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伯重
至今为止，我国仍然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尽管两年之后，这个桂冠将被印度摘取。因此之故，人口问题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以至于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中国有“以史为鉴”的传统，人口问题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也有了一种特殊的分量。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国的“人多”问题源于清代，因为在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依照官方记载，清代人口在乾隆六年（1741）突破了1亿大关，达到1.4亿，超越以往任何朝代。之后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突破4亿，这就是后来中国人常说的“四万万同胞”的来历。
虽然中国人也说“人多好办事”，但是诸多各界人士都认为“人多”是导致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所谓“人多万恶论”。为了追溯近代中国“人多为患”的根源，学界对清代人口问题也予以高度关注。这种关注首先出现在西方学界，何炳棣最先提出了清代人口暴增的观点，尔后柏金斯（Dwight Perkins）、伊懋可（Mark Elvin）等加以证实，后来为中国学者（大陆与港台）接受。
袁祖亮、延胜在《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总结说：“1978年前不敢议及人口过剩问题，而1978年以后大不相同，不少学者都认为清代的人口过剩已十分严重。”1980年代以后，清代“人口膨胀”“人口激增”“人口飞跃”“人口爆炸”“人口奇迹”“人口危机”等诸多骇人的名词更不断涌出。
其后果则是清代前中期（1644—1850）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导致沉重人口压力的出现；这种压力与日俱增，在19世纪中期达到极点，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因此，清代前中期（特别是18世纪）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人口过剩”，是阻碍中国未能如西方那样发生重大经济变革并由此而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罪魁祸首。
这种看法之所以能够有问题，不仅是由于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量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是由于对西方人口史缺乏深入的了解。从理论上来说，这种看法基于以下共识：第一，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习俗鼓励增加人口；第二，除了天灾人祸之外，近代以前的中国并没有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第三，中国人民（至少是其主体——农民）一向过着一种极端贫困的生活，因此力图多生孩子，以增加劳动人手，从而提高家庭收入。
如果没有天灾人祸，如果还能糊口，人口就必然会“自然而然地”增长。既然清代前中期（特别是18世纪）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长期的增长和繁荣，能够使人民维持相对较好的生活，因此人口必然迅速增长。总之，清代前中期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无须再讨论的定论。
然而，仔细推敲上述看法，有不少地方颇成问题：
首先，与同时代的西北欧国家或者清代以前的中国相比，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到底是否过快？近年来一些学者已提出否定的看法。
其次，清代的人口增长是否已经导致严重人口压力的出现？这种压力是否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最富裕和繁荣的地区，自宋代以来一直主要是人口稠密的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进步的主要成就（例如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化、农村工业化，等等），大部分也集中在这些地区。
因此，与该地区的过去或者与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清代前中期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很难说是增长过快或者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再次，从近代中国的情况来看，经济落后的地区（如华北），人口增长反而比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华东与华南）更快。这和上述“地方越富裕人口增加越迅速”之说恰好相反。
最后，如果近代以前的中国确已出现人口压力，那么它是否也可能发生在清代以前？依照一些学者的看法，人口占明初全国总数之半的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三省，在有明一代，就已经人口过多，存在着“稠密人口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从宋代起中国的人地比例关系就因人口压力而严重恶化。还有学者更推测甚至早在秦汉时的关中，这种人口压力就已出现。如果在清代以前很久中国就已因人口过多而出现了人口压力，那么清代前中期的“人口爆炸”或“人口奇迹”又怎么能够发生？
这些相异乃至相反的意见表明：清代前中期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以致引起严重人口压力之说，尚远非定论。
要弄清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是否增长过快，关键是如何认识近代以前中国的人口行为，并且与同时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进行比较。这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时要破除成见，实事求是地去对待过去。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下不一，文化习俗也千差万别。设想近代以前的中国各地在人口行为上会相互一致，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清代前中期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增长速度有差异。
在这里，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人口增长较慢地区的人民，究竟通过什么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他们控制人口增长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经济因素对于这些地区的人口行为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地区的人口行为与经济状况之间具有何种关系？这些问题，都尚待深入探讨。
自宋代以来，江南（即长江三角洲，在清代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八个府所辖地区）就一直是中国经济上最富裕的地区。依照以前的流行看法，由于富裕地区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较贫困地区为多，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因此越是在富裕的地区，人口增加越快。
秦佩珩先生说：在明清时期的江南苏、松、常地区，“是个鱼米之乡，生活条件优越，人口自然跟着大增”。因此，如果说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出现严重人口压力的话，那么应以江南最为可能。因此之故，我们选择江南地区作为探讨的对象，看看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增长情况如何。
