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源济

北京的天不会一直灰下去，东京的天也不是一直这么蓝 

原创 2016-11-10 萨苏 老萨有发现

今天，北京遭遇了今年入冬以来的第一次雾霾。近年来，面对“故都的霾”，有人千方百计地防，有人无可奈何地躲，可怎么从根源上消除雾霾呢？在环保方面，日本常常为人所称道，然而日本的天也不是一直这么蓝，几十年前它也是一个重污染国度。萨苏老师曾经采访过日本环保学家入田友美关于中国环境治理的问题，从这个邻国身上，我们可以借鉴点什么呢？

人才，技术，信息

——入田友美博士谈中国环保

“你看日本的天很蓝，水也很清，几十年前，这里可是连吃近海的鱼都会生病呢。日本是一个从污染中康复的典型。”当入田友美博士接受采访的时候，指指天，指指外面的大海，笑着对笔者说，气质娴雅，锋锐中不乏幽默感。

作为中国东方的邻国，日本在环保方面有着享誉世界的领先技术，而其湛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流，更给旅游者留下深刻印象——要知道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要高几倍呢。

很少有人记得，就在几十年前，因为污染造成的水俣病曾肆虐日本，而更少人了解，日本的环保工作者作了怎样的努力来恢复被污染的环境——他们甚至利用生物技术培育出了特种鲤鱼“清洁工”，专门吃河水中的污染物，以至于有馋嘴的钓鱼者发现自己钓上来的鱼烹调起来居然一股橡胶味……

入田友美博士是在笔者请其就中国的污染问题提出些看法的时候，这样回答的。

▲ 参加2015国际VOCs监测与治理论坛的各方专家，右二为入田友美博士

在日本的化学界和环境科学界，入田友美女士是一个另类的存在。这位在环保化学等领域拥有八项专利的“才女博士”是日本高分子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该国为数不多的NANO TECH（国际纳米协会）高级会员，ACS（美国化学学会）与APS（美国物理学会）双料会员，多年在日美两国从事环保化学研究。

2006年，她作为日本交流学者，在NADO（美国新能源机构）委托的燃料电池技术开发项目中取得突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燃料电池的实用性问题，赢得世界同行的瞩目。

由于知道入田女士在工作中与中国有相当深厚的联系，所以，笔者抓住其工作旅行中的空隙对她进行了采访，希望她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环保技术发展发表意见。

入田友美博士表示，在过去的工作中，经常与中国同行进行交往。她说，中国的同行是很努力的，中国化学科技水平近年来提高很快，在一些领域中，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在涂料方面，中国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已经超过世界的标准要求——“这说的是在技术指标上，但在环保指标上，就差一点。”入田博士说。

此前，入田博士刚刚在东京参加了中国水网组织清华大学科技人员访日的交流活动，在那次活动中，中方重点考察了日本的水处理膜工业技术。让入田博士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同行们目前重点研究的，一个是水污染问题，一个是垃圾处理问题。“几十年前，日本也受到这两个问题的极大困扰。”她说，“中国现在也遇到这些问题了。”

目前专心于绿色材料开发的入田博士，用自己的研究领域描述了人类对抗环境污染的种种研究方向，这些未来的环保技术，显然也是中国可以采用的。

比如说未来可使用燃料电池代替汽油、柴油等传统高污染型能源，节能保护环境；20年以后，有希望出现能贴在玻璃上的有机太阳电池，提供绿色能源；可以通过氟素化学等手段开发长久型材料，延长化学制品的使用寿命，减少化工垃圾污染；可以使用不用溶剂的涂料，降低高污染溶剂的使用量……总之，环保是一个人类共同的课题，也是一个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的课题。

根据入田博士的描述，中国和日本学者在环保方面的交流不仅仅限于互访。她曾专门到中国江苏等地考察过那里的环境问题。

在她的印象中，一方面污染等问题十分严重，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环保显然十分重视，一些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包括一些日本公司，都在积极与中国合作，试图在环保方面提供自己的价值。但是，作为一个新的领域，中国的环保仍然需要更加细心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入田友美博士认为，中国目前在环保方面由于政府较为积极，资金上的问题并不是很大，实际上，据她的观察，中国在环保技术的应用方面，已经大量利用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瓶颈在于技术和人才，最大的问题是基础研究领域的不足。

“土台（地基）没有打好，房子就一定盖不高。”入田博士用一句日本谚语说明基础研究在环保领域的重要性。她曾在美国工作很久，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和韩国都在美国的基础科学领域派入了大量的留学生，但是韩国学生选择回国的比例大大高于中国学生。

其原因可能是搞基础研究的一时看不到成果，在中国不容易受到重视吧。对此，入田博士认为是一件十年后可能影响中国环保事业的大问题。

“基础研究是研制自己先进成果的技术基础。中国目前在环保方面使用的先进技术主要是从外国公司购买的，自己的研究开发能力还比较弱。但是应该理解，这些外国公司最大的目标还是利益。同时，它们的先进技术，是针对自己国内情况投入开发的，移到中国不一定完全对症。所以，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环保科技力量。现在基础研究不投入，十年以后是无法作出自己成果的。”

入田友美博士中肯地说：“每一个留学生都可以不仅把自己带回自己的国家，还可以带去自己的‘场’，包括他的技术交流团队、同领域的关系等，这些来自先进国家的助力可以促进中国技术的飞速发展突破。中国环保领域应该重视人才和他们带来的技术。”

那么，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呢？入田友美博士思考了一下，说出了她的看法。按照她所说，世界环保问题，是欧洲人最初注意到的，可惜多少有些固步自封，其经验用在中国不甚合宜。轮到投入，非美国莫属，而日本则在技术的完善方面颇有领先。按照她的说法，中国也许可以参考美国的idea（创意），而利用日本的solution（解决方法）。

不知不觉采访的时间就到了。在告别的时候，入田博士讲道：“中国中央很重视环境保护问题，问题在于怎样很有效果地应用环保技术，把先进国家的经验介绍给中国。日本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有扩展业务的要求，而中国也想发展，这样正好双方可以契合。但是日本的公司对中国，不知道应该到中国哪里，去找谁才能实现希望，所以信息交流很重要，技术交流很重要。”

据她说，今年，至少还要去几趟中国，下个月份的机票，都预订好了——也是，如今世界上哪个领域想获得新的成就，能把眼睛离开中国呢？

源济

3个月集资5000万的日本大学生，若非这一点，他本不用自杀 

原创 2016-11-09 萨苏 老萨有发现

战后的日本是一个可以让人从穷光蛋迅速变成富翁的时代，反之亦然。

日本学生集资大王之死

* 本文选自《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萨苏 著）

一

“请注意，在检查前不要碰我的遗体，按照法律规定立即联系京桥警察署，检查后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解剖。我的死因是服毒，所服毒物为氢氰酸，事后请将我的尸体烧掉，骨灰作为肥料卖予农家。”

这段冷静的文字并非来自小说，而是一名叫做山崎晃司的日本大学生在1949年留下的遗言，他甚至在这份遗嘱的署名处写道：“我于晚11点48分55秒服毒，写于晚11点49分”。这样一份异常冷静的遗言的主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山崎晃司是当时日本战后的一名风云人物，也曾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

