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几乎都认为中国在晚清近代化之前，是没有城市公园的，公园属于西洋文明传进来的近代城市装置。如雷颐先生说：“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现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公园’，是百年前在近代西学东渐影响下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公园首先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的租界，由租界当局用中外商人税款创办，中国人译名为‘公家花园’，几十年后留日学生增多，才从日本引进、最后确定名为‘公园’。”
张鸣先生也说：“中国古代，没有公园，但私家园林却不少。最大的私家花园，一般都属于皇家。权贵和富豪，也有自己的园子，有的还相当精致。建一所公园，对公众开放，在上海，自1868年英租界的黄浦公园始。”
张鸣先生所说的“黄浦公园”，即雷颐先生说的上海“公家花园”，其实就是后来闹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传言的外滩公园。查该园1885年的游览规则，确实有“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的条款，可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流言也非全然是空穴来风。
且不论将这个限制华人游园的“公家花园”界定为中国的首家公园是否合适，不妨来讨论一个问题：在洋人建造上海公家花园之前，传统中国社会真的不存在公园建制吗？
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议，我们还是需要先对“公园”下一个明晰的定义。我们认为，公园是指“由政府规划、出资建造并管理，有一定的游憩设施，供公众游览、休憩、娱乐的城市公共区域”。如果对这个定义没有异议，那么接下来，我们便按照这一界定来验证传统中国到底有没有公园。
让我们跳过晚清，将目光聚集到宋代中国。我以前曾在“腾讯·大家”发表过一篇《宋朝人也去逛公园》，讲述北宋部分皇家园林定期向市民开放，因而具有了公园的功能。不过，以部分皇家园林的开放性来论证宋朝已有公园，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首先，将皇家园林说成公园，确实比较勉强；其次，即使一部分皇家园林可以算是“准公园”，但皇家园林通常只分布在京城，京城之外的其他州郡又有没有公园，还是一个问题。
▲ 以北宋相州郡圃为题材的赵孟頫《昼锦堂图卷》局部
我这几年比较关注宋代历史，发现有足够多的图文史料与研究成果可以证实：宋代已出现了成熟的城市公园建制。宋人将这类城市公园称为“郡圃”、“州园”，有时候也叫作“公园”。北宋诗人吕陶写过一组诗，题目叫作《寄题洋川与可学士公园十七首》，这里的“公园”，指洋川郡圃。“公园”的概念说不定就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
郡圃，当然由州郡政府规划、出资建造并管理，一般修建在州郡衙署附近，所以一些学者也称其为“衙署园林”（不过这个命名有误导性，让人以为郡圃是地方官员私享的禁地）。郡圃也都建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必要的游憩设施，是景色宜人的游览胜地。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游览胜地对公众、市民开放吗？地方官府建造这么一个园林，目的为何？是为了私享山水美景，还是供百姓游览、休憩、娱乐？
▍宋诗中的郡圃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诗中出现的郡圃。许多宋朝诗人都将郡圃写入了他们的诗歌作品，除了描述郡圃景色、讲述游园感受之外，不少诗句还向我们透露了宋代郡圃对公众开放的线索。
北宋张耒的《醉郡圃》一诗写道：“游人酒客兴未足，举首白日西南斜。”显然诗人笔下的郡圃是有“游人酒客”前来游玩的。
南宋杨万里的《郡圃晓步因登披僲阁》则说：“百五佳时更绝晨，园丁犹未放游人。”这里的“犹未放游人”，当然不是说郡圃禁止游人入内，而是说开园的时间未到。看来此处郡圃是定期开放的。在诗人另一首诗《问涂有日戏题郡圃》中，郡圃就开放了：“今年郡圃放游人，懊恼游人作挞春。”
南宋汪莘的《题新安郡圃驻屐亭》提道：“愿君与国为柱石，长使邦人歌驻屐。”新安（即徽州）的郡圃应该也是向“邦人”（州郡居民）开放的。陈岘的《郡圃依绿亭》亦说：“待与邦人同醉乐，一樽何惜少徘徊。”此处郡圃无疑也开放给“邦人”游玩。
北宋苏颂的《寒食后一日作和林秀才》：“宫花铺绣浅深红，蜀柳垂丝千万缕。都人士女趁时节，郡圃山樊乐樽俎。”戴复古的《郡圃寒食》：“与民同乐一开园，佳节何曾禁得烟。拍岸绿波浮舴艋，翻空红袖打秋千。”描述的都是“都人士女”在寒食节后游览郡圃的情景。
