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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叶兆言:一个六十年代小学生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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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7 08:2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叶兆言:一个六十年代小学生的回忆 

 2016-11-07 叶兆言 大家



文 | 叶兆言


1964年夏天,我已经七岁,就要上学了。此前的记忆一片模糊,像陈旧的黑白老影片,基本上别人怎么说,隐隐地便觉得好像有这样的镜头。都是些不完整的碎片,断断续续,连不成故事。我属于那种比较迟钝的孩子,个子很小,人很瘦。祖父嫌父亲母亲不会照顾孩子,营养不良,把我接到北京去养了一阵。为这事父亲很得意,说在帝都这么长时间,也没见长个子,还是那么小,还是那么瘦。

记忆中,在北京睡过小沙发,把两张小沙发拼起来,结果就尿床了。这个印象非常模糊,多年后,堂姐笑着说起此事,说祖父单位有个医生会针灸,老人家去上班,把我带去,让那医生为我扎针,说是可以治尿床。这印象也完全是别人说了,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真正能记住的场景,是看见很多人在一本正经地做广播体操。那时候,祖父在教育部上班,已经是个七十岁的老人,小孩子印象中,是个很老的老头了。我看见很多人在做广播体操,一个个木偶似的,这很好玩。


▲ 资料图:文革时期的北京


记得在北京过年,伯母给压岁钱,还给了我一个漂亮的小铁盒子,里面装着很多糖果。下雪了,堂哥在四合院雪地上写字,用树棍写我的名字,我追出去,跟着他在地上乱画。也许是人小的缘故,觉得院子很大,雪很深,回廊很长,无聊的时候可以一圈圈地跑着玩。好像也燃放了爆竹,我胆子小,只是看别人放。有一台电子管的黑白电视,正对着吃饭桌子,机身很大,屏幕很小,很少打开,好像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看几眼。

从北京回南京,坐火车还要摆渡。有很多年,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人坐在火车上,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就渡过长江了。其实我对滚滚长江也没什么印象,感觉自己是看到了,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乱哄哄的,周围人都下车了,大约是怕小孩子乱跑,我被留在车厢里。已记不清是谁把我带回南京,甚至连我父母也想不起来,后来追问他们,他们也没有任何印象,反正朦朦胧胧去了北京,又朦朦胧胧回来了。

回南京是为了要上小学,我父母当时正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四清。按照父亲的解释,这已经可以算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所谓四清,是“在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社会主义性质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教育运动”。父亲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与人之间关系,基本上是我批判你,你批判他,他又批判另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循环。谁都是批判者,谁又都是受害者。


▲ 资料图:文革宣传画


因为父母都下乡四清,我由保姆照应。可是报考学校,却由邻居的一位老大爷领去。为什么会是他,会是一个这么糟老头子带我去,始终是个谜。我父母也想不明白,我们家的保姆很漂亮,据说还有一个相好是大学生,为什么不是她带我去报考。那时候也没什么学区概念,已经有好坏之分,想读哪一所小学,必须要象征性地考一下。记得是问了几道算术题,问了几个方块字,便被录取了。在我们家附近有三所小学,从距离远近看,我读的那所小学居中,以现在的流行说法,属于南京最好小学之一,周边房子一定可以卖大价钱。

那所小学叫游府西街小学,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我读书时,正式名字叫“白下区第一中心小学”,一所五年制实验小学,其他小学都要读六年,这所学校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占一年便宜。我所居住的家属大院,许多孩子年龄相仿,与我同校同级一个也没有,天天上学放学都一个人,感觉上很孤独。路面有树,一边走,每遇到一棵树,就用手去拍打一下。当时马路上不要说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看见,小孩子上学都是自己去自己回,谁要是有人接送,绝对会让同学笑掉大牙。像我这样在家靠保姆照应的小孩,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你们家有保姆,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

小学一二年级学过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父亲和母亲各忙各的,父亲总是在写英雄人物,他是一名编剧,总是在不停地塑造高大全英雄。母亲是剧团的头牌花旦,总是在不停地扮演英雄人物,那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一号。他们很少有心思过问我,那是暴风雨开始前的一种平静,火山即将爆发,我的父母内心深处都非常紧张。父亲是右派,写剧本是戴罪立功,对就要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已有预感。母亲出身贫苦,时时被提醒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要斗私批修,要不断革命,她的紧张是一种困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才对,才跟得上形势。