日本战后社会异常贫困，许多家庭需要住在废旧电车或者水泥管中。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叫做山崎晃司的日本学生却能够一跃而起，虽然他自杀的时候依然还没有毕业，但是已经在和同伴经营一家名叫“光俱乐部”的半地下融资公司。这家公司在当时已经拥有资本金600万日元，这在今天大约相当于6亿人民币的水平。一个只有25岁的大学生，如何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中从全无基础发展到这样高的境界，又为何走向自杀之路呢？

▲ 山崎晃司，1923年生于千叶县一个医生世家，他从小学习十分用功，很快考取了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并且进入其最著名的法学部

所谓东京大学，在日本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的水平，在学校期间，山崎晃司的20门课中竟然有17门获得优，这是在当时日本社会中被认为不可思议的现象。

这名日本头等最高学府的高材生，风流倜傥、相貌英俊，按照日本的惯例，如果他毕业之后可以进入日本的法务省或者大银行，有着灿烂的前途。可是这个山崎晃司却没有沿着这条坦荡大路一直走下去，而是在就学期间就拉了几名学生朋友，在东京的中野开了一家金融公司，叫做“光俱乐部”。

最初人们认为这几个学生只是小打小闹，没想到在山崎晃司的经营之下，这家公司竟然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就获得了大量的集资，据统计，他们共集到了1000万日元，在当时属于巨额融资财产。此后，他将公司从中野搬入了相当于北京王府井的日本东京银座，在那里开办了新的办公室，而在这个新的办公室中，他的公司仅仅三个月其营业额就突破了5000万日元，其公司在破产前夕拥有股东400人，工作人员30人。

 

这样一位学生怎样能够一跃成为大公司的总裁呢？

其实说起来山崎晃司所做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他所做的和我们所熟悉的，曾经风靡一时的非法集资颇为相似，他以13%的高利从民间集资，再以更高的利息贷给需款的公司。同时，由于他最初的成功，也吸引其他投资者不断向其提供资金，以获得高额的利润，这样他就可以用此后获得的集资来还前期集资所需的利息，而使公司不断滚动增大。

当然，这种工作、这种经营模式必须要求其获得不断的新的资金，这也成为山崎公司经营中的软肋。

几个月之后，山崎晃司因为涉嫌金融犯罪，被警察署审查，尽管判其取保候审开释，但是其信誉受到打击，于是新的资金不能够进入“光俱乐部”的资金链，使公司整个经营状况出现危机。在山崎晃司看来这并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试图通过改变公司名称重新开始逃过追债者的打击，但是由于事机不密，这一招最终失败。

1949年11月，该公司已经欠债3000万日元，但只有300万日元可以偿还。无计可施的山崎晃司最终在偿还期限到期这天，在自己的办公室喝氢氰酸自杀，留在办公室桌上的遗书里还写到：“契约是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适用于死人这种物体，所以我只有死。”

二

▲ 日本媒体对于山崎晃司自杀的报道

在日本战后如山崎晃司这样突然发财又突然暴跌的事件并不在少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转型期社会变化的一个侧面。山崎晃司的独特之处是有着理直气壮的冷酷，用中国人说法，此人是一个标准的厚黑学信奉者。

如果追究山崎晃司的心路历程，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1949年正是日本战败后不久，此时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日本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对于幸福的追求也逐渐变得与以前不同。日本的传统观念认为，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是走向成功的唯一之路。

但是山崎晃司在战争中曾经被日本陆军作为学生兵征入军队担任会计，在担任会计期间他卷入了一起贪污案。按照传统，为了保护上司的荣誉和地位，他一个人揽下了所有罪名受到处罚。结果当他出狱之后，却发现上司早已背信弃义，使他一无所得。

从此山崎晃司对于道德和正义就不再相信，而他自己认为，自己确有比别人不同之处，这点不同之处就是自己具有天才的头脑，和与别人完全不同的冷静抑或冷酷心理。山崎晃司自己曾经写过条幅，称“我是天才、我是超人”。

当然，这种天才和超人的观念并非从天而降，如前所述，他的确达到了在20门功课中17门得优的令人吃惊的成绩。

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找到山崎晃司留下的文件时发现，他在自己的每一天活动计划中，都把时间按照分钟来进行分配，所以他每一天的生活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其中包括学习的时间是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睡眠的时间是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甚至包括交女友的时间也是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乃至于与情人上床做爱的时间也要按照分钟来计算！

▲ 山崎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时间表，其翔实让人惊讶

 

山崎晃司自认为由于自己有这种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对社会和生活的了解，以及敢于打破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束缚，便可以获得比他人更多的成功。

这一点也不是完全的狂妄，他不但成绩优秀，而且一度曾经拥有8名情人，且依靠自己这种对时间的有力调配，在8个情人之间游刃有余。

8个啊，按照管理学原则，一个领导者最多也只能带7个直接管理的手下，山崎能如此处理好8名情人，实非凡人所能为也。

在他的文中也可以看到他确实具有冷酷的一面。在他的一名情人怀孕之后，他在文中曾经罕见地露出了带有感情的文字——其他的文字大多如同流水帐，令人读来觉得毫无意味，但从山崎每天认真记录的态度来看，至少他不认为这件事很乏味。

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今天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能够让情人怀孕，这是在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作为人生中的第一次，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刚刚表露出带有一点人情色彩的文字之后，他接着下面就写道：“现在怎么办？根据冷静的考虑之后，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叫她去打胎。”如果说看到这里，他似乎仍然还有一点被传统束缚的痕迹，但接着下来的一句话就完全显示了山崎晃司自己的特点，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她打胎失败或不肯打胎怎么办呢？那也很简单，就教唆她自杀吧，这样事情就解决了。”

这事儿让我想起采访公安干警时谈到一起案件——前几年，某无赖子冒充富家二代，诱骗妓女从良洗劫存款后杀人灭口。

“……为了让那个妓女跟他，先让她怀了自己的孩子……带到外面折磨……说了一个假的密码，发现不对回来再折磨……又说了一个假的，她知道说了真的肯定死……很残酷……后来还是说了真的……遗体发现的时候身上好多地方露着白骨……活着整的……”做了几十年刑警的采访对象，复述这个案件的时候皱着眉，每一个字都是慢吞吞的。“近来，为了逃避侦查，有些案犯都不留活口……”

那个案子，案犯得款七万元。

三

如果说山崎那些表面上一团正气，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上司是伪君子，那么，受到他们刺激以后选择了自己道路的山崎晃司就是要做真小人，而且从不避讳这一点。

对于山崎能够办成光俱乐部，当时的舆论认为，他的勤奋和聪明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他对于合作者冷酷的利用和计算，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剥夺他们的利益壮大自己。正是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无情，使他的竞争对手纷纷落马。山崎依靠真小人更加直接的计算和狠辣的手段建起光俱乐部的王朝，可算成功。

