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8年，即明崇祯十一年，山东腹地的小县淄川在知县杨蕙芳的主持下，“建空心楼十一座，附城四面，中设炮眼各二十四，用防近城蚁附者。上覆敌楼，益屹然金汤”（乾隆《淄川县志》卷2，《城池》）。
这样一个小县城此时大费周折，修城设炮，自有其背景。就在两年前，关外的清军曾兵临北京城下，又引军攻至北京以南的通州等地，最后饱掠而去，给周围地方带来极大恐慌，纷纷整军备战，清人所修地方志自然不好把这个原因明确指出来。
历来人们认为，在中原王朝与北族政权的军事冲突中，前者长于守城，后者长于野战。但纵观长城内外发生的大小战事，真正在边墙两侧展开攻防战的，实际上寥寥无几，真是大出常人的意料。
边墙攻防战必然不是发生在中原王朝的强盛时期。在那些时期，中原王朝往往派出大规模的骑兵出长城攻伐，如汉武帝时期的河南之役、河西之役，隋文帝时期的白道之役，以及明成祖的五次北征等等。恰恰因为对手的飘忽不定，中原军队不可能集中兵力固守于长城的某一要塞，与其展开决战，而必须打出去寻找战机。
这种攻防战可能会发生在中原王朝的国力衰颓之时。
譬如北宋。980年，辽西京大同府节度使萧咄李率大军攻打雁门关，守将杨业时任并州刺史。由于杨业麾下仅有守军数千人，不敢死守。设计以副将守关，自己则率“麾下数千骑自西径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萧咄李竟被宋军斩杀。辽军大溃，退至大同。杨业挥军追杀，擒获辽军都指挥使李重海而还。
可见，即使在关城攻防战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守将依然认为，采用骑兵出城奇袭，而非据城死守，才是解围的有效方法。
蒙古伐金的战役则提供了一个反例。
1213年，蒙古大军进逼居庸关。由于居庸关两山夹峙，中为深涧，金国守将溶铁汁封锢关门，再将铁蒺藜布于长达百余里的关沟之中，并以精兵防守。蒙古军一时被阻。这时有札八儿献计，说有小道可供骑兵穿越到居庸关的后方。于是蒙古骑兵绕道紫荆关，到达南口，使居庸守军腹背受敌，导致城破。
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一场惨烈的攻防战。
但到了16世纪，一切开始发生变化。
早在14世纪，欧洲已经出现了火器，即运用火药的大炮。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火炮的射程有限，距离敌人太近会不安全，太远又打不到，搬运起来又极为吃力，因此在战争中还不能扮演主角。到15世纪末，火炮的威力已在英国和法国的多次攻城战中显示出来。1519年，一位军事评论家写道：“没有什么城墙能留存下来，无论多厚，大炮也会在几天内将其摧毁。”
为了对付这种攻城利器，守城者也在绞尽脑汁。15世纪，欧洲的许多城池开始在城上设置火炮，加固城墙和角楼，但最为重要的，是在城堡的四个角加筑向外凸出的三角形棱堡，正面设置重炮，两个侧面与主墙呈90°角，上面的火器专门用来对付防守的死角，这种棱堡防守体系被称为“意大利防御”。
于是，在16世纪中叶以后，无论是在意大利半岛，还是在尼德兰或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边境上，到处是棱堡工事。到17世纪，法国、德国、英国、爱尔兰、丹麦、波兰、俄国的战略要地，都建有棱堡防守。最重要的是，欧洲殖民者将这种防御体系带到了加勒比地区的哈瓦那，以及东南亚的马六甲和马尼拉。
无论是火器的使用还是棱堡防御体系的实施，都意味着战争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而16世纪欧洲的“价格革命”使物价普遍上涨50%，使这一成本更加上扬，于是战争成为一个昂贵的举动。不仅如此，军费的增加还要求对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管理体系做出相应的改变。
16世纪的中国，恰好是一个可以暂时对付这一昂贵成本的时代。16世纪的中国，也开始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但整个国家管理体系的变化则是另一回事。
