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为什么不杀光？因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 | 只读冷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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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闪：为什么不杀光？因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 | 只读冷门书 

原创 2016-10-05 西闪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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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西闪

就在最近，以秘书长的身份，潘基文在他的最后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呼吁世界和平。他痛斥叙利亚政府的作为，称阿萨德应该为那里的人道主义灾难负责。他说：“很多团体都在杀害无辜的人，然而谁都没有叙利亚政府杀害得多。叙利亚政府继续轰炸平民的住宅区，系统性地虐待数以千计被拘押的人民。”他同时也指责联大会场内的某些国家，为叙利亚的暴力流血提供资金支持。他说，那些继续赞助屠杀的强权“手上同样沾着血”。

很多学者都认为，自冷战以来，人类的暴力活动正在减少，世界迈入了一段名为“长和平”的时代。史蒂芬·平克也表示，千万年来人类暴力不断下降的趋势相当明显，迄今没有改变。那么，潘基文指责的集体暴力是这一趋势的例外，还是长和平结束的标志呢？这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不杀光》一书有助于我理清思路。

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和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合著了这本书。谈到暴力，两位学者首先赞同平克的观点，将其视为一种受多重动机驱使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他们认为，把崇尚暴力视为人类天性，或者将爱好和平视为人类天性，都是抓不住重点的刻板观念。在不同的情境中，基于不同的心理趋向，每个人会采取和解或暴力的行为，不同的集体亦然。因此，情境和心理比天性更关键。

情境因素有长短时段之分。与之相关的概念有系统、环境和场域。抛开它们的区别不谈，族群、宗教、阶级、国家、群体，还有历史、文化和社会习性，可以看作长期的情境因素。这些因素在短期的或即时的条件影响下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把倾向暴力的个体或集体变为趋向和平，反之也是如此。这也很像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看法。他把暴力看作是围绕着冲突目标，因应不同情境而生的，由恐惧、愤怒和激动等情感驱动的一系列路径。

换句话说，和平是人性，暴力也是。这一点看似老生常谈，却揭示了一个被我们忽略或回避的事实——大多数的暴力，尤其是集体屠杀，不是发生在敌我之间，而发生在集体内部，发生在邻里之间、同志之间以及朋友之间——长期的敌对关系比起变动的内部矛盾反倒更稳定。

故而《为什么不杀光》的作者强调，政治动乱中平民百姓彼此大肆杀戮，不是集体屠杀的特例。这当然离不开权力当局的默许或鼓励，但是其中最残酷、规模最庞大也最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的内部，由其中的社会成员自行发动。

也就是说，要理解集体屠杀，很大程度上要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入手。《为什么不杀光》的思路正是如此，两位作者一个是社会学家，一个是心理学家，他们试图用一种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复合视角，来解答集体屠杀的起因。

作者们特别提到了扬·格罗斯（Jan T. Gross）的史学杰作《邻人》（Neighbors）。这本书所展示的，正是那被人忽略或回避的事实：波兰城市耶德瓦布内（Jedwabne）的居民一半是犹太人，另一半是基督徒。二战期间，基督徒居民把他们的1600名犹太邻居几乎全杀光了，无论男女老幼。在彼时的波兰，这决非孤例。格罗斯认为，实际上如果不是那些“邻居”的参与，纳粹不可能把波兰全境的300万犹太人杀掉九成。

▲ 《邻人》

另一名历史学家指出，1965年至1966年的印尼大屠杀也是如此。由平民自行发动的大屠杀极其暴虐极其血腥极其狂乱，直到军队逐渐恢复秩序，把目标对准共产党人及其左派同情者，杀戮的规模和程度才有所缩减。

一些研究者也想把注意力从集体屠杀的领导者、策划者和组织者转向普通人，看看他们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而所获不多。原因是这些人的作为往往甚少记录，或脱离了关注。他们事后一旦逃脱了惩罚，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用受人蛊惑、遭人强迫、不了解状况等一堆说辞为自己开脱。这让我想起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拍摄的《杀戮演绎》和《沉默之像》，这两部优秀的纪录片完全可以和《为什么不杀光》相互参详。

对于集体屠杀的动机，《为什么不杀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消灭——除掉妨碍自身目标的反对者；正义——自认受了欺侮要讨回公道；恐惧——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先下手为强；净化——排除异己，维护种族、社会、国家和文化的纯洁，等等。

但是，怀有这类动机并不意味着必然有这类行动。集体屠杀不是人类活动的常态，这说明现实中存在着某些不易更动的条件，约束着我们每个人。因此我们要追问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境，使我们成为施害者，到底是哪些约束条件，防止了我们的邻居，或者我们自己，没有从普通人蜕变成杀人凶手。而这些条件，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失效的。

《为什么不杀光》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一部分成果是依靠视角转换来达成。当研究者从惯常的客观视角转换为“杀人凶手”的主观视角，有一些重要的事实自然而然就呈现出来了。

譬如说从事暴力活动的人的心理。谈起拿破仑军队撤出莫斯科时遭哥萨克骑兵追杀的恐怖情景，连身经百战的克劳塞维茨都说自己差点儿被吓疯，纳粹头子希姆莱第一次目睹屠杀犹太人的场景时也脸色惨白，几欲呕吐。可见那些大肆屠杀的行为背后，必然意味着某些日常心理机制被突破，或遭到抑制和克服。

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它能让胆小懦弱的人感受到集体的支持，变得有恃无恐。反复的训练和调教也很有用，可以让施暴者减少行动的顾虑。把杀人仪式化也是一种常见办法，军队经常这么干，它会使得他们的暴力显得名正言顺。成吉思汗的军队平时举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帮助他们在战争中习惯了残酷的屠城行动。

纳粹屠杀犹太人往往驱使当地的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来动手，在此之前，他们给这些行刑人灌大量的酒，让他们在麻木中更加穷凶极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主持的服从权威的著名实验也能够说明，当情境因素被人刻意地左右，一个人的是非原则多么经不住考验。

根本仍是情境与心理的互动关系。如果说真实世界里的暴力呈现出人类恐惧、愤怒、认同、信念等情感的复杂交织，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驱动情感的情境，尤其是短期即时的情境其实是容易安排的。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看，恐惧、愤怒、认同、信念等情感是容易受人拨弄和诱发的。手段实在太多了。

当年一个信奉大日耳曼主义的德国作家就这样写道：“我凭上帝之名为了我的同胞而恨所有的法国人，我把这种恨教给我的儿子，我把它教给我的同胞的孩子。……我要尽毕生之力使鄙夷痛恨法国人在日耳曼心灵深处扎根。”中国人是不是也干着类似的事情？值得思考。

要防止普通人因心魔而成杀人魔，当然要阻断心魔的“生产链条”。而要切断链条，又需要在长期的情境因素上下工夫。制订冲突与和解的常规机制，用象征性的竞争替代实质性的暴力，设置冲突的门槛增加其代价和成本，培育和强化注重个人权利的道德规范，借助商业贸易等力量增强彼此的理解和交流等等，都是常识性质的路径。

鉴于这些路径也有失灵的时候，我认为超越国家的国际体系应该有所发挥，过去应对科索沃的办法，也应该在叙利亚起作用。《为什么不杀光》一一论及了这些解决之道，不过略显概括。

▲ 译者:薛绚/出版年:2012-9/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这本书的结尾，作者写道：“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部杀掉？因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我觉得作者的这番话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要把这个愿望变成事实描述，需要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行动。

（题图为资料图：遭轰炸的平民区）

【作者简介】

西闪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