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沈从文一生坚守的内心底线

源济

祝勇：沈从文一生坚守的内心底线 

原创 2015-09-23 祝勇 大家

摘要ID：ipress

他通过默默无闻的工作，将现代学术的光芒，重新投射到博物院中。他也像一个孤独的水手，在挣扎与坚持中，体验了生命的壮阔。

▍工作的庄严

王世襄的意见有两页稿纸，主要指出朱家溍先生此文“泛论多而具体分析少”，“如想抓信各时代的特征，似应从具体的比较入手”，魏松卿的书面意见更短，只有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也提出“没有抓住各代雕漆工艺的艺术风格和技术特点”。唯有沈从文洋洋洒洒，270格的稿纸，足足写了四页半，一千二百余字。尽管开头部分不失客套，声称自己在“这方面我实在是个外行，说的话恐支蔓无分寸”，但进入具体问题后，就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而是变得锱铢必较，丝毫不顾自己只是一个没有受到过专门的文物教育的业余选手——如他在1956年一份手稿中所写：“只是个凡事一知半解的‘假里手’”，而朱家溍，纵然比他小了整整一轮，却是出身显赫，家学渊厚。他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第25代世孙，他的高祖朱凤标，在清朝作过吏部、户部、兵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进了《清史稿》；曾祖朱其煊，官至山东布政使；祖父朱有基，官至四川按察副使；父亲朱文钧，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专门委员会委员，负责鉴定故宫所藏古代法书、绘画、碑帖及其他古器物，而朱家溍本人，在抗战结束后正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1950年，已是故宫博物院陈列组组长。朱氏家族，从清朝官员到博物馆馆员，历经了几个不同的时代，他们打量被时光洗涤的皇宫，眼光自有不同。有一次，朱家溍和启功两位文物鉴定大师到故宫，到神武门门口，朱家溍对启功说：到您家了。因为启功姓爱新觉罗。启功却笑答：到您家了。因为紫禁城建于明朝，而朱姓正是明朝的皇姓。

但沈从文没有去理会这些，而是就事论事，提出诸多“值得商讨”之处，透露出他个性里的纯真，就像他眼睛里的文物，掺不得假。他自己也说，“到大都市几十年后，许多方面还像是乡下人，处理现实生活缺少世故和机心。”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沈从文带着他对中国古代服饰、织绣的深刻理解介入文物鉴定，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比如顾恺之《洛神赋图》、展子虔《游春图》、顾闳中《韩熙载谈夜宴图》、韩滉《五牛图》等，都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看家收藏。然而，对于它们的断代，沈从文都得出了与故宫专家不同的意见。其中，对《洛神赋图》，沈从文认定，它并非东晋时代的作品，最早也只在隋唐之间。他提出的理由是：

第一，洛神穿的衣服，不是汉晋式样，近北朝时。头上双鬟上耸发髻，史志明确记载，起于东晋末，流行于齐梁，名“飞天紒”。因此，顾恺之不可能未卜先知地画在洛神头上。

第二，男子侍从和驸马二人，头上戴漆纱笼冠，是典型北朝式样，比顾恺之的时代晚上百年才出现。

第三，驸马二人执弹弓前导，应是唐代制度，系贵族车乘出行，用弹弓压迫行人让路。唐制多本于隋，再早就没有发现。因此，这一车乘制度不是晋代的，而是隋唐的。东晋时贵族出行多驾牛车，也没有警卫相随。

第四，双鬟髻只限于妇女使用。图中冯夷击鼓，却把冯夷当成女人，但又着男子鼓吏短装，不伦不类。显然是由不明白双鬟髻用场的后人所做。沈从文分析，从这个不应有的错误来看，此画可能比隋唐更晚，产生于五代以后，因为唐代敦煌壁画里的龙女天女，出现了这种双鬟髻。

第五，两位船夫衣着完全是北朝时北方劳动者的装束，裤管膝部加缚，具有时代特征。这一点，可以从敦煌画和龙门石刻中找到例证，在晋代，没有这种式样。

▲《洛神赋图》[局部]

沈从文举出上述证据，证明故宫藏《洛神赋图》只能产生于隋唐，不可能是东晋顾恺之的作品。

对《韩熙载谈夜宴图》，沈从文则从器物角度出发，提出如下质疑：

第一，喝酒用的金银持壶注碗，是典型的北宋式，而且是北方所习用的。这种壶下有稜碗着温水，共成一套，当时名“注碗”，从北方出土的瓷器中可以得到印证，而在南方，没有见过。在宋画《文姬归汉图》、胡環《文姬归汉图》，以及盗出国外的《文姬归汉图》、宋人绘《洛阳奢英会图》等宋代绘画中，都可以见到相同式样的酒器。

第二，床前有一条案，上置镜台，是典型宋式。下铺大花串枝牡丹锦，时间更晚，必北宋《洛阳花木记》《牡丹谱》等记叙“洛花”盛行时，才会反映到锦缎上。

第三，画中男人多衣绿，这与宋人所说“南唐降官淳化时还一律衣绿”相吻合。而《韩熙载谈夜宴图》描述的是李煜降宋以前，南唐大臣们的淫靡先生，此时是不可能衣绿的。

第四，靠背椅的式样出现也晚。这种椅子因靠背平直展开，如宋代官僚平翅冠帽式样，而被称为“太师椅”，并不是太师才能坐的。如此可以确定，这幅画是北宋时宫廷画家依据传说而绘制的。
……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类似的质疑，在这封致唐兰的信中再次出现。那个温文尔雅的沈从文消失了，那个倔强、执拗、不肯妥协的沈从文浮现出来。我没有找到朱家溍先生《雕漆图录》序文的原文，但从沈从文信的内容看，他在漆器工艺、图案、造型、风格、源流等方面提出的意见，旁征博引，以出土实例与文献相参照，不仅展现了他的学术风采，也显示出他治学态度的缜密与谨慎。这并非为了表现个人的学术功底，而是为了“对得起这部门遗产，也不至抑扬过实，影响到其他写专题教材和写美术史的提法上辗转失误”。

无论与当时炙手可热的当红作家比起来，专心文物的沈从文显得那么弱势，沈从文却坚守着自己内心的底线——在学术问题上，他绝不含糊。他个性里的完美主义倾向，在文学之外得到了表达，无论他的这种态度，是否被人看见。那是他内心里的一种自我要求。在他心里，工作永远是一件庄严的事情。据黄永玉回忆，有一次，他为《新观察》杂志刻一幅木刻插图，一个晚上就赶出来，沈从文看见了这幅插图，专门找到他家里，狠狠地批评他：“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在悼文中写道：“……争论曾一度把他赶出文坛，不让他给写进文学史。但他还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给他的新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样地做出出色的成绩。我接到从香港寄来的那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大书，一方面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兴奋，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费掉的几十年的光阴。”

表面上，沈从文躲进旧物堆，采取了一种避世的态度，今天看来，这种看似消极的态度里，暗含着强烈的进取精神。萧离用“宠辱不惊，守分尽职”八个字来形容他，沈从文自己则将此解释为：“安于寂寞是一种美德。寂寞的人是充实的。”还说：“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他通过默默无闻的工作，将现代学术的光芒，重新投射到博物院中。他也像一个孤独的水手，在挣扎与坚持中，体验了生命的壮阔。

而曾被光环笼罩的作家老舍，却没能躲过惊涛骇浪，在十年后的1966年，溺水而亡。

作者：祝勇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