▲ 资料图:文革宣传画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记忆,就是同学之间喊着玩的顺口溜:

吴晗邓拓廖沫沙,

屁股上面一个疤。


不知道外地小学生是不是也这样,反正我们翻来覆去地念叨,一边有腔有调地念,一边拍手,女孩子跳牛皮筋,也是反复用这么一句。文化大革命对于国家是悲剧,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却是地地道道地喜剧开场。很快,就又有了新的顺口溜。

同样是顺口溜,同样是好玩,文化大革命正在走向深入。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越深入越好玩,越乱越有意思。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看人游街,看人抄家,看宣传队在街头演出。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成了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接待处,我们不得不到另外一所叫“群立小学”的学校去上课。两个学校的学生同时上学,安排不了,只好错开来,都只上半天课。大家觉得很新鲜,换了一个新地方,一切都觉得新奇。过了一阵,大串联的热闹结束,我们又回到自己学校,就跟遭过洗劫一样,四处狼藉,门窗损坏了许多,电灯线都给剪了,说是红卫兵没钱,把电线剪了,剥出里面的铜芯,再拿去收购站卖钱。


▲ 资料图:串联红卫兵


父亲和母亲很快也出现问题,我们家也被抄了,他们双双进了牛棚。保姆走了,我寄居在那个当初领去报考小学的邻居老大爷家里。少年不识愁滋味,在有些文章中,我夸大了父母被批判带来的苦恼,那年头,挨批斗的人很多,一轮接着一轮,有很多狗崽子,今天还在嘲笑别人,很可能明天别人就嘲笑你。因此大家都很朦胧,有时确实会有些歧视,但是也就那样。很多事情仿佛注定,同学中天生有厉害的和没用的,厉害的就算是父母被打倒,他照样还敢欺负那些没用的同学。我从来都是属于没用的学生,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下定是非,厉害的同学在学校里仍然可以嚣张,照样是想打谁打谁,父母有问题没什么太大关系。

人人胸口都别着毛主席像章,人人头上都戴着一顶绿军帽。有一段时期,流行抢像章和军帽,在商场或者街头游荡,突然会有个人窜上来,在你胸口使劲一抓,抢了就抱。有人专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现在想起来,不排除是趁机吃豆腐。抢主席像章算不上什么犯罪,真被人逮住了,可以说自己是因为热爱毛主席才这么做。有一天在中央商场,就在我们眼前,一位女孩子的像章被抢了,是一个与她差不多的男孩,应该是个初中生,动作很快,一下子没捞到,紧接着又是一下,很粗鲁地一把抓住,得手以后,一溜烟地消失了。女学生迟疑了一会儿,显然被抓得很疼,也有些害羞,站在那痛哭起来。


▲ 资料图:文革宣传画


我们汲取教训,自以为是地将毛主席像章反过来别,别在衣服里面,要给别人看,就将衣扣解开,掀起一角,有些像地下党对暗号,动作很神秘,也很夸张。当年有一顶真的军帽,有一枚漂亮或特殊点的毛主席像章,绝对是很露脸很有面子。我们家属大院一个小孩,不知从哪弄到一个碗口那么大的像章,用一根细绳子拴住,挂在脖子上。许多孩子一起玩弹子,也就是那种在地上弹着玩的小玻璃球。金光灿烂的大像章晃来晃去,特别碍事,轮到他弹玻璃球,非得用另一个手捧着才行。我就小声嘀咕了一句,说你骚包什么呀,戴这么一个大东西怎么玩,他立刻翻脸,很惊恐地说:

“你你他妈反动,反动,说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章……是骚包,说毛主席像章是东西!”

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的恐慌,不仅是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不约而同都有些紧张,这确实太反动。当然,过了一小会儿,只是过了一小会儿,就跟没发生过一样,我们又若无其事地玩起来。

2016年9月27日 河西

(原文略有删改)


【作者简介】

叶兆言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有《花煞》《烛光舞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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