要了解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
首先，必须获得这个时期的起点和终点（即清初和清中叶）的人口数字。
其次，为了与以往的人口变化情况作比较，还必须获得清代以前江南的人口数字。因为本文中要作的是与明代江南的比较，所以我们所需获得的也就是明初与明末的人口数字。
再次，因为我们也要将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变化情况与同时期全国的情况作比较，所以还需要获得相应的全国人口数字。
以上这些数字都齐备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江南和全国在各有关时期的人口年增长率并且进行比较，从而看到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大致增长情况及其特点。
在我们所需要的各个人口数字中，全国数字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得；明初江南和清中叶江南的数字，也不难求诸官方的人口统计数字。困难的是明末江南和清初江南的数字。由于这两个时期的官方数字完全脱离实际，不可能据之得到接近真实的数字，因此重点就是设法对这两个时期江南的人口数量做出一个比较近于实际的估计。
下面，我们先讨论明初和清中叶的江南人口数量，然后以此为根据对其他时期的人口数量进行推算。
（1）明初和清中叶江南的人口数量
一般而言，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和清道光三十年（1850）的全国各地人口统计数字（特别是前一数字），相对来说最为可靠，比较接近真实情况。根据《万历会典》卷19和康熙《浙江通志》卷15中的数字，我们可以得知江南八个府合计，1393年人口大约870万。清中叶的人口，我们可以以1850年户部清册中江、浙两省的人口总数为基础，根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浙两省人口分布，求出1850年江南各府的人口数字，然后再相加得出总数。结果是：1850年江南的人口总数大约为3635万。因此大概而言，1400年和1850年的江南人口，分别在900万和3600万左右。
（2）明末江南的人口数量
明代中国人口变化有两个大特点：第一，从洪武元年（1368）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前后，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第二，东南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增长在全国人口增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全国而言，随着严重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和加剧，明初以来人口的直线上升到1600年前后基本结束，所以何炳棣、柏金斯等学者都把1600年作为明代中国人口的顶峰时期。但就江南而言，由于社会经济出现较迟，严重自然灾害更一直到1630年代末期才发生，这种直线上升似乎一直继续到崇祯初年（1630年前后）才告终止。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把1630年前后作为明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时期。
明代中国人口高度集中于东南部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按清代的行政区划）。在1393年的全国人口中，这四省的人口占了51%。明代跨省移民已有相当规模，但远逊于清代，尚不足以对全国人口分布的改变造成重大影响。
从谢肇淛的《五杂俎》所描绘的全国各地情况来看，直至17世纪初期，人口稠密的地区仍然只限于长江下游、浙西、皖南的徽州和福建省。整个西南、广东、湖南和湖北的相当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区都还有大量未开发的可耕地。
换言之，在整个明代，全国人口分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明代的全国人口增长率的形成，主要应取决于东南部人口集中的四省的人口增长率。
在上述四省以外的地区，华北五省（1393年人口占全国总数的26%）人口增长率约为3.4‰，可能低于南方地区的增长率。
而在南方各省中，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的人口增长率可能又低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等省。这不仅是因为江苏等四省为人口净输出地区而湖南等六省为人口净输入地区，而且因为湖南等省正处于农业开发之中，耕地增加迅速，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人口增长速度也应更快。所以这些省份的人口增长率肯定比江苏等省更高。
华北五省与湖南等七省合计，高低相互抵消后的增长率很可能也近于全国平均数。因此，全国平均数应当比较接近江苏等东南部四省的增长率。
在东南部四省中，江南又占有特别的地位。1393年江南人口占这四省人口总数的27%（或江苏、浙江两省人口总数地46%，全国总数的14%）。因此大体而言，江南人口增长率应当也很接近于全国的增长率。
用柏金斯的人口数字计算，1393—1600年间全国的年人口增长率大约为3.8‰。1400年江南人口接近900万，如果采用3.8‰的年增长率来计算的话，1630年人口大约为2000万。但是若以1393年与1850年两个数字（870万和3640万）为基础来计算，那么所得到的年增长率为3.1‰，而由这个增长率求出的1630年人口约为1870万。这个数字与用前面方法得出的数字相差约130万。
比较上述两种方法，前一种方法无疑更有道理，故所求得的结果（即2000万），应当更合理一些。此外，明代后期江浙人士一再谈到当时江南“人稠地狭”。万历时人诸葛升说：“江南寸土无闲……民间莳葱韭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数共争，谁能余隙地？”同时代人徐贞明也说：“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徐光启则说：“南人太众，耕垦无田”，故应“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由此来看，采用高一些的数字，应当更为符合事实。
（3）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长
清代前中期全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7世纪前半期巨大的人口损失所造成的人口基数过低。这一损失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因此何炳棣认为1700年的人口是否已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尚难以确定。江南在1630—1664年间也有颇大的人口损失；而江南的社会经济状况，至早也要到1680年代才大致恢复正常（全面的恢复可能还要更迟一些）。但是，由于江南人口损失和经济破坏的程度远比全国大多数地区小，恢复的速度应当会快一些。
据当时一些人的印象，到1690年代，除四川外，各省的人口都已超过17世纪中期的数量，因此我们估计江南人口在1680年已恢复到以前的最高水平——1630年的2000万。这样的话，1680—1850年间江南的人口年增长率就大约为3‰，比其1393—1630年间的年增长率大约低1/5。
按照柏金斯的全国人口数字计算，1650—1850年间全国的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6‰，增加速度确实比明代（3.8‰）快得多。但是除此之外，清代人口变化与明代还有一个重大差异，即清代全国人口的增长，更多地取决于明代人口高度集中的东南部四省（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以外的地区。
从一些官方人口数字来看，清代前中期中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全国增长率。例如，就人口数字相对较为可靠的18世纪中期以后而言，1761—1850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117%，但江苏和浙江却只分别增加了91%和95%。
