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与改革开放一同起步的中国人壮阳补肾潮

源济

与改革开放一同起步的中国人壮阳补肾潮 

原创 2016-09-09 孙骁骥 大家

文 | 孙骁骥

近来流行一句话“感觉身体被掏空”。在每天的日常对话中，在手机朋友圈的调侃段子里，经常可以看到这句话出没的身影。人们用它来调侃面对现实时的无力挫败感。

升职的压力、老板的淫威、老婆和丈母娘的逼迫，加上提前透支半个人生的房贷车贷，最后都从苦逼的男士们嘴巴里逼出了这七字真言：感觉身体被掏空。

据说，有好事者以此为蓝本创作了一首神曲，流传于网络，可见被神秘力量“掏空”的，已经不限于某个人的身体，而几乎是所有人的身体。歌声入耳，让大家不约而同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

其实，查考出处，这句广泛流传的话来自于一支广告片的台词。此广告是关于补肾保健药品的广告，情节很简单，如我们熟悉的那样，主角是一男一女，男主在生活中承受压力过大，导致肾虚。腰酸、腿痛、体寒、房事不过硬，他垂头丧气地形容自己的困境“感觉身体被掏空”。

坐在一旁的妻子望着日渐被生活软性阉割的丈夫，眼神中一半透露着同情关心，另一半倾吐着中年妇女的欲求不满。这个画面看了无疑会让人心碎。所幸，广告的结尾出现了那一款保健补肾药。

男主服药过后，腰终于直起来了，腿硬起来了，眼神不再猥琐晦暗，而是闪烁着接受组织改造之后，重获新生的幸福感。而此刻的女主，也不见了片头那未亡人般的哀怨，而是头靠丈夫伟岸的肩膀，脸上洋溢满足的微笑。

如果留心这一则广告的细节，不难发现其叙事的母题（Motive）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电视补肾药品广告。

在这些多年前的广告里，男性的肾虚被描述为了一种危害家庭稳定、伤害夫妻感情的罪恶。而在广告对男性肾虚的无情批判过后，XX肾宝之类的品牌名称会在画面上从天而降，成为拯救男人、拯救家庭的救世主。

在这类补肾广告的结尾，通常呈现给观众一种“他好我也好”的大团圆结局，给观众畅想的空间。

中国人对于家庭幸福的想象，对于夫妻生活和谐的评价标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补肾广告、壮阳广告的影响。尤其近二十年来，此种影响不断加大，补肾壮阳广告中使用的“slogan（标语，口号）”，亦经常进入大众流行词汇，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普通人的家庭观念。这种趋势最直接的经济结果，就是导致了性保健品、补肾药物的快速增长。

据某机构估算，中国的保健品行业规模长年保持10%的增长，高于目前中国GDP的增速。在2015年，保健品行业已经达到4500亿左右规模，其中，约有一半的市场是被补肾类的性保健品占有。

▲ 资料图：某广告最深入人心的广告词

如果我们将“性保健品”单独拎出来考察这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史的演变，会神奇地发现，改革开放的历史，实际上是人民开始热衷于补肾壮阳，并且将补肾壮阳的经济越玩越大的历史。

了解现代广告发展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第一条商业广告，始于1979年1月的上海电视台。是年，该台首次播出了一条关于养身酒的商业广告，主要药效便是补肾养颜。这一支吃螃蟹的广告并不像后来的众多补肾广告那样露骨。

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重新尝到市场体制的滋味，重新享受自由经济带来的好处，的确是从补肾养生为起始点。这就如我们这个新社会形态的基因一样，从诞生之初就被决定，无法再消除。

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补肾壮阳的药物、补品、药酒被国内厂商络绎不绝推出，并且，更有趣的是，自补肾药品流行中国大陆开始，中国大陆医院也发生了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变化——男科（或者叫男性健康）独立出来，成为医院一个单独的科系，甚至单独成立了众多的专门男科医院。

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男性的普遍硬度在日渐变软、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下的男人仿佛更容易阳痿肾虚，否则，何以解释二十年来蝗虫一般越来越多的补肾广告和遍地的男科医院呢？毕竟，有需求才会有供给啊。

真的是这样吗？市场经济真的是“肾虚经济”的别名？实际上，考察历史，我们不难了解到，在1949到1978年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的男性并非因为高涨的革命热情而比其他历史阶段更具硬度，但在当时，中国人的概念中还没有“男性健康”这个词汇。

对于中国男性而言，肾虚阳痿不举等一系列病症都被归类为“不孕不育”的类别当中。而在中国革命文化流行的岁月里，“不孕不育”这四个字是与当时国家的政策相违背的，也就是伟大的老人家在上世纪50年代所说的：人多好办事。鼓励生育的国家政策显然与“不孕不育”是反义词。