但他出事后触法不深，这种情况只要别人能提供合情合理也合法的帮助，大多能够挺过来。商场上所谓欺老不欺少，正常情况下，作为创立了一个品牌的山崎仍有利用价值，这样的后起之秀很可能在某个前辈的照顾下逃过劫难。

但是，在山崎案件中，几乎所有涉案的人都选择了落井下石和退避三舍。

山崎晃司在公司中的秘书也是他的情人，却非常配合地向警方交出了山崎晃司涉嫌金融犯罪的证据，使其遭到致命打击。其原因是这位情人看透了山崎，深知此人没有感情。没人帮山崎，也是因为认识到此人是个真小人，没有底线，不愿帮也不敢帮。从这个角度来说，山崎又因此而失败。如何评价他选择的道路，还真是一个难题。

在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看到了太多骤然兴起的暴发户，也看到了他们骤然地衰败下去，很多人似乎都带有山崎的影子。

今天和日本人谈起山崎晃司来，几乎没人愿意自己同事中有这样一个没底线的家伙，但颇有不少上年岁的人同情这个“真小人”，认为他固然是错了，但那个时代也有责任。

真小人和伪君子，哪一个更糟糕？

这问题经常引发些歧义的认识。萨曾在网上和一位朋友讨论伪君子和真小人，这位80后朋友认为真小人更加率直、好交。
    
谁为真小人呢？有例子没有？萨问。

回答是：《A计划》里面的洪金宝。

这个答案其实多少有些不对劲儿，《A计划》中的洪金宝号称只认得钱，实际上看完全片会发现此人义气而且勇敢，这人是真小人吗？这人是假小人，真君子啊。

▲ 《A计划》中的洪金宝和成龙

 

真小人和伪君子都是小人，但是伪君子起码还对社会道德、规矩有所畏惧，干坏事还得偷偷摸摸的，而真小人对社会道德、规矩全不当一回事，干坏事还理直气壮，更无制约。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伪君子横行，说明社会监察和制约力不足，以致恶可以假善的名义横行，但好歹这个社会还有是非，人们还是反对恶，期待善的；而真小人要是能在社会横行，说明一个社会的是非观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对恶行习以为常，甚至羡慕，连反抗和反感都没有了。所以正常情况下，真小人们不该获得山崎晃司这样多的同情。

然而，事实就是山崎在日本挺受同情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为此，我曾和一名七十岁的日本律师谈起此事，他说这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在山崎晃司的时代，战争刚刚结束，社会高速发展但监督机制薄弱，机会很多而混乱，能够发财的都是山崎这样不守规矩的人，而老老实实干活，恪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却往往沦为社会底层。于是，当时的日本人都对道德和规矩产生了逆反的心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同情山崎，不是因为喜欢真小人，而是因为他表现了对“守规矩反而吃亏”这种不公现象的反抗。

笔者也曾和一位新加坡朋友开玩笑，说他是伪君子。当时萨第一次到新加坡，发现当地的人没有随地吐痰的，赞誉新加坡人素质高。这位老兄摇头，说不是素质高，新加坡严刑峻法，大家是被罚怕了。萨于是说原来你们都是伪君子啊。

不久到广州，这位咽炎发作，依然极守规矩。看他忍得辛苦，有当地朋友说这里没警察，随意吧，不会挨罚。这位老兄依然撑到一家百货店，买了一大叠手帕，摇头道，守规矩守了几十年，习惯了……

如今日本的街头，也不见几个随地吐痰的，只是渐渐分不清他们是伪君子，还是真君子呢。

源济

日本8000名演员闹事，坦克都拦不住，只好请美国人救场 

原创 2016-11-14 萨苏 老萨有发现

8000名男女演员一起罢工，场面蔚为壮观：日本国宝级大腕带头，拉拉队都是日本的赵薇汤唯级别的当红女星，这样闹事，那要在今天公司门口得卖票了！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北京的天不会一直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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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宝映画事件：电影明星们的武装起义

如果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男星、女星们一起冲到街上去组织游行和暴动闹革命，那将是怎样的场面呢？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日本真的曾发生过。这就是1946年到1948年，日本东宝映画公司的演员们连续发动的罢工示威行动。

所谓东宝映画，是日本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这家公司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或长春电影制片厂。这次参加与资方对峙的演员也都是三船敏郎等当时日本最著名的演员。

日本战后爆发过各种各样的罢工，其中这家电影公司演员的大罢工，可算是最有名气的罢工之一，至今为参与者津津乐道，其过程之暴力，之曲折，可以拍一部战争片了，出演的还全是大腕。

东宝映画演员的大罢工先后进行了三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47年，表面原因颇为复杂，有意识形态，工资待遇，制片思路等种种理由，不同工会间的矛盾等，深层原因却极简单——日本的电影业在战后一段时间里颇为萧条，电影公司赚不到钱。没钱，一切矛盾都很容易被激化。

▲ 战后时期，电影是日本人的一大消遣，可说日金斗金，可电影公司没赚着钱 -- 这钱哪儿去了?

说起来，战后日本的电影生意应该是不错的。经济艰难的时候，人们常常到电影表现的虚幻世界里寻求安慰。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好莱坞仍然大大地赚钱，原因就在这里。

同时，日本战争时期对电影的严酷控制，让演员连露一露大腿都会遭遇剪片子的危险。在严格的“政审”面前，出的片子犹如样板戏——甚至还没有样板戏的艺术成就，只剩宣传天皇万岁了。所以，战后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得到了欣赏更为优美多样艺术作品的机会。

战后，排大队看电影，在日本是很常见的事情。

那日本的电影业为何赚不到钱呢？原因是日本战败，随着美国大兵来的还有美国大片。

美国影片在战后的日本，享受着超级公民的待遇。日本依然保留着电影审查制度，虽然不再追究藐视皇室之类政治罪名，但如果有“伤风败俗”的场面还是要删的——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只要电影审查放松一些，演员们就会喜欢脱衣服，而且脱无止境。这种特殊爱好，多少和普通人不大一样。可是，对于美国电影，一律是免检的——美国占领当局的理由充分，这些影片在美国都已经经过审查了，难道日本的审查水平比美国还高？

投降都是无条件的，哪个日本人敢招惹麦克阿瑟这样的太上皇呢？

同时，战后日本兴起了对美国狂热的崇拜，文化上崇美，恐美的情绪严重。所以，在战后的日本，简直不看好莱坞大片，都不好意思谈论电影是怎么回事儿。

而日本的电影厂商，包括东宝映画在内的六大垄断集团，制作观念等方面，都还残留着战时和战前的思维模式，多年的战争和政治钳制，使日本电影的发展出现了退步，这是需要时间来改变的。

日本厂商面临的竞争也异常残酷——到战争结束，日本已经多年没有引进过西方电影，所以，只要有钱，随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经典的巨片，其质量水平都是有充分保证的。这时候，谁会愿意投钱冒险拍新片呢？在好莱坞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日本电影招架不住，票房大跌。

