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成为父亲，不是容易的事

源济

廖伟棠：成为父亲，不是容易的事 

原创 2016-06-19 廖伟棠 大家

文 | 廖伟棠

父亲节的凌晨，想看一部关于父亲的电影，于是打开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索尔之子》，之前一直未忍心看。然而电影的残酷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力，所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哲学家阿多诺），本质上是说：纳粹的灭绝大屠杀使一切文明的意义都成为虚无，即使写诗这一文明精粹行为也与野蛮无异，但为什么人们还要写诗呢？诗与艺术是否奥斯维辛所留存的遗物中唯一可能否定野蛮的行为？

在《索尔之子》里，我们同样可以说：“奥斯维辛之后，亲缘是无效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利益联系，是建立文明的第一步，而与生俱来的父子、母子等关系则是这第一步中的第一步，谁也无法否认，直到奥斯维辛这种灭绝营的出现。

电影的主角索尔，是灭绝营里所谓的“特别队”成员，任务是协助纳粹处理被毒杀者（主要是犹太人）的尸体，以换得比后者多几个月的苟延残存——正是在这几个月的大量面对死亡中，索尔压抑人性，对死与爱都麻木了。直到一天他决定成为父亲，承担一个犹太父亲的责任，尝试以严谨的宗教仪式去体面地安葬一个被他指认为自己儿子的少年。

▲ 《索尔之子》主人公索尔

选择成为父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在奥斯维辛之中，现实上，索尔需要偷出和藏匿少年的尸体，继而在一个个营地寻找可以主持宗教仪式的拉比，而且要在极短时间完成这一切然后安葬尸体（犹太教戒律强调人死后24小时内入土为安）。而这只是现实上的艰难，更深处的艰难是他作为父亲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同伴们的强烈质疑，他为死者做的事情在已经麻木于死亡的生者眼中不但多余，而且会危害后者，实际上，索尔的举动的确影响了特别队的秘密起义，最后甚至导致了幸存者的全军覆灭。

索尔的同伴质问他最有力的一句是：“他是你的谁？为什么要为一个死人牺牲活着的人？”而索尔的回答是：“我们早已死了。”熟悉索尔背景的难友讽刺地指出，索尔根本没有儿子，索尔沉默了，但继续履行他认为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到底为什么？归根到底，他是为了反抗死亡、反抗作为死亡的定义者的奥斯维辛。

在这里，上帝一如尼采所预言，货真价实地死了，地狱一般的存在表明了救赎的不可能，犹太拉比带领大家进行的饭前祈祷被讽刺为召唤死亡天使。在上帝已死的困局中，索尔只能自己再生为上帝。旧约圣经里，先知阿伯拉罕献祭自己的儿子以撒而取得上帝的信任，索尔试图索回这一父亲身份，当他指认的儿子已经成为献祭之后。

有人认为索尔的觉悟来自目睹神迹：那个少年竟然在纳粹计算精密的毒气灭绝中短暂地存活下来了，他短暂的再生成为了其他苟活的特遣队犹太人的对比。索尔在目睹他被纳粹医生捂死之际无能为力，之后却选择了不惜一切代价去为少年举行葬礼，关键在于，他必须通过这样来令自己获得精神再生，也就是令“父亲”/“神” 这一概念再次获得意义，精神获得意义，就是对奥斯维辛的野蛮的坚决否认。

明明知道主已经抛弃了你，你却还要坚持给孩子一个葬礼——这是人在强迫上帝归位的举动、亦即要求神重新成为人类的父亲重新为人的存在负责。索尔的举动带有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他几乎是带着强迫般恳求队伍中隐藏的拉比来为他“儿子”念诵葬礼的卡迪绪经文，也是一种强迫文明归位的行为，而那个希腊人拉比跳进水里，是因为听到索尔念叨的经文突然醒悟自己是神选的人却沦落至此而采取的最后一次捍卫人类尊严的自杀。

十多年前有一部关于父子之情最回肠荡气的爱尔兰电影，叫《因父之名》，今天这部匈牙利电影《索尔之子》也可以称之为《因子之名》。索尔因为对儿子的执着而成为了集中营里的异类，谁也难以认可这种执着是对必有一死者的救赎。然而救赎本身往往就在徒劳的执着中诞生，这和现实中的挣扎无关。如果说索尔执着於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是无用的，那么那个尝试拍摄集中营的人和用笔纪录集中营的人也不是徒劳的吗？但他们的相同之处就是：不能让死白白的死去，不能让记忆湮灭。拍摄关于极权暴政的电影，其意义亦然。

根据维基百科，在纳粹魔头鲁道夫·赫斯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当毒气攻击进行完毕，特别队会移走尸体送去火葬，其后负责添加燃料拨旺炉火，排出过剩的脂肪，并翻动“如山的燃烧尸体”……赫斯发现特别队的惊人态度，尽管他们“深知……他们也将会是相同的命运，他们设法履行其职责”，“在这样无疑的方式，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灭虫者”，按赫斯说，偶尔他们会碰到近亲的尸体，尽管他们“被明显地影响了，……但从没有导致任何事件发生”。赫斯举例说一名男子从毒气室搬着尸体到火坑，发现尸体是其妻子，但他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Hoss , Rudolf. “I, the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在极端状态下，这名男子的表现是“正常的”，反而索尔的举动“不正常”——这一点不但索尔的难友如此认为，在中国豆瓣网站的影评栏里过半的观众竟也这样认为。可以说，正是这种否认人类文明正常情感的行为，成为了纳粹灭绝人性的帮凶。“在这样无疑的方式，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灭虫者”是真正灭绝者给自己找到的绝佳托词，特别队成员越是麻木，就是越是给纳粹提供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低劣民族的“证据”。

结果是索尔最不可能的行为：成为一个负责任、有尊严的父亲，成为了唯一可能对前者的反抗。索尔最后一次成为“父亲”，是在难友们逃出集中营后，在一间废屋暂歇之时。一个波兰男孩发现了他们，当男孩与索尔目光相接触，索尔露出的微笑与此前他为“儿子”清洗遗体时的微笑相若。

毒气室复活的犹太男孩，被纳粹医生捂嘴而死；发现“逃犯”的波兰男孩，仓皇逃跑之际也被路遇的纳粹军人捂嘴，最後活下来了。在他们背后，是大规模的无意义的死亡，我更愿意相信，索尔在他身上看到了在死亡之外仍然可以延续的生命，在虚无之中仍然可以信赖的信仰，我也相信，这是每一个父亲都愿意相信的。

【作者简介】

廖伟棠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香港作家，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