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文坛掠影（一）

detalleyrand

 在1917年陈独秀的《新青年》（1915年创刊）首举“文学革命”大旗，和胡适、钱玄同 倡导白话文，掀开了新文化运动 以及 后来更伟大的“五四”的序幕 这其实并非一个和过去断裂开的 “革命”，而是晚清以来（尤其是19世纪的最后十年）兴盛的报章出版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结果。

 

而这一成就的实绩者，首推西方传教士。

 

通商口岸的文学报刊

 since 1890s, 在Timothy Richard, John Fryer and Gilbert 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北京出版了一些非官方或半官方的报纸，为改革派官员和文人学士发表政议的现成渠道。

 

而追根溯源中国的非官方报纸，则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东南亚开创先河，然后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于上海兴盛起来。这些最早的非官方报纸，发行语言是英文。

 

1. 1815，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Daily）,此为中国民报先河。
2. 十九世纪后期的上海，是首批目睹中国报业在西方传教士和新闻从业热暖指导下起步的城市之一，此间的外语报章和杂志数量激增，以1850年创办的North China Herald （这个该咋翻？ 华北先驱导报？哈哈）为巅峰。

 

中文报业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开拓者为王韬（把马赛曲翻译成中文的那位）。

随后，1872年，在上海相继诞生了世纪之交最著名的两份中文报纸：
《申报》（1872年创，广为传唱的“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拿在手里吆喝的，大部分就是这家报纸了）
 和《新闻报》（1893年创）， 这两份报纸在初期都是外国资金支持的。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此设下先例，把报纸作为灌输新思想及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媒介。（每次战斗都少不了这位，没了这位就唱不成戏。直到20年代以后，大众导师的桂冠才跑到鲁迅头上。所以徐志摩说他是中国近世最伟大的人，超过孙中山，呵呵。）

 

章炳麟（这位是政治上的极端激进派和文化上的极端保守派）创办了《苏报》，与梁启超进行了革命与改良的论战。（读过几段，觉得这两位的文笔实在是好，远比五四之后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精彩的多。） 1903年，章被捕，这份报纸就变为《国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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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通商口岸的报纸，不仅仅是开启民智的窗户，更为一种 半现代的大众文学的 普及和繁殖提供了温床。 1897年，又是在上海，一份报纸创立了副刊，命名为《休闲 报》，从此文学副刊成为所有报纸的固定栏目，也涌现了与此类似的独立的“小报”。林纾就是在这些传媒上开始发表他的翻译小说的。

 

这类文学副刊和杂志的意识形态的幌子，无疑来自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关系》（1903 《新小说》）：援引西方的事例，坚称小说在更新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道德状况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担任文学副刊和小报编辑的，是一群被称为“记者文人”的人，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外语略有认知，但却有着更为坚实的传统中国文化背景。其中佼佼者 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沃尧和《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这些文学副刊和小报的特征是冲斥着假翻译和诗歌，宣称唤醒民众，也提供娱乐八卦（最辉煌的战绩莫过于30年代间接谋杀了一代名伶阮玲玉）。

 

 

“记者文人”和他们的通商口岸文学，代表了一个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他们的读者群不断扩大，为“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打下了群众基础，“文学革命”绝不是是精英们振臂一呼就成就得了的。

 

在知识分子史上，“记者文人”的地位相当于 劳工史 上的 黄包车夫。

 

 

黄包车代表着传统（使用人力）与现代（机械力）的交接和混合。

 

而“记者文人”的伟大之处，是为迅速分崩离析的旧世界里以前十年寒窗只为功名的惶恐的读书人在新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个比较光明的出路：他们在商品化的社会里，建立了一个新的行业---- 文字是可以谋求利润的工具； 通商口岸文学的成功，证明他们的职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但是，要争取进一步的成果---- 当文人不但有利可图，而且还享有崇高社会地位，则有待于家世背景良好，接受过正规中西教育的“五四”精英们了。

berber

我也曾经因为兴趣了解过，

mary666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