好莱坞大片的拍摄质量和他们的新鲜感都征服了日本的观众，使日本本土生产的电影影片失去票房，于是电影公司纷纷亏损，也就难以对演员们提出更好的报酬，劳工矛盾日益激烈，加上左派组织的推波助澜，兜里没钱的老板和员工自然会闹起来，一点儿也不新鲜。抛开这一次对抗事件的深层原因，其现实内容不过是表现了日美之间由于大片的引进造成的文化和经济冲突。

从声势上说，8000名男女演员一起罢工，当然蔚为壮观；从影响上说，三船敏郎这样的大腕带头，拉拉队都是当红女星组成（东宝的女星在日本都是赵薇汤唯级别的），这样闹事，那要在今天公司门口得卖票。

▲ 在罢工中，日本的演员们打出了“保护日本文化”的旗号，目标直指好莱坞大片，指责其代表着文化侵略

私下说，这样的理由最冠冕堂皇，比“演员也要吃饭”，“不涨工资我们就不拍戏”理直气壮多了。先占据道德制高点，罢工演员中有高人啊。

大片的引进引起的文化冲突居然可以引起一次示威，这固然令人吃惊，但此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人啼笑皆非。

那就是当这些演员们发动罢工的时候，一方面他们的很多粉丝纷纷前来为他们站台助威，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居然对他们毫无办法。

东宝罢工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自古以来，政府都是不能容忍这种引发社会动荡行为的。所以，日本政府在屡劝不听的情况下，“悍然”出动警察进行镇压。

因为示威者占据了这家公司的主要厂房，在双方对峙之中，日本政府派出的警察对东宝映画公司发动了“攻城战”，试图帮助老板们夺回公司所在地的控制权。可是在双方的对峙和冲突之中，三次发动攻击，三次警察都被打得从东宝映画制片厂抱头鼠窜而回。日本的警方既无法攻入厂区，而且在正面的战斗中被演员们打得落花流水，成为当时的笑柄。

纳闷的警察总监一打听才知道，这地方真是进不得——整个制片厂内纵横挖的都是战壕，关键地点路障，铁丝网密如蛛网，演员们进退有序，指挥流畅，整个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他们不是演员吗？怎么好像比正规军还正规军，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帮日本演员能够有这样强的战斗力，得益于其中有大约三百名演员在战争年代被天皇征了兵——这些人被东宝公司视为生疏了本行吃闲饭的，正酝酿要开除他们，也是本次罢工的一个导火索呢。

比如日军原63师团机枪手，战后写作《陆军士兵よもやま物语》（翻译过来应该是《陆军步兵漫话》）的斋藤邦雄，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斋藤战前是日本东宝映画电影公司的演员，1941年被征兵。不但在据点和讨伐中与八路军真刀真枪地交过手，而且一度担任旅团情报室干事，专门研究过论持久战呢。这个很有艺术细胞又很熟悉八路的日本兵，战后还当过东京儿童漫画协会的会长。

因为兵源紧张，把这样的演员征入军队，谁能想到天皇犯了多大的一个错误吗？

▲ 演员们据守的阵地，其专业水平连正规军也不得不佩服

这种演员兵本来就不愿意打仗，东宝映画的演员在战场上大多消极厌战，所以表现不免有些瞻前顾后，左冲右突（往左往右就是不往前），在战场上战斗力不足，起不到预期作用，这也算正常。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取得了在军队服役和进行战争的经验，这些演员大多跟八路交过手，深知打仗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到了罢工的时候，他们组织起防御来真是有模有样，专业非常。他们占领了东宝映画厂房，并将其很快改造成一座带有铁丝网和战壕的大规模工事。

在战后才当上公务员，毫无战斗经验的日本警察面前，曾经打过仗的东宝映画演员们显然对打防御战更加有心得。结果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滑稽一幕。让他打仗的时候他不打，等不打仗了，他打天皇的警察，您说，这兵征的......

警察们被打回来，日本政府就没办法么？

还真没办法。当时，日本全国都被盟军解除了武装，警察连刀都不许带，只能用警棍，而演员们却拥有角钢，铁锹等“制式武器”，而且军事素养极佳。对付他们，日本政府还真没有其他力量，结果政府居然制服不了一帮造反的演员！

这成了本次罢工最吸引人的地方。
 
最后，无可奈何的日本政府只得请美军出手来解决这些演员。

这次罢工最终是被美军镇压下去的。

可以想像那些萤幕上的硬汉和花枝招展的女星怎样面对美军的枪口。很遗憾，拿着枪的美军最初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美军发现这些人的确是有过战斗经验的，甚至有些战术根本不是日军的而是从八路那儿学来。

不想付出血的代价的美军在几次冲突中都无法彻底制服这些抗议者，最终美军不得不冲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才算冲入制片厂。

当美军突入东宝映画公司摄影厂的时候， 参加罢工的一位喜剧演员形容美国人这一仗是“军队里有的玩意儿都用上了，除了军舰……”

能逼到让对手出动坦克，东宝映画可算开创了罢工历史上的新纪元。

看到美军出动了如此穷凶极恶的兵器，演员们纷纷做鸟兽散，也不再与其进行拼死的抵抗，只有一批女演员扮成村妇当场表演了一场“集体哭泣”作为罢工的收尾，据说演得水平极高，催人泪下。这样东宝映画的所谓抗议活动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是若干与工会关系密切的演员被开除结局，除了他们，参加过东宝抗议的演员们大多从东宝映画公司出来，成立自己的公司，自行重新进行影片的拍摄和在全国销售的工作。这些离开公司的演职员们也做过一些不错的电影，但大多销售情况都不太好。

观众做出了裁判——与好莱坞的对抗，是要讲实力的，路线和口号是次要问题。

▲ 攻入演员大阵的美国兵

不过，这种情况从1949年开始好转。1950年黑泽明拍摄的《罗生门》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此后，衣笠贞之助、沟口健二等的作品先后在戛纳国际电影节等处获奖，日本电影不但在本国站住了脚，而且还开始了返销国外的时代。

复兴的日本电影，大量吸收了西方电影的制作技巧，又有日本自己的特色，产生了独特的魅力。如果我们看1949年之前的日本影片就会发现，其表演艺术的确存在极大缺憾，比如说日本演员的表演并不懂得需要以自然来取胜，而更多像舞台剧。日本传统的舞台剧“能”和“狂言”都需要演员做出夸张的表情，才能让更多观众看清其表演，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些演员演电影也演出同样的问题。

日本崇尚只拉车不看路的老黄牛精神，所以，演员的表现不能让导演完全满意时，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更加一把力。于是屏幕上到处充满了那种绷起每一块肌肉，面部表情严肃紧张，以至于到快要崩溃的镜头，而这样的演员却被视为好演员，因为他毕竟是努力在做。

这种毛病，在没有好莱坞大片竞争的时代，日本演员并没有改进的欲望，但战后很快就得以改观。

可以说，如果没有好莱坞电影的“入侵”，日本电影的风格，不会这样兼容并包，百花齐放。同时，没有好莱坞电影的“入侵”，恐怕日本的电影厂，演职员也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危机意识，进步得这样快。

