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中产、知识分子和独子继承制

源济

中产、知识分子和独子继承制 

原创 2016-06-15 吴强 大家

文 | 吴强

在一个充满敏感词的互联网话语时代，充斥着各种语义混乱的现象，但是很有一个词像“中产阶级”，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各式各样的批评、嘲讽，或者故意使用其他概念如中产阶层、中间收入群体等等来代替阶级，颇能反映着当下社会对中产阶级的认识混乱，这一概念更经常性的被忽略，或者干脆被否认中产阶级的存在。这大概是今天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普遍的焦虑根源之一吧，他们根本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中产阶级，而遑论阶级自信了。

这对一个曾经连续30年强调阶级话语、伴随激烈阶级斗争直至大动乱的社会来说，还是蛮奇怪的。从那之后，阶级迅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只有保守意识形态部门和权力部门的内部报告上还能偶见。似乎，30年的激烈社会改造和阶级斗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虽然没有实现共产主义，却成功地消灭了阶级，以及阶级意识。即使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从1970年代已经悄悄传播，也很少被广泛地用于指称现实生活中的官僚特权集团，而其他的身份认同，如干部和工人、省籍和民族、有钱和没钱，甚至星座、出生年代这样简单的划分，却不断制造着新的社会隔阂，甚至以语焉不详的“阶级固化”恐吓来掩盖新兴中产阶级崛起的现象，一个本世纪中国可能最为重要的社会事实。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中产阶级的起点。

其实，中产阶级是一个现代概念。在现代工业革命和阶级社会形成之前，以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为例，社会分为三个阶级：僧侣、贵族和第三阶级。这第三阶级，也就是普通人，包括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占人口的96%，承担着纳税义务，也就是被僧侣和贵族之下的被统治阶级。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之一，就是因为一名叫约瑟夫.西耶斯的僧侣，在1789年1月出版的一本政治小册子《第三等级》，而点着了革命之火。不过，这个看似与中产阶级相去甚远的“第三阶级”概念，在今天同样可能被唤醒，然后建立起中产阶级的自身想象：2013年出品的电影《第五等级》，源自1965年底特律的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相对于主流媒体的“第四等级”，而指代那些中产阶级内部的反叛群体，如今天的博客作者和黑客群体，特别是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所代表的觉醒。如果以之对照今日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意识的觉醒，也蛮有趣的。

因为，在过去30年间，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似乎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在进行，不仅那些新兴中产阶级内部认识混乱，连其中可能最有阶级建构意识的知识分子和公民积极分子也不知所措，甚至至今不肯承认这一社会事实，似乎还打乱了治理节奏：面向新兴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供给侧改革，被迅速扩充到“善待中间收入群体”的政治关怀。这在传统的中产阶级理论看上去颇难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阶级可见度与知识分子

传统理论所指的中产阶级是基于职业分工的，是那些专门职业群体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和经理人，他们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享受较高的报酬和社会地位，区别于企业主构成的资产阶级和主要出卖劳动的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一阶级都不明显，隐藏在更为对立的所谓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背后。而中产阶级的崛起，恐怕是19世纪如火如荼无产阶级斗争之后甚至引燃20世纪世界范围革命之后，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最为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

因为，如著名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的观察（这位睿智如阿尔伯特·赫胥曼在管理学天才之外对社会的洞察智识远被忽视了），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工业革命而具有高可见度的底层阶级，在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斗争后，随着新的产业革命创造了规模更为庞大的以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在战后逐渐不可逆地没落了，并成为通过福利国家体制与政府达成合作的自利阶级。取而代之的，特别是1980年代之后，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广泛知识分工的、近乎普遍化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受益于战后扩大的高等教育和递增的知识经济和岗位，逐渐成为几乎所有经济产业和部门的主要劳动力。由此，一个德鲁克意义上的深远的社会转型时代开始了。

而历史上但凡此类社会转型，总不乏德鲁克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之代言。追溯到霍布斯时代亦然。他的名著《利维坦》以自然法意义的权利观即“人性公理”来对抗权力，勇敢地为当时新兴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代言，开创了现代政治的道德哲学。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虽然遵奉着这一知识分子的定义，却更袭自儒家事君传统，动辄喜开“圣言”却独立在更为广阔的阶级冲突之外，即所谓“保持沉默”的权利，对新兴中产阶级兴起的社会事实视同不见，仿佛自身就是一个单独的知识阶级，如阿伦特所描述的，不过是19世纪受歧视的犹太人与统治者保持合作关系而超然于民族和阶级冲突之上。他们或许以维也纳小组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智识和沙龙为榜样，却不明白同样定居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如何以他的性欲－精神分析为整整一代的中产阶级卸下了道德的重负。所以，如果对照霍布斯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矫情和暧昧无疑是一个耻辱。

