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为什么在日本办点事比中国容易

源济

为什么在日本办点事比中国容易 

原创 2016-07-07 维舟 大家

文 | 维舟

每次去日本，都会别有感触。尽管许多人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至少上海的城市硬件建设确已不输于它，不过如果就公共管理的水平而言，结论恐怕就大不一样了——真正的关键，都隐藏在细节中。

日前和家人去了冲绳十天，由于带着两个孩子，单在海洋博公园就呆了近三天。那是1975年海洋世博会留下的遗产，迄今已运行了四十年之久，虽然里面有些展馆也已略显陈旧的痕迹，但可说管理维护得比2010年上海世博会留下的世博公园还好。海洋博公园占地巨大，园内设有许多处“无料休憩所”（免费休息区），不仅提供丰富的展馆信息，还考虑到了不同游客的各种需求，休憩所也各具特色，有些可查阅图书资料，有些则考虑到等候时孩子无聊而有标本和折纸供玩赏。

在最南端还有一处森林木屋，里面有陀螺、积木等各种供孩子玩的木制手工玩具，以培养孩子亲近自然的情感与动手能力——这里不仅免费，而且无人值守，全凭游客自觉。

▲ 冲绳海洋博公园

大概由于隐含着这一层信任，这里办事似也容易与人方便。在冲绳县博物馆，买门票时被告知，如果有单轨一日券的话，门票可打折，但我当时那张券在妻子那边，售票员得知后当即也不用我再去找，就按打折的给了我；后来我们在海洋博公园的热带梦幻中心又有类似的经历。去年在北海道，那天黄昏走到札幌大通公园的尽头的档案馆，想进去参观时，被门卫叫住，我有些困惑，因为距离闭馆时间应该还有半小时，不过既然他阻止了，我也就准备往回走了。

就在此时，他从我有限的日语中看出我是个外国人，大概觉得我来一次不容易，便叹了口气，为我打开门，示意我可以入内。等匆匆参观完出门，我再看门口的开放时间，才意识到他之前阻止我的原因：这天是星期一，原本全天闭馆。

上次一位朋友从芝加哥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回国，谈起这些经历时，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觉得在中国办事，无论大事小事，都比在国外麻烦好多。”说到这，我想起在大学读书时，曾为了去系里盖一个取汇款的证明章，跑了五次：前面两次是主管的行政老师不在，在摸准她的作息规律后，她后面又连续两次指出我的手续不完备。这种对“照章办事”毫不通融的官僚作风，大概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遇到过。

鲍大可在《中国西部四十年》中，曾叙述了一次他在1988年乘坐火车的不愉快经历。一开头他就提到噩梦般混乱的火车站，“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会非常熟悉这一景色，但仍不能完全适应”。他谈到的火车旅行，使我看了不禁发出会心的苦笑：“车站服务员属于最令人气愤的小官僚。他们傲慢无礼，对我们的所有问询都置之不理。”

这当然并不是唯独中国才如此，有时即便十万火急、即便只是一个微小之处，那些行政官僚也还是一点不肯通融。1879年南非祖鲁人和英国人爆发战争，当时英军愚蠢的补给体系居然在守军申请弹药时坚持要求一定得有手写收据，结果守军无法及时得到后援，几乎被杀光。

日本也不是没有为人诟病的官僚主义，但给我感触至深的是：哪怕是像上海这样算得上在城市公共管理方面较为先进的大都市，也不如某些日本的城市那样在细微之处贴心地考虑与人方便，而公共设施的基层服务人员也真的将“服务”放在心上。更常见的恐怕是：越是基层的公务员越发“脸难看，话难听”，也越是坚持照章办事，丝毫不肯与人方便，更不必说在公共设施的设计方面就考虑到公众利用的便利性。

在日本的各城市里，都有非常完好的无障碍设施，即便是冲绳和平祈念公园这样庄严肃穆的地方，也设置有儿童游乐场所，这意味着在设计上就已考虑到了不同人群的利用；而国内某些城市很多公共设置则给人一种感觉：它们仿佛都是只给主流群体（无行动障碍的成年人）设计的，很多公共建筑一味追求宏大的权力美学而不考虑便利性。

南京南站大而无当，视觉上倒是很开阔，但旅客要走很多路，而扶梯却设在外侧，下雨时很容易淋湿；而郑州的河南省艺术中心，要进去参观就得先爬41级台阶，而它的无障碍通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要进去也得先经过两级台阶，并且即便如此，我过去时发现它也锁着。