保护日本文化和引进一个竞争对手，到底哪个真正能促进日本电影的发展呢？战后日本电影发展出这样的局面来，恐怕参加罢工的日本演职员，要想解释也是说不大清楚的。

源济

扰民后果有多严重？看这起弹钢琴灭门惨案你就知道了 

原创 2016-11-15 萨苏 老萨有发现

普通的一家母女，却全部死于一起血腥的杀人案，而起因，竟然是弹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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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钢琴灭门惨案

1974年8月28日，日本神奈川县平冢市一所廉租公寓忽然成了新闻焦点。在这所公寓三层居住的公司职员奥村一家突遭灭门，其妻，三十三岁的八重子和两个女孩，一个八岁，一个四岁，皆被人用乱刀杀死，现场惨不忍睹。奥村因为上班而仅以身免。

▲ 遇害的母女三人

对警察来说，这似乎是个不容易侦破的案子——奥村一家只是工薪阶级，没有借过钱也没有接触过黑社会，没听说他家有什么仇人，现场没有丢失钱财，也没有性侵犯，甚至连门窗都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当地一向治安良好，也没听说有什么变态杀手最近在周围游荡。

可是，案件的侦破却异常顺利。

因为犯罪者居然在现场留书，明人不做暗事，表示自己杀人实在是忍无可忍。

做案者，就是奥村的邻居，住在他楼上的四十六岁的大浜松三。

杀人的动机？

原来是为了开发孩子的音乐才能，奥村家买了一台钢琴，望子成龙的八重子整天督促两个孩子练琴。结果，奥村家练习钢琴发出的声音，让楼上的大浜坐卧不宁。

说起来，大浜还是个音乐爱好者，但是，此人有些神经过敏，特别是对噪音尤其敏感。在被逮捕之后供称，他曾经强烈抗议妻子洗澡时候发出的水声。他原来住在东京的八王子市时，也曾经因为抗议邻人发出噪声而引发矛盾。1972年，他搬到安静的平冢市，整日以钓鱼和到图书馆打发时光，却不料奥村一家搬来后，又遭到了钢琴的攻击。

奥村家的两个孩子练琴颇为勤奋，过分敏感的大浜几次登门向对方提出抗议，都没有得到对方的满意答复——孩子的教育是第一位的，奥村家在这一点上态度十分明确。

8月以后，气温逐渐升高，开门开窗自然钢琴的声音更难杜绝，被刺激得心烦意乱的大浜终于做出了极端的举动。

那天，听着不断的钢琴声，大浜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他看到八重子带着四岁的女儿出门倒垃圾，于是乘机携带一口菜刀溜入奥村家，首先将正在练习钢琴的奥村长女，八岁的真由美刺死，接着将自己先回来的奥村次女洋子杀死，然后写了一张便条——就是后来警察描述凶犯“寄简留书”的那一张，内容为：

“给你们造成了麻烦，说声对不起。搬来的时候你们也没有打招呼，却做出这样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这是（考虑对方）感受的问题。（我是）人，本来并不想变成杀人狂魔的。”

正写着，八重子回来，没有发现家中的异样，还去洗衣服，刚按下洗衣机的启动键，大浜又将其刺死。

▲ 奥村杀人案发生的公寓

没有用到警察追捕，大浜在两天后自首，他在审判中请求判自己死刑——用他的说法，本来就是快被钢琴声逼死了，当时是抱着宁可死也不受这种折磨的念头去杀人的。大浜最终在1977年如愿以偿，被东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日本法院曾经在判决前到该公寓进行试验，认为这种钢琴声“虽然可能妨碍睡眠，让病人的休息受到影响，但对普通人应该没有特别的不快。”把事件归于大浜的神经过于敏感。

然而，事件之后，作曲家团伊久磨的评论更加深刻。他说：

“我作为音乐家，当然多少也会把练琴的人看做自己人。但是，我并不支持大家在家里练琴，影响四邻。钢琴，本来是西洋国家有自己房子的人或者在沙龙里使用的乐器，（发生事件的）廉租公寓壁板很薄，在这种房子里摆弄钢琴本身就是放错了地方。钢琴，是为人服务的，要是人做了钢琴的奴隶，那世界可就颠倒过来了。”

在逐渐富起来的社会中，人们追求中产阶级抑或小资的生活，并把它作为梦想乃至攀比的砝码。在日本的七十年代，钢琴是中产阶级家庭的体面象征，所以日本人无论有没有条件都想方设法去买一台放在家里。1972年，在日本家庭中，钢琴的普及率达到了10%，这一年日本的钢琴生产达到33万台。

然而，这种攀比，自然带有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特征，比如出事的奥村家，其女儿练琴的房间，只有三帖榻榻米大，换算成公制不到八平方米，这样的地方弹钢琴，就算不轮到奥村这样敏感的邻居，恐怕也会让四邻不安吧。 

不仅仅钢琴可以引发噪音杀人的事件，狗也可以。

同年，在神奈川县又发生了“因宠物杀人”事件，案犯渡边铁雄饲养的狗昼夜发出叫声，引发邻居小关正子的抗议，两人激烈争吵后，小关将渡边的狗从八楼扔下去摔死。虽然法院判处小关赔偿渡边十几万日元，但渡边十分不满，一次喝醉后夫妻一起冲到小关家，将其乱刀杀死，称“狗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养狗，本来是公寓里禁止的事情，但是——没办法，在当时人们常听的小坂明子的歌中，家里有条狗，也是中产阶级梦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带有中产阶级梦想的日本普通人们，在梦想面前，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中国狂热地装修自己房子的人们，又有多少会有对邻人的一丝歉疚呢？

据说，我国因为装修扰民的现象引发的矛盾乃至流血事件，每年也不在少数呢。

大浜事件在日本引发深刻的反思，此后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来规制扰民噪音的发生。例如：

1979年，日本发布了《卡拉OK噪音管制条令》，在住宅区深夜唱卡拉OK，成了违法行为。

▲ 日本警察在测量噪音

事件发生二十年后，日本的钢琴大量被震动性小且可以用耳机收听的安静型电子琴替代，与大浜杀人事件的影响可说是密不可分的。

源济

这么明显的道理，日本人非要抢光卫生纸才明白--我们呢？ 

原创 2016-11-17 萨苏 老萨有发现

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找出一个抢购的对象，包括白糖、煤油、洋葱——据说也抢过盐……甚至一度连洗涤剂都被抢劫一空。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北京的天不会一直灰下去

• 日本学生集资大王之死

• 东宝映画8000影星大起义

• 弹钢琴引发的灭门惨案
  

日本的抢购风与能源危机

* 本文选自《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萨苏 著）

1973年11月2日，日本政府中断晚间新闻，由通产省次官（相当于商业部副部长）发布对全国的公开讲话。如同大多数刻板的日本人一样，这位次官先生首先引经据典地报告1973年日本全国卫生纸产量，并根据日本人口数量计算每人可分几卷手纸，然后报告1974年卫生纸生产计划，以及根据人口增长曲线，日本全国下一年的预计人口总数，计算1974年日本每人可以用上几卷手纸。

 