所幸，因为知识经济的扩展，中产阶级的基础从少数职业到普遍的知识岗位，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职业的界限也变得空前模糊。另一方面，维系阶级差异、制造阶级意识的，自然不可能重复工人阶级19世纪以“读书”而觉醒、以“斗争”体现可见度的道路，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如工人阶级一般有着清晰界限和高度认同的团体。相反，从一开始，他们就以消费的差异性来追求相互认同，在貌似攀比的时尚风潮下，这一消费主义却是以中产阶级们的追求差异化而不断扩大，制造着中产阶级的阶级区分。也就是，因为追求消费的差异化，而体现中产阶级的社会可见度，从而刷新中产阶级的存在感。

一言以蔽之，消费主义创造着中产阶级，颇类民间常说的越花越有。也基于此种消费主义解释的中产阶级观，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还未培养出足够的知识分工体系，或者继续依附在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庞大体制下，但是，却因为淘宝购物、互联网支付和境外旅游的快速增长，在过去的十年里迅速形成了一个强度可观的消费主义浪潮。事实上，根据OECD发展中心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国的新中产们正在成为世界领先的消费群体，2007年他们平均每周花费大约9.8小时购物，大大超过刻板印象中消费主义泛滥的美国，后者只有3.6小时；更有超过40%的中国受调查者承认，购物是他们最热衷的休闲活动。麦肯锡2013年估计，这意味着到2022年中国的城市消费者将有75%达到年收入9,000到34,000美元，即中产行列。当高频消费已经成为去不掉的惯习，中国市场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一个新阶级或许就此诞生。

虽然规模占人口比例尚低（12%），而且居民消费支出占产出的比例只有37%，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1%，却从此改变了他们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关系，甚至与上层阶级的关系，才产生了希望吸引国内消费力、改造外向型产业结构的“供给侧改革”。

▍“独子继承制”的资本主义

但是，这仅仅反映中产阶级的经济性质，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乃至可见度－社会力量的爆发还有其内生原因，那就是计划生育。

很多人尚且难以同意非传统的消费主义解释，如消费越多越中产，追求差异化消费也可能是中产内部碎片化的一个驱动或者证明，大概更难以相信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的计划生育政策居然可能加速制造着中产阶级。其实，这一假说并不奇怪。例如，在过去几年的女权主义争论中，就出现了一种论调，由于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无意中起到男女新生代的家庭和教育资源的平均化作用，从而保证了较之以往更多的女性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然后进入较高阶级，这部分女性对计划生育以及国家主义所提供的“性别机会”颇有好感，而反对那些反对计划生育的主张，并对“二胎化”忧心忡忡。

其实，女性教育机会本身就可以作为中产阶级扩大的一个衡量指标，何况女权主义运动本身在欧美的历史进程中，都属于中产阶级的运动，反映着中产阶级的性别和权利意识变迁。与此相关，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诸多研究都表明，生育率变化与人类发展指数(HDI)、经济增长、开放度乃至财富累积等中产阶级形成的衡量指标，有着几乎唯一的显著相关性。而且，生育率变化引致的中产阶级的扩大，与前述消费主义所证实的中产的地域分布也高度重合，呈现集中于东部沿海省份，然后向内地逐渐扩散的态势。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形成不仅可能是计划生育部门强力推行计划生育的一个非意向性结果，也似乎超出了相关人口社会学研究的视野，所谓专业知识分子的分工隔阂产生着阶级的冷漠。

我们知道，中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代初开始呈现快速下降趋势，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80年的2.2％、继而下降到2000年的1.8％左右，甚至有推测说为1.6%。与此同时，表明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总抚养比快速上升，到2013已经达到353，即每1000工作人口要抚养222个儿童和131个老人，超过成熟社会的台湾省，提早进入到一个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特征是老人抚养率超过12%，如日本等老龄社会的老人抚养率。也因此，在类似密集人口研究结果的严峻压力下，中国政府今年开放了二胎政策，试图有所回应。

这一“提早”进入高龄和少子社会的“危险”信号，也许正包含着认识中产阶级形成之快超乎意料的另一个解释。有研究表明，因为一胎化对教育和其他的投入有减少储蓄率、增加消费的效应，而老龄化则相反。而且，生育率最早降低的沿海省份，对人力资本增加和人类发展指数都有贡献，且因贸易开放度差异，相对内地而言，在过去30年都与当地经济增长有明显相关性，并呈向内地逐渐扩散的趋势，而一再佐证生育率降低与收入增加的正相关性。

进而，如果考虑到30年的大跨度和同时进行老龄化趋势，便意味着计划生育不仅因为刺激了人力资本的家庭内集中，而且对代际间财富积累也有集中效应。通过计划生育和市场阶级、高等教育普及和开放市场经济等社会条件的结合，加速造就了一代新的中产阶级。证明之一，不仅如联合国统计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从东南沿海到内地的分布与生育率降低地图高度匹配，而且，万事达公司2016年对中国妇女高等教育先驱指数的测算，中国该指数为66.3，高于亚太平均水平57.6，证实了低生育率对女性高等教育改善（实则中产阶级扩大的指标）的积极促进作用。