南宋曹冠的小词《夏初临·婺州郡圃》则以华丽的句子描绘了士女赏游婺州郡圃的醉人画面：“水榭风台，竹轩梅迳，双溪新创名园。极目遐观，碧岑敛散瑶烟。柳塘风皱清涟。烂红云、花岛争妍。艳妆佳丽，相携笑歌，学弄秋千。”
辛弃疾也有一首小词，叫《木兰花慢·题上饶郡圃翠微楼》，从词中“近来堪入画图看，父老愿公欢”的句子看，上饶郡圃也是纵人游览的。
陆游有一首诗写道：“老子何曾惯市尘，今朝也复入城闉。太平有象人人醉，造物无私处处春。九陌莺花娱病眼，一竿风月属闲身。不缘兴尽回桡早，要就湖波照角巾。”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开放郡圃的信息，但我们看看诗的题目“入城至郡圃及诸家园亭游人甚盛”，便一目了然。
北宋蔡襄的诗《开州园纵民游乐二首》，南宋程公许的诗《清明日郡圃游观者如织，余以赵园之约至夕乃还》，也是不用读诗句，光看题目，便能知道诗人所咏郡圃均为对公众开放。
另外，从宋元人的笔记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明确记录郡圃开放给游人游玩的信息。曾敏行《独醒杂志》载，成都合江园“前后植梅极多。故事，腊月赏燕其中。管界巡检营其侧，花时日以报府，至开及五分，府坐领监司来燕，游人亦竞集”。合江园是成都郡圃，花季开园，任人游赏。
范成大《吴船录》载：“十里至蜀州，郡圃内西湖极广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系缆古木修竹间，景物甚野，游宴繁盛，为西州胜处。”蜀州郡圃叫罨画池，现在是四川崇州市的公园与文化古迹，但人们未必知道宋时罨画池已经是“游宴繁盛”的城市公园了。
韩琦有一篇《相州新修园池记》，记述说：“（相州）南北二园，皆植名花杂果、松栢杨柳所宜之木，几数千株。既成而遇寒食节，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或遇乐而留，或择胜而饮，叹赏歌呼，至徘徊忘归。”相州的郡圃叫康乐园，显然也是一个欢迎州人士女游赏的开放性园林。
▍方志中的宋代郡圃
地方志对宋代郡圃的记述，更是确凿无误地显示了郡圃的开放性与公共性。研究中国园林史的重庆大学毛华松先生，曾从浩如烟海的宋朝方志中检索出大量史料，证实宋代郡圃或定期向公众开放，或完全开放。下面引述的方志记载，参考了毛先生的研究成果：
▲ 以北宋相州郡圃为题材的钱选《昼锦堂图卷》局部
广州郡圃——元老壮猷之堂：“郡东西圃旧亭池，率荒芜不治。（南宋）淳祐壬寅，经略方宝学大琮政余，始命刬治芜秽，旧者新之，堙没者出之。西建‘元老壮猷’之堂。……岁遇节，纵民乐之。”（元大德《南海志》）
福州郡圃——瓯冶池：“亭阁其上，而浮以画舸，可宴可游。亭之北，跨濠而梁，以通新道。既而，州人士女，朝夕不绝，遂为胜概。”（《淳熙三山志》）
福州郡圃——春台馆：“州园在牙门之西，所谓春台馆是也。岁二月启钥，纵民游赏，常阅一月，与民同乐也。”（《淳熙三山志》）
明州郡圃——众乐亭：“总桥三十丈，桥之东西有廊，总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众乐，其深广几十丈，其前后有庑，其左右有室，而又环亭以为岛屿，植苍木，于是遂为州人胜赏之地。方春夏时，士女相属，鼓歌无虚日。”（《乾道四明图经》）
永嘉郡圃——众乐园：“纵横一里，中有大池塘，亭榭棋布，花木汇列。宋时，每岁二月开园设酤，尽春而罢。”（《大明一统志》）
绍兴郡圃——西园：“邦人无小大得恣乐其中。二月二日始开西园，纵郡人游观，谓之‘开龙口’，府帅领客观竞渡。”（《嘉泰会稽志》）
绍兴郡圃——赐荣园：“春欲尽数日，游者益众。千秋观前一曲亭（即赐荣园），亦竞渡不减西园，至立夏日止。”（《宝庆会稽续志》）
吴兴郡圃：“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竞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嘉泰吴兴志》）
平江府郡圃：“承平时，每岁首饰诸亭，纵民游玩，以示同乐。”（《姑苏志》）
建康府郡圃——青溪园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园：南宋开庆年间，知建康府马光祖浚通青溪，“建先贤祠及诸亭馆于其上，筑堤飞桥以便往来，游人泛舟其间，自早入暮，乐而忘返”。（《景定建康志》）
当然，相对于宋代三百多个州郡的数目，我们搜罗到的方志记载，无异于九牛一毛，无法证明开放性郡圃在宋朝的普遍性；只能作为个案，说明至少有一部分郡圃是对公众开放的。
不过，我们确知一点：宋代是修建郡圃的鼎盛期，不管宋朝之前，还是宋朝之后的地方政府，都未能像宋代士大夫那样投入极大的热情建造郡圃，北宋名相韩琦说：“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
南宋《嘉泰吴兴志》亦称：“郡有苑囿，所以为郡侯燕衎、邦人游息之地也。士大夫从官，自公鞅掌之余，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竞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与民同乐。囿为亭观，又欲使燕者款、行者憩也。”当时不但大都市（州郡）普遍建有郡圃，一些小城市（县城）也跟风营造苑圃。而这些苑圃，通常都是作为“邦人游息之地”，供官民“通四时之乐”。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宋代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城市公园建制，地方政府自觉地将建造公园列入城市公共设施建设规划。不仅仅个别繁华大都市才修建了公园，而是大多数城市都有苑圃之类的公共设施。