结论是每个日本人在1974年将获得比前一年更多的卫生纸使用。次官最后满怀信心地告诉日本国民：“明年大家都可以获得足够的卫生纸，请安心使用。”

这次讲话后来被称作“卫生纸宣言”。

关于卫生纸问题发表全国公开讲话……怎么琢磨怎么让人觉得别扭。虽然有些日本人有变态的毛病，但也不至于对卫生纸关心若此，以至于惊动一国高层吧？

原因是前一天下午，大阪最大的百货店之一大丸商店突然杀来300名主妇，疯狂抢购卫生纸，仅仅几分钟就将500捆卫生纸存货一抢而光。买不到卫生纸的主妇们陷入抓狂状态，抢购中还发生了一名老夫人被挤踏致伤的事情。

“卫生纸的原料不足”的谣言因此满天飞，抢购卫生纸的风波不断扩散，很多商店都在一天之内被抢购一空，卫生纸厂忽然接到雪片般的订单，忙到发昏章第十三。

▲ 成功抢购到大批卫生纸的日本主妇

为啥太太们发了疯似的去买卫生纸呢？这种奇怪的抢购意向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事后，有新闻记者专门去调查过这起事件的起因，才初步搞清了事情的发生经过。原来，这次抢购来源于部分主妇对一个广告的错误理解。

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有一家卫生纸公司为其生产的新品种卫生纸作了一个广告。这广告以吸引人的音乐开始，一帮人争相介绍某牌卫生纸的好处为高潮，结尾是某个太太匆忙跑到当时类似赛特地位的大丸商店，问道：还有卫生纸么？店员无奈地说：没了，恐怕得下个星期了。

实话说这广告设计平庸，要和咱“营多营多，吃了再说”相比，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然而，偏偏有些太太是到广告结尾才注意到它的，于是纷纷将其误会成了卫生纸脱销的新闻。连大丸商店的卫生纸都脱销了，这消息传将开来，善于治家的日本太太们立即开始冲向周围的商店，直奔卫生纸的柜台。

▲ 超市门前排队抢购卫生纸的日本主妇队伍

在她们的带动下，连知道那不过是个广告的太太们也发了慌——如果被这群没有理智的家伙把卫生纸抢光了，我们怎么办啊？

让日本人恢复使用厕筹或瓦片这种主意肯定是不现实的，卫生纸可是实实在在的刚性需求。这种局势下，要是家里没有个十捆八捆的卫生纸，谁能睡个安生觉啊？

于是，抢购卫生纸的行动很快向全民扩散，一场空前绝后的抢购大战开始了……

▲ 商店纷纷挂出卫生纸售完的通知，更加剧了抢购的风潮

这种情况下，卫生纸已经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紧张的日本政府只好派出次官先生出来辟谣。

其实，日本的卫生纸生产当时很正常。不过，这种抢购之风在当时不算新鲜事。日本的老百姓那段时间是见着什么抢购什么，比中国人炒股还狂热。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找出一个抢购的对象，包括白糖、煤油、洋葱——据说也抢过盐……甚至一度连洗涤剂都被抢劫一空，剩下空空如也的货架让商店的经营者不知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烦恼。

日本人为何会染上这种疯狂的抢购病呢？

说来话长，据说此事和一位政界人物还有不小的关系。

谁呢？

就是那位卡扎菲上校。

 

那位说了，卡扎菲和日本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还很深呢。卡扎菲和日本右翼政治家小池勇二郎是斩鸡头烧黄纸的好兄弟，小池勇二郎带了一个闺女去给卡扎菲教育，就是后来的日本防卫相小池百合子。

而小池百合子和小泉纯一郎则是一对说不清道不明的欢喜冤家。

▲ 在卡扎菲身边“受教育”时代的小池百合子，日本新闻界流传她曾为小泉自杀 

现在，各位明白为啥小泉和卡扎菲从外型到治政方式都有那样多相似的地方了吧?

▲ 同样的狮子头，同样的剧场型政治，和同样的一个女人十分接近……

不过，再有关系，卡扎菲同志也管不着日本人买卫生纸吧？

卡扎菲当然管不着，可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伊斯兰激进派领袖在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前期于阿拉伯世界发起的革命运动，导致欧美丧失了对中东大量石油产地的直接控制。上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们纷纷拒绝按照欧美掠夺式的价格出售石油，石油价格的暴涨，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石油危机”。

说起来，“石油危机”并不是真的没有石油了，实际上是当时中东各产油国协同合作，共同进行针对西方国家进行石油限产和提价造成的危机。这应该算是阿拉伯人中止资源掠夺的一次努力。

然而，阿拉伯人的努力却殃及池鱼。这条池鱼就是“脱亚入欧”的日本。石油的大涨价让日本的能源供应出现紧张，已经习惯了大手大脚消费的日本人忽然发现面对商品不足的问题，顿时慌了手脚，抢购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

在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中，对日本来说，影响其发展速度最重要的东西，大约要属能源。六十到七十年代，日本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对于石油的消耗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但是最初日本人并没有认识这一点，由于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时候石油价格低廉，所以日本在发展过程之中选择了以重化工业的兴起为特点的发展模式，这也是日本经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高速发展时期的特征之一。

但是，进入七十年代，这一模式却遭受了“石油危机”的无情打击。由于猝不及防，在能源不足的打击之下，日本社会爆发了极大的危机。

能源危机达到什么程度呢？大家不知道记得这玩意儿么？

▲ 对，就是那个《让子弹飞》里的马拉火车

您再看这个：

▲ 面对石油危机，买不起油的日本人改用马拉火车运货

在日本的北海道，由于石油危机造成的燃料不足，使当地人不得不采用马来拉火车，完成运输任务。

一边是一群马拉一辆车，一边是一匹马拉一列车。

结论：小日本比张麻子黑多了！

在日本各地，有无数因为买不到汽油无法进行生产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游行，其中有人甚至把猪赶进了东京，在大街上横行而走，不知道是讽刺石油涨价增加了养猪成本，还是表示官员们的头脑和猪一样的愚蠢。日本人居然也在这段时间体验了一下“凭票供应”——当时日本购买取暖用的煤油，是要有“煤油票”的，否则，有钱都没处买去。

▲ 凭票买油的日本主妇

虽然有些反应过分，但在石油危机的面前，日本老百姓的生活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困扰，比如说当时规定汽车的汽油加油站在周末就不再营业，所以在各大加油站的汽车们纷纷排起了长队，这不但是为了赶在周末之前加油，同时也因为大家想到石油危机不会是短期的事情，汽油将来一定会涨价，所以要尽量多抢购一些。

抢购风由于石油危机的带动，在日本各地展开。前面提到的“卫生纸危机”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至于卫生纸和石油有啥关系……确切地说，没啥直接关系，就算是没有石油的时代，日本也没缺过卫生纸，这不就是抢疯了吗？

石油危机让日本人认识到了资源其实是珍贵的东西。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美国人不断出兵，在中东周围打打杀杀，不是美国人精神不正常，是资源的利益摆在那里。