也很少有城市的公园绿地是完全开放的，上海的中山公园近期试点像国外的公园那样24小时开放，结果又照例引起管理上的担忧：据说通宵开放可能导致扰民。

虽然“公园”原本就应面向公众，但作为一个近代才引入的外来事物，在大家的理念中，那个“公”常常是着重于“公物”，而淡化了“每个人都可公开利用”这一层意思。因此，长久以来，无论是公园的草坪，还是图书馆里的图书，我们宣传的重点都不在于那是“便利每个人使用的开放体系”，而是担心“破坏公物”，要“爱护公物”——例如反复教育不要踩踏草坪。我一直很奇怪这一点：除了养护期之外，草坪当然应该是可以供人在那里或走或坐的，不然难道只是为了让人看的？既如此又为何不选种一种经得起踩踏的草种？

“爱护公物”下潜藏的意识是：公共财产的维护比人的便利需求更重要。这无疑是一种物质匮乏状态下的意识，而不是无限量地供应公共资源，尽量满足人的需求。在一个市场体系下，如果易于破损，那就设计得坚固一些并及时更换——你总不能对消费者说：我们这款产品设计得不坚固，请使用时尽量爱护。

从公共管理现状来看，其背后的思路往往都只是尽量为了管理者“便于管理”。一位做建筑设计师的朋友曾和我说起一件事：他们公司为上海陆家嘴那边的一个文化中心设计了五个院子，出发点本是为了创造公共利用的空间，结果在启用后不久，管理单位就把它们都锁起来了，设计好了的通道也被封堵死。他们为此三次写信去抗议，都没用。公共厕所本应是便利公众的，但我有次在郑州看到晚间7点一到，管理员便锁上门走了——因为他下班了。

毫无疑问，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管理方便”，那就谈不上多少公共服务意识，倒是更接近于美国记者Hedric Smith在《俄国人》所描述的情景：“让一个俄罗斯人来负责任何地方的一小片土地或一个门口，他就会用这小片土地或门口所拥有的微小权力来造成别人生活上的困难。”尽管他们有时也不是有意刁难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或权力，但人们大概或多或少都体会过这种权力的任意性：你去火车站排队买票，好不容易快排到了，忽然窗口既无预告也无解释地关上了，而那常常只是因为售票员要走开一会儿，或去吃饭。

在城市公共生活中，还尤其可以看到对秩序的强调。设计好的开放式公共场所被封堵得只剩下一两个出入口；公园总是被围墙和栅栏封住而极少有可从各个方向进入的开放式设计；本应是人员开放进入的火车站入口或地铁站口总是各种围栏……这些都体现出一种秩序和外在强制管理的意识，其背后隐含的基本恐惧是：如果混乱怎么办？一如《朗读者》中的那位集中营女看守汉娜，在教堂起火时，她首先想到的不是疏散犹太囚犯，而是从自己身为看守的角度出发，担忧会引发巨大混乱，因而她很自然地选择了锁上门，任由他们都烧死在里面。

如果说在日本的那种公共管理背后隐藏的是假定每个人都是自觉、理性的行为人，那么这种“不管理会乱”的设想，则假定每个人至少在现阶段都是“不管不行”的。但这种设想忽略了一种可能：有时管理者自身就是问题所在，很多地方恐怕不管理更好，至少应信任人们会自发形成秩序。

“服务公众”与“管理民众”，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不是说，那些“最令人气愤的小官僚”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是个“坏人”，他们甚至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乃至无意识中的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种令人烦恼的僵化的照章办事风格，只是由于在刻板的流程与秩序下，无人肯打破流程并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假如不这么做，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样就造成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这些身处岗位的个人在理论上没有自治权，他们与人方便可能就因未完全符合程序而给自己带来麻烦，因而唯一安全的就是严格照章办事，以致让人觉得“办点事真是难”，为一件事就得跑断腿；另一方面，体系的监管又不可能真的严格到滴水不漏的程度，于是，权力就有了寻租空间：知道这是不合规定，但却有通融的余地，这就在哪怕是微小的环节上也有了“走后门”的可能。在这样一种循环的体系下，个人的权利意识难以得到伸张，倒是管理者的权力意识膨胀开来。

说到底，这种从管理者自身“管理方便”角度出发的意识，本质上都是一种官本位的权力意识，而要使人真正享受公共生活的便利，恐怕应从反省和破除这种意识开始。

原标题：《少一些权力意识》，原文略有删改。

【作者简介】

维舟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