而在宋代众多郡圃中，成都的西园可能是最具有娱乐精神的城市公园。元人《岁华纪丽谱》载，西园“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换言之，成都西园在开放期间，园内有酒垆花市、茶房食肆，有文娱表演，以娱游人。
庄绰《鸡肋编》的记述更为详细：“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演武场，环庭皆府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浑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塾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西园不但定期开放，而且开园首日，酒坊会在园中举办“相声大赛”，评委是游园的观众，凡能将全场观众逗得哄堂大笑的艺人，可得一枚青红小旗。一天下来，哪位艺人得到的小旗最多，即为最佳艺人。
这样的郡圃，如果不能说是“公园”，那还有什么可以称为“公园”呢？
▍“与民同乐”的时代精神
那么，为什么宋代会成为郡圃建设的鼎盛期？为什么宋朝地方政府热衷于将郡圃辟为供公众游乐的公园？
这背后，我相信有一种“与民同乐”的时代精神在推动。我们看宋人修建郡圃的“园记”，便会发现，主持工程的地方官员总是一遍遍强调：之所以要建造这个郡圃，并不是我个人想享受，而是因为岁月静好，斯民同乐啊。
北宋施正臣、许子春、马仲涂三人修真州东园，是考虑到：“真，天下之冲也。四方之宾客往来者，吾与之共乐于此，岂独私吾三人者哉？”（《真州东园记》）
南宋时潮州修筑西湖山郡圃，是因为知州林山票“登州治之金山，从容眺望，西挹其秀而得佳趣。不能知秘，思与邦人同其乐”，故而“堑者夷之，翳者剔之，崎岖者砌而级之，植以松竹，杂以花卉，复筑三亭，以便游憩”。（《湖山记》）
可是，宋亡之后，“与民同乐”的公共治理精神不再被强调，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甚至对宋代盛行的“与民同乐”风气很不以为然，如王夫之认为，宋人广修郡圃，“计其供张尊俎之费，取给于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狱讼征徭，且无暇以修职守；导吏民以相习于逸豫，不忧风俗之日偷，宜其为治道之蠹也滋甚”。
与此同时，那种供市民冶游逸乐的郡圃也越来越少见。比如宋时的潮州西湖山，“阖郡之人，以恬以嬉，相与具盘飧，罗樽垒，以穷登览之胜。饮者酡颜，歌者呕哑，舞者抃跃。朝而往，夕而归”。但在明初洪武年间，潮州重筑城墙，将西湖山与市区隔离开来，致使西湖山的公园功能迅速衰退，成了官员公余憩息的封闭空间。
▲ 《景定建康志》中的“青溪园”
到晚清时，人们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与民同乐”的公园传统，端方等五大臣率团出洋考察，第一次知道西方的城市居然普遍设立公园，不由感慨万端：“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反观“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我国因四千年专制政治之原因，民治思想不发达，故娱乐之组织，徒知一己之私，鲜有顾及公众之幸福。为民众公共娱乐之公园，绝未所闻。”面对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晚清的文人普遍产生了深切的文化自卑。这也为后来爆发的全盘反传统运动埋下伏笔。
今天的晚清近代史研究者宁愿将限制华人游园的外滩公园认定为中国第一个城市公园，而不愿意相信宋代郡圃就是城市公园，这也许反映了一种百年来一直盘踞于知识分子意识中的历史观：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才可能发生被动性的近代化转型，包括建立城市公园制度。
然而，我们考究国史演进脉络，会发现近代化并不是外来的他者，向近代迈进（包括城市公园的出现）的动力其实内在于我们的传统之中。种种迹象显示：宋代已出现了近代化转型，许多海外汉学家都相信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只不过，由于后来元明清三朝的统治者昧于历史大势，未能接续宋朝文明，导致宋代开启的近代化进程又中止了。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3-29 07: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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