美国可以把全国的油井关闭，享用中东的石油，是跟那些没事儿就往波斯湾开的航空母舰很有关系的。

无论是石油危机，还是抢购，对日本社会来说都代表了一个艰难的侧面。但是石油危机的发生对日本来说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好的事情。

在能源不足的时代，日本人提出了限时电梯，减少霓虹灯，路灯11点钟关闭等措施，来减少能源消耗。政府部门也提出节能方案。比如为了夏季减少因空调所造成的能源消耗，政府工作人员被提倡穿清凉装。首相大平正芳亲自做示范，穿着切掉了袖子的外套招摇过市，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

▲ 1979年6月，身穿清凉装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实话说，这衣裳怎么穿怎么看着怪异

经过了石油危机之后，日本重点发展节能汽车、机电等加工组装机械行业，逐渐将石油、化工、煤炭等高能耗产业调整出局，在那个时刻日本人开始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由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重工业产品，转向资源能源节约型的知识密集型产品过渡。

保留下来的重工业项目也强行进行了降低能耗改造。这一点使日本的产业结构变得更加合理，同时也使日本的产业能耗开始下降。而能源危机和抢购，也就自然地从日本的新闻中消失了。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在以后的十年中，日本的GNP实际增长达到了47%，而石油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却只增长了17%，单位GNP增长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了至少一半。在重化工工业开始走向夕阳的同时，能耗较低的家电产业，特别是汽车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其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了美国。

此后日本更大力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领域也超过了欧美，其经济竞争能力随之跃居世界前列。

石油危机使日本发生了抢购风，但是也使日本企业终于抛弃了高能耗的发展道路，借此机会实现了低能耗、低成本的发展目标，从这一点来说，就可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事实上，此后日本对污染进行控制的时候，深感低能耗发展无意中带来的好处——低能耗虽然可能生产成本投资大一些，但产生的污染也小，考虑到高额的污染治理费用，其实，还是划算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石油危机也和今天我国的社会有一点相似。当1971年爆发能源危机，石油提价的时候，西方各国普遍把矛头指向正在高速发展的日本，称正是由于日本的发展使石油的消耗大量增加，从而迫使欧佩克组织进行限价限量供应。

但实际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本消耗不消耗那样多的石油，石油危机都会同样发生。日本的高速发展和石油危机并无太大关系。

当时日本社会上很多企业通过走私等方式囤积石油，但是这一点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财富。真正获得财富的是那些能够懂得减少能耗、降低对石油需求，而同样能够实现产业发展的企业。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明显的道理，为何非要到卫生纸都被抢光了才整明白呢？

源济

厉害了我的姐！这位日本黑社会第一女老大，她…… 

原创 2016-11-18 萨苏 老萨有发现

当有其他黑帮欺她是个女的进行试探时，仅仅就职一个月的松田芳子立即下手血洗了对手在涩谷宇田町的总部。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北京的天不会一直灰下去

• 日本学生集资大王之死

• 东宝映画8000影星大起义

• 弹钢琴引发的灭门惨案

• 家庭主妇把卫生纸都抢光了
  

日本黑社会的美女老大

* 本文选自《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萨苏 著）

最初看到照片上的松田芳子，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女演员深入生活，在贫民区体验生活；你也可能会认为她是一名政府官员，正在视察市区的建设情况。

▲ 穿得跟办公室OL（Office Lady）似的这位，就是被称作日本黑社会第一美女老大的松田芳子

照片上的松田芳子身穿西服套装，笑容可掬、文质彬彬，烫着当时时髦的齐耳短发，显得亮丽无比。实际上这名优雅的女士却是松田组的组长，日本黑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女老大，也被称为黑社会最美的女老大。

“松田组”控制着战后日本在东京最大的黑市市场之一——新桥黑市。

日本电影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山口组”、“武田组”的影子，黑社会是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赘生物。

日本战后黑社会势力发展十分强劲，这一方面是政治势力需要利用黑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高速发展，民间大量的资金流引发种种窥伺，金钱成为黑社会发展的温床。

由于日本战败，政府对民间的公开控制能力减弱（老萨好像举过一个例子，没了军队的日本政府连演员都打不过，想想“皇军”的野蛮凶横，实在是落魄的孔雀不如鸡），政界门阀因此产生了与黑势力相结合的需要，将黑社会组织作为控制民间的一种重要潜在力量。在左翼发起的反对日美同盟的“安保运动”中，日本首相岸信介等就曾借助黑道强人儿玉誉士夫的“赌徒军团”上街与左派对抗。

于是黑社会组织在政界的默许下，平时对商户进行盘剥，而在政治发生事件的时候又成为政治家们所使用的民间力量，充当打手，成为六十年代黑社会的常态。

这样的黑社会当然应该被人痛恨，然而，有趣的是向日本人问起来，他们的印象中，大多数黑社会组织同时具有以强凌弱、巧取豪夺的黑帮性质，也具有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侠义道精神。

这是因为有时候黑社会也会成为当地利益诉求的代言人，并遮遮掩掩地帮助所在地盘的经济界人士完成地方保护主义的任务。所以，在日本政府部门腐败，黑金盛行的时代，有时候黑社会好歹是真小人，比巧取豪夺的大人君子们让人还看得顺眼些。于是难免有些普通人对黑社会又恨又爱，甚至称暴力团的成员带有“硬式的仁义”。

▲ 领带与棍棒起飞，西服共血肉一色，这就是日本黑社会受邀镇压工人罢工的场面

日本在战前即存在有强大的黑社会势力，这主要是和日本政府相勾结的右翼团体，在战后这些右翼团体从政治领域开始进入经济领域，而由于当时日本社会结构的崩坏，经济的低迷，日本各地出现了黑市现象，来满足老百姓对于配给之外的物质需求。

新桥黑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由于这种黑市不受政府管辖，而又可以通过对当地的商贩进行横征暴敛获得利益，所以也成为各家黑社会组织争夺的目标。新桥黑市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即为关东松田组。松田芳子即为松田组组长松田义一的妻子。

好好一个美女，怎么会变成黑社会女老大呢？

说起来一言难尽，芳子当初也是被松田义一以抢男霸女的方式弄到手的。在1946年6月1日的火并之中，这名松田组的老大被其他黑社会成员枪击致死，此后在新桥的黑社会发生了一轮争夺新老大地位的争斗。

争斗的结果是几大势力都筋疲力竭，最后发现这名原组长夫人上台，谁也不会有意见，正是新领袖的最佳人选，于是松田芳子就这样被黑社会势力推到前台。

1946年6月16日，芳子就任该组织第二任掌门人。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这名女老大虽然看着温文尔雅，实际上外柔内刚、善于协调，当有其他黑帮欺她是个女的进行试探时，仅仅就职一个月的松田芳子立即下手血洗了对手在涩谷宇田町的总部。这一下子，吓住了敌人也吓住了自己人，松田芳子就此成为松田组历史上最强势的老大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民间，随着生活渐渐安定，社会秩序逐渐建立，人们对黑社会的恶感也越来越深。毕竟，有法律能够保护自己的时候，没人喜欢接受黑社会的盘剥。

