刊之前，杂志上的大多数妇女都是有职业身份的，并且她们的职业颇有挑战男女性别分工的意味，表现她们妻子、母亲身份的封面也非常少。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工农妇女形象，中老年妇女也不是封面的禁忌。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演员的照片上封面，也有更多夫妇和三口之家的照片，而在90年代以后封面人物的露肤程度也不断增加，大多数封面人物不再有职业特征，时装和妆容成为重点。封面的变迁，也表达了对“女人应该怎么样”的标准的变迁，从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社会劳动者，到仅仅是年轻美貌的消费者，中老年和工人农民被筛掉了。
“女人味儿”符合80年代所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对“人性”的讨论，在一种自由主义的萌芽中，性别差异符合某种“参差多态”的多元文化要求，它解放了社会生活，开放了女人们的选择。然而，相比起之后，女性味儿形成的强大的束缚，这点儿解放真的微不足道。1995年，评论家陈慧芬警告人们，要注意“社会在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在规范女人和制造女人”，她说，“在女人的自然和不受限制的‘个性’后面，有强制性的角色成分。那是男性社会的文化密码和商业文化的密码，在有形无形地引导和塑造妇女”。
▍漂亮女生：被奴役者的极乐天
“女性气质”给女人们的生活划出不能逾越的界限，管理外表形象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资源，并且要遵循一个专属女性的品德和教养的系统，温柔内敛、没有攻击性、无私奉献，不怒不争，投身家务照料等等都被算进“女性美德”或妇女“天性”，都让女人们面临同样的困境——评价标准并非操诸自己，而是相关的男人。而且，这些都会削弱她们在职场的竞争力。
表面上生活的选择增加了，物质丰富了，甚至一度全职主妇的增加，被视为社会进步的征兆。然而，1990年以来，女性就业率下降了15.5个百分点，性别差距扩大了6个百分点；此外，历年《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表明：城镇单位就业女性比例不断下降，这表明收入较好而稳定的就业资源的机会对于女性越来越少。相应的，男女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从1990年城镇女性收入是男性收入的77.5%，2000年下降为70.1%，2010年再下降为67.3%。
全职主妇多了，不少情况下，只是因为很多女人的收入，还不够支付幼儿保姆的工资。改革开放前，作为妇女就业保障设施的平价而安全的托儿所，作为“企业办社会”的“落后”制度，已经销声匿迹。因此，因为生育孩子而造成半年以上职业中断的女人，逐年增加：从1971—1980年期间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的5.9%，1981—1990的10.3%，1991—2000的21.2%，终于恶化到2001—2010年的35.0%。
在电影《云图》里，让我最难以忘怀的一个情节，是在“新首尔”被人类奴役劳动的克隆人女招待们，在服务满了一定期限之后，将身披白袍，被同事们唱着圣歌送到极乐之地。女孩们脸上闪耀着欣羡之色，被祝福的女孩一脸憧憬。然而，极乐之门通往蛋白池工厂，在这里，她们的身体将被制造成未来的克隆人的食料。
那个克隆人的蛋白池工厂，灵感显然来自现代养殖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隐喻。如果没有一个谎言的系统，没有“服从就可以得到救赎”的虚假意识，如果不在奴隶们中间制造“自我实现”的成功学，相互影响，相互竞争，日复一日的奴役如何可能？
▲《云图》剧照
如果说80年代的女人味儿和性的话语，对于之前千篇一律的、只有集体而无私人的社会生活的抵抗，是对“文革”时期粗鄙审美的救赎，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又过了30年后，“女性气质”就成为这样的一种用前面的奴隶的生命泡沫化而成的二代奴隶的食料，只是生产工序越来越精密、口味越来越精致了。