郑诚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稍早的天启年间，与来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的徐光启和孙元化屡次向朝廷建议引进西洋的筑城术，将旧式敌台改造为三角形的棱堡式铳台，形成当时闽广商民所见马尼拉那样的“铳城”。崇祯九年（1636），另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徒韩霖所著《守圉全书》刊出，全面介绍了西洋筑城及炮台的情况，并试图在家乡山西绛州加以实验。此外，在河北雄县，也做了这样的尝试。（《守圉增壮——明末西洋筑城术之引进》，《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可见，在淄川筑城的时候，不仅不差钱，思想、技术都有了。
清代《淄川县志》的编者在提到筑城此事时，在描述了这些空心敌台的特点后，专门引用了《历学会通》这部书：
敌台有三式，造于城角，谓之正敌台，一也；或于城墙居中，谓之属敌台，二也；或于城外另作，谓之独敌台，三也。独敌台者对城门，外建议掩门，此更难攻。或建于瓮门之内，则更大益守者。建台有颐，有眉，有眼，有眼球，有鼻，有吭，此西洋之法也。
《历学会通》是明清之际人薛凤祚所编，其中就收录了韩霖的《守圉全书》中关于西洋筑城术的图说。上述文字，基本上可以视为《守圉全书》中的内容。而薛凤祚恰恰又是山东青州府益都人（今临淄金岭镇），益都又是淄川的邻县，与淄川的士大夫有较多联系，并通过后者将其主张付诸实践，也是极有可能的。
据在崇祯朝做过大学士的淄川人张至发所写《建空心楼义仓记》，他听说崇祯九年时家乡的城墙从土城变成了石城，就表示“城则坚矣，倘再得空心楼数座，更为完善无虞也”。后来放归回乡，“遂谋于众，建窝铺一百二十二座，敌台十三座，每堞木箭帘一叶，共费银一千两有奇”。虽然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这项工程的发起者，但从履历来看，他并没有与西学的渊源。所以他又说，“一日，邑侯杨公持一编示余，载空心楼之制”，这一编也许就是韩霖的《守圉全书》中的一册。
那么，淄川这次在城墙上修筑的空心敌台，究竟是不是西洋的新式敌台呢？《县志》中说明，每座空心楼所设24个炮眼，“正面眼作迎面炮用，旁眼作顺城炮用，有高、低、中，设层板以便随宜施用。每座上覆以顶，以避风雨，故名曰楼。城墙中心外出一块，形如空心，楼中实以土，俗呼曰城耳”。顺城炮之设，与文前所引“用防近城蚁附者”，而且是从城墙向外突出一块，说明这恰恰是棱堡式炮台的功能和形制。
从乾隆《淄川县志》的《城池图》中，我们还可以依稀看出一点当年的痕迹。这幅图虽大体上是传统的画法，但从东西城墙来看，还是引入了西洋透视的技法。其中除城门之外，在东南角和西北角还各有楼一座，从东南角这座来看，应该就是前引所谓“正敌台”。
▲《淄川县志》的《城池图》
除此之外，这次修城还设置了城悬眼、门眼、城斜眼等应对火器攻防的设施。城悬眼“在外城门门外之上，其眼直竖大如斗。城上守兵隔城可倒施铳炮，以防敌众蜂拥攻门，并可浇水以防火攻”；门眼“在外门扇中间，高不及人，可施鸟铳，以御敌人拥门来攻”；城斜眼“在各垛墙之下，斜向外，明可施鸟铳，远御敌人”。应该都是在墙体不同位置上设置的枪眼、射孔。
尽管我们不能知道明末淄川县修筑空心敌台时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了西法，但显然是晚明传入的西洋筑城法的早期实践者之一。可惜的是，据《淄川县志》记载，这些设施到康熙的时候就毁坏得差不多了。明末清初那场战争并没有破坏这个旧世界，与这场战争伴生的制度变革也只是局限在了比较技术的层面，淄川这次筑城的昙花一现也就颇有点象征意义。
这座山东腹地的小城只是和“全球史”打了个招呼，然后就擦肩而过了。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3-28 12: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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