七十年代以后，日本黑社会在市民的压力下逐渐转型，大多开始从事正当行业，成为日本一部分黑社会组织发展的道路。今天的日本黑社会其表现已比过去远为平和，要想看一回黑社会之间的火并，还要有中彩票的好运气呢。今天日本黑社会的形象有了很大改变。

说到黑社会的这个转变，就要感叹松田芳子的生不逢时了。

这话从何说起呢？

 

说女老大松田生不逢时，是因为在她大放异彩之后的二十年，日本黑社会开始抛弃打打杀杀的形象，开始向社会伸出橄榄枝。

黑社会就是黑社会，干嘛要扮演和平鸽呢？

你以为他想啊，那是让人给逼的。

谁敢逼黑社会啊？当然有人了，那就是日本的老百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日本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驱逐黑社会运动。

这黑社会穷凶极恶的老百姓没事儿惹他们干嘛？实在是因为黑社会自作自受，他们这种人，什么时候都不是省油的灯，一来二去，终于把老百姓惹急了。

▲ 直到今天仍有一些黑社会“死不改悔”，惹事生非，这是山口组枪杀长崎市长的现场照片

例如，1964年在日本松山两派黑社会组织，就是本地的香田组和外地进入该市发展的施田组发生了激烈的白昼枪战，致5人死亡、51人被捕，这样的枪战结果 使当地居民受到极大惊扰。于是在全市到处出现了反对暴力团——即黑社会的标语，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努力试图将黑社会清理出自己的城市。

日本老百姓清理黑社会也是几经曲折。

开始，日本百姓也是想找一个英雄人物来惩恶扬善，最好这样的英雄是日本首相，领导全国人民一起铲除黑社会才好。后来慢慢明白，无论竞选的时候形象多好，如果把铲除混蛋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他们最终会被发现或者也是混蛋中的一员，或者比混蛋还混蛋——英雄是需要权力的，而权力越大，越没法监督，英雄又不是圣人，不腐败变质才怪呢。

后来日本的老百姓忽然明白过味儿来——我们不需要英雄啊，我们只需要定好规则，然后督着那些搞政治的执行就是了——这是他们该干的活儿嘛。

话题扯远了，日本老百姓“懂政治”的过程，需要单独一篇文章来写的。日本这些政治家只要不被看成神，老百姓和他们的关系，也和顾客与商店的关系差不多。

你会把你们家门口超市的老板当爷爷供着吗？当然不会，不管他家门朝左开还是朝右。

反正，日本的政界在老百姓的逼迫下，“被”支持扫黑了。

人民的力量一旦爆发，国王也会被吊死，何况黑社会？如今，日本的中小企业门口多有一个木牌，写着：暴力团追放。翻译成中国话不那么通顺，意思还是可以 明白，就是 “赶走黑社会”。

众志成城，面对这样的情况，日本的黑社会也不得不随着时代开始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例如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就曾雇佣当时日本最优秀的检察官田中森一作为其法律顾问，而更多的黑社会组织则开始隐藏自己的锋芒，向准政治组织，准经济公司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虽然带有一定欺骗性，但骗得时间长了，黑社会组织的某种内在变化也就随之发生。

黑社会转型的情况在日本六七十年代的历史上比比皆是。

怎么转呢？

1971年在日本的广岛，曾经发生一件令新闻界瞩目的事件。因为当时广岛的暴力团经常相互殴斗，闹得太过分，很多老百姓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取缔黑社会，爆发了针对黑社会的强烈抗议行动，面对民愤黑社会的政治保护伞逐渐对其失去了保护的能力。

眼看生存要出问题，正在对立的当地两组黑社会暴力团，江户川组和大施根组的组长即头领经过商议，在当地举办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对市民们取缔暴力团即黑社会的要求先发制人，提出从今天开始暴力团将不再进行暴力争斗，并且表示尽管我们是黑社会，但是黑社会也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我们将用行动来证明这一点。

从当时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到，两个组的负责人虽然在记者没有到来之前怒目相视，但在记者面前却表现得如同政治家一样握手言欢，一派其乐融融的场面。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改变民众对于黑社会的看法。

而两个黑社会组织的头脑则共同作出了要“为广岛市作出贡献”的具体决定，他们决定在广岛市承包和自费建立新的道路工程，来帮助市民解决出行难的问题。两个黑社会组织的头脑甚至一同前往工地视察，称之为这就是我们促进和平诞生的关键转折点，并且直接问记者——“难道这不是美谈吗？”

面对这些满脸横肉却一心做好事的黑社会成员，记者们除了点头称是，还敢说什么呢？

事实上尽管这两个黑社会组织表面上达成了合并协议，但是在他们共同修建道路的过程中仍然不断地发生争斗，甚至发生了大施根组的组员用枪狙击江户川组组长这样的重大事件。双方的斗殴也仍然在街头不断上演。

这种事情又引发了市民的愤怒，于是市民们又纷纷上街举行抗议活动，这一年年中，广岛县的县本部建立了暴力团犯罪检举本部，在全市对黑社会进行取缔活动。两个黑社会组织见势不妙，赶紧约束部下，真的认认真真做起建筑工人来。

这样一来，因为当时日本正在大规模建设阶段，建筑队奇缺，就有不怕死的商人找黑社会来修楼。

后来两位老大发现，做建筑业挣的钱，居然比收保护费还多！

经过这样一番反复，最终在广岛的黑社会开始销声匿迹，他们开始了所谓夹着尾巴做建筑工人的日子。而相应的，市民也对他们的转型做出了欢迎的态势——毕竟，有人给无偿修路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就这样，七十年代以后，日本黑社会在市民的压力下逐渐转型，大多开始从事正当行业，成为日本一部分黑社会组织发展的道路。今天的日本黑社会其表现已比过去远为平和，要想看一回黑社会之间的火并，还要有中彩票的好运气呢。

说到阪神大地震，很多日本人对黑社会还充满感激，说当年地震的时候日本政府反应不及时，是暴力团首先行动起来，抗震救灾，给大家送面包的。

教我日本语的老师说，山口组这样的组织，内部管理很严格，不亚于一家跨国公司，而且纪律如同八路军，热心公益不扰民，成员违规，惩处也很严厉。

所以，松田芳子实在是有些生不逢时，在战后能控制一个庞大的黑市，日进斗金，威风八面，固然可称风光，但毕竟不是一个漂漂亮亮女孩子家该干的事情吧。若到了今天，这位美丽的女老大，完全可以成为继续改善形象的日本黑社会的代言人嘛。

那该叫啥呢？对，或许就该叫“暴力团宝贝”吧。

今天，要在日本接触黑社会或者暴力团不是难事。有时候大街上就可以看到暴力团老大上汽车，周围一圈儿鞠躬的小弟，还觉得很有意思。

走在日本街头，有人告诉我，只有两种人永远西服领带，皮鞋锃亮。一种是公司职员，一种是黑社会。

那怎么区别这两种人呢？据说只有发型不同，公司职员是分头，而黑社会成员是寸头——如果谢顶，那就没法区分了。

就这么点儿区别？

或许……就这点儿。

完