“女人”或“女性”取代妇女这个词的使用，伴随的是一个把妇女的问题私人化的过程。把女性生活的重心放在与男性的关系，这就是各类山寨情感专家能够招摇行骗的原因。赚女人的钱，只需要利用她们恐惧，变老的恐惧，不够完美的恐惧，失去感情的恐惧——说来说去，就是怕失去男人决定的自己的价值。
利用这种恐惧，和生造一个女生节，强调“女生不是妇女”，也是充满这种教化意味的——把妇女隔离开，实际上仍然是根据对男人的价值和与男人的关系。女生节催生了一种年轻女子对自身命运的误读：身为年轻漂亮的女子有一种特权，而这种特权来自男性的慷慨。这恐怕是很多人不愿意做“妇女”的根本——放不下的不仅仅是青春年华，还有男性基于自己利益的市恩——在他们在婚恋市场上权重最低、而女性最有交易价值的时候。
必须把妇女分成两半，女人的次等地位，在于生活中充满了隔离：把女人和公共空间隔离，把女人和女人隔离。年轻妇女疏离中老年妇女，大奶斗小三，媳妇斗婆婆或者小姑子，沉溺于各种小型宫斗，斗来斗去都是跟女人，本是一个利益群体，可是内部支离破碎，经验和知识不能相互共享，不能团结，不能为共同的利益而战。
▍如此说来，我们到底要过怎样的妇女节？
妇女节对于妇女是重要的历史遗产，积淀了女人们围绕参政权、经济权和文化认同的抗争。然而，相比起革命年代曾经出现过的动辄千万人的妇女节群众集会，今天的妇女节已经严重空洞化了，空洞到商业的入侵几乎是为其“张灯结彩”的地步。
南方某市的妇联也打出了一条妇女节灯箱广告：“今天我们怎么做女性？”提出了几个哲学问题供妇女们思考：“会煲汤，还会什么？爱追梦，还爱什么？能自强，还能什么？”除了文字，广告的图案是代表广州的木棉花，以及一片裙裾。我看到的是，首先，妇女联合会都不好意思用“妇女”这个词了。其次，妇联也在无所适从当中。这个首鼠两端的广告语，到底在提醒妇女要自强呢，还是要兼顾家庭煲汤呢？还是告诉妇女们“怎么样都行”呢？妇女若是自强了，市场的自我实现逻辑就能解决问题，要妇联干什么呢？妇女如果只需要像传统中一样忠于家庭角色，那么妇联这个机构又是怎么来的呢？如果妇联是希望妇女们里里外外一把手，那么这双重负担公平吗？
说到底，权利保障，不是妇女自己“煲汤”、“追梦”、“自强”能解决，今天的中国妇女需要的终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教化者，她们需要的是能够反映她们的心声，捍卫她们的权利，增进她们福利的人。煲汤的家庭主妇需要生育保险，而现在的生育保险不能覆盖没有“用人单位”的人；自强的女性仍然需要强大的法律保障，让她们不会随意被辞退和性骚扰；追梦的人更需要通过制度消除性别歧视。如果妇联对于妇女面对的问题，束手无策，无从提出合理的解释和解决之道，必然要丧失三八节的话语权。要知道，连打车软件，都知道策划“给她力量驶向未来”的三八节活动时，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公部门可以通过大众媒介或者公共空间，来讨论妇女节背后承载的权利承诺。
在中文世界，所有跟妇女权利有关的法律和政策文件，对于女性的称谓，都是“妇女”。在中国大陆，妇联、妇女发展规划、妇女地位调查，到联合国国籍法文件的翻译，譬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都只用这个词。好多年轻女学生觉得自己不是妇女，她们肯定不知道全国妇女地位调查，大学生都是要特别增加专卷和附卷调查的特殊群体之一。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告别“妇女”，就是告别妇女解放的历史遗产。因此，在今年三八节的妇女节活动筹划群，一些女大学生们把自己的昵称改为“妇女某某某”，她们认为，这“充满力量”。也有一些女青年，完成了去年三八节没能执行的计划——在公交系统，宣传防治公交性骚扰。妇女们能有今天，受惠于在三八节的历史脉络中抗争的妇女，纪念这个节日的方式，应该让女人们不再孤独，了解自己目前的处境，讨论如何应对与行动，并且继续促成性别平权的远景。唯其如此，这个节日才能让我们“充满力量”。
注：本文原标题《我们怎么过妇女节》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3-9 12: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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