这些学术语言也许看上去费解，其实描绘了一个现实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故事：1980、90年代较为模糊的阶级出身和家庭，为人父母者和2＋2的祖父母两代人都争相把各种资源用于独生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一代人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积累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进行，后者也受益于市场化的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

换句话说，超过30年的强制独生子政策其结果，便等同于引入了长子继承制，不仅只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历史上需要100多年才能完成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本是计划生育部门常引为自豪的政绩之一，更重要的，还根本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族继承－分割模式，如“4-2-1挤香肠”一般几乎同时完成了中产阶级的扩大和阶级的“缩小再生产”。所以，无论生育间隔如何变化，关键的，这或许就是一种国家主义同时介入市场经济和家庭生活之后制造的一种中国特色的“独子继承制”的资本主义。

以至于，如瑞士信贷2015年10月公布的世界财富研究报告，若以财富存量来测算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一个成年人至少拥有28,000美元的中产群体超过了1.09亿，较21世纪初的规模扩大了五倍之多，占人口比例10.3%，略低于消费主义的中产衡量结果，但与每千人拥有104辆汽车的比例相当，还与俄罗斯、埃及、印尼、巴西、土耳其等国的中产水平相当。在过去十年，计划生育的人口红利，或者说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催生效应，再一次得到间接证实。

当然，这一中产阶级的快速扩张和形成，无论消费还是财富所衡量的群体规模，并不直接意味着阶级。保守的人们，可以继续沿用工人阶级方法论，以体制依附关系来解释中产阶级的低可见度和低阶级化。例如，计划生育本身的政治不正确，即国家主义对家庭的粗暴介入造成的普遍的强制堕胎，影响了知识分子理解计划生育和经济增长、乃至中产阶级代际加速的效应。但是，政治往往是因为它的非意向性结果而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亦然，不仅影响着经济增长、地域差异、人力资本等中产阶级形成的条件，而且，生生地强化了家庭在中国社会的财富积聚功能和阶级边界的标志功能。中产阶级的模糊边界便转化为家庭边界。

由此，一方面，才可能理解高校规模虽然扩大，但高考被赋予的阶级再生产的社会意义却超过阶级上升，而成为所有中产家庭的核心任务；才可能解释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尤其是学区房的价格飙涨和所谓“丈母娘”压力，以及近年来围绕阶级融合产生的所谓凤凰男等等社会问题，财产婚姻的重要性压过1980启蒙年代以来的罗曼蒂克。另一方面，近年来社会问题的恶化，如失独问题、高考减招、外地户籍高考权利以及其他教育平权问题，无不从家庭利益出发，然后动员成一个个围绕中产阶级再生产的抗争，形成一个完全崭新的中产阶级认知。类似的，一个由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女权行动团体也在这一背景下，于2012年横空出世，她们的核心议题仍然不脱家庭暴力、逼婚、农嫁女权益等等家庭问题。甚至，这些行动派女性对计划生育为她们自身所开辟的上升机会极有感知，往往公开为强制计划生育叫好，公开反对二胎政策。

最新的例子，则是一系列中产阶级的意外死亡引发的焦虑和行动，包括医患关系紧张引发的医生群体抗议，以及公众对赵威——一位年轻律师助理女性命运的关切。通过这些源自家庭议题的抗争，却触及到中产与国家的关系，几乎一夜间唤醒了新兴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能不说，计划生育的加速效应对社会运动也是同样有效的。反之，二胎的施行或许也能一定程度上起到舒缓社会紧张的作用，堪称维稳的进化。

▍结语

很少有一个时代会像今天这样，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而公众认知却混乱不堪，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正常的社会。例如，钱杨的身后，才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争论，知识分子们围绕着权利、道德沉默和勇气在你来我往的论战。而几乎同时，4月底以来的一连串非正常死亡事件，即使在新媒体和政策层面上引发巨大反响，也鲜有进入这些自诩“公共知识分子”的议程，他们的沉默几乎是常态。这一不合时宜的姿态，或许反映了他们曾经类似欧洲犹太人享有过的特殊地位，而对身边的社会转型、对中产阶级的政治化毫无察觉。

但在今天，那些插曲性的悲剧往往是中产阶级借以认识自身的契机，犹如爱默生在林肯遇刺之后的写作，唤醒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时代使命和道德感。《第三等级》的作者西耶斯，也在他的小册子里自问自答：

“什么是第三阶级？所有的。

现有的政治秩序里它何所在？无。

它想怎样呢？变成什么吧。”

【作者简介】

吴强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