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之一，东南部四省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例如江、浙两省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761年以后的90年内就下降了2.2个百分点，即从1761年的19.5%降到1850年的17.3%。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1400年前后，这两省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高达29.8%。
在清代前中期，人口稠密的江、浙两省的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而在这两省中人口密度最高的江南，人口增长速度又低于两省的平均增长速度。
例如，1789—1838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39%，但江苏仅增加了32%，浙江也只增加了31%；两省的增长幅度都只在全国增长幅度的80%左右（这个比例与1761—1850年间的相应比例相同）。
在此期间（1789—1838年间），位于江南中心地带的嘉兴府的人口，更只增加了21%，其增长幅度约为同期江苏与浙江增长幅度的2/3，或全国增长幅度的1/2。由此来看，1680—1850年间江南的人口增长率（3‰）低于1700—1850年间全国增长率（6‰）的一半。
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速度不仅低于明代后期江南，而且也低于清代前中期中国其他地区。
这在刘翠溶对于明清长江中下游五省15个家族人口变化的研究中，也已得到证实。她所研究的江南及其毗邻地区的11个家族，这些家族在1700—185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都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换言之，从这些家族的情况可见，清代前中期江南及其毗邻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自明代后期以来，是在逐渐下降的。
刘翠溶的研究还表明：在这五省中，江苏的生育率最低；在江苏省内，长江以南的生育率又低于长江以北。江苏而外，生育率由低而高的顺序是浙江、安徽、湖北、湖南。这个结果和刘氏其他关于明清长江下游地区人口研究所得的结论——长江下游的核心区（大致相当于本书中的江南）的生育率略低于长江下游的边陲区（苏北、浙南、安徽等地）的生育率——相互吻合。
我们还要指出：上述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的增长率和大大低于清代前中期的全国平均增长率的结论，与明清江南和全国人口变化的背景是一致的。
何炳棣、全汉升和王业键把导致清代前中期（主要是18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纳为：①长期的和平与较好的统治；②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作物良种（如早熟高产稻种和美洲农作物）的推广与引进；以及③工商业的发展。其中第②个原因看来最为重要。这里，我们就按照这个观点来检查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合乎事实。
从此出发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以上三个原因中：
第①个原因在明代与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都存在；而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这个原因的重要性可能不如在同时期中国其他许多地区那么明显。
第②个原因在明代江南还起着一定作用，而在清代则几乎完全未起作用；而在清代前中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原因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
第③个原因在明代和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都很重要，而且在清代前中期江南所起的作用无疑比明代江南或者清代前中期中国其他地区更大。
然而，尽管如此，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工商业发展对人口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简言之，上述能够导致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它们在江南所能起的作用，不仅比在同时期的全国大多数地区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而且也比其在明代江南所能起的作用要小。由于那些被认为是清代中国人口“暴增”的主要原因在江南并未起多大作用，因此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肯定不会很快。
由于人口增长率较低，而江南经济发展较快，这就会导致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在此情况下，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引进外地劳力。
在清代前中期，江南并没有出现由于人口过多而导致人口大量迁出，相反却有大量外地商人和工匠迁入江南，在雍正时，苏州“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福建商人在苏州阊门一带聚居的，已经上万。徽商更是遍布江南大小市镇，以致江南有“无徽不成镇”的民谚。在工业中，外来劳工数量更大。
到了清代中期，江南棉纺织业发达的松江、太仓、常州和丝织业发达苏、嘉二府与湖、杭二府的东部，都成为外来劳工输入地。
其中苏州府城的棉布加工业、纸业、枫泾镇和双林镇的榨油业等，都大量引进外地劳工。雍正初，苏州“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氏，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康熙初年的枫泾镇，“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
这些工人来自远地，人数又多，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因此与本地居民的冲突也更为激烈。史称他们“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小栅，设计愤杀，死者数百人”。仅在冲突中被杀者就达数百人，可见外来劳工总数确实很多。
松江城镇有一千多踹布工匠，都是江宁、太平、宁国人氏。清代中期的双林镇，“向有三油坊，博士人数逾百”，大多来自安徽泾县，该镇上皂坊雇工多时达数百人，也大多来自泾县。这些事实表明：在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缓慢，以致不能满足本地经济发展之需。
因此，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缓慢，应当说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我们还要问：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采取了什么方法来做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呢？他们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动机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我们将在本系列后续的文章中进行讨论。
（本文原标题：《有无“清代人口大爆炸”?》，未完待续）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0-18 05: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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