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出一本书，书稿中我一律用了“蒋中正”一名，而不用“蒋介石”。结果也不知道掌握审查权力的什么人，认为我称“蒋中正”有捧蒋氏嫌疑。在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方面，我是个很随和的人，只要不改变我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内容，也不要我多干修改来修改去的活，一些枝节问题我宁愿让编辑、出版方去随意。然而这次我却倔强了起来，不愿改用“蒋介石”。原本而言，称“蒋介石”或“蒋中正”并非原则问题，然而认为称“蒋中正”为捧蒋，则就大谬了。追究起来，称“蒋介石”是尊称，称“蒋中正”才是中性的。
中正是蒋氏的名，介石是他的字。凡人皆有名，在中国，名有小名、大名、学名、谱名等分别，比如中正是蒋氏正式名（大名），他另有小名（幼名）瑞元、学名志清、谱名周泰。不同的名有不同使用习俗，谱名是编写家谱时候用的名，一般限于家族或宗族意义的事务比如祭祀时候使用；学名是读书时候起的名；小名是幼年起的名，成年后称小名或者表示特别的亲近关系，或者正相反，意味着极不尊重。正式名当然是最正式的，尤其是一个人成年后在社会活动中最规范的用名。就蒋氏本人而言，青年时代他比较多用的是自己的学名“志清”，后来就一直用“中正”这个正式名了。也即，当蒋氏成为风云人物后一直到晚年去世，他自己用的姓名是“蒋中正”，并不用“蒋介石”。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称蒋氏为“蒋介石”呢？隋唐时候的大儒孔颖达说：“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意思是年过二十的男人已经是应该做父亲了的成年人，别人不可以称其名，而应该称其字。这是中国名讳现象的泛滥结果。名讳现象起源于先秦，滥觞于秦汉，隋唐后更是风行，原本是对尊长之名进行避讳即不能直接称名的一种礼法。当遇到没有办法避讳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在名之前加一个“讳”字以示惶恐，比如北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即张猛龙碑）开篇即是“君讳猛龙”。名讳风气到了明清，已经达到了彻底泛滥程度，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越所谓的尊长，而是几乎适用于了所有略有点身份的成年男性，演变为了一种普遍的尊称礼节。就识字阶层而言，互相称呼几乎达到了只称字、不称名，以示尊重的程度。民国时候，尽管已经式微，但仍然延续了这种风气，流行称“蒋介石”而较少称“蒋中正”，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当代人读明清的一些书，一当涉及人名，就会特别累。即使是清人日记，日记主人也还是自觉遵守名讳习惯，多是提他人的字，而不是名。民国时候的书提他人名的比较多了，但仍然有不少是习惯于称字。在这种风气当中，明朝后就越来越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人们已经不了解或忘记了某人原本的名，只记得他的字了。这种情况叫“以字行”。“以字行”，就是“以字行世”，即人们都将某人的字作为名使用，比如明人唐寅，字伯虎，世人多知“唐伯虎”；清人顾俊基，字人千，世人所知“顾人千”；民国吴敬恒，字稚晖，世人多知“吴稚晖”。“蒋介石”这一称呼流行，也可以视作“以字行”，但很勉强，因为“蒋中正”这个称呼毕竟也比较流行。类似情况在民国可说是太多太多，比如蒋方震，字百里，无论“蒋方震”还是“蒋百里”，两个称呼在民国时候都是鼎鼎大名。
在“以字行”的风气当中，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本人系于别人已经只知道自己的字而不知道名，就干脆“以字为名”，也即自己将字作为名使用。民国时候有起多个名乃至化名、笔名的风气，“以字为名”的人就特别多。比如廖仲恺，本是名恩煦，字仲恺；戴季陶，本是名传贤，字季陶；胡汉民堂弟胡毅生，本是名毅，字毅生；王一亭，本是名震，字一亭；刘伯承，本是名明昭，字伯承；于右任，本是名伯循，字右仁，等等。这种“以字为名”的情况跟蒋氏无关，因为他本人并没有把“蒋介石”当作过自己的正式姓名使用。
以上可见，“蒋介石”这一称呼流行是在中国古老的名讳风气背景下，出现的一个很勉强的“以字行”事例，其发生基础是当时人们出于尊重，可以视作对蒋氏的一种尊称。当代人已经属于后世之人，可以继承“以字行”习惯继续称呼“蒋介石”，但系于蒋氏正式姓名为“蒋中正”，其本人并没有“以字为名”，因此，完全可以不继承称呼“蒋介石”这一习惯，而更加中性并正式称呼“蒋中正”。如果一定要将称呼跟臧否态度联系起来，那么，只能认为称呼“蒋介石”恰是继续追捧，除非中国姓名文化的基本原则已经被完全推翻。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3-25 05: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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