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年代的肾虚男性也可以说是一群无能力执行伟大的革命政策、拉社会主义建设后腿的“反革命分子”。

不过，在鼓励生育的革命年代里，性与个人的肉体快感并没有多少联系。性的唯一目的是生育革命接班人，肉体的快感则会带来与革命目标相违背的私心杂念，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不应该耽于男欢女爱，而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从自己的灵魂深处改起，把不健康的思想和习惯统统革除。是为集体主义的性观念。

▲ 资料图：1970年代女拖拉机手

曾读到一个资深男科医生写的报告，说是在70年代早期，中国男性普遍认为遗精（无论何种原因的遗精）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医院也普遍会为遗精患者开具治疗药物。为何当时的医生病人会有此观念？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性被赋予了纯粹的生育目的。

既然性不是用来消费的，那么男性遗精自然也是属于一种对于生产资料的浪费，是一种不利于社会生产建设的疾病。当时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于男性疾病的定义作了如此特别的解释；而肾虚，在那个年代并不是病，许多人甚至对这个词都不太熟悉。

我还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中国男人开始大规模补肾，或者说大规模肾虚，不仅与改革开放政策的步骤大致吻合，也基本与70年代末期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步。

这暗示着一个什么问题呢？意思也就是说，由于国家“只准生一个”政策的逐渐推行，近三十年来，性行为与生育的必然联系被行政力量取消了，男女之间的性的目的更倾向于获得快感。

如此，性行为的另一重含义就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性带来的肉体快感以及性背后的原始欲望。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运作至今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受人类原始欲望驱使的市场交换行为，而不是像有些经济学家讲的，是受到生产动力的驱使。

当欲望被行政权力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般释放，并在国民经济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时，被改变的经济基础也改变着市场经济中的商业机构和产品形态。

医院的科系开始了大调整，男科患者中的阳痿人数逐年增加，据说最新的数据是超过总数的25%；性保健品的市场滚雪球一般爆发式增长；补肾的药品广告费逐年递增，台词广为流传，并且还极大地带动了上下游的按摩洗浴保健业……不夸张地说，市场凭空创造了中国人的肾虚，而肾虚反过来滋养了今天活络的商品经济。

米歇尔·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写道：疾病的实体与病人的肉体之间准确的整合，不过是一件历史的、暂时的事实。

这句话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洞见力的，如果我们把疾病作更广泛的理解。阳痿肾虚作为需要被治疗、被关注的“准疾病”，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无非就是商业文明在中国重新获得话语权，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和需求重新定义疾病和性的过程。

当我们承认欲望和快感是经济发展的原始驱动力，那么阻碍这一动力获得实现的敌人——“肾虚阳痿”自然就会被摆到特别引人瞩目的、需要被“治愈”的位置。

▲ 资料图：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

多年前曾流传一句话，“过去是有贼心，没贼胆；后来是有贼心，有贼胆，没贼钱；现在是有贼心，有贼胆，有贼钱，但是贼不行了”。这是市场经济中个人奋斗血泪史的真实写照。

然而，经济要靠“贼”来激活，内需要靠“贼”来拉动，“贼”很重要，没有他能行吗？当然，我们应该把这个“贼”作普遍化的理解，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补肾在中国普遍的社会意义。

“感觉身体被掏空”其实就是当年“贼不行了”这句话在当下中国的翻版。有人说，“被掏空”代表中国人活得累，不过，活得累的背后其实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应该如何改变“被掏空”的状态。

恰如罗兰·巴特所说，神话是去政治化的言谈，是意识形态对于普通社会成员的操纵。因此，神话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空无所指的谎言，背后则是资本和权力的操纵。

在今天的中国，存在两类神话：第一类叫“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第二类就是“XX肾宝，他好我也好”。前者是事关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后者是关乎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小叙事。

三十多年来的市场经济历程，我们就靠拄着这两大神话的拐棍前行、发展、展望、转型。而在这两者之外的“感觉身体被掏空”，则是对这两类神话的现实补充。

无论“被掏空”的具体原因是来自什么，只要存在“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感觉，我们始终都有“补身体”的需求。

每天都“感觉身体被掏空”的中国人，请掂量一下，所谓压力，何曾减少过你的欲望？不，恰恰相反，成吨的压力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欲望，让人始终处在“感觉身体被掏空”的不满状态，为你实现“他好我也好”的意识形态神话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并激发你付诸实践。流行的成功学管这叫：奋斗。

原标题：“感觉身体被掏空”的中国人

【作者简介】

孙骁骥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政治经济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